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他把环境史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提出了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的大胆构想(《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展
进入21世纪，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历史地理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赋予的契机，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新世纪中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可能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应重点开展的研究方向①，我们不揣浅陋，以与上述问题关系密切的内容为重点，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近50年来的若干进展进行简要回顾。或挂一漏万，或有失偏颇，祈望方家指正。
一历代疆域政区研究与历史地图的编制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是沿革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领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倾注了大量心
血，收获颇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此研究领域中的鸿篇巨著②，以地图的形式集中地反映了沿革地理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乎。一些地区性历史地图集的相继出版，如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③、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④、司徒尚纪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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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作细述，内容参见《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7年。
③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
④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的《广东历史地图集》①、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②、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的《山西历史地图集》③等，也是地区性沿革地理研究日臻深入和完善的综合体现。用文字或表格形式描述朝代或地区性政区隶属关系及其变化过程的著作和论文也有不少，其中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有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④和《清代政区沿革综表》⑤以及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⑥等，这些论著基本上理清了相关时期疆域内县及以上政区的析置、易名和改隶的时间，以及政区的统属关系。王仲荦《北周地理志》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⑧、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⑨、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⑩、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⑾等专著均属断代政区建置和地区性政区沿革通论的研究成果，它们除了讨论政区沿革这一基本现象外，还涉及到有关政区变化的原因和驱动因素。而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主要力量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也将于不久后面世；该图集由30余个图组组成，集主要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于一体，是继《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疆域政区变迁与历史地图编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历史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
历史气候一直是历史自然地理中研究最为活跃和深入的领域。1920年蒙文通发表的《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⑿是我国近代气候变迁研究的最早文献。1925年，竺可桢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⒀两文，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推测了我国南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及其与现代气候的差异，并分析了太阳黑子对气候变迁的可能影响，为我国的近代气候变迁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以后至70年代初，中国的气候变迁研究在他及其他老一辈科学家如徐近之、文焕然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们不断地收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各种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等，并对我国古代文献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对我国的历史时期气候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竺可桢集他多年研究之大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发表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⒁等文章，初步建立了我国近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序列，成功地描绘出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轮廓，尽管后来的研究对该序列重建过程中的原始证据使用问题提出了不少怀疑⒂，但此后的许多研究成果证明：该序列所勾画的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基本框架从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对主要冷期的识别是较为准确的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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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徒尚纪主编《广东历史地图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
②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山西历史地图集》，太原：山西省地图出版社，2000年。
④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
⑤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⑥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⑦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⑧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⑨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⑩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⑾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⑿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1920年第3期。
⒀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2—57、58—68页。
⒁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2—425、475—498页．
⒂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年。
