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家族企业；制度环境；标准无保留意见；银行贷款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7-0016-07
一、问题的提出
已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包括家族企业）受到较强的银行贷款融资约束。Fan，WongandZhang研究发现，中国的法律法规对待民营家族企业是不公正的，中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向民营家族企业提供贷款[1]。江伟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对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和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存在着差别贷款行为，民营家族上市公司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获得的银行贷款期限更短[2]。本文收集的数据显示：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平均数不足20%，远低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该财务指标值，表明民营家族企业银行贷款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StiglizeandWeiss的经典论文为民营家族企业贷款难现象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解释[3]。他们认为，在贷款市场上，商业银行的期望收益取决于贷款利率和借款人的还款概率，商业银行不仅关心利率水平，而且关心贷款的风险。如果贷款风险独立于利率水平，在资金需求大于供给时，通过提高利率，商业银行可以增加自身收益。但是，如果商业银行不能观察借款人的投资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将导致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产生逆向选择问题，或者诱使借款人选择更高风险的项目、产生道德风险问题。结果是，贷款利率的提高可能降低（而不是增加）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为此，商业银行宁愿选择在相对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拒绝一部分贷款需求，也不愿意选择在高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借款人的申请，信贷配给就出现了。信贷配给是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的，如果从借款企业的角度看，就是银行贷款难问题。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家族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使得民营家族企业成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主要对象，从而出现民营家族企业贷款难问题。
沿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思路，在会计研究领域，有较多学者研究会计信息披露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孙铮、李增泉、王景斌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会计信息都对公司贷款行为具有显著影响[4]。饶艳超、胡奕明研究发现，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会计信息非常重视，银行债务契约中许多限制性条款是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5]。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本文不赘述。
审计意见作为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也受到学者的关注。EstesandReimer向200多位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无保留意见和违背GAAP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做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对贷款主管的“最高贷款额”的决策并无显著的影响[6]。Firth同样采用实验研究法，发现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对贷款有显著影响。具体研究结论是：（1）无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2）违背GAAP保留意见相对于持续经营和资产计价两种保留意见，也可以提高公司的“最高贷款额”[7]。国内杨臻黛、李若山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之于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更低[8]。王少飞、孙挣、张旭采用现金――现金流量敏感性为融资约束的变量，对审计融资契约有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审计意见对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为显著[9]。
不难看出，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不论是理论研究上还是经验研究上，均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这里存在着信号传递理论与披露制约理论之间的论争。信号传递理论认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信号显示效应，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能够作为一种可信的承诺，向商业银行传递信号，增强其财务报表的可信性，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但是，披露制约理论认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披露制约效应，被审企业为了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可能披露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这样反而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笔者认为，要研究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应该结合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来考察，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为此，本文以2005―2009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制度环境、审计意见以及这二者的交乘项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发现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法制环境较好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它又具有信号显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一）法制环境、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
从法制执行层面上讲，中国各地区的法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地区，法制得到了比较好的尊重和比较严格的执行；但是，有的地区，人们的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权”现象。在“软政权”中，法律、制度都是一种软约束，都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可以执行、没有好处时可以不执行，有“关系”时可以执行、没有“关系”时可以不执行[10]。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法制环境较好，对投资者的产权保护程度比较高[11]。
在投资者产权保护比较好的法制环境下，企业产权得到尊重与保护，而产权是信誉的基础，这样企业就会比较重视企业信誉，对高质量的审计有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清洁审计意见），可以向商业银行传递一个正面信号，即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是高质量的，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统称非清洁审计意见），亦可向商业银行传递一个信号，只不过这是一个负面信号，对企业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将产生不利影响。
在投资者产权保护比较差的法制环境下，企业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企业只有种草的积极性，没有种树的积极性”，不会重视企业信誉，自然也不会有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减弱，披露制约效应起主导作用。相对于清洁审计意见，非清洁审计意见意味着企业更少披露负面信息，披露制约效应相对减弱，反而有利于企业维护良好的银企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法制环境与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交互影响见表1。
为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披露制约效应，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反之，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二）金融市场化水平、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
金融市场是实现货币借贷和资本融通、办理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交易活动的总称，是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银行借贷资金市场为主要构成部分的一个系统。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地区金融改革程度不同，导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不同。在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比较激烈、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就比较高。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研究结论是，中国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
