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先进文化；社会管理创新
我国高度重视在先进文化指导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本文将探讨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先进文化是指能够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总和，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等进行的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过程。
一、我国社会管理的现状与先进文化要求间的差距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但是，社会管理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下文将就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存在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1、从社会管理主体的角度来说，全能政府理念根深蒂固，其他主体效用发挥不足：当今越来越推崇有限政府理论，政府只需管好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履行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职能，其他事务由适合承担的主体来处理。而纵观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管理权限不明确且缺乏监督，其他主体发挥效用不足。在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历史传统以及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背景下形成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管理体系逐渐呈现政府一元化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更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的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制定计划实现社会分配，运用行政干预手段来调控国民经济。虽然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调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为辅，但是很多社会事务仍是通过政府行政干预来实现。我国的监督机制理论上说比较健全，但是各监督主体没有发挥实质性的监督作用，种种原因导致政府管理权限不明确且缺乏监督。第二，政府不可治理性加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政府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关联性导致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所运用的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上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官僚体系古板、腐败等问题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引发政府的信任危机。
2、从社会管理的制度的角度来说，法制理念贯彻不落实，规范制度体系不健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切行为都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合法权利。但是，我国社会管理的规范制度覆盖面不够，制度制定的可操作性有待提高，以及对社会管理的主体及权限规定不明确。虽然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正逐步完善，但是仍存在法律空白，往往是某些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问题发生之后针对出现的问题出台相关法律规范来填补现有法律的漏洞。例如，李贤宇、孙伟铭醉驾致人死亡事件发生之后，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司机醉驾将受刑罚。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制定缺乏预见性，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3、从社会管理的人力资源角度来说，专业化管理理念淡薄，我国欠缺专业社会管理人员。我国目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数量不足，结构也不合理。据民政部数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约45、3万人。截至2010年，通过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的共32687人；通过社会工作师考试的共11082人。我国城市低保对象23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6500多万人，残疾人口8200多万人，重点优抚对象460多万人，孤儿57、3万人，还有1、5亿老年人口，常年受灾人口1亿多人。这样算下来，一个社会管理人员要为1000多名重点民政对象提供服务。横向比较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日本为0、626%，我国香港地区为0、57%，美国为0、28%，加拿大为0、22%，我国仅为
0、03%，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社会管理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而我国的教育趋向于学术性、高校化，出现高校毕业生与社会实际需要的人才相脱节的情况。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往往理论积累深厚但是脱离实践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社会人才往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二、先进文化引领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分析
针对社会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先进的文化理念指导下，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实现社会管理朝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
1、尊崇有限政府理论，加大培育社会管理多元主体力度。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应起到领导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来起到社会管理的作用，因而提高党的决策水平对于社会管理有很大的帮助。我党应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对广大党员干部定期进行保持先进性的教育交流活动，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决策方面，继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集众人之智慧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
就政府而言，它是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起到全面负责的作用，而我国政府正努力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为了更好的履行政府的职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强化有限政府理念，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将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职能上。由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政府不可治理性不断加剧，要求政府管好分内之事，其余由市场及其他社会管理主体进行管理，从而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有限政府不等于无能政府，提高自身管理效率同时给予其他主体必要的帮助。政府在继续履行好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职能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人力、物力、财力更多的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农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是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我国实行了大部制改革，但是仍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因而需要规范政府机构的增减程序，对于机构设置的规模、编制、职责等予以立法。
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格局是政府主导型，忽视了社会组织的管理作用。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就是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就企业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一是树立公共责任意识。企业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之一，不应仅仅追求自身利益，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是提高职业操守。当前拜金主义思潮充斥整个社会，一些企业不惜牺牲公共利益谋取自身利润，因此需提升职业操守规范自身行为。三是积极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企业发展得力于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因而需经常参与公益事业以回报社会。另一个主体非营利组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其社会管理的能力：第一，提高组织人员素质，优化管理方式。建立正式培训机制，学习先进管理技术与方法以指导实践。第二，持续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非营利组织应协助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为弱势群体带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关爱，促进社会公平。作为公民个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高自身素质，培养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不做危害社会秩序的事情，在自己的岗位上尽绵薄之力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的规范制度。针对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规范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第一，明确社会管理权限和职能分配。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第三部门积极参与的综合管理体制。加强与第三部门的交流合作，鼓励非营利组织等第三部门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的事业中来，引入竞争机制，将一部分社会管理事务采取招投标、与企业签订生产合同等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提升管理效率。第二，健全法律体系，弥补法律空白。我们应深入到社会底层，获取第一手反映社会现实的资料，参照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法律法规。
3、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社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按照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我们应该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我国社会管理人才主要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拥有工作经验但文化程度偏低的社会人员。针对前者，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式：一是平常的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加深对实际工作的认识。二是组织长期的实习工作，学校联系典型的工作单位，安排对口专业学生实习，亲身体验社会工作，积累工作经验。后者适应工作能力较强，但社会事务愈来愈复杂，有时仅靠工作经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需要先进的社会管理理论予以指导。我们主要采取培训的方式，邀请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开展讲座，介绍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也可以与高等院校开发合作项目，输送一批工作人员进行不脱产或脱产培训，并采取考试等方式检验学习效果。将结果纳入绩效考核，激励社会工作者学习积极性。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虽然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还不是很健全，社会管理理论体系不是很成熟，但是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需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相信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终将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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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主体系统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234—02
