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性质相同，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简称《左传》《公羊传》《梁传》，合称“春秋三传”，都是以孔子修订的《春秋》经为本，对它所作的传，内容都是对《春秋》中大义之微言的展开。
2、 均属于编年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都是编年体史书。因为“春秋”最初就是指一年，后来指历史，于是《春秋》即为记事史书的名称，只是留存的只有鲁国的史书《春秋》，于是“春秋三传”都是按照时间先后从鲁隐公到鲁哀公以十二公为序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故事性强，同时包含大量记言的内容。
3、 均包括在十三经之中，都是儒家重要经典，都体现出儒家思想。《左传》记事同时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公羊传》和《梁传》更强调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4、 都有着重要地位。《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补充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记鲁国兼记各国史实，记政治大事和社会各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梁传》在史实记载上虽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有一些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并且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提出并秉承孔子“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忠实历史的原则，史学意义很大；《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梁传》更为丰富，影响也更深远，包含一些重要的历史思想，诸如“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思想。
（二）不同之处
1、 今古文之别。《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公羊传》和《梁传》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
2、 所记时间结点稍有不同。《公羊传》和《梁传》记事都与《春秋》经一致，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而《左传》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结点更晚一些，记录的历史更长一些。
3、 作者不同。顾名思义，虽然仍有争议，但整体而言，三传的作者与书名相关。普遍认同《左传》的作者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公羊传》作者有较大争议，其中较多认为是战国时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毋生合写成书。《梁传》是何时何人始著为书，史记不详，相传始承传者是鲁国的梁子，颜师古注“梁子名喜”，桓谭《新论》认为梁子名赤，王充《论衡》中认为他名置，阮孝绪《七录》认为他名，《梁传》作者究竟是谁，梁子究竟名何，难考难定。
4、 做传文体方式有别。《左传》是经前传后，互相独立进行展开补充；《公羊传》是自问自答地对《春秋》进行注解的；《梁传》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其中《公羊传》《梁传》在问答体上是一致的。
5、 补充记录史实详略有别。《左传》最为详实，全书约十八万字，《公羊传》《梁传》则简略许多。当然也不尽如此，也有许多此略彼详的地方。并且也有《左传》未记而另外二传记录的内容，比如《公羊传》和《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记了“孔子生”，而《左传》中却未提。
这段关于徐梦秋的文字，虽然很简略，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却将一个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与浓厚的兴趣。许多人都希望了解：徐梦秋是何许人也？为什么称他为“红色历史学家”？他又是如何沦为叛徒的呢？
自从双腿截肢后，徐梦秋想搞军事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1937年，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曾经采访过徐梦秋，并记录下她的第一印象：“我在延安见到徐梦秋时，他是后方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他还是官方认定的苏区历史学家。虽然徐梦秋是个瘦高个，还带着一副高度近视镜，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学者，但他本人却一直倾心于搞军事。”
1901年，徐梦秋出生于安徽寿县的一个旧式封建家庭。在他10岁的时候，家道中落，徐梦秋也随之品尝了人间的辛酸，一种叛逆的情绪在他心中开始酝酿着、积蓄着。
1920年春，徐梦秋就读于一所养蚕技术培训学校，学习很用功，还当上了学生领袖。但他不喜欢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就与他们作对，还发动了一场造反活动。但这次造反没有成功，校方开除了10名学生，徐梦秋是其中之一。
1921年的夏天，徐梦秋被迫转去一所商业学校，不是去学习经商，而是学习英文和数学。在这所学校，他又成了学生领袖。他不喜欢无能又虚伪的校长，于是又组织了一次罢课，试图赶走校长。但是，有些学生倒向了校长一边，结果罢课又失败了，徐梦秋和另外3名学生被学校开除。
1923年暑假，徐梦秋听说有一批进步人士要创办上海大学，这些人士包括：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还有瞿秋白、蔡和森、施存统等。除校长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于是，他和另外7位同学迫不及待地赶往上海大学求学。在那里，徐梦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冬天，根据党的指示，徐梦秋与曹蕴真、薛卓汉等从上海返回家乡寿县，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曹蕴真任特支书记，特支直属中央领导。特支成立后，曹蕴真、徐梦秋等都在瓦埠和小甸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此前，徐梦秋就当过小学教师，但他始终不甘心当一名教书匠。后来，他追忆往事时说：“我断定当教师用处不大，因为只有富人雇得起我，而我却不能帮助穷人。”此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上海大学学习。
1924年冬天，黄埔军校准备从上海大学选拔优秀学生，一直梦想成为军事将领的徐梦秋却错过了机会――家里来信说父亲病危，他必须回家。而与他同来上海的7位同学都去了黄埔军校。
1925年，徐梦秋受党组织委派去了安徽省首府安庆，在那里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时爆发了五卅运动，徐梦秋组织安庆的20余名团员参加了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风暴。同年7月，他从安庆去了上海，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工作了一个月。8月，又去了广州，打算进黄埔军校学习。然而，事与愿违。抵达广州以后，党组织没有让他进黄埔军校，而是让他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做政治工作，担任第一师政治部的主任，主管宣传。为此，徐梦秋感到非常失望。
徐梦秋随第一军参加了东征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底，他又被调到十四师。1926年，策划了“三二”事件，逮捕了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徐梦秋也在其中，但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不久，他来到了武汉，受命到十二师政治部去做张发奎的秘书。
1927年4月12日，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在的腥风血雨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乃至左派人士惨遭杀害。徐梦秋的几位密友在广州遇难，而他因病住院，躲过了一劫。不久，南昌起义爆发，徐梦秋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起义，但他却因病未能参加这一壮举。
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徐梦秋去苏联，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他秘密回国，1931年1月，抵达江西苏区，见到了和。这时，红军正在组建军事委员会，徐梦秋被任命为军委秘书。1931年底，又开始组建红军总政治部，他在该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军委秘书长。1933年底，他调换了工作，到红军大学讲授政治课，主讲《民国政治史》、《马列主义辩证法》等课。苏振华、刘震、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都曾听过他授课。在征战闲暇与他也时有接触，谈论时政、历史，每每谈到深夜。
1934年2月，徐梦秋改任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7月，在准备长征的过程中，又被调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军团的军团长是，政治委员是聂荣臻。它是长征的开路先锋。
徐梦秋随同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时，他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不久，他遭受到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双腿被截肢。徐梦秋这样回忆：“在红军进入陕北开始作战的时候，我因双腿冻僵截肢――在我走了两万多里路之后！我一直想做军事工作，而实际上却总是做政治工作。”采访过他的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也写道：“他曾想上黄埔军校，当一名军事指挥官。但自从他在长征快结束时双腿截肢后，他想搞军事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
“红色历史学家”统编《红军长征记》
徐梦秋的体质一向不佳，他不喜锻炼，常生些小病。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其表现也不引人注目。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喜读中外历史书籍，且喜做笔记和卡片，相当认真。这一点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瞿秋白在课堂上就几次表扬过他。
