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关键词：高中 古诗文 传统文化 融入
根据《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指出的传统文化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指导思想，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古诗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凝聚了几千年文化的精髓。本文将以高中古诗文教学为出发点，把传统文化教育如何融入到教学中进行阐述。
一、高中古诗文教学中传统文化融入的意义
在《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强调指出：要增强学生文化意识，重视重大文化遗产的传承，理解与尊重多元文化，发展新文化，积极参与新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一个民族国家拥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必然的，这是自己的灵魂支柱，凝聚了生命力与创造力。古诗文是国家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与情感，对提高高中生的人文素养有重要的作用。弘扬传统文化是我国的基本发展路线，增强国家软实力，能提高世界竞争力。在高中古诗文中将传统文化融入教学里，不但是遵循教育事业发展路线，更是遵循国家传统文化继承弘扬的指导路线。积极的推进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能够体现时代的特征。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古诗文教学中的内涵
我国古诗文的文化博大精深，在高中语文古诗文中，大致分为对国家的热爱、对情爱的呼唤以及对对理想的追求几大类型内涵。
（一）爱国主义的体现
从古至今，有许多的爱国人士都作了体现爱国的著作，从一个人的爱国情义可以知道他必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一种炙热的情感，是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在高中语文中就选取了大量的富有爱国情怀的古诗文，比如在战国末期楚国著名辞赋家屈原的《离骚》一文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现了屈原的爱国忧民的情怀，在传统文化中，具有许许多多的爱国情怀的文人，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后代既要学习古人的忠心爱国思想，又要学习古人鞠躬尽瘁的精神。
（二）对真情的深情呼唤
古诗文中作者对亲情、爱情、友情及思乡感情的呼唤，一直占据古诗文的永恒母题的地位，在高中古诗文中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文中的“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表现出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诗文中的美景里。又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一文中的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表达对亡夫的无尽思念。从古至今，诗文就是对人间真情呼唤的情感史作，是古诗文的重要构成因素。
（三）对理想的追求
大多古诗文作者对社会的现实的深刻揭露反思与对理想的崇高追求都比较炙热。“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我国古代诗人普遍追求的，对社会的关心与在社会中实现崇高的理想。比如，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h英雄泪”，充分的表现词人对理想的崇高追求，在观景的过程中，引发自己的家国之恨与思想感情，表达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远抱负，最终却壮志难酬，叹息流年。古代词人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对理想的追求，为现代高中学生追求理想提供了现实依据，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三、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途径
要在语文古诗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是离不开具体的诗文领悟的，以语文教学为主，文化传播为载体，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古诗文教学中，高中语文教师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找准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入点
充分的理解古诗文的内容，引导学生学习传统文化。古诗文从古代传承下来，之所以叫古诗文，是与现代的语言大有不同，学生只能在书本中与古诗文有些许接触，日常生活运用较少。所以，教师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融入点，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古诗文，接受传统文化。根据这个教学进程，教师要根据古诗文中的具体内容，找准融入点，将传统文化教育进行系统的切入。比如，在教学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一文时，在结束诗句意思的理解后，要重点引导学生感悟“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这句名句，引发学生的思想共鸣，不自觉的在眼前浮现蜀道难于上青天的气势磅礴，继而达到教学目的。
（二）设置传统文化情景
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不能只考说教的教育方式，还要将学生带入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中，走进古诗文作者的心里，体会其思想感情，在中收益，从而达到传统文化教学的目的。所以，在课堂教学中，语文教师对高中生必须运用合理的教学方法，结合课文内容，设置情景内容，让学生换位思考，细细解读诗人内心情感，并在思想上产生共鸣。比如在学习苏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文时，教师引导学生了解基本的词句含义之后，让学生设想在雨中行走，思考自己的人生，表现诗人的超脱胸襟，指引学生学习诗人的精神，最终达到传统文化输送教育的目标。