一、公共管理与公共管理制度
公共管理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新公共行政学的崛起以后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对于此新概念的定义，国内外的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在这里，我们认为公共管理就是为了有效的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运用各种手段或工具，依法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最终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利益共享。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规范和约束公共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则。
二、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系统的构建
公共管理是一种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是对传统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势必要求公共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一）领导主体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就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对公共利益的共享，因此，只有坚持了党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中的领导地位，才能全面并正确地把握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方向。
与政府不同的是，党并非直接而是间接的参与了中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具体表现在：执政党提供了公共管理所必须的宪法制度和法制体系。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宪法秩序决定了公共权力的架构和运行方式，规定了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因此，执政党提供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另外，只有公共管理制度的创立或修改成为党的意志时，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上升为国家意志。所以党不仅提供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立法基础，还影响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结果。
（二）核心主体
在中国，“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而公共管理制度是构成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当然也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核心主体。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是凌驾社会之上的最具有权威的公共机构，它自身所具有的垄断和强制力使得它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能力。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方向、速度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所以政府主体是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主体系统中最核心、并发挥独特作用的部分。
（三）基础主体
人民群众是基础主体。从社会历史进程看，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的进步，都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结果。人民群众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观点。更可贵的是他把创新放在社会实践的基点上，作为世界的内在本质来理解和规定。他在谈到理论创新时明确提出：“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那么制度创新、再具体到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它们的源泉同样是实践，因此，从实践论的角度来看，这就为人民群众作为制度创新的基础主体提供了哲学基础。
另外，我国宪法规定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提供了政治基础。宪法中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社会事务。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人民群众在我国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和根本作用。人民作为公共权力的所有者，理应成为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基础主体。
（四）准公共部门主体
准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是指介于纯粹的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之间的部门，即介于政府组织与竞争性工商业之间的一些部门。中国的准公共部门主要是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资源控制和分配不平等导致我国社会阶层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状况，多元化社会和社会利益团体多元化发展，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和服务具有多元参与性。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和利益维护的组织，也需要有为自己提供服务的机制。9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公共政策的制定明显的向社会经济资源占有利益集团倾斜，忽视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导致社会断裂、社会矛盾加剧和社会冲突，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维护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组织的缺位。因此，公共管理的社会化需要有中间层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活动中，起到听取社会公众信息和意见，协调各方面利益，沟通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各种矛盾，推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过程的民主化。
三、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系统论认为，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其中有的要素是控制中心，起主导作用，其他要素则是控制的对象，起辅从作用。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系统从结构上来说是由领导主体、核心主体、准公共部门主体和基础主体构成的。这一结构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最高层次是党和政府，它们是控制中心，起主导作用，人民群众和非政府组织是控制的对象，起辅从作用。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在我国，党和政府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处于领导和核心地位，这一特点是符合当下中国的实际需要。但是这一层次性是在整体中的层次性，即领导和核心主体不能脱离其它的参与主体而独立存在。虽然党和政府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和人民群众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起辅从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平起平坐，但也绝对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各个主体在系统中应该相互依存、相互依赖。
因此，在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各个主体构成的这一整体系统中，整体是有层次性的整体，层次是在整体中的层次。各个主体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制度创新主体系统。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任何系统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体现一定的功能。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系统功能就是这一主体系统同外界环境发生联系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制度的创新所起的作用。而“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经济服务”。所以公共管理制度也具有为经济服务的功能。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在公共管理制度方面仍然存在不尽合理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这就需要通过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改进现有的制度安排，起到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而系统的功能是由系统的要素及其结构所决定的，但同时任何系统都是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的，因此，要想发挥系统的功能，除了要调整好系统内的结构外，还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系统功能发挥的外部环境。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还主要是以党和政府为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人民群众受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还未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例如，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圣王一体、内圣外王的体认，形成卑微的臣民心理，表现在社会权威上是以君主至尊，自觉与君主认同的惟上心态，在学理上是向圣人求是非的惟书心态。人们习惯听“上边”发号施令，无论有理无理、都惟言是听，惟命是从。这些今天仍然发挥作用的政治文化传统，泯灭了人民的自主意识，同时也扼杀了人民的批评精神和创造精神。所以我们必须改善和优化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提倡公共利益，强调公共责任，唤醒每个人的创新主体意识和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最大限度的吸纳非核心主体在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中的参与，调动各主体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好地发挥系统功能。
总之，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的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主体系统会发挥其最大功能，既而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最终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利益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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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管理学 钻石模型 制度变迁 管理创新者
