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唱响“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的开展，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内涵，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师生了解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增强了其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中秋节的总结，方便大家学习。
中秋节的总结1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我园在节日前夕开展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孩子欢聚一堂，说着中秋节的故事、唱着中秋节的儿歌，老师们也纷纷给孩子们讲起了有关中秋节的故事，让孩子们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丰富了科学知识，在优美的故事中感受到传统节日的熏陶。
小班开展的“庆中秋”活动，主要以“快乐”为中心点，让幼儿体验幼儿园这个大家庭的团圆与快乐，激发幼儿乐意上幼儿园的美好情感。中班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幼儿了解了中国传统节日的许多习俗，更让幼儿学会了分享，提高了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参与中秋节各种活动中能大胆自信地表现自己;简单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和祖国的传统文化。大班幼儿对其有深厚的兴趣及探究欲望。由于幼儿对民间节日、习俗了解较少，所以在开展这一主题活动时主要涉及到社会、语言、艺术等领域，并运用多种活动形式来组织集中活动。
我们进行主题庆祝活动，利用本学期增添的电脑与触膜电视，老师做了PPT，让家长与孩子知道中秋节的来源、中秋节为什么吃月饼、各地如何庆祝中秋等，各班还用不一样的活动形式来进行庆祝，小班组的亲子作画《水果宝宝》;中班组亲子制作《水果娃娃》;大班组亲子制作《水果拼盘》;在整个过程中，每个孩子与家长都非常积极投入到每个环节里。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开展得很顺利，在这里非常谢谢各位家长朋友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因为在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你们充分的准备、积极的参与，你们别出心裁的创意也令孩子们格外开心和快乐，也让孩子在活动中学习到各种各样的技能，提升了浓浓的亲子情。
参与是一种快乐，创造是一种享受，合作是一种幸福。通过此次活动，提高了幼儿的动脑、动手操作能力和想象创造力，同时也进一步增进孩子与家长的亲子感情，有效促进了家园联系。
中秋节的总结2为了欢庆我国这个古老的传统佳节，更为了借此机会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及感恩教育，在学校领导的组织安排下，各班成功开展了以“知民俗庆中秋”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在这次主题教育中，同学们通过查阅资料，向大家介绍了中秋节的来历，还用古诗词诵读和吃月饼等多种形式，了解了中国节日，过中国节的爱国情感。
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中秋节的传说是非常丰富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故事流传甚广。同学们一一了解了中秋节各个朝代的传说：中秋传说之一—嫦娥奔月;中秋传说之二——吴刚折桂;中秋传说之三——朱元璋与月饼起义。学生们还饶有兴趣地布置软木板，用丢弃的月饼包装盒制作城市建筑模型，既环保又开发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结合时代潮流体现了浓浓的中国情。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使同学们不仅了解到了更多有关中秋节的知识和故事传说，让学生对中国这一传统佳节及传统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热爱;而且也使同学们懂得感恩回报，对全体学生进行了很好“感恩”教育，从而激发同学们去努力学习，用以报答父母恩情。
主题班会给同学们留下美好深刻的回忆，这次庆中秋主题班会让我们今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更加友好快乐地相处，使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得到更好的传承。
中秋节的总结39月x日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为使广大师生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广泛挖掘与诠释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使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珠溪镇玉滩中心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唱响“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
为了欢庆我国这个古老的传统佳节，更为了借此机会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及感恩教育，在学校领导的组织安排下，各班成功开展了以“欢庆中秋”为主题的班会。在这个主题班会活动中，我们学校的每个班都布置了充满节日气氛的活动室，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同学们通过查阅资料，向大家介绍了中秋节的来历;古诗词诵读比赛;中秋经典故事;中秋歌舞表演;猜灯谜;说中秋佳节祝福语和吃月饼等多种形式，了解了中国节日，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增强了我是中国人，说中国话，过中国节的爱国情感。主题班会给同学们留下美好深刻的回忆，这次庆中秋主题班会让我们今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更加友好快乐地相处，让同学们知道了中秋节的风俗习惯，感受到了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使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得到更好的传承。学校也对这次庆中秋主题班会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各2名。
同时在中秋中秋之前，学校就大力宣传中秋节的相关文化，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中秋节的美好氛围。学校广播站则播出了学生们精心准备的中秋特别节目——我们的节日—中秋节。播音内容有中秋的故事、说中秋的习俗、赏中秋的诗篇、送中秋的祝福等，让全校师生了解中秋节的相关文化，感受到了中秋节的美好氛围。
学校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在这团圆的日子里，留守儿童的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孩子们不能和自己的父母团聚，所以领导还特意组织留守儿童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节，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还品尝了香甜的月饼，让孩子感受到了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和学校领导对他们的、关爱。
总之，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唱响“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的开展，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内涵，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师生了解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增强了其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
中秋节的总结4中秋佳节即将来临，在围绕主题《中秋节》开展的活动中，孩子们参与活动的兴趣之浓令我至今难忘，在_月饼的过程中热情之高、氛围之浓，活动效果之好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尤其是在学习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时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画面……
记得那次在学唱歌曲前，我讲述了一位红军老爷爷的故事，老爷爷为了保护一群革命者的后代，本该退伍的他毅然留了下来照顾这些可爱的孩子。为了能让孩子们在中秋节那天吃上月饼，亲自到山里去担水，不料被敌机的_击中，身负重伤，但仍然支撑着受伤的身体与孩子们一起做月饼，直到月饼煮熟孩子们才发现他们的爷爷再也站不起来，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故事讲完了，教室里一片寂静，再观孩子们脸上的表情，个个显得及其沉重，有的孩子眼里竟噙满了泪花。
看着这一幕我的心情也无比激动，紧接着，我便声情并茂地将《爷爷为我打月饼》演唱了一遍，孩子们一下就明白了歌词的意思，学唱两遍就已基本掌握，看得出，他们演唱歌曲的时候充满着对老爷爷的无限的深情，歌声是那么的动听，孩子们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忍不住跟着他们一起唱了起来。
接下来是学习做_月饼，等一切准备就绪，就见_x小朋友将小手举得高高的：“老师，我有话想对老爷爷说。”我看到她迫不及待的样子，微笑道：“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我要对爷爷说，爷爷没能吃上自己亲手做的月饼，我要_出的月饼送给爷爷吃，还想说声谢谢，他那么爱护我们小朋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会忘记他，他活在我们心里。”“老师，我也有话想说，要是爷爷能在我们中间，我要为他捶捶背，对他说您辛苦了，快歇歇吧。”“老师，我也想对爷爷说，老师……”
多好的孩子啊!都说现在的孩子缺少爱心，缺乏情商，其实是我们忽视了这方面的教育和培养。《纲要》指出，幼儿的社会情感培养渗透于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教育者应该创设一个能使幼儿接纳、关爱和支持的良好环境，避免单一的言语说教。一直以来对其中的领会不透，这次主题活动的成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这将对我以后的工作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秋节的总结5一、领导重视，各部门的积极的支持，是办好晚会的根本的保证。
中秋文艺晚会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大力的重视和关心，学校的领导指导工作，对晚会的定位、节目的内容等许多相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及时帮助我们解决在筹备的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学校各个学年办的有力的支持和协助也是晚会得以成功的重要的条件。此外，在高二一班同学们的大力的配合下，解决了我们无场地的尴尬，学生会团委的学生的无私的奉献，积极参与筹划，这一切都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在十分宽松的环境中得以顺利的进行。
二、全校师生的高度的热情参与和努力的工作，共同塑造了晚会的辉煌。
在学校下发的关于中秋晚会的通知后，许多住宿的学生都积极的准备节目，甚至在晚会前一晚通宵排演，保证了晚会的水平。校团委学生会成员也积极参与，出谋划策，推荐主持人，并积极参加演出。
三、精心策划，以专业的精神和敬业的态度保证了晚会的水平。
校团委在接到任务后，就开始了紧张的策划工作。首先动员住宿学生准备节目，然后联系申报场地，学生会团委成员积极准备，收集游戏，准备道具，布置场地。他们放弃了在这个日子里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从始至终坚持到最后。大家这种敬业的态度保证了晚会的水平。
[关键词]电影《山楂树之恋》；纯爱；背景音乐；主题歌
