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老子也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抽象的，是无形的，是指客观存在都有着规律性。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任何事物都脱离不了“道”，《管子》中提到过“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真理具有稳定性。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也有着“道”，无论是人的偏好、效用、选择、需求都有着一定的规律性。
一、微观经济学的哲学视角
（一）经济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我国哲学的二元论认为“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经》）”，即阴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代表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对立面，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西方经济学中假设经济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指经济人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环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做出判断，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经济人假设”体现出了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从而反映了西方哲学观念中的人对物质的追求。这种假设是有作用的：在研究问题时，使矛盾的次要方面先排除，主要方面得以体现，以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研究消费者选择商品达到效用最大化时，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就只考虑了消费者理性自利的一面，从而得出“边际替代率MRS=两种商品边际效用的比MU1/MU2=两种商品价格的比P1/P2”，最终会得出消费者会使每单位货币带来的效用相同。这种结论是有意义的，它使我们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达到最大的满足。不过这些结论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是种假设下的结论。
佛理中认为人性有着贪、嗔、痴，从而执著与世俗欲望，形成了对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现实生活中，人不可或缺的有着非理性的成分。经济人应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生活中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比如消费者把其有限的收入用来购买商品时，不排除至少有1种商品受到广告、包装或者是推销员等非理性成分的影响，等使用了商品之后，才会对商品做出评价，理性成分使自己知道这种商品给自己带来的效用，随着消费者认识能力的提高，欲望驱使下消费者会考虑同等价格自己更满意的商品，等下次购买时就会关注更多的商品，所以消费者达到效用最大化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共同作用的过程概念。
（二）“盈不可久”思想的经济学应用
《易经》中乾卦第六爻“上九：亢龙有悔”，意思就是太高亢激昂了就必定会后悔，指的是事物达到某种程度后必然出现某种新特征以阻碍这种程度的延续。我国学者通过对《易经》各个卦单独变化以及卦与卦之间变化的研究，得出了“物极必反”，从而生出了中庸之道。乾之极为坤，泰之极为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为了维持某种特征，就不能达到最大饱和的状态，即“盈不可久也”。
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有着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边际效用=0时，也就是效用最大化的状态了，如果继续消费，就会出现效用递减。这其实就是说明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不是无止境的，多多益善是在达到极点之前的限度内成立。用马克思主义说就是凡事都有个“度”，这个度在经济学也很常用，比如学校食堂管理员必须考虑其他食堂的价格，以及周边餐馆的影响，把价格放在合理的位置。如果价格太便宜，可能会面临亏本，如果价格太贵，可能到最后连1个人都没有去光顾的。
比如某些垄断性产业，如提供网络服务的全国性公司。对于有些人来说，上网是生活必需品，在这个用户的“保留价格”内网络价格上涨，这些人上网的时间至少都会维持在生活必需的时长，从而不会出现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现象，同时网络公司为了经营不会把价格提高超过用户的“保留价格”，也不会使其设计的价格最终盈利低于成本。再比如对学校食堂的米饭价格来说，假设学生主食为大米，且没有替代品，而且学生购买米饭只用在自己一次用餐的用途上。食堂米饭价格再怎么涨，学生对米饭的消费量都是一定的，这就是学生对米饭的需求底线；然而食堂米饭价格再怎么跌，学生的消费量都不会超过其吃饱的状态，这就是学生对米饭的需求饱和。
（三）经济模型本质是主次抽象思维
微观经济学中都有各种假设和各种模型，比如经济人假设以及消费者偏好的内生性，在各种假设的基础上，经济学家运用数学工具建立了各种模型来抽象地描述经济现象，然而这些模型都是把经济行为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来研究。不少学者批评过这种研究方法，还举出不少社会中的反例来证明其局限性。其实假设和模型都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社会现象中的局部或者阶段性的描述，以及对人的行为限定性，来研究影响人行为的主要因素。一个可以描述社会所有现象或者人类所有行为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假设与模型的运用就是在于先抽象的表述经济现象中主要因素，如果理论符合了经济现象，就是说主要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如果理论不符合了经济现象，就是说在次要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