在北伐战争时期，徐梦秋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为谋生计，他化名孟明进入商务印书馆当校对员和编辑。利用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他读了不少书，并着重研究明史，以好几个化名撰写文章，还出版过几本通俗读本，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评传》、《南明哀史》，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国抗倭史》、《戚继光》等。这些书深入浅出，文笔较生动、清新，拥有不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这可能是他后来被称为“红色历史学家”的缘由。
徐梦秋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是长征期间也逐日记录，共写了约10万字的“长征日记”。看过这部日记的一位学者这样评价：日记中不仅写有长征的艰难历程，还记述了许多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不少地方写得十分生动细致，既有重要的史料性，又有好看的文学性。从中可见日记的作者不仅是个有心人，并且确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红军领导干部。这位学者还写道：这部作品是一直不为人知的长征史料，其原件更是一件关于长征的历史文物，可惜由于作者徐梦秋后来成了革命的叛徒而长期被埋没了。
在延安，徐梦秋因有残疾，又常生病，就没担任什么具体领导工作，他常去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授课，与丁玲、周扬、成仿吾等文化界人士交往较多。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徐梦秋与丁玲、成仿吾、贾拓夫等16人组成干事会。11月23日，在中国文艺协会召开第一次干事会上，徐梦秋被选为机关编委主任。他常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文史文章。
在延安时期，徐梦秋最主要的贡献当属主编《红军长征记》。
1936年5月10日，、发出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11人为红军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徐梦秋为主任。征集项目有：报纸、宣传品、书籍、剧本、日记、相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等。
8月5日，、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给各部队发电报、给参加长征人员写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征文中要求“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典，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
在中央的号召下，大家的积极性甚高。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领导带头写回忆录；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萧华、王首道等也身体力行。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个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不少人积极响应号召，拿枪杆子的人也拿起了笔杆子；甚至很多刚从墙报上学会认字的普通战士也拿起了笔。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而且稿件内容涵盖了长征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了编辑工作。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红军南下关中平原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总政治部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也随军出发，只留下徐梦秋负责统稿，并拟定了编辑的方针。
编辑工作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编者精选出100篇文章、近40万字，取名为《二万五千里》。该书编好后，手稿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仅供借阅。
《二万五千里》成书之际适逢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据徐梦秋回忆，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指示《长征记》暂缓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说。这样，一拖就拖到了1942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更名为《红军长征记》。
这是长征亲历者留下的关于长征的文字记载，一部关于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
可惜的是，徐梦秋没有见到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红军长征记》，那部书出版之时，他已去了新疆。
徐梦秋的政治生命在叛变之时就已经结束
1937年11月，徐梦秋(化名孟一鸣) 同红军将领蔡树藩、钟赤兵和夫人刘英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到达迪化后，他被新疆的铁腕人物盛世才留用，任命为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后任代厅长，新疆省编译委员会委员长。此时的盛世才伪装进步，伪装亲苏亲共，企图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来对抗。他骨子里是的，阴险狡猾，玩弄权术。一边大量安排共产党员在新疆各部门工作，同时还不忘实行暗中监视。
在新疆，徐梦秋担任中共新疆省委组织部长一职，地位仅次于陈潭秋，与毛泽民大体相当。林基路、方志纯等都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这段时期，徐梦秋为新疆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做了不少工作。
经盛世才批准，徐梦秋聘请了知名进步人士杜重远来新疆学院工作。又由杜重远出面邀请茅盾、张仲实、史枚等著名作家、学者授课。赵丹、徐韬、朱令明、叶露茜等电影明星、导演也应邀千里迢迢从陪都重庆来新疆工作，宣传抗日。
徐梦秋还写信给，报告新疆教育严重落后闭塞的状况。接到信后，十分重视，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紧急调运陕北公学300套讲义教科书和延安解放日报社、中央图书室等机关凑出的几百本文化书刊派人搭车送往新疆，以支持徐梦秋的工作。
1941年4月，徐梦秋在妻子李玉南的陪同下，去苏联安装假肢。没想到，两个月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本来是要到德国配腿的，走到边境上，仗就打了起来，只好回到苏联”。同年9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在莫斯科保卫战的隆隆炮声中，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斯大林号召在苏联的外国人都拿起武器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徐梦秋因残疾无法参战，于是，1941年冬天，全家经哈萨克回国。
早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之时，朝三暮四的盛世才就开始向靠拢。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判断苏联已经自顾不暇，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1942年春，他施展其惯用的手法，经过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称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阴谋政府，把毛泽民、陈潭秋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投入大牢，徐梦秋、李玉南夫妇也在其中。
1943年3月上旬，重庆派出的审判员王德溥、季源溥等4人抵达迪化。这些老手们的经验，比盛世才之流丰富得多。他们翻检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案卷，发现里面的“证据”材料实在说不上是证据。盛世才便下令治安处长李英奇等一定要获得共产党人的“口供”，于是，在新疆治安处的刑讯室里，刽子手们严刑拷打共产党人，各种酷刑轮番使用，什么“老虎凳”、“老虎椅”、鞭抽、火烙……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有的人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李宗林、马殊等人，尽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然坚贞不屈。1943年7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
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有的人贪生怕死，成了没有灵魂和脊梁的家伙。
潘柏南(潘同)、刘西屏(刘希平)两人先叛变，第三个便是徐梦秋。在季源博下令用刑后，他动摇了。过了一天，他在监狱中写下亲笔供词及脱党书，承认新疆中共组织确有个“阴谋暴动”计划。
徐梦秋苟活下来。他对妻子说：“我在敌人写的假材料上签了字，已经不是党的人了。”李玉南大吃一惊，立即同徐梦秋立下了离婚字据。但根本不理睬他们的离婚声明，李玉南仍然作为徐的妻子同徐一起继续关押，是囚犯，也是伺候徐生活起居的佣人。
由于盛世才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中共中央一直情况不明。直到1944年，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已壮烈牺牲，也不知道徐梦秋等三人已叛变。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伯渠赴重庆，再三与当局严正交涉，要求下令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其中就包括新疆的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人。
1944年秋，盛世才斗不过老奸巨猾的，被迫同意离开新疆，重庆当局另调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在清理监狱时，将徐梦秋接收过来，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长。1945年9月，徐梦秋被送到重庆，为人身安全计，住进磁器口军统局干部宿舍区。他郁郁寡欢，闭门不出，读读书，练练书法，饮饮酒，打发苦闷，寂寞度日。半年后，徐梦秋随军统局返回南京，在那里，徐梦秋极少参加社会交际。每天只是翻阅历史书籍，读读报纸杂志，打发时光。