人类管理实践活动几乎是与人类文明曙光同时出现的，探索管理活动规律的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中国和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有关管理规律的一些论述，而公元前5世纪的《孙子兵法》则因为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最系统的战略管理学著作。但是，管理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研究对象被认识、研究，并且管理实践能够得到管理科学知识的指导，则是在刚刚过去的100年中才发生的。一般认为，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人泰勒开始使用秒表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而法国人法约尔一直在思考组织管理活动的普遍性和独立的规律，这标志着传统管理学的诞生。在过去的100年中，管理从一种不可言传的非正式的活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人们不仅认识到管理活动的普遍性——管理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组织和人类有组织的活动中，而且从各种可能的角度、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对管理活动和问题进行规范分析和研究。由于管理科学知识被广泛地用于指导管理实践而管理效率被大幅度地提高，管理科学化进程不断被推进，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地扩张。这也难怪有人说，过去的20世纪是管理的世纪。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庞大知识体系和学科分支的复杂学科，在人类文明进程和知识宝库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一、管理学发展的三个线索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早期管理阶段）、行为科学阶段（传统管理阶段）和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诸多流派，形成了庞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面对百年形成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和众多的流派，管理学的研究者一直试图归纳出管理学发展的逻辑主线。但是，由于百年来管理经典著作所关心的主题过于复杂，包括管理与管理者、领导、组织与人事、效率、市场与顾客、竞争与战略、创新与变革、现代公司的组织逻辑和管理的国际化等诸多方面。而从管理学的学科分类角度而言，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组织管理、质量管理等构成管理学的经典内容，而且这些学科还在不断地丰富、细化、交叉和发展，管理学的新学科、新分支还在不断地产生。因此，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管理学发展历史逻辑主线。
从现有文献看，研究者所总结的管理学发展线索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根据管理学的内容构成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发展路径划分为组织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古典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组织社会学、领导科学到企业文化等）、管理方式方法研究的演进路径（从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到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等）、经营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厂商理论、产业组织、市场学、消费者理论到战略管理）。第二类是根据管理知识的产生方法来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三条线索，即应用管理学（从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原理和方法）、理论管理学（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和实验管理学（以管理案例为主的管理学）。第三类则是根据管理学发展的影响因素来划分。在著名管理史学家雷恩看来，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文化环境紧密相联，管理理论发展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存在三条管理学发展轨迹，一是以科学文化为基础的科学主义线索，由泰勒科学管理开始，包括社会系统理论、管理过程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和决策管理理论等；二是建立在对现代人性基础的人本主义线索，从梅奥对“社会人”的研究开始，包括个体行为理论、团体行为理论、组织行为理论和管理伦理理论等；三是建立在文化模式基础上的文化主义的线索，由德鲁克管理实践理论开始，包括组织文化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变革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等。基于对于文化环境对管理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认识，还存在另外一种管理学发展的线索的划分，即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文化基础的古典组织管理理论、以环境地域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为基础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和基于东西方文化渗透的当代管理理论。
显然，第三类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来分析管理学发展的线索，与前两类从管理内容和从管理知识产生方式角度划分管理学发展线索相比，具有时间上的前后继承性，而前两类的管理学发展线索在时间上具有并行性。从管理学发展历史角度考察，无疑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分析管理发展的线索更有价值。但是，仅仅将环境影响因素归结为文化环境是过于泛泛而又不全面的。
二、管理学知识发展的“钻石模型”
庞大的管理学知识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纵观整个管理理论的发展史，认为管理理论和管理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持续作用的长期因素，这主要有制度变迁、科技进步与文化传统三方面因素，体现了制度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作用。另一类是短期作用的临时因素，例如战争和其他重大突发事件（比如经济危机）。这两类因素作用于管理理论和知识创新的能动主体，包括企业家和其他管理实践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研究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咨询人员或者团队等，这些人员提出管理理论和方法，创新管理知识，实践新的管理思想，从而促进管理学的不断发展。
“钻石模型”表明的是，科技进步、制度变迁和文化传统与管理创新者的创新活动相互作用最终推进着管理理论发展、管理学知识的创新与积累，而战争和其他一些临时重大事件对整个过程也有短期的推动作用。这里科技进步因素具体包括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改造世界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创新，科学发展不断为人类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和方法，而技术进步则不断为人类提供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制度变迁是指有关宏观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和微观具体经济组织运行等方面正式规则的变化，这些规则变化会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选择；而文化传统要描述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人们行为具有引导和约束作用的非正式的规则，与制度变迁中的正式规则可以较快地发生变化不同，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变化往往是长期的渐变过程。这里管理理论发展和管理学知识的积累，既包括管理思想、理论、方法等以各种形式体现的管理知识的丰富发展以及管理学的发展，也包括解决各种现实管理问题、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实践活动的创新与发展。这对应到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内涵上，包括管理实践层面、管理理论问题研究层面、管理学科发展层面三方面的管理科学化进程。也就是说，上述“钻石模型”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理论与管理知识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也是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模型。这个模型是基于管理科学化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因此从管理科学化的历史上看，该模型基本描述了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逻辑关系，可以认为是一个管理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图。
三、管理学知识发展的具体影响因素分析
（一）科技进步因素。尽管探索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提高管理活动效率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管理科学化进程却真正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企业组织的结果。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周期可以划分为5个周期，每个周期或者阶段长约半个世纪，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康德拉季也夫长波，伴随着连续的技术进步周期，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不断推进。（1）在第一次(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和第二次(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科学技术进步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相适应，只出现了科学管理的初步实践和早期的科学管理思想，企业管理仍处于经验管理阶段。（2）到了第三次技术进步长波周期(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和40 年代)，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以牛顿力学为主题的经典力学体系和以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为核心的经典电磁理论都已经建立，这些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为技术革命提供了科学前提，尤其是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动力革命，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由技术革命产生的社会大生产必然对规范管理提出要求，原来的经验管理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化生产和大公司发展的需要，于是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科技进步对管理创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这方面，还体现在由于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功产生了的巨大社会和知识效应，使得科学方法在管理问题研究和管理理论产生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泰勒试图通过科学实验方法寻求优良的管理方法，把管理提高到科学层次，从而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而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则是通过对组织管理普遍性原理的追求，把管理提高到理性层次；而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也是以实验方式研究人类管理行为的。（3）进入到第四个技术进步周期（20世纪30年代和40 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科技进步进一步推进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由福特公司开创的流水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而计算机的诞生、应用和发展，对管理科学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产生了计算机管理学派。而该阶段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自然科学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又为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4）人类社会正处于第5个技术进步周期中，该阶段主要技术特征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该阶段的管理创新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管理信息化成为该阶段管理创新的主线和管理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西格玛管理、敏捷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网络营销等依靠信息技术的新管理思想或方法得到发展和应用，与信息化社会相适应，核心能力理论、流程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广泛传播。归结起来，科技进步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科技进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产生了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需求；二是科技进步直接为管理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支持；三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还为管理学理论和管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二）制度变迁因素。