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准扶贫思想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六个精准”等为主要内容，精辟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持之以恒坚持精准扶贫思想，以“精准”为标尺，找准“扶持谁”，不落下任何一个真正贫困的人；以“精准”为标尺，明确“怎么扶”，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增强内生动力、提升脱贫软实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键词：精准扶贫；主要内容；助力；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亲自部署、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以空前的力度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作为中国扶贫实践的指导思想应时而生，且在脱贫攻坚实战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充实，逐步成为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精华和新时代具有独创性、时代性的新思想，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一、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随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做出决策部署，以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为工作思路，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六个精准”等为主要内容[2]，精辟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在关于脱贫问题时多次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并在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扶持谁”就是要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确定好扶贫对象，把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调查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谁来扶”就是要针对贫困现况确定扶贫工作的执行者，从基层到主管部门、个人到团队，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建立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察制度，同时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自扶贫工作执行者到扶贫对象建立起勇担当、善作为的强大队伍；“怎么扶”就是要找准路子，制定针对性强的扶贫措施。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严格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如何退”就是确保精准脱贫，要建立贫困户脱贫和贫困县摘帽评估机制，明确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和后续扶持政策，重点了解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群众满意度等，确保脱贫结果真实。
（二）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
提出了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八个最新论述，其中之一就是“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内因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智和志其实就是内力、内因。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明确指出，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扶志”是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激发人的奋斗精神。在福建工作时就指出，要淡化“贫困县意识”，“人穷不能志短”，不能因为定为贫困县、贫困地区，就自暴自弃，要看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积极面对现状、改变现状；“扶智”是学习知识与技术，对教育欠发达地区，对缺少知识和技术的群体，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从根本上说是从“输血型”扶贫变为“造血型”脱贫。因此，做好“扶志、扶智”工作，要改进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的给钱、给物的做法，教育和引导贫困地区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其内在活力，培育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三）六个精准
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时，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扶持对象精准，不准违背程序、漏评错评。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是精准扶贫取得良好成效的前提。
项目安排精准，不准盲目决策、脱离实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把产业扶贫作为治本之策，深入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愿，科学安排项目，着力破解“造血功能”不足难题，带动贫困地区群众走上经济内生增长、自主脱贫致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资金使用精准，不准贪污浪费、截留挪用。要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的整合，对存量资金进一步盘活，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资金投入新格局。
措施到户精准，不准政策棚架、有失公平。要用足用活行业扶贫政策，紧密结合贫困户致贫原因，因户因人梳理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着力解决“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确保帮扶措施不偏离政策、不违背群众意愿。
因村派人精准，不准应付了事、形式主义。组织部门要加强指导调研，结合基层组织建设、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情况，围绕需求，因地制宜，把政治素质高、担当意识强、工作能力棒的优秀骨干选派为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不能滥竽充数，消极应付，走形式图过场，避免扶贫“中梗阻”。
脱贫成效精准，不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巩固精准扶贫成果，聚焦贫困家庭稳定脱贫，全面落实兜底保障，增强脱贫实效，严防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成效真实可靠。
二、精准扶贫思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植于长期以来对中国扶贫伟大实践的思考，集历史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于一体，它继承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3]，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因此，在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时期，更要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指引,推动脱贫攻坚战取得最终胜利，达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做好贫困村、贫困户清查摸底工作，找准“扶持谁”，做到扶脱真贫、真脱贫，防止脱贫成效反复化。十八大以来，全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西宁市所属的湟中、湟源、大通等贫困县也有了极大程度的改善，但还存在个别贫困户未脱贫或贫困户去年脱贫了，今年又陷入贫困的现象，故必须得把好“精准”的标尺，再次进行清查摸底，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抓住主要矛盾的“牛鼻子”，排查清楚谁是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如何、致贫原因是什么等基本要素，不落下任何一个真正贫困的人或户，坚决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明确“怎么扶”，切实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一些贫困村的扶贫产业还存在盲目跟风现象，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周边什么产业“火”就跟着做，造成扶贫产业脱离乡村特色，耗资耗力，收入不佳；同时贫困户自身基础不稳固、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放，“等靠要”思想严重，致使脱贫成效不稳定。故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依据各贫困村致贫原因、乡村地理气候环境、人文特色等科学指导、统筹规划本地的扶贫产业，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内生动力、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让贫困户有志气、有技能、能主动，才能达到真正的、永久的脱贫。没有志气、智力这些内生动力，仅靠外在帮扶，再多也富不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故要从内在的精气神开始脱离“贫困”，进而积极主动学习技能，达到自身乃至全家脱贫。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坚持“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总结推广脱贫致富成功经验，宣传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积极引导群众，帮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完善基础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培训体系，让贫困地区处于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都能接受学习教育，进而靠知识改变命运；让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掌握一门技能，成为脱贫致富的知识型劳动者。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让爱国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贫困地区真正落地生根，进而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调动扶贫工作团队积极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参考文献：
[1]《的“扶贫观”：因地制宜“真扶贫，扶真贫”》，人民网，2014年10月17日、
关键词：精准扶贫；文化功能；价值意蕴；功能释放；乡风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60-05
精准扶贫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离不开对贫困人口的积极帮扶。精准扶贫，既是提高贫困地区物质生活水平、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传播精神文明理念、提升贫困人口思想文化素养的内在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到：“加强贫困地区乡风文明建设，倡导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风俗习惯。”[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2]由此可见，扶贫开发不仅要打赢一场物质脱贫的攻坚战，同时还要积极赢取文化脱贫的胜利。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释放精准扶贫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改变贫困人口的落后发展理念，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力量；有助于转换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形成与农村现代化相匹配的文明理念，推动贫困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体性发展。
一、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基本理论
精准扶贫是一项具有内在文化功能的社会活动。文化功能指的是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内在机理和文化图式。从文化哲学角度剖析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涵，有助于深入理解精准扶贫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使命。
