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除开辟奥运广场之外，还有其他别的奥运主办城市所没有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胡同民居。
因为奥运会，北京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众多目光。这些目光中很多是好奇和探索：好奇的是发展，探索的是文化。
翻开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三张地图，三个朝代里皇家宫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北京的中轴线没有变，街道依然是元大都定下的九经九纬纵横十八条道路；北京的胡同文化也没有变，在长安街以北它们整齐地排列着，东西两道城门之间，平等布置着22条东西向平行的胡同。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都是79米，靠大街的同一条胡同宽一些，达100米。这条规律就如同音乐的主旋律一样，在长安街以北的旧城内反复出现。
昔日被称为“李铁拐斜街”的铁树斜街和六合胡同，在这些纵横交错的线路中，都可以找到，但更多的胡同已不复可寻。
在2005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张妙弟等7位政协委员提出了“为奥运会客人开设四合院家庭旅馆”的建议。他们认为北京旧城现在有1000多条胡同，如果平均每条胡同有5个院落用作旅馆，可以提供1万到2万张床位。
其实，重要的不是床位，而是胡同深处千年古文化的传递。在这里，客人通过与主人自然地交往，通过在一起摆弄花草、下棋、唱京剧、打拳舞剑、烹调等，通过身处的那个凝聚着3000年文化的建筑形态，会触摸到中国的民族之魂。而当客人迈出院门，在胡同里漫步时，又会走进那永远走不到头的历史。
依托传统四合院建成的旅馆，某种程度上是对胡同文化的一种延续和维护。2007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市长一起视察旧城改造和保护工程时，就专程来到了铁树斜街的远东国际青年旅舍，在不破坏原有风貌的基础上，保护性利用传统民居成为政府古城保护的一个新策略。
2007年冬日，有一批胡同的灯灭了，这些胡同的背后都有着或长或短的故事。在这些胡同存在的几百年里，住过王侯，但更多的是住着寻常百姓。老北京原汁原味的四合院已经不多了，它们隐藏在一条条古老的胡同里，等待着被人发现，被人保护，被人关注。
大红灯笼、送水的工人、电线杆下抽着烟袋的老头，背包的外国小伙是铁树斜街这条老街上司空见惯的风景。梅兰芳祖居、小凤仙的鸳梦、沈从文的落脚点、四大会馆、京城首家女浴所、胡同、琉璃厂。这些几乎浓缩了老北京的所有文化民俗元素。
远东国际青年旅舍就藏在斜街的深处，一扇小红门开着，不仔细看，还以为是谁家的院落。旅舍是在四合院的基础上改的，旧日格局未作大动，进门，穿过游廊，走过天棚，才到屋内，好像回到了旧日时光。奉上名帖，才能见到主人。可惜现在天气还冷，旅人们都躲在屋内，若是夏日，院子里的天棚下，每晚都聚齐了一群喝酒谈天的异国游客。
再回老地方，那叫进城啊！
连倒4趟车，耗时3小时，2008年1月13日记者终于找到北京丰台区马家堡社区嘉园一里30号楼，走进拆迁户家里。
国家大剧院的拆迁范围，北起花园大街，南到东绒线胡同，东起人民大会堂西侧，西到石碑胡同，共涉及173户拆迁居民。拆迁相当顺利，在1998年11月18日之前，建设用地的拆迁工作就已近尾声，拆迁户被集中安置在马家堡社区，其中30号楼最多，有140多户。
10年的风霜雨雪，已使30号楼显出憔悴之态，门道两侧拥挤着的十几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让人想起了胡同和胡同的生活。
在西城副食商店退休的骆老师傅家，四壁白墙，地面是水泥裸地。骆老师傅告诉记者，他家原住东绒线胡同5号，6口人住20平米。为了大剧院建设，1998年11月搬到此地，住进了共80多平米的两套两居房。尽管宽敞了，可还是想念住了50多年的老房子，搬走后，也回去看了几次，最近几年，走不动了。大剧院试演那天，他也收到邀请票了，只是已经无法前去观看。
回忆刚搬迁的情况，骆老说，那时周围楼很少，很不方便，不只是日常生活，转学要赞助费，孙女上学每天要骑车几十里到原来的31中。当然那苦过去了，现在孙女已经财贸学院大学毕业。他感慨道，“国家让搬我们就搬吧，但是原来的地段，再也找不到了，东绒线胡同5号正是大剧院的中心啊。”
骆老楼上的陈老爷子，隔着防盗门一听说采访相关于国家大剧院，就打开了话匣子：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立，15年接受海内外捐款22亿多元，资助250多万名贫困学生上学读书，援建希望小学9000多所。而大剧院总投资是26.9亿元，以每个希望小学25万计算，可以建多少所希望小学啊？听说大剧院仅仅每月的电费就需要400万元人民币，这就可以建十几所希望小学。还有水费呢！记者向他询问搬迁时的情况，他说，都10年了，大剧院都开放了，还说这些有意义吗？他关上了门。
在30号楼下，一个正在遛哈士齐犬的男青年告诉记者，他家原住石碑胡同，他坚决支持建设大剧院。尽管刚搬来时，不喜欢这里，但是慢慢就好了，毕竟这是搬迁，不是发配。
他说，大剧院在一片反对声中动土，实质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激烈冲突，反对建设大剧院，无外乎两点：一曰，花费巨大，劳民伤财；二曰，大剧院的形式，与古都城市气质不协调。可明代宫室建筑死气沉沉的，引进大剧院这样的颠覆性建筑是上策，统治北京几百年的“帝王权力美学”，早该冲击冲击了。
他还说，正如学者所言，北京的建筑一直在历史和未来之间苦苦挣扎，既想追求摩登，又想表现传统。其结果是，很多现代设施既不能超越早已是登峰造极的传统建筑，同时更不能领导现代时尚的潮流。安德鲁设计方案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彻底冲破了传统的羁绊，并试图以矫枉过正的方式，使那些囿于传统或者厌倦传统的人，都去适应一种全新的风格。
家住嘉园一里14号楼的润姓妇女告诉记者，她家原住石碑胡同52号，老少三代5口人挤在20多平米的小屋里，为响应国家号召，及时搬迁，在1998年10月就住进了两套共100多平米的房子，还得到了3万多元补偿款，安置得比较满意。
谈到当年的情况，她说，那交通真叫不便，只有300路和368路，楼四周是庄稼地菜地，荒凉，心里落差很大，再回老地方，那叫进城啊。
现住14号的唐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不通车，买菜困难，快走也要半个小时才能到达超市，周边环境恶劣，一刮风到处是灰。他还说，原来，自打爷爷那辈他家就住在花园大院16号，尽管原来一家三口住10平米，现住40多平米，也还是觉着不方便，很不习惯，不过，现在地铁五号线通了，交通方便了，四周楼房全盖起来了，环境也好了。但是，如果不是为大剧院腾地儿，还是居住在老地儿好啊。
已经成为历史的胡同记忆
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也是世界上规划最严谨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北京老城区内，曾经三重城墙环绕皇宫，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那里不仅有皇宫、庙宇，还有众多的王府、会馆，以及各种各样的胡同，被国家大剧院覆盖了的绒线胡同等，就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
绒线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南部。明清时，绒线胡同东起旧司法部街，西至宣武门内大街。民国2年（1913）开辟和平门和北新华街，将绒线胡同分成东、西两段。与绒线胡同平行的安福胡同、帘子胡同、松树胡同等也被分为东、西绒线胡同。1965年，以北新华街为界，绒线胡同东段称东绒线胡同，西段称西绒线胡同。绒线，在北京话里有两种含义。一是真正的绒线，即：棉、毛、丝、麻线统称；另一层意思是指小杂货店称之为“绒线铺”。
打小就和“发小”在胡同里玩耍的老唐，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城南旧事”。
唐家在北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他的爷爷，那也是在辛亥革命满清统治之后了。满人入主北京后，就把京城明朝原住民全部赶出东西两城，只有旗人才有资格居住在内。大清覆灭之后，唐爷爷才从山东老家搬到了花园大院。
听爷爷说，花园大院曾经是大宅门的大花园，种植着奇花异草，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是当时的真实写照。1949年后，这里成了大杂院，也就没了旧日容颜。
