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性跟教育性
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主要就是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教育性。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是民族教育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语言、社区、、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民族教育学的教育性就是指民族教育过程中在教育学上的特点反映。民族教育学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必须要“两面适应”、“两面兼顾”、“两手准备”。在此，笔者把民族教育学具有的这种特有的特点，称之为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总之，双重性在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多个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从总体上讲，我国在民族教育学的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住了双重性。尤其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上方面，双重性坚持得较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民族教育的过程中，怎么样合理把握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民族教育过程中如何坚持双重性，特别是如何有机统一起来开展民族教育学，显得十分重要。
二、民族教育学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了解和把握好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特点，就必须得从民教育学的形成说起。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着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①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着。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①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着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着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同时也包含了教育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性。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教育学既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具有教育性，伟大的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不是曾说过：“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于无形处也说明了民族性在教育的领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如何对待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及民族科学双重性
如何对待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不仅仅要体现在民族教育学课程的设计和实践上，还要在相关的政策上作出一定的倾斜。民族性和教育性在民族教育学的地位中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它们既有相同的共性特征，又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问题上，要持科学全面的观点。
在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上，我们要坚持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性特点为原则，同时兼顾民族教育学的民族科学性特点，比如说在民族教育过程中要把少数民族自身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体育、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政治等各方面的要素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学设计当中去，让我们的民族教育学的理论课程设计更趋完美。
〔关键词〕牟宗三；坎陷；科学和民主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1-0121-04
①这些文章主要包括：《坎陷概念起于何时》（《华南师大学报》2011、1）、《坎陷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5）、《三分方法视野下的坎陷概念》（《复旦大学学报》2012、2）、《坎陷与民主》（《中国哲学史》2012、3）、《坎陷如何开出科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2）、《内圣外王真成了“已陈刍狗”吗》（《河北学刊》2012、3）、《从坎陷论的视角看李约瑟难题》（清华学报）2012、5）、《坎陷如何开出民主》（待刊）、《关于坎陷开出民主若干评论的评论》（待刊）。
②在此前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本文只是这一系列研究的一个总的结论。具体的论证过程，详参阅上述文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BZX0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3JB2003）
〔作者简介〕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坎陷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围绕这一理论学界的争论不断，质疑者多，认同者少。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坎陷概念的含义，坎陷如何开出科学，坎陷如何开出民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撰写了一组文章。①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坎陷概念的含义以及这一理论的意义和缺陷进行进一步的概括，以作为自己这一研究的总结。②
（一）
坎陷论是牟宗三最早提出来且能够代表其儒学思想的一种理论。由于在表述方面有一些缺陷，这一理论自20世纪中叶提出之后便争讼不止，疑惑不断，以至人们很难把握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
从字面上看，坎陷在《周易》中的基本意义为陷为险，取象为水。但牟宗三借用这一说法所要表达的内容却要丰富得多。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重视道德，重视直觉，是一个仁的系统，一个超知性的系统，西方文化强调认知，重视逻辑，是一个智的系统，一个知性的系统。由于有这些不同，中国文化一直走道德的路线，科学和民主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西方文化走的是认知的路线，科学和民主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因为科学与民主原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发展科学和民主，当然就不能走那种从传统中寻找所谓科学和民主“种子”，然后使其发扬光大的路子，而只能走曲折的路线，将我们的传统加以改造，使其能够适应科学和民主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牟宗三在将两种不同文化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始终认为中国文化在价值层面上并不低于西方，甚至强调民主科学“卑之无甚高论”，我们历史上没有这些东西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因此，我们发展科学民主并不需要再向上讲，向上发展，而是需要向下讲，向下发展。为了表达这一思想，牟宗三看中《周易》中坎陷这一说法，特别借用其中“陷”的含义，以凸显向下讲，向下发展的意思。
坎陷概念有三个最基本的含义，即“让开一步”、“下降凝聚”、“摄智归仁”。所谓“让开一步”是说道德要来一个自我否定，暂时退让一下，不再发展自己，而是发展自己之外的内容。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我们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偏重于道德，道德意识特别强烈。这是我们的强项和优势。但这种强项和优势的形成，不自觉之间也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学和民主。在儒学第三期的发展过程中，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当然就不能再刻意发展我们的强项和优势，而必须让这种强项和优势暂时休息一下，让开身来。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让开一步”最根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所谓“下降凝聚”是说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向下发展。在牟宗三看来，中国文化虽然科学民主没有得到好的发展，但并不低于西方，其层面甚至远在西方文化之上。牟宗三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德一定高于认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既然我们的强势在道德，而道德又高于认知，要发展科学民主，当然就必须向下走，而不能再向上走。后来，牟宗三进一步借用康德思想和大乘起信论来阐发这一思想。在他看来，一心可以开二门，一是真如之门，二是现相之门。真如之门与道德相关，讲的是智的直觉，现相之门与认知相连，讲的是逻辑推理。因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所以在“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格局中，真如之门在上，现相之门在下。要发展科学和民主，必须由真如之门向下走，来一个向下的大开大合。所谓“摄智归仁”是说开出科学和民主整个过程不能离开道德的指导。牟宗三特别强调，通过坎陷开出科学和民主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整个工作必须在道德的指导下展开，必须坚守道德理想主义不放。科学和民主属于“智”的范畴，道德属于“仁”的范畴。科学和民主不能离开道德的引导，必须纳入道德的框架下进行，这就叫做“摄智归仁”。“摄智归仁”是坎陷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必须指出，尽管坎陷概念蕴含着精彩的内容，但其确义却常常被一些不必要的枝节所掩盖，影响了人们的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说明牟宗三的思想，我提出了读解坎陷论的一个新的方法，这就是多重三分方法。这种方法最初是在研究道德结构问题时提出来的。根据这种方法，从横向上分析，道德结构包括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这种情况其实在认知结构和审美结构中同样存在。将道德结构、认知结构、审美结构合并在一起，就组成了人的生命层级构成，并由生命层级构成推广为文化层级构成，从而使生命层级构成和文化层级构成都包含体欲、智识、道德三个层面。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文化传统的重要特点是仁性发达，智性不发达，道德发达，智识不发达，西方文化则刚好相反，是智性发展，仁性不发达，智识发展，道德不发达（这里的“不发达”是相对而言的，准确地说是不如我们发达，或不如我们合理）。西方文化的这个特点决定他们走的道路与我们完全不同，正是这种完全不同的道路使他们近代在科学和民主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超过了我们。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开出科学和民主，补上这一课，当然就不能再固守着自己的优势不变，而必须发展我们所不擅长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力发展生命层级构成和文化层级构成中智识一层（这里暂时不谈道德结构问题，因为科学和民主虽与道德结构也关联，但力度较弱）。有趣的是，根据多重三分方法，道德层面高于智识层面。因此，发展智识层面，是一种退一步的发展，是从我们擅长的层面中退出身来，发展在它们之下的东西。牟宗三论坎陷特别重视“让开一步”和“下降凝聚”，其主旨说到底不过是强调由生命层级构成和文化层级构成中的道德一层退让出来发展其下的智识而已。更加要紧的是，既然智识层面在道德之下，发展智识当然就不能完全弃道德于不顾，而必须接受道德层面的指导。坎陷概念在逻辑上一定含有“摄智归仁”这一内容，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理，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经过这样的梳理，我相信借助多重三分方法，清楚把握坎陷概念的内涵已不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了。