1、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涵。从广义上理解，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狭义角度理解，文化指的是“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其它各种能力与习惯”。[3]从文化功能理论的视角来透视文化的内涵，它特指的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习俗、环境、制度体系”。文化功能也被称为“文化的作用”或者“文化的价值”。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根本作用是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4]人在自然属性上与其他动物相比具有先天的劣势。比如人在生物结构上没有虎狼勇猛，也没有皮毛以御严寒，荀子把人形容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是人却创造了“文化”这一人类的“第二天性”，以此具备了高于动物本能的特质。人的“文化”功能使人摆脱了动物性，使人能够实现自由自觉的社会活动，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以及其它更高级别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文化起源于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5]即“实践活动”或者“人的类本质活动”。人通过实践劳动创造了文化，也创造出了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本质特性，此种意义上的文化可以称为“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6]文化是人类创造性实践成果的凝结，这种实践活动实质上就是人的“文化活动”。因此，人类所具备的文化功能，是人类创造自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先决条件。
在现实语境中，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表征着人的价值与行为规范体系，对个人具有文化教化的作用；二是体现为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与图式，对社会具有稳定与平衡的作用。从个人层面来讲，文化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的一些列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体系。比如人除了有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外，还会产生更高级别的其它精神层次的需要。这种精神层次的需要逐渐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文化的教化功能就是为了帮助个人在行为上遵从这套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转变个人的思想观念，使个人在行为上符合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从社会层面上来讲，文化不是纯粹独立或者依附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而是有机地融合于这些领域内部的，并从深层次制约和影响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比如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中，逐步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文化或者经济文化，这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往往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与平衡的“纽带”或“桥梁”。
在传统社会，文化往往以自在自发的精神形态存在，表现为传统习俗、风俗、宗法关系等。在现代社会，文化往往以自由自觉的精神状态存在，表现为理性精神、法律规则、知识理性等。
传统落后地区的文化一方面具有淳朴性、稳定性、和谐性等特点；另一方面也带有保守性、落后性、封闭性等特征，放在今天现代化社会的现实场景中，这种守旧的文化模式往往会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地区或者社会的进步。因此，要使落后地区的文化观念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就需要发挥现代文化的引导和教化功能，有针对性地对落后区域的精神文化进行转化和改造。
2、精准扶贫与文化功能的关系。精准扶贫不仅仅是一项发展经济的国家项目，还是一项价值传播和精神建构的文化工程。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指的是在国家施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后地区，依靠扶贫实施主体有意识的文化导向，传播文明理念和先进观念，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习俗，提升贫困人口的精神文化素养，使其具备现代化的文化观念，由自在自发的“传统人”向自由自觉的“现代人”转变。发挥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最终目的，在于激发贫困人口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热情与动力，促使贫困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同步提升，实现贫困人口在物质和精神上彻底脱贫。
精准扶贫内在地含有文化功能。精准扶贫与传统“大水漫灌”式的扶贫主要区别在于更加注重扶贫的精准性，也就是在扶贫对象、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等方面做到精准无误，使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精准扶贫的工作机理体现为以国家的扶贫政策为依托，广泛组织与动员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成员参与到扶贫开发中来，采取多种措施改变落后地区的贫困面貌，调动贫困者的积极性，激活并开发其内在的发展潜力。扶贫主体向扶贫客体实施帮扶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输出和文化传播的过程。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主要是国家公职人员、企业家、意见领袖、教师、志愿者、乡贤等社会成员，这些人群本身属于社会精英群体，自身文化素养较高。当这类社会群体参与到扶贫开发上来的时候，自身的精神风貌或者行为活动会对贫困人口的思想文化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移风易俗。同时，通过文化扶贫或者教育扶贫，也能不断满足贫困人口的精神文化诉求。
文化意义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对一个社会的进步会产生重要影响。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美国的文化土壤适合美国人的民主政治制度。[12]如果一个地区的人民勤劳、节约、守时、讲究效率且具有自由、民主、科学等理性精神，那么这个地区的发展效率相比思想文化保守地区要高许多，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具有进步作用的体现。落后地区的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外界文明理念的熏陶或者文化传播也可以实现自身文化的变革。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还是一个封闭、落后、专制的封建官僚割据国家，经过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思想，主动“求知识于世界”，在教育、道德、礼仪、规则等国民文化素养上的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并锻造出一批具有高技能和敬业精神的技术工人，这对日本快速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部分贫困人口来说，导致其贫穷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缺乏先进文化理念的启蒙。许多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自身狭小的空间范围内，活动区域非常局限，他们往往缺乏远见，缺乏对新鲜事物敏锐的感知能力，因此也就失去了向上奋斗改变自身命运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和机遇。贫困人口的思想文化观念就像一块缺乏理性规划的“田地”，当外界文明的种子在田里落地、生根的时候，这块“田地”将会变得富有生机和朝气。在特定情况下，需要依靠外界力量来刺激贫困者追求幸福生活的自觉意识。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3]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就是要把先进文明理念传播到贫困地区，让贫困群体切实感受到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观念上的落后，培育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精神，激发其改变自身贫穷落后状况的热情和动力。
3、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有助于为实现农民现代化奠定思想文化基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引起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领域深刻的变革。[14]17许多人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经济现象，即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其实现代化还包括以人为主体的人类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马克思・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时指出，除了经济结构之外，合理的企业制度、精密的法律、良好的精神和道德因素也是促成其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是引入空洞的管理制度、经济形式或者科学技术，而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往往会导致畸形发展或者失败的结局。”[15]因此，现代化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14]15τ谥泄来说，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要前提是要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也就是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由于农民的保守性以及小农特性（尤其是贫困人群身上的这种特性更为明显），当现代化的制度、技术及经营方式影响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往往表现得比较迟钝，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抗拒抵制，这往往成为影响农业现代化顺利开展的严重阻碍。只有首先打通农民封闭狭隘的保守心理，形成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心理品质，才能为发展现代农业助一臂之力。
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可以为培育具有现代人格的新型农民创造良好条件。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实现农民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由于当前我国贫困人口的知识层次、文化素养相对较弱，依靠贫困人口自身的觉悟来实现自身的变革需要漫长的过程。因此，增进贫困人口的综合素养，实现贫困人口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需要接受外在的“启蒙”和感染。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这将是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机遇。当然，精准扶贫的文化价值还体现在其它方面，比如引导农民追求民主、权利、自由、平等、公正等理性精神，养成开放包容、积极乐观、惜时高效的现代人格等，最终促成现代化的思想观念与淳朴的乡风文明相得益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牢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发挥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路径选择
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是在扶贫开发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得以实现的。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要以不断满足贫困人口的文化需要为中心，依靠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和社会人员的积极参与，对贫困人口因势利导，注重思维方式、价值观的引导，稳步消除贫困文化；重视贫困地区传统文化的“破”与“立”，解决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关系，建设乡风文明；依靠乡村教育，切断子代贫困的传承通道，实现“真扶贫”和“彻底脱贫”的扶贫目标。