花园大院近邻石碑胡同，还有东绒线胡同，以及兵部洼胡同。石碑胡同北口便是是车水马龙的长安街，南面和兵部洼胡同贯通，再向南就到了前门西大街，从那就可直奔花花绿绿的大栅栏，只是小孩子被严格禁止。
胡同里，有许多四五个小伙伴联手才抱得过来的老槐树。在那个缺少欢乐的年代，老槐树给大家带来许多笑声。
夏天，老槐树如伞撑开，荫庇众人。树上有数不清的知了，大家就用长过身体几倍的竹竿，把隐蔽在枝叶里的知了逮住，不管烧着吃，还是炸着吃，味儿都倍儿棒。
胡同里的街坊邻居，那才叫个好啊。一次，我去偷李叔家的鸽子蛋，不想被守候的李叔抓了个正着。他弹着脑瓜崩笑着说，原来是你小子淘的气啊，怪不得只见鸽子趴窝不见鸽子蛋呢；许多人家有葡萄架，金秋惹得蜜蜂纷飞。一次，我正抬头傻看呢，邻居张姨一翘脚就摘下一大串给我，胡同人就是慷慨。
冬天，胡同里也很热闹。居民往往都是被“豆腐脑儿煎饼果子嘞……”的吆喝声叫醒，接着胡同也醒了。推板车卖劈材蜂窝煤的有，卖臭豆腐小咸鱼儿的也有，只是我们更喜欢听“冰糖葫芦的卖哟”。
胡同里较大些的门楼，多有门联，上写“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还有什么“修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等名言警句儿，在门楼下方，多有门墩，门墩不仅寄情表意，还显示身份：圆形雕刻狮虎的，多为武将之家，圆形雕刻松梅竹的，多为文官之家；方形的，多为商人之家。对于小伙伴来说，无论方圆都是玩具。
我生在胡同，长在胡同，是满族正红旗人。从民国时期起，我的家族就定居在北京地安门胡同内的四合院，所以在我心里，一直潜藏着对胡同的深深眷恋。
时期，我汇入了当时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运动，离开北京，前往东北边陲“接受再教育”，每当想家的时候，胡同里的一幕幕就会浮现在脑海：葡萄架下的金鱼缸，小巷里的大枣树，沿街叫卖的小商贩，穿梭在胡同里的车夫……一切都让我怀念不已。
后来返城回到北京，目睹了都城的拆迁改造，当我看到许多胡同被拆，痛楚油然而生，感到北京胡同文化就要被割裂，就要断传。于是我拿起了相机，开始穿行在老北京城的胡同里，用镜头记录有关胡同的点点滴滴，希望用自己的行为，唤起人们对胡同的保护意识。
现在，我依然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小胡同之中，用自己余生的精力，去做胡同文化的守望者和记录者。
儿时的记忆
胡同里的人生百态
北京的胡同，有近800年的历史，与胡同一起保存下来的，就是四合院。
我家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分为外院和里院，一共有14个房间。我见到的奶奶是二房，而我的父亲是头房的孩子，所以在我爷爷去世之后，父亲这一脉在四合院里是不受待见的，因此我家一直住在外院南屋，直到1964年奶奶去世，才搬进了里院。
后来，政府动员让我家将外院南屋腾出，作为街道的服务站。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加之腾房是为了给胡同邻里做善事，所以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记得服务站设有一部公用电话，那时打一个电话4分钱，传呼一个电话3分钱，晚上8点以后是5分钱，而谁去传呼，这几分钱就归谁。对于当时十来岁的孩子，这很有诱惑力，所以我常常跑腿，挣了不少零花钱。正因如此，我对住在胡同里的人十分熟悉。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著名演员田华，她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胡同口。以前在胡同里总是和她擦肩而过，后来因为我经常给她送传呼单，她也就认得我了，见到我总是微笑着和我打招呼，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关于胡同的记忆还有很多，这个由一条条巷道和一座座四合院构成的世界，尽显人生百态。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话放在胡同里十分贴切。无论哪个季节，胡同里的叫卖声总是不断。早点、水果、蔬菜、日用品……售卖各种物品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也有的商贩用响器代替吆喝：吹糖人的铜锣、卖布人的拨浪鼓、算卦人的小锣儿……各种声响杂糅在一起，热闹非凡。
夏日的傍晚，胡同里的穿堂风吹走了白天的暑热。此时，人们端着热茶，拿上小凳，夹把芭蕉扇，来到巷子里乘凉。每到这时，常有鼓书艺人走来献艺，胡同便成了“露天曲艺场”。而到了冬季，人们常常在中午聚在胡同里向阳、背风的地方“晒暖儿”（晒太阳），文雅的说法叫“负暄”。老人或“负暄闭目坐”，或低头抽旱烟，年轻人有说有笑，数九寒天的胡同，
也就不再寂寞、冷清。
正是儿时美好的记忆，让我对胡同眷念不已。所以，我要用镜头将它们留住。当我拿着相机行穿行在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那些留在砖缝里的音容笑貌，仿佛立刻就鲜活、灵动了起来……
按图索骥寻找胡同
拍摄钱市胡同遭人殴打
胡同记载着历史，也传承着文化，胡同存储的市井万象，构成了容量最大的北京文化辞典，读懂胡同，才能读懂北京。所以，在早年拍摄胡同时，为了清晰、全面地了解老北京文化，我利用在书店工作的机会，广泛阅读相关书籍。我还特意找到老北京地图，按图索骥，前往地图上标注的所有古都旧城地区。每次去到一个地方，走过几条胡同，回来之后除了将图片文件归档，我还会在地图上作标记。
回想这些年来的拍摄经历，有许多让我难忘的故事，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次为了拍摄钱市胡同，我竟被人殴打。
钱市胡同位于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旁的珠宝市街，这条胡同长50多米，最宽处不过80厘米，最窄的地方仅有40厘米，是北京最窄的胡同。在清代，钱市胡同是官办的银、钱交易市场，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当年老北京的“金融街”。在钱市胡同的最里面，有一座清朝光绪年间的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房子中间有天井，两侧开有天窗，据说这里曾是当年钱市交易最热闹的地方。
由于媒体的不断报道，钱市胡同颇具名气。或许因为这里曾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方，一些多事之徒竟想着来此行盗，胡同里许多院落的门牌都被摘走了，因此，胡同里的居民对于外来人员非常排斥。有一次我去那里拍摄，赶上一个院子里正在举行家庭聚会，一名喝醉的男子见我走进胡同，便询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回答说是来拍照的，他不由分说便朝我大骂，说就是我们这些拍照的把他家的门牌给偷走了，说完竟向我动起手来。因为胡同过于狭小，
我只能用身体护住相机，任凭他捶打，见我的嘴被打出了血，怕把事情闹大，他的家人才将其阻止。警察闻讯赶来，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问我要不要向他索赔，想着照片已经拍摄完毕，相机也没有损坏，我也就放弃了追究。
其实，在多年的拍摄中，被人误解或遭人谩骂时有发生，我早已习惯。因为对于我来说，只要能收获精彩的照片，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与三轮车车夫的友情
曹队长和松四爷的故事
要展现胡同的全貌，除了建筑和静物，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也是重要的拍摄对象，而我最喜欢拍摄的，便是胡同里的三轮车车夫。
什刹海地区是北京市允许合法经营三轮车的地方，我经常到那里去拍片。拍摄中，我发现了一位形象非常突出的三轮车车夫，但在我拍摄时，他并不愿意配合，几次抓拍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画面，这令我非常失落。也许是老天眷顾，有一次我开车上班路过东四美术馆时，发现门口有一群十分特别的练武之人，便停车下去观看，谁知武术队的老师竟是我的一位发小，更惊喜的是，我一直想拍摄的那位三轮车车夫也在这里练大刀。有老友搭桥，他也就开面了，一番交谈后，答应了我的请求。离开时，我让他坐我的车走，没想到他自己是开着一辆桑塔纳来的。等他走后，老友告诉我，他在什刹海非常有名，人称“曹队长”，他并不差钱，蹬三轮车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为了解闷交友。
为了对曹队长多些了解，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买了些水果到他的住所找他。他家住在什刹海南官房胡同，屋里的布置充满了典型的老北京气息，最吸引我的是墙上那些镶嵌在镜框里的相片和剪报。见我对此感兴趣，他便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原来他是北京一家大纺织