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发展了有声电影，随着影视制作技术的不断革新，音乐元素也被融入电影艺术中，从而生成了电影音乐。电影音乐囊括影片中的全部音乐元素，包括主题歌、背景音乐等，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电影故事的叙事中，传达出影片人物的细腻情感和彰显主题内容。《山楂树之恋》作为一部悲情的爱情电影，电影音乐紧密围绕着故事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为影片营造了纯纯爱恋的视听感受。影片通过光影和音乐等方面的作用，把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纯真爱情故事缓缓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一、纯美的故事――电影《山楂树之恋》
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山楂树之恋》讲述了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影片根据美籍华人女作家艾米的小说故事改编而来，且小说也是记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看罢这部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让观众不由自主地泣不成声，最打动人心的并不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真挚情感，而是老三默默无闻的为爱付出，为了心爱的姑娘甘愿痴心的付出与独自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他为静秋给予莫大的精神鼓励和充满希望的生活，他为了静秋甘愿承受默默地等待，等待静秋的毕业、参加工作、转正，甚至是等待她把所有的愿望都一一实现，但最后老三却被诊断出患了白血病，孤身一人默默死去。似乎这种纯美的爱情故事最后的结局都是走向死亡，从此那个死去的爱人永远活在另一个人的心中。影片中描绘了当静秋和老三初次相遇的时候，静秋就深深被老三唱的歌曲《山楂树》所吸引；两人准备过河的时候，老三本来想拉着静秋的手一起过河，但静秋不愿意，最后老三则寻找到一根树枝代替，两人就这样走过了这条洋溢甜蜜爱情的小河；当静秋悄悄跟随长林来到了河边，即使船已经飘远了，但躲在树林后面的静秋仍是忍不住要告诉长林在核桃袋子里藏了钱，同在船上的老三看到是静秋就非常兴奋地跳下船，并把钱硬塞给静秋，希望能帮助她买一件运动服。张艺谋通过精妙的构图和电影音乐的衬托，把人物内心的细腻情感呈现出来，且让人不禁感叹和感动这种古典、纯真的爱情。
二、优美的主题歌《山楂树》
主题歌是对影片故事内容的综合概括，电影《山楂树之恋》的主题曲是前苏联的一首经典老歌，且歌曲进行重新编曲就运用到影片中，主题曲《山楂树》的演唱者常石磊的声音如同空灵一般，饱满深情而又清澈透亮，对影片的情感基调进行了完美的表达且与电影的风格交织在一起。主题曲包含了歌词，在歌词的诠释作用下，音乐本身也就生成了直观的文学形象，音乐旋律的弹奏深深扣动了观众的内心世界，使其与电影音乐产生了情感的迸裂。之所以影片是选取《山楂树》作为主题曲，主要是它本身具有柔和的旋律，丝丝入扣传达出动人的故事，如同在阳光的照耀下仍然带着些许明媚的忧伤，歌曲营造的情感意境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青葱记忆。影片中描写了老三因为患有白血病而虚弱地躺在了病床上，静秋满脸泪痕地趴在床前，不断地在跟他重复说道，“我是静秋”，而从老三噙满泪的双眼望向的地方，画面中出现的是一张静秋和老三的合影贴在了抬眼就能望见的墙上，那个时候的他们还绽放着灿烂的笑脸，随之画面逐渐转化为根植于西坪村的山楂树，此时的画面又一次响起了主题歌《山楂树》，在主题旋律的衬托下，观众深刻体会到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那时在生命尽头之时仍惦记的爱人。歌词通俗易懂，但要真正传达出影片中的情感意境并不容易，演唱者对歌曲的情感处理，并没有机械复制歌曲本身的风格，而是站在现代的视角去反观那个时代的爱情，从而创造出独特的审美性。影片在结束的时候仍然响起了主题曲，同样把故事中的那一缕悲伤传遍开来，虽然这段爱情故事已经结束了，但印刻在观众心中的那份感动和真挚情感是难以忘怀的。
除却主题曲推动故事发展和营造情感氛围之外，主题歌还参与到故事角色中，电影《山楂树之恋》中静秋和老三的第一次见面就是由主题歌的牵引，画面中的老三一边拉手风琴，一边歌唱主题曲《山楂树》，手风琴是一种最佳的伴奏乐器，特别在表达忧伤情感的时候，手风琴的金属簧片声不断叩击观众的心灵。这种专属于俄罗斯小调的乐器总能弹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抑郁感，而老三就拥有这种抹不去忧伤的气质，静秋正是跟随着手风琴演奏的《山楂树》曲调而遇到了他，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纯真年代的怀恋，主题歌的旋律久久停驻在观众的心底，不绝于耳。
三、唯美纯洁的场景音乐
场景音乐主要服务于电影情节的发展，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场景音乐是主题曲深化，伴随着剧情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运用于这部影片中的场景音乐主要分为两种，其一是筝和钢琴单音之间的合奏，这种音乐类型主要引用在静秋还不知道老三患了白血病的时候，在这个阶段主要借助场景音乐来营造出男女主人公羞涩而又愉悦的爱情；其二是弹拨演奏和弦乐共同创设的场景音乐，这一类型的音乐大量出现在静秋得知了老三病情后，反映了静秋当时几乎崩溃且惊慌的心理感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音乐把电影故事的讲述划分两个部分，音乐来自于生活，所以场景音乐在此处的应用正是对主人公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情感的表达。场景音乐同样具有抒情的作用，不论是节奏或者旋律的相同，但只要借助不同的乐器表达就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情感体验。其中前一部分的场景音乐主要为影片故事营造了纯洁烂漫的氛围，而静秋和老三就是在这种氛围的包围下产生了真挚的情感。后一部分的场景音乐则因为融入了弦乐，所以在无形之中为唯美的爱情故事增添了一丝的悲凉感，大提琴的厚重，小提琴的明亮，共同谱写了那份纯真的思绪，且为故事的悲剧转折奠定了情感基础，深深牵动着观众的心弦。
在电影情节的关键之处，例如男女主人公一起骑自行车、产生误会，甚至是在医院离别的时候都巧妙融入了背景音乐，而且背景音乐始终都是淡然、素雅的曲调，采用钢琴等乐器营造出唯美、静谧的情节画面，旋律缓缓倾泻而出，就好像是一波波光晕在一层层的散开。影片中最令人揪心的一幕出现后，场景音乐也不会显得突兀，一如平常的柔和，所以有很多观众往往沉浸在感人肺腑的情节画面中，却丝毫没有注意到音乐已经在逐渐飘散，并悄悄渗透到观众的心田。因此，电影《山楂树之恋》的背景音乐已经与电影情节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很自然把它们看做是一个艺术表现的整体，从某种角度来说，音乐融合到电影艺术中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人完全忽视了音乐的存在，但音乐确实在潜移默化地作用于观众的视听感受，甚至是心灵世界。
四、婉转凄美的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在影视创作中主要发挥了表明时代特征、指示情节环境的作用。往往在欣赏电影剧情的过程中很容易忽视了背景音乐，而正是因为它恰到好处的出现，才起到了深化电影主题的作用。当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片头音乐结束后，电影故事就开始呈现，远远出现了一辆客车，与之前音乐营造的安静感觉相对比，客车的引擎声显得很尖锐，当客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高分贝的鸣笛声就好像把人们带入了40年以前。张艺谋注重电影的细节呈现，所以他对声音的处理很细腻，包含了瓷碗相互碰击的声音，有破旧木门的吱吱响声，也有舞台地板塌陷的声音，等等，这些声音元素的融合有效表明了电影的时代背景，对电影人物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综合的概述。背景音乐在《山楂树之恋》中的运用，还能发挥暗示人物心理的作用，影片中讲述了静秋妈妈是不支持他们恋爱的，当时老三提出最后的请求，帮静秋换一次绷带，此时的背景音乐充满了温柔的情感，就好像是老三当时的心理状况；与此同时，静秋妈妈坐在一旁在钉信封，时而发出叮当的声响，这个机械一般的声响与柔和的背景音乐形成了明显对比，反映出人物纠葛的情绪。
电影《山楂树之恋》中出现了两人借助树枝牵引过河的画面，当时羞涩的静秋并不愿意与老三拉手，最后老三就寻找了一根树枝来牵引静秋过河，接着老三就慢慢把手移近静秋，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合为一起。影片对这一处画面的刻画，观众并不会觉得老三想占静秋的便宜，主要是因为背景音乐在此时恰到好处出现了，把两人的青涩爱情和纯真情感生动刻画出来了。在影片的另一处情节中描写到静秋去探望生病的老三，两人隔着一条河无声地诉说不舍之情，并借助肢体比画拥抱的动作，背景音乐的出现好像在暗示着即将要发生的悲剧，好像在说明静秋和老三好像被命运之神掌控了，且不可避免预示了悲剧的结局。老三好像早就知晓了死亡距离自己很近，所以他想在死亡来临之前多看一看静秋，在他的世界里几乎把静秋当做是生命的延伸，他要静秋好好生活下去，帮他多看看这个世界，感受生活中的美丽色彩。纵观整部影片融入的背景音乐，在柔和的旋律之中总是夹杂着些许的凄凉感，不仅震撼人们的眼球，还深深净化人们的心灵世界。背景音乐令人久久沉醉在静秋和老三的爱情之中，远远地在人们的心口飘荡开来。
五、结语
音乐往往能激发人的情绪，甚至在有些时候，音乐对情感氛围的营造和故事的叙事要比画面更生动形象，更打动观众的内心世界。纵观电影《山楂树之恋》植入的音乐元素，无论是主题曲还是背景音乐都成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加深人们对故事情节的印象。电影《山楂树之恋》讲述了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电影音乐也完全辅助电影叙事的完成，一同推进故事的高潮发展，且主题曲《山楂树》、场景音乐以及背景音乐都恰到好处渲染了唯美纯真的情节画面，给观众营造了一场震撼心理的视听盛宴。
[参考文献]
[1] 安晓燕、从电影《山楂树之恋》看陈其钢的电影音乐[J]、青年文学家，2012（05）、
[2] 张静茹、从《山楂树之恋》看电影音乐创作――电影音乐的手法与境界杂谈[J]、电影文学，2012（13）、
【关键词】小学生 生活化作文 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5-0116-01
一 生活化作文理念
1、体现真挚情感
教师一般要求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确保主题明确，但大量实践表明，学生的作文普遍存在说假话、说空话的现象。因此，最新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删掉了以上的要求，明确提出，写作需要真挚的情感，力争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真实感受，不说空话、假话。
2、勇于表达个性
长期以来作文教学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习惯性地要求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墨守成规，当学生中出现有创新和个性的作文时教师就会忧虑，担心这样的作文会得分很低，这种心理不利于学生的作文情感表达。因此，《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应当尽量为学生写作提供自由的空间，尽量不要束缚学生写作，鼓励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创新思想。
二 小学生作文写作现状
小学生写作时，时常会产生提笔忘字、不知所云的现象。更有一些学生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只能在各种参考书籍中抄一个开头和结尾，之后凭空捏造中间部分。写作的重要源泉就是生活，偏离实际生活，作文就像无水之井，缺少生机和活力，使人感到枯燥和乏味。很多学生不但对生活缺少体验与观察，还缺少对事物进行认知的主动性，造成在写作过程中题材陈旧、生搬硬套，缺少创新理念，甚至是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写。
三 小学生生活化作文教学实践策略
1、情景模拟，进入生活
学生作文缺乏生动性、不够详细的主要原因是教师没有为学生设置适当的生活情境，教师不妨营造一些较为典型的生活情境来指导学生练习。
例如，教师在教学“我的建议”时，就在课堂上背上书包饰演了一名游客。“今天，老师要去春游，不知道去哪。现在，我想请同学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老师提最好的建议，注意开头要使用我建议或者我希望，描写你建议去的公园的景物，有什么理由值得去。”此时教师在讲桌上摆出了附近两个公园的景物图片，让学生们选择。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但与生活贴近了，还会觉得非常新鲜，并且给老师提供了建议，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2、大胆表达，体现生活
通过在生活中的亲身体会，学生自然会真心地描写和赞美生活，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表达，是最真实的体现，生活化作文最关键的因素便是学生对话生活。