（二）
牟宗三坎陷论的理论意义是巨大的，经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检验，这种理论意义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9世纪至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西方文化借着船竖炮利的优势大举入侵，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每个有识之士都必须认真思考这个严肃的课题。面对这个课题，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文化，在他们眼里，西方的东西都是先进的，中国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不把线装书统统扔到茅厕中去，中国是没得救的。陈序经、胡适、殷海光是这个阵营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但也有一些人持保守主义态度，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尽管有问题，但也不是事事不如人，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万万不可将自家的东西全都抛弃，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梁漱溟是这个阵营的重镇。从一定意义上说，在这个问题上，牟宗三与梁漱溟走的是相同的路线。自20世纪中叶起，牟宗三便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从而对中国文化的特质有了较前人更为系统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特点完全不同，中国文化是仁的系统，西方文化是智的系统。中国文化属于“综和的尽理精神”，是“理性之运用的表现”。西方文化属于“分解的尽理精神”，是“理性之架构的表现”，我们的传统尽管难免有其不足，但也有着自己的优长，对此绝不能视而不见。
尽管牟宗三可划入保守主义阵营之中，但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不需要改进和更新，而是积极努力寻找中国文化新生之法。在他看来，中国文化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在了西方后面，关键就在科学和民主之有与无：西方有科学和民主所以强大，中国无科学和民主所以弱小。在新的情况下，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想办法开出科学和民主，补上这一课，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历史课题。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一历史重任，牟宗三没有像当时其他学者那样将主要精力放在寻找科学与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的“种子”上面，似乎只要把这些种子发掘出来，加以培养，就可以长出科学与民主了。与此相反，他强调，科学和民主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开出科学和民主，不能直通，只必须事先绕一个弯，走曲通的道路。这种曲通的道路就叫“坎陷”。要做到坎陷，首先必须“让开一步”，从自己的长项上退出身来，不再发展自己。其次必须“下降凝聚”，发展自己擅长层面之下的那些东西，来一个向下的大开大合。不管牟宗三对于坎陷的说明有多少缺陷和不足，仅就他没有把中国文化完全归并于西方文化的体系之下，没有把主要精神放在寻找中国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种子之上，其贡献就是不可小视的。
更为可贵的是，牟宗三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另一方面又必须保留我们自己的优长，由此提出坎陷必须“摄智归仁”的主张。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坎陷必当向下发展，但这种向下发展不是无限度的，必须有一种向上的道德力量加以提升。换句话说，坎陷必须“下降凝聚”，但这种“下降凝聚”并不能丢掉道德的指导。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科学和民主当然有其价值，没有科学和民主，现代化便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无论科学还是民主，都不是最高的最终的东西。较科学和民主更重要的是道德。没有道德的指导，科学可能为人类造福，也完全可以为人类添害；没有道德的指导，单纯的民主会走向“泛政治主义”，同样会出问题。儒家重德尽管有自身的不足，但也有极强的合理性，层面并不低，不能因为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就把儒家重德的这种思想传统完全弃之不顾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以为只有科学和民主是有价值的，值得提倡的，道德都是虚假的，不值得提倡的，一提道德理想主义便摇头，将道德理想主义与落后愚昧联系在一块。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内圣外王老调“可以休矣”，内圣外王成了“已陈刍狗”成了最时髦的话语。牟宗三不是这样，他建构坎陷一方面希望以能够以这种方式开出民主，跟上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儒家政治传统的优势。外王是要开的，但内圣也不能丢。不丢掉内圣就是不丢掉儒家的政治传统，不丢掉道德理想主义。这是“摄智归仁”这一思想最为重要的含义。在20世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牟宗三能够有如此清醒的意识，实在说明他作为一流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清晰头脑和前瞻意识。即使牟宗三坎陷论全都错了，全都可以，仅凭他在西风日烈的背景下顽强高举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不放这一条，其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值得在近代中国哲学史中大大地书上一笔。与牟宗三的所思所想相比，那些轻议坎陷论的说法显然十分苍白而浅薄。也许我们只有从这个视角上才能真正明白牟宗三创立坎陷论的历史意义。
（三）
尽管牟宗三坎陷论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但其理论缺陷同样十分明显，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比如，未能真正说清坎陷的主体究竟是什么。牟宗三在讲坎陷的时候总是喜欢说“良知坎陷”或“良知自我坎陷”。按照这种说法，坎陷的主体就是良知，再无其他。但只要认真分析即会看到，良知属于道德的范围，但道德不都属于良知。“良知坎陷”这种说法到底是讲仅有良知还不够，还必须发展良知以外的内容呢，还是以良知作为道德的代表，强调只有道德还不行，还必须有道德之外的内容，也就是只有实践理性还不够，还必须大力发展理论理性？根据上面的分析，在牟宗三那里这两层意思都有，但与开出科学和民主相关的，最重要的还是后者。换句话说，牟宗三讲坎陷根本的意思是说，儒学传统中道德一层很强，认知一层较弱，实践理性很强，理论理性较弱。由于科学和民主是与认知和理论理性相关的，如果我们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就必须大力发展认知，发展理论理性。但牟宗三在阐释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反复讲“良知坎陷”，这很容易造成误解，使读者认为，牟宗三这里的主体是良知，而不是道德，尽管良知属于道德。
又如，未能真正说清仁的发展如何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大量材料证明，牟宗三在“外王三书”中创立坎陷论是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在20世纪中叶，牟宗三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黑格尔的思想，大受启发，于是将儒家的思想与黑格尔联系在一起，以儒家的仁比作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因为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有自我否定的力量，于是牟宗三也大讲儒家的仁可以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就是“良知坎陷”。我们知道，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概念，它在辩证的发展中可以否定自身，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使自身不断向前发展。将儒家的仁比作绝对精神，问题很多，因为人们实在没有办法明白，儒家的仁为什么就是绝对精神，这种仁是如何自我否定的，其内在的动力何在，其具体过程是如何展现的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后来牟宗三在《现象与物自身》和《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不再像先前那样直接将坎陷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有彻底放弃或明确否定自己早年的做法。于是读者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各种猜测，纷争不止，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再如，未能真正说清开出科学和民主为什么必须向下讲。牟宗三将坎陷这一古老词汇移为己用，一个重要用意是想说明，要发展科学和民主不能向上讲而只能向下讲。牟宗三为了说明此间的道理，做过很多努力。如强调无论科学还是民主，都“卑之无甚高论”，意即科学和民主都属于理论理性，远在道德理性之下。到了后期，在重新建构“一心开二门”理论的过程中，更把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强调，根据《大乘起信论》，一心是可以开出二门的，其一是与道德理性相关的真如门，其二是与理论理性相关的现相门。根据康德道德理性优于理论理性的原则，道德理性在层面上一定高于理论理性。由于我们的传统始终重视道德，不大重视认知，所以道德理性发达，理论理性薄弱。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发展科学和民主，当然就必须向下走，“下降凝聚”，来一个向下的大开大合。牟宗三的这种做法较之早期以黑格尔讲坎陷明显有了一定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理解的困难。但这种进步还不够彻底，还留有一些问题。人们可能还会追问：借助黑格尔与借助康德说明坎陷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道德理性优于理论理性还有没有更深层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仅仅以道德理性的优位性说明坎陷，只能说明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必须大力发展理论理性，但这种讲法对于科学是可以的，对于民主就不完全适应了。科学和民主虽然有一致性，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讲开出科学必须向下发展理论理性，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很好理解，但对于民主就不够了。发展民主不仅要有理论理性，更要关注经济利益，注意恶的问题，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增强权利意识，发展法权观念，成为独立的政治存在，为开出民主打下坚实的基础。