没有人会否认，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的前提是以分工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制度的出现。在经济学家看来，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重要的是一场制度创新，“产业革命的实质就是用竞争取代以前控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工业革命在西方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工厂制度，工厂中实施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曾详细分析了分工制度（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工）能够提高企业效率的原因。工厂制度的产生对科学管理提出了要求：如何解决高度分工条件下的协作问题，如何解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培训和激励问题，如何改善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而逐步恶化的劳资关系。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产生的。制度变迁对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需求牵动”方面，而且从企业制度的演进看，企业制度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谁来承当管理创新主体的角色和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方向和内容。制度创新与变迁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还为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所有的创新行为都是有风险的，而现代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的产生，保证了承担创新风险的创新者能够获得创新收益。如果将企业的创新活动分为企业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创新，那么可以认为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呈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企业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形成相应的技术能力保障机制，企业管理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制度创新提供了组织管理方面的保证，而企业制度创新为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基础，形成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不同，提供的管理创新激励机制是不同的。总之，制度变迁，尤其是产权制度变革，对管理创新和科学化进程的影响是全面的，对管理创新主体的选择、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和管理组织结构的创新都具有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
（三）文化因素。文化传统体现为社会认可的价值信念、伦理规则、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此文化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往往又是根深蒂固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具体从管理科学化进程看，科学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是有其文化背景和基础的。具体而言，可以分别分析文化对管理研究活动和管理实践活动的影响。从管理研究层次看，管理科学化进程开始和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流文化，科学主义所包括的逻辑主义、分解思维、规范形式、精确原则和实验原则被广泛地应用到世界各个领域的问题分析研究中，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组织管理问题自然也不例外。泰勒首先将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主义的研究规范引入到生产作业管理领域中，通过追求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来提高人类生产制造活动的效率；而法约尔则试图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寻求整个企业管理活动的一般性规律；韦伯、巴纳德等人是在探索一般组织和社会领域中管理活动的科学管理原则；而行为科学是按照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来分析人的行为的科学规律；现代管理理论则是应用运筹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科学理论方法和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来分析和研究管理问题。没有追求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没有应用科学原则研究管理问题的信念，没有科学的文化基础，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也就无从谈起。从管理实践活动看，文化可以在民族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影响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科学化进程。一是在民族文化层次，二是组织文化层次。前者是宏观文化环境层次的影响，而后者是指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管理者的管理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影响管理者的知觉、思想和判断进而影响管理者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各项管理职能执行的科学水平。
（四）管理创新者。影响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显要因素。科技进步、文化传统和制度变迁对管理科学化的影响属于环境因素，而直接的管理创新者则在管理科学化进程中，在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些管理创新者包括从事管理实践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和教授、从事管理咨询工作的团队和专业人员。但是，随着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实践者兼管理理论研究者的作用越来越小，专业的学者和管理咨询人员对管理知识的创新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许多著名管理创新者被一些管理史研究者称为管理学大师，管理学各个领域中的知识体系往往是与这些管理学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原文从“管理与组织的问题”、“管理与法人”、“管理与治理”、“管理与激励”、“管理与经营”这五个部分得出的五个印象结论令我豁然开朗，细细思考却又是每本论及管理的书本中存在的通病。以前在读书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认为是大师们的倾力之作，我只有拜读之份，那有半点怀疑，现在看来学习管理学这门课程，它是艺术家学科，它不仅需要你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它让你学会质疑、学会探究、学会为学。在学会上述的基础上你才能够扎实掌握书本知识，结合书本来处理实际。这样才会走出误区，走出自己那颗“自私的心”去解读自然和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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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沃纳、管理大师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6、丹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魏文斌、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以传统社会为例，农业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上，社会生活相对简单，那么政府需要管理的事务也相对较少，除土地的分配和管理，领土扩张与抵抗侵略，维持统治秩序外，几乎没有其他事务，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说“那时候政府的职能很简单，因为生活本身就很简单。政府靠行政命令行事，驱使着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征询人们的意见……”。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之背景下，社会分工朝着越来越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政府也必须处理越来越多的事情，特别是由于知识的扩展与科学技术的传播，公众自觉、自由、平等与民主等意识觉醒，社会公共需求也变得丰富与复杂起来。这时，政府继续沿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显然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变化。政府要想完成这些丰富与复杂的职能，就必须开辟新的、更多的途径来推动。不过，在去中心化与去权威化的当今时代又与这条途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那就是需要通过赋权予基层(县乡)政府，完善基层民主，让自治权力与基层权力的良性互动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动力，在强化和完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积极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3］。
这一理念的转变最突出的是在管理政策价值目标追求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策是以追求效率为主的，但至70年代后以来，单纯追求效率的政策模式在普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转变。在我国，尽管原因不尽相同，但是政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途径也与之相似，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要摆脱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所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共同贫穷的境况，在社会总体的分配原则上作出了重大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随之公平的问题也出现，特别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此，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分配制度做了一些调整，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效率、和谐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换句话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显然，目前已经开始迈入一个全面公平的时代。这个原则在农村社会管理制度与政策上的体现就是要注重城乡统筹，所有制度与政策不要因地域而造成人为的差异，在目前农村相对落后的时期给予必要的倾斜与关注，逐渐将之纳入城乡统一的制度与政策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在公平原则下设计各种政策，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职能。理念的转变是农村基层社会职能转变的基础。只有在充分理解这一转变的必然性后才能从内容和方式上实现农村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发挥其社会管理功能。
二、社会管理职能的内容创新
农村社会管理职能内容的创新首先在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农村政策与制度体系的完整框架。这个框架初步来看，也是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政策渊源，或者是说政策的表现形式要完整。也就是说要构建一个涉及农村社会管理由党的纲领、方针与政策，基本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一般规范性文件和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其他组织的具有规范性与约束性的规则构成的规范系统。之所以要这样的一个框架，是考虑到农村社会管理本身也是一个层级管理和部门横向合作的系统，一方面要保持管理的统一性，同时又要发挥各个不同领域与地方的积极性。在这样一种完整的形式政策框架之内，既能保证农村社会管理在总体上服从党与国家的统一指挥，又能发挥各自积极性与灵活性保持生动活泼的管理局面。其二是完整的政策内容框架。这个完整的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根据农村社会管理的具体需求去确定。在国外，这个制度与政策应当覆盖的领域主要是社会公共安全、社会组织管理、公共交通、社会保障、人口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管理、促进就业、生态环境管理等等。对于现阶段的我国，它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领域事务的政策与制度:食品和药品安全体系、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生产—交易—消费安全体系、人口管理体系、公共交通安全体系。