如博弈论理论囚徒困境模型中，单次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双方选择（坦白，坦白），无限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抵赖，抵赖），有限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坦白，坦白）。如果现实中出现单次博弈双方选择不是（坦白，坦白），重复博弈又出现了其他情况，这就说明是模型外因素影响了博弈的结果，比如双方没有被隔离或者两个囚徒是一家人，都相互关心对方。那么此时如果再考虑双方的博弈，模型外因素就会变成主要因素，成为模型内因素，从而对结果产生影响。此时可以看出其思维方式是主次分明的考虑问题，如果次要矛盾产生大的影响，则次要矛盾就会加入主要矛盾来考虑，这恰恰证明假设和模型的价值。
二、对待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态度
《易经》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坤卦“用六，利永贞”。龙象征着有能耐，有很大作用的东西，比如知识、财富、权利等等。用九，就是把这些东西当成工具，“用其道而不为其所用”，这样“见群龙无首”，而是以你为首，才是“吉”。用六，就是在运用这些知识财富的时候，也要让自己成为配角，去学习发现当中的客观规律性，以找到有价值的地方，这样才能“利永贞”。
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把观察到的行为限定在某个模式内，它所追求的是阶段性与局部性的适用，而不是对微观经济主体所有行为的解释。所以我们就应当辩证地看待它，既要学习它有价值的地方，也要把它当成工具，且不能机械式的按照它的模式来比较微观经济体的所有行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消费者的研究，归根到底，是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出版社，2006
[3]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易经导读[M].九州出版社，2009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生活中的网络外部性现象，引出基于大规模协调博弈视角的微软公司与盗版公司的博弈，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盗版公司与监督机构的博弈，分析了盗版行为无法根治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抑制盗版横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网络外部性；大规模协调博弈；盗版；混合策略博弈
关于盗版问题，前人已做出许多相关研究。张娜2008年在《当前中国盗版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中，从经济学角度对盗版现象的现状、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徐玮、阮陆宁、陈春芳2004年发表《关于音像盗版市场的博弈》文章，从正版与盗版生产者竞争的两方博弈角度对盗版市场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得出相关结论；谢识予1998年以《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多个博弈模型对假冒伪劣现象产生的条件、机制、制约因素以及治理的有效方法等作了探讨。
一、现象概述与定性分析
现代生活繁忙而复杂，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各类社交软件。一个看似很天真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使用这些社交软件，如果圈内朋友们很少用这种软件，我们还会用吗？答案肯定是不会。我们之所以使用这些软件，是希望通过手机、电脑与朋友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朋友们很少使用这类软件，这些社交软件的价值就无法发挥。
这种现象用经济学中的概念解释为网络外部性，即如果一种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随着其他使用者数量增加而增加，这种产品就具有网络外部性。即拥有某产品的人越多，这种产品的价值就越高。上述例子中，当只有自己一个人使用聊天软件时，所获得的价值就是它的自有价值，等于只与自己聊天，因为只有一个网络节点。假设此时该产品的价值为1。如果再有一个人使用这种聊天软件，变成两个人进行交流，这个产品就有了两个网络节点。我们从中获得了协同价值，这时该产品的价值等于2。当有第三个人使用这种聊天软件时，网络节点增加到了6个，其网络价值也就等于6……如此类推下去，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时使用这种软件的话，这个网络就变得很大，网络价值自然就很高了。因为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我们选择产品时，不仅要考虑这个产品本身的好坏、功能的强弱，还要考虑这个产品被使用的广泛性。
正是源于这种网络外部性，假如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进行一次性博弈，就形成了大规模协调博弈。即在协调博弈中，局中人必须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且，网络外部性往往带给人们“从众心理”，即那些得益于网络外部性的博弈参与者会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市场竞争的最后胜利者获得所有或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而失败者则被淘汰出市场无法生存。这类现象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里众多层面上。