（根据国家政策随时更新）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民办高校 科学研究 引导 改进
[作者简介]贾东荣（1968- ），男，山东齐河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山东 济南 250103）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基于实践的新建本科院校核心竞争力培育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513，项目负责人：贾东荣）
[中图分类号]G64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8-0040-03
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之一，科学研究和学术水平的高低，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评价高校公共性的重要指标。受其投入和运营体制的影响，民办高校在发展初期把精力集中在招生和教育教学上，以争取更多的生源维持生存和发展，对科学研究重视不够。随着部分民办高校进入稳定发展期，科学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个别院校在科研和技术开发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绝大多数民办高校还处于科学研究的起步阶段甚至还未起步。民办本科院校一般被认为是民办高校中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和产出也较其他民办高校为多。本文拟以民办本科院校为例，分析民办高校科研工作的现状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民办高校科学研究的现状
全面地评价或衡量一所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通常从投入、产出和效益三个方面着手。但由于绝大多数民办高校的科学研究处于起步甚至还未起步阶段，无论是投入、产出或效益，都缺乏准确的可以相互比较的数据，无法像设立多年的公办高校那样进行准确的评价或衡量。因此，本文选择以产出为主，结合部分投入指标来衡量，分析民办高校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科学研究产出低
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较多，人们通常认可并用来衡量一个人或组织的科研水平的成果主要有学术性成果和应用性成果两种。学术性成果包括著作、学术论文等，应用性成果有专利技术、应用性研究报告等。就著作而言，从各民办本科院校网站搜索的结果看，各校出版的著作均不多，有的学校没有，且多数民办高校教职工出版的著作是教材，学术性较差，仅有的少数学术性较高的著作集中在民办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基本没有。西安外事学院组织出版了一批有关民办教育的著作，但由其教职工撰写的不多。就学术论文来说，民办本科院校基本上是在晋升本科后或晋升过程中的，部分院校在高职教育阶段就有。总体来看，民办本科院校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偏少。根据中国知网学术资源总库检索的结果，2008年及此前批准设立的40所民办本科院校（不含由独立学院转设的）中，2007～2010年分别有37所、31所、26所、29所院校的年度发文低于200篇，其中分别有27所、23所、16所、13所院校的年度发文低于100篇，个别院校（19校、11校、6校、4校）低于50篇。这样的产出与各校在公开资料如网站、报刊等宣称的500～1000人甚至更多的教职工形成明显的对比，数量明显偏低，也与民办本科院校上万名甚至三四万名的在校生规模相形见绌。但如果与同期升本或稍前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相比，民办高校论文产出低的特点并不特别突出，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建院校的一般特点。
至于应用性研究，虽然民办本科院校多由高职学院发展而来，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和技能人才为主，但其应用性研究成果并不突出。除自身运营需要的民办教育研究外，民办本科院校的应用性研究产出不多。以发明专利为例，姑且不论其效益如何，单就获得的专利数来说，据中国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检索频道检索所得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5月底，40所民办本科院校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可查询到的专利仅304项，其中发明专利135项，实用新型专利71项、外观设计专利98项。这其中的1/3集中在浙江树人大学，发明专利的1/2集中在上海杉达学院，仅15所民办本科院校拥有专利，且其中9校不到10项。
（二）已有成果影响低或无影响
体现一所学校或个人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是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人们通常用发表刊物的级别和论文的引用情况来评价学术论文的质量和影响，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衡量发明专利的价值。总体来看，民办本科院校的科研成果影响不大。以学术论文为例，截至2009年底，40所民办本科院校发表在SCI来源期刊上的论文仅24篇，EI期刊仅69篇，合计93篇，不到这些学校发文总量的4‰；用中文核心期刊来衡量，40所民办本科院校发表在各种核心期刊的论文约3600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4%，这其中包括了个别不看论文的学术价值、单纯营利的核心期刊。
民办本科院校发表的论文主要分布在三类期刊中：一是高职、专科学校学报和行业通讯类刊物。这是民办高校的主流，约占到发文总量的一半。二是民办高校自己或其他单位举办的内部期刊。这些内部期刊的正式名称为内部连续性出版物，由省级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印刷。在无法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正式刊号的情况下，多数民办高校办有这种内部刊物。据不完全统计，40所民办本科院校在内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大约在5000篇，约占这些学校发文总量的1/5。三是营利性期刊。这类期刊的特点是审稿周期短、出版快（一个月左右就出版）、退稿率低、版面费适中、发稿篇幅短、一号多刊等特点，发表在这些营利性期刊上的论文占到民办高校发文总量的1/5～1/4。一般认为，发表在营利性期刊的论文纯粹是为了发文而发文，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内容多是临时拼凑或抄袭而来，本身学术价值就低；发表在高职、专科学校学报和内部期刊的论文，有点学术价值，但学术价值不高，达不到高级别刊物的刊发标准和要求。没有学术价值或学术价值低的论文，其影响自然就低。
下载和引用情况是反映论文影响的重要指标。下载反映了论文被人关注和阅读的情况，即有多少人阅读或浏览过这篇文章；引用是论文的观点和材料被他人直接或间接引用于论文或著作中。与下载相比，引用更能反映论文的影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本科院校约一半论文的下载频率在50次以下，约1/3高于100次。当然各个学校的情况差别很大，下载频率的高低也与题目或内容的关注度和发表时间有关。在引用方面，不考虑自引与他引的区别，40所民办本科院校在2009年底前发表的论文有引用记录的约8100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3，其中引用超过5次（含）的仅1200余篇，不到总发文量的5%，即约95%的民办本科院校发表的论文没有引用或引用率不到5次。这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应该看到，部分院校的少数论文下载频率和引用频率很高，个别论文的引用频率超过了100次，下载频率超过了1000次，引用超过20次的约百篇。
（三）专业集中度低与个别专业倾斜严重并存
按照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民办本科院校科学研究涉及的学科专业相对分散，民办本科院校涉及专业多数在70个以上，有的超过90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有3所学校涉及专业超过90个，2所学校涉及专业在80～89个，17所学校涉及专业在70～79个，6所学校涉及专业在60～69个，11所学校涉及专业低于50个，平均每校每个专业发文大约在10篇。从各校涉及的专业来看，超过85%的专业发文低于15篇，只有15%的专业发文达到或超过15篇，其中超过100篇（含）的仅28个专业，另有56个专业超过50篇。这说明民办高校的多数研究是浅尝辄止，缺乏深入持久的研究。这种状态很难出现有影响的论文，也阻碍了优势学科的形成。但在总体分散的情况下，民办本科院校又在个别专业的发文相对集中。总起来看，高等教育、外国语言文字、计算机技术及计算机应用三个专业分别在34校、34校、31校位列该校发文的前五位，各校合计发文大约2400篇、1800篇、1500篇，另有企业经济专业超过1000篇。其他较为集中的专业有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贸易经济、体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职业教育、金融、数学、旅游、建筑科学与工程、中国语言文字、美术书法与雕塑，工业经济、新闻与传媒、自动化技术、会计、轻工业手工业、有机化工、互联网技术、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学、投资、医学教育与边缘学科、农业经济、音乐舞蹈等。这些专业，除属于教育学门类的专业外，要么是包括公立、民办高校开设最多的专业（如经济管理类专业），要么是公共基础课，或者兼具两者特点，均是聚集学者最多的学科领域，民办高校很难在这种重围中成功突出，形成自己的优势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办高校科研成果的影响，也限制了民办高校学术水平的提高。
（四）缺乏团队建设，教职工各自为战
