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环境文化管理;构建模式;环境伦理
一、前言
伴随着人们环境意识越来越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使得环境问题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环境问题的产生多事因人类的自然观和系统观造成，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环境问题，就应从人类的观念和行为上出发。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思想出发，寻求中国文化传统理论中的一些理论思想，构建起环境文化管理模式，以促进当前人们的生活、消费和发展方式，从而改善环境问题。下文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论思想展开分析，就如何构建环境文化管理模式展开具体的研究。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环境伦理思想的作用
1、“仁爱”凸显的环境管理基本关系
就中国传统来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体现了一个人的一生应做到首先孝顺父母，然后将这种仁爱扩大到爱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博爱，扩大到爱社会、爱国家以及爱护自然环境和天地万物。而我国传统学说，儒家学说也说到，要以“仁”找作为个人道德最基本、最普遍的原则，而应将其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充分发挥仁爱精神和情感，关注到自然万物中。要实现仁爱人民、爱护环境、保护自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思想对于环境文化管理存在一定的关系。一方面，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例如，当前全球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全球变暖问题，全球变暖不仅会导致全球岂会变暖，海平面上升，使得很多太平洋岛国和沿海地区沉没，严重的可能会危机到相关地区的人类生存和发展。而人都有仁慈之心，看到人类同胞正在受到侵害和苦难，都会有一定的仁爱之心，主动从自己的生活中改善生活作风、行为以及方式，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积极参与植树造林、提倡绿色文明出行等一系列的减缓全球变暖措施。这种仁爱的思想不仅有利于社会发展、家庭幸福、更有利于全球环境，为子孙万代的利益考虑。
2、“天人合一”体现的整体性思维
事实上，就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对于人和自然的想法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认为天与地、人和自然属于一个整体。在《庄子・齐物论》中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之本也”等理论思想;在《朱熹・朱子语类》中也有“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等语录。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质就是人类社会系统、经济技术系统以及自然系统的一个整体系统，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而言的。如果只顾及到经济技术的发展，而未得到自然环境无止境的资源消耗，势必会引起最终严重深刻的生存危机。
例如，地球的淡水资源以及石油资源已经逐渐呈现匮乏的情况，很多地区的石油和淡水资源甚至呈现出枯竭的情况，这不仅影响到了当前部分地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更严重危害到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仅如此，恶劣的环境和枯竭的资源还正在朝着越发严重的情况发展，这也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共同繁荣发展，更危机到了经济技术的持续发展。
3、“求同尚俭”突出的社会性思维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在《孟子・公孙丑下》一文中孟子就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理论，他认为人应“性善论”的思想生活，认为只有将人的先天本性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建立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构建。人在社会上生活必须要关注到衣食住行等方面，但通过这些基本需求要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物质供给系统，以把保障社会制度等。实施上，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和谐，社会的财富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通过不断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系统化的物质供给系统，并逐步扩大到全社会。
由此可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提倡“求同尚俭”的理论思想，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充分发挥团结合作的力量以促进进一步长足发展。合理的利用资源和自然能源，促进环境文化管理模式的构建，并充分发挥社会基础与物质基础，最终实现人类社会色和谐发展。
4、道德人格思想体现的永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人类社会自身的主体意识与修养，提倡人应努力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与事业理想，积极努力的参与到保护地球和生态环境的活动和责任担当中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人的精神需求重要性，强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就是说生命与道义不能兼得，舍生取义也变成了自觉的选择。而传统文化更强调求新求变，不仅要最求财富和资源的占有，更追求人生的只会和精神所得，最后更要以精神财富等方式流传后世。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追求良好的道德与修养，以汇聚成强大的道德约束力量并影响人类文明。
而建立这种合理化的社会文明氛围，有助于促进人们合理的消费观念养成，更能促进人们珍视资源，合理运用资源，以改善逐渐严重的环境问题。从根源上抑制环境问题产生，构建平稳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综合发展。
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实施策略
1、环境文化管理模式定义
所谓环境文化管理就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伦理思想与现代环境管理基本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紧急技术体系，促进人类自身行为的调整，以减少环境污染，重视保护自然资源，进而促进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经济技术的和谐稳定发展。事实上，人类社会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出“仁爱”“天人合一”“求同尚俭”的传统思想理论，利用已有的环境管理理念，逐步完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
2、阐释环境文化管理模式
由上文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观念，明确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既体现了自然对人类的包容，又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保护。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论思想更凸显出了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整体，是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总原则。这就需要我们将三大系统看成是一种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并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我们必须在经济开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以整体性出发，做好环境问题的预防，实施全过程的控制，以实现对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同尚俭”的理论思想指出，人类的行为改变是保护地球，实现可持续改变的基本路径和措施，而“崇尚道德”则支出，人类的行为改变更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事实上，这样的环境伦理思想与管理是有一定联系的，通过以制度为方针、发展理念等形式展现出来行为，通过创新科技与实施控制再作用于经济技术熊，并利用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人类生活习惯作用于生态系统，构建完善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
3、构建环境文化管理模式基础氛围
在实际的环境文化管理工作中，要实现高效的环境文化管理，我们应加强对其的宣传力度，争取将环境保护工作扩大到整个社会、人类共同担当的责任中来。就当前我国环境管理工作的情况来讲，尽管已经有很多优秀的理论与实践，但就大多数的理论和实践来讲，大多都缺乏深入社会的分析，没能影响到个人的生产消费和生活，因此，根本起不到预防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重视效果。因此，对于未来的环境文化管理工作，要构建完善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一方面应加强环境管理的有限性，以保证现有的社会工作效果的稳步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环境管理的理论观念普及和推广，从根本上缩小环境问题的覆盖面以及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应充分挖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思想，并将其应用到环境文化管理模式的构建中，以突出环境保护意识与节约资源能源意识，从根本上缓解问题。
4、环境文化管理模式的教育调控措施
就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思想道德培养的重视程度非常高。通过加强国家政体对社会观念的影响，在追求经济化的同时还要注重市场的理性化约束，既要保证刺激发展，又不能过于放松思想建设。正如孔子在其教育理论中支出的礼乐教化，强调的是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的积极影响，从而实现“仁而爱人”的广泛现象。所以，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应助力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人类生活消费、道德文化的影响。通过加强文化发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坚持四项原则，在保证稳步发展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共同发展。
四、结束语
总之，对于环境问题来讲，要实现完善的环境文化管理模式构建，应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充分运用传统文化中多种思想理论，包括“仁爱”“天人合一”“求同尚俭”以及“崇尚道德”等理论思想，并通过各种有效的影响措施，提升环境保护的意识，促进人类意识的提高以及行为的改善，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应的公共发展。（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千，花日茂.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建立环境文化管理模式[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20-24.