1930年“国立山东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成立，校长是“五四”时期老作家杨振声先生。杨振声民主办学，风度翩翩，请来的大批教师都是学术、文化界一时才彦。1930年，臧克家以臧瑗望的名字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当时只有一个英国文学专业，除了本系课程以外，还承担全校的公共英文以及法、德、日等第二外国语的教学。据1933年教职工名录档案中记载，外国文学系主任为梁实秋，教授有陈逵、罗文柏、戴丽琳、赵少侯、葛其婉，讲师王国华、郑成坤，1934年教职工名录档案中记载外国文学系主任洪深，教授为李茂祥、戴丽琳、赵少侯、葛其婉，讲师水天同、王国华、周学普等。
1930年4月，闻一多和梁实秋应杨振声的邀请，一同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梁实秋后来回忆说：“他要一多去主持国文系，要我去主持外文系，我们当时唯唯否否，不敢决定。金甫力言青岛胜地，景物宜人。我久已厌恶沪上尘嚣，闻之心动，于是我与一多约，我正要回北平省亲，顺路到青岛一觇究竟，再作定夺。”没想到，一看立刻就认定“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一言以决，决定在青岛任教。”
梁实秋在外文系开设了英文、欧洲文学史、戏剧入门、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文艺批判等课程，还担任了其他系的公共英语课。
据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后二年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臧克家对梁实秋先生的莎士比亚研究印象也颇深。
2、臧克家入学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
臧克家是如何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的呢？入校后，臧克家学中文的兴趣比学英文的兴趣更大，申请转中文系。在国立青岛大学，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那是首任校长杨振声的一贯主张。
当时，想转到中文系的人太多，全被拒绝了，当臧克家忐忑不安地站在闻一多先生身旁自报姓名时，闻先生十分高兴地接纳了他，并告诉他记得他的《杂感》。据臧克家的同学蔡文显的儿子蔡宗周在《梁实秋书赠的条幅――记梁先生与蔡文显的一段师生情谊》中写道：“记得父亲生前说过……臧克家原先入学是英文系，同父亲同系，后根据臧克家的要求，经闻一多同意调到了中文系就读。”
从此，臧克家成为闻一多先生的学生，一名诗的学徒。
臧克家转到中文系后，除了学好功课外，就是向闻一多先生和他的诗学习。闻一多和梁实秋是同学，又是最要好的朋友，往来甚密。再加上梁实秋又是臧克家的英文老师，这样一来，臧克家与梁实秋也建立了很深的师生情谊。
上世纪20年代末，梁实秋和鲁迅在上海滩发生了激烈的论战，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有一次在课堂上，有的同学问梁实秋与鲁迅笔战一事，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鲁迅与牛”。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这情景，给臧克家的印象很深。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对梁实秋在国立青岛大学兼任图书馆长时撤除鲁迅著作一事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就这事臧克家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3、臧克家为梁实秋写“邀请信”
1933年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梁实秋很快就以《烙印》为题写了评价文章，并对臧克家“不曾因同情心的热炽而抛弃艺术的立场”表示了赞赏。
上世纪80年代初，梁实秋从香港给臧克家寄来两本书，这两本书是梁实秋的《偏见集》和《游美杂记》。臧克家在《致梁实秋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忽然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一个大卷，很费劲地把它拆开，原来是您的大著！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真有点又惊又喜。可惜下面寄出的地址写得不清楚，而且被我拆成碎片，想回信也无处投寄了。从插页上看，您和师母登山涉水，游兴甚浓，心宽体壮，只是头白了。”
1987年，当臧克家得知了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的消息后，于11月3日写下《致梁实秋先生》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实秋先生，我特别想念您。自从1934年，我山大毕业离开青岛之后，隔山隔水，暌违已有五十三年之久了。人不见面，思念却难断。您的行踪，偶尔从新闻报道中得到星星点点，这也聊慰我情……我虽步履蹒跚，但愿意奉陪您，游览颐和园，荡舟北海上，参观规模宏伟的新落成的北京图书馆，互相扶持登上八达岭，纵目长城，如果精力充沛，可以看看这几年出土的珍贵文物，特别是秦始皇的兵马俑。我可以陪您吃吃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来吧，来吧。”梁实秋先生于1987年11月3日在台北逝世，生前没有看到这封信，巧合的是臧克家写完信的时间与梁实秋逝世的时间为同一天，这可以说，是臧克家送给梁实秋最后最真挚的礼物。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关键词】 孔子/易传/春秋
近几年来，随着诸多先秦、秦汉简帛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许多疑案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曾受到广泛怀疑的孔子传《易》之说，终于初步得到了证实。但还有许多深层的问题尚待探讨。如：孔子为何“晚而喜《易》”并传《易》？其与孔子作《春秋》有何联系？对孔子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虽然早已有人论及，但由于对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尚未突破前人窠臼，故多有似是而非之论，笔者试结合对孔子作《春秋》的最新研究，对此作探讨与辨正，与同好切磋商榷，并就正于方家。
一、孔子“晚而学《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
帛书《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1] 这与司马迁之所记恰相吻合。《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正义》：“《易·序卦》也。”)《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第1937页)[2]《论语》对此亦有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第144页)[3]
孔子为什么“晚而喜《易》”？为什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对此，前人曾有种种怀疑与不同的诠释。近年来论者虽也承认孔子传《易》，但对孔子这位一向“不语怪力乱神”不相信占卜的圣人，为何到了晚年，突然对占卜的《易》感起兴趣，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孔子读《易》，直接出自其作《春秋》的需要。《史记》记载：“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2] 这就是说，孔子于五十六岁鲁司寇受挫时，即萌生作《春秋》之志。《史记·孔子世家》亦记：“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第1943页)[2] 可见孔子立志作《春秋》，是从鲁司寇受挫发现“吾道不行矣”之时开始(而非如传统所传说的“获麟而作《春秋》”又“绝笔于获麟”——此乃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所炮制的经学神话，其荒谬不值一驳)。而作《春秋》，就不得不精通于《易》。一来古代史与巫相通，史中多有占卜之记(卜辞亦为史)。若不通《易》，则无法通史。二来，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已经普遍形成引用《周易》的习惯，不仅史官普遍用《周易》占卜，而且，一般官员、士大夫，也普遍引《易》占筮。对此，据各国史料汇编的《国语》中也有明确记载，如：“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国语·晋语》，第362页)[4] 公子重耳非巫而亲筮之，司空季子引《周易》而解之，可见当时《周易》的普及。据不准确统计，今之《左传》引《易》及占卦就有一百余次，其中引《易》“象”四次，引《周易》十余次，记占卦九十余次。很难想象，若非通《易》，如何读懂史料，又如何能作《春秋》？
正是为了作《春秋》，孔子才发奋学《易》。其时孔子已年过五十六岁，因后悔学《易》太晚，故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如果让我多活几年(即能倒退几年)，五十岁就开始学《易》，那我就能(运用自如)不会发生大的过错了。因《易》深奥，故手不释卷，以至“韦编三绝”。
但一些论者却认为“《春秋》作于孔子辞世前两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易传》的著述时间当在返鲁之后，作《春秋》之前。”[5] 将传《易》与作《春秋》隔裂开来，于是传《易》便成了空穴来风；于是一向不信算命占卜的孔子为什么突然对这部算命的书感兴趣并将其改造成贯通天人的宏著，只能归因于圣人的天才与特异功能了。
二、孔子传《易》之“窃义”与作《春秋》之“窃义”异曲同工
“《易》本为卜筮之书”，这是早在宋代朱熹就已明确指出的。“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卷六十七《易·纲领下》，第1475页)[6]“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著物上。……到得夫子，方始纯以理言，虽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说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同前，第1477页)[6] 不仅明确区分了《易》之成书的三个阶段，而且指出《易》理出自孔子。
《易》本是卜筮之书，其卦爻辞乃据卜筮命中率较高者所整理，虽然《易》的作者在卦序的建立与排列上有整体的理性及一定的哲学思维(如世界事物间的对立与转化观念)，但其卦爻辞的内容包罗万象，各卦辞间本无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自孔子作传后，方赋予其统一的易理。这恰为今所出土的先秦典籍所证实：
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1] 孔子说出了他与巫、史的本质区别：巫赞而不达于数，史达数而不达于德，孔子则唯德义是求。这段话，不仅印证了朱熹的推断，而且与今本《易传》正相参证。
如《乾卦》卦爻辞：“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第13页)[7]《乾》之卦爻辞只讲凶吉，其“九三”爻的“终日乾乾”究是何意，并不十分明确。而《易传》作者则解其意为：“《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同前，第14-15页)[7] 将讲究神道天命为主的卦象，解为以人事为主并强调君子道德修养的道德论，这不能不说是对《易》的根本改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易传》中有直接引孔子之语以解者：“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同前，第15-16页)[7] 证实此种思想观点，出自孔子。将占凶吉的卦爻辞，解释成君子进德修业和自省修政的教义，这可以说是孔子对《易经》的独具匠心的“窃义”。