老师教学《秋天》的作文课。教学经过：（1）讨论秋天的生活。学生讨论喜欢或者不喜欢秋天的原因。（2）充分思考秋天收获的果实。红红的苹果；金黄的香蕉；晶莹剔透的葡萄；火红的石榴；圆圆的西瓜。三人为一组，共同讨论，之后记录下来。不能告诉其他小组，并且用一句话陈述原因。（3）总结。
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在教学中，教师通过提示、欣赏以及回忆等方法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进行记忆和观察，充分感受到万物成熟的喜悦，积极体验了秋天生活的特点。
3、飞跃思想，升华生活
学生在作文中，不是对祖国和党进行颂扬、感悟伟大的精神，就是深刻揭示哲理，这似乎形成了小学生作文的公式，对于小学生学习作文造成了不良影响。可以从以下几点改变公式：（1）从小至大：作文结尾位置，将前面提到的比较小的范围提升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进一步对作文的主体进行升华；（2）由物至人：在作文前端，深入刻画与描绘某一事物，在作文结尾，则将赞美这一事物逐渐转移到类似于这一事物品格的人并对其赞美，进而有效对作文的主题进行升华。
如作文教学要求介绍一下你最熟的一个人。首先，引入激情，“老师这节课给你们带来了一些老朋友，你们还记得他们吗？”此时、徐悲鸿、林则徐的图片出现在屏幕上。“你们了解他们什么？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做的一些事也产生了影响。”“同学们，你们都记得他们的哪些事？”“同学们，你们是否想过，这些故事的真正含义？”“现在我们对下面的故事进行阅读，想一想你从故事中得到了怎样的启示。”学生就《长征》和《虎门销烟》两个故事互相讨论这两个故事中包含了什么启示。其次，鼓励学生，讨论交流。学生讨论后明白这些故事体现出了爱国精神。再次，设置情景，自己的爱国故事。“之前听的都是别人的故事，有没有自己的爱国故事？写出自己的故事。”最后，升华情感，总结名言。“下面谁可以讲解一下本节课的收获？谁可以使用一句或者几句话讲一讲自己的收获？”通过最熟悉的人物进行切入，轻松引入他们的故事，利用故事进一步对他们的故事进行了解，进而产生榜样力量。
参考文献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关键词】 孔子/易传/春秋
近几年来，随着诸多先秦、秦汉简帛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许多疑案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曾受到广泛怀疑的孔子传《易》之说，终于初步得到了证实。但还有许多深层的问题尚待探讨。如：孔子为何“晚而喜《易》”并传《易》？其与孔子作《春秋》有何联系？对孔子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虽然早已有人论及，但由于对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尚未突破前人窠臼，故多有似是而非之论，笔者试结合对孔子作《春秋》的最新研究，对此作探讨与辨正，与同好切磋商榷，并就正于方家。
一、孔子“晚而学《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
帛书《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1] 这与司马迁之所记恰相吻合。《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正义》：“《易·序卦》也。”)《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第1937页)[2]《论语》对此亦有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第144页)[3]
孔子为什么“晚而喜《易》”？为什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对此，前人曾有种种怀疑与不同的诠释。近年来论者虽也承认孔子传《易》，但对孔子这位一向“不语怪力乱神”不相信占卜的圣人，为何到了晚年，突然对占卜的《易》感起兴趣，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孔子读《易》，直接出自其作《春秋》的需要。《史记》记载：“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2] 这就是说，孔子于五十六岁鲁司寇受挫时，即萌生作《春秋》之志。《史记·孔子世家》亦记：“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第1943页)[2] 可见孔子立志作《春秋》，是从鲁司寇受挫发现“吾道不行矣”之时开始(而非如传统所传说的“获麟而作《春秋》”又“绝笔于获麟”——此乃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所炮制的经学神话，其荒谬不值一驳)。而作《春秋》，就不得不精通于《易》。一来古代史与巫相通，史中多有占卜之记(卜辞亦为史)。若不通《易》，则无法通史。二来，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已经普遍形成引用《周易》的习惯，不仅史官普遍用《周易》占卜，而且，一般官员、士大夫，也普遍引《易》占筮。对此，据各国史料汇编的《国语》中也有明确记载，如：“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国语·晋语》，第362页)[4] 公子重耳非巫而亲筮之，司空季子引《周易》而解之，可见当时《周易》的普及。据不准确统计，今之《左传》引《易》及占卦就有一百余次，其中引《易》“象”四次，引《周易》十余次，记占卦九十余次。很难想象，若非通《易》，如何读懂史料，又如何能作《春秋》？
正是为了作《春秋》，孔子才发奋学《易》。其时孔子已年过五十六岁，因后悔学《易》太晚，故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如果让我多活几年(即能倒退几年)，五十岁就开始学《易》，那我就能(运用自如)不会发生大的过错了。因《易》深奥，故手不释卷，以至“韦编三绝”。
但一些论者却认为“《春秋》作于孔子辞世前两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易传》的著述时间当在返鲁之后，作《春秋》之前。”[5] 将传《易》与作《春秋》隔裂开来，于是传《易》便成了空穴来风；于是一向不信算命占卜的孔子为什么突然对这部算命的书感兴趣并将其改造成贯通天人的宏著，只能归因于圣人的天才与特异功能了。
二、孔子传《易》之“窃义”与作《春秋》之“窃义”异曲同工
“《易》本为卜筮之书”，这是早在宋代朱熹就已明确指出的。“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卷六十七《易·纲领下》，第1475页)[6]“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著物上。……到得夫子，方始纯以理言，虽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说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同前，第1477页)[6] 不仅明确区分了《易》之成书的三个阶段，而且指出《易》理出自孔子。
《易》本是卜筮之书，其卦爻辞乃据卜筮命中率较高者所整理，虽然《易》的作者在卦序的建立与排列上有整体的理性及一定的哲学思维(如世界事物间的对立与转化观念)，但其卦爻辞的内容包罗万象，各卦辞间本无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自孔子作传后，方赋予其统一的易理。这恰为今所出土的先秦典籍所证实：
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1] 孔子说出了他与巫、史的本质区别：巫赞而不达于数，史达数而不达于德，孔子则唯德义是求。这段话，不仅印证了朱熹的推断，而且与今本《易传》正相参证。
如《乾卦》卦爻辞：“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第13页)[7]《乾》之卦爻辞只讲凶吉，其“九三”爻的“终日乾乾”究是何意，并不十分明确。而《易传》作者则解其意为：“《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同前，第14-15页)[7] 将讲究神道天命为主的卦象，解为以人事为主并强调君子道德修养的道德论，这不能不说是对《易》的根本改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易传》中有直接引孔子之语以解者：“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同前，第15-16页)[7] 证实此种思想观点，出自孔子。将占凶吉的卦爻辞，解释成君子进德修业和自省修政的教义，这可以说是孔子对《易经》的独具匠心的“窃义”。
笔者认为，孔子对《易经》的“窃义”与他作《春秋》的“窃义”，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第338页)[8]
孔子是如何作《春秋》“窃义”的？这是两千年来争论不休而至今依然烟深滓重是非不明的重大问题。由于这一根本问题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解决，故直接影响到一系列学术问题的深入。在《易》学研究上同样如此。笔者深感有一辩是非的必要。
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就是对《春秋经》进行“一字之褒贬”的“笔削”，以便显现其“微言大义”。对此，其实早在唐代刘知几就以“惑经”为名，对其提出“虚美者五”“未谕者十二”的责难。朱熹、郑樵也都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朱熹说：“《春秋》只是直截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1480页)[6] 郑樵痛斥：“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通志·灾祥略》，第1905页)[9]
但至今还有论者引《史记》中的“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孔子世家》，第1943页)[2]，以明孔子“修”《春秋经》①。其实，这段话与司马迁别处所述的孔子《春秋》矛盾，很可能出自后人插笔。《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明称孔子所作“《春秋》文成数万”(第3297页)[2](而《春秋经》文仅一万多)，“《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经》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亦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二——笔者)。在详述孔子作《春秋》渊源与影响的《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首提《左氏春秋》，而一字不提被认为是《春秋经》“嫡传”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反之，《史记·儒林传》述《春秋经》的流传源流时，则唯提《公羊传》《谷梁传》，只字不提得到孔子《春秋》“亲传”的《左氏春秋》。这就充分说明，司马迁所称的孔子《春秋》绝然不是《春秋经》。笔者于拙著《〈春秋〉考论》[10] 中以先秦两汉以来典籍中的大量史料考论，全面批驳传统成说之谬(由于问题重大，涉及面广，此不赘)，指出：孔子所作《春秋》，不是传统经学家所说的《春秋经》，而是内容和思想都与之大相径庭的另一部独立的《春秋》。孔子因其《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不可以书见”——不能把书给学生看，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孔子《春秋》——笔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第509-510页)[2] 这就是说孔子《春秋》被左氏为存其“真”而改编成了《左传》(考《左传》中弑君恰为三十六，亡国恰合五十二，这说明《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源自孔子《春秋》)。换言之，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不表现在《春秋经》，而表现于《左传》。
从《左传》中，我们的确可以考见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之迹[11]。例如，《国语》与《左传》都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的史实，而二书之内容与思想倾向大相径庭。《国语》中之管仲大谈法家路线，“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修旧法”，推行“轨长制”(《国语·齐语》)[4]，富国强兵，以实现争霸理想。而《左传》中的管仲则极力提倡招携以德、怀远以礼，宣扬德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左传》记载，僖公七年，管仲劝阻了齐桓公武装侵郑的企图，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左传·僖公七年》，第318页)[12]“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同前，第317页)[12] 僖公四年管仲代表齐桓公以“尊王”为名，不用战争而迫使楚国就范(《左传·僖公四年》)。这与《论语》中孔子所赞扬的管仲恰恰契若符节：“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第311页)[3]。《左传》思想倾向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而据其他先秦史料，如《管子》等所记，《国语》较接近史实。显见得《左传》经过作者的加工，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可见，孔子作《春秋》的“窃义”是通过有意识的剪裁取舍和对史实的内涵进行改造，以突出其“德义”的主题，这与《易传》的“窃义”可谓同一机杼，殊途同归。