（三）合理运用相关文化活动
在高中学习中，经常会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语文教师可充分运用活动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语文学习是不能离开日常生活的，古诗文更是如此。由于古诗文比较枯燥乏味，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发挥古诗文以载体的功能，对学生进行教育。比如，在学校开展的语文朗诵比赛时，教师积极的鼓励学生参加活动，并得出总结体会，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组织学生参观就近的古文化遗迹，感受古人的生活场景，在潜移默化中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间接的完成传统文化在古诗文教学中的融合。
结束语：
高中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绝大部分取决于语文教师的教学方式。作为一名传承传统文化的语文教师，应该主动探索古诗文教学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方式，从而促进高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扬。
参考文献：
[1]章李鸽、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研究[D]、长春师范大学，2014
[2]王凯、高中古诗文与传统文化[D]、四川师范大学，2013、
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阴阳五行系统;《周易》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space layout in Chinese ancient five line by idea influence, heavy grade, gu,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global building site selec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Beijing siheyun layout and the gate position arrangement, suzhou garden landscape layout, etc、 Can deep reflect "five elements" concept, but also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the yin-yang &five-element school system and foreign elements full bined, such as Chinese ancient buddhist architecture、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Yin and Yang, five line system; The "book of changes"
中图分类号：K87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几千年来它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音乐、建筑、书法、美术、人事制度、处世方式乃至日常语言等等都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横亘千古,歌舞诗文、典章辞赋无不漫透着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深邃哲思,而在这当中,中国古代建筑把我们祖先的这一整体性系统思想表现得最为典型、详尽。
一、深受“五行”系统影响的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布局
这里首先要要说明的是什么是五行系统。五行系统起源于周朝,而《周易》就是以阐述阴阳系统为主要内容的。所谓五行系统则把世界的结构划分为五种更为具体的相互作用的元素:木火土金水。每一元素都具有一定的特性,如木有生发的特性,火有炎热、向上的特性,土具有化育的特性,金则有清净的特性,而水则有寒冷、向下的特性。五种元素不是静止不动、互不联系的,相反,它们有着严格的相生相克的辨证关系:比邻相生,隔一相克。按顺时针方向,相邻的两个元素之间是相互生发,相互促进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相隔的两个元素是相互抑制的,中土克水,水克火就是此意。五种元素时刻在相互作用当中,但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却是保持不变的。
中国人历来重视等级,外有君臣之理,内有长幼之序。这种人伦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建筑工匠们掌握建筑空间布局的理论依据。北京四合院的空间分布非常生动真实地反映了五行系统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应用。北京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的房屋中,其规格和体积容量是不一致的。按文王八卦方位图的解释:“北为坎卦所主,为水,南为离卦所主,为日。”背后有水流动意为通泰,南有日引申为光照门楣,兴旺家族。故四合院大院北面为正房,院子的中轴线贯穿其中,坐北朝南,是院中体积最大的房屋,家中老人,前辈等为尊者都居住在北面正房。大院东西方向为厢房,是家中男子住处,长子住东厢房,次子居西厢房,这一厢房分配亦是根据文王八卦方位图所定,在方位图中,震卦主东方,主家中长男,艮卦主少男,在震卦下方,次于震卦,故长男居东厢,次男居西厢。大院四周皆为男子住房,家中女子,如户主女儿的房屋则被安排在北面正房后面的后院中。
五行系统对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的另一个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建筑的选址和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如阴阳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万物皆为阴阳的复合体,天人同一,人物相和。阴阳相调是中国古人所孜孜追求的境界。这种追求同样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选址以及对水土资源的利用和布局上,且以南方的园林为代表。而提及园林,历史上有苏州园林甲江南的说法。苏州园林数目众多,如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等等,而其中的留园在“风水”角度上颇能体现阴阳五行系统在园林选址及水土资源上的实际运用。