1、以文化扶贫为载体，逐步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文化”。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贫在扶志，要把文化扶贫当做精准扶贫的基础工程来抓。文化扶贫就是对贫困人口开展文化建设和思想引导，使贫困人口学习、吸纳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文化观念，摆脱落后愚昧的精神状态，逐步形成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氛围。在1988年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指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16]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裕，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致富的欲望和改变自身的意识和决心，而文化扶贫就是实现思想解放、改变贫困人口落后观念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实施文化扶贫，要紧紧依靠参与精准扶贫的多方力量，发挥精准扶贫实施主体的带动作用。实施精准扶贫的组成人员大多是社会精英，他们的普遍特征表现为：思维开阔，知识面广，善于创新；与公众联系紧密，交际广泛，受人尊重；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威望较高等。[17]这些文化精英走进贫困地区，本身就能以自身的素养和魅力感染并影响贫困人口，为贫困地区输入文明理念。此外，将文化扶贫深度融合到“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等扶贫措施当中，这也是改变贫困人口陈旧思想观念的教育实践过程。当前，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维护农民的财产及生产要素权益等方面，贫困人口可以在对口帮扶人员的帮助下，及时获取国家相关政策信息，了解国家的利民惠民政策，不断增强对未来的希望和改变自身命运的信心。在帮扶人员的引导下，使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到土地承包、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借贷融资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活动当中。通过贫困人口切身体验实施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使其真实领悟到农业现代化的好处和前景，逐渐开拓眼界和视野，不断增强努力奋斗的动力和决心。
2、以乡风文明建设为平台，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要处理好农村传统文化的“破”与“立”、“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虽然农村贫困群体身上存在着一些落后于时展的文化观念，需要大力改变与转换，但是这些贫困者身上也保留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部分特质，需要继续坚持和弘扬。我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使农民在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了邻里互帮互助、重义轻利、关系简单纯朴等优良民风。同时，农村人注重礼让、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习俗，共同构成了乡土中国这个温情社会的内核。这些无形的“乡规民俗”既是守护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又是化解市场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弊病的良药。市场化产生的唯利是图、道德沦丧、信任危机等社会问题，与乡土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被蚕食与消解有很大关联。因此，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农村传统文化彻底“清理”，而应该对农村文化进行“精准”区分，采取“扬弃”的态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尊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民的现代化。
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要以乡风文明建设为平台，不断提升农民的生态素养。良好的生态素养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要把提高农民的生态素养作为建设乡风文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着力点。在实施精准扶贫项目的贫困地区，当地往往具备先天的生态资源优势。这些地区少受人类工业活动的污染，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几乎没有遭到人为破坏，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因此，精准扶贫要秉持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原则，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要强化对贫困人口的环保教育，使其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杜绝“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错误发展观念，增进贫困人口的生态意识和家园意识。要结合贫困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优势，着力打造适宜当地发展的精品文化产业，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实现文化富民。
3、以乡村教育为依托，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实施精准扶贫，既要采取得力措施实现贫困者快速脱贫，又要防止贫困人群脱贫后再度返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发挥精准扶贫文化功能的重要策略，有助于切断贫困的代际传承，实现贫困人口的彻底脱贫。强调：“发展乡村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18]当前我国乡村教育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比如教师待遇差，难以留住人；教育设施不完善，教育质量落后；贫困学生负担重，失学率高等问题。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要善于抓住“留住教育人才”这个“牛鼻子”，多措并举，强化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在提升乡村教师待遇上下功夫。当下的大学毕业生以80后、90后为主，这些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除了能够获得职业成就感之外，往往把自身的物质待遇看得更为重要。要依照《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要求，在工资福利、激励奖励、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让青年乡村教师在贫困地区“安”得住。另一方面，要在提升乡村教师师德水平和教育质量上下功夫，让乡村教师“升”起来。
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在当地发挥着知识传播、文化启蒙、思想引领等重要作用，其自身的科W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养对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风气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加强乡村教师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业务能力建设，完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提升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的良好氛围。
要关注贫困家庭子女的身心健康。贫困家庭由于生活条件所限，其子女在文化教育、身心健康、社会发展等方面往往缺乏保障，这也是导致贫困问题代际传承的重要原因。在贫困家庭群体里，尤其要重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在生活上缺乏相应保障，在情感上缺乏父母辈的关爱和呵护，在教育上缺乏正确引导。如果忽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那么这一群体成长起来将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由此，要着重建立一套关爱留守儿童的保障机制。第一，构筑共同关怀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保障体系。依靠政府、社会公益组织、教师、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及时为留守儿童提供身心健康检查、咨询和援助服务。第二，加强对留守儿童父母的教育引导，增进其对子女的关怀与照顾。第三，完善农村文化及娱乐公共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农村图书馆、文化室、儿童娱乐室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丰富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拓宽其知识视野，缩小与城市儿童之间的差距，为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提供便利条件。
总之，打赢扶贫开发这场攻坚战，必须积极发挥精准扶贫的文化功能。正如所说：“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 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19]只有真正激发起贫困群众自主脱贫的内在动力，才能有效发挥贫困群众在精准扶贫中的主体作用，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脱贫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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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学习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1、认真学习贯彻。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扶贫论述摘编》、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通过学原文原著，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脱贫工作重要论述中蕴含的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和直面问题的政治勇气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2、深化成果运用。坚定不移用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工作，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切实把总书记指示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效果，坚持把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聚焦脱贫攻坚年度目标任务，集中优势、集聚资源、集结力量，持续在“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上用实劲、求实效，确保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落地生根。
二、认真落实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3、压实整改责任。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求，坚持从严从实，聚焦突出问题，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整改工作格局。
4、落实整改任务。认真对照巡视反馈的问题，主动认领、深挖根源、由点及面，逐项研究制定分解整改措施，制定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细化举措，切实做到“四确保四不放过”。
5、用好整改成果。强化工作举措，扎紧制度笼子，拧紧脱贫攻坚责任链条、聚力落实精准帮扶举措、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脱贫攻坚风险防范、深化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全力做好巡视巡察“后半篇”文章，用“绣花功”啃下“硬骨头”，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扶贫举措
6、对包保的未脱贫3户7人的贫困现状再进行详细调查和了解，并针对需求，积极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每名包保干部年入户要达到20次以上。
7、开展法律援助大走访活动。在10个镇（街道）司法所设立法律援助窗口，针对贫困户中因经济纠纷、意外事故等涉法原因产生的贫困，组织公证员、律师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帮助贫困户依法维权。
8、对于有养殖意愿的贫困户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协调相关部门为其提供免费畜禽动物疫病免疫所需疫苗和养殖技术，提供部分畜禽保健药品等，大力扶持贫困户发展养殖业。
9、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对患有慢性病、五保户、子女就学等相关情况，协调联系相关部门，落实相关政策。
10、开展法治宣传活动，计划发放法律小册子2000本以上，以加强贫困户的依法维权意识。计划每年搞1次培训，内容包括法律知识、农业种植、养植知识和实事政治的学习等，拓宽视野，解放思想，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拓宽致富途径。