孔子作《春秋》的主导思想，是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治国安民之道，指出政权的不稳，源于统治者本身的腐败，故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纲领。所谓“克己”，是要求执政的“君子”加强自身修养，“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3]。而《易传》中恰恰也贯穿了这个思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文言》，第19页)[7]。明确指出保权位的问题：“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第79页)[7]
《易传》全文具有明确的中心，主要集中于治国特别是君子“进德修业”的修身之道上，如《大象传》主要就是讲君子修德与国家治理。《文言传》也主要讲修辞立诚。
《周易·大象传》中大半标明君子修身正位治国之道，使《易》成为君子明德修身知戒惧之器。这就是孔子传《易》以“窃义”的本旨。
需要指出的是，对《易》进行“窃义”的改造，首先表现于孔子《春秋》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如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下坤上坎)，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而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左传·昭公十二年》，第1337页)[12]——明确指出祸福由德，而不取决于占卜之凶吉。这种以德为先，置于卦占凶吉之上的思想，是《左传》的主导思想，贯穿于全书。
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的时代性产物，称其“成为当时的共识”[5]。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如果这真的已成为“共识”，孔子难道还会以“德义”高自标榜而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话吗？再说，与之同时代的《国语》中，三引《周易》，未见以德义释卦并置德义于卦占之上者，可以说基本没有这种思想。《国语》对占卜是绝无疑议的，甚至唯占是从。《左传》称民为“神之主”，置民于神之上；而《国语》总是民神并列。故《左传》这种德义至上的道德本体论，绝然不同于《国语》，不可能出自左丘明。相反，他与孔子则一脉相承。帛书《要》记孔子语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孔子所言，正与惠伯之语同出一辙。
还有一个更有力的佐证是《左传》襄公九年写穆姜解《易》之语：“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第965-966页)[12] 穆姜之语，完全同于《易传》之语——《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第15页)[7]，二者如此吻合，甚值得深思。章太炎认为是“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言，而孔子采之耳。”(《经学略说》，第65页)[13] 笔者认为，如果孔子之前“说《易》者”已“发为是言”，以“德义”解卦，则孔子就不会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的话了。春秋时期还是迷信鬼神、每事必占的时代，《易》的正常功能是占卜，以“德义”解卦的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它只能是出自博学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3] 不信占卜的孔子——孔子想利用这部宗教经典，宣扬他的以道德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论，故以“德义”解《易》，借神道设教，化腐朽为神奇。这对于《易》学具有革命的意义。穆姜之语，与前面所举昭公十二年惠伯的以德为先语意相同，都是孔子“以德义”解《易》的体现。在历史上，孔子是以德义解《易》的第一人。故此语只能是出自孔子之笔(这也可看作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又一佐证)。
三、孔子传《易》对其作《春秋》的影响
对《易》的研究，使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产生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大转变。
《论语》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第98页)[3] 这段话似乎可以反映孔子读《易》作《春秋》前即五十六岁之前其治学教学的特点。孔子前半生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学术目光未及“性与天道”，故学生“不可得而闻”。而学《易》之后，他把目光扩展到了“性与天道”，从本体论上为其仁学理论找到了基础，并建立了“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体的道德本体论，从而大大升华并完善了他的儒学理论体系。
帛书《要》记载：“子曰：‘《易》之道，[存乎其辞也。其用者，]此百姓之道[之谓]《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图，愚者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之，故为之以八卦。”[1]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孔子对《易》之道的朴素唯物与辩证的诠释。用《易》占凶吉，这是百姓的实用，而真正的《易》之道，在于懂得天地人道万物内部阴阳刚柔间相对立相转化的道理。今本《易传》之《说卦》与这段话正相呼应：“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第93-94页)[7]
天道讲“阴阳”。所谓“阴阳”即《系辞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对天道运动规律性的高度抽象。阴阳之道，乃天地变化的必然性。《左传》(亦即孔子《春秋》)中正是从这样的原则出发对阴阳的范畴作了界定：“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第369页)[12] 这里特地明确将“阴阳之事”与“吉凶”之事区分开来，指明“阴阳”非关凶吉，一方面确定了天道“阴阳”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突出强调了“吉凶由人”的人事主观性，突出了“德义”的重要。这种朴素唯物的阴阳观正是孔子作《春秋》和传《易》的哲学基础。
上面所谓的“刚柔”，指“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7] 的万物之道。孔子称之为“地道”，亦即事物的“损益之道”。孔子戒其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要》第九章)[1]。“君者之事”即社会政治，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之规律。所谓“刚柔”，为君之道的“刚柔”“损益”，具体的说就是以“刚”(刑罚)、“柔”(道德)来治民。战国楚竹书《季康子问孔子》篇记载孔子之言曰：“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谓仁之以德。且管仲有言曰：君子恭则遂，骄则侮，备言多难。”“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导(道)，逾则失众……好刑则不详，好杀则作乱。”[14] 这就是说，以“柔”德施民，民就能顺从，而用“刚”的刑罚杀戮手段，就会招致“作乱”，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君子要自“损”，自抑谦恭，“克己复礼”，才能顺遂成功。这就是“君者”的损益刚柔之道。
正是这种朴素唯物的宇宙观与辩证法，使孔子在他的《春秋》中客观分析统治阶级大权旁落的原因，将其归结为统治阶级本身的腐朽没落。“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叔向曰：‘然。虽我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况日不悛，其能久呼？’”(《左传》昭公三年，第1234-1235页)[12] 陈氏代齐，源于“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三家分晋，源于“庶民疲蔽，而宫室滋侈”。齐君残酷地剥削百姓，“民叁其力，二入于公”，最终众叛亲离——借用《要》中之语，君“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而陈氏贷粮给百姓则大斗出小斗进，故“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可谓“损之始凶，其终也吉”。这与《易传》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文言》，第18页)[7] 二者正相呼应。
《春秋》指出季氏专鲁，源于君室的世代腐朽：“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第1519-1520页)[12]。“一阴一阳之谓道”，《大壮》“雷乘乾”，即阴乘阳，阴极而向阳变化，故“利贞”，利于坚守正道。任何事物都向其反面转化，故“艰则吉”。运用解《大壮》卦象，归纳出历史之规律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天之道也。”《易》之《革》卦《彖》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第60页)[7] 意与此相通。
《易》之道，使孔子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朴素唯物的本体论与辩证法的高度。
《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第14页)[7] 这里的“乾道变化，务正性命”，把天道变化与“性命”之“正”统一起来。又进而与道德相联系：“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第93页)[7] 将“和顺于道德”与“穷理尽性”并提，这就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而以“穷理尽性”为“命”之前提条件与途径，又将“命”的内涵客观化。《易传》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说卦》，第93页)[7] 将天道与人事，客观性的“理”“性”与人伦的“道德”“义”统一起来。联系三者的桥梁是客观性的“性命”，指出《易》以顺从“性命之理”为目的，把“性命”与天理相统一起来。将宇宙万物的“天道”，与社会性的“立地之道”，及伦理性的“立人之道”统而一之，从而确立了他的以天道为基础，以“性命”为纽带，以道德为核心的“天—地—人”三位一统的仁学理论体系。
孔子在他的《春秋》中对此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刘子(刘康公)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左传·成公十三年》，第860-861页)[12] 所谓“受天地之中”亦即“天地之正”。命受于天地，性是命在具体之物的体现，而礼义的目的和作用是“定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第1457-1459)[12] 这段话全面发挥了儒家的道德本体论。将礼视为天地之经义，顺从礼，就是“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性”亦为物本身所秉受于天地者。“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十四年》，第1016页)[12]“淫则昏乱，民失其性”，只有顺从礼，方能“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将礼乐与性、命联系起来，提到本体论的高度，并把自然天地之道作为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依据，这就为儒家理论建立了最高的依据，哲学的基础。