二、五行系统在建筑历史发展中对外来元素的吸收
一个系统要维持自身的稳定与发展首先就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要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而使其不断壮大,来维持系统的稳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开放系统对外来异质异族元素的选择与吸收的问题。五行系统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保守的思维模式的自我保护性是很强的,在几千年的熏陶下,中国人已经把五行系统的这种自我保护性内化成为内心的一种心理结构,因此当中国人要吸收外来的异质元素时就必定要经过极为严格的筛选,而筛选后还会对其进行系统内部的改造以便使其适应这一系统的内部环境。中国古人对佛教建筑的选择与改造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正如前文所讲,五行系统是一个重秩序的系统,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有秩序的结构,中国人把这种心理结构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时候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建筑上体现中国人“有序”这一心理结构的证据就是建筑规划中中轴线的运用。中轴线代表了一种准则,一种秩序和威严。在中国建筑史上,一些建筑的重要性越高,这一条中轴线就越明显,这一类建筑最典型的莫过于紫禁城了。
佛教自东汉永和年间传入中国后其代表性的建筑形式”寺庙”也就开始了其中国化的进程,而中国工匠们对佛教寺庙改造的依据就是五行系统的秩序世界观。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寺庙的布置有两种:石窟寺和塔庙。在印度,塔庙建筑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塔,称为“堵波”。在佛教传入之前,这种塔庙布置形式的建筑形制已经基本定型了:“以塔为核心呈十字对称式。”从中国古代建筑看五行系统理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此类以某一建筑为主体的布局形式,但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这一主体不是塔而是宫室,所以在中国象征最高权威的帝皇建筑系统中,皇宫的位置是放在中轴线上的,其他建筑分列轴线两旁。佛教建筑如同佛教一样,作为一种异质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土文化产生矛盾,以塔为中心的塔庙形式就是如此,一个以塔为中心,一个以宫室为中心。中国工匠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在引入塔庙时原原本本地继承其布局形式,把塔放在系统中心;要么引入塔庙,但宫室的中心地位保留,把塔放在次要的位置。毫无疑问,后者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取前者,工匠即使有心,这样布置的建筑也是绝对无法修建的。这样,原本以塔为中心的塔庙形式就被改造成为以殿堂、宫室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建筑布置形式,塔的位置逐渐偏离了中轴线。佛教建筑的这一中国化进程的代表就是北魏都城洛阳的布局:“北魏都城洛阳在景观上形成了两套并不一致的系统,一方面是以中轴线为枢纽,两侧尽可能对称布局,并且主要是平铺展开的,以充分展示以宫殿为主要目的皇权秩序`系统。”
在寺庙的选址中融入了五行系统，寺庙建筑并没有改变建筑的纵轴为主、左右对称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为保证和造就严南心理必需的、但是寺在山林，自然要求建筑与山水环境的协调，山中佛寺，以整个山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各寺的位置，这里佛寺的建筑与风水理论结合起来，山中各寺的位置，与山的形态气脉完关结合，显出整个山的精神。如九华山拜经台寺四面环山，背储天台峰，左是鹰峰，右为金龟峰，前对观因味只有观音峰与金龟峰之间有一条狭长谷口。限于地势，该寺无法正对谷口，于是寺门偏斜，朝向气口、寺内的建筑部件也因与汉文化的观念相结合而有了改变，天童寺前有两池叫、天池一进寺之路两绕两池之中，呈斗形，池为天池，斗当然是北斗，于是在二池之间的路上，这些选址原附中无不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五行思想的形响
五行系统为中国人规范世界、规范人事、规范内心提供了一个依据。这一系统以及由其形成的思维系统是中国特有的,它自我保护性非常强,即使是在对系统外的异质事物进行吸收时依据的也是这种保护性,把异质事物纳入自己的秩序来并且在系统中为异质事物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中国文化对于输入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接受具有十分明确的选择性,往往是那些与原有概念相关的或者是在原有体系中能够较顺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的东西能够得到较快的吸收和长久的留存。”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2]老子、道德经[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5、
当代中国古典舞自建立至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及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也已成为当代舞蹈文化建设的理性依托。当代中国古典舞的重建与发展既融合了外来的艺术元素，也结合了时代的审美需求，是时代性与开放性的表现。虽然冠以“当代”的字样赋予“时代”的气息，但是中国古典舞仍然立足于“古典”二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艺术形式。