⒃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一一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21卷第4期，第311—317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诞生与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过去数百年、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气候重建及变化规律研究，也朝着高分辨率、定量化、综合集成研究的方向发展。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手段也从原来单一的文献分析迅速发展为文献资料与自然证据(如孢粉、树轮、湖泊沉积、冰芯等)并举分析与集成。如施雅风等对中国全新世大温暖期的深入探讨①，张兰生等对中国北方地区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的探讨②，满志敏、张修桂等对中国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变化、唐代气候及中世纪时期前后的气候特征分析③，张德二关于中世纪暖期的研究④，王绍武等利用综合对比和按面积加权方法建立的中国及东、西部过去1200年每50年温度变化序列⑤，以及一些利用中国历史文献所重建的区域干湿与降水变化⑥，等等，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⑦更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历史气候图集，其中全国120个站近510年(1470—1979年)的早涝等级序列也被作为反映我国过去500年旱涝气候变化的基本代用资料而被广泛引用。特别是张丕远等对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方法⑧的探讨，重建的中国东部地区45个站点过去2100多年的旱涝等级序列和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深入分析⑨，以及近年葛全胜等对过去2000年中国温度变化的定量重建与气候变化规律的集成分析⑩等，大致代表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研究的基本趋势，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领域的研究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其主要灾害有干旱、洪涝、地震和降尘等，又以旱涝的发生频率最高。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各省(市、区)的气候灾害部门，不但系统整编了各省(市、区)的旱涝等自然灾害历史记载，而且还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旱涝灾害个例、旱涝灾害的时空变化规律及早涝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而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合编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⑾也是我国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外，张德二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所建立的公元300年以来中国降尘频率曲线及其对降尘变化规律的研究⑿也是本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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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
②张兰生：《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③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近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分期》，《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满志敏：《中世纪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19卷第1期。
④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3卷第1期，第7—15页。
⑤王绍武、龚道溢：《全新世几个特征时期的中国气温》，《自然科学进展》，2000年第10卷第4期，第325—332页。
⑥郑斯中、张福春、龚高法：《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气候变化和超长期预报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67—75页；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旱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早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12卷第3期，第1—9页；张德二、刘传志：《中国东部6区域近1000年干湿序列的重建和气候跃变分析》，《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7卷第1期，第1—11页。
⑦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
⑧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吴祥定：《树木年轮与气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年。
⑨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⑩葛全胜、郑景云、方修琦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的温度变化幅度研究》，《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2卷第2期，第166—173页．
⑾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⑿张德二：《我国历史时期以来降尘天气气候学初步分析》，《中国科学(B)》，1984年第3期，第278—288页。
三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较为集中和深入的是历史地貌过程和历史生物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①是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总结性成果，为此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曾昭璇等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历史地貌学浅论》②一书，为历史地貌学创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地貌过程研究以河流地貌、湖沼地貌、海岸地貌、沙漠与黄土地貌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富有成果。在历史河流地貌方面，研究较多的有长江、黄河、珠江、海河、塔里木河等③，其中尤以黄河最为深入，论著也枚不胜举。如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④、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水利史述要》⑤以及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⑥和《再论黄河河源问题》⑦、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⑧、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⑨、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⑩等，为现今黄河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在历史湖沼地貌方面，研究较为集中的有西北地区的居延海、罗布泊、青海湖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陆泽、宁晋泊、白洋淀、文安洼、七里海等，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⑾。通过数十年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在历史海岸线变迁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海平面迅速回升，海岸线大幅度向内陆推进，沿海地区因海面升高而广泛受到海侵的影响，全新世暖期和历史时期的中世纪暖期我国存在高海面，沿海地区受海面上升影响强烈⑿，为估计未来海平面变化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沙漠与黄土地貌方面，侯仁之、史念海及其后的王守春、朱士光等分别在沙漠变迁与黄土地貌演变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⒀，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沙漠化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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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张修桂：《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④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⑤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
⑥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5年第3期。
⑦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6年第1期。
⑧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⑨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⑩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北京：测绘出版社，1994年。
⑾奚国金：《罗布泊迁移过程中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地理集刊(18号)》，1987年；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陈桥驿：《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
⑿侯仁之：《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海岸线变迁》，《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211页；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第71—78页；谢志仁：《2000年来百年尺度海面波动及其影响的征兆》，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67—83页。