在这一完整框架下，社会管理职能内容的创新体现在职能重心的转移。系统论认为，任何社会系统都具有权变的特性，它会随系统内外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生演变。随着这个系统内外社会环境演变而发生调整和转移，社会管理职能的重心应发生相应变化。社会管理职能重心的变迁实质上就是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异的情形下，其职能体系内部重要性分布特征的演变过程，是针对当下社会环境所做的改革创新。当前农村社会管理职能创新是要将职能重心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上来。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实际情况———如政府长期采取有差别的政策发展战略形成的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城乡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农村整体上大幅度落后于城市发展;以政府为中心的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机制、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发挥的作用有限以及其自身力量薄弱等现实———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重心的主导作用。从先阶段看，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建立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维系农村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有极其特别的意义。目前许多因素，如城市化建设在农村的征地与拆迁、农民相对脆弱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因素对农村居民生存生活构成巨大的风险。因此，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维护农民权益、缓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应该作为政府在农村管理中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来对待，上升到政治层面。当然，政府可以利用其独特之影响力，如通过补贴资助、奖励等措施引导社会机制进入这个领域，如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社会机构自办养老机构等方式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有益的补充。其次，促进农村劳动人口就业。我国十二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产业结构转型，我国面临巨大的就业问题，农村转移劳动力需要进入就业市场的数量规模庞大。据统计，2009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基本上在0、85～1、15亿人之间，农村剩余劳动力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约为16%～22%
。要形成政府主导负责，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促进就业格局。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能是创造积极的环境，在制度上取消对农民进入城市地区和异地就业的限制，如户籍制度、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制度、异地就业的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和职业教育制度，为促进农民就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则可以依政府之统一规划，如市场组织直接承担职业培训任务，村委会通过村级产业规划创造劳动力就业岗位，与市场机构、企业等形成组织化的联系向外输送劳动力等等。再次，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工业革命在促进社会深刻变化，将我们带入现代化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核竞赛相比，非预谋的环境灾难可能引发的末世景象显得更具威胁”。在我国农村，工业污染严重，世界银行将中国农村的工业污染作为仅次于城市水源污染和城市大气污染的我国三大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农业污染没有引起重视，农药化肥过量使用、未经处理的动物粪便随意排放，耕地退化、土壤富营养化，河流湖泊污染现象普遍;现代生活垃圾增多，无法依靠自然降解;水土流失、森林减少、耕地减少趋势加速。政府职责首先要改变城乡二元不同步的环境生态治理格局。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支持，优化产业结构的布局，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社会组织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志愿者组织、以及作为自我行动者等方式投入到生态环境维护上来。最后，加强农村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8］。目前在农村地区由于卫生、环境、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引发的安全事件开始突出。例如因农村拆迁征地引发的集体上访;因治安个案引发的;以及因农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导致的农村文化生活空虚，使外来的组织、宗教迷信、黄、赌、毒现象开始深入农村等。对政府而言，要打破高度集权的公共安全维护体系，建立政府治理与市场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多元主体安全综合治理模式。在新的治理机制里，政府负责满足基本的安全产品，社会组织负责提供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安全服务，如通过类似成立义工巡逻队等农村社区自助安全服务机制等，最终形成政府主导与负责，社会积极参与的农村社会公共安全与服务的网络式供给机制。
三、社会管理职能实现途径创新
针对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领域政府控制有余、社会自治不足的现实局面，在社会管理职能实现方式上要实现四种基本的转变。首先，确立规范的制度法律框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实现农村社会管理职能，发展农村经济、开发农业技术、提高农民教育、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目标都首先依赖于制度的创新。制度，从社会学上的意义解释是指蕴含着一定社会价值的一些规则或运作模式，并用以规范社会各主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制度框架的确立对于农村社会生活的有着重要意义。第一，基于农村社会管理的公共性，政府及其他社会公共组织的政策干预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制度一旦确立，对于参与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主体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性;第三，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内容与结构随着所处领域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社会管理重要职能实现的首要任务是确定良好的制度体系。现阶段，对我国农村社会来说，要加强法制建设。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的主体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政府和社会的功能和边界、“依法”与“创新”的关系的平衡，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其次，建立“需求驱动”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目前我国社会管理服务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供给驱动”模式，也就是说，政府想供给什么服务，社会就接受什么服务，社会需求方在服务内容的选择上基本没有话语权。社会管理都是在政府的统一指导下，依靠政策，甚至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把社会公众看成是被动消费者，而较少关注其真实需求。“需求驱动”的服务模式则是以社会需求为核心，根据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的需求来确定服务的内容、范围、规模与方式等。十七大以来我国政府就提出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社会管理职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发生变迁，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由于社区远离延安市，市政资源无法有效利用，供水、供暖、转供气、转供电、排污均由企业自行承担。目前社区自建水厂、锅炉房、配气站、配电室、污水处理站等生产服务设施和长庆七中、幼儿园、社区服务中心、活动中心、社区居委会、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驻社区单位有河庄坪综合服务处、采油一厂、采油一处等驻矿单位12个。近年来，在河庄坪综合服务处全处职工共同努力下，在驻矿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切实将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惠及职工群众，持续深化和谐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初步形成了社区服务机制。为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以社区为基本单元，以各类社区服务设施为依托，以社区全体居民、驻社区单位为对象，以公共服务、志愿服务、便民利民服务为主要内容，逐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支持、社会多元参与的服务网络及运行机制。
2、不断拓展社区服务内容。再就业、社会保障、社区警务、民事调解、文化娱乐、社会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务事项基本得到覆盖，社区志愿者登记制度广泛推行，社区志愿服务蓬勃开展。440家政服务、公益服务、公用服务、物业管理等便民利民服务项目逐步进入社区，方便了社区居民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
3、不断提高社区服务队伍素质。社区居委会成员素质、能力不断增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居民走上社区工作岗位。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活跃在社区服务各领域，成为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
4、不断改善社区服务方式。社区服务中心实行440快捷、有效、便民的“一站式”服务，利用一卡通、一号通、一键通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社区物业服务信息化建设，方便快捷地满足了居民多样化需求。引导社会组织、驻矿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活动，增强了社区服务活力和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5、初步形成社区服务制度环境。国家、各级政府围绕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权益保护工作出台了法律法规，围绕社区卫生、社会救助、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社区服务设施等内容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社区服务政策法规逐步完善，各级政府对社区服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越来越强。
二、油田矿区服务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通过矿区党委、行政的坚强领导，通过矿区各级单位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矿区创新社会管理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取得了骄人可喜的成绩。但总体而言，油田矿区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有待于解决。
1、社区服务体制机制建设刚刚起步，不顺畅。2011年，各级政府和干部把中共中央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当前时期内重点工作，如何从时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如何从以人为本的高度系统谋划改善社会，是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没有成熟的典范。作为长庆油田矿区规划指导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矿区社会管理的指导意见》刚刚下发，矿区各单位对本项工作的理解和执行力度同样参差不齐，保障能力不强，还没有真正建设完善的社区服务工作体制机制。
2、老旧社区服务设施总量供给不足。通过近年来对社区持续更新改造，社区服务设施不断建设，服务项目不断完善，但软件方面服务水平仍有待提高，专业性社区服务人才也相对短缺。