重建中的当代中国古典舞要继承与传扬民族文化，提炼审美特质。中国古典舞是以戏曲为直接产生母体，传承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古典舞的重建是以继承与传扬民族文化为根基的。我们认识到，当代的中国古典舞尽管有了很大的创新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感的当代体系，但是作为“古典舞”的属性注定其不能脱离传统的审美特质。如果对时代感过度强调，将使中国古典舞冲淡原有的传统审美特质并逐步远离传统，从而造成中国古典舞风格属性的模糊与流失。因此，确立传统审美特质的鲜明性，弘扬传统文化，对于今天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具有返璞归真的意义。
当代中国古典舞要想发展，首先必须要扎根于传统之中，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传统的认同和回归，是当代性运作不可脱离的历史基础。抛弃传统的当代性，只能是水中捞月、沙上建塔。当代的中国古典舞并不是恢复已经不复存在的历史陈迹或把戏曲、武术奉为根源，不断去丰富完善其他艺术种类，而是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当代性重建来为新古典舞事业服务。客观地、积极地寻求发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积极构建的方向。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创新”，既要避免全面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又要防备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提炼优秀特质。落实到当代中国古典舞如何面向当代这样的实践性课题上，是要坚持“立足于传统才能够面向当代，只有面向当代才能深入研究传统、继承传统挖掘传统的审美价值的基本立场”。因此，“所包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取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笔者认为，对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认识和实践，仍需要进一步地挖掘探索。
中国古典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开始对古典舞有认知上的突破――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舞蹈的风格，并不是简单地模拟戏曲、武术的动作，而是在完成了对外在动作形式的模仿之后，透过肢体来凸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倾向，这才是中国古典舞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开始“从‘形式’上继承传统转向了从‘审美性’去继承传统的思路，从‘套路’上和‘动作’上去整理传统转向了从“提炼训练元素”上来建立教材的设想。“舞蹈者们更多地去关注动作的“规律”“韵味”“气息”和“神态”等，从而为“身韵”的创建以及发展打下基础。
同时又通过对西方芭蕾艺术的科学借鉴，真正了解东西方艺术在审美上的区别。我们通过比较来学习西方芭蕾的科学方法，不仅仅学习它的训练方法，更多的是它审美标准整合提炼的方法，学科体系构建的方法，以及教学、创作、演出的结构方法。用西方的方法来整合我们的文化财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与吸收外来因素，加快自我发展的进程。
通过分析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古典舞的完整的具有主体性的体系。由提出“以戏曲为基础创立崭新的中国舞蹈艺术” 的崔承喜开始，到“从东西方舞蹈比较中研究中国舞蹈”的叶宁，到“戏曲舞蹈为基础建构中国古典舞”的王萍，“从武术中吸取元素”的张强，到“里程碑式”的人物唐满城、李正一，标志着中国古典舞体系的基本完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这个中国古典舞体系可以分为“教学训练体系、表演体系和创作体系以及理论体系”四个大的部分。其中最为成熟的是教学训练体系和表演体系，它们所建立的中国古典舞基本原则，引导了本学科在“教学、科研、创作、演出”诸领域中的主要方向，形成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感与科学性的古典舞蹈主流。
目前，中国古典舞的学科体系处于一个不断完善构建的状态，一方面在训练体系和表演体系上，已经日趋完善(当然其中都还有可以继续开发探索的空间)，另一方面创作体系和理论体系还处于一种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我们能够解放思想，兼容并包，积极进行思考试验，要以“和”的品格对待当下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多样追求，多元发展，为当代中国古典舞蹈体系构建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德国现代舞蹈艺术家玛丽・魏格曼曾说：“舞蹈是表现人生命情调的一种活生生的语言。”这“生命的情调”就是“借身体动作以表达思想感情”(邓肯语)，这“活生生的语言”就是以人体为媒介的动作姿态。所以，人体的动作姿态是舞蹈艺术的根本特征和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段，舞蹈的语言就是舞蹈化了的人体的动作姿态。与其他的表演艺术相比，舞蹈艺术具有更强的虚拟性和象征性，它为舞蹈艺术开拓了极其宽广的表现途径，在当代中国古典舞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的舞蹈语言的运用至关重要。
然而，当代中国古典舞在重建创作的层面上，由于在作品中过多地直接“引用”教学训练中的技法性语言，从而导致了剧目的大量雷同，有些剧目仅仅是大量的技巧的炫耀而不顾及是否与艺术表达相符合，似乎古典舞的剧目不展现演员的功夫就不是古典舞。于是我们不断地在舞台作品中看到控腿、搬腿、旋转、跳跃等一味追求高难度的技巧，李、唐也对“单纯技术观点”的现象发出警示；还有一些剧目陷入悲悲切切地追求深沉的风格模式中，似乎古典舞的“古典” 要这样才是“艺术”，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舞台作品都徘徊在压抑悲闷的氛围之中，“怨声载道”的冤魂充斥着古典舞的舞台。除此之外，有些剧目盲目地运用现代的编舞技法而忽略了对古典文化的理解和呈现，在技法的玩弄中消解了传统的审美特质，使得古典舞偏离了自身的文化价值，成了老百姓眼中的“四不像”。面对着创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确立与完善当代“中国古典舞”创作语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创作中题材和内容的局限与雷同问题。
语言是民族的语言，有它特定的结构；艺术语言也一定是民族的，有它特定的审美。那么如何才能确立与完善当代中国古典舞的语言体系呢?
