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主要采取撰写毕业论文的方式。本科生毕业论文经历选题、开题到撰写完成交由指导教师审查、通过答辩等各个环节，据此认定被考核的学生是否符合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要求。由于毕业论文能够训练学生收集资料、调查研究、案例分析、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能力，同时能够在检验大学生专业素质、学习能力、学科知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毕业论文一直是大学教育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察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学理论掌握情况、能否运用法学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但是，当前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考核以论文为主要方式，而且多为理论性研究论文，学生的论文存在无问题意识、无创新观点等问题，教材表述式和资料堆砌式的论文较多;毕业论文拼凑、应对甚至抄袭的情况严重。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学专业本科生的评价标准，也影响着法学专业毕业生的质量及其社会评价，甚至有人提出取消法学本科教育。
二、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的多样化
法学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对学生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要求相对较高。笔者认为，改善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过于单一的办法就是设定更为多元的考核方式，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空间，使其能够按照兴趣和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考核方式。结合我国法学教育的现实，可以从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探索。
以个人考核与团体考核为标准，可以将毕业考核分为“独立完成型”和“团体协作型”。
第一，“独立完成型”可采取调研报告、专题研究、案例分析、法律文书写作等方式。
调研报告方式较适用于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类的选题。同时也适用于法理学中人权保护情况、宪法实施问题等须要进行社会调查、联系实际情况说理的选题。与毕业论文方式相比，调研报告重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结论，更注重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了调查的方法、手段，以及通过一手资料对实际情况的进行总结和分析。表面上看，理论难度比不上论文，但是它能较好地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和分析能力。
专题研究方式较适用于对特定法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消费者反悔权问题、证券交易合适性原则等等。专题研究要求对具体问题的产生、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解决方法、域外借鉴等作详细研究，由一点向纵深挖掘。与毕业论文方式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务实性，更能突出学生对问题细节的考量。
案例分析方式即以现实生活中影响较大、较为典型案例作为分析样本，通过对此案例的分析说明法理、论证制度、提出建议，进行法律分析，较适用于刑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专业的选题。作为毕业考核方式的案例分析不应局限于法条的解释和适用，而是应结合具体情况，提出既有案例对法律适用的疑问和挑战，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法律文书写作是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可以选择的一种较具特色、也较符合“职业教育”目标的考核方式。法学专业的技能教育“既是一种职业操作技艺培养，也是引导学生像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那样思考的逻辑训练”。法律文书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法律文书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各种法律文书，所以留给学生选择空间也较大。学校也可以根据不同法律文书的难易程度和考察重点，对作为毕业考核方式的法律文书写作进行一定质与量的限制，如限定在公诉书、判决书、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中选择。
第二，“团体协作型” 可采取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专项项目等方式。
近年来，模拟法庭已作为法学专业必备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在各法学院校普及开来。“模拟法庭的建设与运行使其充当实训基地建设的主力军应为理所当然”，时也可为考核方式多元化提供必要支持。以模拟法庭作为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可由教师指导学生挑选典型案例，由即将毕业学生自愿结成小组，准备相关材料、分饰法庭或仲裁庭的各方主体。在“考试”过程中可通过考察学生们的起诉书、判决书、辩护意见以及模拟法庭程序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说理是否准确、法条运用是否得当，证据与使用是否正确等判断参加学生是否符合合格标准。这种考核方式不仅能够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也是对学生通过专业训练习得法律实务能力的一种检阅。
法律援助专项方式可以看成是高校法律诊所教育成果的考察和延伸。目前，我国法律诊所案件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指导教师自己承办的案件，一是与当地司法援助组织合作获得的法律援助案件，而且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后者的数量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法律援助指国家通过一定的专门机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对确需法律帮助的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扶并减免费用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近几年来，法律诊所教育与法律援助活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学校通过诊所教育向有需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既使学校获得了法律教学的实践渠道和案源，使学生充分参加了案件处理过程，提高了其法律实务技能，又为需要帮助的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节约了司法资源。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完成情况，来考察学生法学理论知识与实务技能的水平。当然，是否要通过这样方式进行考核首先应当由学生自愿选择，由于法律诊所课程一般从大学二年级下半学期开设，大四上半学期结束，所以学生可以申请以自己处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作为毕业考核方式，学院批准后，可以指派考核教师对该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跟踪考核和指导，综合学生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来判断其是否符合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的标准。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2、法律素质缺乏，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众所周知，法学论文应当是学术性的论文。［2］既然强调其学术性，那么作者就必须具备较高法律素质来综合运用各种有关法学理论。但遗憾的是，从目前许多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的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来看，不少文章都折射出作者法律素质的缺乏。诚然，正常情况下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法律素质跟着眼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专业有天壤之别，但倘若缺乏法律素质，撰写法学论文又从何谈起？如某些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与跨国公司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可文中竟连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规定都仅一知半解，这样他们又焉能交出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
法律素质缺乏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从逻辑上说，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要写出优秀的法学毕业论文应当结合自己专业特点从实用性出发。因为其法学理论功底大多不如法学本科生，若不结合自身专业实用特点而一味追求理论之深奥，那断难同后者相提并论。可吊诡的是，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这类毕业论文大多却偏偏丧失了实用性。归根结底，便在于他们法律素质缺乏，导致许多基本法律常识均无从理清并加以灵活运用。为防止文章内出现严重错误，写作过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论道泛泛空谈。这么一来，对自身原有专业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活动都难以开展，其实用性便丧失殆尽。
3、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强任何学术论文的研究，“从论题的提出、资料的整理、观点的确立以及结论的得出，其实都离不开我们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3］
故此，所有研究者在从事论文写作前均必须广泛查阅前人大量文献资料。但可惜的是，现今许多研究人员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学术论文写作初学者，往往忽略了此问题。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又属一类跨学科交叉研究，他们对法学文献了解甚少，愈发暴露出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来。