这是民办高校科学研究的突出现象，这一现象同时也存在于教育教学和管理方面。除浙江树人大学等少数院校或者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等个别专业外，民办本科院校基本上没有形成有力的科研团队，其教职工基本上是单打独斗，为了各自的兴趣或职称评审而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处于散乱、无序状态。四个方面的表征说明了这点。一是前述的学科专业集中度偏低，绝大多数专业的发文低于30篇。二是教职工发文偏少。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39所民办本科院校（黑龙江东方学院没有检索到数据）约11000人发表过论文，其中超过30篇的仅17人，另有303人超过10篇，即发文在10篇以上（含）的教职工不到有发文记录的教职工总数的3%。9000余人即超过80%的有发文记录的教职工发文低于5篇，这其中还包括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论文（部分是作为第二、三、四作者出现的）。三是大多数论文的署名是个人，以课题组名义出现的很少。合计40所民办本科院校以课题组名义发表的论文不到100篇，广东培正学院最多，有30余篇。多数民办本科院校没有以课题组名义发表的论文。在个人署名方面，大部分署名是个人，署名为2人或以上的约40%，主要是与领导、外单位的同学、亲友联合署名的方式出现。与外单位的同学、亲友联合署名发表的论文，多以第二、第三责任人出现，大部分应是单纯的挂名，以增加个人发文的篇数和频次，真正的合作研究不多。四是获得的基金资助不多，据不完全统计，40所民本本科院校所发论文中受到各类基金资助的约600篇，不到发文总量的2%，而且其中大多数是民办高校的教师与其他单位拥有科研基金的人联合而得以挂名该基金，真正由民办高校教职工主持的基金课题极少，部分高校甚至没有纵向的省部级基金课题。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团队建设、教职工各自为战是民办高校科研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民办高校科研改进对策
综合分析，民办本科院校科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与学校缺乏引导有密切关系。现代科学研究是一项需要综合各方面专长力量，发挥多学科知识优势，实行学科和知识交叉，以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为内容，以团结合作为基础，实现科技创新的一项团队性的工作。只有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才能产出有影响的成果，传统的以个人兴趣为主的研究仍然重要，但必须纳入到团队中才能实现大的突破。而团队的建设和形成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学校给予适当的引导。这种引导既有人员和经费的投入，有政策方面的鼓励，也有研究方向的选择和引导。针对目前的现状，民办本科院校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引导：
第一，学术队伍建设。其中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培养是个关键，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能否组建科研团队和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由于自身体制的影响，民办本科院校普遍缺乏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民办本科院校应从实际出发，制定优惠政策，通过引进和培养加强学术队伍建设，尽快养成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同时鼓励和引导教职工的科研兴趣向拥有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优势学科转移，以促进科研团队的建设。
第二，政策引导。我国高校在科研考核上侧重对每个教职工的个体考核，通常用项目经费、论文数量和作为质量的某些因素作为考核量化的指标，其中对多人合作论文的认定往往只认可成果第一、第二完成人（或第一、第二作者），其他参与人员不被认可或只获得极少的赋分值。职称评定也采用同样的考核办法。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师的合作意愿，导致科研人员不愿与他人合作，不利于科研团队的形成和发展。民办高校本身属于市场办学，在各个环节都引入了市场机制，在科研考核方面不仅全盘采纳了公办高校的现有做法，而且进一步强化了面向教职工的个体考核，考核期更短，考核指标更加明确简单，指向产出和效益，忽视团队工作及个体的具体贡献，对团队合作的限制更大。民办本科院校应从科学研究的规律出发，充分照顾团队运行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激励机制，既要能刺激教职工的个人积极性，也要有利于科研团队的稳定和发展，鼓励教职工知识共享，合作攻关。
第三，加强投入。科学研究需要投入，这种投入既需要人员和时间的投入，更需要经费的投入。特别是在科研团队建设的初期，因力量孱弱而无法获得纵向和横向经费支持的情况下，需要学校的启动资金。民办本科院校应加大科研投入，通过校级课题和其他形式的资助给予有研究能力的个人和团队经费支持，鼓励团队多出成果，出有影响的成果，为争取外部科研基金奠定基础。
第四，加强优势学科建设。民办高校为了生存，多向多学科综合型发展，开设有数十个专业，同时发展壮大这些专业是不可能的。应结合自己的专业结构和特点，选择若干个较有优势的专业或交叉领域作为学科建设的重点，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适度倾斜，以促成其快速发展，形成优势学科。
第五，注意与区域社会经济结合。民办高校主要是为周边地域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技术和技能人才，在科研定位上也应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为主，不要单纯向往冲击国家和国际科学难题，要更多地关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小、快、急项目，从基础做起，慢慢培养力量。
[参考文献]
[1]贾东荣、民办本科院校科学研究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1（7）、
[关键词]民族教育学 学科建设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6-0007-03
[作者简介]贾月明，琼州学院教科院讲师；陈宇明，琼州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海南三亚572000）
一、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1、民族教育的概念
关于民族教育概念的探讨和争议至今仍在持续，笔者截取中国知网近20年的研究成果予以整理。蔡宝来于1993年提出：“广义的民族教育，指在少数民族地区对民族成员进行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狭义的民族教育，指在民族地区对民族学生进行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王铁志在1996年指出：“少数民族教育简称民族教育，指在多民族国家里实施的，以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成员为专门或主要培养对象，在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带有民族特征的教育。”滕星在1998年指出：“广义的民族教育是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民族教育称少数民族教育，是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少数的民族的成员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他在2001年与哈经雄合著的《民族教育学通论》中指出：“民族教育重点是以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所实施的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级各类教育。”此后，关于民族教育概念的研究一度中断，仅有金志远发表文章对民族教育进行了定义辨析及判断标准的研究。直到2011年，有学者提出：“我国的民族教育是在少数民族中实施的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主要内容的跨文化教育。”以上对民族教育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民族教育的培养对象、特征及功能等方面进行阐述的。笔者认为，在学科建设中，民族教育的概念只应侧重于教育对象及特征的界定，且应特指少数民族教育，因此应将其界定为：在多民族国家里，以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成员或居住在少数民族区域的人为教育对象，在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地影响其民族成员身心发展，且带有民族特征（如民族意识、民族语言、民族区域）的活动。
2、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归属
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民族教育学科建设必须首先弄清的问题。蔡宝来认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民族教育事实为基础的民族教育中的一般问题。”王鉴认为：“民族教育学是专门研究民族社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人们对民族教育现象认识的概括和总结。”陈・巴特尔的最新研究认为：“民族教育的研究对象是少数民族教育存在……，可把民族教育研究分为民族教育活动研究、民族教育观念研究和民族教育研究之研究。”笔者认为，这些提法要么不够全面，要么哲学意味较浓，用作学科建设用语显得难以理解。综合考究之下，倾向于认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少数民族教育现象、是一切培养民族教育受教育者活动的外在表现和表面特征；民族教育学则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揭示少数民族教育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判定民族教育学科性质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标准是其研究对象。从内容上看，民族教育现象亦即民族教育活动，它既是一种社会活动，也是一种认识活动，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又以人的心理为独特的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烙印；从结构上看，民族教育现象划分为宏观民族教育现象和微观民族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教育事业（宏观民族教育现象）的宏观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民族教育活动（微观民族教育现象）的微观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据此，民族教育学应归属为人文社会科学。
二、民族教育学的研究领域