【关键词】社会资本 经济转型 城市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现象成为中国一项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城市扶贫工作，然而城市扶贫效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对于为什么中国城市贫困现象高居不下，中国城市贫困现象高居不下是否与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存在某些致命的缺陷有关等问题，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并且对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手段和途径进行反思，力图重建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反贫困思路。
一、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特征、理论基础和缺陷分析
1、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特征
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严峻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扶贫主体上，以政府为扶贫主体。政府是扶贫资源的控制者，它主宰着扶贫计划制定、实施、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特征。（2）扶贫内容上，以物质资源救助为政策核心。“送温暖工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一不是以物质资源救助为主的特征。（3）政策类型方面，目前的扶贫政策基本上属于消极性扶贫。
2、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理论基础
目前中国政府扶贫政策这些特征与其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有关。（1）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论认为贫困现象是市场竞争的副产品；贫困现象具有比较大的外部性，这种通过非价格因素将负面影响强加给社会的外部性现象，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反贫困问题是一个公共物品的问题，具有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特征。（2）狭义资源论。狭义资源论所指的资本有具体的物质形式如土地、劳动力、资源等。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人力资本的提出实现了“资本”向广义的扩展，使资本成为了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后来“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资本”，因此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综上所述，市场失灵论明确了政府在中国城市扶贫中的地位和责任。狭义资源论明确了中国城市扶贫的核心内容。据此，贫困是指在物质资料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因而扶贫主要是解决人们的物质资源的匮乏。
3、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缺陷
从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特征和理论基础来看，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1）扶贫渠道的单一化。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是在市场和政府的二维框架中里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限制了其他扶贫渠道功能的发挥。（2）夸大政府的能力，忽视了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在城市扶贫问题上，政府失灵表现在财力约束、能力约束和激励约束三个方面。所谓财力约束是指国家财政有限；能力约束是指政府工作人员腐败现象和政府信息失灵，使得有限的扶贫资金不到位，即所谓的“瞄准”失灵；激励约束是指扶贫带来“等、靠、要”的心理。（3）扶贫目标的有限性。作为目前中国城市政策的核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疑对于城市反贫困有着积极意义。但是，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救急”，而不可能“救穷”。因而最低生活保障并不等于反贫困，反贫困扶贫必须实现生存和发展两个目标。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理论基础的和实践的双重缺陷要求我们必须引进新的理论来调整中国城市扶贫新思路。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城市扶贫政策新思维的转换
“社会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理论概念。总体来说，学术界比较认同普特南的定义，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形式。社会资本概念一经提出，引起社会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关注。这是因为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无形资源（资本）的重要性，阐明了社会资本这种非货币形式资本也和货币形式资本一样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从而超越了传统的狭义资源（资本）论的缺陷，使人们更加注重在广义资本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框架中思考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扶贫主体间各种资本之间和治理机制之间相互协同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市场、社区三大资源配置主体的之间协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大资本之间的协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大社会经济治理机制之间的协同，从而超越了传统的“市场万能论”和“政府万能论”的缺陷。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反城市贫困思路的启示在于：第一，建立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手段和目标。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少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除在外。”也就是说，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是能力剥夺以及机会的缺乏。实现有效的城市反贫困，应该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大资本之间的协同，既要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的物质需求，更要促进城市贫困者的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中锻炼和恢复自己的竞争能力，把握获取收入的机会，融入主流社会防止走向边缘化。第二，建立综合性城市反贫困机制，形成国家、市场和社区（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框架。第三，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中的独特优势。世界银行在中国许多成功的扶贫项目检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扶贫行动所使用的资金很少，关键是促进当地人广泛地参与发展实践，形成社会资本。鉴于中国政府财力的薄弱和贫困人口规模的巨大，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法建立高效的社会保障机制，而政府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弥补政府能力和财力不足。
三、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与解决方法
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限制了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中作用。因此要发挥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的作用，必须分析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与解决方法。本文借用武考克的理论来分析问题。武考克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一文指出，“镶嵌”和“自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维度。根据镶嵌（整合）和自主（链结）的高、低不同发展水平的相互组合，武考克分析了四种社会资本形态：低整合―低链结、高整合―低链结、低整合―高链结和高整合―高链结。
1、微观社会资本困境
基于武考克理论，可以发现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三个方面的微观社会资本困境：（1）低整合―低链结。这是指既没有整合也没有链结的现象。在贫困问题上表现为既缺乏家庭信任，又缺乏普遍信任，其成员隔离于所有形式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网络。城市赤贫者是这种现象的体现，他们无家可归，生活困境，他们没有任何家庭和社群资源可以依靠，只能流浪街道。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贫困的危机要甚于农村。后者存在的更牢固的和更持久的社会网络防止这种现象的恶化。（2）高整合―低链结。这种现象是指普遍信任只是扩展到家庭成员和血亲人群，社会出现整合但缺乏链结，不存在普遍共享的社会道德和规则。其本质是愚昧的家庭依附和种族忠诚，其成员在经济进步、社会迁移中受阻，应对外来压力只能是和平对抗。就贫困而言，城市贫困者非道德的家庭主义表现为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被“锁定”在特定一个社群内（家庭、贫困者群体），只能倾向于跟自己有血缘关系亲近和相同身份的人来往，难以在不同群体之间获得信息与知识的有效沟通和交流，改变自身的贫困处境。（3）低整合―高链结。这是指有链结却没有整合的状态，它出现在成员个体发现了大范围行动的自由和机会，但缺乏为其提供指导、支持和认同的稳定的社群基础。武考克认为，高整合―高链结是理想的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状态。贫困社群要获得良好的发展结果，就要把整合和链结协调在一起。
2、宏观社会资本困境
武考克认为，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状况关注国家组织能力和义务与公民社会的结合及其对公民社会的反应。基于武考克理论，我们认为城市贫困者可能面临者这样几种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困境：（1）低整合―低链结。表现为既无组织整合，又无国家与社会的协作，社会面临恶梦般的无政府混乱状态。（2）高整合-低链结。政府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腐败、侵犯基本人权掠夺社会财产，政府是无赖的政府。（3）低整合―高链结。表现为政府基本自律，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关心不足和公民的要求反应缓慢。这样的政府是弱小的政府。黑帮和其他组织为私人提供公共制度无法提供的保护，武考克认为，高整合―高链结是理想的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政府是合作、负责、灵活的政府，国家是一个发展型的国家。
3、解决方法
根据武考克观点，我们认为有关缓解贫困的政策主要不是解决基本的培训和基本的投入而是要解决社会资本的困境。（1）宏观层面，政府应该矫正制度，提高制度质量，为扶贫工作提供良好的宏观社会资本。制度质量的主要标志是公平、效率。制度公平要求消除由区分性别、民族、种族、地区和社会地位而造成的社会障碍，扩大城市贫困者的经济机会和政治机会，防止由此导致的制度性贫困。制度质量有效要求防止制度失控（无能政府、弱小政府）和制度过剩（无赖政府）现象，提高政府的扶贫责任、能力以及城市贫困者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2）微观层面，实现城市贫困者的组织化。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城市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关系日益简化，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作用减退；城市邻里关系日益淡化，不利于贫困者获取支持；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使得贫困者的社会资本急剧下降；城市贫困者由于身处边缘地位，社会交往受阻，出现自我疏离倾向，不利于他们积累社会资本；主流社会对城市贫困者缺乏全方位的关注，这不利于形成贫困者与社会有关机构和人员的密切关系，从而不利于培育贫困者的社会资本，整个城市社会诚信水平的下降，使得包括贫困者在内的城市人口的社会资本普遍衰减。因此，城市贫困者必须通过建立内部高度整合、外部高度链接的组织接近社会资源，改变城市贫困者的物质、精神、政治与主流社会的隔阂，寻求内部和外部双向的脱贫致富网络。（3）宏微观结合方面，突出解决政府与贫困者组织关系、贫困者组织与其他组织关系问题。在传统的扶贫体制中，政府设计、组织扶贫项目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政府与贫困者组织权责的非对称性。为此应该建立政府与贫困者组织的伙伴关系，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信任机制、纠错机制和贫困者自我发展机制来解决扶贫目标的针对性、实效性。同时，由于贫困者组织是一个弱势组织，难以和其他组织进行有效的资源信息共享，政府应该帮助促成贫困者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来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R]、