⒀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史念海：《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王守春：《历史时期我国沙漠变迁研究与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朱士光：《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历史生物过程也是历史地理学长期致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自然植被的演变和动物种群的变迁过程。在自然植被演变方面，历史地理学主要关注历史时期植被的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气候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被认为是导致植被面积不断缩减的主要原因，如文焕然等《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①、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②、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③、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④等。在动物种群变迁方面，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结合历史时期气候、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类活动的影响，论述了历史时期我国境内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涉及野象、马来鳄、扬子鳄、长臂猿、犀牛、亚洲象、大熊猫等20余种野生动物⑤，研究发现这些动物不但在分布界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种群与数量上也发生明显变化，部分物种或已成为濒危动物，或已灭绝。
当然，由于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而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视角也不同，因此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原始天然植被的问题，史念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认为古代黄土高原上存有很多森林，同时也有很多草原⑥；而此前和此后均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是草原植被，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森林草原植被，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疏林灌丛草原⑦．又如黄河自东汉以后为何出现长达数百年的安流局面，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也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以谭其骧为代表)：东汉以后，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被游牧民族所控制，牧业取代了先前的农业，植被得到恢复，土壤侵蚀减弱，进入黄河的泥沙减少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主要原因是王景治河的成功。由于上述这些观点的分歧，进而引发了对历史时期黄河泥沙含量是否有过较大变化的讨论，因其结论的科学与否对今后黄河治理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四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刚刚起步，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出土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极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对史前文明研究的进程。特别是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跨越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鸿沟，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以及传统与现代科技手段的集成，不但解决了夏、商、周的年代学问题，理清了当时中华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发展脉络，而且也为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同时还为今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方法借鉴⑨。
在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认知方面，一直是考古学、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关注的热点。许多问题虽然尚未解决，歧见也依然存在，但随着大量考古发现与发掘工作的展开，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认识得到不断深化．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历史发展连绵不绝，源远流长，华夏文明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这与其举世无双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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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何业恒：《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第72—85页。
②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③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三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年。
⑤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⑥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王守春：《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迁、人文要素变化与黄河水沙关系研究进展》，《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⑧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一体结构”特征紧密相连，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特征的形成，则得益于“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①；华夏文明对东亚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唯有华夏文明从古到今，不仅保留下来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累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也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农作物栽培起源区，至少在距今8500年前，黄河流域粟黍的栽培农业已初具规模，在长江和淮河流域，至少在距今9000年左右就有了水稻种植，并逐渐向北扩散；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少量的水稻种植，最西已可影响到甘肃东部；青铜时代，水稻的栽培区已扩展到我国东北南部②。
文明作为一种文化体现，其载体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团体。人类在其生存空间上所创造的人文景观的演变及其地域差异，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华夏文明发展过程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历史地理学广泛涉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谭其骧先生的极力倡导下，得到了蓬勃发展，研究领域涵盖了包括疆域政区、人口、城镇聚落、农业、农田水利、交通、文化、民族、军事、医学等方方面面。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③。