厂的技术人员，厂子外迁，他也就提前退休了，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便做起了三轮车车夫。他有知识又会外语，脑瓜灵活，且在形象包装上下了一番功夫，所以当时很多来北京采访胡同游的英美著名媒体，都点名要坐他的车，墙上的这些相片、剪报就足以证明他的“厉害”。因为他很讲面子，有活也常照顾同行，于是圈里人就尊称他为“曹队长”。我告诉他我准备出一本名为《胡同行吟》的画册，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欣然答应了。所以，后来我的摄影作品里，就有许多他的特写。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曹队长名气大了，便招来了许多非议。一次在和别人争吵时，他没能压住火，抄起练武术的刀把对方砍伤了，因此被判入狱两年。出狱后，他家搬出了什刹海胡同，我便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曹队长谢幕后，我的《胡同行吟》的下一位三轮车车夫主角是松四爷。松四爷比我小十来岁，很聪明，曹队长出事后，他秉承了曹队长的作法，在形象包装上狠下功夫，冬天一身青，夏天一身白，而且脖子上总是戴着小拇指粗的金链子，加上他浓眉大眼，光头倍儿亮，如此特别的形象招揽了很多生意。
接触松四爷，源于朋友的介绍。当我真正了解他后，发现这个外表粗狂的男人内心却十分细腻。由于他的母亲爱吃北京菜，但他的媳妇又不是北京人，所以平日里不管拉车有多辛苦，他都会按时回家给母亲做饭，是个大孝子。因此，每次给松四爷拍照，我心里都怀着敬佩之情。
“老北京拍记队”
镜头里的情怀与责任
其实，这些年来我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拍摄者，和我一起走在胡同摄影这条道路上的，还有很多具有胡同情怀的人，我们自发地走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一支队伍，名为“老北京拍记队”。
拍记队里，既有专业的摄影工作者，也有在校大学生，还有退休后闲不住的老人。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上发帖相约，走街串巷，一起拍摄记录日渐消失的北京胡同，堪称“京城胡同护卫队”。
拍记队成立以来，影响力不断扩散，越来越多的胡同爱好者加入进来，每周末的胡同拍记，由最初的三五成群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人结队，浩浩荡荡。随着人员的增加、经验的积累，拍记队渐渐分成了两部分：拍记组和专业摄影组，我是专业摄影组的负责人。无论阴晴雨雪，我们的脚步都不会停下来。在拍记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下雨下雪天你没去拍，别跟我说你是拍记队的。这足以证明队员们的执着与热情。
在拍摄记录老北京胡同文化的同时，拍记队也给许多人带去了欢乐。例如队里有一位母亲，跟着我们拍了十多年。她的女儿身体一直不好，性格也十分内向，她就决定带着女儿一起拍胡同。小姑娘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跟着我们拍摄，现在她已经上高中了，身体在长期的锻炼中有了很大改善，性格也变得开朗，身边的朋友也多起来。不仅如此，她还在学校办讲座，讲述老北京的故事，自信而快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如拍记队里工科出身的船舶检测工程师佟广平，不仅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了关于老北京胡同的摄影展，还出了书。一些年轻人在队里拍摄多年后，摄影技术突飞猛进，最后去了佳能北京总部工作，由爱好到专业，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在使用自来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北京几乎每条胡同里必有一口井。胡同里的居民不管贫富贵贱，吃的用的水都来自这口井。一般来说，每口井上都搭建一个天棚，旁边都会有一间小房，住着专门负责打水的水夫。当初管这叫水窝子。贫苦百姓自然是自己到水窝子去打水，而大宅门儿里的富裕人家，或是住得离水窝子稍远的居民，则可以买水夫推着水车送上门的水。木头轱辘的水车“吱扭扭”地响着推到各家各户的街门口。水夫拔下大水槽下端的小木塞，清澈的井水哗哗地流出来，街坊邻居们就可以在自家门口用上水了。
正是因为胡同和井有着这么深的渊源，所以胡同名字里带“井”字的就特别多。比如东小井胡同、大铜井胡同、三眼井胡同、苦水井胡同等等。著名的王府井大街的名字也是来源于当初边儿上大甜水井胡同西口的一口水井。
胡同的名字，真可谓包罗万象。或诗意盎然，或谐趣幽默，或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这些名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简洁上口。像曲牌一样，只用寥寥两三个字，就能演绎出一段浓郁温情的市井戏；只要听上一耳朵，就能永远记在心里。
有的胡同直接以形状特点命名。比方说又细又直的叫细管儿胡同，只有一个出口的叫口袋胡同，环绕三面的叫椅子圈胡同，形状弯弯的叫月牙儿胡同、前拐棒胡同。而叫九道弯、七道弯的可想而知了，定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子。
有的胡同是以曾经在这里驻扎过的衙门或机构命名的，像兵马司胡同里曾经是兵马司衙门，钱粮胡同里曾经有过钱粮局。这类胡同里最有意思的就是老舍先生曾经居住过的府，那里在清代曾经有专门选拔给龙子龙孙们喂奶的奶妈的衙门。后来文化人觉得这么写不雅，就改写成了“兹府”，不过这个生僻的词老百姓不大认得，一般人还是写成“府”。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在这里买下了一所小院子，在院子里栽了两棵柿子树，并把院子命名为“丹柿小院”。
和皇帝家沾边儿的胡同还有各类库房。南池子大街上的灯笼库、瓷器库、缎库是古代给皇宫里存物品的库房。筒子河边儿的冰窖胡同当然是专门存冰的地方。十冬腊月，人们把筒子河的冰开采出来，凿锯成两尺见方的大冰砖，裹上厚厚的草帘子封存在两丈多深的冰窖里，三伏天取出来供皇宫里和各衙门淌夏解暑。禄米仓、海运仓是当初的皇家粮仓。叫“仓”的胡同大多在城东，因为从大运河运来的漕粮都是从朝阳门进来的，存放漕粮的粮仓当然大都在城东了。看似不经意的胡同名，却镌刻着深深的时代痕迹。不过，您可别以为胡同名字是衙门的专利，普通住户照样可以命名胡同，像方家胡同、史家胡同、陈信家胡同……
胡同名可以诗情画意。杏花天、百花深处、芳草地……听起来典雅委婉，那感觉像不像天净沙、阳关三叠、甘草子？藕芽儿胡同、菊儿胡同、丁香胡同、葡萄园……能不能闻到芬芳的花果香？金鱼胡同、青蚨胡同、喜鹊胡同……会不会让您眼前顷刻间灵动起来？不过有的胡同名现在看上去挺高雅，其实原本很俗气。像华百寿胡同是根据胳膊肘儿胡同的谐音发展来的。而高义伯胡同里也从没有住过一位高姓老伯，它原本是叫狗尾巴胡同的。
胡同名可以充满了人间烟火，像干面胡同、针线胡同、煤渣胡同、案板胡同、耳挖勺胡同。胡同名也可以是简单的吉祥话，如大喜胡同、福德胡同、安康胡同……
如果说一条胡同是一段生活的乐曲，那胡同名就是出神人化的曲牌，洋溢着京腔京韵，挂在北京人嘴边儿，更拴在北京人心上。甜水井胡同、口袋胡同、花枝胡同、箭杆儿胡同……这熟悉的名字牵挂着几代北京人的情愫。念叨着这些名字长大的孩子，不知不觉间也孕育了几分安然优雅的品性。那些成天价守在胡同里过日子的人兴许未必能体会它的魅力，而当他们离开了胡同多少年之后，往往发现最令他们神往的还是小时候住过的那条胡同。
旅居海外的著名作家林海音女士一直眷恋着她所居住过的胡同。70岁的林海音在《在胡同里长大》一文中这样写道：“尤其在这些画片中，很多是画到胡同风光的，使我这自小在‘胡同’里长大的人，不由得看着看着图片，就回到椿树上二条、新帘子胡同、西交民巷、梁家园、南柳巷和永光寺街这些我住过的胡同里去……”
对于同为女作家的冰心老人，北京的胡同简直就是灵魂的憩园。当她90岁高龄时在《我的家在哪里？》中深情地倾诉：“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因为她“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的一段岁月，正是在这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度过的。
国学大师季羡林更是以质朴的语言表达了他对胡同的感情：“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我们已经结下了永恒的缘分。”