由此可见，孔子传《易》与作《春秋》，是二而一的事，是相互促成者。作《春秋》，是孔子学《易》的原动因；而《易》的学习研究，使孔子作《春秋》及其建立道德为本的儒学理论找到了本体论的基础；作《春秋》的过程，又使孔子在传《易》时，更一步增强了他的道德本体论。
注释：
①其实，杜预即已引汲冢《竹书纪年》所书“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春秋经传集解·春秋经传后序》)据《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有人将句子断至“无召王”，则明显语气未完整。《史记·周本纪》亦有相关记载，明其为史官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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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董仲舒则以阴阳学说对秋冬嫁娶之说进一步加以解释阐发，其《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天之道，向秋冬而阴来，向春夏而阴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内。”王肃因之，《孔子家语·本命》篇云：“群生闲藏乎阴，而为化育之始，阴为冬也，冬藏物而为化育始。故圣人因时以合偶男女，穷天数也。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于此。诗云‘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也。冰泮而农桑起，婚礼而杀于此；泮，散也。正月农事起，蚕者采桑，婚礼始杀，言未正也。……诗云‘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归，当及冰未泮散之盛时也。”可见，王肃除了用阴阳学说解释以外，还从妇功农事方面加以论证。孔颖达总结上述诸说云：“《邶风》云：‘士如归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礼当在冰泮之前。荀卿书云‘霜降逆女，冰泮杀内，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则荀卿之意，自九月至于正月于礼皆可为昏。荀在焚书之前，必当有所凭据。毛公亲事荀卿，故亦以为秋冬。《家语》云群生闭藏为阴而为化育之始。故圣人以合男女，穷天数也。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业起，昏礼杀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颁爵位。《家语》出自孔家，毛氏或见其事，故依用焉。”（1）[377]诸家均以秋冬为婚礼之期，且均似言而有据，是有道理的。古人最重农业生产，春、夏、秋之季农事正忙，而霜降以后，正所谓“十月涤场”农事已毕，方可办婚事。是婚始于农事毕，止于农事起，此说应比较古老。而《卫风·氓》之“秋以为期”与《邶风·匏有苦叶》之“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即为婚期在秋、冬的明证。
郑玄则提出以仲春为婚礼之期的观点，其《周礼·地官·媒氏》注曰：“仲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无故谓无丧祸之变也。有丧祸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丧记》曰：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班固与郑玄同，并同样用阴阳学说作解。其《白虎通义·嫁娶》篇云：“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显然班固、郑玄均把《周礼》所载的仲春之会看作是嫁娶之时。并认为，周代的嫁娶季节依礼而行只在仲春，除非有丧葬之故，否则不可改变。由于郑玄坚持嫁娶季节在仲春，所以他把《周礼》的仲春之会也看作是举行婚礼，可能有误。依笔者之见，《周礼》的“仲春之会”是周代社会礼与俗互相结合的产物，不是男女举行婚礼之期，而是一种特殊的婚恋习俗，是男女的婚恋之期，是当时的青年男女在仲春时节可以自由选择配偶的一种婚恋礼俗。（2）[53—59]但是，在先秦文献中又确实存在春季行嫁娶之礼的记载。如下文将举《诗经》“二南”中的例子，而《春秋》、《左传》所载春季逆女之例更多，这到底该如何看待呢？
由于主张上述二说者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均能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由此而来，后人或持毛传之说，或步班固、郑玄后尘，两派学者千百年来始终争论不休。当然，也有与二者意见不同的，如《管子·幼官》在列四时之事时，就说在春秋两季都可以有“合男女”的情况；而晋束皙则提出上古嫁娶无春秋为期的规定，而是四时皆宜。唐代杜佑亦赞成束氏之说，云：“婚姻之义，在于贤淑，四时通用，协于情礼。安可以秋冬之节方为合好之期？先贤以时月为限，恐非至当。束氏之说，畅于礼矣。”（3）[59]
对此问题，当代著名学者李炳海先生则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论断。他根据不同部族、地域文化的特点，参照《春秋》、《左传》所记载的某些嫁娶事实，提出先秦时代的嫁娶季节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一是晋地系统，迎娶时间在春季；一是周、齐、鲁系统，迎娶季节在秋、冬至初春。前者是按夏历计算，后者是按周历行事。杨伯峻先生指出：‘以《传》文考之，晋即行夏时者。'事实的确如此。至于周、齐、鲁，基本是按周历行事，有时也兼用夏历、殷历为参照。尽管如此，晋地和周、齐、鲁在迎娶时月上的差异仍然是明显的，一为春季，一以秋冬为主，两个系统不相混淆。”（4）[337]提出先秦嫁娶季节存在两大系统并行之说。并认为先秦文献记载中关于嫁娶季节的这种时月差异是不同地域产生的夏文化与商、周文化差异的体现。同时还强调指出束皙与杜佑所说先秦嫁娶不限时月，四季通常的说法是“用后代的婚俗习惯去推逆先秦的嫁娶时月，无助于问题的解决”。（5）[27]从不同部族、地域文化色彩的角度来分析各自在嫁娶时月上的不同习俗，其独特的视角确实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以至于其后再无人对此问题提出异议。
然而，针对上述观点在先秦嫁娶季节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我们通过《诗经》中的有关记载，并结合《春秋》、《左传》等史书进行了认真地考查，得出了周人嫁娶四季皆宜的结论。证明束皙与杜佑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们认为《诗经》“二南”是西周王朝直接管辖地区的诗歌（6）[20-27]，其对周人嫁娶时月上的记载也必然会反映出周代婚礼的嫁娶时间礼俗。所以对此作了考察。而研究结果表明，“二南”中所反映的周人嫁娶时期，既有春季，也有秋、冬。从而证明单纯说春季或者单纯强调秋、冬为周人的婚礼之期，都是错误的。分析如下：
（一）春季嫁女
现代多数学者认为《周南·桃夭》反映了周人在春季举行婚礼的习俗。持这种说法的人往往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作为判断的根据，如说：“这一方面用艳丽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一方面比喻其出嫁的时间。诗中虽没有言及春天姑娘出嫁，但我们知道，只有在春天桃树才能枝叶繁茂，开出鲜艳的花朵，说明这位女子是在春天出嫁。‘桃之夭夭'为嫁娶之时。”（7）[236]我认为这样的联想是不实际的，因为《桃夭》共有三章，第一章言“灼灼其花”，第二章言“有蕡其实”，第三章言“其叶蓁蓁”，有花有实，而且叶子茂盛，显然只是以桃树比喻新娘既美貌如花，又会子孙满堂，是对新婚女子的祝愿之词，婚期在何时，均可适用。故与女子春天出嫁无关，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嫁娶季节的根据。
然而，在“二南”中也确实反映了周人有在春季嫁女的内容。《鹊巢》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毛传：“鸠，鸤鸠。……鸤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郑玄笺云：“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一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鹊作成巢而鸠来居是在春季，用以兴“之子于归”的季节，显然这嫁娶之时亦在春季。
《何彼襛矣》云“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又说“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这是描述王姬出嫁的场面，正直唐棣之花艳丽盛开的季节，王姬乘着雍容华贵的车子出嫁了。唐棣之花既如桃花，又似李花，桃、李之花均在春季开放，所以说明这是春光明媚的季节。
以上二诗均属《召南》，在陕之西，非为晋地，而是宗周所在，以丰、镐（即今西安、咸阳）为中心。表明周人嫁娶本即可以在春季进行。并不是只有晋地，即李炳海先生所谓的夏文化才有的习俗。
（二）秋冬娶女
在“二南”中，同样记载了秋、冬娶女的习俗。表明在秋、冬季节举行婚礼亦是周人的基本习俗。
《汉广》云“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又云：“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以刈楚、刈蒌为薪起兴“之子于归”，说明婚礼之期是在秋、冬季节。
《逸周书·文传》说：“山林非时不登斤斧，以成草木之长。”《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又说：“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管子·八观》：“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礼记·王制》：“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草木以时伐焉。”《礼记·月令》中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毋有砍伐”等记载。七十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田律》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槨）者，是不用时”的条文，这是说，除了因不幸死亡需要木材做棺材的以外，一律禁止在春天砍伐山林。《管子·轻重己》云：春尽而夏始，天子令毋斩大木，毋斩大山，毋戮大渊，“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至短，则伐木，取竹箭”。《礼记·王制》：“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也就是说，当时对伐薪的季节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说来，只有在深秋以后才允许砍伐林木。而在春、夏两季，由于草木正处于生长发育期，所以不可以随便砍伐。
这说明，在《诗经》中每以嫁娶之时出现伐薪事象，一方面因为婚礼时要点燃火把，而火把是束薪而成的；另一方面就因为正当入山伐薪的季节是嫁娶之时，因此在诗人心中也自然地把伐薪与娶女联系在了一起。说明周人的嫁娶季节也可以是秋、冬二季。
《汉广》属《周南》，在陕之东，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成周所在。成周为殷商遗民的集中地区。如金景芳先生所言：“周公克殷后，对于殷民的处理，一大部分殷余民分给了新建的宋，《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微子故能仁贤，乃代五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左传》定公四年则记载了在封鲁、封卫时，也都分给了一部分殷民。剩下的多半就是所谓‘多士'了，他们在原来的殷政权下应是有深厚基础的权门、势族，这些人则被迁于成周。《尚书·多士》就是为处理这部分所谓‘殷顽民'而的软硬兼施的文告。”（8）[121]从周公对“殷民”的处理，可以看出他们都集中在宋、鲁、卫三国与西周东都即“周南”一带。因此，《周南》地区人们在秋、冬季节举行婚礼的习俗，是克殷后的商、周文化融合的产物，说明商人与周人在嫁娶季节方面都有秋、冬娶女的习俗。不存在周文化与商文化的地域性差异问题。
“二南”所载的这两种情况表明，古人关于先秦嫁娶季节或只在春季或只在秋、冬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同时，由于属于周族活动的核心区域“召南”亦有春季举行婚礼的记载，从而也可以证明李炳海先生关于“晋地和周、齐、鲁在迎娶时月上的差异仍然是明显的，一为春季，一以秋冬为主，两个系统不相混淆”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把《春秋》、《左传》中关于嫁娶内容的记载作了统计，并将统计结果列表如下： 《春秋》、《左传》所载春秋时代嫁娶季节统计表：