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比较深入，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更多地考虑盈利目的而非政治目的。Diamond指出，在金融发达地区，商业银行能够有效地获得和传递借款企业的相关信息，能够有效地评价企业投资项目的质量，从而提高银行信贷资金利用效率[12]。在这种情况下，借款企业在相对较低程度上依赖“关系”以获得金融资源，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起主导作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向商业银行传递了正面信号，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向商业银行传递了负面信号，不利于企业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各商业银行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态势。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更多地考虑政治目的而非盈利目的，而政治贷款主要依靠“关系”才能获得。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减弱，披露制约效应起主导作用。相对于清洁审计意见，非清洁审计意见意味着企业更少披露负面信息，反而有利于企业维护“关系”，从而有利于获得银行贷款。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交互影响见表2。
为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披露制约效应，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反之，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三）政府干预程度、审计意见与银行贷款
在制度环境的几个因素中，政府干预这个因素最为复杂，因为政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团体，很难用一种理论去解释它。“无为之手”理论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应该是一只无为的手，除了提供国防、治安、法律、制度规范这些公共物品外，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帮助之手”理论认为，政府是善意的，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其目标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干预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手段。“掠夺之手”（grabbinghand）理论认为，政府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一个组织，政府官员不会真正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反，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权力越大，政府干预强度越大，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越严重。
诺斯悖论也指出，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它具有规模效益，国家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为了满足保护个人权利和节约交易费用之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国家权力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而且其扩张总是伴随着侵蚀个人权利来进行的。在国家的侵权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诺斯悖论其实就是对政府的“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的一种权衡。
不论政府是“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只要政府强力介入经济生活，审计意见的信号显示效应就无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审计意见的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可能促使企业披露更多的对企业不利的信息，唤起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意味着被审企业可以较少披露对企业自身不利的信息，反而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缓解贷款融资约束。政府干预程度与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交互影响见表3。
为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在政府干预程度比较强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披露制约效应，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反之，在政府干预程度比较弱的地区，上市家族企业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积极的信号显示效应，一定程度上抵减了披露制约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因变量。因变量为银行贷款比例（Leverage），银行贷款比例=（年初全部银行借款+年末全部银行借款）/（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
2.解释变量。（1）市场环境（Environment），分别由以下三个变量构成，法制制度环境指数Lawindex。其数值来源于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0）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数值①；金融市场化水平指数Financeindex，数值同样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标数值②；政府干预指数Govindex，其数值同样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标数值③。（2）审计意见（Audit），本变量为二分变量，当上市家族企业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Audit取值为1，反之，当上市家族企业获得除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审计意见（统称为非清洁审计意见）时，Audit取值为0。（3）市场环境与审计意见交乘项（Denvironment*Audit），用来检验不同市场环境下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
3.控制变量。（1）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用来控制行业因素对银行贷款比例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公司所处行业不同，其银行贷款比例会存在差别。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除去金融行业后，行业为21类，以农业类上市公司为参照系，设置20个行业控制变量。（2）年份虚拟变量（Year），用来控制宏观经济对银行贷款比例的可能影响。在经济比较景气的年份，上市公司受到的银行贷款约束往往较低；反之，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上市公司受到的银行贷款约束往往较强。本文选取样本的时间是2005―2009年共5个年度，以2005年为参照系，因此有4个年度虚拟变量，各变量定义见表4。
（二）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以上三个研究假设，本文构造如下回归方程：
上述模型的设计原理是：市场环境较差（法制环境较差、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干预较强）条件下，审计意见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由系数“α2”来捕捉；而市场环境较好条件下，审计意见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由系数“α2+α3”来衡量。
四、实证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样本选取
以2005―2009年所有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全部样本取自国泰安《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2010）》。根据研究目标，对初选样本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
第一步，根据“实际控制人类型”字段，保留实际控制人是“自然人或家族”的样本，剔除实际控制人是“国家控制”、“员工持股或工会”、“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公众持股”、“其他”的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自然人之间非血亲或姻亲的样本。个别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公司，自然人人数较多，相互之间没有血亲或姻亲关系，不符合家族企业的涵义，故剔除掉，这样就可以将上市家族企业与一般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
第二步，根据“上市日期”字段，剔除2000年及以前上市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旧的《证券法》不允许自然人直接持股比例超过0.5%，这项制度安排使得2000年及以前上市的家族企业被迫采取非家族企业的形式。
第三步，根据“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字段，剔除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不足10%的样本。控制权又称表决权，该数据控制权的计算采用LaPorta，Lopez-de-Salinas，Shleifer[13]和Claessens，DjankovandLang[14]的计算方法，即为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链或若干股权关系链中最弱的一层或最弱的一层的总和。
第四步，剔除ST、S*ST样本、金融行业的样本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还采用Winsorize方法，将1%以下和99%以上的数值分别替代为1%和99%的取值，以剔除极端值对计量分析的影响。这种处理方法与谭劲松、陈艳艳、谭燕等文献的处理方法一致[15]。最后得到731个样本，其中：2005年70个，2006年92个，2007年149个，2008年174个，2009年246个。