北京庞大的胡同群落不是十年八年能兴建起来的。可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却有上千条胡同在短短的十来年里几乎同时消失。那些在一砖一瓦上书写了几百年的传奇，连同曾穿行于其间的那些熟悉的鬓影，飘过的衣香，曾经回响于其中的那些吟唱与哭笑，都随着让人念叨了几辈子的美妙曲牌一起永远消失在地图上，淡化在记忆深处。宝玉胡同、孔雀胡同、槐树胡同、大雅宝胡同、细米巷、椿树头条等等这些挂在北京人嘴边的字眼儿，现如今只能永远铭刻在老少爷们儿的心底了。而像王府井边上的金鱼胡同，也只是侥幸在大玻璃窗堆砌的丛林中留下了一块不起眼的小红牌儿。但胡同在哪儿？我没找到。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登上高高的钟楼，还能依稀看到整齐的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而今天，当我面对一张巨幅北京中心区域照片时所见到的是在一大片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的中央静卧着一座风格迥异的紫禁城，像是一头孤零零的金狮困守在魔幻丛林里。尽管红墙碧瓦光彩依旧，却显得那么不协调。那些曾经与之相映生辉，作为北京血脉的四通八达的胡同仅仅隐约闪现在钢筋水泥和各色玻璃大厦的深处，那被切割得一截一段的身影残缺而模糊。
而老北京的心里则永远住着一个北平：清晨，人们被柔和的叫卖豆腐脑的声音吵醒；黄昏，人们坐在门前抬头望见被四合院剪下来的一片蓝天。夜晚，人们睡在坐南朝北的屋里，觉得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生命。
走在北京
胡同是北京的特色，也是北京的标签，不少人对它有着深入骨髓的热爱。北京的胡同素有“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赛牛毛”之说。胡同里的主色是灰白的，尤其是在冬天，参差的槐树、柳树、枣树都干巴巴地伫立在那里，北房后面有着尚未融化的积雪。那时北京还未被称为“首都”，那时胡同里总有追闹的孩子，有蹬三轮的商贩，还有电报大楼的钟声。
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全长约1.6公里，是北京最长的胡同，也是唯一一条有着大规模西洋建筑群的胡同，自清代起，这里就是驻外使节的使领馆。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形成于1901年至1912年，是一个集使馆、教堂、银行、官邸、俱乐部为一体的欧式风格街区，有着北京仅存的二十世纪初的西洋风格建筑群。
不可错过一：北京警察博物馆
位于东交民巷36号，建于1914年，原为花旗银行。该建筑地上三层，地下一层。一、二层由四根高大有力的罗马爱奥尼式柱子支撑，整栋楼体体型完整，建筑比例良好，外观稳定厚重，是典型的近代古典主义银行建筑风格。
不可错过二：东交民巷天主堂
建于1901年，是一座两层的哥特式建筑，位于东交民巷甲13号。虽然相比于北京四大教堂，东交民巷天主堂的历史很短，规模很小，但该教堂以其正门上方精美的天使造像而闻名，是北京市区内少有的没有经过彻底毁坏和重建的教堂之一。
烟袋斜街
它是北京城最老的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整条街形似一只烟袋。2010年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原来的商户主要经营水烟和旱烟生意，现在除了少数参观、酒吧外，大多是经营茶具、古玩等民间工艺品的摊位，是一条极具北京传统文化特色的胡同。
不可错过一：祥盛德小吃店
来北京怎么能不吃爆肚、炒肝、羊汤等北京地道的小吃。祥盛德小吃店的北京小吃不仅味道纯正、做法正宗，而且货真价实。肉炒疙瘩、爆肚和肉筋是必点小吃，如果人多，不妨再点个羊杂汤、糖耳朵尝尝。
不可错过二：烤肉季
烤肉季坐落于烟袋斜街的尽头，前海东沿14号是什刹海上最有名的老北京风味老字号。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经营的烤羊肉久负盛名，有“南宛北季”的盛誉。
砖塔胡同
北京胡同的历史甚是悠久，但在元、明、清三代的典籍里都能够查到，且至今依旧保存的胡同，北京城内就只有砖塔胡同一条了。砖塔胡同因万松老人塔得名，后经多次修缮，现在保存下来的是1927年修缮后的样子，高16米，八角九级密檐式，同时也是北京城区内仅存的一座砖塔。砖塔胡同经历了700年的变迁，是多位名人的居所。
不可错过一：鲁迅故居
1923年7月，鲁迅先生携夫人迁居到砖塔胡同84号院。该院是小型的四合院，鲁迅居住的三间北房只有20余平方米。虽然只在这里居住了短短的十个月，但鲁迅在此创作编辑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等诸多作品。
不可错过二：张恨水故居
1946年2月，张恨水买下了门牌号微北沟沿甲二十三号的一所大宅，后门即在砖塔胡同西口。在此居住期间，他创作完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孔雀东南飞》等作品。
Tips：隐藏在胡同深处的酒店
1.皮影主题文化酒店――常有新版皮影戏上演
地址：西城区松树街24号
2.觉品酒店――正觉寺禅韵犹存
地址：西城区正觉胡同甲9号
3.紫檀文化主题酒店――四合院内的奢华与享受
地址：西城区德内大街兴华胡同42号
4.红墙花园酒店――闹市区里的深宅大院
地址：东城区史家胡同41号
5.吉庆堂四合院酒店――各类广告、电视剧取景地
地址：东城区北锣鼓巷纱络胡同7号
6.杜革四合院艺术精品酒店――感受清代大臣官邸气息
地址：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26号
吃在北京
北京是吃货的必访之地。如果你没去过当年那些夜猫子们深夜饕餮的簋街、没到过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入口的东华门夜市，没在三里屯的酒吧区泡过吧，那就不能算得上是一场完整的北京之行。除了耳熟能详的烤鸭、涮羊肉、卤煮、炒肝、爆肚，北京还有很多镌刻着老北京文化与记忆的美食。
不可错过一：门钉肉饼
门钉肉饼取自老北京城门上黄色的门钉，第一个品尝门钉肉饼的人就是慈禧太后。民间传说，慈禧太后路过紫禁城的城门时，指着上面的门钉说“我今天要吃这个”，御厨们便纷纷琢磨，最后将牛肉饼烙成3厘米高的墩子形状，放了九九八十一颗在大的食盒上，端至慈禧太后面前。太后十分高兴，说“我说的就是这个”，于是就有了流传百年的老北京小吃――门钉肉饼。
不可错过二：面茶
“午梦初醒热面茶，干姜麻酱总需加。”面茶是老北京的又一个特色小吃，代表着北京小吃的特色吃法――“吸溜文化”。老北京人吃面茶是不用筷子也不用勺儿的，卖面茶的老板一口京腔“您先喝着，面茶汤，吸溜走着”，然后用铁片勺把刚出锅的面茶盛到搪瓷碗里，人们就趁着烫劲儿，沿着碗沿转着圈儿地往嘴里吸溜。过去的面茶一般是下午才卖的，而如今的人们似乎更习惯于将其作为早餐食用。
在虎坊桥附近一处保存较完整的四合院里，张巍禁不住赞叹：“太棒了，太漂亮了！”他快速端起相机，记录院落里的每一个细节：青砖上的雕花，门前的石礅，斑驳的窗户框。这座四合院的东厢房被拆除了大半，张巍一步跨上东厢房仅有的一段断壁残墙，为小院来了张全景特写。
在那一串串大小胡同里转了一溜，拍了一溜之后，张巍坐在一扇漆红的大门前休息，门边是一棵粗；仕的泡桐树，伸展着饱满的枝丫，吐露着忽隐忽现的绿意。张巍点燃一支烟，边抚弄着相机边说：“这才是宁静，这才是和谐。每次转胡同拍胡同，感觉都不一样。充实，愉快，还有心酸种种感情，有时候一齐涌上心头。”
在2000年之前，张巍分别住过东半壁街83号，宣外大街127号。老北京典型的胡同生活，至今令张巍缅怀不已。
“我小时候特爱听民歌、民谣。一点也不调皮捣蛋，属于挺乖的那种小孩儿。胡同生活最让我怀念的是那些老街坊，老邻居。要是有事急着出门，来不及锁门，跟院里的大爷大妈递句话儿‘您帮我照应一下。’心里头特踏实。回来的时候不知哪位大妈给串了一暖壶热水，心窝里别提多暖和。原来我住的小院门前有块大青石，我猜是过去某个：上马石’的一部分。这块大青石冬暖夏凉，胡同里的小孩儿没事就在这玩牌。夏天的时候在石头上乘凉，喝上一大缸子热茶，凉凉快快地过完整个下午。”
2000年，由于两广路扩建，张巍从住了3年的宣外大街127号搬走了，临搬之前，他把自家的窗户框卸下来，用接上水的皮管子轻轻冲掉上面的尘土。“至少一百二十年历史的窗户框，上面沉积了一百多年的灰尘。这是一扇‘步步紧’样式的窗框，冲刷干净后显出它的俊俏和韵味，特别漂亮。现在这扇窗户挂在我住处的墙上，一眼看到它，就会想起老宅。”
张巍现在的家里养着四只猫，一只老猫活了15年，去年死了。养猫是胡同人家的传统，他把养猫当作胡同生活仅存的一点念想。属小龙的张巍，今年29岁，作为一个70年代末生人的年轻人，他深深爱恋着胡同，眷恋着渐行渐远的老北京。
辞职办了个“老北京网”
出于对老北京、对胡同的眷恋，2000年从宣外大街127号搬走后，看着老宅被拆后的一片片废墟，张巍萌发了创建“老北京网”的念头：“曾经的胡同生活，那么安详和宁静，北京城850年历史积淀，不能让它在回忆里模糊了模样。”