[2]陈华.环境友好型社会视阈下中国环境文化新体系的构建[D].长沙理工大学，2008.
[3]刘波.浅议环境文化建设之途径[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0，03：122-123+26.
[4]赵云龙.基于冲突―适应―合作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跨文化管理研究[D].天津大学，2012.
[5]王虎成.文化管理与战略管理互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02：69+60.
[6]邓美芹.中庸智慧与现代企业文化管理[D].山东师范大学，2013，21：331.
追求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的确立，是我们期待生态文明型社会“存在着或者能够实现一种有秩序、有效率和公平、正义的理想境界，并相信藉助于法的调整和规范，可以达到或接近于这种目标”。这种对法律理想的追求和对法律信念的坚守即是对法律的信仰。这种信仰会在法律制定、执行和司法过程中帮助人们做出与法律精神相符合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并在人们的价值判断或行为选择发生偏差时起到规制、矫正作用。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可以使公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增强其遵守和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内驱力。对立法者而言，生态文明意识与法律精神的沟通融合，或者说生态文明意识的法律性内化，会使其更加迫切地追求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立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对执法者和司法者而言，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会促使其在着眼于合法性的同时，自觉关注生态上的合理性，保证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的严格执行。这样在各方的合力下，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积极作用，推动环境正义的实现。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
1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一，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原则。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底线”，必须明确强调保护优先。当开发活动会损害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时，应以生态保护为重，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也要保障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完整与稳定。但不能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雷池半步，并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允许有人类活动，对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和性质没有不利影响的开发活动是可以进行的，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更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第二，预防与治理并重原则。“预防”是生态保护红线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质，也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治理”则是指如果红线区域划定时已经存在一定的生态破坏或者环境污染，那么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治理和恢复。环境具有整体性特征，如若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仅仅着眼于预防，忽视红线区域内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可能造成红线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甚至生态功能的丧失，使红线的划定失去意义。第三，科学规划，差异管理原则。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因此必须科学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对不同类型的红线区域采取差异化管理。围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思路是科学规划原则的重要体现，既避免了列举式标准面对地区差异时的不适应性，也避免了定义式标准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科学规划还应注重与已有保护区、地区规划的衔接，重视跨地区协调制度的设计。差异化管理应当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展开，体现“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第四，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原则。社会整体理性来源于个体理性的交流、融合与相互矫正，由此产生的理性共识是法律权威的根本源泉。公众参与是法律得以良好制定的基础，也是法律得以有效执行和维护的基础。如果排斥公众参与，即使最为巧妙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将沦为一纸空文。信息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只有当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时，才能真正理性和有效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之中。第五，权责明确，损害担责原则。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相对的，有责无权，责任履行将趋于懈怠；有权无责，则容易造成权利滥用。尤其对于行政机关，当政府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不力，甚至故意违反相关制度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权责明确，特别是打破部分政府官员“无为而治”、“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违法行为的积累，避免积重难返进入恶性循环，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切实推行。
2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修改与退出制度。划定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的基础，主要包括红线布局和范围确定两个方面。对于布局问题，应当首先厘清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在统筹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加以确定。而范围问题，则应着重考虑生态缓冲区的划定。稳定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应当对生态保护红线的修改与退出作严格限制。只有在确需修改或红线区域已彻底丧失生态服务功能时才能进行，且应由统一管理机关审批，并以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为原则。第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依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三种分类进行，明确了不同红线区域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差异，为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提供了依据。在分类划定的基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尤其是要制定严格的活动准入规则，对于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功能定位的活动，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建立健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限制审批制度。第三，生态保护红线的监测与监管制度。对红线区域生态状况的监管极其复杂，想要准确了解区域生态状况，必须动态掌握水、空气、土壤、生物等诸多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必须依赖于环境监测。环境监测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测结论的客观准确；环境监管也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管的切实有效；而监测是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当建立监测与监管紧密结合的独立监管平台，形成以技术为支撑、独立性为保障的监测与监管制度。