笔者认为，孔子对《易经》的“窃义”与他作《春秋》的“窃义”，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第338页)[8]
孔子是如何作《春秋》“窃义”的？这是两千年来争论不休而至今依然烟深滓重是非不明的重大问题。由于这一根本问题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解决，故直接影响到一系列学术问题的深入。在《易》学研究上同样如此。笔者深感有一辩是非的必要。
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就是对《春秋经》进行“一字之褒贬”的“笔削”，以便显现其“微言大义”。对此，其实早在唐代刘知几就以“惑经”为名，对其提出“虚美者五”“未谕者十二”的责难。朱熹、郑樵也都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朱熹说：“《春秋》只是直截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1480页)[6] 郑樵痛斥：“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通志·灾祥略》，第1905页)[9]
但至今还有论者引《史记》中的“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孔子世家》，第1943页)[2]，以明孔子“修”《春秋经》①。其实，这段话与司马迁别处所述的孔子《春秋》矛盾，很可能出自后人插笔。《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明称孔子所作“《春秋》文成数万”(第3297页)[2](而《春秋经》文仅一万多)，“《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经》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亦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二——笔者)。在详述孔子作《春秋》渊源与影响的《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首提《左氏春秋》，而一字不提被认为是《春秋经》“嫡传”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反之，《史记·儒林传》述《春秋经》的流传源流时，则唯提《公羊传》《谷梁传》，只字不提得到孔子《春秋》“亲传”的《左氏春秋》。这就充分说明，司马迁所称的孔子《春秋》绝然不是《春秋经》。笔者于拙著《〈春秋〉考论》[10] 中以先秦两汉以来典籍中的大量史料考论，全面批驳传统成说之谬(由于问题重大，涉及面广，此不赘)，指出：孔子所作《春秋》，不是传统经学家所说的《春秋经》，而是内容和思想都与之大相径庭的另一部独立的《春秋》。孔子因其《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不可以书见”——不能把书给学生看，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孔子《春秋》——笔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第509-510页)[2] 这就是说孔子《春秋》被左氏为存其“真”而改编成了《左传》(考《左传》中弑君恰为三十六，亡国恰合五十二，这说明《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源自孔子《春秋》)。换言之，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不表现在《春秋经》，而表现于《左传》。
从《左传》中，我们的确可以考见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之迹[11]。例如，《国语》与《左传》都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的史实，而二书之内容与思想倾向大相径庭。《国语》中之管仲大谈法家路线，“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修旧法”，推行“轨长制”(《国语·齐语》)[4]，富国强兵，以实现争霸理想。而《左传》中的管仲则极力提倡招携以德、怀远以礼，宣扬德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左传》记载，僖公七年，管仲劝阻了齐桓公武装侵郑的企图，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左传·僖公七年》，第318页)[12]“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同前，第317页)[12] 僖公四年管仲代表齐桓公以“尊王”为名，不用战争而迫使楚国就范(《左传·僖公四年》)。这与《论语》中孔子所赞扬的管仲恰恰契若符节：“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第311页)[3]。《左传》思想倾向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而据其他先秦史料，如《管子》等所记，《国语》较接近史实。显见得《左传》经过作者的加工，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可见，孔子作《春秋》的“窃义”是通过有意识的剪裁取舍和对史实的内涵进行改造，以突出其“德义”的主题，这与《易传》的“窃义”可谓同一机杼，殊途同归。
孔子作《春秋》的主导思想，是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治国安民之道，指出政权的不稳，源于统治者本身的腐败，故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纲领。所谓“克己”，是要求执政的“君子”加强自身修养，“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3]。而《易传》中恰恰也贯穿了这个思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文言》，第19页)[7]。明确指出保权位的问题：“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第79页)[7]
《易传》全文具有明确的中心，主要集中于治国特别是君子“进德修业”的修身之道上，如《大象传》主要就是讲君子修德与国家治理。《文言传》也主要讲修辞立诚。
《周易·大象传》中大半标明君子修身正位治国之道，使《易》成为君子明德修身知戒惧之器。这就是孔子传《易》以“窃义”的本旨。
需要指出的是，对《易》进行“窃义”的改造，首先表现于孔子《春秋》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如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下坤上坎)，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而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左传·昭公十二年》，第1337页)[12]——明确指出祸福由德，而不取决于占卜之凶吉。这种以德为先，置于卦占凶吉之上的思想，是《左传》的主导思想，贯穿于全书。
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的时代性产物，称其“成为当时的共识”[5]。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如果这真的已成为“共识”，孔子难道还会以“德义”高自标榜而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话吗？再说，与之同时代的《国语》中，三引《周易》，未见以德义释卦并置德义于卦占之上者，可以说基本没有这种思想。《国语》对占卜是绝无疑议的，甚至唯占是从。《左传》称民为“神之主”，置民于神之上；而《国语》总是民神并列。故《左传》这种德义至上的道德本体论，绝然不同于《国语》，不可能出自左丘明。相反，他与孔子则一脉相承。帛书《要》记孔子语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孔子所言，正与惠伯之语同出一辙。
还有一个更有力的佐证是《左传》襄公九年写穆姜解《易》之语：“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第965-966页)[12] 穆姜之语，完全同于《易传》之语——《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第15页)[7]，二者如此吻合，甚值得深思。章太炎认为是“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言，而孔子采之耳。”(《经学略说》，第65页)[13] 笔者认为，如果孔子之前“说《易》者”已“发为是言”，以“德义”解卦，则孔子就不会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的话了。春秋时期还是迷信鬼神、每事必占的时代，《易》的正常功能是占卜，以“德义”解卦的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它只能是出自博学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3] 不信占卜的孔子——孔子想利用这部宗教经典，宣扬他的以道德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论，故以“德义”解《易》，借神道设教，化腐朽为神奇。这对于《易》学具有革命的意义。穆姜之语，与前面所举昭公十二年惠伯的以德为先语意相同，都是孔子“以德义”解《易》的体现。在历史上，孔子是以德义解《易》的第一人。故此语只能是出自孔子之笔(这也可看作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又一佐证)。
三、孔子传《易》对其作《春秋》的影响
对《易》的研究，使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产生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大转变。
《论语》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第98页)[3] 这段话似乎可以反映孔子读《易》作《春秋》前即五十六岁之前其治学教学的特点。孔子前半生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学术目光未及“性与天道”，故学生“不可得而闻”。而学《易》之后，他把目光扩展到了“性与天道”，从本体论上为其仁学理论找到了基础，并建立了“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体的道德本体论，从而大大升华并完善了他的儒学理论体系。
帛书《要》记载：“子曰：‘《易》之道，[存乎其辞也。其用者，]此百姓之道[之谓]《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图，愚者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之，故为之以八卦。”[1]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孔子对《易》之道的朴素唯物与辩证的诠释。用《易》占凶吉，这是百姓的实用，而真正的《易》之道，在于懂得天地人道万物内部阴阳刚柔间相对立相转化的道理。今本《易传》之《说卦》与这段话正相呼应：“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第93-94页)[7]