中国历史人口近十年来研究较多，全国性、区域性、通论性及断代研究，成果颇丰。全国性通论如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④、葛剑雄等合著的《中国移民史》⑤和《中国人口史》⑥等；区域性通论如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⑦、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⑧等；断代研究如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⑨、费省《唐代人口地理》⑩等；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人口数据研究的认识，并给出了相应的校正方法和数字。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⑾和《辽金农业地理》⑿、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⒀、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⒁等一大批论著，从不同时空角度探讨了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的关系以及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等。从侯仁之先生开创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⒂以及唐晓峰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中有关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是近年这一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果；古都作为特殊类型的城市，既是一个历史积淀综合体，又是一个有复杂空间结构的地域综合体，历史上古都的迁移是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到30年代的六大古都和80年代初的七大古都说(包括杭州和安阳)，在我国掀起一场古都研究热，成立了古都学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⒃。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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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严文明：《中国农业和畜养业的起源》，《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稻的研究”打印稿，2000年。
③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⑧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⑨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⑩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⑾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⑿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⒀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
⒁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⒂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⒃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①，颇具文化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作出了示范②。
五区域综合与重大事件研究
随着现代地理学区域综合集成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地理学相应也开展一些区域性或地域性的综合研究，并成为近年来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地域上看，研究较为深入的有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西北地区、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主要成果有吴祥定等著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③、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④、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⑤、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⑥、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⑦和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⑧等。与区域综合研究相对应，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极端环境事件、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系，近年来开展了不少工作，如于希贤的《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⑨、郑景云等的《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⑩以及满志敏、刘仁团等分别对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⑾；同时，通过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学研究也表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环境异常有着不谋而合之妙，如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均发生于气候寒冷期，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等历史事件也发生在气候变冷变干时期⑿。
对我国古代重大建筑工程和水利工程的专题研究，在历史地理学中也蔚然成风，最为突出的如长城、运河与都江堰等。不同时期的古长城遗址在我国北方留存不少，作为一种军事防御工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已初具规模，秦统一后，筑起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万里长城，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大量研究表明：长城是中国北方一条重要的文化界限，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是定居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分野⒀。中国运河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先秦鸿沟运河系统、隋唐南北大运河和元明清京杭大运河；现今依然蜿蜒于中华大地之上的京杭运河，是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历史工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⒁。都江堰是我国历史早期众多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一个综合性水利工程，始建于秦昭王51年(公元前256年)，都江堰的名字是宋代确定的，就其工程设计与技术水平而言，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至今还发挥作用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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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吴祥定、纽仲勋、王守春：《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年。
④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⑤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⑥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⑧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⑨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⑩郑景云、葛全胜、张丕远：《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4卷第2期。
⑾满志敏：《光绪三年(1877)北方大旱灾气候背景研究》，《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仁团：《“丁戊奇荒”对山西人口的影响》，《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⑿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⒀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⒁、于德源：《中国运河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⒂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
六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与适应模式研究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问题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至今为止对这一命题的综合性与理论性研究尚不多见。绝大多数学者依然仅就具体事件的个例开展讨论，以至于1998年邹逸麟教授专门撰文呼吁应加强对人地关系的历史研究①。就当前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与自然环境演变对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前者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入，出现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②、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③、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④、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⑤以及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⑥等。后者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对较迟，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⑦、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⑧、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⑨、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⑩、方修琦等《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⑾以及葛全胜等《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⑿等。