例如，生活中我们都习惯使用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但正版安装光盘价格几千元以上，对于普通上班族和学生来说属于昂贵支出，所以绝大多数人都选择购买5元一张的盗版光盘。面对这种情况，微软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盗版的泛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微软公司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逐步深入，得到更多的使用客户，让新使用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安装微软操作系统，从而充分发挥其产品的网络外部性。而其产品网络外部性价值的增加也终将弥补微软公司因被盗版而受到的损失。所以，微软公司容忍盗版，其实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正是盗版的泛滥帮助微软公司在中国广泛发展，成为中国操作系统市场的领头羊。由于微软公司形成了垄断地位，网络外部性得到最大化展现。所以，现在微软公司加大了打击盗版的力度，一方面借助美国政府频频对中国施压，要求我国政府采取一定措施遏制盗版横行；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更新补丁，让通过盗版安装的操作系统不能正常使用，同时正版增值计划来提升正版竞争力。
二、建立博弈模型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盗版不仅违背法律，而且不符合道德规范。但作为知识产权持有人的软件商微软，却故意默认盗版泛滥，甚至鼓励个人消费者使用盗版软件，针对这一行为，可以为微软公司的策略建立博弈论模型。
1.微软公司与盗版公司的博弈
假设盗版公司行为分为盗版和不盗版，微软公司行为分为默认和抵制，双方的目标都是利润最大化，表一是该博弈的收益矩阵。收益矩阵中前一个数字代表盗版公司收益，后一个数字代表微软公司收益。其中微软公司默认行为是指微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初期，为扩大产品的网络外部性，对众多盗版现象持默认态度；抵制行为是指微软公司占领中国操作系统市场垄断地位后，对盗版软件加大打击力度，遏制盗版横行。在（盗版，默认）这一组合下，盗版公司由于盗版成本小而获得巨额销售利润，用数字4表示；微软公司由于营销策略选择默认盗版行为，造成自身利益受损，用数字-1表示。在（盗版，抵制）这一组合下，盗版公司的盗版行为遭到微软公司抵制，使盗版软件无法销售，盗版公司利益亏损，用数字-2表示；微软公司为抵制盗版行为，付出成本，自身收益用数字1表示。盗版公司不进行盗版活动，收益为0；微软公司在默认行为下取得最大收益，用数字2表示，若采取抵制行动，防患于未然，微软公司付出成本与收益相抵，用数字0表示。博弈矩阵见表1。
从盗版公司角度看，微软公司默认情况下盗版可获得巨额利润4，并影响微软公司销售收入，使其收益为-1；在微软公司抵制情况下，盗版公司不进行盗版活动虽没有收益，但不会造成利益受损，所以盗版公司行为选择基于微软公司的选择而定。
从微软公司角度看，由于正版软件定价高，销量较小，盗版公司盗版软件能帮忙迅速打开市场，造成实际上的低价策略，并培养消费者消费习惯，从一定程度上打击竞争对手，取得最大广告效应，最终最大化其产品的网络外部性。所以默认盗版公司的盗版行为使微软公司短期受损-1，长期获益。一旦微软公司取得了垄断地位，选择对盗版公司进行抵制，盗版公司受损-2，微软公司获利1。
由于默认盗版行为期间，微软公司极大化了产品网络外部性，使软件价值最大化，所以在抵制盗版时获得的收益完全弥补了默认盗版时的损失。而盗版公司由于巨额利润诱惑销售盗版软件，在微软默认时为微软公司扩大市场，在微软抵制时承受损失，但由于获得的收益完全弥补所受损失，所以尽管是一种为他人做嫁衣行为，盗版行为仍会持续，无法杜绝。
2.盗版公司与监督机构的博弈
盗版公司利益博弈的出发点是成本收益的对比，作为成本的最大机会投入是监督机构的打击和惩罚。但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其他原因，使得盗版公司在与监督机构信息博弈中占优，使他相信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以至于有进行盗版的成本优势。表2是该博弈的收益矩阵。
假设盗版公司行为分为盗版和不盗版，监督机构的行为分为检查与不检查。收益矩阵中前一个数字代表盗版公司收益，后一个数字代表监督机构收益。在（盗版，检查）这一组合下，盗版公司盗版，会被监督机构发现而遭受处罚，盗版者具有负效用，记为得益-P；而监督机构检查会帮助提高其部门威信，并没有其他更实际效用，它的得益是0。在（盗版，不检查）这一组合下，盗版公司盗版成功，可以利用盗版获得收益，有一定程度正效用，记为得益V；而监督机构一定程度失察，未能履行自身职责，具有负效用，记为得益-D。当盗版公司不盗版时，盗版公司没有特别收益，得益为0。这时如果监督机构不检查，他们省时省力，得到正效用S；如果监督机构检查，费时费力，效用相抵得益为0。博弈矩阵见表2。
这是一个严格竞争博弈，博弈双方只有竞争而没有合作。因为当监督机构检查时，盗版公司的最优策略是不盗版；当监督机构不检查时，盗版公司的最优策略是盗版。而当盗版公司盗版时，监督机构的最优策略是检查；当盗版公司不盗版时，监督机构的最优策略是不检查。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协调的时候，即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在混合纳什均衡中，盗版公司采取的策略必须使监督部门无论检查还是不检查，其期望收益是一样的。唯如此，盗版公司才会失去改变策略的冲动。同理监督部门采取的策略也必须使盗版公司无论盗版还是不盗版，其期望收益都一样。也唯如此，监督部门才会失去改变策略的冲动。只有当双方都没有改变策略冲动时，博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都不愿打破的均衡局面。
现实生活中，由于诸多原因造成盗版公司在与监督机构的信息博弈中占优，例如检查前的“通风报信”，检查行为不具有随机性，监管力度不够等，造成盗版现象猖獗，甚至形成盗版产业。
三、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盗版现象屡禁不止源于其市场基础。首先是巨额利润诱惑，其次是众多正版龙头企业默许，再次是监管机构督察不力，最后是相关产权保护法律不够健全。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⑴正版厂商合理定价，压缩盗版公司利润空间，提高防范意识，增强防范措施，对明显盗版行为进行诉讼等；⑵政府提高立法执法力度，各部门联合治理，加大对盗版惩治，加强日常管理，进行持久工作；⑶政府控制正版龙头企业默认销售，保护本土软件不受市场排挤，避免正版龙头企业占领市场；⑷对消费者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反盗版社会认同，加大法律知识普及，提高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
综上所述，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盗版公司与正版公司进行了大规模协调博弈，众多盗版商在博弈中有收益也有损失，但总体收益大于损失，致使盗版行为仍长久持续下去。在盗版公司与监督机构的信息博弈中，盗版公司博弈占优，导致盗版行为无法根治。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1997(8).