天道讲“阴阳”。所谓“阴阳”即《系辞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对天道运动规律性的高度抽象。阴阳之道，乃天地变化的必然性。《左传》(亦即孔子《春秋》)中正是从这样的原则出发对阴阳的范畴作了界定：“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第369页)[12] 这里特地明确将“阴阳之事”与“吉凶”之事区分开来，指明“阴阳”非关凶吉，一方面确定了天道“阴阳”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突出强调了“吉凶由人”的人事主观性，突出了“德义”的重要。这种朴素唯物的阴阳观正是孔子作《春秋》和传《易》的哲学基础。
上面所谓的“刚柔”，指“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7] 的万物之道。孔子称之为“地道”，亦即事物的“损益之道”。孔子戒其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要》第九章)[1]。“君者之事”即社会政治，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之规律。所谓“刚柔”，为君之道的“刚柔”“损益”，具体的说就是以“刚”(刑罚)、“柔”(道德)来治民。战国楚竹书《季康子问孔子》篇记载孔子之言曰：“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谓仁之以德。且管仲有言曰：君子恭则遂，骄则侮，备言多难。”“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导(道)，逾则失众……好刑则不详，好杀则作乱。”[14] 这就是说，以“柔”德施民，民就能顺从，而用“刚”的刑罚杀戮手段，就会招致“作乱”，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君子要自“损”，自抑谦恭，“克己复礼”，才能顺遂成功。这就是“君者”的损益刚柔之道。
正是这种朴素唯物的宇宙观与辩证法，使孔子在他的《春秋》中客观分析统治阶级大权旁落的原因，将其归结为统治阶级本身的腐朽没落。“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叔向曰：‘然。虽我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况日不悛，其能久呼？’”(《左传》昭公三年，第1234-1235页)[12] 陈氏代齐，源于“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三家分晋，源于“庶民疲蔽，而宫室滋侈”。齐君残酷地剥削百姓，“民叁其力，二入于公”，最终众叛亲离——借用《要》中之语，君“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而陈氏贷粮给百姓则大斗出小斗进，故“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可谓“损之始凶，其终也吉”。这与《易传》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文言》，第18页)[7] 二者正相呼应。
《春秋》指出季氏专鲁，源于君室的世代腐朽：“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第1519-1520页)[12]。“一阴一阳之谓道”，《大壮》“雷乘乾”，即阴乘阳，阴极而向阳变化，故“利贞”，利于坚守正道。任何事物都向其反面转化，故“艰则吉”。运用解《大壮》卦象，归纳出历史之规律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天之道也。”《易》之《革》卦《彖》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第60页)[7] 意与此相通。
《易》之道，使孔子对历史运动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朴素唯物的本体论与辩证法的高度。
《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第14页)[7] 这里的“乾道变化，务正性命”，把天道变化与“性命”之“正”统一起来。又进而与道德相联系：“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第93页)[7] 将“和顺于道德”与“穷理尽性”并提，这就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而以“穷理尽性”为“命”之前提条件与途径，又将“命”的内涵客观化。《易传》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说卦》，第93页)[7] 将天道与人事，客观性的“理”“性”与人伦的“道德”“义”统一起来。联系三者的桥梁是客观性的“性命”，指出《易》以顺从“性命之理”为目的，把“性命”与天理相统一起来。将宇宙万物的“天道”，与社会性的“立地之道”，及伦理性的“立人之道”统而一之，从而确立了他的以天道为基础，以“性命”为纽带，以道德为核心的“天—地—人”三位一统的仁学理论体系。
孔子在他的《春秋》中对此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刘子(刘康公)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左传·成公十三年》，第860-861页)[12] 所谓“受天地之中”亦即“天地之正”。命受于天地，性是命在具体之物的体现，而礼义的目的和作用是“定命”：“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第1457-1459)[12] 这段话全面发挥了儒家的道德本体论。将礼视为天地之经义，顺从礼，就是“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性”亦为物本身所秉受于天地者。“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十四年》，第1016页)[12]“淫则昏乱，民失其性”，只有顺从礼，方能“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将礼乐与性、命联系起来，提到本体论的高度，并把自然天地之道作为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依据，这就为儒家理论建立了最高的依据，哲学的基础。
由此可见，孔子传《易》与作《春秋》，是二而一的事，是相互促成者。作《春秋》，是孔子学《易》的原动因；而《易》的学习研究，使孔子作《春秋》及其建立道德为本的儒学理论找到了本体论的基础；作《春秋》的过程，又使孔子在传《易》时，更一步增强了他的道德本体论。
注释：
①其实，杜预即已引汲冢《竹书纪年》所书“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春秋经传集解·春秋经传后序》)据《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有人将句子断至“无召王”，则明显语气未完整。《史记·周本纪》亦有相关记载，明其为史官所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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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
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
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
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 呀?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
,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
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
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
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
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在中华民国史上,蔡元培不当教育总长,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早已成为美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个已经当了云南省长,又主动改行当大学校长的人,他就是郭影秋。
郭影秋1909年生于江苏铜山,曾在无锡国专就读,受业于唐文治、钱基博、夏尊等,后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在家乡从事民众教育和中学教育。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担任过多种军政职务,1953年担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在政坛可称顺风顺水。
1956年到1957年,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参加为期一年的学习,正好赶上鸣放。当时,他去北京大学看了谭天荣等人的大字报,共产党人不能办科学,不能办教育,不能办高等教育一类说法引起了他的反感。于是他在1957年6月中旬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了封信,信中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说,共产党人不能办科学,不能办大学,我认为共产党人能办科学、能办高校。假若让我学习两年,我就可以去办个大学。”
这封信发出去没多久,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就到中央党校,找到他说:“政治局看了你这封信,同意你的意见,现在就派你去当个大学校长。”郭影秋有些惶恐:“我是说让我先学习两年,然后再让我当校长。你说要我现在就去,现在我还什么都不懂呢,怎么能去呢?”安子文说:“没有讨价和缓冲余地,现在就得去。”
没过几天,中央政治局正式命令郭影秋到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国务院随后下达了任命郭影秋为南京大学校长的指令。这样,郭影秋在中央党校没有结业,就返回昆明交代工作,于1957年8月到南京大学上任。郭影秋的工作变动如此之快,背景是适应了当时反右的大形势。但郭影秋本人却不“左”。他出掌南京大学6年,历经反右、和三年困难时期,大环境并不好,但他尊师重教,治校有方,给南京大学师生员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间,他还撰写出版了研究明末清初农民战争的史学著作《李定国纪年》。
1962年末,国务院秘书长因小说《刘志丹》案被撤职审查。1963年初,想调郭影秋填补空缺,还说明由于秘书长的任命须经全国人代会通过,在此之前先以副秘书长的名分调动。国务院秘书长的职位高于省长,如果郭影秋有意重回政界,这是一个提升的机会。但郭影秋不喜欢做官,于是请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报告中央,要求免调。再次来电说服,他又向省委第一书记刘顺元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然而,一个月后,他还是离开了南京大学。这次是中央调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没有商量余地。原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85岁高龄的吴玉章。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党委书记胡锡奎与吴老关系紧张,吴老先后向彭真和提出辞职。吴玉章是“延安五老”之一,只好对他说:“您老办了一辈子教育,经验很丰富,德高望重,怎么能辞去校长呢?还是继续搞教育吧。我给您配个得力助手好吗?”于是,推荐了几个人选,吴玉章相中了郭影秋。