关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领域，王鉴综述了1990年以来国内的研究成果，它包括部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交叉边缘学科：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等；分支领域：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民族双语教学理论、民族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哈经雄、腾星倾向于认为民族教育学还应包括移民教育、跨文化教育比较研究等领域。陈・巴特尔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根据我国教育学元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成果提出，“民族教育学从整体性观念性存在分为民族教育概论、民族教育原理和民族教育哲学三个类别；部分类别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他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详细划分，并进一步指出“最高层级上的民族教育反思性存在主要包括民族教育研究论、民族教育学和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史三个部分”。而王鉴、哈经雄等人对民族教育学的划分显得有些笼统，且不能完全周延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陈・巴特尔的划分则比较细致，但略显凌乱。笔者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参照石佩臣教授对教育学科的分类对民族教育学进行划分。民族教育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亦是一门应用科学，没有理论的支撑，它便不能称为科学；若不用来指导实践，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显然，民族教育学可划分为理论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因其发展还需进行元研究及技术支持，故民族教育技术学科必不可少。具体来说，理论学科包含通论和各论两大类。通论指民族教育基础理论。各论分为分类学科和交叉学科。分类学科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特殊教育、民族比较教育、民族家庭教育、民族农村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社区教育、外国民族教育、世界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史、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史、民族师范教育等；交叉学科如民族教育哲学、民族教育社会学、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伦理学、民族教育法学、民族教育统计学、民族教育测量学、民族教育卫生学、民族教育科学学、民族教育未来学、民族教育生态学、民族教育文化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工程学、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民族教育与宗教等。应用学科具体包括民族教学论（如民族学校课程论、民族双语教学论、民族多元文化教学论、民族教育教学论、民族学校课外活动论等）、民族学校德育论、民族学校智育论、民族学校体育论、民族学校美育论、民族学校技术教育论、民族教育管理论（如民族学校管理论、民族学校行政学）等几个部分。民族教育技术学科具体包括民族教育研究法、民族教育各科教学法、民族教育元研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这样，繁杂的民族教育领域便井然有序了。
三、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民族教育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这决定了不能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方法应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除了运用一般科学所用的调查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外，还需形成其独特的研究方式，而这些方式绝不能忽视民族教育科学的显著特点，即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的融合等，绝不能忽视鲜活的民族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活动中的个人。
1、民族志田野研究
民族志研究法主要包括确定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民族志中的‘参与观察’与民族志报告的撰写（叙述结构、叙述方法、叙述者角色定位）三个环节。田野调查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包括调查课题的选择、调查方案和调查提纲的拟定、调查前的准备工作、调查报告的撰写等几个环节。田野调查是所有民族志研究设计中最具特色的要素，有助于衔接好理论与实践，指导民族教育学者。在这里，田野具有民族生活区域这一特定的时空边界，有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特定的立场蕴意。因此，田野调查不只是具体的研究方法，也是实践和行为。整体性分析租比较分析是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理解和解释的方式，是构建民族志的重要手段。民族志田野调查强调整体性和参与研究，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直观性、可靠性。民族教育研究采用民族志田野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然而，民族志田野研究有其自身的不足，它不能解决诸如民族教育的本质、民族教育的规律、民族教育属性、民族教育功能等问题。此外，田野研究因强调个案研究，过度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问题而导致结论难以推广；存在忽视文献，缺乏逻辑、效度和信度等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实证研究，经过概率逻辑和数理统计的结论与样本的选择有关，往往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民族教育研究只采用一种研究方式是远远不够的，通常需同时交叉运用几种方式进行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具普适性和说服力。
（二）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是指“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素材的分析研究”。这种研究是一种质的研究设计，重在通过对教育现象的直观再现揭示教育现象的“质”并对教育行为进行“意义解释”，主要包括发现一个值得探究的教育现象、有目的地选取一个或几个研究参与者、从所选取的研究参与者身上搜集故事、按一定逻辑顺序重新叙说其故事、撰写教育叙事研究报告、检验研究报告的效度等几个程序。此研究方式与民族志研究的重要不同在于它关注人的个体性经历，关注个体的内在世界与价值理性，注重体验、凸显意义，关注微观分析，并反思教育价值，是一种质的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既需从宏观上分析民族教育现象，亦需从微观上考察民族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叙事研究是民族教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教育叙事研究亦有不足之处，如缺乏科学的思维和论证严密的理性分析，强调个案研究，难以推广；叙事素材的可靠性会因研究参与者的自我保护和防御而降低，研究者在重新叙说素材时也会带有主观色彩，其带有的个人判断使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受到质疑。因此，运用此研究方式时需注意鉴别材料的可靠性，全面、准确地引用研究参与者的话语，加强教育叙事自身方法的建设和学术规范的训练。当然，对教育叙事研究不能以自然科学定量研究的标准来衡量。
（三）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辨别事物之间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方法，它是教育研究中的一种基本方法。我国学者将比较研究分为同类比较与异类比较、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等几类。加里多提出了一套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阶段理论：“确立问题与提出前期假设；限定研究，包括限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描述研究（分析阶段）；提出比较性假设；比较研究（综合阶段）；跨学科比较研究；撰写比较研究报告。”其中的分析阶段是关键。民族教育研究因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我们对它进行的分析研究既可采用定量分析，也可进行定性分析。前者一般包括问卷调查、经验测量、统计分析和建立模型等，后者一般包括逻辑推理、历史比较、文献分析、经验描述等。比较研究法融合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叙事研究的优势，它们互为补充，通过长期深入的现场观察、材料叙述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通过比较分析、综合研究可得出科学严谨的结论。我们可在民族教育学科交叉领域及民族教育史、民族教学论等领域运用比较研究法对民族教育进行定性和定量比较研究。使用比较研究法，在方法上需坚持本质的比较，通过大量典型的材料分析其内在关系；在材料选择上，需尽力做到客观、全面、准确、真实、高质，使比较材料之间有可比性；在过程上，需尽量依程序进行，才能保持结论的科学性。
关键词：三新；科学发展观；理论自信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5-0236-03
唯物史观告诉人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理论尤其是科学理论不仅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而且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理论自信是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一种理论自觉，是理论自我丰富完善的一种内在体现。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深入，其内涵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主要体现在十报告关于科学发展观新定位的“三个新”上。
一、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
科学发展观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践中不断破解发展难题、不断创造奇迹进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不断成熟，其理论自信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对于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做出新的科学回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中国的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中国的发展既不会走早期西方现代化起步阶段那种掠夺式或战争式发展道路，也不会走那种先污染后治理、重速度轻质量、重经济轻人文的发展道路，更不会走当代社会一些国家的国富民穷发展道路，而是坚持科学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经济增长论到经济发展，从粗放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从重物轻人到以人为本，从片面发展全面协调发展，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三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从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多年来，中国坚持科学发展，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提高发展水平和质量，用事实回应了某些国际社会散布“中国”、“中国崩溃论”，向全体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回答了中国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的道路。