第四，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怠于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申请信息公开困难重重的状况，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建立对政府信息公开不力的追责机制。对依法应当公开、依法申请公开而不公开的，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并依法代为公开。在此基础上，加强环保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保障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监管等过程参与的有效性，使公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对行政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第五，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追责制度。生态保护红线一旦划定，就不能任意触碰和僭越。越线者，无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互衔接的法律责任体系。尤其对于另外，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应当建立终生追责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真正起到“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警示作用。发挥环境标准在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支撑作用生态保护红线需要环境标准的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的复杂性。第一，不同于针对单一要素的红线制度，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估需要动态考虑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决定了“一刀切”式的环境标准很难适用于所有红线区域；更困难的是调整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保障不同红线区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总之，生态保护红线兼有要素的复杂性和区域的复杂性，构成了一张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相互交织的联系网络，形成了其复杂性的特点。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法律的强制力是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到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转化需借助环境标准完成。因为立法资源有限，法律、行政法规往往只对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授权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标准，作为具体明确判别合法与否的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在环境保护领域，这一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即为环境标准。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法律需要在环境标准的支撑下实现对行为性质的判断与量度；同时，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环境标准传递到生态保护红线中，使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得以实现。
3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现状
41年来，我国环境标准“发展丰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依据、行为规范和技术方法，在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引领环境乃至经济社会管理，‘倒逼’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提供环境监测、评价、监督、管理等工作基础性、技术性工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也存在着滞后性、缺乏系统观念、地区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使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难以形成有效支撑。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滞后于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40多年来，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从点源控制到综合管理，从污染者付费到肇因者负担，从谁开发谁保护到受益者补偿，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再到全过程控制，理论的更新推动着环境保护法学的不断完善。环境标准作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关键连接点，却严重滞后于环保理论的发展。这一情况突出体现在污染物控制上，虽然我国在污染的全过程控制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环境标准对全过程控制的支撑却明显不足，大量环境标准仍停留在末端治理阶段。缺乏系统观念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和制定思路两个方面。管理体制上，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复杂，缺乏有效的管理战略和政策系统，导致环境标准之间缺乏协调性，不同类型环境标准常常无法衔接，甚至相互抵触。制定思路上，现行环境标准的制定过于重视技术标准，而忽视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从技术标准为出发点制定而形成的环境标准体系难免顾此失彼，虽然体系庞大但难以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和灵魂”，造成了环境标准体系的零散，难以发挥体系的合力。地区针对性不足主要体现为地方环境标准制定的不合理性。有限的立法资源决定了国家环境标准必然有其局限性，需要地方环境标准对其进行补充。地方应以国家环境标准为基础，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针对性标准，实现对地区生态的有效保护。但在现实的环境标准制定中，“以GDP论英雄”滋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常常使地方环境标准表现出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不顾地方实际情况和需要，一味照搬国家标准。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我国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主要针对单一环境要素，这种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忽视生态环境整体性的问题。某一区域水体、空气、噪声、土壤等环境要素质量的达标，并不必然表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状况良好。再者，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现行环境标准不可能对影响生态环境的所有环境要素都作出规定，仅通过相互分离的环境要素监测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割裂了要素间的关联性，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4强化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