郭影秋1963年5月15日进京上任,吴玉章亲自到北京站迎接。此后郭影秋和吴玉章合作得很好,吴老十分满意。然而这时的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开始时,郭影秋本是重用的对象,不但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的文教书记,还代表华北局参加了中央小组。陈伯达还有让他接掌北京大学的提议。但郭影秋很快就跟不上越来越左的形势,1966年7月底就被撤销了职务,成为批斗对象。直到1969年才被解放,住进301医院。
住院期间,处境相似的老友万里经常来看他,对他说:“影秋,你是有学问的大知识分子,我是小知识分子。今后如果你身体好了能出来工作,我愿意当你的助手。”待万里走后,郭对身边的人说:“他是在开玩笑!他是个有很大雄心的人,是要干大事的,不信你们看,今后他肯定要当大官,办大事。我算什么?我只是个教书匠,我就想搞教育,我的最高理想就是当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所大学。”郭影秋看得很准,万里果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办了大事,做了大官。但郭影秋又说:“一个人可以当得了省长,却不一定能当得了一个大学校长。”这话也很发人深思。
回顾中国现代史,乃至人类文明史,大学校长比地方行政首长声望更高,更受社会尊敬的情况屡见不鲜。郭影秋之所以舍省长而任校长,也因为他是在民国年代读的书,进入过教育界,当时的大学校长并不比省长的社会地位逊色。就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寅初、吴玉章出任北大、人大校长,其行政级别也在一般省长之上。近20多年,中国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下降了不少,现在少数名牌大学校长被定为副部级,一般大学被定位为司局级。省长、部长羡慕大学校长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最近,提出了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处在官本位的氛围中,仅仅让大学去行政化,恐怕只是一厢情愿。只有全社会真正走出官本位的格局,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产生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书由是郭影秋1984年口述的,1985年郭影秋就去世了。我无缘认识郭影秋,但和本书的录音整理者王俊义先生却很熟悉。王先生今年也有73岁了。他的本行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退下来以后,我和他曾共同主编《口述历史》丛书,合作数年,十分愉快。他比我年长14岁,待人十分平等谦和,从选题,到编稿,对我都是商量的口吻,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不以口述史学专家自居,却完成了这本水平很高的口述史著作。这固然因为郭影秋本人也是有成就的史学家,史识十分到位,生前审定了书稿中的大部分内容。同时也因为王俊义先生治史有方,在成稿过程中,广泛征求知情人的意见,反复核实,尽量减少细节的失误。从事口述史学,十分需要这种认真的治学态度。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现居北京)
1962年末,国务院秘书长因小说《刘志丹》案被撤职审查。1963年初,想调郭影秋填补空缺,这是一个提升的机会。但郭影秋请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报告中央,要求免调。再次来电说服,他又向省委第一书记刘顺元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至董仲舒则以阴阳学说对秋冬嫁娶之说进一步加以解释阐发，其《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天之道，向秋冬而阴来，向春夏而阴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内。”王肃因之，《孔子家语·本命》篇云：“群生闲藏乎阴，而为化育之始，阴为冬也，冬藏物而为化育始。故圣人因时以合偶男女，穷天数也。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于此。诗云‘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也。冰泮而农桑起，婚礼而杀于此；泮，散也。正月农事起，蚕者采桑，婚礼始杀，言未正也。……诗云‘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归，当及冰未泮散之盛时也。”可见，王肃除了用阴阳学说解释以外，还从妇功农事方面加以论证。孔颖达总结上述诸说云：“《邶风》云：‘士如归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礼当在冰泮之前。荀卿书云‘霜降逆女，冰泮杀内，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则荀卿之意，自九月至于正月于礼皆可为昏。荀在焚书之前，必当有所凭据。毛公亲事荀卿，故亦以为秋冬。《家语》云群生闭藏为阴而为化育之始。故圣人以合男女，穷天数也。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业起，昏礼杀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颁爵位。《家语》出自孔家，毛氏或见其事，故依用焉。”（1）[377]诸家均以秋冬为婚礼之期，且均似言而有据，是有道理的。古人最重农业生产，春、夏、秋之季农事正忙，而霜降以后，正所谓“十月涤场”农事已毕，方可办婚事。是婚始于农事毕，止于农事起，此说应比较古老。而《卫风·氓》之“秋以为期”与《邶风·匏有苦叶》之“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即为婚期在秋、冬的明证。
郑玄则提出以仲春为婚礼之期的观点，其《周礼·地官·媒氏》注曰：“仲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无故谓无丧祸之变也。有丧祸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丧记》曰：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班固与郑玄同，并同样用阴阳学说作解。其《白虎通义·嫁娶》篇云：“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显然班固、郑玄均把《周礼》所载的仲春之会看作是嫁娶之时。并认为，周代的嫁娶季节依礼而行只在仲春，除非有丧葬之故，否则不可改变。由于郑玄坚持嫁娶季节在仲春，所以他把《周礼》的仲春之会也看作是举行婚礼，可能有误。依笔者之见，《周礼》的“仲春之会”是周代社会礼与俗互相结合的产物，不是男女举行婚礼之期，而是一种特殊的婚恋习俗，是男女的婚恋之期，是当时的青年男女在仲春时节可以自由选择配偶的一种婚恋礼俗。（2）[53—59]但是，在先秦文献中又确实存在春季行嫁娶之礼的记载。如下文将举《诗经》“二南”中的例子，而《春秋》、《左传》所载春季逆女之例更多，这到底该如何看待呢？
由于主张上述二说者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均能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由此而来，后人或持毛传之说，或步班固、郑玄后尘，两派学者千百年来始终争论不休。当然，也有与二者意见不同的，如《管子·幼官》在列四时之事时，就说在春秋两季都可以有“合男女”的情况；而晋束皙则提出上古嫁娶无春秋为期的规定，而是四时皆宜。唐代杜佑亦赞成束氏之说，云：“婚姻之义，在于贤淑，四时通用，协于情礼。安可以秋冬之节方为合好之期？先贤以时月为限，恐非至当。束氏之说，畅于礼矣。”（3）[59]
对此问题，当代著名学者李炳海先生则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论断。他根据不同部族、地域文化的特点，参照《春秋》、《左传》所记载的某些嫁娶事实，提出先秦时代的嫁娶季节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一是晋地系统，迎娶时间在春季；一是周、齐、鲁系统，迎娶季节在秋、冬至初春。前者是按夏历计算，后者是按周历行事。杨伯峻先生指出：‘以《传》文考之，晋即行夏时者。'事实的确如此。至于周、齐、鲁，基本是按周历行事，有时也兼用夏历、殷历为参照。尽管如此，晋地和周、齐、鲁在迎娶时月上的差异仍然是明显的，一为春季，一以秋冬为主，两个系统不相混淆。”（4）[337]提出先秦嫁娶季节存在两大系统并行之说。并认为先秦文献记载中关于嫁娶季节的这种时月差异是不同地域产生的夏文化与商、周文化差异的体现。同时还强调指出束皙与杜佑所说先秦嫁娶不限时月，四季通常的说法是“用后代的婚俗习惯去推逆先秦的嫁娶时月，无助于问题的解决”。（5）[27]从不同部族、地域文化色彩的角度来分析各自在嫁娶时月上的不同习俗，其独特的视角确实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以至于其后再无人对此问题提出异议。
然而，针对上述观点在先秦嫁娶季节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我们通过《诗经》中的有关记载，并结合《春秋》、《左传》等史书进行了认真地考查，得出了周人嫁娶四季皆宜的结论。证明束皙与杜佑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们认为《诗经》“二南”是西周王朝直接管辖地区的诗歌（6）[20-27]，其对周人嫁娶时月上的记载也必然会反映出周代婚礼的嫁娶时间礼俗。所以对此作了考察。而研究结果表明，“二南”中所反映的周人嫁娶时期，既有春季，也有秋、冬。从而证明单纯说春季或者单纯强调秋、冬为周人的婚礼之期，都是错误的。分析如下：
（一）春季嫁女
现代多数学者认为《周南·桃夭》反映了周人在春季举行婚礼的习俗。持这种说法的人往往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作为判断的根据，如说：“这一方面用艳丽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一方面比喻其出嫁的时间。诗中虽没有言及春天姑娘出嫁，但我们知道，只有在春天桃树才能枝叶繁茂，开出鲜艳的花朵，说明这位女子是在春天出嫁。‘桃之夭夭'为嫁娶之时。”（7）[236]我认为这样的联想是不实际的，因为《桃夭》共有三章，第一章言“灼灼其花”，第二章言“有蕡其实”，第三章言“其叶蓁蓁”，有花有实，而且叶子茂盛，显然只是以桃树比喻新娘既美貌如花，又会子孙满堂，是对新婚女子的祝愿之词，婚期在何时，均可适用。故与女子春天出嫁无关，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嫁娶季节的根据。
然而，在“二南”中也确实反映了周人有在春季嫁女的内容。《鹊巢》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毛传：“鸠，鸤鸠。……鸤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郑玄笺云：“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一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鹊作成巢而鸠来居是在春季，用以兴“之子于归”的季节，显然这嫁娶之时亦在春季。