（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5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银行贷款比例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0.19、0.18，审计意见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0.96、1，三个计量市场环境指标的均值与中位数分别是9.37、9.07，9.67、9.97，9.42、10.02，这些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比较接近，表明变量的数值分布基本上呈正态分布。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就法制环境、审计意见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而言：（1）法制环境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法制环境越好，上市家族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一般而言，从理论上讲，法制环境越好，对投资者的产权保护程度就越高，可以刺激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显然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家族企业是一个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的结合体[16]，在家族企业中既有正式的契约治理，又有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法制环境改善，有利于正式契约治理，但不利于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只要法制环境作用于正式契约治理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没有超过法制环境作用于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法制环境提升的好处就没有从总体上显现出来，从而表现出法制环境越好，家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越难这一现象。（2）审计意见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上市家族企业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不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3）法制环境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表明在较好的法制环境下，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减其披露制约效应，研究假设一得到验证。
2.就金融市场化水平、审计意见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而言：（1）金融市场化在1%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上市家族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从理论上讲，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越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可是，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金融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家族企业的正式契约治理，但不利于其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只要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正式契约治理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没有超过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所产生的边际成本，金融市场化水平提升的好处就无法从总体上显现出来，从而表现出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家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越难。（2）审计意见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负相关，表明上市家族企业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并不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3）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银行贷款正相关，表明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减其披露制约效应，研究假设二得到验证。
3.就政府干预、审计意见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影响而言：（1）政府干预与家族企业银行贷款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关系，政府表现为一只“无为之手”。（2）审计意见以及政府干预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对家族企业银行贷款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在政府干预下，审计意见无足轻重，研究假设三没有得到验证。
（四）进一步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家族企业的银行贷款进行了重新定义，分别定义为短期银行贷款比例与长期银行贷款比例。短期银行贷款（Sbank）=（年初短期银行借款+年末短期银行借款）/（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可以看出，当因变量为短期银行借款时，尽管相关变量的系数值有所改变，但没有改变正负号，相应的t值有所改变，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或提升④，因此，研究结论不变。
长期银行贷款（Lbank）=（年初长期银行借款+年末长期银行借款）/（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当因变量为长期银行借款时，市场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审计意见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对长期银行贷款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不适用于长期银行贷款。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结合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研究了制度环境、审计意见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对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
1.法制环境、金融市场化水平与企业银行贷款显著负相关，表明上市家族企业所在地区法制环境越好，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家族企业的银行贷款反而越低。一般认为，法制环境越好，意味着投资者产权保护程度越高，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商业银行与借款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这些都应该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实证研究与理论悖论的原因是：家族企业是一个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的结合体，在家族企业中既有正式的契约治理又有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法制环境改善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有利于正式契约治理，但不利于非正式的关系治理，只要法制环境或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正式契约治理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没有超过法制环境或金融市场化水平作用于非正式契约的关系治理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法制环境与金融市场化提升的好处就没有从总体上显现出来，从而表现出法制环境与金融市场化银行贷款悖论。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家族企业银行贷款没有显著影响，在这方面政府表现为“无为之手”。
2.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法制环境与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积极信号显示效应处于附属地位，披露制约效应处于主导地位，即无保留审计意见促使企业披露更多对企业自身不利的信息，从而不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3.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积极信号显示效应，部分抵减了其披露制约效应。
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主要对企业短期银行贷款产生影响，对长期贷款不构成影响，即商业银行在长期贷款授信时不关注借款企业的审计意见类型。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法制环境的改善或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家族企业的积极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审计意见只有在较好的法制环境或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环境下，才有一定的信号显示效应。这为政府有关部门完善上市家族企业会计信息监管法规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完善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保护家族企业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注释：
①他们利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将“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四个指标综合而成，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地区法制水平较高。
②他们利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将“金融业的竞争”、“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两个指标综合而成，数值越大，表明该公司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
③他们利用多元统计主成分分析法将“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缩小政府规模”五个指标综合而成，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较低。