第一，体现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支撑综合管理和全过程控制。环境问题的显现、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环保实践的检验推动着环保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环境标准转化为环保工作的真实效能。最新的环保理论认为，环境保护的实质是综合性的环境管理，既包括对污染物排放、开发活动和环境质量的监管，也包括对生态功能的监测与保护，其中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应当实行全过程控制。因此，应当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对环境综合管理和污染全过程控制进行支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增强系统观念。管理体制上，对现有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进行整合，针对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标准制定体系，细化部门职能，确立部门间沟通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定体系的高效运转及不同环境标准间的协调一致。制定思路上，在重视技术性的同时，加强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以人为本，关注对生命健康权和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以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或损害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作为确立环境标准指标的依据。第三，加强对地方环境标准的规制。要求地方环境标准的制定与当地GDP相挂钩，GDP越高则地方环境标准应当越严格，克服地方环境标准的“惰性”，使地方官员无法以粗放型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或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来换取GDP的上涨。同时，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相配合，更好地发挥地方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作用。第四，建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参照我国现行环境标准体系，生态环境标准应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标准、生态环境基础标准和生态监测方法标准，涉及生物量、土壤侵蚀模数、河流泥沙含量、河川径流年内变差等指标，且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差异性，因此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生态环境标准注重对区域环境生态功能的考察，可以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状况进行动态化评估，同时避免了限定人类活动类型、数量、范围等静态规制方式与环境承载力具有弹性之间的矛盾，因而可以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三、结语
大遗址保护是长期困扰我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文物保护学界等的一个日益迫切的课题。孟宪民[1: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并建议国家制定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重点园区的建设规划;郭婧娟t2]提出保护大遗址文物、社会、环境资源的措施，经营管理模式与组织形式;龚良[3]认为遗址公园敁逐步实施保护，以达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其中关键是保护与利用“度”的掌握;祝柏林K针对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护规划，提出多方位、多层次、系统综合的遗址保护体系，进行文物遗址保护的构想;邢心田:51关于府城遗址设想建一座以绿化为主、雕塑为辅、建筑为点缀的商周古文化公园;黄光宇、李和平[6]对山陪都遗址提出整体性、真实性、综合性相结合的保护思想与方法;袁传勋介绍了土遗址保护材料;张祖群等[8i认为风景名胜区景观遗产可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及口头遗产三个方面进行培育;赵荣、张祖群等W定位了西安古都的城市精神，其中由遗址等构成的文化景观是判别城市精神的四个主要方面之一。总之,这些文献多是针对普遍性大遗址的研究或涉及大遗址的研究，多为就遗址论遗址,就保护论保护，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刘科伟、牛栋分析了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社会经济特征及社会经济发展与遗址保护的矛盾，提出了遗址保护区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方向与对策;杨海娟、周德翼认为安城遗址保护区应发展都市农业;权东计、朱海霞[12]提出了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发展战略、实施战略的保护对策、生态环境建设对策、村镇景观建设对策及公园形象景观建设对策;胡立军、高波探讨了西安市历次城市规划中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杨新军、张祖群[14]等以西安市为例，对建设陕西省的城市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涉及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针对汉长安城大遗址的研究，多从社会经济发展、观光农业调整、遗址保护对策「历史沿革等单一角度入手，没有考虑环境因素是汉长安城大遗址保护的基础，没有考虑环境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可分解性，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的好坏决定大遗址保护的成功与否。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当前大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已经从传统的一维生态环境观上升到二维环境观(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从大环境的概念着手，可以实现大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2大遗址保护的二维环境观
2.1大遗址保护的自然环境观
自然地理环境是形成大遗址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又使环境具有人文和历史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物古迹若脱离了它所植生的历史环境,其价值就会受到影响。例如与汉长安城休戚相关的河流、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均为物质形态的保护内容。如果没有渭河、泾河、霸河、浐河、浪河、搞河、沣河、谲河，就不会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因此必须保护与汉长安城关系密切的淖河、崎岖河、漕渠、王渠、明渠、揭水、被水、昆明池、太液池、沧地等水体遗址，以及相关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
2.2大遗址保护的社会文化环境观。主要包括:①语言、文字;②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所形成的精神文明面貌，如审美、饮食习惯、娱乐方式、节日活动、礼仪、信仰、习俗、道德、伦理等;③社会群体、政治形式和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城市生态结构，在人文地理学中，它被形容为一种抽象的观念“氛围。
2.3二维环境视角下的文化景观
大遗址的独特形态主要指有形要素的空间布置形式，例如城垣、武库、五宫、两市、闾邸、八街九陌、十二城门构成汉长安城八街十一区的城布格局，城市交通组织、功能分区、城市的形态演变等等。建筑遗迹是构成遗址实体的主要要素。古遗址仍和现代城市生活发生着密切联系，形成了汉长安城文化景观特色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有实证价值的城墙遗迹、夯土建筑台基遗迹、地下遗迹和出土文物遗迹等，是全面反映历史信息、描绘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实物资料。
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汉长安城中除有形的文物古迹之外，还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如汉代传统艺术、民间工艺、民俗精华、名人轶事、传统产业等，它们和有形文物相互依存、相互烘托，共同反映着汉长安城的历史文化积淀，共同构成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此应该深人发掘、充分认识其内涵，把历代的精神财富流传下去，广为宣传和利用。它既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大对外交流、促进城市经济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
实体与虚体文化景观的形成，一方面受城市所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而受不N的社会文化模式、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由此形成汉长安城文化景观上的个性。
3大遗址环境保护的方法
3.1覆盖保护方法
(1)覆盖方法:即在已经发掘或未发掘的遗址上，用土或人工材料进行覆盖，有些又在覆盖物基础上进行展示复原，将遗迹原封不动地予以遮盖，不仅解决了。降尘问题，也使遗址的温湿度保持在一个平衡状态，不受大气环境的影响，从而使遗迹得到有效的保护。
(2)植被覆盖保护方法:此方法一是作用于露出遗址地面的、大的遗迹点，在其周围一定范围内植树、植草，进行绿化工作，加强保护，防止风化的加剧;二是适用于埋藏于地下的、尚未发掘的遗迹，在其地表上进行植草，做标识性保护。
(3)铺碎石方法:将各种色彩的水磨石般大小的碎石均匀地撒在遗迹之上，一层碎石不但不破坏和不改变遗迹，而且还保护着遗迹，同时使遗迹面貌更加美观。因为是用不同颜色的石子分别铺在遗迹内的道路、宫廷等各个区域，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遗址内各区域的划分。