《何彼襛矣》云“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又说“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这是描述王姬出嫁的场面，正直唐棣之花艳丽盛开的季节，王姬乘着雍容华贵的车子出嫁了。唐棣之花既如桃花，又似李花，桃、李之花均在春季开放，所以说明这是春光明媚的季节。
以上二诗均属《召南》，在陕之西，非为晋地，而是宗周所在，以丰、镐（即今西安、咸阳）为中心。表明周人嫁娶本即可以在春季进行。并不是只有晋地，即李炳海先生所谓的夏文化才有的习俗。
（二）秋冬娶女
在“二南”中，同样记载了秋、冬娶女的习俗。表明在秋、冬季节举行婚礼亦是周人的基本习俗。
《汉广》云“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又云：“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以刈楚、刈蒌为薪起兴“之子于归”，说明婚礼之期是在秋、冬季节。
《逸周书·文传》说：“山林非时不登斤斧，以成草木之长。”《荀子·王制》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又说：“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管子·八观》：“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礼记·王制》：“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草木以时伐焉。”《礼记·月令》中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毋有砍伐”等记载。七十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田律》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槨）者，是不用时”的条文，这是说，除了因不幸死亡需要木材做棺材的以外，一律禁止在春天砍伐山林。《管子·轻重己》云：春尽而夏始，天子令毋斩大木，毋斩大山，毋戮大渊，“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日至短，则伐木，取竹箭”。《礼记·王制》：“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也就是说，当时对伐薪的季节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说来，只有在深秋以后才允许砍伐林木。而在春、夏两季，由于草木正处于生长发育期，所以不可以随便砍伐。
这说明，在《诗经》中每以嫁娶之时出现伐薪事象，一方面因为婚礼时要点燃火把，而火把是束薪而成的；另一方面就因为正当入山伐薪的季节是嫁娶之时，因此在诗人心中也自然地把伐薪与娶女联系在了一起。说明周人的嫁娶季节也可以是秋、冬二季。
《汉广》属《周南》，在陕之东，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成周所在。成周为殷商遗民的集中地区。如金景芳先生所言：“周公克殷后，对于殷民的处理，一大部分殷余民分给了新建的宋，《史记·宋微子世家》说：‘微子故能仁贤，乃代五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左传》定公四年则记载了在封鲁、封卫时，也都分给了一部分殷民。剩下的多半就是所谓‘多士'了，他们在原来的殷政权下应是有深厚基础的权门、势族，这些人则被迁于成周。《尚书·多士》就是为处理这部分所谓‘殷顽民'而的软硬兼施的文告。”（8）[121]从周公对“殷民”的处理，可以看出他们都集中在宋、鲁、卫三国与西周东都即“周南”一带。因此，《周南》地区人们在秋、冬季节举行婚礼的习俗，是克殷后的商、周文化融合的产物，说明商人与周人在嫁娶季节方面都有秋、冬娶女的习俗。不存在周文化与商文化的地域性差异问题。
“二南”所载的这两种情况表明，古人关于先秦嫁娶季节或只在春季或只在秋、冬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同时，由于属于周族活动的核心区域“召南”亦有春季举行婚礼的记载，从而也可以证明李炳海先生关于“晋地和周、齐、鲁在迎娶时月上的差异仍然是明显的，一为春季，一以秋冬为主，两个系统不相混淆”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把《春秋》、《左传》中关于嫁娶内容的记载作了统计，并将统计结果列表如下： 《春秋》、《左传》所载春秋时代嫁娶季节统计表：
鲁公世系编年 嫁娶季节与事件 所载之书 鲁公 在位之年 季节 事件 隐公 二年 春 莒子娶于向。 《左传》 秋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 。 《春秋》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左传》 七年 春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春秋》 八年 夏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 《左传》 桓公 三年 秋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翚如齐逆女。 《春秋》 秋，公子翚如齐逆女。 《左传》 八年 冬 冬十月……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春秋》 冬，……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左传》 九年 春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春秋》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左传》 庄公 元年 夏 夏，单伯送王姬。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冬十月乙亥，……王姬归于齐。 《春秋》 十一年 冬 冬，王姬归于齐。 《春秋》 冬，齐侯来逆共姬。 《左传》 十八年 春 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 《左传》 十九年 秋 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春秋》 二十四年 夏 夏，公如齐逆女，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春秋》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 《左传》 二十五年 夏 六月辛未朔，……伯姬归于杞。秋，大水…… 《春秋》 二十七年 冬 冬，杞伯姬来。莒庆来逆叔姬。 《春秋》 僖公 五年 夏 夏，公孙兹如牟。 《春秋》 夏，公孙兹如牟，娶焉。 《左传》 十五年 秋 九月……季姬归于鄫。 《春秋》 十七年 夏 晋大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 《左传》 二十五年 夏 夏四月癸酉，卫侯毁卒。宋荡伯姬来逆妇。 《春秋》 文公 四年 夏 夏，逆妇姜于齐。 《春秋》 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 《左传》 六年 夏 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 《左传》 宣公 元年 春 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春秋》 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左传》 五年 秋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 《春秋》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 “逆叔姬。”即自逆也。 《左传》 六年 冬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齐。 《左传》 成公 五年 夏 夏，晋荀首如齐逆女。 《左传》 八年 春 声伯如莒，逆也。 《左传》 九年 春 二月伯姬归于宋。 《春秋》 二月伯姬归于宋。 《左传》 十四年 秋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 《春秋》 秋，宣伯如齐逆女。 《左传》 襄公 十二年 冬 秦嬴归于楚。楚司马子庚聘于秦，为夫人宁，礼也。 《左传》 十五年 春 春，……刘夏逆王后于齐。 《春秋》 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 《左传》 二十二年 冬 十二月，郑游贩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 《左传》 二十六年 冬 卫人归卫姬于晋。 《左传》 昭公 元年 春 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左传》 二年 夏 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 《左传》 三年 夏 五月……晋韩起如齐逆女。 《左传》 五年 春 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 《左传》 九年 夏 夏四月……晋荀盈如齐逆女，还，六月卒于戏阳。 《左传》 哀公 八年 秋 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齐闾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 《左传》
由于《春秋》、《左传》记事，均以鲁公世系编年，年分四季，季以系月，一年四季分明，时间顺序非常清楚。故据上表统计，春秋时代人们进行嫁娶的季节已一目了然。说明当时人们在一年四季之中皆可以举行婚礼，并没有春季或秋冬的规定。也没有两个系统并行之说。如上表所记春秋时代的嫁娶事件共有37次，其中在春季举行的有10次，夏季13次，秋季7次，冬季7次。事实是不但一年四季皆可举行婚礼，而且在夏季举行的次数又最多。
对于这种情况，李炳海先生认为晋国的几次夏季逆女，是指周历的夏季，如果按夏历计算则仍然是春季，而对鲁国夏季逆女的情况则解释为“可能有特殊原因，属于例外”（9）[336-337]。显然这种解释亦难以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春秋》、《左传》记录史实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顺序排列的，如《春秋》隐公元年《经》云：“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传》也是按照这样的时间顺序记载了春正月、三月与夏四月，秋七月、八月，冬十月、十二月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他各年均是如此，季节、月份的时间先后顺序非常清晰，所以根据其中所记春、夏、秋、冬四季的嫁娶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就是四季皆可嫁娶的，与实行周历还是实行夏历无关。
其二，对于《春秋》、《左传》的历法，前人早有研究。清人陈泗源云：“唐一行谓《经》从鲁历，《传》或从各国所记之日，故不同。因以知列国各自有历，亦是。今考之周、鲁历，朔率先一日。晋、郑、齐、楚之《传》所述多夏政。”又云：“《传》言夏五月壬辰晦齐灵公卒，而《经》书秋七月辛卯。杜氏云‘从，赴也。'今依历推之，则五月晦乃癸巳而非壬辰。六月甲午朔而非癸巳。癸巳朔在八月，相去两月，若曲变其法以从壬辰晦，则与襄二十年之十月丙辰朔又不合矣。窃疑春秋时有用周正者，亦有用夏正者，其各国所书日月不尽合于鲁，故《经》、《传》多不合。月每差两月，日每差一日，齐之夏五月即鲁之秋七月，辛卯与壬辰亦差一日也。”（10）[47，52]其说至确。如《左传·僖公九年》云：“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而《春秋》记载里克杀公子卓于朝，则在僖公十年，云：“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狄灭温，温子奔卫。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记载同一事件，而年月不同。即因《春秋》从鲁历，行周正。而《左传》从晋国所记，行夏正。周正正月正是夏历上一年的十一月，故《左传》僖公九年冬十一月发生的事情，在《春秋》中就为僖公十年春正月发生的事了。因此杨伯峻注曰：“《经》在今年者，《传》仍晋史用夏正。”（11）