④法制环境以及法制环境与审计意见交乘项由原来的5%水平上显著变为现在的1%水平上显著，金融市场化水平与审计意见的交乘项由原来的5%水平上显著变为现在的1%水平上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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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司风险而言，Simunic(1980)指出，对于高风险企业，由于执行审计的成本较高及面临诉讼的可能性较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因此，审计收费存在一个风险溢价(李爽和吴溪，2004)。然而，经验证据上，关于公司风险是否与审计费用相关联，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Francis，1984;GulandTsui，1998;Seetharamanetal．，2002;朱小平和余谦，2004;张继勋等，2005)。而且，已有文献都忽略了考察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时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我们研究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首先，作为一个波及面甚广的事件，金融危机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由于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经营风险骤然增加，由此便利了我们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考察。其次，因危机的不可预知性，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费用的调整应是针对经营风险变化后的反应，由此提供了近乎自然实验的研究环境，克服了以往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最后，鉴于危机影响在不同公司中的差异，我们可以对不同行业、性质和事务所审计公司的风险溢价进行比较，以此增进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如下。首先，尽管公司风险被认为是审计收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结论尚不明晰，本文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进行了检验，深化了我们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其次，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的考察也为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有助于增进了解此次危机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第三，我们的研究表明，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进而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对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作用就是一个具体表现。最后，本文就方法论而言也具引申意义，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外生冲击，企业经营行为的调整应是基于这一外生事件的反应，由此避免了相关分析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第三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我们在第四部分介绍了样本、变量和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报告了公司风险与审计费用间关系检验的结果;第六部分进一步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生成机理进行了探究;为验证本文研究结论，我们在第七部分进行了敏感性测试;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回顾
自Simunic(1980)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公司审计收费的决定引起了学者的好奇，大量文献对可能影响公司审计费用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讨论，归纳起来包括如下几方面。(1)客户规模。Simunic(1980)研究发现，被审计公司规模与审计收费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客户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2)资产结构。Firth(1985)考察证实，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存货影响了审计收费。(3)业务复杂性。Francis(1984)分析表明，客户子公司数目与审计收费相关联。(4)审计意见。有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也是影响公司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Simunic，1980)。(5)会计师事务所特征。DeFondetal．(2000)研究显示，公司审计收费还受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声誉的作用。(6)治理结构。最后，公司治理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如审计委员会特征等(Abbottetal．，2003)。就公司风险而言，尽管理论上其构成公司审计费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的实证结论尚不一致。如，Simunic(1980)研究发现，随着客户经营风险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提高。GulandTsui(1998)分析显示，以自由现金流衡量的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但Francis(1984)考察指出，公司经营风险对审计收费不具解释力。Seetharamanetal．(2002)也分析认为，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与审计收费无关。我国学者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张继勋等(2005)研究发现，随着公司对外担保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表明公司风险对审计收费有正影响。以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刘继红和周仁俊(2007)分析发现，单一客户集中度、资产敏感性缺口、资本利润率及资本充足率等风险指标与公司审计收费正相关。然而，不同与上述结论，刘斌等(2003)、朱小平和余谦(2004)研究显示，不论是以公司负债还是经营业绩作为风险的度量，其对公司审计收费都不具解释力。由上看出，关于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现有结论尚不明晰，国内外研究都存在互为矛盾的研究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都未对分析中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加以考虑，由此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
三、假说发展
金融危机下，因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的经营风险徒然增加，如销售下降、存货积压和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等，在此情况下，企业永续经营的会计假设受到更多质疑。与此同时，因企业业绩下滑，为获取高额报酬及达到分析师盈利预期，公司管理者“粉饰”会计报表的动机增强，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为避免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将执行更多审计程序和扩大审计范围，审计收费提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下，由于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陷入破产境地的概率增大，而且，当公司又具较高会计舞弊动机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面临较大诉讼风险，审计收费要求的风险补偿相应提高。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1。研究假说1:金融危机下，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审计收费将提高。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面甚广，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但不同行业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此次危机源自美国，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前景渐趋黯淡，失业率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减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品需求逐渐下降。因此，危机对我国出口型企业影响较大。金融危机下，当出口型企业因出口受阻而业绩下滑时，基于获取高额报酬及满足分析师盈利预期动机，管理者操纵会计盈余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受危机影响，出口企业破产的概率也更高，审计的诉讼风险增加。因此，对于危机下的出口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将提高审计强度及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审计收费更高，由此我们得到研究假说2。研究假说2:相比非出口型企业，金融危机下出口型企业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更明显。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有公司占据上市公司的大多数。Kornai(1988)指出，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出于避免失业及维护社会安定的考虑，国有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更可能得到政府救助。由于政府救助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事后遭受诉讼的可能，相应的，要求的审计风险补偿降低，公司审计费用将下降。由此，我们预期，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的审计收费并不随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此为本文的研究假说3。研究假说3:相比民营公司，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较不明显。最后，我们讨论会计师事务所类型对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常被喻为高质量审计的代名词。因此，当危机下公司经营风险提高时，为降低审计风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执行更严格的审计程序，要求的诉讼风险补偿也更高，由此将提高公司审计收费。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际“四大”是否一定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审计，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由于受到特殊的政治礼遇及拥有强大的公关能力①，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面临比国内所更低的法律风险，而且，因国有股“一股独大”、股票发行的政府管制及对中小股东权益的弱保护，我国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因此，国际“四大”在中国资本市场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较弱(刘峰和周福源，2007)。基于此，关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我们在此不做预测，而是通过后面的实证检验加以分析。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