？眼关键词？演机制设计理论;旅游扶贫;调适
[中图分类号]F59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2-0073-05
20世纪80年代，伴随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扶贫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所认同，并被列为旅游业“九五”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1]，紧接着国家旅游局提出“试办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的工作意见”，从此旅游扶贫逐渐成为我国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之一[2]。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旅游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约1/3的贫困人口直接从当地的旅游发展中受益，通过发展旅游已使占贫困地区总人口约1/10的人实现脱贫[3]，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是，大多数贫困地区所实施的旅游扶贫战略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成效并不明显[4]，一些地区出现了旅游扶贫目标被置换、旅游扶贫开发变成了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社区及贫困人口利益被忽视、扶强不扶弱、当地贫困人口被边缘化、旅游项目缺乏社区参与性、旅游漏损严重等问题[5-6]。随着我国精准扶贫时代的到来，原有的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的旅游扶贫模式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弊端与问题，特别是机制缺陷对旅游扶贫的制约逐渐凸显。因此，为进一步推进旅游扶贫开发必须对现行的旅游扶贫机制进行调适和完善。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完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对激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提高旅游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机制设计理论与旅游扶贫机制调适思路
（一）机制设计理论的内涵与旅游扶贫机制安排
机制设计理论最初思想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体制的著名论战。经过赫维茨、迈尔森和马斯金等人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热门领域和核心主题之一，成为近二十年来微观经济学领域发展最快的理论分支之一[7]。机制设计理论假定人们是按照博弈论的方式进行选择，同时能按照社会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等范式预设社会目标，而机制设计理论就是探讨如何在自由选择、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构建有助于实现个人、集体和社会激励相容的最优机制[8]。目前，机制设计理论已经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其被广泛运用于垄断定价、契约理论、最优税收、拍卖理论及委托等领域。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法规制订、行政管理、最优税制设计、社会制度设计、民主选举等都可归结为机制设计问题[9]。
在通过旅游发展实现减贫甚至脱贫致富的过程中，需遵循科学的旅游扶贫发展机制[10]。早在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署（局）（DFID）就认识到建立合理的机制以推动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益是旅游扶贫实践中的一大挑战。对于旅游扶贫机制，不少学者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Meyer D、（2007）提出了通过加强周边贫困社区与住宿业的联系以降低旅游漏损的概念框架[11]。Pillay M和Rogerson C M、（2013）研究了增强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以提高旅游扶贫效应的机制[12]。国内旅游扶贫机制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贫困人口参与、受益机制;二是旅游扶贫动力机制;三是旅游扶贫长效机制;四是旅游扶贫协同机制。但是从机制设计理论角度来展开对旅游扶贫机制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
（二）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旅游扶贫机制调适思路
机制设计理论在资源配置、激励相容、机制协调和信息公开等方面为我国旅游扶贫机制的调适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启示和研究视角，特别是在如何提高政府部门对旅游扶贫的领导、统筹和协调能力，促进旅游扶贫各利益主体之间信息的有效利用、激励相容的有效实现和旅游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因地制宜设计合理的旅游扶贫机制等方面提供了有效指引。
1、 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基础
旅游扶贫要因地制宜，根据贫困地区所具备的旅游资源条件、开发条件、区位条件、市场条件等区域环境选择合适的旅游扶贫项目，而不能照搬照抄、雷同开发。一个成功的、能够实现旅游扶贫目标的项目，首先该项目要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脱离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盲目开发。旅游扶贫项目选择具有多样性，不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选择旅游扶贫项目，避免出现“旅游飞地”现象。其次旅游扶贫项目也要能满足市场需求、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并能带来较好的效益。旅游发展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因此要遵循市场规律，项目的选择既要依托旅游资源基础，也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还要兼顾周边地区旅游项目（产品）开发，要形成产品差异化互补，避免产品同质化竞争。
旅游扶贫要以人为本，人是旅游扶贫的核心，旅游扶贫的核心目标就是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发展。旅游扶贫包含对贫困人口在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扶持，只有贫困人口达到了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同时脱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除贫困[13]。发展经济学反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仅仅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象，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人口缺乏相应的基本能力，如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态度，缺乏获取知识、技能的有效途径以及参与发展项目和各种经济活动的机会。作为一种“造血式”的扶贫方式，旅游扶贫必须始终把重点放在贫困人口素质的增强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不断推动其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循环，激发其新需求的产生，进而促进其潜能的开发。
2、 实现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激励相容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重要内容
在机制设计时，设计者必须考虑给每个参与者施加一定的激励，以达到激励相容，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在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过程中，通过设计并执行相应的激励机制，不仅可以完善旅游扶贫机制的运作规则，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激发旅游扶贫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促进有关信息自下而上流动，进而提高旅游扶贫机制的运行效率。
3、 规范和协调旅游扶贫各方行为是旅游扶贫机制调适的内在要求
旅游扶贫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资源的性质，需要对旅游扶贫相关方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制，以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造成旅游扶贫资源被转移、滥用，降低旅游扶贫的效果。对政府部门而言，要对其行为进行规范，以减少“寻租”的存在空间，避免腐败的发生。此外，旅游扶贫需要汇集社会各方的资源和智慧，必然涉及多方的共同参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协调参与各方行为，提高各方行为的协调性、统一性，避免各方行为相互冲突和资源内耗。
二、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旅游扶贫管理机制有待规范
扶贫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通常政府在旅游扶贫市场主导、宏观调控、区域引导、人才管理等方面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旅游扶贫过程中，政府主导太多、权利太大，并且缺乏相应的监督制衡机制，容易导致腐败，并弱化了市场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因此，政府要从长期居于“主导”的地位转变为“向导（引导）”、“指导（疏导）”、“督导”与“辅导”地位[14]。另外，我国旅游扶贫往往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和多个行业，已经远超出了单个部门的协调能力和权限[15]，这带来了管理方面的许多问题，如扶贫政策政出多门、决策管理主体多元、权力配置相互交叉以及旅游扶贫政策主导等，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政府部门政务公开不透明、旅游扶贫缺乏群众监督。
（二）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单一
一直以来，我国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的旅游扶贫模式，导致了我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一直沿袭着自上而下的纵向传递方式，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这种纵向的信息传递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容易导致旅游扶贫脱离实际，贫困人口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传达。此外，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纵向信息传递是一个在政府部门之间形成的封闭式的管理机制，缺乏对社会的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容易导致旅游扶贫资金被挪用、私吞和腐败的滋生。
（三）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缺乏
国外PPT旅游扶贫实践经验表明，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对社会各界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然而，我国旅游扶贫实践中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各地旅游扶贫政策千差万别，财政政策运用得多而其他政策用得少，各类财税、产业、投资和金融等政策难以互相配合形成合力;旅游扶贫资金的平均分配导致使用分散，旅游扶贫项目选择不切实际、特色不突出等;各种旅游扶贫资源投入缺乏统一协调，各行其是，导致旅游扶贫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社会资本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常常被忽视，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和运用。另外，由于旅游扶贫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行业和参与主体，旅游扶贫开发的有效实施，不仅要调动各开发主体的参与意识和热情，还需对他们进行有机整合协调，建立起保障有力、高效灵活的多元开发主体协同机制。但是我国旅游扶贫实践中普遍存在开发主体之间互动整合协调不够，表现为政出多头、各自为战、各成体系，缺乏有效对接。
（四）旅游扶贫参与机制不完整