3、受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等环境影响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大量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向社区转移，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日趋个性化、多元化，社区的“兜底”功能作用日趋明显，加强社区服务压力不断增大，矿区负担不断增加，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困难重重。
4、由于油田矿区多数远离市区，市政资源无法有效利用，加之个别驻地政府推进创新社会管理力度不强、资金投入不足等因素，过多的将社会职能施加于企业，客观上存在着矿区承担着大量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职能，社会管理问题复杂，运行机制上表现为“企业搭台、企业唱戏”，如何将社会职能顺利回归政府、融入社会，是企业面临的又一大课题。
5、社区驻矿各单位及社区居民参与的工作机制亟待完善，仅仅依靠矿区单位宣传动员，要实现“共驻共建共管共享、各方参与、责权到位”工作体制很难，全员参与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面临重大挑战。
三、解决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的对策
1、高度重视，加强学习，改进工作。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地方政府部门关于创新社会管理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加强长庆矿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纲领性文件的宣贯。通过加强学习、开拓视野、提高能力，开创工作新局面，要全面长远谋划、结合实际量力而行，重点要做好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等工作。立足驻矿地区情况，突出重点，强化特色，有所侧重，逐步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坚决杜绝全面突击，贪多求全，搞形式主义。
2、抓好社区服务实施的建设和管理。加大社区服务基础设施新、改、扩建设投入，合理确定社区服务设施的数量、选址布局、建设方式、功能划分，充分发挥现有服务设施作用，并提高社区服务中心以及相邻社区服务设施之间的共享程度，加强各类服务资源整合，避免重复建设，积极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民心工程。通过逐步整合与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有关的资金、项目和资源，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综合利用防止资源浪费。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设施，以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为依托、专项服务设施为补充、服务网点为配套，社区信息平台建成以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为主体、各类专项服务设施相配套的综合性、多功能的社区服务设施网络。
3、建立社区管理的长效机制。在理顺职责权限及相互关系基础上，制定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协作机制、社区组织之间的互动机制，优化社区服务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步合理发展多层次、多样化的社区服务。为实现企业与政府、社区与政府的和谐相处，矿区单位为获得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一直处于高投入现状，解决该问题是我们一个重点、难点工作。首先实行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理清工作界面。即“历史问题”慢慢协调解决，新任务必须符合当前政策要求，原有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职能有计划地回归政府，新的社区服务项目城区、乡镇、街道层面能办理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不再向社区延伸；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不得转嫁给社区组织；应由社区组织协助的事项应当为社区组织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委托给社区组织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应当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企业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政府必须发挥工作指导、职责落实、协调监督和服务社会的主导作用。有效利用市场优势资源，进一步推进社区服务的市场化、专业标准化、品牌连锁化，扩大社会公用事业、公益服务资源覆盖面，扩大专业外包业务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开展面向全体社区居民的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险、计划生育、文体教育、社区安全、法制宣传、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快递服务、银行服务、科普宣传、流动人口及社会特殊群体服务管理等服务项目，提升社区服务功能，满足居民多样化生活需求。
4、抓好社区服务组织的建立和运行管理。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类服务性、公益性、互的社会组织，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发挥多元主体在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鼓励和支持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开展邻里互助等群众性自我互助服务活动，为老幼病残等困难群体提供服务。倡导并组织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开展社会捐赠、互帮互助，为社区困难群体提供帮扶服务。依托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建立社区党委倡导、社区组织扶持、共产党员带头、驻区单位和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志愿服务新格局。通过壮大社区服务队伍，提高社区服务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推行社区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社区党员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一支专业素质较高、服务能力较强、社区居民满意的社区服务队伍。
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存根同志主编的《重庆平安社区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一书，已经由重庆出版社于2011年3月出版。本书是中瑞合作培训项目重庆地方子项目第二期行动学习培训班“重庆平安社区建设管理对策研究”的理论成果。在中央召开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使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成为社会热点的背景下，本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被一些专家誉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最新力作”。
《重庆平安社区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字数达72万，包括绪论共计18章，全面、深入地总结了重庆建设“平安重庆”、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既有重庆特色，又有普遍意义。
本书绪论介绍了我国平安社区建设的背景，综述了平安社区建设的理论成果，分析了重庆平安社区建设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平安社区建设管理对策。本书第一编主要研究了平安社区建设中宏观政策和战略规划、组织领导与管理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了平安社区的社会安全网络建设以及保障措施等问题。第二编研究了社区安全防控体系建设问题，根据社会管理的要求，以社区安全为主题，全面论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特殊人群管理、社区应急能力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城乡社区警务、犯罪预防与被害预防等等。第三编以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平安社区建设为主题，分别研究了平安社区建设的社会公众参与问题、社区安全信息平台建设与管理问题、平安文化与安全文化及安全意识与平安意识的培育问题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学者与官员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本项目的“学员”来自重庆市政府部门、政法部门和高校的19个单位，共2l位。他们采用“行动学习法”，以“重庆平安社区建设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工学结合的方式，通过课题研究开展专题培训、专项调研和考察学习(包括集中学习培训、市内和国内考察调研、境外集中培训，时间长达1年)，在学习中行动，在行动中反思，最后作出理论概括与总结。其成果形式，除上面介绍过的总体理论成果(包括1个总课题报告，18个分课题报告)外，还有4个制度设计成果。这4个制度设计成果提出以下建议：制订全国性的平安建设规划，深化和细化平安重庆建设规划，制定平安社区建设规化；建立完善的社会风险分析机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视平安社区建设的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加快民生工程建设，大力推动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加强平安社区建设的组织保障、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建构科学完整的平安社区建设指标体系；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社区安全防控体制；建立社区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强对特殊人群的管理，逐步建立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机制；积极探索公民参与平安社区建设的新路径和模式，在社区成立由社区居委会、社区民警、公民代表组成的圆桌会议制度；大力推广社区新闻制度，积极探索建设虚实结合的数字化社区；等等。
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本书的选题具有前瞻性，内容有创新性，提出的措施建议有操作性，能够对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供参考、借鉴。
论文关键词：知识社会；管理理念；更新
人类社会已经步入21世纪，以数字化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在加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的同时，也将人类带入了知识社会。知识社会使管理的环境和管理的对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管理者如何根据社会转型后的新需要来调整和更新自身的管理理念，已成为当务之急。理念的改变是根本性的改变，理念一变，一切皆变。
所谓知识社会，也称“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资本占有更重要位置独立的资源，通过科学的管理，也就是将知识运用于知识，获得另一种更宝贵更有价值的资源，知识的知识。当知识变成社会的关键资源时。这个时期的社会也就成为“知识社会”。因为知识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知识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新的内驱力。
知识经济的概念，是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首次提出来的。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为题的报告中明确断定：
“知识是支撑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依此为据，人类社会开始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从本质上讲，知识经济就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为基础，以智力为支柱，以高新科技为依托，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当知识替换了土地、劳动和资本而成为经济的主要资源之后，人类社会也就随之由工业社会转为知识社会。
社会的转型对于人类的管理实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现代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教授提出了“管理革命”的口号。实施管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类的管理模式与知识社会相匹配，使人们的管理行为适应知识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谓管理，指的是人类为了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一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有规则的社会实践活动。所谓“管理革命”，就是将知识运用于知识。对人类而言，在实施“管理革命”之前，知识就是力量；在实施“管理革命”之后，只有变为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
“管理革命”的关键，首先是管理理念的革命。所谓管理理念，是人们对于管理活动的一种理性认识，或者说是对于管理活动的一种观念的把握。管理理念对于人类的管理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管理理念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实践，管理理念的好坏制约着管理实践的成败。