2000年正是网络泡沫破碎的年份。张巍花了300元租用了100兆空间，自己一个人担当起网站的技术人员，美工和文字编辑。起初网站只有几万字的文字资料，并作了简单分类。“我买了一本《北京传统文化遍览》，找人将书中的资料录到网上。当时并没有多想，更没有想到网站日后会成为众多热爱北京文化。的网友交流的平台。后来网站增设了论坛，互动功能大大增强。”随着网站不断完善，张巍的工作量也在增大。他每天晚上整理资料，还有大量技术活：备份数据，更新内容等等。2002年后他正式辞去报社编辑工作，全职做网站。但同时他的视力也从5．0急剧下降，散光很严重，，
在做老北京网的“掌柜的”之前，张巍当过厨师，做过编辑。1996年《精品购物指南》招聘投递员，张巍顺利应聘。1996年的7月4号，张巍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热得厉害，天上像下火一样。他骑自行车从石景山到前门，中途经过沙沟的时候，差点中暑晕过去。他忙不迭地下车，猛灌下一瓶可乐，才算缓过劲来。还有一次他在报社插报，连续工作两天两夜，夜里脱下背心，拧净上面的汗水，还不等穿上，身上已经被蚊子叮了许多大红包。正是凭着这股子干劲，技校毕业的张巍被特招为编辑，并在1998年拿到总编辑奖。
张巍说他性格中有偏执的一面，小时候想吃糖，如果大人不给买，他能连续喊上三个小时“吃糖，吃糖，吃糖！”用北京话说，这叫“拧”。也正是这股子拧劲儿，张巍辞职全心办老北京网。现在网站已经有四千五百万字的文字资料，每天访问量两万人次。而且已经形成固定的网友群，包括民俗专家、摄影师、古建专家、民俗地理专家、高校学生。老北京网的学术氛围很浓，张巍说下一步要将网站做成除图书馆、资料馆外，最大的北京史地资料库。
执著的“老北京拍记队”
2005年6月25日，十多名爱好胡同的网友相约，召开了第一次网友见面会，由47岁的网友张金起提议，成立了“老北京拍记队”一一用手中的相机真实记录即将消失的胡同。这是老北京网的一件大事，正是从“拍记队”成立之后，老北京网的影响越来越大，网友们每周都要相约拍胡同。鲜鱼口、大栅栏、大吉片地区、旧鼓楼大街、法源寺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和足迹。每次拍胡同，网友都是自愿前往，活动后，大家会把图片，心得体会，趣闻逸事发在老北京网上。
2006年4月2日，“拍记队”每周一次的例行拍摄如期而至。大家约在宽街路口东北角集合。在“掌柜的”张巍的带领下，整整一个下午先后拍摄了山老胡同叶南剪子巷魏家胡同什锦花园胡同南吉祥胡同道湾胡同育群胡同大佛寺东街钱粮胡同呻轿子胡同连丰胡同叶盐家大院。在南吉祥胡同11号，发现了一个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大家激动不已。拍了好一会，人都走光了，“掌柜的”张巍依然拿着相机和三脚架，忽然，他兴奋地发现了一个美国GE公司的电灯开关，“掌柜的”说：“这很可能是北京城最早的电力系统。”胡同的魅力正在于此，它是整个北京城历史的活书页。
临近傍晚，在育群胡同西口的丁字路口，发现了一个旧时驱邪避灾的“泰山石敢当”石碑，上面的石刻字依稀可见，据说这样的石碑目前北京仅有3块。张巍禁不住再次感叹：“胡同是北京的原生态，是北京的天然血管，而这些血管的纹理又如此清晰。北京可以用50年变成纽约，而纽约用500年也变不成北京。”
在“掌柜的”带领下，“老北京拍记队”正在加快拍摄速度。每周除周日组织网友大规模拍摄外，“掌柜的”忙完网站的一摊儿事，剩下的时间都来拍胡同。“我们要做的是尽快在胡同消失前，把胡同的原貌完整真实记录下来，在网上复原老北京城，让人们能在网上逛胡同。看看北京曾经的模样儿。它太不同于纽约、巴黎和伦敦：详和、宁静、平实、沉稳，以及千百年沉淀下的历史韵味。”
最“穷”的“掌柜的”
自从张巍辞掉工作，全力办网站，全心投入拍摄后，他成了北京城最“穷”的“掌柜的”。日常生活开支全靠父亲的退休金勉强支持。2005年川月张巍在北京7所高校举办“老北京胡同摄影展”，引起强烈反响，但同时他也因此背上一身债务。每年花在网站上的维护费用就有1000多元，这个钱部分还是网友捐助的。张巍每次接电话都是小心翼翼，把正事说完后，赶紧挂断电话，之后轻轻舒一口气：“每月电话费要500多块，这么大人了，也不好意思总向老家儿张嘴要钱。”他抽烟一律是3元一包的“春城”，有时候拍摄活动结束后，回家都成了问题，还要厚着脸跟网友借钱。他的零花钱从来不超过10块钱。
但同时，他又是最“富有”的“掌柜的”，通过网站论坛，通过“拍记队”的拍摄活动，张巍结识了许多许多朋友，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老年人，有年轻人。大家都是热爱北京，热爱北京文化的知己。有一个学中国文学的德国人告诉张巍，他在德国搜到“老北京网”后，被它深深吸引，意识到它的巨大价值，每天都将网站的内容做备份。
(开场白)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今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逛胡同和参观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历史上北京城的有机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老北京人休养生息、繁衍挣扎的地方，是北京城历史演进的的有力见证。我们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钻胡同，串四合院。
为了使大家游览中增加情趣，现在利用乘车的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有关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识。
(导游员可利用适当的时间，向客人们总述或分段介绍下面的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千万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仅供人们栖身住宿的地方，如果听我稍加讲解，就可发现，原来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我先介绍一些有关“胡同”的知识。
(胡同一词的由来)
北京城内的胡同与繁华的大街比起来，确实有些不起眼，但是据专家们考证，明朝就有人对胡同进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写法明朝与现在不同，是将“胡同”二字，分别夹在“行”字的中间，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师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献证明。明朝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得意，说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从表面上看具有“少数民族团结”的内涵，然而二字都夹在“行”字之间，就暗示着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历代众多的专家们曾从多角度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有的从音韵学角度，有的从字形发展角度，有的从方言角度……最后较集中的成果认为胡同一词原是蒙古语。本世纪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载，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专家说，胡同是蒙古语中“浩特”的音译。浩特即城镇，包括胡同。
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张清常先生的考证是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胡同是蒙古语“Hottog”的音译，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译作“霍多”或“忽洞”，现在内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赛音忽洞(好井)、乌克忽洞(死井)、哈业忽洞(双井)等。北京地区一向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词何时出现)