旅游扶贫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尤其是政府、贫困人口、旅游企业及社会团体等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我国旅游扶贫参与机制不完整，突出表现为贫困人口和社会团体的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首先，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具体表现为，大多数贫困人口被排斥在当地旅游扶贫项目外，旅游扶贫招商与项目选择并非基于社区和贫困人口利益诉求，贫困人口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并未给予区别对待。在旅游扶贫工作中，贫困人口完全没有话语权，有关旅游扶贫项目的决策、实施、验收等环节缺乏贫困人口参与，无法保证决策的公平、公正和实施过程的公开、透明及旅游扶贫工作的高效。加之在有些地区，旅游扶贫项目被当作政府部门追求政绩的手段，使得旅游扶贫资源偏离了原有轨道，不但会对贫困人口的广泛参与造成排斥，还不利于贫困信息的真实反馈。其次，社会团体旅游扶贫参与程度不高。国外旅游扶贫实践中，社会团体是旅游扶贫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我国缺乏横向的社会参与机制、相应的法律规范及制度保障，各类社会团体不能广泛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难以有效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导致旅游扶贫势单力薄、资源不足。
（五）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缺乏
能否对旅游扶贫资金、项目实施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直接关系到旅游扶贫的成效。目前，我国既没有设立相应的旅游扶贫管理机构，更没有专门的旅游扶贫监督和评价机构，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旅游扶贫项目如何遴选？”、“规划、开发是否科学合理？”、“建设情况如何？”、“带来的扶贫效益有多大？”等这些关键性问题，外界都不得而知。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的缺乏，导致我国旅游扶贫项目立项随意性大，旅游扶贫资金的申报审批把关不严，旅游扶贫资金的划拨、预算控制、财政监督、审计等往往形同虚设，容易造成旅游扶贫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和浪费。
三、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
我国旅游扶贫机制存在的上述缺陷严重制约了旅游扶贫效应的发挥及其目标的实现。为进一步发挥旅游扶贫在我国反贫困中的作用，需要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要求对旅游扶贫机制进行相应的完善和调适，以促进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一）规范旅游扶贫管理机制
旅游扶贫管理机制的规范必须建立在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之上，因此要加强旅游扶贫相关法律体系建设，通过法律手段来确保旅游扶贫管理的合法、合规性，做到旅游扶贫管理有法可依，避免出现随意性。在健全法律保障体系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规范旅游扶贫管理。具体包括：首先要明确政府在旅游扶贫中的责任及角色定位。通过对政府权力及责任的精确定位，并配备相应的针对政府行为、旅游扶贫项目的监督和惩戒机制，减少旅游扶贫管理的随意性。其次要建立旅游扶贫奖惩机制。按照机制设计理论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促使旅游扶贫管理规范化，实现政府行为与旅游扶贫目标的激励相容。最后，要改进贫困地区政府部门考核体系。将考核重点从地区经济发展（GDP）转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上来。
（二）建立多维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任何机制的运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存在成本的，因此有关机制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是越少越好，信息传递效率越高越好，信息成本越低越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包括纵向信息传递和横向信息传递两种。针对目前我国旅游扶贫信息传递机制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创新纵向信息传递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横向信息传递机制建设。首先要打破纵向信息传递中的多元决策、多头管理的局面，将分散于旅游、发改、扶贫、财政、民政等部门的旅游扶贫相关职能集中统一。同时，将旅游扶贫管理权限下放，以便各地根据实际自主决定旅游扶贫开发，减少信息纵向传递层级，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其次，要搭建旅游扶贫横向信息传递平台，为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营造参与旅游扶贫的环境，不断提高社会力量在旅游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三）创新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强调在自由选择和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信息传递的效率。针对我国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创新旅游扶贫整合协调机制。首先，要整合协调旅游扶贫相关各部门的政策，将旅游扶贫与农业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等扶贫形式紧密衔接，使得财税、产业、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政策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实现扶贫效应最大化。其次，要整合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类旅游扶贫资源，拓宽旅游扶贫资源来源渠道，实现旅游扶贫资源的有效统筹管理和调配，提高旅游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再次，要加强旅游扶贫各部门、各行业、各参与主体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在旅游扶贫中的积极性，实现各方利益的激励相容。
（四）完善旅游扶贫参与机制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通过设计一定的激励机制可以使参与各方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实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需要包含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如何设计激励机制实现旅游扶贫各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便成为机制设计理论在旅游扶贫领域的一个重要应用。首先要提高贫困人口旅游扶贫参与程度。要切实赋予贫困人口旅游开发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与收益权，要为贫困人口提供获得旅游参与基本能力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直接或间接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比例，促进当地居民从旅游发展中真正获益。其次要提高社会团体旅游扶贫参与程度。要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运行高效迅捷、管理渠道明晰、弥补政府资源不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其与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形成优势互补，逐步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团体相互促进、相互监督、互为补充的良性互动机制和政府主导、民间主体、运作透明、开放高效的旅游扶贫模式。
（五）健全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
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是旅游扶贫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保障，它能够适时反馈机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及时纠正偏差，以确保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作为一种反馈机制，有助于开发主体加强对旅游扶贫开发过程的控制，特别是通过社会团体、旅游企业、科研机构、社区的信息反馈，可以对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促进其及时改进工作。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可以使旅游扶贫规划实施的严谨性及效果的可评估性得以体现，还能使社区居民、私营部门对经济效益的关注得以满足。因此，要将旅游扶贫监督评价作为旅游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建立行政监督评估机构、拓宽监督评价渠道、培育民间监督跟踪力量等措施来健全旅游扶贫监督评价机制。具体而言，一要加强对旅游扶贫项目的监督评价。要从旅游扶贫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项目的遴选、项目的审批、项目的实施、项目实施的效果等方面强化监督。二是要强化对旅游扶贫资金的监督审计。推行旅游扶贫资金的公示、公告和报贴制度，保证旅游扶贫资金在管理、分配、使用各环节的公开透明。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扶贫绩效考核体系及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将项目遴选、项目规划、项目实施、资金使用、财务管理等环节全部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四、结 论
基于机制设计理论探讨我国旅游扶贫机制调适，主要是为了在旅游扶贫决策、开发规划、监督管理等实践工作中，设计出可以有效配置旅游扶贫资源、有效利用相关信息和激励兼容所有旅游扶贫参与主体（如政府、旅游企业、贫困人口、社会团体等）的有效机制，解决我国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是对旅游扶贫机制的一般性探讨，是将机制设计理论运用于旅游扶贫实践的积极探索，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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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Design Theory Based Mechanism Adjustment
for China's Pro-poor Tourism
Deng Xiaohai， Zeng Liang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关键词：大数据 精准扶贫 云平台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083-01
大数据与大扶贫及精准扶贫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但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使这两个相异的概念有了交集，这就是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中如何利用大数据来构建大扶贫，实现精准扶贫。
大数据时代，2011 年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出的“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而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运用将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扶贫工作迈入大扶贫阶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1]中明确提出：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相对于以往依靠政府投资扶持重点村建设、移民搬迁等的小扶贫工作模式而言，大扶贫即是以动员民营企业为主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板块开发、多元投入”的扶贫模式。
大数据与精准扶贫，2014 年 1 月《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即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各级扶贫机构分级负责，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实施动态管理，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并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在2013 年 11 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贵州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省借助“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技术，开发贵州省“精准扶贫云平台”，实现了对 623 万贫困人口、9000 个贫困村、934 个贫困乡镇、66 个贫困县和有扶贫开发任务地区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测。
精准扶贫应用手段方面，云平台作为精准扶贫的辅助工具，正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目前国内外在精准扶贫云平台方面的研究论著极为有限，多数文章是进行科普式的介绍，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黔西南州扶贫攻坚战实践》[3]一文，系统介绍了黔西南的准扶贫云平台，此平台功能板块多元多样，且在扶贫云功能的拓展方面有着较大的启发，但其真实性和可行性尚待考察。