(4)复原展示方法:将已发掘的遗迹就地覆盖后，在其上按原状复原展示。复原的做法因物而异,对于土遗址主要采用特殊仿土材料对遗迹点进行覆盖和复原。
(5)绿化标识方法:地下建筑遗址的标识性绿化展示，对保护区内地下建筑遗迹位置和形状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在遗迹地表栽植草皮或围绕遗迹栽植灌木，使遗迹范围一目了然，有显著的标识作用。
3.2场馆保护方法
主要是针对那些地下揭露和发掘的较小面积的土遗址，通过修建遗址博物馆,迁出少量居民，同时解决保护和展示的问题。
3.3技术保护方法
地上遗迹因与周围耕地接壤，受灌溉侵蚀，多处出现塌陷等损毁现象，有必要沿周边进行基础加固，并作整体性防水、防塌处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加固方法主要有下列两种。
(1)物理加固方法:主要是指用砖、土等建筑材料垒砌或轻型锚杆加固，以防止地上遗迹坍塌的方法。应用于遗迹中出现裂痕的情况及预计将出现裂隙的状况，用各种材料作支架，加固土块、防止倒塌，然后对裂隙进行回填。对城墙和夯土台基的重点濒危地段可用工程机械方法支撑、固定，以防止其讲塌或倒塌。
(2)化学加固方法：主要是指直接采用化学材料对遗迹表面进行渗透和封护处理，以加强其力学强度和防风化能力;或用灌浆材料对裂隙进行加固，以增强其整体力学强度。运用时应遵循最少干预、有效干预、修旧如旧、可逆等文物保护基本原则。
土遗址保护材料多用PS材料和有机硅材料，以及以硅溶胶为主体的、由PVAc和PVB对其改性制成的无机有机复合材料[7]。遗迹的表面处理应针对遗迹的保存状况和展示过程中可能受损的情况，确定施用化学保护材料的部位与面积，根据加固部位自然材料的矿物质成分和干密度，并经过试样试验加固后的强度变化，确定填充保护材料的成分与配比。施工中必须严格控制加固强度，切忌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加固过度。在确定了遗迹的保护技术措施方案之后，应先选择一般性遗迹的次要部位进行保护技术措施的试验。化学保护的试验期限应在1a以上。根据加固效果和对遗址进行的全面研究，再确定对保护对象所要施加的保护技术和保护材料。
3.4综合保护方法
结合人口迁徙、产业结构调整、建筑控制等进行综合保护，以保护社会文化环境。
4环境突破——大遗址保护的具体措施
4.1自然环境突破——技术层面保护措施
4.1.1实施工程措施的技术指标
针对保护区内遗址的保存情况，在技术可行性基础上，对土体加固、防止风化、防止水土流失、干扰深度控制等方面拟订科学的指标体系与控制强度。
4.1.2实施工程措施的技术要求
对遗迹的保护性加固，应以存在失稳趋向或己成失稳状态的遗迹加固为主，加大单位面积抗压强度与单体渗透加固深度。其中主要有裂隙加固、基部加固和表面加固三种情况:裂隙加固——施用于裂隙过大，濒于倒塌的夯土遗迹;基部加固——施用于基部被掏挖破坏的夯土遗迹;表面加固——施用于表面毁损/^重,濒于松垮的遗迹。施工中必须严格控制加固强度，切忌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加固过度。
遗迹表面的抗风化处理，应针对遗迹的保存状况和展示过程中可能受损的情况，确定施用化学保护剂的部位与面积，并根据遗迹的材质，选择适当的材料配比。根据加固部位自然材料的矿物质成分和干密度，并经过试样试验加固后的强度变化，确定填充保护剂的成分与配比。
为防止水土流失，应该进行水土流失治理,并栽种浅根性且对遗址不产生破坏的乡土树种。清理夯土遗迹上现有的乔木、灌木,对于地上遗迹采取表面覆土5〇cm,其上种植具有观赏性的浅根系草本植物。
对地下干扰深度的控制，应该在0。5m以内。地下干扰深度控制往往与社会、经济措施及产业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控制遗址保护区内所有的人类活动，以防止对遗迹和环境景观在地下造成的破坏。
总之，在确定了遗址的保护技术措施方案之后，应先选择一般性遗址的次要部位进行保护技术措施的试验。
4.2社会文化环境突破——社会管理层面保护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环境保护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国家文物局,2004)、《西安市周沣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和唐大明宫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和《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对危害、破坏文物的行为要进行法律制裁。
西安文物园林局应加强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的领导与管理职能，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保护管理，征集遗址保护区内的文物，收集整理有关文物资料、档案资料，陈列和保管文物藏品，宣传、组织群众对遗址进行保护。
保证每年有一定比例的资金预算作为专项保护经费，对遗址保护有贡献的人或单位给予各种形式的奖励。各保护区的四方界限应有明确的标识物及标志说明，严格控制保护区内的土地利用与开发。禁止在保护区内张贴任何商业广告，利用传媒广泛宣传保护汉长安城的规章，引导民众，强化保护意识。
5结论与讨论
5.1环境保护是探索与认识大遗址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基点
环境保护是大遗址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基点，应该始终不渝地奉行大保护、大生态、大环境、大景观的规划原则，切实分析大遗址保护中的自然与人为破坏因素。大遗址保护应贯彻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与人文环境保护规划并重，即坚持自然环境观与社会文化环境观并重;应高度重视对遗址保护区内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自然环境条件对人类经济活动与遗址保护的影响研究;应严格保护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原有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加强地被和植物景观建设，做好技术层面与社会管理层面的环境保护工作。
5.2以人为本,寻求保护措施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大遗址保护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保护规划难以落实。在当地政府官员、当地居民、文物保护工作者以及旅游者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多重博弈中，最容易出现“零和博弈坚持二维的环境保护观，从大遗址的现状分析中明确文物保护区的价值与历史意义、矛盾与制约因素、规划对策与规划重点等重要内容以大遗址的环境保护为着眼点，从可行性入手，相应提出了覆盖保护方法、场馆保护方法、技术保护方法和综合保护方法等，具有可操作性，可以为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大遗址保护提供有效借鉴。
5.3完善《文物保护区规划技术规范》，不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方法和理论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研究中心从1997年开始，先后完成了对安阳殷墟、周原、秦始皇陵、汉甘泉宫、唐顺陵、唐昭陵等保护与利用的规划，以及西安、湖北鹿门山、山西运城等相关旅游的规划。在此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总结汉长安城保护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大遗址保护的开创性思路，在全国首次总结了《文物保护区规划技术规范》(草案，征求意见稿)与《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理论探索——基于陕西案例的探索》等。该中心现已形成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体系，其在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探索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还将为中国大遗址保护付出艰辛的努力。
致谢:作者在参与导师赵荣教授的课题研究工作中，得到了导师对文章的悉心指导，在此特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孟宪民.梦想辉煌:建设我们的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和园区——关于我国大遗址保护思路的探讨[J].东南文化，2001,(1)：6-15.
[2]郭婧娟.试谈大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兼析汉阳陵的开发[J]。建筑学报，1996,(2):47-50.
[3]龚良.论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J]。东南文化，2002,(3)：85-96.
[4]祝柏林.保护遗址净化环境——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护规划初探[!].重庆建筑大学学报，1996,18(3):114-115.
[5]邢心田.关于府城遗址保护及开发利用的思考[J].焦作大学学报，2000，(4):30-31.
[6]黄光宇,李和平.山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论重庆黄山陪都遗址的保护与开发[J].城市规划，1998,22(3)：43A5.
[7]袁传勋.土遗址保护材料综述[J].敦煌研究,2002,(6):103-105.
[8]张祖群,杨新军，赵荣.风景名胜区景观遗产的三维培育研究——以青海湖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20(4)：75-79.