胡同一词既然来源于蒙古语，那么蒙古人统治北京地区的元大都时期，这个词有可能就出现了。果然，人们在元杂剧中发现了“胡同”一词。元代大戏曲家王实甫的《歌舞丽春室》杂剧中，就有“恰便以锦胡同”的唱词，在其他的元杂剧中也有类似发现，如“辞别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砖塔胡同”(《沙门岛张生煮海》)……戏中的砖塔胡同即现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级砖塔的那条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现胡同这个词，而北京却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人们可能会问，元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简单的，那时的北京地区是按古代传下来的旧制，叫做街、巷、坊、里等。这一点从宣武区的地名中可得到证实。因为宣武区的历史早于内城。换句话说是先有宣武区(古蓟城)，后有内城区(元大都)，所以宣武区中现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对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为地名的较多，如南横街、白纸坊、华康里、清泉巷等。
(有因可循的胡同名称)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国客人对北京五花八门的胡同名称表示不可思议，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焖葫芦罐、石老娘、王寡妇、大脚、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领，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为该市地名，或称道，或称路，让人一目了然。其实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只是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北京的这些地名都与人们的生活或社会现象有关。之所以人们觉得它们如此五花八门、杂乱无章，主要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社会现象复杂造成的。总的来说，北京的这些胡同名称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统一规划，而且是源于生活。
···
(新城出现时，胡同无名称)
(源于生活、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称)
新城出现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们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惬意，由于没有胡同名称，起码串亲访友找起人来不方便，想告诉亲友自己的住处，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着黄兽医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马杓的那条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厂的那条胡同里”……久之，便出现了黄兽医胡同、喇叭口胡同、马杓胡同、菜厂胡同……胡同、街巷名称不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会现象的反映，透过胡同名称还可了解到当时的社会。
(胡同名称反映当时社会现象)
通过地名可知道许多当时的社会现象。举个例子，大家可从中得到启发，如可以断定北京城内有许多佛教信徒，因为城内不仅庙宇多，而且以庙宇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处，如嵩祝寺胡同、普度寺前、后巷等；北京城当时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没有大工业，只有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如砂锅刘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线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为人们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北京人讲究吃，以食品为胡同名称就是见证，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会的人对帽子很重视，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纱帽胡同、纱帽翅胡同等；封建社会的衙署警卫驻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厅胡同、总铺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还有一些没有产品，只提供服务的城市行业，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业的魏染胡同、以骟马阉猪为业的骟马张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殡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见，胡同名称，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
(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
一般说来，地名一旦形成，人们口头代代沿传，便改动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译叫舒噜，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如元代的齐化门、平侧门、顺承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可见其生命力之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事物总是要更新的，地名也不例外。有些原因，地名非改不可，促使改变地名的首先是社会原因。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使许多建筑不存在了，事后出现新建筑、新街巷，改变了原来的布局，只好改名；封建王朝被后，帝制改成民国，而且出现了新的政府机关，于是有300多条街巷改了名，如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国人民面临一场大灾难，街巷名称亦是“四旧”之一，自然在“横扫”之例，要在街巷名称上“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于是出现了红日路(北新桥)、红云路(新街口)、红旗路(崇内大街)、东方红路出现了三条。用总路线路、路、路等取代了原来的所谓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称。老北京中的旧胡同一律改为什么红心里、永红胡同、红卫胡同等等，加上了红字就成了革命地名，连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红到底”胡同……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问题。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难免有“不约而同”之处。据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井儿胡同14条，花枝胡同11条，口袋胡同11条，箭杆胡同7条，堂子胡同7条等等，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重名问题，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那时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找人还算方便。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找人、办事、通讯，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整理和改动。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先生说的“言不雅训”，即听起来不好听。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况发生了变化，再听起来就不雅了，如裤裆胡同、母猪胡同、焖葫芦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盖臭谐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群众接受、尊重历史，拉香盖臭、利用谐音。