[4]张娜.当前中国盗版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兰州学刊,2008(10).
关键词：环境关系；环境社会主体；环境污染；农村；博弈论
Abstract：Theenvironmentalrelationsarebenefitrelationsbetweentheenvironmentalsocialmainbodies，theoccurrenceoftheenvironmentalrightinfringementismainmanifestationoftheunbalancedenvironmentalrelations.Theprogressofenvironmentalpollutionisagameprocessbetweenenvironmentalmainbodies.TherearemanycharacteristicsofthegamebetweenenvironmentalmainbodiesinChina’scountryside，asaresult，theanalysisofmicro-mechanismofChina’sruralenvironmentalinfringementcanaccuratelymastertheessenceofChina’sruralenvironmentalimbalance.Theconclusionisthat，inordertochangetheenvironmentalpollutionconditionsinChina’scountryside，theweakstatusofChina’sruralinhabitantsinthegamingprocessmustbechangedtoformabenignrestrictionmechanismofenvironmentalrelationssothatChina’sruralenvironmentalrelationscandevelopfromimbalancetoharmony.
Keywords：environmentalrelations；environmentalsocialmainbody；environmentalpollutedcountryside；GameTheory
一、引言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然基础和主要目标之一，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用上所形成的环境关系的和谐。环境关系是指建立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和实质是在环境资源利用中形成的人与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1]；环境关系是以社会作为背景运行的，由于人与人在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会导致在环境资源利用能力上的差别，因此环境关系的决定因素是个人及其由个人组成的组织、集团在社会关系链条中所处的位置；环境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是环境主体之间进行环境利用的动力，是分析环境关系的细胞，因为有了利益才会有各个环境主体之间的对抗与合作。环境主体可以分为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环境关系中的主体是环境社会主体，主要包括环境资源的使用者、受害者和管理者。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主体主要有污染企业、地方政府、农村居民和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环境关系运行主要是环境社会主体以利益为动力、以环境权利为内容所进行的博弈过程，一般以环境关系失衡和和谐为表现形式。
环境关系失衡会引起环境侵权的发生，而环境关系失衡实际上是环境关系中有一方主体环境维权得不到实现，因此环境侵权是环境污染主体、受害者和政府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在博弈过程中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根据公民环境权理论，环境侵权可以分为污染预防阶段和污染侵害阶段，如果在污染预防阶段公民就能顺利维权，污染侵害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而在现实中，中国农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就要考查中国农村环境侵权的发生机理有什么特点、在侵权过程中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和农村居民的行为受哪些因素制约、这些主体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以及这些主体经常会选择哪些路径等问题，本文主要围绕这些问题逐步进行分析。
二、环境关系主体间博弈的一般分析
环境侵权发生的两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即污染预防阶段，进入博弈局势的主体主要是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个阶段居民主要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通过听证等形式对企业的建设规划合理与否进行博弈；第二个阶段即污染侵害阶段，进入博弈局势的主体主要是污染企业和居民，这个阶段居民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与企业进行博弈。
(一)污染预防阶段的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博弈的假设前提：所引进的项目都有一定的污染发生；地方政府对项目潜在的污染危害信息非常清楚；居民对项目潜在的污染危害信息也非常清楚；潜在的受害者能够参与到项目引进中来；地方政府是项目审批和引进的管理者；政府对潜在受害者的意见给予认可。
1.地方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博弈
在项目引进的初期，居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预防污染的发生。本文把诉讼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模式简化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
第二，当居民的诉讼成本大于受害或者潜在的受害成本时，居民会选择不诉讼，地方政府有选择不作为的可能，但是它也许会由于自律而进行作为。
2.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博弈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环境质量的收益和居民因为环境污染而带来的损失需要讨论一下，因为这里有几个重要假设：对一般人来说环境质量是正常物品，因此收入增加时，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不同的收入的人们的效用函数是近似的；环境质量的价格是固定的。有了这几个假设，关于环境质量的收益和污染带来的环境损失的比较才会在同一个效用水平上。
(二)环境污染侵害阶段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博弈
环境侵害阶段主体间博弈的假设前提：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因此，就必须由政府来代表全体公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责，对环境进行管理；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政府与企业在环境污染监督上的信息不对称；受害居民的行为受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所得决定；政府对环境污染的监督通过同级环保部门进行贯彻，并且同级环保部门能够完全按照政府的要求完成污染监督的职能。