适应模式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具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尚属鲜见，但这一研究领域所带来的广阔前景及其对今后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七基础资料的积累与新技术应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历经数十年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包括历史文字资料、自然记录资料、文物考古资料以及数据库等。历史文献资料如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气候变化研究组及其合作伙伴从古代文献(经、史、子、集)、明清方志、清民档案、报纸及其相关文献中收集整理的中国历史时期环境变化资料，中国气象科学院从各朝史书及方志中收集整理的中国3000年气候记录总集以及各省市区气候及其相关研究部门整理与编辑的自然灾害史料，卜凯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⒀，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亩地、田赋统计》⒁，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⒂、《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⒃，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资料年表》⒄，沈怡《黄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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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③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④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⑤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⑥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自然资源》，1983年第1期。
⑦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议论文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8—263页。
⑨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2期。
⑩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3期，第324—331页。
⑾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年第14卷第3期。
⑿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14卷第4期，第32—40页。
⒀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⒂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⒃徐近之：《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
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表》①，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②，以及各朝代人口统计资料与各种地图资料等。自然记录资料如地层剖面、地层年表、树轮数据资料、冰芯分析资料、孢粉分析资料以及各类综合考察所形成的资料汇编等。文物考古资料以1956和1981年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文物普查的资料最为详尽，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②这套大型的工具书。上述所积累的资料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库、GIS等新技术的普遍推广，为历史资料整理与保存提供新途径，一批以历史资料为主体的数据库如历史时期环境变化数据库④、中国历史地震数据库⑤、历史地图数据库⑥等先后建立了起来。这些数据库的建设不但减少了人工处理与保护资料的工作量，实现了资料的永久性保存，而且也为多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和相互校核提供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信息技术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⑦。复旦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业已启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在定量化、信息化研究方面，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进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应用与推广，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⑨。
除上述几个方面的进展外，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⑩，并在与相关学科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构筑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继承人和学科带头人。其中在研究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工作者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献考据法的基础上，成功引入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法，并积极借鉴和应用在现代地理学中广泛运用的分析手段(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14C年代测定、航片卫片判读及遥感等)和信息技术手段(如GIS等)，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通过几代学者的严谨开拓，形成了以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为主要构架的两大研究领域，涵盖了历史气候、历史地貌、历史植被、历史动物、历史河湖水系、历史海岸、历史沙漠与黄土以及疆域政区、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医学地理等，构建了当前这样“枝繁叶茂”的学科体系。在队伍建设方面，每一代历史地理学家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带领下走上学术舞台，成为各分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基本已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结构相对合理、门类较为齐全的研究队伍。这些进展不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参与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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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怡：《黄河年表》，军事委员会资料委员会，1935年。
②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③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
④郑景云、郝志新、狄小春：《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研究》，《地理研究》，2002年第21卷第2期，第146—154页。
⑤周成虎、裴韬、李全林等：《近500年来中国及邻区强震空间格局及迁移模式初步分析》，《地球科学一一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06—314页。
⑥满志敏：《关于CHGIS第二阶段数据模型的定义问题》，《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学信息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001年第2期，第131—136页；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数据的GIS应用处理—以清时期的陕西为例》，《地球信息科学》，2003年第1期，第58—61页。