对传统管理理念的扬弃，必然会派生出当代的管理理念。这种当代的管理理念应该是既吸收了人类管理史中“古代”与“现代”积淀之养分，又饱蕴着人类管理文化中“东方”与“西方”思想的精华。这种当代的管理理念同时还应该是既富有十足的科学精神，又体现着深厚的人文关怀。笔者认为，这种当代的与知识社会相匹配的管理理念应该有如下几种：
第一，全球一体化的管理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在加速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现代进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一种全新的人类生存和实践模式正在形成，并将对每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带来极为现实和深远的影响。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人类生存和发展模式的变革与转换，对管理者的管理理念而言，是一次极为严峻的挑战。全球问题的出现，迫切要求管理者重新审视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全球问题既是个自然问题，又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为了使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管理者必须做出明智的抉择，使人类自身的行为合理化。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管理者必须共同加强社会管理，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自然界绝不允许无限制的任人攫取。地球只有一个，如果消极地作用于环境，滥用人类的威力，必将遭至惩罚。其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管理者，必须共同变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创造合理利用科学技术的国际环境，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对话，提倡和平，消除战争。无论是生态资源还是核武器问题，都必须通过各国内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外部国际之间的合作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第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管理者，必须共同培养人们的危机意识，树立全球观念，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克服急功近利的行为，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指导人们合理地对待自然，和谐地对待社会。总之，人类必须把实现全球化的生存与发展模式作为共同的追求目标。
第二，联系与发展的管理理念。联系与发展是客观事物自身固有的状态，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它理所当然也应该成为知识社会管理者必备的管理理念，因为当代的社会实践本身就存在着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突出特点。从横向看，人类的交往早已打破了专业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实践活动的联系法则日益明显。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往往需要调动几百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上千家工厂、数万名科研人员、相互交流，通过合作，取长补短，共同攻关。总之，社会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无一不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他们之间相互影响而彼此渗透，相互依赖而彼此制约，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纵向看，人类的社会实践无一不处在永恒的发展中，在政治领域，世界政治格局在走向多极化的同时，各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在日益加大；在经济领域，世界经济在走向市场化、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日趋成熟；在文化领域，世界文化在走向多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的文化改革日趋现实。而与这三大社会领域相伴而生的管理领域，无论是相应的政治管理、经济管理，还是文化管理，必然也要随之发展和变化。总而言之，面对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社会，面对当今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特征的实践，管理者为了确保管理的方向对头、路线正确、措施得当，进而实现“管理革命”的目的，笔者认为，联系与发展的管理理念无疑是要必须确定的。
第三，创新的管理理念。知识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知识创新。而所谓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知识的过程，其目的是追求知识增长和创新性的应用。知识创新就是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
1998年2月14日，江泽民主席在北京参观“数字化产业最新成果小型展览”时就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科学技术的创新，总是步人后尘，经济就受制于人，更不能缩短差距”。他还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可见，创新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何等的重要。进入知识社会，世界范围的竞争既激烈又残酷，优胜劣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能否在竞争中取胜取决于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取决于人才的创造力。
因此，为了强化人们的创新意识，开发人们的创新潜能，培养世界水准的创新人才，我们必须要提高国人的创新力度，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机制创新等方面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体系和措施。从管理的角度而言，管理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谈不上管理，管理者要想在知识社会的海洋中弄潮，首先自身必须具有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管理才能。过去人们喜欢谈管理也是生产力，现在看来，这样讲是不够的，具有创新的管理，或者管理上的创新才称的上是生产力。
在知识社会管理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提倡创新和重奖创新。创新一般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科技创新是动力，管理创新是保证，制度创新是前提，理论创新是指导。科学的创新理体系应该也必须是这四者的有机统一。知识社会要求人们告别守旧求稳的管理理念，培育和树立创新的管理理念。对此，管理者应着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制度。世界上最有效的管理是制度管理，最可靠的保证是制度保证。所以，必须把提倡创新和奖励创新作为一种制度落实下来，用制度的力量使创新的行为得到提倡和保护，使创新的成果得到表彰和奖励。第二，营造氛围。在“无功就是过”的氛围中培养出来的肯定是创新的人才，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氛围中肯定寄生着一些不思进取的庸人。第三，改变方式。传统的管理者高高在上，对被管理者发号施令的方式必须摒弃，要鼓励被管理者参与管理，要提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协商式管理，尊重被管理者是做好创新管理的前提。
第四，诚信的管理理念。所谓诚信，简言之就是行为主体履行契约行为的统称。凡是有活动能力健康的人，一切社会行为都处在某些约定之中，对这种约定的兑现就是诚信。诚信失范在整个国际社会都不同程度有所存在，然而，近年来，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领域中的方方面面，诚信的“缺位”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今仍然在极恶劣地败坏着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中确立诚实守信的理念，倡导诚实守信行为，弘扬诚实守信的美德，已作为一个十分严峻而紧迫的课题摆在了全体社会成员面前，尤其是摆在了管理者的面前。
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东方文明的骄傲。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千百年来之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重和仿效，原因就在于诚信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品德，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发展基石，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不能缺少诚信的道德要求，因为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准则。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也就是诚信的再生产过程，人们在生产中不仅生产了物质产品，而且也生产着诚信的关系。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人类都世代相继地追求着诚信，诚信早已是人类社会尊崇的一种精神、一种品格，它是主体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不知从何时起，人类这种最为宝贵的品质却被一些人遗忘了，丢失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有赖于经济活动主体的诚信。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主体来说，诚信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培育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在日常工作中，一要狠抓员工对企业的诚信，二要狠抓企业对顾客和社会的诚信，唯有如此，才能求得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管理；创新；途径；原则
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社会转型的巨大变迁，在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将引起文化的转型和变迁，转型伴随着创新而生发。转型的本质就是创新，没有创新，便没有转型。创新既是转型的动力机制，也是转型得以成功的精神渊源所在。转型期政府的文化管理应该是一种导向式管理，顺时代潮流而动，以新的观念代替旧的观念，新的体制代替旧的体制，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
一、文化管理创新的特点
(一)复杂性
当今，我国面临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全方位的改革与完善。我们需要重新塑造政府、重新塑造企业、重新塑造社会。这些将改变上至政府、下至企事业直至每一个公民生活的环境和内容、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引起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全面重建，不可能直接依靠体系内部习惯势力，没有文化先导的任何体制变革是不会成功的。文化体制的改革在这种正在发生变迁和面临重建的社会里，与社会各要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一方面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反作用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因此，文化管理创新具有极端的复杂性。
(二)艰巨性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文化市场的发展和文化工作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当前，网络游戏异军突起，各类文化产品的在线交易、网上视频点播、网上售票、网上音乐会、网上拍卖等渐成趋势。这意味着在传统文化市场之外，一个全新的网上文化市场正在形成，甚至有可能成为比传统文化市场更具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市场新形态。由于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控手段不完备，管理措施不落实，通过互联网传播和销售走私、盗版的非法音像制品、拍卖和销售假冒伪劣及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艺术品，网络游戏中充斥色情、、暴力、愚昧迷信等不良内容的违法现象相当严重。这些现象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特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文化发展在中国的新创造。这个概念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区别和差异，二是强调了中国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符合并反映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政治状况及要求，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潮流，有利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生产力。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现阶段的重要战略任务。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必须以不断发展的先进文化为依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是一项长期的、特殊的历史任务。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需要文化建设者进行许多创造性的探索。实现政府文化管理创新要求我们必须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质，创造性地运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开发符合自己的特殊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设计自己独特的体制框架和运行机制。