[9]赵荣，张祖群，姚春丽，等。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精神的文化地理定位研究——以西安为例[J].中国发展，2005,(1)：3943,
旅游环境是指在旅游活动特定的区域或范围内各种因素的存在状况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就范围而言，它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和相关的旅游依托地；就内容而言，则主要包括旅游资源状况以及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自然和社会文化两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人们总把旅游发展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偏重追求其经济效益，而相对忽略了普遍存在的旅游对环境的影响。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质量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旅游对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不仅会阻碍旅游业本身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带来相关的负效益。本文首先描述了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考察了旅游环境保护的种种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学者关于旅游景点发展演变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旅游持续发展和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以及旅游环境质量的全面管理和保护设想，以期寻求发展与保护这对矛盾对立面的完美与和谐的统一，使旅游得以持续发展。
一、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
众所周知，旅游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环境；而另一方面，由于旅游环境的脆弱性，旅游发展又给旅游环境带来破坏和影响；因此，对旅游环境不妥善管理和系统保护，势必影响到旅游发展的持续性。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旅游对环境的破坏。
旅游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可供观赏的山川湖泊、名泉瀑布、名胜古迹、森林资源，动物资源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损害和污染。旅游对环境的破坏问题已得到旅游界的相当重视，在此本文不予赘述。旅游对环境的危害一方面来自游客的破坏，大批游客拥入，致使基础设施紧张，旅游旺季造成的游人在某一景区的高度集中破坏或影响了该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旅游对环境危害的另一来源则是外来投资商及当地旅游部门的大规模开发活动，这种破坏在第三世界旅游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更甚，消极影响更大。究其原因，旅游开发和发展对环境的损害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首先，旅游部门只顾眼前利益，对旅游资源做过度性、掠夺性的开发；其次，是对景区环境的粗放式管理，对旺季游客过分集中的现象缺乏科学的、合理的疏导或价格调控等管理手段；再次，旅游发展过程中，景点开发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病态膨胀的趋势日益明显。
因此，如何一方面发展旅游，一方面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旅游赖以持续发展的环境成为旅游界急需迫切解决的课题。
2．旅游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旅游主管部门与实业部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均已形成共识，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国自1973年始先后频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如《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对外开放地区环境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文物保护法》，以及1992年巴西联合国环发大会后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等等规定都不同程度地与旅游环境保护有关，初步形成了一套环境行政管制体系。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旅游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环保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精诚合作、联手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不尽令人满意之处。
对旅游环境有效保护的制约因素可作如下几方面的归纳：
①旅游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健全
国家有关部门虽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的旅游业尚没有自己专门的旅游环境保护法，我国政府1985年才将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旅游业在我国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环境保护虽然在立法上作了许多工作，但在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方面却缺乏健全管理。旅游区大多数基础建设项目，没有按规定程序办理有关环境保护手续，有的虽然办了，但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把关，流于形式。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指出：“对未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计划部门不办理设计任务书的审批手续，土地管理部门不办理征地手续，银行不予贷款；凡环境保护设计方案篇章，未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办理施工执照，物质部门不供应材料，设备；凡没有取得‘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证’的建设项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办理营业执照”。然而事实上，这些措施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30、31条规定：“刻划涂污和损坏国家保护文物尚不严重的，由公安部门或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赔偿损失。”其中何谓“尚不严重”，罚款赔偿如何界定，都无具体明确的规定，容易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加之一个时期以来，旅游区没有权威性的环境保护机构，往往一个旅游区分属几个部门主管，形成旅游部门、环保部门多头领导，各自为政，互相扯皮，条块分割的现象，不利于旅游环境保护具体工作的开展。
②重产值、轻环境
虽然中央反复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对基层企业领导者和经营决策部门来说，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一直是个两难选择。在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发展中，以牺牲长期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短期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③环保经费紧张
各级财政拨给的保环专项经费和业务费用相当有限，加之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许多该收的环保费没有按规定如数加以征收，再加上污染治理欠帐太多，导致许多环保治理项目没有资金保证，环保工作无法实施，形成恶性循环。许多旅游区的环保部门除了有一两台陈旧简陋的监测设施外，多数无钱添置其他基础性设施和配套设施。对于旅游区内排污情况难以进行常规分析，环境规划、环境趋势预测往往也因没有监测依据而无法进行。
④旅游开发、发展过程中生态意识不强
我国许多风景优美的旅游区座落在偏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仍处在半封闭、半开放的发展状态中，过着原始的伐薪取暖、辟地种田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其居住地被开发成旅游点时，居民们或破坏生态或猎杀动物以供纪念品交易，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旅游经济收入。居民低弱的生态意识也反过来影响了旅游者的生态意识，旅游区内随地乱扔纸屑、果皮、对文物乱涂写等不文明行为很是普遍。
⑤旅游区客容量超负荷问题远未从理论上和管理上得到解决。尤其是知名度较高的景点和景区，旅游旺季时，长期“人满为患”。关于客容量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本文拟在第二部分作详细论述，在此故略。
前文提到的旅游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诸类问题加剧了旅游与环保的矛盾，使保护主义者和实业部门的冲突，游客和目的地居民的冲突以及居民之间的冲突更加恶化。