二是中国的发展坚持互利共赢方针，走和平合作发展道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时代的潮流与趋势。十年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合作的大旗，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坚持双赢与共赢的战略方针，自觉解决环境、资源与发展的矛盾。中国尽管处于发展的矛盾多发期，但我们不向外转嫁矛盾，也不输出革命，更不会强迫或者要求别国接受我们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中国的发展既充分利用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有利机遇，不断加快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发展。尤其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头羊”，就这从事实上粉碎了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妖魔化，也正面回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的的质疑，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是中国的发展坚持和谐发展理念，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我们需要处理的重大关系，从早期人是自然的附庸物到近代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类中心主义”再到当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荣共生。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反映出人自身理性的不断提升、发展理念的不断修正、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人要像爱护自己有机生命一样爱护自然的这个人的无机生命，因此，“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十六大以来，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生态文明”构成了定位中国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美丽中国的提出，就是科学发展观关于中国发展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自觉与自信的体现，美丽中国要求我们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大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积极倡导生态文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四是中国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孜孜不断的理想追求。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价值关怀与社会本质、精神慰藉与物质财富如何统一的问题。人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根本原则、基本价值、最终目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不仅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性质决定，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郑重承诺。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把为人民群众谋取最大利益作为党的最高利益，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科学发展观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社会主义运动史表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面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深入，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我们既坚持市场效率又坚持社会公平，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三者相结合，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了新的水平。
一是科学发展观为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指导思想的不断与时俱进紧密相连。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从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开放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关起门来搞建设到改革开放政策等都是我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晶。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与基本经验。党的十报告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科学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是科学发展观深化对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认识。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到十六大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再到十七大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再到十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这个总体布局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丰富，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待，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创新。
三是科学发展观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创造，体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科学发展观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表明：中国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确立。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努力下，经过不断实践、试错、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形成和发展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表明：中国社会道路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避开西方一元现代性的道路，开辟多元现代性发展道路，证明了文明的多样性与道路的多样化。斯蒂芬·马克斯认为：“中国的发展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避开良治和人权’。这种模式所带来的理念不仅仅不同于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显著效果’，从而动摇了西方经验的普世价值与这些普世价值所维护的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以及迄今为止有西方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概括出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国特征的理论产物，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了新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时代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既是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新变化新格局的科学反映，又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新特点新任务的总结和指导，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品质。同时，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需要不断丰富、完善、坚持、发展、推进、深化。
三、科学发展观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发展理念，面对新问题新形势，以自身的实践鲜明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战略问题，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一是科学发展观把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实践决不是某个领导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作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吸取了人类社会关于发展理念的有益思想，是对发展理念的自觉继承，表现出鲜明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立足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维持了发展的经济效益，又保障了发展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二是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观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水平。发展是为了人，这是世界各国所取得的共识。但是在实践中，往往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而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人的利益、权力、自由、尊严等。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既要效率又要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重速度重数量到速度和效益并重，“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从重总量到重质量和人均，以及人民幸福感；从重市场经济要效益，到重社会公平。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的本质、规律、目的、内涵和要求等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发展问题上的具体运用与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伍国栋先生的这本《民族音乐学概论》架构清楚,论述全面,行文简洁,通俗易懂,诚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讲,“为这门学科深感兴趣的学习者们提供一套相对完备、系统并更多联系中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实践的基础读本”。全书共分七章,分别为:1、民族音乐学历史发展及其定义;2、民族音乐学与相关学科;3、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观念;4、实地调查的理论及方法;5、描述与解释;6、民族音乐学著述类型;7、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及其写作,在每一章节下面对标题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如果把他们再概括一下的话,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2章)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与相关学科关系,第二部分(3-5) 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及其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第三部分 (6-7章)民族音乐学的著述类型与论文写作。
