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显赫，地下躲战乱
我已经很老了，老到记不清很多事情。不过你若想听国博的故事，问我就算问对了。
1939年3月的一天，河南“西北岗”的一些村民把我从土里弄了出来，我这一觉就睡了两千多年。拉起一个体重800多公斤的胖子，他们很是费了一些力气。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很重要。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后来我听说，《富春山居图》的主人吴洪裕就是因为太爱它而险些毁了它。然而我毕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早在我出土之前，国家博物馆的建设计划已经初具雏形(1912年7月，民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而那将是我最终的归宿。
“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下令北平各文物保管单位将重要文物南迁。我则被当地老百姓重新深埋起来。听青铜器专家杜廼松说，“后来实在躲不过去，当地老百姓就用了其他小一点的鼎代替，交到日本人那儿”。
抗战结束以后，1946年7月，政府派兵再次将我挖了出来，安放在“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同年10月六十大寿之际，我被运送到了南京，住进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老蒋跑路，大鼎带不动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展，南京国民政府准备逃往台湾，要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地文物精品带走。我不得不与一些朋友道别，其中就包括毛公鼎。
出生于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比我年轻，它没有我块头大，但因为出土时极为完整(我出土时有一只耳朵不见了)，肚子里的铭文也是最多的，而被视为稀世珍宝。1920年，美、日列强商贾都垂涎于它，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知道了这个消息，与其他两人筹资3万元，将它从道胜银行赎了过来，藏进上海的寓所“懿园”。抗战爆发后，苏皖一带很快就被日本人所占领，日本宪兵队到处搜寻它的下落，闹得鸡犬不宁。
话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挑选赴台文物的时候，也很想带上我，只是我太胖、太重了。时间紧迫，他们便选了瘦一些的毛公鼎。后来杜廼松这么感慨：“时间来得及的话肯定是要被运走的，幸亏没有被运走。”你看，这就是身为胖子的好处。总之我留在了南京，后来又入藏了南京博物院。
历史博物馆来了“四宝”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大楼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落成，成为我国最高历史文化殿堂。就在这一年，我被调拨过来，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四羊方尊胜利会师。
大盂鼎与我一样经历了辗转奔波。它曾被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收藏，1937年苏州沦陷后，潘家后人将大盂鼎深埋保存。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潘祖荫的孙媳将鼎捐了出来。
大盂鼎和我都算走运，谈到那场战争，四羊方尊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它曾被炸成二十多块。1952年，湖南文物工作者花了两个多月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虢季子白盘在清末即与毛公鼎和大盂鼎齐名，新中国成立后被大藏家刘铭传后人捐献给国家。这位仁兄体量惊人，号称“盘王”——唉，不是楼盘的盘啦，学者们猜测，它是一个盛冰的大盘，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大澡盆。
196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向社会开放，分别展出“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国家宝藏的格局已渐趋形成。
犀尊、“南巡图”前来报到
我们四兄弟一来，这里自然成为青铜器重镇，其他各类文物也纷纷加盟。
出土文物的发掘补充依然是个重要途径。1963年，一个陕西村民挖出了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辗转上交到国家文物局。铜犀尊和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利簋最终都与我相见。
1988年至1991年间，通过接受捐赠、文物商店价拨、私人收藏者手中征购等方式来到我身边的，还有元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卷、宋拓《道国法师碑》拓本等。1989年6月，为迎接建国40周年的到来，红山玉龙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200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征集到青铜器、金器、石刻、陶器、书画、钱币等各类文物140余件(组)。我就是在这时遇到了纸本设色《乾隆南巡图》的。它来自一个没落的大家族。起初，一个清代画家为乾隆皇帝绘制了十二卷的绢本，随后又创作了一套纸本的。后来绢本散落各处(目前已知第九卷、第十二卷藏于故宫博物院，第四卷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纸本设色的《乾隆南巡图》，也就是我这位小老弟则完整地来到了“国家宝藏”。
称雄新国博二号中央大厅
进入21世纪后，我所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便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国博改扩建计划开始实施，馆藏文物也不断充实。国家成立了“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资金”，成功征集了商代青铜重器“子龙鼎”和宋代木雕观音等四件珍贵文物。
同为商代青铜重器的“子龙鼎”最早公开亮相是在2004年日本大阪的一场私人文物收藏展览上，与我恰恰形成“一圆一方”。宋代木雕观音像则是上世纪辗转流失美国，后被著名收藏家、美籍华人陈哲敬购得。
如今，国博二号中央大厅内，我、大盂鼎、子龙鼎站在最中间，宋代木雕观音像则位于我们西侧。细心的观众还能发现，此时我的名字也已经从课本上误读多年的“司母戊鼎”改为“后母戊鼎”。
知识点击
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百年国博历史沿革
1912年7月9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以国子监为馆址。1918年以端门至午门的原建筑为馆址。
1926年10月1日，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1949年10月，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
1950年3月，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设址在北海团城，不久迁入故宫西华门武英殿。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1958年10月，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修建新馆，1959年10月建成为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1959年10月1日，“中国通史陈列”在新馆公开预展。
1969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983年初，分设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2003年2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基础上正式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7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正式动工。