2008年金融危机发端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随后迅速波及其他国家，我国经济受其影响也在2008年出现下滑。因此，我们以2008年上市公司的全体为研究样本。同时，为分离出金融危机影响这一外生冲击，我们也将2007年经济平稳时期的上市公司纳入样本。最后，考虑到上市当年审计费用通常较高，我们剔除了IPO两年之内的公司样本。
(二)数据
本文用到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数据取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发的《CCER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公司开发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最后，企业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三)模型
为考察金融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我们构造了如下模型，Fee_log=a0+a1ROA+a2Crisis+a3ROA×Crisis+a4Size+a5Lev+a6Liquidity+a7Diversify+a8Big4+a9Age+∑Industry+∑Region+ε(1)其中，Fee_log是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且以年度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调整;参照现有文献(Simunic，1980;Francis，1984)，我们以经营业绩作为公司风险的度量，等于公司总资产收益率(ROA);Crisis是金融危机变量，若经营年度为2008年，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公司负债率(Lev)，为公司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结构(Liquidity)，等于公司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业务复杂性(Diversify)，以公司经营的业务数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特征(Big4)，若审计上市公司的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上市年限(Age);最后，Industry和Region分别是行业和地区哑变量。
五、回归检验
(一)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上述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1的第(1)、(2)栏。其中显示，金融危机变量Crisis的系数为0.0501，在1%的水平显著，初步表明，由于危机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然而，由于Crisis是一个年度变量，可能包含了公司风险之外的其他因素，因此，我们进一步通过交叉项ROA×Crisis来考察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结果显示，ROA×Crisis的系数为－0.3422，在5%的水平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当危机下公司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时，因执行审计的固有成本和风险成本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公司审计收费存在风险溢价。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规模越大、负债越多、业务越复杂及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审计费用越高;流动资产占比越多的公司，审计费用更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更高。(二)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的比较为比较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在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中的差异，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各行业总产值中出口所占的比重，然后以行业中值将上市公司分为出口和非出口型企业，在此基础上分别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表2的第(1)、(2)栏报告了相关结果。其中，观测值有所减少是因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涵盖工业企业，所以回归仅纳入工业类上市公司。我们看到，对于出口型企业，公司风险与金融危机变量的相乘项ROA×Crisis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对于非出口型企业，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一步的，我们又比较了两回归的交叉项系数，F检验的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显著，由此表明，危机下出口型企业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显著异于非出口型企业。回归结果说明，金融危机对出口型企业的影响较大，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审计收费增加显著;相反，非出口型企业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现象较不明显。(三)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比较我们又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具体地，我们按公司最终控制人是否为政府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公司两组，然后分别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2的第(3)和(4)栏。其中显示，在国有公司一组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对于民营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且，两交叉项系数比较的F检验也在10%水平显著。回归结果说明，由于政府的隐形担保，当国有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政府更可能出手救助，由此减弱了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的相关性，表现出不明显的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然而，对于民营企业，因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较低，危机下公司审计费用随着经营风险的提高而显著增加。(四)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比较最后，我们比较了危机下“四大”和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我们按上市公司的审计师是否为国际“四大”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得到表2第(5)和(6)栏的回归结果。其中显示，对于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对于非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交叉项ROA×Crisis的系数为－0.3042，在5%的水平显著。为进一步比较两交叉项的差异，我们进行了F检验，结果显示不显著。回归结果证实，金融危机下审计收费的风险溢价主要存在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
六、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前文论述，当公司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范围和程序扩大，且事后遭受诉讼的可能性增加，由此提高了公司的审计收费。基于此，我们下面从审计时间和对诉讼风险的关注角度考察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产生。
(一)审计时间
为检验会计师事务所因公司面临较高风险而执行了更多审计程序，我们构造了如下回归方程，Time=b0+b1ROA+b2Size+b3Lev+b4Liquidity+b5Diversify+b6Age+∑Industry+ε(2)其中，Time是审计时间变量，由于上市公司没有披露审计周期数据，我们以资产负债表日与审计报告日间的时间跨度(天)作为一个替代，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述一致。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数据，表3的第(1)、(2)栏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其中显示，公司风险变量ROA的系数为－21.1720，在1%的水平显著，表明，随着公司经营不确定性的提高，为降低审计失败的风险，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程序和范围增加，由此拉长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期间。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对于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给予了更多审计投入。
(二)对诉讼风险的关注