笔者在上大学阶段曾学过民族音乐欣赏课,后来又辅导过学生,工作之余也会经常听听民族音乐,但其实未能真正对“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进行思考,也不能说清楚民族音乐和传统音乐、国乐以及民乐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通过阅读本书,对照一些音乐词典和相关资料,现在对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有了一定认识,对于这本《民族音乐学概论》有一些感受和想法,总结如下:
1、在学习中国音乐史时,曾经看到有关比较音乐学的介绍,书中讲到王光祈,他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音乐史的,也是第一个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中国民族音乐进行研究和论述的人。而本书介绍,民族音乐学在这一称谓之前叫“比较音乐学”,可见,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音乐界就有学者对民族音乐学进行了探索研究。我们知道,“民族音乐学”作为学科名称到21世纪50年代才正式确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探索在时间上一点也亚于西方。只是王光祈先生未能有专门论著论述这一学科,因此,伍国栋先生的这本《民族音乐学概论》,可以说是我国最早最完备论述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力作。
2、《民族音乐学》这本书提到民族音乐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分别界定了乐律学,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定义。那么民族音乐学就是技术性音乐理论学科与民族学相结合的学科,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学科,民族音乐亦是如此。要深入研究民族音乐学就必须了解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否则,学术的研究很难有大的建树,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一个音乐学的研究者应该是一个“杂家”,因此,我们要努力拓宽视野,博览群书,在充分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后,主动去探寻本学科与姊妹相关学科的联系,不断地借鉴和吸收其它诸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3、关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伍国栋先生提出了价值观、主体观、时空观、网络观和质量观的观点。我对于价值观这一观点特别认同,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形成的风格迥异的传统音乐,人们在对自己民族传统音乐评价时,往往带有一种“自己的孩子最好”的偏好,而对于和自己审美观不太相同的其他民族音乐时,经常不能客观的评价,当然,这其中有两种原因,第一是纯粹个人主观偏好,第二是民族主义价值观和狭隘的民族主义音乐价值观使然。这使我想到一个几乎发生在中国大多数传统音乐院校的现象,教西方音乐史或者西方音乐欣赏的老师比教传统音乐的老师更受学生欢迎,因为在很多学生的审美观里,西方的音乐比中国的传统音乐“洋气”,中国传统音乐比较“土”,在很多学生家长眼里,学西洋乐器远比学民族乐器有前途,时下我们见到火热的考级热中,西洋乐器的考生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民族乐器的考生。五四时期,音乐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音乐思想和发展民族音乐的不同主张,主要有:以王露、陈子仲为代表的“中西音乐同源”说,“复兴国乐宜通西乐”说 ,以肖友梅为代表的“以西代中”说和以刘天华为代表的“平民音乐”说。我国的民族音乐经历了“全盘西化”、“向西方乞灵”向“ 发现东方”的转变,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五千年文化孕育的民族音乐不仅被中国人引以为自豪,也会被世界上其它民族所承认、欣赏。
4、“田野工作”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调查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音乐人类学也强调这一观点,事实上,“田野工作”这一学术名词是文化人类学领域经常强调和广泛使用的,音乐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继承了这一科学方法论传统。田野工作(field work)文化人类学首创的的工作方法成熟于20世纪初,1898年英国人类学家哈顿(A、C、Haddon)领导的对新几内亚东南岸土著文化的考察,以及1897年美国人类学家鲍厄斯(F、Bos)领导的对亚洲东北部和美国西北部印第安的调查,结束了19世纪人类学家依靠他人的描述资料来进行研究的间接研究方法,从此开拓了人类学家与调查对象直接接触的“田野工作”方法途径。我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更是要重视“田野工作”,因为产生音乐的源泉就是在民间,在地头,在最广袤的草原,在最重叠的大山,要了解、发掘、研究他们就必须“采风”,在都市的喧嚣里,在安逸的的庭院里是挖掘不了民族音乐的精髓的。有不少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的学生一般在学完理论的知识后,每年都要下乡采风,我们见到很多民歌器乐都是他们整理记谱才得以流传的。
总体来说,作为一本为对民族音乐感兴趣的学生提供的基础读本来看《民族音乐学概论》,这本书无疑是一本通俗易懂,全面概括的入门书籍,全书没有过多的学术词语,也没有生涩难懂的术语,所以,任何一个初涉民族音乐学大门的学生都能读懂全书的论点、论据。如果要今天的读者提一点建议或者意见的话,本着对学术著者的敬意,我想提几点希望。一是希望本书的作者能有机会增加一些内容,因为,随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十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其实有了新的进展,而本书的书写时间是在1995年,此之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未能有机会被著者所描述。第二 ,这本《民族音乐学概论》的优点是论述全面,但也有点点到为止的感觉,很多角度没有能做纵向的剖析,对于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反思也略显单薄。我们期待着伍国栋先生能在再版时能有所考虑,到时我们一定再次拜读。
关键词：文艺学；地方文化；传承；创新
文艺学学科的创新与建设，是近十年来文艺学学科持续关注和探索的热点问题。2005年陶东风教授在《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一文中就提出文艺学理论的历史化和地方化问题，文艺学知识的重构，以及如何将地方化引入文学学科等问题，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2006年10月，“文艺学的知识状况”全国学术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召开，与会专家就文艺学的知识状况、学科边界、教材建设以及未来走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2009年11月，“全国文艺学专家高峰论坛”由首都师范大学和《文艺研究》杂志社在北京发起，就大学文艺理论课教学等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索。可见，文艺学学科反思已经成为文艺理论界持续关注和探讨的核心问题。尽管如此，文艺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仍存在着严重的“本质主义”思维，一个原理适用于普遍的文艺现象，文艺学知识没有贯穿文学的历史性，学生在学习中没能对文学观念、文学史演变有系统了解，没能从已有的知识中总结创作方法以及规律的形成，没有找到文学知识与地方文化的契合点。[1]如何利用高校平台，发挥大同本土的地域优势，把大同地方文化与文艺学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扩大视野的同时自觉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中的文艺现象，在不断的需求中把文艺学运用到实践中，传承创新地方文化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文艺学学科自身优势与地方文化的互渗
文艺学有着独特的实践性，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它与现实的文学现象联系尤为密切，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文艺学科始终关注的文学与人性、文艺学的新方法问题、雅与俗的问题、文学创作中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关怀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化产业问题等等，都是在新时期的文学实践中提出来的，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又反过来推动、指导、影响着当前的文艺理论，因此文艺学地方化的教学改革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而文艺学学科面临的问题归跟结底是由于社会的快速多元发展造成的，因此，文艺学学科发展既是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直接影响到理论对文艺和生活的干预，影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发展关系。当今社会正处于互联网大变革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传播手段由过去的纸质媒介到现在数字化、网络化等多元发展，新兴产业文化和不断提高的大众审美对传统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艺学的自身特点决定了文艺学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推陈出新，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进行新的探索，扩大学科的边界，实现理论创新。社会的变革，理论的创新，促使高校文艺学学科体系改变以往传统的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以文艺思想为指导，结合具体的文艺现象、社会问题，利用高校所处本地文化资源进行教学研究。总之文艺理论教学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关注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动态，把握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前沿，努力探索一条既能够促进文艺学学科建设，又能指导地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有效路径。本文以山西大同大学省级重点扶持学科文艺学学科为例，结合大同非遗传承保护和地方文化产业化来探讨文艺学学科的改革。大同，古称云中、平城，曾是北魏首都，辽、金陪都，是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北魏文化为代表的云冈文化研究涵盖了石窟建筑、石窟绘画艺术以及石窟周边地方文化。除此之外，北魏平城建都以来以大同为中心的整个地域文化的共同点和内涵，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交汇形成的独特地域、思维、习俗等风格也是云冈文化涵盖的重要内容。辽金文化涵盖了辽金文学以及众多寺庙文化，包括华严寺以及大同各县区寺庙的历史文化。明清军事文化涵盖重要战役、堡寨遗迹等。这些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大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大同戏曲民俗研究、民族文化研究以及地域文学与大同作家群研究等课题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古城保护计划的实施，大同正从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向旅游文化城市过渡，文化先行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中之重。而高校正是承担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既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学科研究与实际结合的有利条件，这就需要我们从文艺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定位、整合，使地方文化得以真正推广和传承。[2]