精准扶贫结合大数据方面，国内的学者研究基本着眼于两个方面，即现存问题和未来应用。详而言之，一种是结合现有云平台的案例，进行经验性的总结和归纳，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另一种则是对大数据应用于精准扶贫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阐释和论证。不同的论著，对这两个方面各有偏重。
第一种是以实地案例为出发点的论著，其优势十分明显：在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这类论著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其研究成果具有实在的社会效益，可信度高可行性强，令人信服。如《大数据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应用及实践创新》[4]一文中，主要针对广西贵州等地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详实细致的建议。然而，此类论著数量较少，并且在与实际案例结合方面仍有所欠缺。
在第二种针对大数据应用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论证大数据的优越性，将眼光放置于大数据未来的应用情况，提出大数据实现精准扶贫的方法和建议[5]。
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学者在论著中强调配套政策对大数据运用的重要性。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提出“配套政策要托底，防止虎头蛇尾”[5]的观点，在《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6]一文中更是对配套政策及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这提醒着团队在对贵州省扶贫云平台进行研究时不能忽略对其配套政策的调研，必须将政策研究重视起来。此外，这类论著往往缺少实地调研的材料作为支撑，仅仅是在理论上的进行设想和推论。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精准扶贫云平台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理论性强、实证性弱的态势。而且普遍存在理论研究缺少实证支撑的问题。
针对于以上问题，接下来的大数据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
1、将时事热点“精准扶贫”与“互联网+”相联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形成的大数据优势实现“精准”要求。
2、不仅仅从“扶贫云”平台本身出发，而从如何应用平台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对后期精准扶贫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τ诰准扶贫现状的深刻剖析，总结归纳现行政策方针存在的问题，针对于部分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以及发展建议，旨在为精准扶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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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数据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应用及实践创新》
我汇报演讲的题目是：“****”
这次学习实践活动对我*今后五年发展的核心，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十分重要，对我们从事扶贫开发工作的人来讲尤为重要。因为贫困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很多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因贫困而发生；贫困的家庭不可能文明。文明是进步的标志，贫困的家庭发展是缓慢的，离文明的要求差距较远；贫困的困想不可能创新，创新是改革的需要，时代的要求，一个思想贫困的人是不可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活动，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三点认识和看法：
一、通过讨论和学习，提高扶贫的素质和能力
提高扶贫素质要做到：“四个明确”：一是明确扶贫理念，解决用什么思想指导扶贫开发工作；二是明确扶贫方向，解决扶贫工作的对象问题；三是明确扶贫工作的内容，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四是明确扶贫工作方法，解决怎么样做的问题和如何出成绩的问题。提高扶贫能力，这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水平”相符合，提高扶贫的能力，主要是提高三个方面的能力：1、提高把握扶贫政策的能力，对扶贫政策上认识不能偏差、理解上不能偏颇、执行上不能偏离；2、提高统筹协调能力，一是“统”、“统筹”考虑。统筹规划是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改变扶贫工作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二是“调”。积极主动协调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础，只有抓住了这个基础，我们工作就可以从被动变主动，从狭窄走向广阔；3、提高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能力。项目和资金管理，是检验扶贫开发工作的尺度和标准。主要是通过完善一些制度和办法，来规范项目实施和资金投向，取得扶贫开发的显著成效。
二、通过讨论和学习，转变观念，创新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
目前，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方法主要采取因素法。目标任务和定额标准分配法、项目择优分配法等（举例说明整村推进、安居工程、项目贴息贷款）。省级财政资金扶持方式主要补助、补贴、贴息、以奖代补、奖补结合等多种灵活多样的方式。通过讨论和学习，应积极探索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方式。一是要建立高层推动的资金管理组织协调机制。二是托展平台、统筹规划，以规划为依据，以项目为纽带，把性质相近、目标相同、用途相形的相关资金，统一编制项目计划和资金分配方案，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统一组织绩效评价，充贫发挥资金的综合效益。三是积极探索“村民互助”的产业扶贫模式，深化扶贫到户贷款贴息政策，拉动扶贫贷款的投入，提高扶贫效果。
三、通过讨论和学习，要逐步形成扶贫开发工人的自身特点和模式
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消除贫困是当今中国共同的课题。为认真总结云南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经验，推广昭通市开展山区扶贫工作经验的做法，为了乌蒙山区未来解贫寻找破解难题的做法和措施，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聚首昭通共谋扶贫战略，共商减贫大计。
昭通由于自然、历史、地理等原因，贫困人口占云南省人口比例较高，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及昭通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打响了一场场与贫困作斗争的大会战，谱写了一曲曲催人奋进的扶贫壮歌，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效。为认真总结云南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经验，推广昭通开展山区扶贫工作经验的做法，2010年12月15日，由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办，云南省政府研究室、云南省扶贫办、中共昭通市委、市政府承办的第三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在昭通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共商西部地区可持续减贫与发展大计，共谋贫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厉以宁教授，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晏友琼，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孔垂柱，中共昭通市委书记夜礼斌，昭通市人民政府市长王敏正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精彩演讲。
嘉宾齐聚话扶贫
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所倡导，并由北京大学和相关省市自治区政府共同推动，从2006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届。前两届分别在天津和贵州毕节召开，通过论坛交流经验，收到了积极效果。
此次论坛以乌蒙山区的昭通为实例，深入研讨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
厉以宁教授发表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演讲。他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要调结构，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也包括人力资源结构，人才强国首先强调人力资源结构要合理；二要扩大内需。要提高劳动者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大国家给农民的补助扶持；三要促进就业。要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微型企业以增加就业岗位；四要稳定物价。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行为；五要筹集城镇化建设公共建设资金。采取政府投入、民间融资等方式，建立城镇公共建设基金，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公共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厉以宁还就制度性贫困问题的解决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制度性贫困是经济学中的专门名词，它主要是指由于体制的限制所造成的贫困。体制性贫困的根源有四个方面：第一、由于体制的束缚。脱贫必须要有积极性，但是在体制束缚下，人们的脱贫积极性逐渐丧失；第二、缺乏社会流动渠道。垂直性流动不利于脱贫，要水平性流动；第三、市场的限制，导致资本短缺、人才外流，没有发展的空间；第四、拼命吃资源，以致资源枯竭。厉以宁教授高屋建瓴的演讲不仅供与会专家、学者、官员了解了贫困形势，也引起了大家对下一步扶贫工作怎么做的积极讨论。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晏友琼在演讲中说，目前，贫困地区面临着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贫困地区要转变思想观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保护好生态环境；应对贫困地区实施特殊的财政、金融、税收、土地政策，加大扶持力度，拓宽帮扶范围；要以贫困地区的优势特色资源为依托，培育发展特色支柱产业。
对此，晏有琼提出一个观点、四条建议。她说，在目前，贫困地区面临着可持续发展或者是可持续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工作已经开始，
2011年即将迎来“十二五”规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召开，桥头堡建设的内容很丰富，不仅边境地区、口岸地区有很好的发展机遇，内地贫困地区也有很多机遇。
晏有琼指出，面对良好的发展机遇，第一要转变思想观念，也就是解决认识的问题。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对贫困地区自身而言，要解决认识问题，一定要把眼光放远，全局的意识更强；第二层就相关部门而言，对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类型措施。第二要加大扶持力度。缩小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差距，确实需要自力更生，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扶持力度不能减，应该还要加大，而且要有特殊的倾斜政策。从政策的角度上讲，对贫困地区要有特殊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等。第三要建设特色支柱产业。建设贫困地区的特色支柱产业，这是增强自身发展的长远所在、根本所在。要以贫困地区的优势特色资源为依托，来培育发展当地的支柱产业，农业要发展龙头企业，工业要走新型化工业路径，还要建设金融、信息、服务等方面的行业来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第四要切实保护生态环境。有的贫困地区普遍存在开发过度、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建设比较差等问题，国家要给予大力支持，把治安条件差、生态环境差、生存条件差等情况，通过生态环境的保护得到改善，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孔垂柱在演讲中表示，云南千差万别的气候类型、高山峡谷相间的复杂地形等多方面环境和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区域间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发展质量及社会发育程度的不平衡性。云南区域、城乡之间发展程度相差很大，“三江一线”等区域贫困问题极其突出，是中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孔垂柱说，党的十六大以来，云南始终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改善民生、共同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突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建设重点，推进实施了以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主要内容的“一体两翼”战略，组织实施了易地搬迁扶贫、兴边富民工程、布朗族中的莽人和克木人、瑶族山瑶支系等特殊困难群体重点扶持等重大工程，同时结合云南省有118个县（市、区）存在岩溶分布给生态环境、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较严重影响的特点，从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石漠化综合治理，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10年来，云南扶贫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许多尚未攻破的“堡垒”和难啃的“骨头”，主要表现在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返贫现象突出等方面。