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与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⑨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⑩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并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明天奋斗着。结合当今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我们认为①：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探寻当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将学科发展融合到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难预见，只要学界同仁瞄准方向，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定能在不久的将来，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后记：张丕远、纽仲勋先生审阅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2003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暨两浙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研讨会”上，多数与会代表为本文的修改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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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Progressin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inthe20thCentury
在中考复习时，对历史知识点的识记，同学们应该做好记忆联想和知识串联工作。初中历史知识横向上分为国内历史和国外历史，纵向上分为古代历史和近现代历史，我们需要根据它们内容特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记忆方法。在国外历史部分，同学们可以结合现实，进行国别区别，掌握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特点，并进行历史发展比较。例如人教版初中历史九年级上册中有一个单元的内容是“步入近代”，主要通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诞生”和“法国大革命”来讲述不同国家的近展史。同学们在复习这些内容时，可以进行课程的联系，结合前面单元中“亚洲和欧洲的封建社会”来进行国家历史的区分。英国因为地理优势发展海外贸易而获得原始资本积累，资产阶级新贵族和斯图亚特王朝矛盾激化，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由“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革命战争；法国大革命则主要是因封建统治政权与宗教特权之间的摩擦引起的。针对这些问题，同学们可以按照时间的排序划分将不同国家地理背景、经济发展特点整理出来，强化区别性记忆，以帮助理解。
历史复习的过程中，同学们要将全部课程内容联系起来，相互贯穿、相互融合，以连点成线的方式形成系统的记忆框架。复习中国古代史，可以结合一些古装电视剧情或者课外读物等帮助形象记忆，激发历史研读兴趣；近现代史的学习可以根据国情现状进行历史原因分析，例如“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单元中“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可以结合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以及邓小平、撒切尔夫人外交谈判等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此外，还可以采用中外比较的方法学习历史，利用时间线和时间点，针对性比较不同历史事件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特点，完善历史记忆框架。
在平时的做题过程中，由于许多同学对历史知识掌握的熟练度不够，不能有效总结解题方法，因而答题效率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同学们需要在平时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在答题时梳理好答题思路，增强历史思维。
中考历史试题形式多样，同学们需要根据不同题型的考查特点、考查要求，进行针对性复习。一般解答单选题和填空题时，主要需要精确的把握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影响及意义，对于历史人物则主要需要掌握其历史功绩和历史评价。在复习过程中，也可以采用专项训练的方法，巩固历史知识。例如，初中历史单项选择题中常见考点有“秦王扫六合”“大一统的汉朝”等。秦、汉作为我国古代历史政治、经济发展鼎盛的两个时期，同学们需要掌握秦、汉建立的时间、背景，总结两个王朝建立的历史意义，同时要结合历史背景对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历史功过做出正确评价。在实际解题时，可以根据题干或图文中提到的“焚书坑儒”“丝绸之路”以及“汉通西域”等关键词语判断具体朝代指向。在平时的学习和练习中可以采用专项训练的方法，将历史课本中分散的知识点进行串联，实现综合性记忆，并通过事件和时间点的联想，总结题目考查的主要目的。
关键词：历史初中生学习教学误区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4（a）-0136-02
初中历史教学就是充分利用教材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其中也包括显性和隐性的历史现象的内涵、外延、内在因果关系、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分析比较，提高学生再认史实的能力。《历史课程标准》自颁布实施以来，课堂教学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不能不重视历史课堂教学中出现的新问题，不得不沉思历史课堂教学的新误区。时下历史教学的误区主要有以下几点：误区一：片面的历史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是指教学活动要达到的目的。历史课堂教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是什么”；二是“为什么”。误区二：曲解化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主要是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它对教学目标的实现直接相关，因此，合理处理教学内容，但有些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处理是“失真”的轨道，和历史意义的随机畸变。误区三：教学方法的“活”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解决“如何教”的问题，它是教学过程中的历史教师，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行为和采取相对系统。误区四：无效的教学手段。现代多媒体技术具有图文并茂，形象的同时，动态感好，信息量大等独特的优点，尤其是历史课堂教学中多媒体的使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发学生历史的兴趣，扩大课堂容量，提高教学效率因此，只有引导学生分析教材，才能使学生系统掌握知识，这不是任何高科技所能替代的。通过对以上几点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教学以弥补教学中的误区。
1通过引导培养学生发问意识
在以往的传统教学中，我们都是老师先设定疑问，然后由学生回答，但是这样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为课文中的已知和未知的东西和学生的不一样，如果老师设定的问题超越了学生的认知水平，就很难激发学生的思维，并且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久而久之，学生就会懒得去思考了，没有探究心里，从何谈起创新思维的培养，而我们应该做的是把质疑的权利还给学生。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课堂中将最终目标设定为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只有自己产生问题说明自己真正的思考了，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起他们思维的浪花。指导学生阅读课本中所必须掌握的历史基础知识，过好识记能力关。初中学生，刚从小学升入初中。在小学学了一些历史知识，在某些方面有所了解，却往往忽略了教材中各知识点的关系及基本历史概念的准确记忆，但如果单纯的进行知识讲解，学生很容易失去兴趣或对知识点记不牢，收不到理想的效果。
2改变教学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
我觉得历史课堂应该是属于学生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学生幸福童年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成为学生一中愉悦的情感体验。在历史教学课堂上，应该让学生在课堂上保持兴高采烈的状态，课堂其乐融融的。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仅仅要传授学生知识，还要把知识注入孩子的生命，成为孩子生命旅程的一部分。学生要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快乐，在历史殿堂中快乐的遨游。并且要让孩子在快乐的体验中获取新知，不能把学生当做简单的知识储存器。所以，我们要把历史课堂还给学生，把讲台还给学生，把书本还给学生。首先，要营造轻松的课堂环境。传统的教学模式只是一味的强制，不让学生这样，不让学生那样。让学生在一节又一节的不自由的课堂中学习，课堂气氛极为紧张、沉闷和压抑，何谈创新思维。我们在历史教学中，要开拓学生个性化发展的空间，点燃创新思维的火花。在历史课上，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一种新技术的出现，一种新理论的诞生都会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生成。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要以材料为辅，利用大量的材料去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次，以学生为主体。在课堂教学中，不能把课堂作为灌输和填鸭场所。在教学活动中，要恰当的设计活动，想方设法的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激发学生潜在的能力，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让每一堂课都充满活力。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真正的培养发散思维。
3实现由“学会”向“会学”的转变