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自身法学理论功底欠缺，很难把握住国内外最新法学思潮及司法动态，那么在引用借鉴前人资料上便往往不知所措，导致了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陈旧。许多学生甚至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所参考的文献究竟乃紧贴时代具备学术争鸣性的前沿探讨，还是属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通说理论，或者为早被淘汰之陈词滥调。到最后，文末草草列出几本或若干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旧过时的法学书籍和文章应付完事也就见怪不怪了。④另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还存在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应该说，参考文献陈旧必然会带来引证说服力的低下，毕竟过时跟不上现代脉络的引证很难令人信服。但是，最根本原因仍需归咎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理论功底不高。引证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4］若无相当的法学理论底蕴做铺垫，如何能理解他人并同他人对话？更如何能采用那些可信有力的引文作为自己论据和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主要问题之根治由前述可知，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虽为一种可喜现象，但同时亦暴露出不少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尽快获得解决，对其长远发展必定非常不利。笔者认为，通过对主要问题一一对症下药，加以时日，我们还是完全有希望根治它们的。总的来说，我们不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
1、宏观层面：推行非法学本科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归根到底还在于现阶段我们非法学本科专业的法学教育有很大不足。若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能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具备相当法律素质，那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但我们知道，非法学本科专业受自身人才培养体系限制，是绝无可能像法学本科专业那般设置一整套严密完备的法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如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四年学习过程中只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宪法学》、《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四门与法学有关的必修课，不少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专业更仅是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两门同法学相关的必修课程。［5］
盲目扩充法学课程所占份额只会既冲淡了非法学本科专业自身培养目标，又加重了学生负担，如此一来，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便是在现有法学课程教学框架之内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因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乃一类传授法学基础理论，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为培养合格的本专业人才服务的教育活动。［6］
而法律文化学教育就是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增强、法律素质的形成提供更加丰富多彩、深刻广泛的知识养分，帮助他们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以致在外部影响力和改造力督迫下，完成由书本上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向法律素养再到法律素质的内化。我们要在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前提下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他们法律素质，就必须借助现有非法学本科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渗透法律文化学教育，以教与学互动的双向认知过程，令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得到扩展，法律价值观念加以重构，法律人格结构获得重组，塑造起系统地对周边世界之法律理解力。
具体而言，要推行这种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主要可通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法律应用能力来实现。如课堂教学中把抽象的法规、法条或法学理论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讲授，让学生能从不同的视角聚焦思考同一种法律现象，或者从同一视角去看待不同法律现象。虽然此等粗线条的勾勒方式不大可能使其获得类似法学本科生那样系统详尽的法学知识，但起码大体轮廓上的运用他们还是知晓了。那么毕业论文选题自然就会变得深入起来，主题也开始鲜明了。同样，文中便不再会缺乏法律素质，丧失实用性，在引证上亦会了解哪些参考文献是最新颖前沿的，最有说服力的。
2、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除了宏观层面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外，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也是非常重要之措施。毕竟对他们论文的具体规划和指导，还需依靠一系列现实管理机制来完成。况且，学生撰写跨学科的本科毕业论文正逐渐演变为各专业普遍存在现象，我们进行此类法学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机制的设置试点，很明显对其他专业及学科同类情况亦是颇有裨益的。具体来说，设置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管理机制可主要包容如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应当设立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
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属于跨学科交叉研究，即一种“边缘处思考”。（梁治平语）但此类“边缘处思考”在现行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下难免会造成诸多不便。因为高校各院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照惯例都是由本专业进行管理，无论具体撰写时间分配、指导教师安排或者最终答辩均莫不如是。而跨学科交叉研究所耗费时间往往要高于纯粹本专业研究，仅单独使用非法学专业教师指导这些学生或参与他们的答辩也较难保证其毕业论文质量。所以为尽量减少在撰写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我们不妨于每年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段内设置一个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它既包括本院系，又涵盖法学院系（或负责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文社科系），由二者来横向统一具体规划整个毕业论文撰写过程（如统一设置妥当的论文撰写时间、合理确定指导教师供师生进行双向选择等）。那么不便就会大为减少，毕业论文质量也随之会得以提高。
第二，我们应对此类毕业论文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本专业教师虽然精通自己专业理论知识，但在这种跨学科的法学毕业论文写作上，由于牵涉更多法学理论，他们未必能给予学生最满意的指导。譬如哲学专业本科生打算撰写法哲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一位仅精通中国或西方哲学的教师很可能无法对其所有法律问题做出圆满回答。而学生自己法学理论功底、法律素质又难令人称许，毕业论文暴露出的问题自一发不可收拾。“选择的指导教师须熟悉本专业的研究领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较容易为学生研究的选题找到突破口，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才能为他们解决更多的难题。”［7］
所以，我们在这些毕业论文撰写上需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甚至其中法学专业教师还应起主导作用（毕竟它们仍是法学论文）。⑤如此一来，学生毕业论文中的选题问题、法律素质缺乏、参考文献陈旧等都能一一及时获得纠正，缺陷就自然少了许多。
【关键词】法律硕士；实践教学；改革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21世纪法学教育的闪光点之一。2009年开始，法律硕士从仅招收非法学专业的应届学生改革为允许法学本科应届生报考，从而出现了法律硕士（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两个专业的区分。由此，法律专业硕士层次的培养就出现了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三种。
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统称为“法律硕士”，其目的着眼于培养法律实务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实务部门工作职业群体。而法学硕士则主要着眼于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学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和教学。
长期以来，“法学研究生教育的任务都明确规定为教学科研部门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即法学硕士），缺乏研究生层次的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渠道和制度设计”。法律硕士的引进，为我国法律实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模式。然而囿于研究生教学、培养方式的守旧思维，各大高校并没有探索出一条与法律硕士专业的学生情况和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培养模式，法学硕士、法律硕士的培养方式趋同，法律硕士的法律实务能力及职业能力要求也并未在教学及培养方案中予以体现，这一弊端可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层面予以反映。
一、法律实践性教学简述
法律实践教学是指通过讲授法律实务技能、观摩法律实际运用、分析法律事实及诉讼证据、分析案例、法律实务实习和办理案件等亲身体验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专业方法、应用能力、职业经验的教学活动。简言之，实践教学就是要通过专门的实践教学方法培养、训练学生的职业专长和职业（技能）能力的教学活动。
二、法律硕士专业实践性教学之不足