首先，要提炼和巩固现有的中国古典舞语言，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程式化、规范化的那些舞蹈语言。这些语言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并且通过作品的呈现积累下来的，属于经典的语言，也是古典舞的标志性语言。我们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炼、整理和巩固这些语言中的传统审美特质，维系中国古典舞特有的文化标志性。中国古典舞“身韵”则是本土地道的古典舞语言系统，要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加工更多属于本舞种自己的语言系统。
其次，要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文化，学习芭蕾系统科学的整合方式，对我国大量的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整合，拿来为我古典舞所用，广大的民间，生生不息的民间将会给我们的古典舞提供源源不断的语言素材。应该重视这个环节，一方面要学结出把丰富的民间舞蹈元素“古典舞化”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用“发明”“试验”的态度对待艺术元素，用古典舞的方法和标准来重新排列组合这些元素，使他们成为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古典舞标准的舞蹈新语言。
第三，我们要有探索与追求的态度，从历史宝库中挖掘丰富的古典舞语言素材。以敦煌舞学派的高金荣和汉唐舞学派的孙颖为代表的学者，就是在建立了大量的古典舞审美标准的基础上，以古代壁画、美术作品、雕塑以及诗词歌赋等为线索，挖掘整理出大量鲜活的古典舞语言形态来。这些语言形态由于有根有源，而且往往带有那一时代强烈鲜明的特征，成为古典舞语汇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舞蹈语汇。
第四，笔者觉得还可以在有所依凭的基础上进行语言的创造。其实现在很多古典舞作品中大量使用现代舞、当代舞等多个舞种的语汇来作为造型和造型之间转换，或者成为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接，这就是编导渴望的创新古典舞语言的一种表现方法。古典舞蹈语言体系的构建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中国古典舞自身的审美标准，有了这个尺度，才可以有章可循，才能使创作更加自由灵活。
当下舞蹈理论与其教学、表演体系相比是比较滞后的，从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该学科的进步，笔者对当代古典舞的重建与发展的研究，希望能唤起更多舞蹈理论研究者对当代中国古典舞重建与发展的重视。
[论文摘要]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国古代学者以其丰富的思维智慧提出的各种管理思想对我国乃至世界的企业管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用于生产实践，同时与世界的先进管理理念接轨，已是目前企业所需要探讨和考虑的问题。
一、企业管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
企业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企业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
不将文化贯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种工具性，机械化的管理，而中国企业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仅在技术、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这样才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适度。中国有许多企业人情风盛行，岗位的安排设置，职权的大小有很多取决于人情。这不仅揭示了这些企业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适度应用“情理”观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本土企业。
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该理念恰好是现代企业提倡的“团队精神”，并且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体主义观念一旦发展到极端，会对个体产生贬斥作用，对标新立异的个体产生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其结果是扼杀了个体的创新动力，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其领导者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再去影响他人。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念，在众人思想的汇集下，形成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孟子的这个观点应用于企业中，企业的成功并非领导者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必须有其追随者的帮衬与努力。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获得组织成员信任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人本思想”，体恤成员，信任自己的成员，管理者需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让成员认为企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让成员甘心情愿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哲学，强调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通过指出水的具有滋润万物却与其他事物不产生冲突的本性，旨在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一切管理活动必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维持自身人才的竞争优势。
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兵书，其连续不断的军事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各国倾尽人力斗智斗勇，尽显其政治，军事才华，其中的战略计谋堪称为经典。尽管三国时代军事管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将三国时代的战略管理融会贯通于现代企业管理。
管理者要有强烈的求才欲，以及豁达心胸，广纳百言，融汇众智。这种理念在三国时代的军事管理中体现在多处。以曹操为例，其求贤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运用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委以重任。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管理者要善于与员工进行沟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人尽其才，才能是企业协调运营，各方面共同发展。