鲁公世系编年 嫁娶季节与事件 所载之书 鲁公 在位之年 季节 事件 隐公 二年 春 莒子娶于向。 《左传》 秋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 。 《春秋》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左传》 七年 春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春秋》 八年 夏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 《左传》 桓公 三年 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翚如齐逆女。 《春秋》 秋，公子翚如齐逆女。 《左传》 八年 冬 冬十月……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春秋》 冬，……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左传》 九年 春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春秋》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左传》 庄公 元年 夏 夏，单伯送王姬。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冬十月乙亥，……王姬归于齐。 《春秋》 十一年 冬 冬，王姬归于齐。 《春秋》 冬，齐侯来逆共姬。 《左传》 十八年 春 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 《左传》 十九年 秋 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春秋》 二十四年 夏 夏，公如齐逆女，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春秋》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 《左传》 二十五年 夏 六月辛未朔，……伯姬归于杞。秋，大水…… 《春秋》 二十七年 冬 冬，杞伯姬来。莒庆来逆叔姬。 《春秋》 僖公 五年 夏 夏，公孙兹如牟。 《春秋》 夏，公孙兹如牟，娶焉。 《左传》 十五年 秋 九月……季姬归于鄫。 《春秋》 十七年 夏 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 《左传》 二十五年 夏 夏四月癸酉，卫侯毁卒。宋荡伯姬来逆妇。 《春秋》 文公 四年 夏 夏，逆妇姜于齐。 《春秋》 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 《左传》 六年 夏 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 《左传》 宣公 元年 春 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春秋》 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左传》 五年 秋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 《春秋》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 “逆叔姬。”即自逆也。 《左传》 六年 冬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齐。 《左传》 成公 五年 夏 夏，晋荀首如齐逆女。 《左传》 八年 春 声伯如莒，逆也。 《左传》 九年 春 二月伯姬归于宋。 《春秋》 二月伯姬归于宋。 《左传》 十四年 秋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 《春秋》 秋，宣伯如齐逆女。 《左传》 襄公 十二年 冬 秦嬴归于楚。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礼也。 《左传》 十五年 春 春，……刘夏逆王后于齐。 《春秋》 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 《左传》 二十二年 冬 十二月，郑游贩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 《左传》 二十六年 冬 卫人归卫姬于晋。 《左传》 昭公 元年 春 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左传》 二年 夏 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 《左传》 三年 夏 五月……晋韩起如齐逆女。 《左传》 五年 春 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 《左传》 九年 夏 夏四月……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 《左传》 哀公 八年 秋 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齐闾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 《左传》
由于《春秋》、《左传》记事，均以鲁公世系编年，年分四季，季以系月，一年四季分明，时间顺序非常清楚。故据上表统计，春秋时代人们进行嫁娶的季节已一目了然。说明当时人们在一年四季之中皆可以举行婚礼，并没有春季或秋冬的规定。也没有两个系统并行之说。如上表所记春秋时代的嫁娶事件共有37次，其中在春季举行的有10次，夏季13次，秋季7次，冬季7次。事实是不但一年四季皆可举行婚礼，而且在夏季举行的次数又最多。
对于这种情况，李炳海先生认为晋国的几次夏季逆女，是指周历的夏季，如果按夏历计算则仍然是春季，而对鲁国夏季逆女的情况则解释为“可能有特殊原因，属于例外”（9）[336-337]。显然这种解释亦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春秋》、《左传》记录史实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顺序排列的，如《春秋》隐公元年《经》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传》也是按照这样的时间顺序记载了春正月、三月与夏四月，秋七月、八月，冬十月、十二月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他各年均是如此，季节、月份的时间先后顺序非常清晰，所以根据其中所记春、夏、秋、冬四季的嫁娶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就是四季皆可嫁娶的，与实行周历还是实行夏历无关。
其二，对于《春秋》、《左传》的历法，前人早有研究。清人陈泗源云：“唐一行谓《经》从鲁历，《传》或从各国所记之日，故不同。因以知列国各自有历，亦是。今考之周、鲁历，朔率先一日。晋、郑、齐、楚之《传》所述多夏政。”又云：“《传》言夏五月壬辰晦齐灵公卒，而《经》书秋七月辛卯。杜氏云‘从，赴也。'今依历推之，则五月晦乃癸巳而非壬辰。六月甲午朔而非癸巳。癸巳朔在八月，相去两月，若曲变其法以从壬辰晦，则与襄二十年之十月丙辰朔又不合矣。窃疑春秋时有用周正者，亦有用夏正者，其各国所书日月不尽合于鲁，故《经》、《传》多不合。月每差两月，日每差一日，齐之夏五月即鲁之秋七月，辛卯与壬辰亦差一日也。”（10）[47,52]其说至确。如《左传·僖公九年》云：“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而《春秋》记载里克杀公子卓于朝，则在僖公十年，云：“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狄灭温，温子奔卫。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记载同一事件，而年月不同。即因《春秋》从鲁历，行周正。而《左传》从晋国所记，行夏正。周正正月正是夏历上一年的十一月，故《左传》僖公九年冬十一月发生的事情，在《春秋》中就为僖公十年春正月发生的事了。因此杨伯峻注曰：“《经》在今年者，《传》仍晋史用夏正。”（11）
正由于《春秋》经、传所使用的历法不同，即“《经》从鲁历，《传》或从各国所记之日”，所以《左传》所记晋国的几次夏季逆女事实，应该是按照晋国本国的历法记载的，晋国实行夏历，如成公五年夏晋荀首如齐逆女，昭公二年夏四月晋韩须如齐逆女，昭公三年夏五月晋韩起如齐逆女，昭公九年夏四月晋荀盈如齐逆女。四次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夏历的四、五月间，并不是如李炳海先生所说为“周历的四、五月间，周历建子，它的四、五月正值夏历的二、三月。”即使真如李先生所说，这四次事件所说的夏季是周历的春季，也并不影响周人嫁娶四季皆宜的结论。因为夏季的时间改变，其它各季的时间同样随之改变，四季依然是分明的。因此李先生关于先秦嫁娶时月分为春季与秋冬两个系统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周人一年四季皆可嫁娶。一般说来，由于周人仲春有会男女之礼俗，青年男女往往在这时自主或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约成婚姻，名曰成婚，而秋冬至初春正是农闲时节，所以结婚就以在这时为多，亦有在夏季的。如《左传》记载，桓公三年春与齐侯会于嬴，并约定成婚，秋季即由公子翚如齐逆女。昭公三年春齐侯使晏婴请少姜之继室于晋，春季成婚则夏五月晋韩起如齐逆女。也有夏季成婚，冬季迎娶的，如《左传·宣公六年》载，夏，周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齐，冬即命卿士召桓公逆王后于齐。而据《春秋》记载，杞伯姬则在僖公三十一年冬季来鲁国为儿子成婚。可见，春秋时期不但结婚四季皆宜，成婚亦四季皆宜的。因此，我们认为周人的嫁娶并没有季节规定的制约，但是，虽然四季皆可结婚，由于受到农业生产的影响，人们往往喜欢在农闲时节举行婚礼，所以也就有了“霜降逆女，冰泮杀内”或“秋以为期”与“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这些秋冬结婚内容的记载。然而荀子所说“霜降逆女”，并没有说其它季节就不可以结婚。“冰泮杀内”，杀者，减也。是说春季来临前，内御要减，故荀子下文云“十日一御”。所以李炳海先生说：“杀内即停止纳入。内，同纳。”（12）[335]解释亦误。因此，人们根据生产的需要喜欢在秋、冬季节举行婚礼，这应该属于农业社会的民俗内容，与礼制的规定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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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2）20—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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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陈泗源、《春秋长历》[a]、王先谦、《清经解续编》[m]、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一册、卷四十七、卷五十二
本文将以我校研发并实施的“中秋课程”为例，说明我们怎样把《新教育的一年级》当作课程研发的蓝本和课程实施的操作手册，以启发大家思考怎样利用新教育已有的成果，轻松、快捷、高效地开发、实施课程。
一、中秋课程之范例
《新教育的一年级》这套书，以纪实性的故事来展现新教育孩子、教师及父母们怎样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作品。书中的144个故事，都是新教育实验的真实案例。书中有大量的课程资源与新教育各类课程的操作方法。这套书的另一大特点是按月分册，每个月一册，每册一个“每月一事”的主题与相应的课程。比如九月这册，主题是“求知”，在这册的12个故事中，详细地介绍了“开学节”“教师节”“中秋节”和“阅读节”课程的设置与实施情况。因此，我校在推进“每月一事”项目时，就直接利用书上的课程资源，研发学校课程，并按照故事中花儿老师的操作方法，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
在9月这册书上的《月光亮一周》和《中秋夜》这两个故事就是专门讲中秋课程的，特别是《月光亮一周》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由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和美术等学科，整合成的全学科的中秋课程。其中，6首与月亮有关的儿歌童谣用于晨诵，8个故事用于绘本课或午读，1支歌曲用于音乐课，也可作为中秋课程的主题歌；“中秋诗会”就是中秋课程的结束仪式。这个故事里，既有中秋课程的资源，又有课程实施的思路，还有课程整合的操作技巧，为我们学校的课程研发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中秋课程之开发
《新教育的一年级》给我们提供了中秋课程成功的范例，我们采用了“拿来主义”，直接把书上的课程拿到学校，一是结合学校实际，分年级增添课程内容；二是针对年级与学科特点，研发学校全学科全员参与的中秋课程。
研发的操作步骤：
第一步，学校行政和课题研发组在《学期课程方案》中规划“中秋自然之月”主题课程。
第二步，学校课程研发组根据《学期课程方案》要求和《新教育的一年级》上的课程资源，整合各学科资源，开发出有5首童谣、3首古诗、6个绘本故事、2部电影和4首歌曲（包括一首英文歌曲），涉及晨诵、午读和各学科课程的中秋课程。下面是我校开
发的 “中秋自然之月”课程的内
容表。
第三步，大队部根据学校中秋专题课程内容制定课程活动方案；教导处、学科组根据中秋课程内容，细化学科教学内容，以保证课程顺利实施。
三、中秋课程之实施
学校研发出了“中秋课程”，大队部制定好《中秋课程实施方案》，怎样把课程落实到实处，考验着学校管理与课程推行力度。因而，学校采取了以下措施，保证了课程有效实施。