鉴于法律硕士（法学与非法学）专业与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与学生现状的不同，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应当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主要应当体现在实践性教学活动占整个专业教学活动中的比重不同。由于教学模式僵化、传统，教学方法缺乏创意等诸多原因，我国既有的实务教学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和社会对法律高端人才的需求。
（一）实务型师资的严重缺乏
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的师资是制约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瓶颈”之一。“大学之大，非因其高楼馆舍，而在于其大师也。”对于学校而言，核心的生产力在于教师，缺乏一个良好的教师队伍，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研究生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沦为平民教育，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成一大诟病，这一点在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尤为突出。其一，法律硕士（法学）专业招生人数较多，各大院校的招生规模基本在50人以上，政法院校的招生规模更大。招生规模的扩大速度明显快于学校教师的增长，导致师资严重不足。其二，与法学硕士不同，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教学对实务型导师的需求较大。而受高校法学硕士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和学校对教师考核制度的影响，高校教师多侧重于理论研究，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教师数量极为有限。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以学术型教师讲授所谓的实践性课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由此实践教学沦为走过场与纸上谈兵。
（二）大班教学效果不佳
受师资、学校教学设施的限制，加之学生人数众多，法律硕士专业的授课多为大班教学，这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以笔者所在的西南政法大学为例，法律硕士（法学）专业的一个教学班由一般三个行政班组成，上课的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如此一来，分摊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教学资源便严重不足，教师也无法进行深入的讲解，教学之间的互动也仅有一小部分学生能够有幸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实践性教学不同于理论讲授，只有学生亲身参与其中、充分实现教与学的互动，才能实现教学效果。否则，学生仅仅观摩其他学生的法律实践，与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庭审的效果别无二致。以模拟法庭为例，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事前需要对案情及庭审相关程序进行学习和规划，方能熟悉庭审的流程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参与其中，扮演某个诉讼参与人才能真正地学习到庭审的相关技能，这一点是消极地作为一名“观众”的同学无法企及的。
（三）实务课程教授沿袭传统教学模式
我国高校现行的实务课程教学方式存在诸多弊病，这是制约我国法律实务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原因。其一、沿袭专题形式的理论讲授。对法律硕士的培养，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有一些区别以外，在教学方法上与法学本科和法学研究生教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本科“填鸭式”理论灌输或者以法学硕士“专题教学”为主，其他形式的法律实践训练较为少有，不具常态性，无法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职业化教育的实践要求。其二、案例教学停留在分析层面上。案例教学帮助我们了解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并得出法律结论，具有深化理解的功能。然而，在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中，案例教学的运用较为守旧，仅仅停留下“分析”上。在这种案例教学中，所提供案件的案件事实是已经确切知道的，在案件描述中已经对案情做出了认定，而在课堂教学中的任务仅仅在于对既有事实进行分析、定性并给出法律意见。众所周知，在司法实践中，任何裁判作出的前提都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可见，相对于根据已知事实得出法律结论而言，如何从纷繁的证据资料中提取案件事实并加以评断，显得更加重要且难于把握。传统的案例教学方法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能教会学生做简单的法律判断，无法教会学生提取案件事实并通过举证实现诉讼目的，难以有效提升学生对案件的综合把握能力。
（四）文书写作教学效果欠佳
某法学家说过：“笔上功夫和嘴上功夫是法律人赖以生存的两项技能。”文字表达能力的一个主要体现就在于法律文书的写作水平。然而，与法学硕士一样，法律硕士专业学生也鲜有人能熟练地进行法律文书写作，更何谈深谙法律文书写作之道。原因在于，虽然各高校均开设有法律文书的课程，但多采用理论化的授课方式，讲授的内容也多是“法律文书学”，而非“法律文书实践教学”。学生虽完成一学期的课程学习后，却没有针对某个具体的案例写过法律文书，教师也不会针对学生写作的文书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没有针对性地教学和实践，学生写作的法律文书自然也难以符合规范。
三、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异化的管理体制缺陷
诚如前文对法律硕士实践教学弊端的分析，其实践形态已背离了其培养目标，这一异化反映出法律硕士培养深刻的管理体制障碍。
目前国内的法律硕士培养通常由单设的法律硕士学院集中管理，在毕业论文写作前的第一、二学年，学生所学课程完全相同，也无对应的指导老师，对学生学业的管理停留于研究部及法律硕士学院的统一行政管理与课堂教学安排，而不是个性化、体现法律实务要求的个性化指导。到了最后一年的论文写作阶段，才由学生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从导师库中选择相应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由于导师与学生间接触时间短、接触机会少，谈不上相互了解，更谈不上有何感情，因此对论文写作指导、实务指导都停留在较浅的层面，甚至出现个别不尽责的导师忘了自己有这么个学生、忘记指导从而影响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答辩的情形，其荒唐可见一斑。这种培养机制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有研究生部及一个法律硕士学院管理，也有论文指导教师，但最后成了似乎谁都在管、谁都没管的状态，在这种培养体制下，其实践教学出现前述种种弊端自然成了情理之中的事。
另外，这一体制下法律硕士培养毫无特色可言，都是统一的模型塑造，难以培养出创新性特色法律人才；同时导师队伍也缺乏激情，更缺乏竞争机制，很难逼出导师在培养法律实务人才方面的潜能。因此，现行的法律硕士管理体制亟待进行改革。
四、法律硕士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的特色专业方向——西南政法大学的改革实践
针对前述法律硕士培养中实践教学的弊端及培养管理体制的缺陷，西南政法大学通过广泛调研、讨论，尝试进行改革，这一管理培养方式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法律硕士培养管理分流至各二级学科所属学院，以优化机制并激发学院积极能动性
各法学二级学科所属学院在研究生部统筹指导下，制订并实施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目标明确的法律硕士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主动吸引法律硕士优质生源。研究生部负责各类别法律硕士教育培养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工作。
（二）动态竞争，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
各学院应以提高法律硕士培养质量为目标，根据本学院优势，开展各具特色的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研究生部根据各学院法律硕士培养工作的实际成效引导各学院对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各学院之间形成法律硕士生源的动态竞争机制，方案实施后的前三年为培育保护期，此期间由学校根据各学院的师资情况、学科发展水平，统一分配法律硕士研究生数额；三年期满后由学生报名选择各学院特色专业方向，达不到30人报名人数的学科将取消法律硕士培养授权。
（三）分类培养，凸显各类法律硕士培养特色
各方向法律硕士培养方案除对法律硕士的培养作一般性规定和要求外，还应根据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两类法律硕士不同的生源特征和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实习实践、论文指导等方面进行不同的特色化安排。
以我院（刑事侦查学院）为例，我院的特色在于证据调查、科学证据及司法鉴定实务等，为此为院有针对性的制定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证据应用特色方向）培养方案”，以法律硕士（非法学）的课程为例，其特色性、实务性体现尤其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及例证可以看出，西南政法大学对法律硕士培养方式的分流改革及特色化培养方案，不仅充分体现了法律硕士培养重法律实务的培养目标，而且推进了培养管理的实质性、竞争性、合作性与有效性，而且百花齐放，不仅发挥了各学院学科的积极性及特长发挥，更能满足实务部门多样化的人才细化需求。
参考文献
[1] 王琪，董玉庭、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及相关问题分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7月，第24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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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弘弘，谭中平、“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与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4] 何洪奇、法律硕士实践教学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部分法硕培养单位实践教学为视角[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文秘法律专业知识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文秘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从事法律文秘业务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专业核心能力：法律文秘操作技能。