二、文艺学学科创新与文学创作实践
结合地方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把学科分为四个特色鲜明的方向。方向一：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主要致力于文学的基本原理、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和运用。从宏观的理论研究推进到微观的文本和具体的文艺现象研究，将学术研究及时向批评实践转化。从文化生存状态出发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状况及其独特个性，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拓宽文艺学研究的学科边界，在文学文本之外，对中国当代审美与消费文化进行跟踪研究。方向二：民俗文艺学与地方文化产业开发，主要致力于一般文艺美学理论探索和大同地方民俗、民间文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大同处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界地带，独特的地域和人口环境，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民风民俗和文化艺术资源。地方剧种“耍孩儿”被誉为戏剧的活化石，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活跃在城市和乡村的舞台；广灵剪纸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文艺学学科可以从地方文化出发，探讨“非遗”在当地的受众和消费、传播和发展，把学科理论融合在实践中，同时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出贡献。方向三：文艺美学与云冈文化审美研究，着重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探求北魏平城建都以来以大同为中心的整个地域文化的共同点和内涵，对大同众多的文化历史遗存，对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交汇形成的独特地域、思维、习俗等风格进行认知和总结，勾勒出大同鲜明的地域文化标识，为推进大同地方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服务。本方向研究的宗旨是在理念的提升和引导方面做先行者、推动者，利用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才优势，在理论上打造服务地方经济、服务旅游文化的综合文化产业链，为大同的社会和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创造价值。方向四：现当代文艺思潮与地域文学研究，主要关注并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着重对山西作家作品展开具体批评。这是对文艺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实践，是理论对现实发挥指导作用的必须环节。本方向的研究特色在于，在关注全国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山西、特别是大同本土作家的文艺创作。当代山西作家李锐、张平享誉全国，女作家蒋韵、葛水平更是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大同作家曹乃谦、王祥夫、聂还贵在全国文坛具有极高的知名度，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做为课堂上鲜活的文本进行研究，对于大同作家群和女性文学研究方面将会产生深远影响。文学创作实践侧重从专家讲座示范、论文考核等多个环节入手，将地方文学艺术内容有机穿插融合，寻求建立行之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文艺学教学模式，目前专业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展类似的改革实践。比如在现有的理论课基础上，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了专业选修课《大同作家作品研究》，对山西作家群进行专题研究。把作家置身于历史的背景之下进行全方位关照，突出地域特点，评论和发现作家，从作家生活、历史根源、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评价文学作品。邀请作家进行课堂评论，阐释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与作家的关系，共同体验文学既是社会的再现，又部分为社会生活所形成的规律。已经实践的活动有：2013年5月，邀请大同作家曹乃谦进行讲座研讨，师生就怎样看待作品中的雁北方言、生活中的作家等问题与作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曹乃谦先生从自身写作经历出发，把理论还原于生活本真，结合大众对于写作的困惑总结了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与作家面对面的交流也打破了小说创作的神秘壁垒，极大地鼓舞了文学爱好者创作和学习的热情。2014年邀请大同市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讲座，使同学们从雕塑、美术、历史等方面对云冈石窟艺术有了深入了解。2014年12月11日，邀请大同作家聂还贵举办讲座，作家与师生感悟文学的情感性与人文性、历史性，探讨文学的颜色，指出文艺创作研究的责任与担当，讲述人物所蕴含的历史积淀与民族命运。讲座式的研讨让学生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答疑解惑，使他们接受新鲜的学术观点，了解大同丰富的地方文化。丰富多彩的讲座也调动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学生从课堂中走出来，感悟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并把这种学习理念贯穿到其他学科的学习和今后的创作中。在此基础上教研组研究制定了文艺学学科地方化的具体实施方案：如积极开展和组织外出参观和考察的活动，提交关于地方文学和艺术鉴赏的听课感受或研究论文，并进行系统整理。此外毕业论文论题注重对各地民俗、古迹资料的考察和记录，从2013年开始引导学生从地方文化入手选择毕业论文题目，利用假期进行田野调查，考察家乡民风民俗，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访“非遗”传承人，使理论与地方文化结合起来，变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把知识范围从课堂扩展到社会。这种活动一方面能够加深和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实际鉴赏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系统的调查研究，科学的梳理“非遗”项目，并将田野采访以论文的形式收集整理，也是对地方“非遗”保护工作的极大贡献。[3]
三、文艺学学科与地方文化结合的方法及现实意义
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促使我们进行新的探索，积极利用地域优势，将地方文化与理论有机结合，寻求建立行之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文艺学学科模式。如，地域文学与大同作家研究：将大同作家放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观照，突出地域特点，评论和发现地域文学作家。总结文学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认识一般创作规律及地方作家的地域风格。对山西本土的作家、文化现象等做专题梳理与教学讲授，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作家和作品，并进行深入分析和点评，挖掘作品的内涵。大同戏曲民俗研究：包括大同历史上流传的戏曲样式，当代兴起的柴氏数来宝艺术，大同节日风俗和民间习俗等。从民族戏曲的古老形式和民俗意蕴探索认识文学艺术的起源，以及它们对当地文学艺术产生的影响。石窟艺术研究：包括从石窟建筑造型艺术、宗教绘画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组织参观石窟，探寻北魏文化源流以及佛教文化，从美学的视角关照和挖掘石窟艺术的生命张力。大同地方文化研究：包括广灵剪纸、耍孩儿、二人台、右玉道情等，认识民间艺术美的本质，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实地考察，采访记录，观看影像资料等形式感受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出具体方案。民族文化研究：如晋北民族戏剧交流、胡文化研究等专题研究。大同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胡汉文化的融合，很多当地风俗和戏剧都带有独特的地域风貌，因此地方文艺研究应在民族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文艺学学科与地方文化结合有着积极的实践探索意义，可以有效利用教学资源，促进学科团队建设，最大限度地利用教师资源，充分凝聚团队力量，促进学科良性成长。将地方化与特色化的科学研究与本科教学统一结合起来，以科研成果推动学科优化，通过地方化的教学活动，促进了科研的深化。同时，使民族文化遗产在高校得到传承发扬。目前在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高校即将面临和承担的新课题。文化的传承除了收集、整理、保护以外，更应注重的是精神的传承，而文艺学课堂教学与地方文化的结合正是在实质上解决了“保护什么”和“为什么要保护”的问题，在文艺学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增添了文学和艺术批评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产生“发现的乐趣”。这种学科体系会进一步促使人们关注并热爱本土文化，更好地继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为宣传和提升地方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美)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2](美)拉尔夫•科恩主编,程锡麟等译、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李强、民族戏剧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