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并集中于这一点，全力以赴，在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激励，以便更快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蕴含着保证重点，避免四面出击的思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刘备那样，战线过长，目标太散，必然导致失败。
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塞涅卡）。企业管理者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出榜样，使组织成员心服口服，甘愿追随。例如孙策在战场上一向冲杀在前，士兵纷纷效仿于他，个个奋勇，争先杀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员，大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行动不足以服众，没有凝聚力，使成员不能尽心尽力。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两面性。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优点，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然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国管理模式，必然会使员工产生抵触心理，因此要两者并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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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建筑；现代建筑；影响；启发
1中国古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形成与发展
1、1、中国古建筑
在世界建筑体系中，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朵绚丽的奇葩。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独树一帜源远流长的，成为独立发展的体系。中国古建筑思想在世界建筑史上，以它独特的地域特色，描绘出中华名族五千年文明历史，当我们站在现代人的审美角度，回首望去中国古建筑的发展历程，就如同翻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词典，古建筑展现出历朝历代独特风貌；中国建筑以它绚丽的色调风格、精巧的做工工艺，让人感受到中国古建筑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
1、2现代建筑
现阶段，我们从国际的角度出发，建筑设计仅仅视为少数贵族人使用，在世界发展史上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要建筑设计大多数是为封建君主服务、王公服务、教会服务、国家服务。就像美国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Hughes）说的那样“穷人没有设计”。中国建筑设计也不外乎于此，尤其是世界趋于多元化，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中国，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古老的中国大门被西方文明逐渐打开，中国古建也开始受到了冲击。
2以实例分析中国古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
2、1贝聿铭与苏州博物馆
例如在苏州博物馆的新馆，苏州博物馆的新馆其建筑风格属于新中式建筑，这种风格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房屋屋顶的设计，也是我们走进博物馆时首先看到这个独特的屋顶设计。这种屋顶的设计手法源自苏州古建筑的坡顶，屋顶四周的翘角以及它的做工工艺，把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这些屋顶通过现代科技材料，用金属、玻璃以及木材作为屋顶主要的材料，通过光照处处不同的层次，演绎出不同的环境效果，让人犹如进入一副中国山水画的感觉。苏州博物馆建筑群的布局方式，延续苏州建筑群落布局的特点，把博物馆放置于院落之间，通过这些院落之间相互组合，使建筑整体跟周边环境相互融合、协调统一，拙政园作为苏州最有名的建筑群落之一，博物馆主馆的建筑风格延续了拙政园建筑的特点，成为整个群落中的一个重点。白墙、灰瓦成为博物馆主要的建筑基色，这些淡雅的色调与周边建筑色调相互融合在一起，作为新中式建筑，建筑中的灰色材料，被现代的灰色花岗岩所代替。把传统中国古建筑设计精髓不断发掘、提炼、扩展，并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现代建筑，苏轼在《灵璧张氏庭院记》中说：“华堂夏屋有吴蜀之巧”，苏州建筑在中国古建筑中，以精巧细致为主，苏州博物馆主要通过对苏州古建筑风格和中国建筑元素提炼；从传统的古建筑构造元素中发掘适合该建筑的设计元素，对苏州传统建筑中的几何形状进行演变，用现代的技术、材料重新诠释现当代苏州建筑设计风格。在建筑的空间规划方面，中国传统的移步换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该建筑的空间中。夏玉莹在《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与转化》中提到：“苏州博物馆新馆这一倾情之作就使得苏州民居风格和现代建筑和谐对接，融建筑于园林之中，使古代民族文化和现代的科技相辅相成。”通过对局部空间的伸缩处理，让人进入该区域时空间放大，给人一种探索进入的欲望，这也是建筑设计中空间使用的巧妙手法；进入后院时，大量地运用中国传统的造园手法，亭榭、水面、置石、树木映入眼帘，让人进入具有禅意的私密空间，跟入口的空间感觉形成对比。
2、2王澍与宁波美术馆
宁波美术馆作为中国著名建筑师王澍的代表作之一，为了维持这座大楼给城市带来的美好回忆，设计师王澍保留了原有空间结构不变得同时，并且在设计者的极力呼吁下原有的码头也得以保留。美术馆建筑主体设计方面，面向人民路的一部分是利用一个入口的高台院落和栈桥的设计，并没有采用常见的广场或者台阶布局，这种设计寓意中国传统院落的结构。建筑主体面向甬江的一侧以出船的形象利用两个扁平长方形相互叠加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亲切，与周围环境更加融洽。在建筑主体二层设有100扇高8米的杉木板门，这些杉木板门装饰在沿江长100米长，6米宽的长廊一侧，设计者的目的是展现一种新生的态度以及重建一种已经断裂的生活方式。美术馆的空间利用上分析，首先最底层是应用于美术馆的日常运营，整个空间属于开放式的展示形式，一层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的艺术展品以及艺术展览。艺术展示的过程中同时进行了营销模式。二层相对一层的空间风格更具有意境，二层主要应用于艺术展品的展示和创作。美术馆的建筑材料上采用了青砖，青砖设计是体现在美术馆的基座上。青砖设计与外景保持一致，形成了内外统一的设计场景。基座上的设计纹样元素从敦煌中提取出来的。来揭示地域始发地是宁波人，船与港口的材料统一，也在预示着船与港口的材料是一致的。所以在材料的使用方面都揭示了一定的寓意和暗示，这种表现技法的体现需要一定的技艺水平。