专业核心课程与主要实践环节：刑法概论、民商法概论、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诉讼法概论、应用写作、法律文书、秘书学基础、档案学基础、社会学基础、网络技术与办公自动化、电子信息管理、社会调研、应用文写作、秘书业务训练、办公自动化设备使用、文秘业务综合实训、毕业论文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就业面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律服务部门的文秘及相关岗位。
本专业培养具有必备的法学和文秘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法律职业岗位文秘工作技能的复合型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文献检索、司法笔录训练、书记员工作概论、档案管理、法律文书训练、现代汉语与基础写作、秘书理论与实务、计算机与应用。
修业年限：基本学制三年，最长修业年限五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法律事务执业能力、掌握秘书技能、会英语、会电脑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时，要求取得国家秘书职业资格证书。
主要课程：大学英语、英语视听说、专业英语、秘书实务、档案管理、企业管理概论、法律文书、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公司法、税法、电子商务、商务谈判、沟通技巧、多媒体技术应用、网页制作等。
专业特色：注重塑造形象、提升品味;注重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复合型多元化的职业能力。
职业前景：学生毕业后，既能胜任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法务助理工作，又能从事法庭助理、书记员、律师助理职业，还能从事各类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助理和商务管理工作。本专业就业面广，适应性强，并有潜力成为高级管理人才。
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法律文秘专业第一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学生应在掌握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能力、技术和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二)素质、知识和能力基本要求
1、 素质基本要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诚实守信，团结合作，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高尚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本专业的高新技术和技能;养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和美感，具有一定的认识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积极向上、心理健康，具有自我调控、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知识与技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具有一定的体育健身知识和技能，身体素质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2、 知识基本要求
(1)掌握语言文学类、政治哲学类等基本知识。
(2)掌握法律专业知识、文秘方面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其中包括办文、办事、办会方面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
(2)掌握管理学、秘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程序的基本知识。
(4)掌握办公室管理、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懂得档案和信息处理的基本规则和法律法规。
(5)掌握公共关系、社交礼仪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则。
(6)掌握法律公文及其它常用应用文的写作知识。
(7)熟练掌握计算机的理论知识，能运用现代化办公设备进行法律文秘事务运作。
3、 能力基本要求
(1)熟练运用汉语语言的能力，其中包括心领神会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法律咨询、中文写作能力。
(2)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文的能力。
(3)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事的能力。
(4)运用法律文秘知识进行办会的能力。
(5)具有较强的法律文书制作和公文处理能力。
(6)运用法律和文秘的基本理论知识从事法律文秘运作的能力。
(7)运用基本法律知识进行法律咨询、司法调解和解决一般法律问题的能力。
(8)公关活动策划能力和人际沟通、接待协调能力。
(9)运用计算机进行办公事务处理、法律秘书实务活动的能力。
(三)证书要求
1、获取相应的普通话等级证书。
2、获取全国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以上证书或大学四极以上证书。
3、获取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证书或劳动部门计算机操作中级以上证书。
4、秘书资格证书。
关键词：西方现代化范式；马克思主义法学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3―0074―05
早在2005年，我国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①就在《政法论坛》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②，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反思。2006年1月、2011年5月，邓先生出版并再版了个人专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拜读邓先生的这部大作，笔者认为其中有诸多观点对推动中国法学研究颇有启迪，但也有一些重要的观点值得商榷。在此，笔者试对其中一个带有使命感的问题“中国法学／法律真的缺失了法律理想图景吗”再作深入思考③。
一、西方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缺失
邓正来先生认为，以“四种研究范式”（“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为代表的中国法学研究深深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以至于无力为中国法制／法律提供一幅作为理论指引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④笔者认为，邓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似有主观武断、思维简单化之嫌。这四种理论模式都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文化因素（法学研究范式或法制资源），但如此并不能将其等同于西方现代化范式本身，即不可以把“学习西方”简单等同于照搬照抄西方模式。采用以上四种理论模式的代表性学者，也不会认为自己的理论模式是缺乏中国主体性思考的“西方现代化范式”。此四种理论模式是学者们为推动中国法学研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而作出的理论努力，是中国法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中国法学研究提出了各种新视角，其不应被简单界定为“西方现代化范式”。
“权利本位论”发端于1988年张文显教授主编出版的《法的一般理论》中，该书认为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是以义务为本位的。此后，“权利本位”被进一步讨论，引发了学界的深入思考。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张教授所言“权利本位”并不是邓先生书中所说的“西方现代化范式”。张教授的讨论基于“社会主义新型的权利本位”即“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⑤，而不是邓先生所指的西方现代化范式。在《法的一般理论》中，张教授强调“社会主义权利本位优越于资本主义权利本位”⑥。他在另一文中也指出“权利和义务是法规范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关系的基本要素。因此，首先只有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法本质和法作用的原理，才能理解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和作用。权利和义务，不管其种类、形式多么不同，其实质都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价值准则和利益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是在认真考虑法定权利和实在权利的统一问题，即权利的可行问题”。⑦显然，张教授提出的“权利本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学研究范式，而不是基于资本主义权利本位的西方现代化范式。邓先生似乎曲解了张文显教授的本意。
“法条主义”被邓正来先生界定为“中国法学中，主要是在刑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和知识产权法等部门法领域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法律专业技术的力量”⑧，这股力量主要通过对欧洲大陆法、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法以及相关问题的相关文献的“中国阅读”或“复制”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有关法律或法律规则的逻辑解释活动，为中国全面展开的立法工作或法律修正工作提供了条理化、系统化的手段。笔者不赞同邓先生的这一观点，认为得此结论完全缺乏对部门法知识体系和价值追求的有效把握。以私法为例。民法知识体系最早形成于古罗马法，1804年法国民法典、1896年德国民法典对之进行了发展，该体系至今已非常发达。⑨现代民法知识体系秉持所有权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失责任原则等民法理念，并不像邓先生所认为的：民法研究范式是法条主义，只追求概念清晰和逻辑上的自洽。简单地把中国私法研究等同于法条主义、概念法学，这严重不符合私法发展的历史。概念法学早在19世纪就被自由主义法学所批判，最后过渡到了利益法学。⑩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深刻揭示了法代表着一种利益。中国的部门法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各个具体领域的研究，各部门法制度、原则都有其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不能简单将之等同于法条主义。