二、文化管理创新的内容
(一)管理思想创新
管理思想和理念的创新是管理创新的前提。首先，要对旧体制的社会假设基础进行重新修正，从体制文化上找出问题出现的原因，对旧的文化管理体制的弊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其次，要与时俱进，树立新的文化价值观，对文化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要有新的突破，从而破除计划体制下文化从属论的影响。最后，要明确科学的文化发展观，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对文化战略目标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作出合理的选择。
(二)管理体制创新
文化体制创新是管理创新的核心，体制创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创新的过程。文化体制创新，一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文化管理行政组织体系；二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改革文化体制。
当前亟需加快建立、健全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消除空白和漏洞。譬如，政府管理文化的职能要通过法律形成规范性的文件，对行政组织构建、组织目标、职能、任务、内部分工、权责关系、活动方式、运行程序等进行恰当的界定和严格的规定，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决不干预；凡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必须及时到位。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权力要受到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对政府管理文化的内容、方式、权限等作出符合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要求的详细规定，政府文化管理部门要有民主和透明的决策程序。
(三)管理机制创新
如果说体制是环境，是管理创新的基础，那么机制是手段，是管理创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前政府文化管理机制创新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建立市场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文化管理运营机制；二是建立法治性和引导性相结合的文化管理调控机制；三是建立防御性和开放性相结合的文化管理保障机制。
(四)管理模式创新
第一，公益性文化事业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护事业单位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这类事业机构具有明确的事业发展目标和责任，应按社会化原则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j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以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水平。政府要保证投入，也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对于学术研究机构，政府应为其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给予必要的扶持和资助，营造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减少不必要的非学术性干预，尊重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争鸣，发挥人的文化创造力。。
第二，半赢利性文化事业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一些高雅文化、传统文化等示范性艺术院团、文化馆和新闻媒体单位等。高雅文化、传统文化，如京剧、地方戏曲以及交响乐、芭蕾舞等等，着眼于继承和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和借鉴外国有益的文化成果，由于不追随当下的流行审美情趣，因而直接的经济效益可能不大，但是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着重要作用。文化馆由于必须注重社会效益，因而也不能积极创收；新闻媒体单位具有“喉舌”性质，所以也不能跟随市场完全放开。对于这类单位，管理上要防止简单化，不能搞“一刀切”。应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艺术院团实行政艺分开，其经费来源以财政拨款为主，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国家艺术发展目标和政策，开展艺术交流和信息咨询服务，监督管理艺术市场，通过设立各类艺术基金来择优资助和扶持艺术事业，而不再直接参与各类艺术事业组织的经营管理。文化馆实行政事分开，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改变投入方式，提高投入效益，主要通过管方向、定政策、作规划、抓监管来实行宏观调控。新闻媒体单位实行分类转制，对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进行科学划分。在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的运营中，可实行内容生产和编播分离，出版与发行印刷分离，对内容部分进行严格管理，但对其经营部分如电视制作、发行印刷、电影生产、发行和放映机构等，则可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行，使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依法面向市场自主经营。
第三，赢利性文化产业管理模式，主要包括文化娱乐业、演出业、电影业等一些单位。这类单位应实行企业化改造，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管理。政府要加强对外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经验的研究；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研究，积极进行政策创新，建立和完善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制定文化产业总体发展战略，从战略布局、企业规模、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统一规划。 转贴于
三、文化管理创新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不动摇的原则
文化管理创新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确保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必然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最科学、最先进、最革命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精华。它既以人类先进文化为基础，又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它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方针，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偏离的。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原则
保证党和国家重要新闻媒体“喉舌”性质不变、党管媒体和干部不变、正确舆论导向不变。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文化发展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
文化管理创新既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又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既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充分考虑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为实现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社会效益提供保障，同时又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文化资源。拓宽投入渠道，激发文化单位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要坚持从国情出发来考虑政府管理创新的步骤和方法，坚持从文化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根据文化单位的不同类型、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分类指导和管理模式。
(四)坚持遵循系统性、科学性、计划性相结合的原则
政府文化管理创新是一个大系统，它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子系统组成的。文化管理创新既涉及政治领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一场复杂深刻的变革；又是经济领域的事，涉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领域的事，牵涉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定位。既有公共管理理念、文化发展观等重要的思想性、观念性的转变，又有制度设计、政府职能转变等重大的体制性的转型，也有文化管理方式的转变。因此，文化管理创新是一个整体，必须进行整体设计，设定总体目标，进行整体推进。在进行整体推进的同时，还应做好各子系统的分步设计，考虑每个环节、每种因素及相互的影响，平衡、平稳推进。
(五)坚持公益性与营利性相协调的原则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文化事业，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文化事业即公益性文化和非经营性文化，文化产业即非营利性文化或经营文化。公益性文化事业是为了公益性目的，几乎没有收入，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经营性文化产业，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流通、经营和服务性活动，以营利为目的。区分两者的关系，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实行分类指导，制定和完善不同的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
(六)坚持继承和创新相协调的原则
文化管理创新，并不是要全面否定现有文化管理的所有做法，而是要在保持现有特点与优势的情况下，在改革现存体制中的缺陷和弊端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创造和发展。我国文化管理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党在领导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但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僵化，已经严重不适应时展的要求，文化建设与管理必须要有新的突破，才能在社会的大变迁中，适应和接纳世界的潮流，以变应变，促进文化发展。
(四)文化管理创新的基本途径
(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理论，为文化管理创新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合法性依据
伟大的实践需要先进的理论作指导，如同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新。才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才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当前政府推进的文化管理创新是一场有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全新的革命，其难度并不亚于经济体制改革。文化管理创新不仅涉及我国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将关系到文化制度的重建和文化政策的重塑，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阻碍将会更加复杂和艰巨。我们没有既成的经验、模式可以照抄照搬，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指导创新的实践。党的十六大指出：“伟大的实践需要先进的理论作指导。”文化管理创新，首先是思想上和观念上的创新，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建立起一套统揽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全局的，反映时代本质、时展要求和规律的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的理论体系，为文化管理的创新提供指导和支撑，防止和避免盲目性、自发性和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