1.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博弈
(三)影响环境主体行为的因素
通过一般博弈分析可以看出：(1)在污染预防阶段，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政府作为与居民诉讼的成本有关，诉讼成本高于潜在损失时，居民一般选择不诉讼，地方政府的作为只能靠自律；诉讼成本低于潜在损失时，居民一般选择诉讼，如果地方政府特别注意环境质量，它会选择作为，如果地方政府不注意环境质量，它会选择不作为；居民与企业的博弈主要取决于居民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建设项目带来污染损失与经济收入的对比。(2)在污染侵害阶段，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居民是否选择诉讼取决于诉讼成本高低、诉讼成功后的收益和诉讼是否能够胜诉；企业对污染的治理取决于政府监督的成本和居民诉讼的成功与否及诉讼所需赔偿的金额；政府监督取决于政府监督成本、污染治理的成本、居民得到补偿的多少和对企业罚款的多少。
三、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主体间的博弈
(一)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主体间博弈的特点
第一，博弈主体的地位不对等。由于地方政府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企业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源，而中国农村居民由于历史、制度的原因经济收入微薄，政治表达路径和能力有限，因此博弈主体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博弈，这种博弈不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博弈主体。
第二，博弈主体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污染企业在信息方面具有优势；政府对污染信息的拥有次之，所以政府在监督上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而农村居民对污染信息的拥有最为少。因此这种博弈是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下进行的。
第三，博弈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很容易形成合作。由于目前中国的政治管理体制还存在一些弊端，使地方政府做到中立很难，并且地方政府和企业会产生合作，并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样强大的两个集团的合作使农村居民很可能无法进入博弈局势而被排除在外。
(二)污染预防阶段居民和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
在前面分析污染预防阶段的潜在受害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几个假设中，第三个假设和第四个假设前提在中国农村的现实中基本上不存在。在博弈论中，信息的拥有情况决定了双方的行为选择战略空间。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当一方参与人拥有更多信息时，这会影响到对方的行为。同时由于信息的缺乏，一方很可能会选择不利于甚至是有害于自己的战略空间[10]。在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预防阶段，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农村居民根本不可能做出合理的选择，不能及时地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利。因此在污染预防阶段由于环境信息的不公开，导致农村居民被排除在污染预防之外，只能被动地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而在企业与居民的关于企业创建的博弈的分析中，首先是信息的不对称，居民根本不知道企业的环境影响；再者是居民的意见对政府审批企业的决策影响较小；第三，在对污染损害不知情的情路况的下，农村居民强烈的摆脱贫困的愿望会使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摆脱贫困，增加收入。因此这一阶段农村居民是被动的，他们只能被动地进入污染侵害阶段。
(三)污染侵害阶段地方政府、受害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博弈
1.政府中立时的博弈局势
第一，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由博弈变成了合作[13]，在很多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考核，不惜以污染当地的环境为代价引进污染项目，这时地方政府与企业已经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二者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各取所需。当农村居民进行环境维权时，他们会联合在一起对农村居民进行百般阻挠，使农村居民环境维权没有任何希望。这时就不存在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博弈问题，就直接进入到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与农村居民的博弈局势。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博弈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环境关系失衡的本质是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失衡，其主要表现是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失利，使中国农村居民在污染预防阶段维权缺位、污染侵害阶段维权地位微弱，因此中国农村环境污染态势仍在加剧。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中国生态环境的转变，所以要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生态环境的转变，就必须协调农村环境关系。协调农村环境关系的关键就是改变这种不平等博弈的局势，就是使农村居民在污染预防阶段能够参与建设项目的决策，在污染侵害阶段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形成作用于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机制；运用综合手段形成企业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的内部动力机制[14]；以规则制度形成规范企业污染行为的外部约束机制；培育农村社会中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形成监督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社会制约机制；从而以综合机制的运行形成良性的农村环境关系制衡机制。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国农村环境关系的和谐，以此来实现中国生态环境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中国社会的全面和谐。
参考文献：
[1]苏宏章.利益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王伟光.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2(3).