根据前文的分析，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对事后诉讼有着更高的预期。为对此予以考察，我们构造了如下回归模型，Opinion=c0+c1ROA+c2Size+c3Lev+c4Liquidity+c5Diversify+c6Age+∑Industry+ε(3)上式中，Opinion是审计意见变量，若公司得到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其他变量的定义与前一致。利用2008年公司数据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3第(3)、(4)栏。其中显示，公司风险变量ROA的系数为－0.9034，在5%的水平显著，表明，高风险公司更易得到非标审计意见。回归结果证实，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高风险公司有着更高的诉讼预期，为降低审计风险而更可能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其他变量的回归显示，规模越大、流动资产比重越高的公司更易得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但负债越多、上市年限越长的公司得到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提高。
七、敏感性测试
(一)危机影响的滞后性
考虑到金融危机对公司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我们也以2009年作为危机考察期，采用2007和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对上述模型(1)重新进行了回归，相关结果见表1的第(3)、(4)栏。其中显示，交叉项ROA×Crisis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即使考虑了金融危机影响的滞后性，仍有证据显示，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因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公司审计费用存在风险溢价。
(二)审计费用随时间增长
关键词：上市民营企业；控制权；现金流权；外部审计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163-02
引言
1932年，Berle和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提出了现代公司所有权分散以及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问题，认为公司的所有权大多分散在小股东之间，而控制权则掌握在管理者手中，因而造成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现象。基于此，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理论。
Bebchuk等（1999）的模型说明，当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时，控制性大股东有更强的动机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利润从而攫取控制权私利。经验研究中，Claessens等（2002）对东南亚9国的研究发现，公司价值与大股东的现金流权正相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负相关。他们将正相关关系解释为大股东现金流权的“利益趋同效应”，将这种负相关关系解释为大股东侵占小股东的证据，即“利益侵占效应”。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机制，对外部监督机制――外部审计应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的有效作用、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都能有效地控制大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占。上市公司的表现是否体现了理论分析结果，笔者针对2006―2008年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研究背景以及假说提出
（一）文献回顾
理论认为，审计需求产生于关系，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时也决定了不同的审计需求。与英美等发达国家不同，东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产权保护程度较弱，问题与外部独立审计的作用也不同，这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Chow（1982）首先运用成本理论分析了公司成本对审计需求的影响，他通过与成本相关的公司特征指标，例如管理层持股比例、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的等研究了成本如何影响公司接受外部审计的可能性；Francis（1988）研究了公司成本的变化对审计需求的影响，验证了成本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关联。
虽然西方学者对于成本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他们所依据的样本是较发达的资本市场，股权较为分散。而我国的市场特征则明显不同。李树华（2000）通过对我国IPO公司的外部审计选择的行为研究，发现资产规模大、有外资股的公司倾向于聘请我国的“十大”审计事务所；孙铮和曹宇（2004）考察了我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对管理者选择审计师的影响，发现境外法人股和境外个人股促使管理者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国有股、法人股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比较小；李明辉（2006）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系。关于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对审计师影响的研究则比较少。王鹏与周黎安（2006）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通过分析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研究表明控股股东产生的成本越严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高的“四大”。
从国内外关于成本与外部审计选择行为关系的研究看，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甚至有相冲突的结论，因此关于这个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文主要是通过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研究成本对外部审计的影响。
（二）研究假说
从现代产权理论到Watts与Zimmerman都认为，公司是由一系列合约构成的经济体，即契约理论。公司的股东同时拥有控制权和现金流权。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其侵占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动机就越强；而现金流权是一种激励机制，如果现金流权越大，则股东的侵占动机就越小。
如果资本市场是成熟的，公司的股权相对集中于几个股东手中时，外部投资者会预期到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侵占，他们对公司价值的预期会降低，便会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那么大股东对公司利益侵占所带来的成本最终还是由自己完全承担。因此，大股东预期会有这种情况，便会采用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向市场传递一种信息，即其自愿约束自己的行为．完善的市场接受这种信息，外部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会提高，公司的价值随即将提高。大股东有自愿选择高质量审计的动机。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推理，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选择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大，民企越会聘请高质量的会计事务所。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
1.因变量：审计事务所质量――国内十大（big10）
本文沿用国内外文献中的做法，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给予会计事务所的综合排名（分别为2007，2008与2009年的排名），前十大事务所定义为国内十大，其余定义为国内非十大。
2.解释变量：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agency）
理论上一般按照现金流权（CashflowRights）与控制权（VotingRights）的比率来度量其分离程度，该比率最大值为1，此时，不存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该比率越小，则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大。为了便于理解回归结果，本文取agency=1-CR/VR代表分离程度。这样，agency越大，分离程度越大。
3.控制变量：参考国外相关研究的实证文献来选择控制变量
借鉴Ayersetal（2002），采用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负债水平（LEV，总负债/总资产）、盈利能力（ROA，总资产收益率）。
（二）样本选择
针对2006、2007、2008三个年度，本文选取三个样本各自回归，分别以2005年12月31日、2006年12月31日，以及2007年12月31日之前在沪深两市上市的所有A股民营公司作为样本选择范围。
（三）回归模型
采用多变量回归模型：
big10=α+β1*agency+β2SIZE+β3LEV+β4ROA+ε
（四）实证结果
三、结论
从表1、表2、表3中可以看出，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选择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说相符。大股东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的程度越高，公司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就越高。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
国内外的众多理论研究证明，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成本越大，公司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越高。本文通过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度度量此成本，结果表明：成本的高低与外部审计的选择并不存在显著关系。这说明，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主要是因为我国民营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其监督作用较差，因此不能替代外部监督机制。
由于本篇研究的样本取自民营上市公司，所以之后的研究可以拓展为研究国企。彼时，对于国家控股企业，我们用该上市企业属于中央政府控制还是地区政府控制及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水平进行度量（TJ，Xia，等，2008）。当国有上市公司处于市场化进程比较低，同时又受地方政府控制时，国有企业会因为受地方政府干预进行较多的向大股东企业利益输出行为。再结合国企的情况，可以进一步加强研究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王鹏，周黎安.中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选择及其治理效应[J].中国会计评论，2007，（2）.