1、明确课程意义，落实学科
责任
为了确保中秋课程的有效实施，学校召开教师大会，学习《中秋课程实施方案》，明确课程意义，落实和学科课程与工作责任。
下面是学科教学内容与教师责任：
语文：
晨诵：《月亮走，我也走》《和月亮对话》《中秋夜》。
语文课：学习古诗《古朗月行》《海上生明月》《嫦娥》。
午读：绘本故事《圆圆的月亮》《月亮，你好吗？》《月亮的味道》《松鼠先生和月亮》《月亮生日快乐》《我带月亮去散步》
数学：
晨诵：《月亮绕着地球跑》
《月亮》。
数学课：一年级学习比较大小；
二年级学习月历、农历、圆、半圆、天日、旬、上弦下弦等相关知识。
午读：电影《猴子捞月亮》《常娥奔月》
音乐：
学习有关月亮的歌舞，一年级教《小白船》，二年级《月亮船》。
美术：
学习制作中秋有关剪纸、泥塑等，如剪中秋团花、捏月饼、捏嫦娥、捏月亮等；制作月亮、地球、太阳等头饰或服饰。
体育：
游戏《月亮绕着地球跑》《天上有个小月亮》。
英语：
学英语儿歌或英语有关月亮的歌曲。
信息技术：
拍摄中秋课程的相片、视频。
班主任：
教唱歌曲《天上有个小月亮》；举行班级“中秋自然之月”课程结束仪式，总结课程成果。
通过这样的分工，每个学科明确了教学内容，每位老师明确了自己的职责，确保课程的实施；学校利用 “榜样+底线”的管理措施，扎实有效地推进课程。
2、分担课程内容，合力推进
课程
开学前，飓风大姐（郭明晓老师）就以“新教育一年级”为主题对全校老师们作了新教育的通识培训；随后，她又示范性地执教晨诵课和绘本课，对学校教师进行新教育课程的操作培训。但一两次培训并不能立即提高老师们的操作能力。为了学校教师尽快在工作中掌握新教育课程的操作方法，学校给每班配一套《新教育的一年级》作为课程操作手册。
老师们模仿书上花儿老师在晨诵、午读、中秋诗会中的方法操作，用在自己的课堂上，提高自己课程的操作能力，让自己的课堂出现新面貌。
晨诵时间，整个学校诗意荡漾，琅琅的诵读声，如波涛阵阵涌来；每间教室里的小娃娃，摇头晃脑，乐陶陶。数学课上，《月亮》的诵读也亮起来了，“地球大、月亮小，月亮绕着地球跑”就随着一声声的朗读，一次次大小的比较……
就流淌到孩子的心里；而那抽象的月历、农历，也随着圆月、半月变成了日与旬、上弦和下弦等数学知识，融入孩子们的生命里。美术课上，五颜六色的团花，在师生的剪刀下绽放；泥捏的月亮爬上了树梢；嫦娥在月宫中扑流萤，玉兔在桂花树下奔跑……中秋月饼也盛在了盘中，让人忍不住地想啃它几口……一个个作品，摆放在一起，又成了班级的一个大作品。中秋还未到，孩子们已在制作的过程中体会到团圆的幸福美好。体育课上，老师与孩子们戴着美术课做的月亮、地球、太阳的头饰又玩起了《月亮绕着地球跑》《天上有个小月亮》的游戏，欢笑声就在学校的上空久久回荡；英语歌曲和诵英语儿歌也响起来了，久久传唱。
各学科教师各尽其责，全学科的中秋课程就得以整体推进；同时，家校携手的亲子阅读活动、中秋实践活动也在不断推进，让学校课程整体推进。一周的中秋课程与本月的习惯养成教育也在整合进行，在各学科中秋课程推进中，坚持培养各种习惯，把习惯的养成落实到行动上，让“每月一事”的纬线贯穿始终，用各学科课程当经线来丰富拓展课程，既保证课程的连续性，又保证了课程
的丰富性、还保证了课程的精确性。
3、主题联结成一体，全校团结显效果
学校以大队部为主导，以班级为单位，举行家校携手的“中秋自然之月”课程告别仪式――中秋诗会，是各学科团结合作，推进课程的又一有力措施。
在准备告别仪式时，老师们团结合作，把自己在实施中秋课程中的特色呈现出来，再结合班级课程特色，调整修改补充，把6首童谣、3首古诗和6个绘本故事，2部电影和4首（一首英语歌）歌曲与一周的教育生活进行整合，全力以赴，把诵读、写绘、歌唱、舞蹈、讲故事、看电影、做游戏、剪团花、捏月饼融为一体，力争整体展现出中秋课程带来的美好幸福的教育生活。
我们在各班的中秋诗会上看到，随着欢快嘹亮的歌曲《向着明亮那方》，开启了“中秋自然之月”结束仪式。在诵读中秋儿歌童谣时，孩子们感受中秋节的喜庆气氛，更深入地了解中秋文化；在回忆绘本故事、展示听读绘说作品时，孩子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月亮，以及和月亮发生的趣味故事。有孩子说，月亮跑了，但月亮已经给自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观看学习活动中的剪影时，孩子们在照片中寻找着自己，同时也在精彩丰富的活动中进一步了解关于月亮传说、中秋习俗、诗词歌赋、中秋灯谜等传统佳节中秋传统文化；在和老师一起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中，有孩子说，嫦娥看到我们这么快乐，一定会后悔当时偷吃了灵丹妙药，现在，她只能“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当然，她听到我们的歌声，也会少一些寂寞吧？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孩子的成长是显著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吕冬梅老师教学《古朗月行》的收获：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才能把每件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完美，才能让生命走向卓越 ―― 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秋课程的美好。
中秋诗会不仅卷入了老师学生，还深度卷入了新父母们。他们在告别仪式前，早早来到学校，和老师一起吹气球，挂花篮，切水果，摆月饼，为班级大家庭的第一次团圆努力着……仪式还未开始，教室里就充满了浓浓的中秋味。在告别仪式上，他们合唱《水调歌头》时，婉转的歌声，动听的旋律，在每个人的心中激荡起来，把每个家庭成员的心联结起来；孩子们在父母们的歌声中情不自禁地“起舞弄清影”……班级大家庭的第一次团圆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温暖着每个人、激励着每个人。
全校12个班，各班的“中秋自然之月”课程告别仪式各有特色，但每个班最后一个环节，都是吃月饼，大家团坐在一起，伴着歌曲《爷爷为我打月饼》，把活动推向高潮。孩子们吃着月饼，分享着快乐：诉说着月亮的味道，讲述着自己和中秋月下的故事……感受中秋的美好！
告别是在活动结束后，大家齐声欢呼“月亮，你好吗？中秋快乐！”父母们、孩子们围在老师身边，久久不愿离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充盈着整个学校、丰盈着每个人的心。
从我校的中秋课程不难看出，利用新教育已有的成果，把《新教育的一年级》当作我们研发课程的蓝本，让它成为老师们的操作手册，学校课程的研发与实施就能变得轻松、快捷、高效，我们就能真正地过上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充分地利用新教育已有的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飞，你
《故都的秋》是写景抒情的散文，其主体部分是摹绘故都的秋景。文章采用横式结构，从故都秋晨之景、秋槐之景、秋蝉之景、秋雨之景、秋果之景五个方面，紧扣“故都”和“秋”两个词语，表现了“故都之秋”的清、静、悲凉的特点。摹绘，作为一种修辞手法， 是指采用语言形式把事物的外在形貌特征，包括声音、色彩、气味等生动形象地形容出来的一种修辞方式。爱国是《故都的秋》的主旋律。《故都的秋》蕴含深沉的故都之恋、故国之爱，唤起人们对美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革命烈士郁达夫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将悲秋与颂秋结合起来，秋中有情的眷恋，情中有秋的落寞，这情是故乡情、爱国情。这落寞之秋是作者当时心境的写照，是对国运衰微的喟叹。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
[关键词]《吕氏春秋》；君臣和谐；文学意义
[作者简介]管宗昌，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辽宁大连11660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057-05
君臣关系是政治世界的基本关系，先秦诸子多有论述和展现，《吕氏春秋》也不例外。吕书更倾向于展现君臣和谐的理念。这虽然在直接论述中不多见。但在其辩证性议论的语言中却有着独具匠心的展现。
一、《吕氏春秋》的辩证性议论及其体现的君臣和谐理念
《吕氏春秋》善于收录历史故事和传说，在对历史故事和传说叙述完毕后加以议论是其行文常态，叙述之后的议论也经常为扣合主题而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仍有不少议论并非单为扣合主题，而是体现出明显的辩证性。具体说来，其辩证性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议论和评说兼及历史故事的双方当事人，避免单面评说。《吕氏春秋》所收录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基本都包含至少两方角色。在对历史故事叙述完毕之后，有时会单就一方进行议论评说、回扣主题，这种情况不少。但从作者的议论视野看，这种议论缺乏辩证性。除此之外，《吕氏春秋》有时还会从故事所涉及的最主要的双方角色人手进行评说，使议论兼及两个方面，从而使作者的视角和评述富于辩证性。如《贵生》篇有“鲁君礼颜阖”的故事，作者是这样叙述与议论的：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
在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立足双方展开论述。一方面评述颜阖是因为重生而辞却富贵。充满赞扬；另一方面又从人主的角度论述：“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认为人主不应以富贵骄纵、傲视贤人，而应知人下贤。这一则故事同时见于《庄子·让王》篇。《庄子》中故事的叙述与《贵生》篇大致相同，而议论则差异较大，《让王》这样评述：“故若颜阖者，真恶富贵也。”很明显，《让王》篇单从颜阖一方进行评述，而没有涉及另一方；相比之下可以显见《吕氏春秋》在议论方面的辩证性。
又如《离俗览》，在讲述完“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四人让位”的故事后，作者并没有单从四人角度进行论述。而是在赞扬四人的高尚品节后，又从让位者尧舜的角度展开论述：“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认为虽然四士的行为高洁不污，但是尧舜的行为也并非如石户之农所认为的那样“以舜之德为未至也”。尧舜也是以万民为义。对尧舜的评价不应完全与四士的评价标准相同。这一故事也见于《庄子·让王》篇，但是立足尧舜的辨析和议论在《让王》中并没有出现，足见《离俗览》对这一历史故事的辩证观点。经过对双方人物的分别评述，一方面展示出四士的高尚品节，另一方面又给尧舜以恰当的定位与评价。避免了对尧舜的误读。
同样的情况仍有很多，如《乐成》篇中“魏襄王与群臣饮”一事。作者的议论一方面赞扬史起不仅有预见而且忠于主上，另一方面赞扬主上能知人善任，议论富于辩证性。另外如《审应览》中的“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等，其故事之后的议论也属此类。
其次，《吕氏春秋》辩证性议论还表现为对同一对象转换评判标准。同一对象面对不同的评判标准将出现不同的评判结果。而能以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同一事物进行评价，是议论辩证性的重要体现，《吕氏春秋》中有不少篇目在议论中就体现出这一特点。如《离俗览》中“宾卑聚梦辱”一事：
齐庄公之时，……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故事中宾卑聚自杀以显示其不能受辱之节，作者对此加以评述：“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显然，这是以两种标准对此事进行评价：其一，从生命可贵的角度讲，为义自杀显然过于鲁莽；其二，从心之不可辱的角度讲，这种行为又值得推嘉。作者的这一评议具有辩证性。
再如《不广》篇中“鲍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一段。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一方面认为“公子纠外物则固难必”。公子纠是否可以立为君主并不确定，这是从万事万物不可确定的自然规律讲；另一方面又认为管仲的思虑更合乎情理，这是从人的主观智虑不可忽视的角度讲。作者对同一则故事进行的是辩证性的议论和开掘，《举难》篇中“魏文侯弟日季成”等多个篇章段落也体现出这种特点。
最后，《吕氏春秋》的辩证性还表现在以正反对比的方式展示故事主旨。虽然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是对同一主题的阐述和揭示。然而这是以辩证的方式阐释主题。通过这种辩证阐释，一方面可以避免正面阐释的冗赘和重复，另一方面则可以使议论更加清晰充分。如《期贤》篇中“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一段故事。其故事梗概为魏文侯敬重贤人段干木，秦人欲进军攻打魏国，但由于耳闻魏文侯敬重贤人而按兵不动。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议论道：“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奠见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作者首先对魏文侯的重贤、善用兵表示赞扬，尔后又从反面进行对比论述，认为野人用兵的种种行为和表现正与此相反。通过正反对比，作者提出的何为重贤、何为善用兵的问题无疑更加清晰了。同样的情况还见于《慎行论》和《疑似》篇等篇目。