罗伯特·吉本斯着.博弈论基础[M].高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威廉J鲍莫尔，华莱士奥茨.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设计[M].严旭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Asch，Peter，JosephJSeneca.SomeEvidenceonthedistributionofAirQuality[J].LandEconomics，1978，54(3).
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3).
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肯尼思·阿罗.信息经济学[M].何宝玉，姜忠孝，刘永强.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0]Anderson，NormanHenry.FoundationsofInformationTheory[M].NewYork：AcademicPress，1981.
[11]成金华，吴巧生.中国环境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评论，2005(3)：12-27.
[12]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严旭阳.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关键词：交易费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22-02
一、交易费用理论起源
1.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拥有三个重要的硬核：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它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资源的利用和使用决策都是通过价格信号为指导。新古典经济学的严密逻辑向我们证明：当各种资源的替代或转换率等于各自市场价格的比率时，财富的配置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由于整个市场的运作能够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自动地保证各种资源优化配置，所以价格机制的运作是在无须成本、没有摩擦的状态下运行的，即交易成本为零。
2.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企业制度被简化为一种生产函数，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被产量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所掩盖。科斯不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假说，①尤其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运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说，提出了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为正时，那么选择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就越发显得特别的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并认为，制度特别是一套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如同稀缺的资源一样，制度选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节约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家仍然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将该方法运用到“交易费用―制度选择―制度变迁―经济绩效”的分析范式中，在保持传统价格理论硬核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费用以及产权的约束，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使其成为理解世界更强有力的工具。
二、交易费用理论主要代表人物观点
1.国外主要学者观点。科斯（1937）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思想，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1960）补充说：“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威廉姆森（1982，1985）继承了科斯的思想，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为假设前提，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对交易费用作了大量深入地研究，最终使交易费用理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德姆塞茨（199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所有权权利交换的成本”，他在研究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费用时，将之定义为利用纽约股票交易所以便迅速将股票变现所花的费用，广义的交易费用还可以包括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或阅读金融报刊所花的费用；此外，他还以团队生产中监督劳动的困难来分析交易费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偷懒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影响了团队效率。张五常(198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在鲁宾逊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费用，是一种“制度成本”，他所认定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律师、警察、经纪人、企业家、经理、文职人员，佣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说，除了那些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费用以外，所有可想到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巴泽尔(1997)从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角度来考察交易费用，他认为权利的获得、保护和转让所需要的费用叫“交易费用”，而产生交易费用的原因在于商品有多种属性，每一种属性都有可变性，这就使人们测量每种属性的费用难以估计，正因如此，他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