邓正来先生认为，“梁治平先生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从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之外观或功能上的差异、类似或相同的背后，去探究它们与其各自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一种“法律文化论”的研究进路，此种研究进路主张“欲使中国法律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必须以西方的‘文化类型’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类型’，换言之，在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仅仅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并非足够有效，还必须彻底地移植西方‘文化类型’”。笔者认为，如此理解并不符合梁治平先生的初衷。梁治平先生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一个民族的法律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犹如其语言和习惯。”梁先生的“法律文化论”研究进路是从文化视角对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更好地理解法律制度形成的文化背景差异，避免法律制度移植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同时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发掘一国优良的法律文化资源。笔者也不赞同邓正来先生所言：“梁治平将辩异的参照指标转换成为中国法律制度或中国‘文化类型’之判断的做法，其根本目的乃在于以西方的概念或观念为标准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法律文化论”的根本要旨在于强调法律制度建设中应重视法律文化的培育，通过发掘优良的法律文化资源来完善法律制度。
在邓正来先生看来，“本土资源论”与“法律文化论”一样为西方现代化范式所“支配”，它致使朱苏力先生无法为中国法律的发展提供一幅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看不到他在“‘为贡献而贡献’的法学观的支配下以‘剪裁’或‘切割’的方式对各种中国现实问题所做的‘非中国化’处理”。其实，朱苏力先生主张：“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从朱苏力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本土资源论”的真正内涵在于强调法律制度建设中应该充分发掘和利用固有的法律文化资源及实践经验，而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国外法律制度。因此，朱先生所提倡的“本土资源论”不但不会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反而是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一种超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这四种理论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多元化的思路，它倡导运用一切科学的研究方法或模式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这四种理论模式都主张学习西方，同时以思考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形成
早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就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艰难探索。但是，邓正来先生分析中国法学研究问题却只以1978年作为起点，这切断了建党、建立新中国以来整个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不过，即使研究1978年以后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也可以明显看到日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1978年以来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8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以此为指导，中国法学研究踏上了新的征程。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继续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这为中国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法学研究始终坚持这一方向，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而不像邓正来先生认为的“这是一个没有自己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没有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搞不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搞不成”，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为中国法学／法律的发展描绘了更为具体的蓝图。
在1978―1988年的改革开放前十年，中国法学界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广泛拓展研究领域，重新确立研究思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了全方位的法学研究工作，逐步建立了各个部门法学科研究组织并加强了学术交流。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界深入研究了法的概念与本质、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道德、法制与法治等重大理论问题。期间，1982年《宪法》公布并施行，这部《宪法》凝结了众多老一辈法学家的心血，标志着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初步形成。
（二）深入发展时期（1989―1999年）
1989―1999年的十年间，改革开放的深入给中国法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加之过去十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十年间中国法学界在理论研究、法治实践、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展开了对一系列重要法学理论问题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制现代化、公法与私法划分等的争鸣。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加强政法部门自身建设，提高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要把民主法制实践和民主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这些内容强调我国必须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秩序，而不是资本主义法治秩序；应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加强执法监督，防止，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提出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明确了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方向，为中国法制建设勾勒了理想蓝图，向世界宣告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笔者认为，中国法学／法律从来就没有缺失自己的主体性，而是始终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邓正来先生“中国法学没有主体性”的论断明显缺乏依据。
（三）繁荣创新时期（2000年至今）
2000年以来是中国法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在这十年里，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相继召开，为中国法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这次报告继续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从严治党，完善法律监督体制。以这次报告为指引，中国法学研究继续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动摇，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开展法治研究。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该报告明确把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基础上，形成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宪法法律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党的领导至上）。这些无疑进一步明晰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此背景下，中国法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科学研究、法学教育、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基本蓝图已基本勾勒出来。
综上所述，在1978―2011年的30多年里，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立足于中国实际情况，围绕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和谐等时代主题而展开工作，不但继承了中国优良的法律传统，而且广泛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法治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基本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对于中国法学研究与法治建设所取得的这些巨大进步，邓正来先生在其著述中几乎都忽视了。笔者认为这是不尊重历史。要思考和回答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问题，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发展历史，是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中国法学发展和法治实践始终存在着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界对不同时期中国法律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法治实践的经验总结，既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智慧之源，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实现与发展