孔垂柱表示，在新一轮扶贫开发中，云南省扶贫开发工作将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瞄准三大目标。围绕“巩固现有扶贫成果、全面推进全省540万重点贫困人口脱贫、对160万深度贫困人口进行重点扶贫攻坚”三个目标，打一场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扶贫攻坚战；二是依托三大主体。以“各级政府、贫困群众、社会各界”三大主体为依托，以专项扶贫为龙头，以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为支撑，全力构建“政府主导、群众主体、部门帮扶、社会参与”， “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的“大扶贫”格局；三是统筹三个方向。把握“产业扶贫、统筹城乡、扩大开放”三个重要发展方向，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全面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四是突出三个重点。突出加大对特殊困难群体和特殊困难区域扶持，突出“造血扶贫”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突出公共服务均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五是强化四个保障。强化“资金、项目、政策、体制机制”四大保障，明确各级责任，整合各种力量，努力形成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兼顾群众受益与经济发展，在贫困地区集中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产业发展项目。
孔垂柱还就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建议国家出台专门针对乌蒙山区、滇西边境山区等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的差异化扶贫政策；二是建议国家高度关注解决人口较少民族贫困问题；三是建议国家加大对口帮扶力度；四是建议国家尽快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五是建议国家切实加大对云南旱区水源工程的投入力度。
12月15日下午，出席论坛的嘉宾到昭通市鲁甸县桃源乡鸭子塘自然村调研，参观了鲁甸县小寨乡“整乡推进”扶贫开发现场。
智慧合力议脱贫
中共昭通市委书记夜礼斌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第三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在昭通举办，充分体现了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对昭通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心，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级各界对昭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夜礼斌指出，历史上的繁荣鼎盛与现实中的贫弱落后并存、资源的相对富集与开发利用滞后并存是昭通的基本市情。昭通既是一个贫困地区，也是一个革命老区。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10年来，中共昭通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关注贫困群众的生存发展，创造性地实施了“百千万帮扶工程”，形成了项目大整合、产业大开发、人口大转移、社会大参与的扶贫开发新格局，但由于受历史、现实因素的影响，时至今日，昭通仍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支柱产业单一、民生事业亟待改善的欠发达阶段，仍然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夜礼斌说，参加此次论坛的都是可持续发展方面颇有研究、富有建树的精英，大家将针对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与减贫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刻的对话。论坛结出的理论硕果和思想结晶，必将为昭通可持续扶贫开发战略的推进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及舆论推动、为乌蒙山区走出贫困争取各方面的政策扶持提供支撑，同时必将为贫困地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发挥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共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敏正在总论坛上作了《实践“民生资本论” 决胜“扶贫上甘岭”》的压轴演讲。王敏正指出，此次论坛的举办，是中国扶贫开发事业的一次思想碰撞和智慧交流，必将激发乌蒙人民自强不息、战胜贫困的信心和斗志，开创乌蒙山片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美好愿景。
王敏正在演讲中表示，昭通目前是“四大因素”造成了“三大现状”。四大因素分别是恶劣的自然条件，是乌蒙山片区难以致富的先天制约；落后的基础设施，使乌蒙山片区错失发展的良好机遇；滞后的产业发展，使乌蒙山片区缺乏脱贫的有力支撑；短腿的社会事业，使乌蒙山片区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这几大因素导致了目前昭通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扶贫任务重的三大现状。摆脱贫困怎么办？王敏正提出了“民生资本论”。在昭通实践“民生资本论”，就是要写好社会间接资本、产业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和资本运作这五篇文章，夺取“扶贫上甘岭”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一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写好社会间接资本这篇文章。社会间接资本主要指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是贫困地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首要前提。二是以培育产业集群为重点，写好产业资本这篇文章。要反思传统的发展模式，为经济增长和扶贫开发找到一条新路，依托资源优势，积累产业资本，实现“产业突围”。要围绕优势资源培育产业集群，加快推进内生性新型工业化，高度重视培育非资源性产业，把产业培育着力点放在扩大开放上。三是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写好人力资本这篇文章。昭通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必须抓好人力资源转化工作，变人力资源为人力资本，不断做大做强人力资本。深入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着力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扎实做好人才工作。四是以推进持续发展为重点，写好生态资本这篇文章。人类文明发展正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加速变革，生态资本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已成为科学发展最重要、最基础的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其作用极为重要。五是以存量换增量、增量促存量为重点，写好资本运作这篇文章。乌蒙山片区拥有巨大的存量资产，在实践中应以存量换增量、增量促存量为重点，加大资本运作力度。
王敏正在演讲中说，在全力写好“民生资本论”五篇文章的同时，还应该突出抓好社会事业建设和扶贫机制创新两个方面，确保扶贫开发事业持续、健康、快速推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大力加强社会事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相协调；积极创新扶贫工作机制，促进扶贫开发增实效；加大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为乌蒙山片区扶贫开发提供强劲的“牵引器”。
站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历史起点上，作为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做出过积极贡献的乌蒙山片区，迫切需要制定特殊有力的扶持政策，帮助乌蒙山片区走上一条超常规的反贫困之路。王敏正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建议：建议把乌蒙山片区作为“中国终结贫困试验区”，制定规划加快脱贫致富；建议完善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扶贫机制，不断提高扶贫开发实效；建议制定产业发展促进办法，增强乌蒙山片区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建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发展条件；建议加快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为农村特殊困难地区发展注入活力；建议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特殊困难群体生活水平；建议加大定点帮扶和对口支援力度，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的扶贫合力。
王敏正饱含激情地说：“我相信，昭通是雄踞在滇东北的一只雄鹰，虽半世纪不鸣，但必将一鸣惊人；虽数十年不飞，但定可一飞冲天！”
《昭通宣言》为解贫
论坛闭幕式上通过了本届论坛所有经验成果的高度浓缩和总结的《昭通宣言》。
昭通地区是云南乃至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全市11个县区中有10个是国家重点扶持县，脱贫任务十分艰巨。十年来，在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云南省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共昭通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的十年扶贫开发纲要，把扶贫开发列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市之力进行产业大开发，社会大参与，构成了新的扶贫工作格局，在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持、安居工程、社会扶贫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本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论坛是在国家起动新一轮扶贫大开发的组织下召开的，选择在昭通举办论坛，一是为了认真总结云南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经验，推广昭通市开展山区扶贫工作经验的做法，二是为乌蒙山区未来解贫寻找破解难题的做法和措施。
《昭通宣言》指出，基于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将乌蒙山区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和昭通特殊贫困的现实状况，在国家实施新一轮扶贫开发进程中，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制定重点贫困片区整体规划。中国贫困地区呈现连片成带的特点，跨省多区、各自为战难以彻底改变贫困片区面貌；第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贫困片区扶贫开发的首要基础。重点贫困片区往往交通不便，有丰富资源却无法有效开发利用，单个地区甚至单个省又缺乏大力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能力；第三，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加强扶贫开发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第四，加大城乡统筹力度，把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增强贫困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的重大举措；第五，改善民生应作为贫困片区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内容；第六，乌蒙山革命老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昭通市的镇雄、彝良、威信3个革命老区总人口2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3%，贫困人口占全市贫困人口的近50%，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建议把乌蒙贫困山区列为全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老区予以扶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