2、3大研安缦度假村
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北角著名的丽江，被认为是中国最美的地方之一。而大研安缦正是探索丽江的绝佳下榻之所，极致完美的大研安缦度假村的建立与其他安缦度假村一样，丽江大研安缦与其他安缦度假村一样，通过他因地制宜的设计理念，采用古老神秘传统纳西建筑经典元素。度假村依山而建，大研安缦之名源自梵文“平和”的音译和13世纪木府统治时期的丽江古名“大研”二字。俯瞰这座历经沧桑历史古城。度假村的建立无疑又为这座古城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度假村设有35间套房，可眺望丽江美景、城郊乡野与雄伟雪山，包括中国最壮丽的山峰——玉龙雪山。度假村坐落于狮子山顶，毋庸置疑的是，这个得天独厚的角度把丽江、城郊乡野同雪山美景一并揽入怀中。度假村设有的套房一律附带可俯瞰美景的超大露台。恒温人性化的泳池安静的藏在古典质朴的建筑群深处，嬉戏池中或是卧榻池畔定是体会安缦隐世哲学的绝妙途径。这套度假套房在各地都能展示云南当地的美妙布料和精湛的工艺，纳西刺绣精美至极，以及东巴花卉禽鸟木雕也是鬼斧神工，这种精美的工艺将会在客房内出现。纳西族东巴智者，对他们来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精湛的工艺中可以获取他们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注重性。在这种精美的技艺之下，还有一些文化遗迹、古建筑遗迹都已保留下来，例如以前的科举考试的场景依旧保存完好。这种场景的设计，不仅留下这种古香古气的建筑，并且也加入了现代化的设计元素，这种中国古典元素与现代技艺手法相结合的设计，深受人们的喜欢。通过实例分析现代建筑中国古建筑元素的运用，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古建筑与中华民族不管在历史内容上还是本性特质上，两者是相容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在现代建筑中要汲取古建筑文化的精髓，繁荣和创新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文化。从传统古建筑中发掘适合现代建筑的设计元素，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材料重新诠释当代建筑的设计风格。3在建筑的空间规划方面，中国传统的移步换景是建筑设计中空间使用的巧妙手法。在装饰方面，中国古代建筑的不断努力和长期积淀，积极吸取了中国个民族传统的艺术技艺和精湛纹样元素，尤其是在雕刻、绘画、工艺美术等艺术形式上，为现代设计创造并提供了很多设计积淀，现代建筑要汲取这些优秀的装饰手法，努力打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在造型方面，现代建筑整体要与周边环境互相融合，协调统一，在自然界承运能力范围内去发展现代建筑，因地制宜，营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集中的和谐家园。
3中国古建筑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与启发
3、1中国古建筑与现代建筑融合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个性鲜明并深深根植于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它有着同西方迥异的民族特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继承和发挥传统建筑文化还需要研究和认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意境,真正理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本质内涵,在形式和内涵上都加以继承,并加以现代体现,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真正的现代化。加快现代城市快速发展是我们当代人追求的目标。可是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包括农村现代化建设，都应该在保持我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即融入现代元素，又保留了本土文化不会再历史旅程成长断层，更不是对西方思想全盘接受；城市建筑是一个地域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发展的根基，也是城市的象征。每个时代都会在城市的发展中留下属于当时社会的痕迹。一个地区城市的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的提高，都会导致很多历史文明的消失，最为明显的就是城市建筑，虽然现代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向前迈出的一大进步。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是科学、经济的聚集地，人类历史文化遗产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所留下的一笔财富；在中国古建筑发展的历程中，其中的一块木材，一块瓦片，都蕴含着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发展的痕迹。我们要让古建筑传统工艺与现代建筑完美结合，才能让古建筑文化得到合理的保护，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流传千古，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可以继续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把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合理地应用到现代建筑设计中，可以在体现中国古建筑古典韵味的同时，保证工程质量、品质，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减少资源浪费，避免出现中国古建筑风格在国际、国内市场出现尴尬的局面。
3、2现代建筑在古代建筑影响下的发展
在现代建筑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既要创造新的现代文明，又要保护古代历史文明，两者之间是相互融合的，我们要在两者之间权衡好它们的关系，现代建筑不是现代人凭借自己的想象创造出的，现代建筑的是古人这几千年中探索中所遗留的产物，它是我们现代建筑快速发展的垫脚石。它们之间是传承和发展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也要兼并协调中国古建筑与现代建筑并存的原则。中国古建筑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它代表着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科技水平，只有将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建筑文化保留下来，才能延续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现代建筑风靡全球，这种风潮大大影响了古建筑艺术文化的发展，只有让古建筑艺术在中国本土茁壮的成长，才能源源不断地给现代建筑注入新的建筑理念，让中国文化立足于世界不败之地。在现代建筑建设中，我们要倡导“新旧有机结合”的这种理念，既要对古建筑艺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提升，又要保留中国古建筑艺术文化，做到舍得共存。新老建筑文化交替的阶段，要拒绝盲目大肆修建仿古建筑，对古建筑文化的保护，不只是在现代世人面前建造出出更多的仿古建筑，仿古建筑的出现不代表是对现代建筑的保护的开始，所以这种古建筑文化保护的机制，需要在探索摸索的过程中，建立适合古建筑艺术发展的新机制，让古建筑艺术和现代建筑协调发展。现代建筑发展的主要思想是以人为本，人作为建筑使用的主体。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要满足现代的审美要求，现代建筑的发展必须重视人的使用需求，以满足生活生产使用为主要前提。因此可见，现代建筑还需要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避免虚而无用的建筑，建立属于这一时代的建筑体系，才能保障现代建筑快速健康地发展，让现代建筑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建筑。