二、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周期循环模式
旅游人数、旅游区客容量与环境质量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密切关系；旅游人数大于或等于景点饱和承载量时，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则大些，反之，则小些。旅游环境质量变异涉及游客行为、心理、社会文化、居民参与程度等许多不可控因素，因此，可能在某个微观的具体时间断面上，呈现出无规则的特征；但是从旅游景点的宏观历史发展看，游客到达人数与景点演变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周期循环规律。下面本文想借助RichardW.Butler博士的旅游景点周期循环演变模式，通过分析游客人数与景点发展的关系，来提出相应的景区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的设想。
1．旅游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
Butler博士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旅游地理系教授兼主任，在长期从事安大略省北部乡村旅游景点发展演变的研究之后，于1980年在《CanadianGeographer》刊物中发表题为“TheConceptofaTouristAreaCycleofEvolution:ImplicationsforManagementofResources”一文，并由此提出了旅游景点历史演变模式，按时间发展和游客到达人数，Butler把一个旅游区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六个过程：即，开发、参与、发展、巩固、萧条、重现活力（或衰亡）等（如图1示）。
根据进入游客的数量，旅游者类型特征以及旅游设施的发展状况，这六个过程又可归纳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含开发与参与两部分，吸引的游客以少数先锋型旅游者为主，如探测旅游者、嬉皮士、流浪汉等；少数当地人参与旅游活动；该阶段旅游人数少，设施设备简陋，游客或搭帐野营或借宿当地人家中，此时的旅游发展仍处在自由无序状态；旅游对环境尚不构成威胁。第二阶段包括发展，巩固和萧条三大部分，其主要特征是大量游客涌入，景点吸引各种类型的旅游者，尤其以大众旅游者为多，中、高档宾馆数量不断增加，旅游设施设备趋于齐全；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游人大量涌入对环境的威胁日前明显。第三阶段是产品的更新开发阶段，此时的旅游者仍以大众旅游者为主，在数量上可能呈上升趋势、也可能呈下降或衰亡趋势，但无论游客数量的多寡，齐备的旅游基础设施已饱受折腾，旅游环境质量和景点的吸引力已明显下降，旅游人该地区文化和环境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经过管理上的弥补措施，如关闭大修、开发新产品，恢复环境吸引力等，该景区的旅游发展尚有回光反照的可能；否则该景区就从此走向衰亡了。
2．景区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
从对前一部分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一个景区的历史发展演变、景点的质量和吸引力都与该景区的环境保护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一个景区的旅游环境保护，也应和该景区的发展演变相对应，呈周期循环保护状态（如图2）。
A.环保开端a．开发e．萧条
B.系统保护措施实施b．参与F．再现活力
C.持续保护c．发展g．衰亡
d．巩固
在景区的开发，参与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游客和当地居民卷入的人数少，远未达到旅游区的容量，旅游发展未有系统管理的存在，该阶段旅游对环境的破坏虽不明显，但已存在，因此应作为景区环境保护的开端（A），有关部门应对该阶段已存在的环境破坏现象做及时的观察和研究，以便科学地、合理地预测和估计该景区今后旅游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景区设施建设，以及大量游人介入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程度，范围和有效保护的重点难点，为该旅游区今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环保依据。强调环保开端阶段在一个景区发展中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该阶段的环境破坏常常因其“微不足道”而被忽略，而后却给人带来“为时已晚”的遗憾。
当景点经历迅速发展，巩固到萧条阶段时，系统的旅游环境保护措施应及时跟上，这是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的第二阶段（B），该阶段游客对景点的需求呈急剧上升趋势、游人大量涌入，旅游区容量常常处于临界范围内，设施呈紧张状态，加上相关的开发和建设，旅游发展对景区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若不妥善保护和管理，环境质量和景区吸引力就会一落千丈；因此，该阶段及时系统的实施环保措施是景区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保证。
景点的发展在历经了萧条阶段之后，可能由于旅游实业部门更新产品、加强营销手段、提高产品质量，而重现活力；也可能由于各种努力的失败而从此走向衰亡。但无论如何，对一个景区周期循环的环境保护，不会因景区衰亡阶段的到来而结束；因此，该阶段对景区环境的持续保护（C）是景区旅游得以持续发展的实现。
上述提到的旅游区环境保护完整周期的三个不同阶段，可能会因不同类型的旅游者需要差异、旅游心理和行为、以及地方文化和居民参与的不同程度，而在微观上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从旅游景区发展演变的整体而言，旅游景区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的三个阶段能从动态的角度、宏观地描述景点历史发展演变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动态的角度、把旅游环境周期循环保护划分为环保开端、系统保护措施实施和持续保护三个阶段的提法，和从静态的角度，把旅游环境保护的实际状态划成不足状态，饱和状态和过度状态之说，在管理方法论和具体措施实施上，可以相互弥补、相得益彰。
（附图{f90304}）
图2景点演变、承载量与环保关系
3．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存在的理论问题
Butler的旅游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自1980年提出后，西方许多学者曾多次把它应用到旅游景点或旅游产品历史发展演变的实际案例分析和研究中，并在理论上和经验数据上对原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发展（Hovinen1981，Lundgren1983，Meyer-Arendt1985，Keller1987，Strapp1988）。在众多的文献中，1987年DouglasPearce对西班牙阳光海岸的考察研究发现，景点幼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衰老期等四个阶段之发展演变与游客数量、旅游环境、景点的城市化和产品资源的商业化不无密切关系；而在这诸多影响旅游景点吸引力的因素中，游客人数的多寡和环境质量的好坏，对延长景点的寿命，起着最直接的使用。与地中海沿岸的其它景点相比，成年期游客的大量涌入和旅游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使西班牙阳光海岸迅速进入了衰老期，加上环境保护措施没有及时跟上，致使该旅游地永远失去了回春的机会。类似的景点发展演变在我国也很普遍。邵学文在《旅游区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旅游学刊》1990）一文中，从Butler的旅游景点发展演变模式出发，针对江苏省淮阴市旅游区的特点和现状，分析了该市旅游区的发展过程。该文作者把旅游区的各个景点按性质和特点进行分类，阐述了各个景点在开发、成长、成熟、停滞、衰退或回春等五个阶段所呈的状态，探讨了近十五年来作用于景点演变发展的外在和内在因素。
把旅游景点环境周期循环保护构想嵌入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乃是对景区旅游环境宏观管理的尝试，是对景点旅游环境质量的一种全面管理和保护设想；但它仍然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即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的定量界定问题。景区容量临界范围没有定量界定，不利于对景区超容量接待现象在管理上进行宏观调控。例如，衡山绝顶祝融峰，总面积477平方米，按人均占用8平方米，每人游览15分钟，每天开放12小时计算，日合理环境容量为2862人次，而实际上每年旅游旺季（7—10月），日均游人为4600人，人均占地仅5平方米；游人最多的时候竟高达一天3．1万人次，人均占地仅0．73平方米。厦门的鼓浪屿日光岩，游人的平均占地经常不足2平方米。我国的许多旅游景区，这种超容量运转现象极为严重，致使景点内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环境也受到严重污染，大大地降低了景点的吸引力，缩短了寿命。
虽然不同旅游区游客超载情况因地而异，各地旅游景点控制超载的措施各有高招，其中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如黄山对旅游旺季游客超载现象通过交通调控、外部调控、经济调控，景区调控等管理手段，收到可喜效果；但依笔者陋见，对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问题，旅游学界，旅游规划开发部门以及环保科学界还有必要从单位时间内进入景区人数、单位空间内游人占有游览面积及其与景区的实际游览总面积比例关系的角度，调查研究、获得经验数据、并对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作出定量的界定，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为各地旅游区解决环境超载问题提供可循的依据，以宏观地实现对旅游景区环境质量的有效保护。据笔者涉猎，对旅游景区容量临界范围的统一标准定量界定问题，在西方旅游发达国家的旅游研究文献中尚不得见，笔者相信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在解决景点超载问题以及对旅游环境实现有效保护方面，将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故在此把问题提出，求教于方家。