AricRindfleisch和JanB.Heide（2001）两人在综合1982―1996年间涉及交易费用45篇论文后的感言：“交易费用理论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在其他学科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主要包括社会学、政治科学、组织理论、合同法、公司战略、合作金融、市场等。”他们同时又指出：“交易费用理论声称人的行为不确定性水平越高，则将会带来更多的交易费用，然而，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涉及到因测定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大小。”
2.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引进、消化、深化及运用提供了难得的时机，虽然这一理论还不是十分完善，但丝毫也不影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热情，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交易费用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经济领域，对交易费用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将西方学者的定义挪用过来，创新性的理论较少，以金玉国、张伟、陈志昂、缪炳仁等年轻学者就宏观经济增长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但他们只是遵循沃利斯和诺斯等人的研究方法，也不过将其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数据作了一下查验而已，也难怪刘春元（2001）等学者发出了“交易费用”是一个无用的概念的呼声。但近年来，赵红军（2005）和高帆（2006）两位博士却借鉴Eigen-Zucchi(2001)和钟富国（2003）的研究思路，从考察影响交易成本的交易效率出发，结合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原理，通过设计一系列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最终测算出交易效率数值大小，并以此推算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高低，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3.简要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限于合作的关系与和谐的竞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成熟的、规范的、甚至是理想的框架，分工被认为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因而是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目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关键概念：技术方面（资产专用性）、人员方面（有限理性）和行为特性方面（机会主义），而交易费用经济学中的关键概念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属性。从这些概念出发进行推导，使威廉姆森背离了被广泛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科斯揭示了交易费用普遍存在的事实，却并没有专门深入研究交易费用产生或存在的原因。虽然威廉姆森也从“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对交易费用作了翔实地阐述，其中“交易因素”主要指交易的技术特性，包括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层面；而“人的因素”主要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但威廉姆森却没有回答“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产生”与“市场交易费用为什么会上升”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虽然可以说明或决定交易费用上升，却不能说明交易费用的产生或存在。事实上，我们也无法证明：在不存在“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不确定性”等因素时，市场交易费用是否就为零。由鉴于此，仍需要我们作出不懈地努力。
三、交易费用经济学发展展望
1.交易费用经济学（TCE）与产权理论。如果能够将TCE与产权理论优势互补，以TCE意义上的有限理性为基础，借助产权理论相对成熟的模型技术，重新构建一个统一的不完全契约理论，那当然是一个最优选择（聂辉华，2004）。但是这种前景诱人的融合仍然需要面临一些挑战，首先要解决好在模型建立过程中对“有限理性”的精确定义；其次，在对待“机会主义”去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选择，这样模型的解释力才会更强。
2.交易费用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现代行为经济学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实验方法和微观计量方法构建行为人的心理决策模型，如前景理论；二是以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构建模型来解释各种宏观和微观经济现象，形成了诸如行为宏观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领域。因此，建立演化心理学决策模型，需要假设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和策略行为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从而形成制度―博弈规则―演化结果。至于有限理性下的数学建模，需要构建一种涵盖了机会主义行为的效用函数，这对博弈论框架的TCE来说同样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3.交易费用经济学与演化博弈论。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规则，但是却难以解释博弈规则的内生问题，只能穷究于政治过程乃至意识形态、文化等外生因素，实际上不能在终极意义上回答制度的起源问题。而演化博弈学派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博弈均衡，认为博弈规则是参与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一致时自发演化的结果，这就将博弈规则完全内生化了，有效地解释了制度的起源问题。借助演化博弈论，青木(1996)等创建了一种“比较制度分析”范式，分析了日本经济制度的起源、多重均衡性、互补性和路径依赖现象。因而，借鉴和吸引演化博弈学派相关理论及其假设前提，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假设找到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诸多挑战依然存在：如何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找到心理学基础或微观决策模型？如何解决机会主义与事后调适的矛盾？如何解释组织的起源、互补和多样性问题？如何将资产专用性内生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家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5-106.