什么是能力，真正的能力是建立在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的。学生掌握了一定知识后，才能形成技能，才能进行创新思维的训练和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只是将知识生硬的教授给学生，只是将学生当成一种容器去生硬的填充知识。这种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教育使学生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创新能力。而在新课改的前提下，要形成新的教学模式，新的教学模式着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把课上的时间还给学生。但是需要教师注意的是不要进入一个误区，课上不能在传授基础知识的时候蜻蜓点水，落实不到位，这样也是不行的。历史学习一定要建立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之上，所以对材料的全面了解是学习历史最起码的要求。所以，要在丰富的教学材料的基础上，实现创新课堂，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的能力。
4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意识是一种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途径去解决问题。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创新意识强的人才才是真正能在社会上立足的。所以，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生才是新课改的目标，也是老师的首要任务。例如，代表我国古代文明的四大发明，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充分的体现了我国人民的创新意识。我们在课堂上对于学生的天马行空的回答和想象，不能束缚学生的思维，更不能嘲讽学生，而要用鼓励的语言激励学生，对学生的创造思维予以肯定，使学生在未来的学习中，在学量历史知识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创造性。关于课堂的组织和评价的思考考虑我校的实际，结合本学科的特点，我将分组按照三级分配，即每组中保证都有各级的学生平均化，而且还要保证人员的分配符合学生本身的特点。这种设计，就是为了保障学生能够很好的合作和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达到共同的提高，在这一课堂中，老师真正做到了是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而不再是以前的权威的地位，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从而改变以往的课堂组织形式，也可以根据学生本体的表现来进行评价，而不是单纯的考分和成绩来单一的评价学生的好坏，更加的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在发挥学生个性的同时，也要注意问题的引领，只有多提问才能保证学生的思考更加全面，才能全面的提高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和归纳能力，也能够使课堂更加的有趣，更加的吸引学生。
5关于课型和学生个性符合的思考在上述过程中，为了避免传统课型的缺点，采用多种方式，如情境体验、活动探究等课型
这样做，可以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1）自主学习课：每学期的几节课没有太大难度的，集中起来让学生自主预习、学习，之所以这样还是为了让学生真正成为其学习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听从老师或父母的教导，而失去了自己创造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并不是要把老师架空，而单纯的由着学生，而是要在体现学生主体的同时，老师起到指导的作用，在学生遭遇瓶颈停滞不前，抑或是急于展现自己而迷失方向时，老师可以及时的予以纠正，让学生在提高创造和创新能力同时不失去合作的意识。（2）习题巩固课：习题巩固课开设在每个新课之后，由学生根据老师的知道，自己完成习题。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平日的认真学习，要让学生上好每个新课，才会在做习题时能够灵活的应用；二是活学活用，加强理解，上课只是单纯的讲解知识点，但习题是要将知识应用于实际，历史的习题还不是特别灵活，所以需要学生对试题加以甄别，这样就可以间接的提高学生分析和归纳能力。（3）课外读书课：找同学们比较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开放式学习，让学生找资料、查电脑或是听别人讲解等方式，让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在扩展知识面的同时也可以增强其对本科目的积极性和学习欲望，这种形式，还可以有助于培养和发现有某方面专长的学生，发挥其个性，增强其自信，也有利于使学生德、智、体等各方面全面的发展。（4）情景创设课：初中学生自身年龄小，喜欢任何有趣的事物，好奇心比较重，在课堂教学中，通过让学生扮演历史故事中的人物模仿表演的方式，让学生加强对历史故事的理解和对其历史意义的理解，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让枯燥的历史课堂变得有生趣，让被迫的学习变为自觉自主自愿的学习，从而有利于其对习题的理解，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5）活动探究式学习：此方法是今年出现的一种新的课型，具有多种好处，如它较之以前传统课型比较灵活，而且具有实践性，与此同时还能够起到教育的作用，也有利于让学生发挥个性的同时学会同他人的合作，从而为适应社会的需求做好准备，通过学生对某时间自主合作的探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素质，也可以达到取长补短的作用，有利于学生的日后发展。
总之，在此次尝试中，有许多的有点，但也有些许不足的地方，但有了开始，加上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相信我们的课型体系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也使
我们的课堂教学能够适应新课程下新教材的要求，避免“换汤不换药”的误区，使学生能够真正学到有益于身心的知识，为今后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赵秀昌.新课改背景下的初中历史教学创新探讨[J].新课程学习：中，2014（6）：26.
[2]周莹.初中历史教学创新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3（19）：130-131.
[3]金向东.顺应课改，激活课堂――初中历史教学之心得[J].新课程学习：上，2013（5）：66-67.
一、前言部分论述的比较
在前言部分的开篇词中，老课标提出的是要通过历史教育“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新课标提出的是“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是时展和社会前进的需要，也是青少年自身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两相对比，可以看到，老课标重视的是历史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而新课标重视的是公民教育和学生的成长需要，侧重点是不同的。此外，在开篇词中，老课标也提出了通过对历史多样化的学习，“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养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而新课标的表述为：“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高综合素质，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不但重视的是学生自身的发展，符合初中生心理和生理特征，而且提出“历史的角度”一词，注重的是从历史的本身来考察社会发展和感悟人生。
二、课程性质论述的比较
老课标一开篇就是从初中必修课程的角度来强调历史的课程地位，但是新课标却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加以强调，由此可见，老课标重视的是课程设置，而新课标重视的则是历史作为人文课程本身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两个版本的课标编写理念的不同。这点也体现和贯穿于新课标本身。老课标的课程性质概述得非常简略，最后归结于历史课程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其表述较抽象且不够具有学科的特殊性。而新课标对课程性质的表述比较具体，强调对学生的终身发展教育，并将其学科特性分为四个方面，分别为：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与综合性，并将老课标中的“国际意识”一词改为“国际视野”，从词性上分析其词的外延更为宽泛。而这四个方面分别从四个层次上表述了历史课程的性质：思想性是树立学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基础性是以普及历史知识，形成历史意识为主；人文性是表现历史所特有的人文教育功用，是形成学生正确价值取向的方面；而综合性则是重视历史与现实结合的作用。从新课标对课程性质的具体解读我们可以感受到，随着历史理论的不断进步，我们的课标编写也在不断成熟，不但重视历史学科的学科特性，而且更注重站在学生的认知水平及心理水平的角度去考虑。
三、课程基本理念论述的比较
老课标对编写理念的表达是：“使学生获得基本的历史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发挥历史教学评价的教育功能。”从老课标的课程理念可以看到，老课标在大的范围内是要求以学生为中心的，但重点是放在学生的历史知识学习和历史的道德教育功能。而新课标在课程理念中分别列举了四个方面。与老课标明显不同的是，新课标明确提出“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及首次提出了“正确的价值判断”理念。这就告诉我们，不但要教历史书，而且重要的还在于育人，在于思维的训练。此外，在初中历史学习的要求上，以“普及历史常识”、“初步具备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为主，这一标准比起老课标显然在历史知识的掌握上有所降低且更加具体，在评价体系上也给予了教师更大的自，要求创新和发展。
四、课程设计思路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