1、常熟理工学院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继往开来、革故鼎新，逐步完成了自身的多重转型，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
2、最后，在这里，我祝各国能够革故鼎新。
3、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传统的生产经营、社会管理、消费方式等诸多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要求。
4、我们必须革故鼎新，从头开始。
5、1840-1901年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的历史逻辑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的危机是空前和全面的整体性危机，非本土运动所能自救，最终不得不进行全面的革故鼎新，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替代之。
6、第三，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联合国与时俱进，革故鼎新。
7、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
8、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
9、数字化传媒的革故鼎新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学世纪转型的强大引擎。
10、为革故鼎新，我们既要对其进行深刻检讨和不断改造，还要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进行长期努力。
11、由于市场参与主体利益的显性化，资本市场运行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依赖股权分置为基础的监管理念、监管模式、监管法规、监管对象、监管手段，需要革故鼎新。
嵩岱千岑，登麓基于初步。沧瀛万叠，鼓樨始于轻澜。鹤羽舞翩跹，漫指南山松柏。虬车游漭浃，争夸北海楼台。揭箕斗以挹浆玉门馐枣，掇枸拽而献祝琼岛贻瓜。戊辰书于京寓，寄祝智钟二兄先生六十荣寿。
省压弟王鼎
此幅作品师颜鲁公而以欹侧取势，用笔圆厚内敛，沉实稳健。
诗的开头便勾画了凌泰山而观沧海的宏大气象，表现了王黯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的人格。接着作者又以鹤舞、南山松柏、虬车、北海楼台、玉门馐枣、琼岛贻瓜等寄托着中国人美好祝愿的仙物、极品，献于智钟先生，充分表达了对智钟先生的良好祝愿。戊辰为1808年，时年王鼎41岁。智钟其人今不可考，但根据“于京寓寄祝智钟二兄先生”来看，智钟先生不在京城，且长王鼎19岁。省匡是王鼎的字。该诗既能反映两人深厚的友谊，也能让我们感到王鼎当时怡然自得、意气风发的心境。
王鼎(1768～1842年)，字定九，号省匿，陕西蒲城人。少时家贫，然能发奋读书。嘉庆元年(1796年)中二甲第三名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被指定参加乾隆朝编年《高宗实录》。后历任吏、户、礼、刑、工部侍郎、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左都御使、军机大臣兼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要职，在当时“力持朝纲”，是道光皇帝“赞襄依赖”的重臣名相。且工书画。
道光朝，国家危机已现，王鼎和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革新派人物为稳定局势，促进生产，改善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为了发展义学，王鼎还经常捐资助学，给贫寒子弟以扶持。道光七年(1827年)，新疆张格尔叛乱，在朝廷平息叛乱期间，王鼎积极出谋划策，从军需和财政补给方面积极支持了这场平叛战争。
王鼎是林则徐的良师挚友，林则徐常以师礼待之。1811年，27岁的林则徐参加会试，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年，43岁的王鼎已住翰林院供职多年，任侍读学士，二人开始相识。1816年，林则徐被钦点为江西乡试副主考，恰王鼎时任江西学政。同时，王鼎的族弟谦还是林则徐的故交，谦曾在林则徐的家乡福建侯官县任知县，当时与在籍守制的林则徐多有诗作唱和。1837年，王鼎七十人寿时，林则徐敬献一首题为“蒲城于定九协揆匕十寿》的贺诗，誉王鼎为“四十年来中外望，济时真作巨川舟”。1838年，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可以说，林则徐能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而赴广东禁烟，这与作为军机大臣的王鼎的保荐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前，王鼎与林则徐均力主禁烟，战争爆发后，他们又都反列向英国妥协，力主抗战。王鼎、林则徐与邓廷帧等人与弛禁派、主和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战事失利，林则徐被革职。1841年，林则徐以四品衔赴浙江军营。同年6月，林则徐又被革职发配新疆伊犁。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强烈不满也影响到了王鼎。1841年7月，开封黄河决口，淹没附近6府10余县，道光帝命王鼎前往河南督办河工。当时王鼎已经74岁高龄，背上还生着疖疮，显然这是对王鼎的警告，因为王鼎一直在道光帝面前保荐林则徐。即使这样，他还是不顾自己的安危，向道光帝力请将已在造成途中的林则徐留住东河襄办河工。王鼎举荐林则徐治河，不仅因林则徐有冶河经验，可以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更重要的是希望给林则徐创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道光帝改变对林州徐的看法，重新启用林则徐。按常规，大工竣成之后，朝廷一定要论功行赏，所以王鼎对代林则徐乞恩“赎罪”比较乐观。黄河决口合龙后，王鼎向道光上奏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恳请让他将功补过，免戊伊犁，但未获准。对此王鼎心中甚为愤懑。王鼎哭送林则徐西戍伊犁，林则徐则呈诗二首以慰。
王鼎回京后，得知《南京条约》签订，他在朝上当着道光皇帝的面大骂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斥之为秦栓、严嵩，穆默然不与辩，上笑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牵裾，终不获仲其说”。王鼎绝望了，遂闭户自缢，遗疏日：“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林则徐在西戍途中得知王鼎辞世后，声泪俱下，作诗《哭故相王文恪公》。1842年底，林则徐到达伊犁。
由于王鼎是嘉庆、道光两朝元老，又与道光帝有师生之谊，王鼎的尸谏对道光帝肯定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和影响，这为以后道光帝重新启用林则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45年12月，林则徐在哈密接到道光帝谕旨，调其回京。1846年1月，在返京途中又接到道光帝的谕旨，命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带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直到新任陕甘总督布彦泰上任为止。林则徐遂抵达凉州，接署陕甘总督。4月，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陕西巡抚，但须暂留甘肃，协助布彦泰处理青海“番务”。8月，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12月，林则徐将巡抚印信交新任布政使杨以增护理，请假疗疾。此后两个多月中，他主要住在陕西蒲城县，一面治病，一面为王鼎服心丧。服心丧是古代对老师逝世后的一种悼念方式，即不着丧服守丧。林则徐到蒲城后，首先瞻仰王鼎故居“棚国府”及王鼎祠宇，拜望了王鼎的夫人孟太夫人，并到位于城西忽家村的王鼎墓去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