综上所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的蓝图已逐步被勾勒出来，并在实践中不断被修正完善。实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是中国法学研究的努力方向，研究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法律现象的学科总称。马克思主义法学最早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法律现象分析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法的本质，阐明了法律现象产生与发展的最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孙国华教授认为在指导思想、对法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的认识、阶级基础、根本原则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指导，邓正来先生只强调“经由26年的努力，中国在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重大的成就，而其间最大的成就之一便是把我们关于法律或法律秩序的思考从‘阶级斗争范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此论述并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发展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法学所取得的成就，不能简单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范式”来涵盖，或者被简单概括为“这种分析却是一种我所谓的‘政治―法学’分析路径”。不能把“法学的阶级性”等同于“法学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二）立足和回应中国具体的法律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层面的各项工作，都是紧密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展开的。如2007年《物权法》不仅大胆借鉴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而且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创设了中国特色的物权法律制度如多元化的所有权制度体系、平等保护原则等。要认识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就必须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深刻认识中国具体的法律问题，以问题带动思考。中国法律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也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法治理论。
（三）吸收和融合中外优良法律文化
世界各国法律现代化的发展成就，都离不开广泛吸收国内与国外的成功法治经验。学习先进的法治经验自古有之，如公元前450年古罗马制定十二铜表法之际，“也曾事先派出调查团前往希腊，研究索伦立法，据说罗马的立法还曾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城市进行希腊法的研究。而且在万民法（Ius Gentium）中，也受到希腊法的影响，并采用了地中海商人之间通行的商业习惯”。法国民事法律制度深受罗马法影响，无论是立法体例还是制度构造都打上了罗马法的烙印。1900年《德国民法典》也大量吸收了罗马法和法国民事法律制度。“一般而言，伟大的法典都是过去灿烂的法律文化的结晶，但是却很难形成孕育应然的未来社会的种子，法律编纂的这种历史命运，在《德国民法典》中也得到了印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不仅应该整合中国的法律文化资源，而且应该广泛借鉴世界各国的优良法律文化。
（四）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实践经验总结。邓正来先生在著述中反复强调中国没有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研究严重受到“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笔者则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恰好证伪了邓先生的这一观点。不管邓先生承认与否，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应被简单概括为“实际上是中国论者――对‘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移植’和遵照”。无论是中国论者还是西方论者，都无法否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法治实践的经验总结，它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它的形成凝聚了中国法学研究者和法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四、结语
在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上，邓正来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结论，只留下了一个“暂时结语”。邓先生在著述中只强调中国法学是因为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而导致我们“无力”意识到我们没有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致使我们无法寻找到中国法律自己的理想图景。这是一种违背历史事实的判断，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西方现代化范式”不但没有阻碍中国形成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反而会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中国快速形成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换言之，中国不会因为“西方现代化范式”的阻碍而无法寻找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相反，我们必须广泛运用“西方现代化范式”去设计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如果要思考中国法律问题（包括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问题），就必须认真对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研究。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法学的各种理论模式（包括前述四种理论模式）都在坚持并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现，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我们从来就没有缺失过“法律理想图景”，始终在推动这一图景的实现和完善。这就是中国法学的去处！
（本文写作得到了孙国华教授、吕世伦教授、朱景文教授、张志铭教师、史彤彪教授、冯玉军教授等老师不同程度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法律文化节”有利于法科学生提高综合素质
法律职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属于“精英职业”。因此，需要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培养出高素质的精英式法律人才。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和培养过程中，重智商、轻德育，重知识传授、轻能力与素质培养的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改变。高等院校中法学院系沦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培训班”，绝大多数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将本科生的司法考试通过率作为判断高校法学专业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在追求司法考试通过率的当代，法科学生的综合素质被普遍忽视。事实上，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全面提高法科学生的综合素质，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才会提升。“法律文化节”作为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展示学生才华的重要校园文化活动，对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法律文化节”等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可以丰富法科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还可以培养法科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使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努力成为具有过硬法律知识和技能背景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法律人才。
（二）“法律文化节”有利于法科学生形成职业价值观
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是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应当形成和确立的。因此，引导法学专业学生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职业价值观，就成为高校法学院系就业指导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作为就业指导重要载体的“法律文化节”活动，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从文化价值的导向来看，“法律文化节”是指通过举办一些带有法律职业因素的节目和活动使高校法学院系的法科学生无形中在思想观念、心理素质、行动方式、价值取向等各方面对自己将来从事法律职业产生一种认同，进而实现对法科学生的精神、心灵和性格全面塑造的目的。因此，构建良好的法律职业文化氛围，对法科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使他们在大学期间就能理智地确立自己的职业价值观。
（三）“法律文化节”有利于法科学生增强就业信心
法学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充足的就业信心则是法科学生顺利就业的重要前提。作为就业指导的重要载体，“法律文化节”可以在增强学生就业信心方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校园文化具有渗透性强、影响持久、形象生动、直观易懂等特点，能活化就业指导的内容，使就业指导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就业指导更有活力，更有吸引力，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教育，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通过“法律文化节”这一校园文化活动，可以让法科学生在踏上工作岗位之前就能提前体验法律职业，让学生感受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魅力，从而使他们尽早做好从事法律职业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文化节”让法科学生对未来的法律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还激发了他们为这一职业奋斗的热情，从而增强了他们从事法律职业的信心。