[2]唐跃军，李维安，谢仍明.大股东制衡、信息不对称与外部审计约束[J].审计研究，2006，（6）.
[3]周中胜，陈汉文.大股东资金占用与外部审计监督[J].审计研究，2006，（11）.
[4]李明辉.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6，（7）.
[5]李明辉.成本与审计师选择行为研究综述[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1）.
[6]刘明辉，胡波.公司治理、成本与审计定价[J].会计研究，2006，（2）.
[7]肖作平.公司治理影响审计质量吗?[J].管理世界，2006，（7）.
关键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质量；解决措施
一、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1.未建立科学有效的审计体系，审计规划缺乏科学性和长远性
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管理体系与业务发展呈现不平衡态势，内部审计工作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内部结构过于简单，部门职责分工不明，审计制度不健全，审计工作监督面狭窄，缺乏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和考核制度以及一套规范的内部审计操作规程，审计方式单一且程式化，检查方法过于简单，发现问题浮于表面，缺乏综合分析与深入跟踪，很难达到根据风险找问题、根据管理找原因、根据机制提建议的审计效果，稽核审计成果难以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工作成效，审计体系及职能有待进一步强化完善。
2.日常审计方法单一，审计质量不高
受审计手段技能、工作方法、认识水平以及审计人员素质等主观原因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当前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不能快速找准工作的重点，现场审计偏重于业务检查，缺乏对隐性风险的识别与控制，导致审计质量不高，揭露问题的深度不够，处罚处理的力度不大，往往只是针对问题表象下结论，没有对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剖析，所得出的审计结论欠缺对风险的稽核审计评价，与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审计工作仍停留在“查错纠弊”的阶段，大大弱化了内部审计的职能，审计监督与业务经营需要还有距离，难以发挥内部审计为企业“增加价值和改善运营”的作用。
二、内部审计出现问题的原因
1.领导重视不够，质量考评机制不完善
近年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边改革边发展，以业绩作为评价企业的唯一标准，致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财务、信贷等业务部门的发展，以稽核审计为代表的内部风险控制部门被长期忽视，发展非常滞后，造成具有很大潜在风险，内部审计工作长期得不到发展。加之在审计过程中，对审计查处的问题和审计意见，未在被审计单位经营管理层得到有效传递，考核考评机制不健全，没有责成相关部门按照岗位职责抓好整改落实，并按照有关法规、制度的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人员配备不足，领导负责机制不健全
由于农村中小金融企业普遍存在网点多、人员少、岗位设置不合理等因素，审计人员配备不足，专业技能素质偏低，内部审计工作未能在企业的整个业务流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高管人员对内部审计工作认识肤浅，审计工作未引起领导充分重视，且内部审计的权属均未上划一级，人头经费和考核未由上级管理，没有从上向下考核，从工作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发挥内部审计工作的职能，且对查出的问题无法按照规章制度进行严厉处罚，给企业经营带来隐患，不利于业务经营和发展，内部审计工作的成效有待提高。
三、加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质量管理的措施
1.提高审计人员专业素质，建设专业化审计队伍
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必须配备具有专业技能的内部审计人员，对现有审计人员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机制，让审计人员多参加各种层次的培训，特别要让他们接受外部规范、系统的风险审计知识和业务知识的培训，形成分层次培训的有效制度，通过多种途径，尽快提高审计人员对风险识别、风险计量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审计人员的政治修养、理论修养、职业道德修养、业务技能修养、工作作风修养以及协调能力修养，促进审计人员的政策水平、风险管理能力和稽核审计技能的提高，让审计人员在风险管理理论、方法等方面做到与时俱进。
2.创新工作方法，规范审计检查行为
要积极转变审计工作方法，拓宽审计广度，延展审计深度，优化审计流程，强化审计追踪，提升审计质量，合理安排审计项目，明确目标和重点，提高项目计划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从审计调查、审计方案、审计实施、审计报告、审计整改等环节入手，加强计项目全过程质量控制，规范审计操作，确保审计项目质量，并通过优化审计流程、规范检查操作，加快审计模式转型，通过形式多样的手段和方法，加快审计制度建设步伐，充分发挥内审的职能作用，规范审计管理工作。
四、结论
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众多，其形式仍然不容乐观。在提出解决措施之后，怎样把措施落到实处成为工作的核心问题。望广大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领导者和内部审计人员都能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将存在问题各个击破，促使企业发展腾飞。
参考文献：