“”期间，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圆恩寺、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改为由南向北排的“一至九条”。人们尚未习惯，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条”。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群众不能接受，现在又恢复了旧名，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
用谐音改动旧地名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旧社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靠口头流传地名，用谐音改变旧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结合“拉香盖臭”的原则，是极为成功的举措。如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狗尾(音Yi)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焖葫芦罐改为蒙福禄馆；屎克螂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大脚、小脚胡同改为达教、晓教胡同；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等等。有些胡同旧名不一定臭，只是其含义不尽人意，如吊打胡同，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吊起来打一顿，故也用上述原则改为孝达胡同……
(北京的胡同知多少？)
通过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老北京人曾说，“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赛牛毛”。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据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载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条而言，至于“赛牛毛”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记载，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
明代按张爵的《京师五城坊胡同集》记载，北京城内有街巷1170条，其中胡同459条；
清代按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北京城内有街巷2000条左右，其中胡同960多条；
民国时期，按观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北京导游基础》记载，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
1987年出版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区及近郊区有街巷3600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发展突飞猛进，市区扩大了，原先的市区仅以城墙为界(现在的二环路)，如今的4个城区比原来大了约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区多称“里”，这是中国先秦时就用的居民点的称谓，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内又加用“条”。可见，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称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它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研究它的专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许多专著问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谈》、《北京街巷地名趣谈》、《北京街巷胡同漫谈》、《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过上述的讲解，大家对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组成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单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独特格局和等级。
(城市的平面结构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中国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据文字记载，至迟汉代已趋于完善，唐宋时期广为流行，不过北京的标准四合院却是始于12世纪的元大都时期。按《北京导游基础》介绍，新建的城市之内按设计规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贵戚、功臣、赀高(富户)、居职(官员)的等级分配土地。百姓们须等“人物”们把好地占毕之后，方可“作室”。当时规定以8亩地为一份，全城规划出50大块，为居住区的50坊。每大块内分若干小块，作为房基地。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为多，所以派生出来的胡同都是东西走向的。小街与小街之间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着各种类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从北朝南，街门开在全宅院的东南角。几进院落之后，在另一条小街的路南，即为本宅的后门。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为正门，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内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体形式和格局，等一会儿参观时再介绍。
(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安乐窝)
四合院封闭性强，关起街门便与外世隔绝，极适合一个家庭生活。院内的房室结构与庭院空间相结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内，却有空间扩大的感觉，而且在设计上符合“前堂后寝”的礼制。四合院内的房子有正房、厢房、耳房、倒座房的分别，极适合一个家族中的尊卑长幼等级住房。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远近适宜非常方便。庭院内多植树木、花卉、葡萄架、藤萝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赏心悦目。这种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时代，对家族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享受。
咱们的旅游车就要到北海后门了。下汽车之后，换乘人力三轮车，在串胡同、看景观、参观四合院的过程中，大家可充分体会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以北海后门为串胡同的起点)
女士们、先生们，咱们现在走的三条相连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桥胡同、龙头井街和柳荫街。这几条胡同中蕴藏着北京历史的丰富内涵。
800年前的元大都时期，现在的前海和后海是连在一起的牛角湾形的大水域，称积水潭，是南方来船的水运码头。在前后海之间，有一条弧形的月牙河相联。水域围成的丘陵地带景致颇佳，逐渐建筑增多形成风景区。月牙河上有月桥、板桥、清水桥，俗称三座桥。后来水域缩小，月河不见，形成街巷，就是我们刚才走过的三座桥胡同。