据统计，在以上三类辩证性议论中，以第一类即从故事的双方进行议论与评述为最多。但需注意的是，此类情况中作者在议论和评述中所兼及的双方一般都是君臣关系，也即在故事涉及君臣双方时，作者经常从双方关系展开论述。如上例中鲁君与颜阖、尧舜与四士、魏襄王与史起、魏惠王与公子食我等均是如此。其原因除《吕氏春秋》收录的历史故事多涉及君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吕氏春秋》的作者普遍对君臣关系持较为辩证的态度，对理想和谐的君臣关系普遍显示得十分向往和期待。
二、君臣和谐的展现形式
在《吕氏春秋》中辩证的君臣关系一般涉及两个领域：一是臣属对于主上勇敢合理的进谏，二是臣属的死义尽忠、节义行为，而臣属的这两种行为均需君主的善于听谏和知人善任与之相对应。从而形成辩证和谐的君臣关系。
如《贵直》篇“能意见齐宣王”一事中，能意见齐宣王后敢于以极其直接的言辞进谏齐宣王，作者在故事叙述完毕后这样议论：
能意者，使谨乎论于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 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
显然，作者对能意“不阿主”的直谏行为表示钦佩，这也切合本篇的主旨。但作者又从主上的角度评说：“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很明显是提示君主应当成为贤主。应当求此直谏之士。在这里，作者将臣属敢于进谏、主上任贤纳谏作为和谐君臣关系的对应和理想状态，体现出《吕氏春秋》在君臣关系上的辩证性思维特点。
臣属敢于进谏、主上善于听谏是和谐君臣关系的重要体现，而臣属的进谏除勇于直言外，有时还表现为善于进谏，即以合理、明智的方式达到进谏的目的。如《重言》篇“楚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髑”一事中，庄王立三年不听进言，成公贾却以庄王喜好的方式——讔进谏，最终成公劝服庄王。故事叙述完毕后，作者这样议论：
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
其中“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出自《诗经·邶风·旄丘》，其表达的是姑娘对心中所爱无尽思念的情感。原文为：“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大意为姑娘怀疑男士移情别恋。许志刚先生翻译为：“因何多日不出门呀？一定有了新伙伴呀！因何许久不相见呀？定有别情不肯说呀”是基本准确的。《旄丘》中的原文之意并不合乎此处上下文语境，显然属于断章取义，意为“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行动呢，一定有其原因。为什么安然处之呢，一定有其原委”。作者用这几旬诗的字面意思表达对于庄王三年慎于昕言的赞赏。《重言》篇的主旨为：“人主之言，不可不慎”，故事之后引用《诗经》评述庄王，正是赞赏庄王的慎于言行，这可以说已经切合主旨。但是，作者在对庄王评述完毕后，又从臣属的角度对成公贾的进谏表示高度赞扬，认为他的进言成就了楚国的霸主地位，意义非凡。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臣属的进谏给予极高的期望，希望臣属都如成公贾一样善于进谏、明智巧妙地进谏，从而使主上听谏如流，最终成就国家兴旺的大业。
又如《重言》篇“成王桐叶封弟”故事中，成王年幼时以桐叶封弟，后来成王有反悔之意，周公谆谆善诱、循理进言，最终引导成王作出正确决定。《重言》篇的主旨是“人主之言，不可不慎”，而这则故事中。成王和周公的言行可以分别从反面和正面切合“重言”主题，成王不重言、周公重言。但作者的议论没有重复这一显见的主题，而是从善说的角度对周公加以评价：“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这里的“善说”显然是指周公善于进谏。廖名春等人就将此句解释为“周公旦可说是善于劝说了”，是合理的。作者对周公善于进谏表示赞扬，周公善于进言的结果是成王接受建议、更加重言，而且彰显出成王的爱弟道义，使周王室更加巩固。
所以，《吕氏春秋》的编撰者认为臣属进谏进言、主上听言是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重要形式，而臣属的进言既表现为不畏艰险、勇于直言，而且还表现为高超的进言技巧。臣属的勇于进言、合理巧妙进言与主上的善于听言在议论上形成辩证关系，也是编撰者的心目中所追求的和谐的君臣关系。
臣属的节义行为和主上的知遇，也是经常出现于《吕氏春秋》议论中的辩证话题。如《不苟》篇中“秦穆公见由余”一事中，秦穆公意欲留住由余而苦于无法，希望蹇叔能够给出建议，但是蹇叔认为这是不义之事，自己不愿为之，于是推举内史廖进言，结果秦穆公按照内史廖的建议成功争取到由余。作者在故事之后的议论中这样讲道：
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缪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故雪殽之耻，而西至河雍也。
作者对蹇叔的行为表示赞扬。同时也对穆公的行为表示赞赏，他认为穆公的可贵之处在于“令人臣时立其正义”，也即容许和接纳人臣对于节义的追求与坚持。可见，臣属的节义与主上的接纳知遇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也形成良好和谐的君臣关系。
臣士的节义是和谐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主上的接纳和知遇也是形成和谐君臣关系的关键，《吕氏春秋》十分看重君臣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如《知士》篇集中讲述靖郭君与剂貌辩之间的君臣知遇，靖郭君能够力排众议、坚持任用剂貌辩，剂貌辩能够为靖郭君临危赴难。作者对两人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性评述：
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辩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
显然，作者对剂貌辩的行为表示赞赏，但同时也认为靖郭君力排众议、知人善任是剂貌辩能够死人臣之义的重要前提。
所以，和谐的君臣关系是《吕氏春秋》思考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的社会理想。和谐的君臣关系需要君臣双方的共同构建。《恃君》篇有“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正是对臣属行为的明确概括，臣属当勇敢而合理巧妙地进谏其君。当坚持死人臣之义。除此之外，编撰者还从主上的角度，强调君主善听、善任的重要性，这种辩证性体现在对诸多故事的议论之中。
这种和谐君臣关系的理念在《吕氏春秋》中时时闪现，对君臣双方的辩证议论是其基本形式；当然，对其中一方的省略议论也是重要形式。除此之外，作者还会通过议论与叙述的搭配，体现其对于君臣关系的辩证思考。如《骄恣》篇中“魏武侯谋事而当”一事：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日：“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榖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毂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魏武侯小有所得便大有喜色，表现得十分骄傲，此时李悝大胆进谏，以楚庄王的故事启发诱导魏武侯，最终魏武侯大悟。这则故事还见于《荀子·尧问》和《新序·杂事一》，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只是其中进谏者为吴起而非孥隍。但这两处文献中，故事叙述完毕后均无作者的评述与议论。《骄恣》篇故事之后的议论有两层含义：一是对魏武侯的行为进行评述，即“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显然，这一层议论是用以扣合本篇的主旨——“骄恣”，对人主的自多和骄恣进行集中批判。二是对臣属的进谏表示赞扬。即“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从篇章主题和题名看，故事后的第一层议论正切合本篇主旨。作者在第一层议论后又加以第二层议论，对李悝的进谏行为大加赞赏，仍然是作者君臣和谐理念的闪现。臣属勇敢而合理的进谏与主上的善于听谏是和谐君臣关系的基本形式。这则故事中臣属勇敢而合理的进谏行为，作者是通过议论进行评述和强调的；而主上的善于听谏则隐藏在故事的叙述中，李悝用楚庄王故事启发诱导魏武侯，最终“武侯曰：‘善’”，正是对主上善于听谏的叙述。所以，这则故事也体现出作者的君臣和谐理念，其通过叙述与议论配合的方式亦体现出辩证性。
三、《吕氏春秋》君臣和谐理念的文学意义
君臣和谐和悲士不遇是关于君臣关系相辅相成的一对文学主题。这对主题在先秦时期逐渐成形，时至汉代最终定型。先秦时期，这两个主题呈现的是错位发展，并非同时成形。
最早在文学中自觉地对君臣关系主题加以表现的当属楚辞。屈原将君臣遇合作为理想，也自命为贤臣，可是他未遇明君。所以，屈原作品虽有君臣和谐的描绘，但表达更多的是怀才不遇的牢怨和悲愤。如《惜往日》中就同时具有这两类情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埃。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厖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独鄣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也曾追忆于君臣和谐的往日，然而更多的是当下见馋遭弃、终受放逐的发泄。他也描述百里、伊尹的重用，勾画出君臣和谐的图景。然而，“不逢汤武与桓缪兮”却是对遭遇明主的渴望，更是对当下不遇的怨愤。这里呈现的是君臣和谐和悲士不遇两大主题的交织。但无疑是以悲士不遇为主。
当然，《离骚》《惜诵》直至宋玉《九辩》等作品，关于士不遇的悲愤表达得就更为简单而直接。基本看不到君臣和谐主题：
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胱。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惜诵》）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裔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
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积思，心烦谵兮忘食事。（《九辩》）自身贤德忠淑却不遇明君不得伸展，成为以上作品的主色，“发愤以抒情”（《惜诵》）是基调。所以，楚辞作品有时呈现出君臣和谐与悲士不遇的交织，但真正标志的却是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形，至于君臣和谐主题并非这些作品的主调。
君臣和谐主题出现很早，但其明确化、理念化却要推至战国后期。“以圣主贤臣遇合为主题的诗歌，最初见于《诗经·大雅》，是对明君贤臣默契理政的客观反映。但还没有作为明确的理念直接加以表达”，这准确道出了这一主题的早期特征。比楚辞晚近的《吕氏春秋》，其君臣和谐理念已较为明显，不仅在议论中有意加以论述，还有对其内涵的具体展示。其中寄寓着策士文人对于君臣关系的美好理想。充分说明策士文人已经不再是客观描述君臣和谐的事实，也非视之为单纯的政治话题或哲学命题，君臣和谐已成为与个人命运、理想关联的自觉诉求。
汉代文学中两大主题双线并进最终定型。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东方朔《答客难》、庄忌《哀时命》、王逸《九思》等等，都有共同的情绪：生不逢时的哀怨，属于悲士不遇主题。其直接的源头就是屈原为代表的先秦楚辞，这些作品大都以屈原的遭遇为背景感慨不遇。将不遇的原因或归结为不遇明君、不被理解，或为生不逢时，或为命运不济，或为遭谗受嫉。这类主题显然已具备相当丰富的内涵。
在汉代文学中，遇和不遇是并存的交响曲，两大主题都在此际定型。君臣和谐主题在史传文学中展现得颇为鲜明，如《史记》之《枚乘传》《主父偃传》等均记载君臣相得、相见恨晚，是作者君臣和谐理念的展现。除此，汉初梁园也多见此类作品。诸如枚乘《柳赋》、邹阳《酒赋》、公孙诡《文鹿赋》等。这些作品多以物喻人。直接反映出汉初文人的幸遇心态。
君臣和谐的直接表现是臣得遇合、受君幸遇，然而这显然不是所谓君臣和谐的唯一。受君幸遇有个重要的道德前提：臣须仁德贤淑，而非以幸佞见宠。《史记》《汉书》分别有《佞幸列传》《佞幸传》，正是对这种佞人的指刺，这种因佞受宠显然不是中国文学所阐释的君臣和谐。
王褒有《圣主得贤臣颂》，可以看作汉代文学君臣和谐主题的典型，对此都有成熟见解：
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由此观之，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
……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世平主圣，俊艾将自至。
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栽一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
作品中尽言贤人之于君国之重要，圣君之于人臣之必需，君臣相得之功效。王褒认为，圣主必得贤臣方成事业，而贤臣必得明君方能显德奏功。君臣遇合是种理想状态。但必须辩证辅成：君要知人善任、臣要贤德有能，双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