摘要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是现代绩效审计的一个部分，常见的审计形式是效果审计和管理审计，财政资金效益审议以效果审计为主导，在这一角度下，本篇文章就我国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意义、定义框架、审计步骤、审计的风险及其预防对策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关键词效益审计风险防范对策
在我国开展的财政资金效益审计，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基本理论体系来避免审计活动的盲目进行。本篇文章借鉴了外国的资金效益审计的经验和相关的理论，对我国的财政经济效益审计做出了研究。
一、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客观基础
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是绩效审计的客观基础，客观检查公共责任。（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是现代绩效审计的一部分，它的客观基础是检查公共责任。合规性审计和效益审计是现代政府审计检查公共责任的两种基本方法。检查公共责任是效益审计的客观基础。）公共资源责任的主要内容可以包括安全完整责任、保值增值责任、治理有效责任、预期目标责任和妥善报告责任等；作为对公共责任的检查，首先要检查信息生成的方式是否完善，传送的方式是否恰当，判断的标准是公认的记录、报告准则，因此政府审计要对信息系统和报告系统进行审计。公共责任的控制，这是政府各个部门或者是事业单位所管理的公共资源的安全保障、目标实现、有效管理以及是报告建立健全而有效的控制程序；评价系统是政府部门的内部或者是外部法定目标实现程序和资源的利用、对内部的控制加以有效的评价，反馈评价的结果进一步完善的体制。所以说现代政府审计和评价系统是通过效益审计（绩效审计）来实现的。
二、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定义框架
财政资金审计是政府绩效的一个部分，以下是对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框架的研究。
（一）审计主体
在我国政府的审计主体应该是以国家的审计机关主体，（本文所指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审计主体是国家审计机关），我国民间审计还是以“公允、合法、一贯”的目标，很难和效益审计结合相适应。（语句不通顺）
（二）审计客体
绩效审计的客体是“公营部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国外统称为公营机构）以及他们所治理、实施的财政预算支出项目）。但实际上各国开展审计效益包含两类审计对象，一是机构；二是项目。我国效益审计应该有两个客体：一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可以统称为机构，属于公共资源；二是预算支出的项目，包括专项资金的支出和投资支出等，这些项目进行审计时，被审计的单位是项目管理部门和实施的单位，预期目标是预算支出项目的法定目标和其它的目标。例如，对退耕还林项目进行审计时，这个项目的管理部门是国家计委、林业局和财政部，实施的单位是各省、市、县的林业部门等，项目预期的目标是人大国务院通过预算是拨款规定的指标。
（三）审计的目的和职能
财政审计的目的有两个层次：直接的目的是经济性、效益性和效果性；最终的目的是公共资源责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公共资源责任，这也是财政资金决策和使用的责任。审计的职能是以信息评价和信息反馈为主的，这是评价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管理和实施预算支出项目的活动，特别是使用和管理政府财政资金的经济性和效率性，信息评价结果反馈给人大和其他决策机构，包括了被审计单位的上级部门。人大和其他决策机构是审计结果的使用者，对政府效益审计的结果进一步的进行决策。
三、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程序
财政资金效益审计没有固定的程序，按照国外的惯例，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程序可分为以下的四个阶段（一）计划和立项。（二）确定审计机构项目效果及其评价体系。（三）收集和分析信息，预测指标，评价结果。（四）报告和传送审计的结果。
四、财政资金审计的重点和方法
（一）财政资金审计的重点
财政审计是检测政府绩效的主要任务，评估政府的绩效，是审核工作上满足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求。在公共财政的体制下。财政管理的重点是财政的支出，所以财政审计研究财政的公共支出，对公共支出的内同开展财政资金的审计。我国的财政公共支出主要包括公共预算拨款确保运行政策建设领域的支出，科教、卫生、文化事业等发展领域的支出，公益性的设施、能源、环保公共领域的支出。进而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政府转移和社保为主给军民的转移分配领域的支出。在财政资金效益的基础上，财政资金效益审计重点放在预算管理支出的审计上。
（二）财政资金审计的方法
财政审计的方法除了审阅、计算和分析的方法之外，还应该对申报立项审计和管理活动审计进行研究。审计人员依据情况断定审计的方法，把各种方法结合起来灵活的运用，确保自己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
1、申报立项审计2、管理活动的审计
五、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风险防范
财政效益审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可能是审计的结果和被审机构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也可能影响审计的主体和客体。审计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审计的机构和预定目标难以确定；2.审计程序和评价的体系不稳定；3.缺乏法律依据；4.收集信息资料的可靠。
总结：我国的财政资金效益审计体制还不够完善，审计的意识和观念不足，审计的范围小，重点不突出，审计的质量相对不高。只要我们转变观念，增强意识，扩大审计范围，完善方法和体制，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这样才能促进我国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