三、关于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思考和建议
旅游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旅游发展得以永续的前提和保证。保护和恢复我国旅游环境的良好状态，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要通过综合治理。
1．健全旅游环保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旅游环境保护和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相比，所涉及的面更广，因素更复杂，因此，有关立法部门应尽快制订和颁布《旅游法》、《旅游环境保护暂行规定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便和已有的制度配套完善。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依法守法来保护和治理旅游环境，建立强有力的旅游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完整的管理体系，来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并监督和管理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做到有法必依。
2．加强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宏观管理
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应多谈“防”，少谈“治”，突出“防胜于治，防先于治”的管理思想，使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宏观地贯穿旅游规划、开发，发展和巩固等各个阶段，规划时，应通过科学合理的环境预测和估计，对环保的点、面可能造成破坏的程度和范围以及景区超载情况的有效调控等问题进行宏观管理，应切实避免旅游开发与发展中重产值、轻环境的短期行为，避免“亡羊补牢”式的管理手段。
3．提高环保意识、实现主客参与管理
旅游环境保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管理部门，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全体参与；因此，通过法制观念教育、全面观念教育以及长远观念教育，来提高全民族乃至入境游客的旅游环境保护意识，对于持续发展旅游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旅游开发和发展似乎没有完全掌握和充分尊重居民对发展旅游的认识，缺乏对居民直接参与旅游开发和发展的鼓励。
4．增加环保经费
环境保护是全民族的大事。在目前国家财政吃紧、困难较大的情况下，各级有关部门应采取多渠道、多途径筹资办法，以保证充足的旅游环境保护经费。比如，在旅游环保管理上，收好、管好、用好各种排污费；对景区开征适当的旅游资源维护费；此外，地方政府要积极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不断增加经济后劲，以保证逐年增加旅游环境保护的投资。
5．加强科学研究
旅游科学是一门以应用型见长的交叉学科，旅游环境保护涉及到的学科面很广，因此，在景区的开发和发展工作中，应开展多学科、深层次的调查研究，以便更科学地对旅游环境进行综合保护和治理，使旅游得以持续发展。
6．抓住时机、大力开发生态旅游
一、旅游资源开发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1.旅游开发对非生物类旅游资源的影响
非生物类旅游资源包括水体、大气与气候、土壤与岩石等，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又是构成旅游资源与环境的最基本要素。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车辆、物资等大量涌入旅游地，旅游区出现了水质恶化、大气污染、土地板结、岩石(山体)坍塌等现象，这些对旅游资源构成了严重威胁。旅游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尤其表现在水体资源与环境方面。
2.旅游活动对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地球上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不但可以单独成为人类的旅游产业开发和利用对象，而且还与非生物类旅游资源组合，构成了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依托或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的总体系。
二、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旅游地生态系统是旅游资源与环境的同一体。与其他生态系统构成因子一样，一方面旅游资源与环境的演变同样也必须遵循生态学的基本规律。根据美国生态学家哈定和小米勒提出的生态学三定律，可得出三个结论：
1.旅游地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事物(包括旅游资源及其各个构成因子)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与环境的影响也不是孤立的。
2.旅游活动不能对旅游地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化学循环有任何干扰。
3.旅游活动影响旅游资源与环境后会产生无数效应，其中许多效应是不可逆的。这三个基本结论给我们提出了对旅游活动进行管理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根据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在旅游地这个生态系统中，由于旅游区划而对旅游资源进行的分割构成了不同类型的景观单元(即斑块)，这些景观单元的空间格局随着生态过程的作用而不断改变。
三、建立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
通过立法建立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实现对旅游活动的规范管理，是当前旅游资源保护和旅游业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立法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与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必须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遵循资源与环境演变的自然科学基本规律，这样才能保证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达到制定这些制度的根本目的。
1.旅游规划制度
旅游规划是指运用适当的经济、技术手段，对旅游区的旅游资源、人力资源、资金与物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确定区域旅游资源的经济开发目标，实现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2.旅游资源与环境影响的评价
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早为美国所创设。《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对环境质量具有重大作用影响的联邦建议、立法方案和重大联邦行动都必须提出环境影响报告，包括该建议或行动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拟议中的行动选择方案。实施这一制度是对传统决策机制的变革，是协调“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新途径和新方法，并已成为国际环境管理一种惯例。
3.旅游容量控制制度
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将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之内，是实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和首要条件。旅游容量控制制度，是指从这一制度出发，根据旅游承载能力确定旅游区的游客容量，对进入旅游区(点)人数进行控制的一项管理制度。这个制度在保护旅游资源、实现可持续旅游目标方面十分重要。
4.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
旅游资源与环境共同构成了旅游地的生态系统，保护资源与保护环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普通地区相比，旅游区的环境要求更高。因此，要建立环境资源与环境保护制度，加强对旅游区旅游资源与环境消长情况的监测，并按照更加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做好旅游区的环境治理工作，保证旅游地的优良环境，给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
论文关键词：旅游开发；环境保护；问题
论文摘要：在旅游开发的热潮中，存在以牺牲旅游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期旅游大发展的众多问题。本文对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处理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与对策。
参考文献：
[1]杨贵华.旅游资源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