在众多的胡同中，谁是辈份最长的老太爷呢？从宣武门向西，穿喧闹的国华商场，你会看到一条毫不起眼的胡同——三庙街。三庙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900多年前的辽代，当时的名字叫“檀州街”。北京城址几经变迁，街巷易位也是数度沧海，而它却始终是一条胡同，历经荣哀，渐趋平淡。
北京的胡同宽窄不一，宽的敞亮，窄的幽深。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中间最窄处仅40厘米，是最窄的胡同。胖子朋友到此最好绕路而行，因为不论正行还是侧身，都有可能被卡在那里，动弹不得。胡同多是直来直去，但也有弯曲迂徊的。北新桥附近有个九道湾胡同（现已分为五巷），拐了二十多个弯，走在里面忽左转忽右拐，能从那里面绕出来，你在北京胡同里就不会迷路了。胡同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是老北京人生活历史的象征。今天占据着市中心的主要面积，居住着市区内的三分之一的人口，胡同内的居民们仍保留着许多旧有的生活方式。
今天，北京已在传统民居保存完好，民风民情古朴丰富的什刹海地区开辟了胡同游览专线，旅游者可以坐着旧式三轮车游览胡同，并且到普通百姓家作客。北京地区鸟类资源丰富，而且与之相关的地名也较多，探寻其由来，多有趣闻与掌故。
喜鹊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喜鹊胡同位于东城区西裱褙胡同，始称于明代。据传此地曾有一棵老槐树，喜鹊常在树上筑巢，因此得名。清代改为喜雀胡同，民国时又改称喜鹊胡同。1965年谐音改为喜庆胡同，1990年拆迁后在原址建起北京邮政枢纽等。喜鹊巷是西城区广内定居胡同里的一条小巷，民国时称喜鹊胡同、喜雀胡同，也因此地一棵老槐树上时有喜鹊栖息而得名，1965年改称喜鹊巷。
鹰是北京地区常见的飞禽，早年间饲养这种动物的人不少，俗称“玩鹰”。莺房胡同曾是海淀镇的一条胡同，莺房原为“鹰房”，为清代皇家饲养猎鹰之所。据考，鹰房最晚建于清嘉庆年间。后来在此处建造房屋，形成胡同，谐音为莺房胡同。几年前随着中关村西区的建设，该胡同拆除，但莺房胡同改为道路名称被保留下来。
鹞儿学名叫雀鹰，样子像鹰，比鹰小，北京人多称其老鹞子，是一种凶猛的鸟。鹞儿胡同地处前门大街南半段儿路西，初称“鹞子口”，明代叫“要儿胡同”，清代演变成了“鹞儿胡同”，据传因此地曾有多位养鹞儿的人家而得名。
鸽子是北京常见的鸟类，也称鹁鸽，是和平、友善的象征。北京人自古有养鸽子之好。大鹁鸽胡同位于东城区灯市口附近，明代称鹁鸽市，清代称大鹁鸽市，1965年改今称。这里曾是京城有名的鹁鸽交易市场，胡同由此而得名，附近还有小鹁鸽胡同。
羊坊店与西客站
今天位于北京西客站北面的“羊坊店”，早在金代曾经是公元1153年兴建的中都城的内、外西北隅。金中都时，每日要消费大量黄羊、羚羊、绵羊、山羊等，逐渐成为一个有关贩卖羊及其客店、车马店、各种作坊等相关产业的集市可见羊市的规模之大，所以称为“羊房店市”。
据史料考证，明嘉靖年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羊房北店”，“羊房南店”万历年间成书的《宛署杂记》记为“羊望店”。《行国录》去：“白云观西六里羊坊店市西有崇寿寺。”清《五城寺院册》称：“观音庵在羊坊店路南。”民国年间有文称“羊房店”。新中国成立后称羊坊店。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是一个乡间作坊的集市，变成了一个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地区。而今这里因为地处北京西客站的“门前”，而越来越繁华。已经看不出原来的羊市的样子……
小杨家胡同（小羊圈胡同）与老舍
小杨家胡同就是小羊圈胡同，位于西城区中部，新街口以南。只要读过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就不会忘记他笔下的小羊圈胡同。老舍先生就生在前面那小院里，小院已经不是当年那样了，不过那棵枣树还是解放前就有的。《四世同堂》里有祁老人、有祁瑞宣、有白巡警、还有冠晓荷、蓝东阳，最绝的就属大赤包了，您看看，这里头好人坏人都全了。
小杨家胡同面向新街口大街的出口非常窄小隐蔽，仅有大约三块方砖宽窄，人们往往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另一端的出口也很狭窄。但在胡同内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型的空场，非常宽阔，这种格局颇似羊圈，因此被命名为小羊圈胡同。今天在这里行走，依然能够感受到老百姓的记忆，甚至去寻找老舍出生的那个小小的院落。
羊肉胡同与《沙门岛张生煮海》
羊肉胡同是最有名、历史最悠久且今尚存的羊肉胡同当属西四那一条。它东西走向，连接太平桥大街与西四南大街。这是一条自元大都时就有的胡同，是大都城三大闹市之一。那时西四一带有米市、面市、马市、羊市、骆驼市等，到了明朝，它属咸宜坊，名羊肉胡同。今天这里，除了因为地质博物馆、地质礼堂的有名之外，已经很难把它和胡同联系在一起，说它是一条大街也没什么异议。胡同东口很多买珠宝、鉴定珠宝的，让这条胡同多了太多的商业气息。
元代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讲述了书生张羽和小龙女的一段恋情。剧中有一句台词，当张羽的家童询问小龙女的丫环梅香“我到哪里寻你”时，梅香答道：“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羊市”，直到1965年以前还叫羊市大街，今为阜成门内大街白塔寺至西四的路段。
羊皮市胡同与邵飘萍
羊皮市胡同位于西四南大街，它西段与西四南大街相交，东段与大酱坊胡同相交。胡同走向，略呈直角状，曾经住过中国报业的先驱邵飘萍。1918年10月邵飘萍与汤修慧投资在南城珠巢街创办了《京报》及附刊《北京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闻知邵飘萍、汤修慧夫妇办报成功的经验，决心在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对新闻学进行宣传和推广。同年10月14日蔡元培邀请邵飘萍、汤修慧夫妇来北京大学共同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为了培养学员的办报经验，在《京报》又创办了《新闻周刊》。十分敬重师生情谊，他时常到羊皮市胡同的邵府拜访两位老师，亲切的称呼邵飘萍为“先生”；称呼汤修慧为“师娘”。
羊角灯胡同与侯宝林
羊角灯胡同出现在乾隆年间，名字一直延用至今。羊角灯又叫气死风，是古时候贵族府第门前挂的或者出门提得一种照明工具。一般都会在上面写上宅子的主人姓氏或者官称。可以说这种灯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据说，胡同原来有很多制作明角灯也就是羊角灯的作坊，这里当年要么是有制羊角灯的作坊，要么是有经营羊角灯的商人居住。
侯宝林5岁时曾在这里生活过：“从龙头井这间小东屋搬到羊角灯胡同去住，是个路北的吞头门，院里有两棵大柳树，我们住两间小东房。这是我到侯家以来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住过两间东房的时候，尽管只有几个月，但我们也算住过两间东房了。”羊角灯和龙头井是相连的，搬来搬去，其实也不过是丈许长的距离了。
羊房胡同与厉家菜
羊房胡同位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南，柳荫街西。胡同不算小，比周边不少胡同要宽阔一些，但是11号院厉家菜的院门却小得要用袖珍来形容，细细长长的一个小门，很不起眼。它唯一醒目的就是门外有一个门牌：羊房11号。厉家菜，讲究不用味精，不用香料，不用苏打，不用高压锅，不用微波炉，吃的就是原味正宗。克林顿、盖茨、金庸、成龙……来这吃饭的名人如过江之鲫。
羊管胡同和朱元璋后代
羊管胡同是京城东北角的一条老胡同，“羊管”原为“羊馆”，是羊进京暂时等待买主的场所。有资料说，羊管胡同曾经住过大明王朝皇帝朱元璋的后代、清朝最后一个被封为“延恩侯”的朱煜勋。清朝灭亡之后，朱煜勋仍然靠从溥仪小朝廷领取微薄的津贴过活。1924年这位大明王朝的皇帝后裔与清王朝的废帝溥仪，在紫禁城内养心殿实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会面。会面当天下午，朱侯奉旨特来感谢庄士敦，他递上的名片写着：“明裔延恩侯朱煜勋，炳南，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朱婉言谢绝了庄士敦回访的要求，说自己住得非常简陋，没有会客厅。为证实家境，这位侯爷告之这位洋人：“我外面穿戴的这套冠用是为这次谒见特地借来的。”他掀起长袍让庄士敦看他里面的烂衣服。
大羊毛胡同与副食店
大羊毛胡同，呈南北走向，北起小羊毛胡同，南至盔甲厂胡同，东与柳罐胡同相通，西与老钱局胡同、丰收胡同、东绶禄胡同、抽屉胡同相通，八十年代末开辟北京站东街，把大羊毛胡同分为南北二截，全长349米，宽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