4小结
现代化建筑的发展不是对中国古建的排斥，而是继承与发展如何正确运用中国的古代建筑去设计现代建筑，让其源远流长，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转换，中国古建筑已经不适合绝大多数建筑的需要，它的建筑精髓是需要我们后辈继承和延续的，如何正确的运用中国的古代建筑去设计现代建筑，让其源远流长，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这样的研究历程还有很远，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经济、人力资源去实现。为了让着种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体系中，渗透到每一个建筑作品中，让中国的现代建筑散发出生机活力，重振伟大的中国梦，我们每个设计师都应该用我们的一腔热血，去拼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空。
作者:刘文洁 伍星 单位: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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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邱盼、试论我国古建筑保护面临的问题[J]，山西建筑，2009年第29期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关键词】创新教育；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悖离与融合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创新教育的悖离
创新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源动力。积极探索并推动研究型教学模式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高校专业教学要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涌入国门，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不断发生碰撞与交流，使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的教学发展中出现了很多困惑，中国古代文学面临着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以及大众娱乐性为导向的新媒体文化取而代之的窘境。与此同时，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还面临着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不断被压缩、教学方式过于传统单一、教师队伍不断缩减、教学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科整体教学缺乏配合和持续等诸多矛盾，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创新教育的教育原则走向了悖离。1、教育观念沿袭传统的文化教育理念，与当今时代对创新教育的需求严重脱节文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和其他意识形态混沌包裹在一起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呈现方式。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往往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仅仅注重文学史基本常识和经典文学作品的介绍。然而，从时代呼唤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层面来讲，却是过于狭隘的认识。因此，从文化大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建立文史哲不分家、近现代与古代相延续的回归意识，更有利于在宏观背景下准确地人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古代文学在今天的传承意义。古代文学经典自身文体发展的局限性，及其与当下时代及话语氛围的差异，容易引起当代大学生在思想认识层面的困惑和不解。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及时修正和纠正学生对本门课程的认识误区，从而发挥其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2、教育模式呈现知识灌输和模式化的特点，无法真正起到创新教育和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国的重担。然而，在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迅速崛起下，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载体却日益受到青年学生的误解和冷落。长久下去，必然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沦入狭隘的恶性循环，原本活生生的文学课堂成为了僵死枯燥的文体讲授和知识传授。现有教学模式致使学生对课程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日益严重，使青年学生丧失了学习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的兴趣。3、教学测评形式单一，无法真正体现创新教育的成果古代文学教学受制于传统的考评方式，在学生学习效果和学习水平的评价上往往直观、机械和单一，不仅影响了课程教学的质量，还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因此，针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的教育困境，教师要改变过去以高低分来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旧观念，更多思考古代文学对于高校学生人文素养、创新能力的基础性熏陶和养成，在把握当下大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向素质鉴定观念转变。
二、创新教育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