正由于《春秋》经、传所使用的历法不同，即“《经》从鲁历，《传》或从各国所记之日”，所以《左传》所记晋国的几次夏季逆女事实，应该是按照晋国本国的历法记载的，晋国实行夏历，如成公五年夏晋荀首如齐逆女，昭公二年夏四月晋韩须如齐逆女，昭公三年夏五月晋韩起如齐逆女，昭公九年夏四月晋荀盈如齐逆女。四次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夏历的四、五月间，并不是如李炳海先生所说为“周历的四、五月间，周历建子，它的四、五月正值夏历的二、三月。”即使真如李先生所说，这四次事件所说的夏季是周历的春季，也并不影响周人嫁娶四季皆宜的结论。因为夏季的时间改变，其它各季的时间同样随之改变，四季依然是分明的。因此李先生关于先秦嫁娶时月分为春季与秋冬两个系统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周人一年四季皆可嫁娶。一般说来，由于周人仲春有会男女之礼俗，青年男女往往在这时自主或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约成婚姻，名曰成婚，而秋冬至初春正是农闲时节，所以结婚就以在这时为多，亦有在夏季的。如《左传》记载，桓公三年春与齐侯会于嬴，并约定成婚，秋季即由公子翚如齐逆女。昭公三年春齐侯使晏婴请少姜之继室于晋，春季成婚则夏五月晋韩起如齐逆女。也有夏季成婚，冬季迎娶的，如《左传·宣公六年》载，夏，周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齐，冬即命卿士召桓公逆王后于齐。而据《春秋》记载，杞伯姬则在僖公三十一年冬季来鲁国为儿子成婚。可见，春秋时期不但结婚四季皆宜，成婚亦四季皆宜的。因此，我们认为周人的嫁娶并没有季节规定的制约，但是，虽然四季皆可结婚，由于受到农业生产的影响，人们往往喜欢在农闲时节举行婚礼，所以也就有了“霜降逆女，冰泮杀内”或“秋以为期”与“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这些秋冬结婚内容的记载。然而荀子所说“霜降逆女”，并没有说其它季节就不可以结婚。“冰泮杀内”，杀者，减也。是说春季来临前，内御要减，故荀子下文云“十日一御”。所以李炳海先生说：“杀内即停止纳入。内，同纳。”（12）[335]解释亦误。因此，人们根据生产的需要喜欢在秋、冬季节举行婚礼，这应该属于农业社会的民俗内容，与礼制的规定无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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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晓峰、《〈诗经〉“二南”礼俗研究》[M]、武汉出版社，2006年4月版、53—59页
（3）杜佑、《通典》[M]、卷五十九
（4）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37页
（5）李炳海、《先秦时期的嫁娶季节与〈诗经〉相关多品的物类事象》[J]、《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27页
（6）同（2）20—27页
（7）王巍、《诗经民俗文化阐释》[M]、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236页
（8）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21页
（9）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36-337页
（10）[清]陈泗源、《春秋长历》[A]、王先谦、《清经解续编》[M]、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一册、卷四十七、卷五十二
一、关于《左传》介绍的教学设计
进行《郑伯克段于鄢》教学，必不可少地要给学生介绍一下历史散文著作《左传》，传统教学模式一般就是直接给学生介绍它的体例、内容、文学价值等等，这样很容易让学生感到一种模式化、程式化，好像古代作品的教学就是要先讲出处，比如讲《蒹葭》，就要先介绍《诗经》，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就要先介绍《论语》等等。为了打破这种模式，笔者在介绍《左传》时，采用与《春秋》对比的方式：同学们，在先秦时期有两部非常有名的史书，一部是《春秋》，一部是《左传》，实际上这两部史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你们知道它们的联系和区别吗？（先请学生回答，老师再讲解。）
这个问题学生一般都不能完整的回答出来，在他们想知道却说不出来的情况下，老师再讲解，学生兴趣就会高涨。讲解可以抓住以下几点：
联系：都记述了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和矛盾斗争。所谓“传”，就是注释或解释经义的文字。《左传》据说就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为《春秋》这部史书做的传。《左传》也叫《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与另外两部注释《春秋》的书《谷梁传》、《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
区别：①《左传》比《春秋》记载的历史多13年，《左传》记叙的是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254年间的历史，而《春秋》起止时间是从鲁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前722-481）；②《左传》比《春秋》记载的历史更为详细，《春秋》记事很简单，类似现在的新闻标题。③《左传》文学性更强。表现在第一是它善于对纷繁的材料进行剪裁，繁简得当，章法有条不紊，善于用委婉曲折的文笔表达外柔内刚的外交辞令；第二是善于用简练的语言描写头绪纷繁、波澜壮阔的战争，揭示敌对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争胜负的原因；第三是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活动和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我们说它是文学价值很高的散文名著。
介绍完以上的内容后，可以以这样一句导语“为了体验《左传》的魅力，我们来学习它的首篇《郑伯克段于鄢》”自然过渡到该篇文章的教学。
二、关于《左传》文言基础知识掌握和文意理解的教学设计
1、教师首先朗读一遍课文，让学生初步了解文意，然后探讨一个问题，即：“这篇文章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一场家庭纠纷。因为这场家庭纠纷发生在特殊的国君家庭，所以是一场争夺权位的斗争。记叙了郑庄公同其亲兄弟共叔段为了夺国君的位置而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2、在此基础上，布置阅读预习
①参照注释和工具书，弄懂全文的意思。
②朗读课文不少于5遍。（第一课时结束）
3、第二课时开始时，老师可以这样一句导语导入新课：
学习古典文学作品（文言文），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文句理解关，这是学习这类文章的基础，过好了这一关，一切学习、欣赏、探析都能展开，否则如同隔靴搔痒，蜻蜓点水，学不到深处。上节课，同学们已经自己对文章进行了学习，今天大家与我过两招，如果接得住我这两招，就说明你已过了这一关了。
第一招，提出本文中的重要词句，找同学解释，然后老师加以强调补充，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文言知识。
第二招，用原文中的语句或段落回答几个问题：
（1）母子不和、兄弟相残的祸根是什么？
（2）共叔段被封于京之后，如何在母亲姜氏的支持下，一步步得寸进尺，扩大势力，企图篡夺王位？
（3）郑庄公的大臣和他自己对于共叔段的嚣张有何反应？
（4）解决了弟弟之后，又如何处置他的母亲，母子之间的关系怎样得以和解？
过招测试后，老师再简单归结每个段落的主要内容，学生齐读体悟，结束这一环节的教学。
该环节教学设计的特点就是让学生自己主动地掌握文言知识和理解文意，特别是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以过招测试的方式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和认识，既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针对性，又避免了逐句逐词讲授的枯燥乏味，使学生的大脑一直处在一种紧张学习的状态。因为这一阶段的教学主要是发挥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作为学习的主角，所以课堂效果比较明显。
三、关于《左传》人物和写作特色教学设计
在彻底搞懂文章内容之后，再来评价其中的人物。可以一连问五个问题，和学生探讨。
1、@个故事中的家庭你喜欢吗？
2、母亲姜氏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3、哥哥郑庄公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4、共叔段这个人又如何呢？
5、在郑庄公处置了弟弟共叔段后，郑庄公和母亲搞得非常僵，这个僵局由谁来打破的，为什么他能成功？
通过以上问题的探讨，和学生一起欣赏故事中的人物，感受文章写人的艺术和古人进谏艺术，从而回归到刚上课时《左传》的文学艺术上，让学生对《左传》的文学艺术有个具体感受。
四、关于“春秋笔法”的教学设计
教学的落脚点最后还是要落在《春秋》与《左传》写法对比上，从孔子对这种道德沦丧深恶痛绝的态度入手，引入《春秋》对该事件的写法，从而体验“春秋笔法”的妙处。具体过程如下：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了互相兼并的战争，各国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也加剧起来。为了争夺王位，骨肉至亲成为殊死仇敌。孔子对当时道德沦丧的现实深恶痛绝。因为他讲究“礼”。具体表述就是六个字：义、行、慈、孝、爱、敬，即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孔子认为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能处理好君臣、母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孔子一生都主张克已复礼，要恢复以前的“礼”，因此，孔子对郑国国君家庭内部争权夺利不顾伦理道德的情形也是十分不满，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他在《春秋》里对这件事的写法。
“郑伯克段于鄢（yān）”，六个字中有丰富的含意：“书（指《春秋》）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不像弟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像两个国君相战），故曰：‘克’；称‘郑伯’（称爵不称兄），讥失教也（兄本有教弟之责，但庄公不教弟，反而养成其恶），谓之郑志（说这是郑庄公的本意）。不言出奔，难之也。”（“出奔”是有罪之词。如果说“段出奔共”，不说“郑伯克段于鄢”，就说明整件事情都要归罪叔段了；其实庄公也有罪，难于下笔，所以“不言出奔”。）
这种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的写法就叫“春秋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