二“、法律文化节”的内容构建
本文认为“法律文化节”的内容构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模拟法庭审判赛
通过模拟法庭审判活动，可以让法科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从事法律职业之前，就能用法律人的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使法科学生能深刻体会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所在。通过模拟法庭审判活动，法科学生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职业性质。具体而言，高校法学院系的模拟法庭审判赛可以选择程序较为完善的刑事案件进行模拟审判。模拟法庭审判赛可以是某个法学院中几个班级之间的模拟法庭审判比赛，也可以是多个法学院法科学生之间的模拟法庭审判比赛。
（二）法科学生演讲赛
卓越的法科学生应当具有一流的口才，而演讲比赛是培养法科学生口才能力的最佳途径。“法律文化节”的内容中，应当包含法科学生的演讲比赛。通过演讲比赛，可以培养和锻炼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演讲能力的法科学生，通过演讲比赛，可以为法科学生毕业以后从事律师工作打下扎实基础。法科学生演讲赛的形式可以是采取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比赛形式，也可以是法学专业的学生与同一高校中其他院系学生之间的比赛。培养法科学生演讲的才能，不仅应当鼓励法科学生参加不同高校法学院系之间的演讲比赛，而且应当鼓励学生参与英语类演讲比赛。因为，卓越的法律人才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和熟练掌握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所以“法律文化节”演讲比赛中可以设置法科学生的英语类演讲比赛。
（三）法科学生辩论赛
2007年，麦可思研究院在《中国企事业对大学毕业生职业技能需求报告》中将“有效的口头沟通”排在毕业生五大能力之首。因此，大学生口才能力的培养关系到他们对未来的把握和职业发展。善辩是优秀律师必须具备的能力。自古以来，律师就有“讼师”名号。在现代社会，律师行业也有“铁嘴铜牙”的职业形象。“法律文化节”中应当有辩论赛这一活动内容。一般而言，法科学生辩论赛应该以社会中的热点法律问题为辩题。辩论赛可以采取法科学生对赛法科学生模式，也可以采取法科学生对赛非法科学生模式。为了促进地区高校之间法学院系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可以采取大学高教园区内法学院系之间的法科学生辩论赛模式。
（四）法学论文写作赛
关键词：高职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06C-0078-02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系统化工程，实践教学的内容在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学在职业类院校的定位应该突出应用性和实用性。我们培养的是处于基层和服务前沿的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法律人才。从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的法律专业发展来看，我们逐步完善着专业的设置，朝着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三年学习成果检验手段之一的毕业论文环节却存在亟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高职法律专业的定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职业分工的细化，社会对高等技能人才的需求日趋增加，法律专业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建立和发展起来。高职法律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在历史沿革和专业发展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伴随着我国1999年开始高考扩招，法律专业如雨后春笋在各高职院校开设，这样的繁荣景象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生对这个“高大上”专业的向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以下简称呼职院）开设了法律专业（包括法律事务和法律文秘专业）。高职院校培养的法律专业学生与本科院校不同，后者更侧重理论知识的培养，而高职院校对法律专业的定位主要表现在：1、法律高职的教学内容与社会生产、管理、服务及生活紧密联系，侧重应用。法律高职的专业要根据社会需求定位，社会对法律职业需求什么岗位，就设置什么专业，如经济法律事务、司法文秘、法律英语等专业的设置，就充分体现了“应需而设”的特点。2、法律高职教育比较注重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学生在毕业后能较快适应法律职业的需要。所谓法律职业，是指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的总称；又指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即法律职业者。换言之，法律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因此，我们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正如张卫平教授所言“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一直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教学，注重灌输理论知识，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目标”。
二、高职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设置目的
毕业论文对于大多数文科专业来讲，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种方式，是学校提高专业教育水平的参考要素之一。在以培养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为教育理念的高职法律专业中，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也是写作能力和分析技能提升的过程。以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为例，我们在大学三年级时往往会给出学生一个写作论文的大致范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进行选择，并拟定具体写作目标。在论文题目范围的设定上，我们往往偏重于对具体的或有争论性的问题进行拟题。对学生而言，写作过程中首先需要通过各种平台和媒介寻找自己论文的基础支撑材料，然后根据具体写作目标进行甄别和思考，最后形成论文写作的大纲和思路。这是一个 “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学生在形成思路的过程中既能复习以往学到的知识，还能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同时，学生的专业写作水平和文书写作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也得以反馈。综上所述，在高职法律专业设置毕业论文这个环节是有必要的，应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同高职教育的培养理念和方案紧密结合，以期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操技能。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既是对学校、学生学风的检验，也会对学生将来的职业道路养成产生深远影响。
三、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自2007年指导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论文至今，我发现学生在论文的选题、写作和答辩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涉及到学生的态度、能力、论文的形式、论文的内容等多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在给定的题目索引里，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题材选择过于集中，论文题目选择重复率高
很多学生在选择写什么方面的论文时并未仔细思索自己是否有兴趣并擅长或有能力创新，而是选择一些成熟甚至陈旧的内容，理由是这样的文章多已成型，观点表述上不会出现大的风险且答辩的时候能够对答如流。这样会导致一届甚至连续几届的毕业论文中“青少年犯罪的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等论文题目的“上镜率”很高。
（二）论文的内容陈旧、缺乏新意、没有创造性，科研精神缺失
论文格式不规范，甚至有的学生在出了两稿后论文的字体、行间距等基本规范问题仍未改正。有的学生在论文中的引例缺乏代表性，引用的法律规范内容存在滞后性，论文的内容在逻辑结构上不成体系，参考文献不规范。只有很少的学生能在毕业论文中提出对一个法律问题的自我认识或对现行法律法规如何完善提出建设性建议。
（三）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写作态度不端正，出现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的行为
学生提交的毕业论文中，有的抄袭他人作品，但未做标注或说明，有的将几篇文章进行拼凑形成自己的论文，最为严重的是有的学生全文搬用他人作品。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的是诚信缺失、学风不严谨、不求勤奋上进与求真务实、缺乏锐意创新等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样低水平的复制式论文写作完全与论文答辩的设置背道而驰，对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四）学校和教师在就业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学生的论文失范行为
学校虽制定了毕业论文答辩的管理文件，但针对学生的失范行为缺乏必要的惩戒措施。很多学生虽知抄袭论文的做法不正确，但这样的行为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照样答辩毕业。因此，法律专业学生“不守法”的论文失范现象与有效的惩治机制不健全不无关系。
（五）学生论文写作中资料查找途径单一，论文缺乏有力基础支撑
大部分同学在毕业论文写作时通过网络进行资料检索，甚至直接将要写作的内容从百度等搜索引擎中全文下载“引用”，对资料的真实性及原始性缺乏必要的甄别和考证。学生在资料搜索方面存在知识欠缺问题，缺失学习的主动性。
四、呼职院法律专业毕业论文的改进对策探析
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当下国家对法律实践型人才的需求，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一）深化对毕业论文存在意义的探析，改进毕业论文的写作，确立符合实践需要的目标