[2]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张五常.交易费用的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1999，（1）：1.
[4]Coase（1998）：“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LawSchool,1111East60thStreet,Chicago,IL60637-
2786.”
[5]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9.
[6]巴泽尔.产权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9.
[7]AricRindfleisch&JanB.Heide.TransactionCostAnalysis:Past,Present,andFurtureApplications[J].JournalofMarketing,October
1997：30.
关键词：微信；模型；博弈论；SWOT分析法
1.腾讯微信同中国移动的利益冲突
为分析腾讯微信同中国移动的利益冲突，需要重点关注微信和运营商在竞争环境中的扮演的角色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波特五力模型是分析竞争环境的科学工具。
微信和中国移动飞信、飞聊是直接竞争对手。微信与中国移动飞信、飞聊均提供使用流量的文本信息、语音信息发送，主要面向年轻用户，二者均利用其传统业务来提高用户黏性。根据上述条件，微信和飞信、飞聊构成正面竞争。中国移动可以借助发展飞信、飞聊等使其逐渐具备微信所能实现的功能，再结合其自身的网络平台优势获得与微信抗衡的实力。
微信面临来自中国移动的供应商压力大。微信通过网络运营商提供的网络通道来实现其功能。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移动是微信的供应商。由于中国移动年轻用户市场的占有率极高，且中国移动的客户黏性导致其可替代程度相对较低，因此中国移动网络自然成为微信的主要供应商。另外，由于中国移动本身亦有提供类似服务（飞信、飞聊）的能力，因此其前向一体化的可能性很大。综上，中国移动在与微信的利益博弈中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
中国移动对于微信而言是可能在未来成为替代产品生产商。中国移动针对面临的来自互联网的挑战以及移动互联网发展的趋势，提出流量经营将是其未来主要的经营方向。且中国移动现已经着手发力开发TD-LTE网络，如果中国移动同时提供配套的社交应用，很有可能成为微信的替代品。
中国移动利用微信使用者对微信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的特点，利用购买者的议价压力对微信施压。微信的使用者中学生、白领等年轻人群为多，他们的消费水平有限。相关的市场调研表明，倘若需要为使用微信支付流量额外的费用，他们可能会减少或者放弃对于微信的使用。倘若日后微信丧失了这一价格政策，可能会造成用户的大量流失。
国家鼓励和支持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2012年11月，《互联网行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审议通过，移动互联网发展将受到重点扶持，对微信有利。而中国移动等运营商供应国家电信网络服务，政府在电信网络行业设置进入壁垒以保护国家通信安全。工信部的介入，事实上使得腾讯和中国移动的博弈被拔高至公共政策乃至立法的层面，而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讲此次利益斗争将影响未来通信行业的发展格局。
2.腾讯微信的战略选择
为了给出一个最优的战略选择，需要深入地了解腾讯微信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其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和缺陷。此处运用SWOT分析法对于微信进行分析：
优势S：面板简洁友好、操作简单便捷，的实时传递；成本低；腾讯QQ用户优势，市场领导者地位；技术领域拥有专业团队，创新和开发能力强。
劣势W：用户体验效果和功能优势等相比米聊等同类产品并不明显；信息传播不规范，可能存在违法风险，引起道德法律问题；运营商网络条件、自身技术问题导致的流畅性不足；暂未形成成熟的商业盈利模式。
机会O：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成为国家下一步重点扶持对象；移动社交工具符合市场需求舆论倾向支持微信；信息高效率传递的要求。
外部T：网络运营商本身提供类似的软件；供应商压力大；利用微信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违法行为遭到政府管制；政府及相关部门介入利益分配。
据上述分析，给出两种情况下的战略选择参考方案：
从长期来看，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是客观规律，微信的模式是顺应这一大潮的。因此应当采取SO策略，即依托腾讯平台，保持特色并坚持创新和开发，拓展市场，进一步占据和扩大市场优势。从短期来看，在微信可能面临“逼宫”的不利条件下，出于解决近期问题的需要，短期内的给出的策略是ST策略，即利用腾讯掌握的用户市场优势与网络供应商周旋以尽可能保护自身利益、寻求合作或促进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损失短期的收益以拖延时间获得新机会，即采取WT策略。
3.腾讯微信同中国移动的短期利益博弈
微信同中国移动的短期利益博弈，站在经济学角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中国移动占据相对有利的地位，是行动的先手方，它决定着是否向微信发难；而微信则需对移动的博弈行动做出反应。
由于本例中，短期内对于微信更需要重点面对来自以中国移动为主的运营商的收费征讨。因此，我们将问题简化成为一个微信和移动双方针对收费问题的静态博弈。考虑到政府政策在案例中的特殊性，在下面的分析中加入政府政策因素。
分析采用类似囚徒困境的方法模拟了微信和移动二者的利益博弈。每个三维坐标都表示一种可能的结果，坐标三个维度依次表示方案对于微信的损益、对移动损益以及政府的态度。数值的正负表明影响或态度的积极与消极，大小对应它们的程度。
我们给出6种可能的方案设计：微信接受收费并由己承担，移动大额收费（-3，+3，-3）；微信接受收费并由己承担，移动适度收费（-1，+1，+3）；微信接受收费并转嫁给用户，移动大额收费（-5，+1，-3）；微信接受收费并转嫁给用户，移动适度收费（-3，+1，0）；移动与微信联运，微信接受联运并与移动分利（-1，+5，-5）；移动不向微信收费（+5，-5，0）
我们易得，政策可允范围内的三种结果，“移动向微信适宜收费，微信接受收费并自己承担”的结果在短期内最能得到政策支持，并且对于微信和中国移动二者的利益偏颇相对也较小，是此次博弈的均衡。因此预测这可能是短期内解决本事件最有可能实现的一种结果。
时隔中国移动向腾讯微信发难已近两个月，收费之争的结局悬而不决。面对运营商的夺举，微信时刻面临变数，唯有动态的战略分析和机智的博弈决策是王牌。（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参考文献
[1]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C]，格致出版社.2011.6.
[2]田欠欠.《微信：在内忧外患中“火”起来》，[M]，2013.1.
[3]陈雅静.《微信，还能红多久—以经济学SWOT理论分析微信》，新闻知识，[M]，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