职业院校的法律专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和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和授课内容上的不同，实践技能的侧重培养使我们对学生在理论层面的知识要求程度要低一些，在毕业论文中的映射就是我们在对毕业论文的形式进行设计的时候也应该偏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察。目前，我们的论文题目索引给定的题目并未表现出这一特点。因此，在课程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就需要大家集思广益重新确立论文题目库，给出学生偏实践性的指引。其实，除了现有的毕业论文写作方式，我们还可以运用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结业考察。换言之，学生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可以利用假期时间或实训单一或组成团队针对感兴趣的法律问题进行调研，然后形成5000字左右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这个过程既能使学生全程参与也能体现出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针对学生的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教师可以在答辩或交流过程中与其进行沟通并给出成绩。
（二）强化学术道德建设，净化校园学习环境，建立诚信校园
学术道德建设的强化路径可以在新生入学之初的教育培训中体现，也可以在日常课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学术道德的建设和学校的学习环境息息相关，诚信校园建立后，大家都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诚信做人、诚信做事。长此以往，心存侥幸的同学就会为自己的不诚信行为感到羞耻，从而纠正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完成大学期间的最后考核。
（三）建立失信论文惩治机制，保障毕业论文设置目的的实现
学生自我诚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任重道远。除此之外，对于学校而言，应该出台管理文件，对于在毕业论文环节态度不端、行为失范的学生进行教育、纠正和惩治。就业率的确能体现出学校的成绩，但我们给社会培养和输送的应该是优秀的人才，优秀不仅体现在技能上，还体现在职业道德上，职业道德又会受到在校期间的道德体系的影响。因此，通过对论文中存在严重学术问题的学生给予延迟毕业或重新组织答辩等形式的惩治是有必要的。一个完整科学的惩罚和有效纠正机制的建立能够为失范行为的约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四）发挥指导教师的督导和示范作用，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论文写作
教师，身肩“传道、授业、解惑”之大任，为人师表者必先正其身。因此，教师的学术良知和学术创新是学生的一面镜子。近些年来，职称评审条件高门槛及的高难度导致在学界出现了诸多学术失范行为，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换言之，教师学术声誉的重建和学术责任的承担能够对学生起到示范作用。另外，学生分配给导师之后，导师要能够时刻起到督导作用，无论从论文题目的遴选还是论文逻辑的架构以及论文内容的创作上都需要认真对待、实时关注，出现问题要及时纠正，逐渐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五）加大教学资源的投入，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之所以会出现在论文基础资料检索时途径过于单一的问题，一方面同他们的惰性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教师的指引和学校资源平台的不完善。我们的图书馆中专业课程图书的存量不足和网络资源平台数据的更新不及时也是制约学生资料收集的原因之一。为此，索引知识的技能培训在论文写作前是必要的，另外，还需加大学校在教学资源上的投入力度，引进先进的资源平台并对学生适时免费开放。换言之，完善的“后勤”可以使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
上述毕业论文写作改进对策并不能涵盖高职法律专业在这一环节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我们在高等职业院校教学环节完善上还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实现学校教学和社会实践需求的“无缝对接”，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高职高专 法律文书 立体化教学 课时设置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法律文书总课时设置
1、1 合理性
法律文书课程设置旨在帮助学生获得利用载体更好地运用法律的能力，因此，应当设为法学专业必修课，并且总课时要保证与其他专业必修课一样。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实践了这两点，将其设为总课时不低于50学的必修课，可见，本科院校对于这门课程是相当重视的，它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保证这门课程的总课时量，才能使学生专业技能得到训练提升。除此之外，湖北高职技术学院也将法律文书这门课程设为必修课，学时由最开始的36调整为60，学分也由开始的2个学分调整为4个学分，加大了它的比重，这是基于每年毕业生工作调查反馈信息采取的措施，法律文书在法学毕业生参加工作之后应用非常广泛，高职院校的这种调整无疑是符合其为市场输入能够尽快上岗的法律技术人才的旨归的。由此可见，不管是出于顺应改革大趋势的原因，还是出于满足市场的原因，新形势下高职高专想要展开立体化教学，促进每一位学员都能够掌握从学最后到实际写作运用的能力，都应该保持法律文书这门课程的总课时，即为合理性。
1、2 科学性
以极具代表性的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专业课设置为例，具体安排情况如下：法律系学生主要学习法律事务专业和行政执行专业两大科；民商法有贸易以及涉外等专业；司法警察则有司法警务专业和刑事执行专业。前两种毕业生主要是在司法机关或者是法律服务单位工作，后者则多在公安以及监狱工作，因为工作面向有所不同，所以专业课中法律文书所占总课时也有差异，它在法律事务专业中占72课时，行政执行中占56课时，司法警务以及刑事执行中只占到40课时，但又都保证在40课时以上，由此可见其总课时安排的科学性。
2 法律文书立体化教学改革课时设置
2、1 课时设置以就业为向导
新形势下，高职高专的教学改革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社会需求输入技术型人才，职业教育本质上来说就是就业教育。这决定了专科学生所学知识必须要与上岗所需要掌握的技能紧密联系起来，传统的单一的法律文书教学模式很明显不能达成这一理想，因而需要进行立体化教学改革。何谓立体化教学，立体化教学就是指将课堂、实践、网络等等多种教学综合在一起，保证多样性。如此，法律文书这一课程的课时就需要参照不同的教学途径进行多样分配。课堂教学以讲解为主，主要承担着为学生灌输理论知识的任务。实践教学则要求学生自觉走出课堂，深入到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等部门进行感知，将理论与实务融合。配合立体化教学模式，法律文书理论课时每节课45分钟之内，宜按照专业性质的不同、面向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分段讲授；法律文书实践课时则需要依据每次学生到类似法律事务所等部门实习的具体情况而定，保证收到实效。
2、2 平衡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
职业院校相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其学生的文化基础要差一些，在进行课时设置时需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另外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法律专业人才必须要能及时投入到岗位工作中，因而一定要保证学生能够掌握够用且必需的理论知识，必需是指掌握教材设计大纲中要求学会的知识点，够用是指在实际应用中能够有足够的理论进行相应指导。如何把握好理论课与实践课课时比例分配呢？教材设计《一审刑事有罪判决书》这一课时，是以案例导入的形式处理的，老师单单通过课堂讲解，从案例展示、讨论、评讲最后掌握理论知识大体上需要3个或者是4个课时，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院校有条件，不妨组织学生到法律事务所亲身感知，安排2个课时，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每种具体形式的法律文书。法律文书这门课程的教材编订通常分为两大板块，其一是基础理论知识，其二是具体法律文书，前者借助课堂讲授完成即可，后者则应该多安排学生实践，如果总课时为72，理论课时和实践课时依照2：1的比例进行设置是较为合理的。
3 立体化教学模式下具体课时安排
传统法律文书教学模式多半将老师置于主体地位，学生置于客体地位，技能学习无非就是学生知识的积累和习作的模仿，其中存在着灌输知识这样一个弊端，因为教材里面容纳的内容是有限的，而实际生活应用是无限的，所以常常出现学生在工作当中因为不具备灵活写作的能力而无法适应实际需求的变化的情况。立体化教学模式中最常采取的一种形式就是“导向式”，通常用具体案例导入，借助多媒体或者是课前制作好的课件，将案例展示出来，让学生能够获得视觉、听觉等等多重感官感受，课时长度安排10分钟至15分钟为宜；再接着是就该案例展开问题探讨，老师进行总结讲解，课时长度为25分钟为最佳；课堂剩下的的时间可以给学生自由进行知识点巩固；课余时间可以让学生就某个典型问题自己进行法律文书策划，这个作业也可以在实践课程之后进行。
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法律文书教学模式，有利于让学生在参与探究的过程中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发挥出自身能动性。法律文书写作当中尤其要重视体现法律精神，包括公平、客观，培养法律专业学生正确的写作理念以及浓厚的兴趣非常关键。在学习法律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内容相当枯燥，可能会引起学生排斥心理，这就需要设置足够的课时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相关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的批判反思精神。立体化的教学模式强调保证课堂教学趣味性，比如在课堂上为学生读一份“律师的情书”，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基于这封情书的具体内容，让学生进行讨论，找出诸如法律概念或者是原则上面的错误，从而让学生感受到法律文书并不单单只是套入式的模仿写作，而是和我们周围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虽然课时长度仅仅只为20分钟，但是却很好调动了学生接下来学习的兴趣。
老师除了要把握好课堂内的45分钟，还可以进行相应的课外学习实践安排延伸，现在的信息网络覆盖非常广泛，高职高专院校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老师不妨开通网络教学平台，利用学生平时玩儿的比较多的软件，比如QQ、微博、邮箱等等，集结一个学习阵地，这就是一种更大范围的课时设置，以此来督促学生完成知识巩固。
总之，新形势下想要深入贯彻立体化教学模式改革，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调整传统课时设置，课时设置受到教学内容、思路、理念以及职业岗位等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何保证其科学性、合理性是值得思考并探讨的问题。
项目名称：高职高专《法律文书》立体化教学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0JGA18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