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保：
我与一家公司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如我连续旷工三天以上，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公司的规章制度中也有相应的内容。一周前，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母亲因被跌倒而导致右手骨折需要住院医治，要求我前往照料几天。我遂当即写了请假条来到领导办公室，发现领导不在，遂将请假条从门缝里塞了进去，同时通过电话将情况告诉了领导，但领导并没有明确同意，只是表示等其一个小时后回公司再说。我由于心急如焚，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提前走了。而当我六天后回到公司，却被告知自己已经被公司解聘。理由是我未经领导批准而离职，属于旷工。公司有权依据劳动合同中的约定处理。请问：公司的做法对吗？
葛姗
葛姗：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妥。
虽然你请假事出有因，也符合人之常情，但就你的请假并非交张假条、打个电话了事，即不能因此视为公司已经默许或者可以推定公司已经同意。事实上，对于你的请假公司有权经过审查、核实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不予批准、批准、减少天数三种处理。公司领导要你等其一个小时后回公司再说，也正是其行使审查、核实权利的体现。更何况你母亲只是右手骨折，并非伤情紧急、来不及等待领导的明确答复而不得不先行离开。你未经批复而擅自离岗，无疑应当按旷工论处。退一步说，即使领导已经口头同意但事后却发生了争执，你也必须提供已经同意的证据，否则，也只能自食其果。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九条分别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即无论从劳动合同还是从公司的规章制度上看，你旷工六天，都大大超出了三天的限额，均让公司具备了将你解聘的条件。
小保
劳动者违反单位不合理规章能否被解聘
小保：
我是一家公司员工。公司为保证食堂的整洁、卫生，在食堂门口的告示中明确指出：严禁员工在食堂内随地吐痰或有其他不洁行为。如有违反，公司有权随时将其解聘。一周前，我在就餐时因喉部突然被鱼刺卡住，情急之下只想采取呕吐方法将鱼刺吐出，而忘了公司的规定，恰被公司一名副总经理撞见，遂以我不讲卫生、不顾场合、影响大家食欲为由，当即让人事部将我解聘。我虽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请问：公司的做法对吗？
公琳
公琳：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虽然《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这并不是意味着用人单位可以随意制定规章制度来约束劳动者，也不等于劳动者违反任何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均可解除劳动合同，而必须同时考虑两个前提，即：规章制度本身合法，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达到了“严重程度”。一方面，所谓合法，包括内容合法和程序合法。《劳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中体现的正是内容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其中所体现的则是程序合法。另一方面，所谓严重，是指要造成较大损害，要合情合理，不能无限放大乃至超过劳动过程和劳动管理的范畴。即用人单位有权通过制定规章制度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但对劳动管理范畴以外的行为，则不宜进行禁止性规定，更不能对违反此规定的员工进行惩罚。结合本案，姑且不论公司的规定在内容与程序上是否具有合法性，至少该规定不是合情合理，你的行为还达不到“严重程度”：一是你的行为虽存在不雅观、不卫生甚至影响他人食欲之处，但不属于“生产经营活动”；二是你之所以如此，是在情急之下，即事出有因。不管该“因”的理由是否充足，但毕竟没有造成公司损害，公司以此将你解聘，当属无限上纲、无限放大。
小保
员工辞职，有权拒绝用人单位强迫“自泼污水”
小保：
我于2012年3月5日与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近日，因我觉得该工作并不适合我，而且也没有什么发展前途，遂向公司提出了辞职申请。但公司竟要我以书面形式公开承认是自己犯了错误而被公司辞退，不是因为我主动请辞，目的在于警告其余员工，让大家能安心工作，也为给公司留点面子，即让我“自泼污水”，否则便拒绝为我办理转档等手续。
请问：公司的做法对吗？
韦玲
韦玲：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东的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性规定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争议，实际上这涉及到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界限问题。公司法的强行性规范是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第一层界限。而作为公司法规范之一，任意性规范内含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和立法原意，任意性规范并非完全“任意的”，同样具有“强行性因素”。任意性规范中的“强行性因素”与“非强制性因素”的界限事实上构成了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第二层界限，公司章程的“另行规定”不能超越这二层界限。司法机关在判断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条款的效力时，应当结合具体情况注意这两层界限。
关键词：公司章程；强行性规范；任意性规范
一、提出问题
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是在对1993年的《公司法》的大面积修改的基础上出台的。公司法修改的特点之一就是大幅增加了任意性规范。公司法中任意性规范的实现，需要通过公司章程机制。公司法修改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强化公司章程的自治功能，全方位地赋予公司更大的自治空间。＼+①通过新旧《公司法》的对比，不难发现，新《公司法》经常出现“可以”、“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公司章程规定”、“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等字句，可见立法者赋予了股东更大的自治权限，扩大了公司自治的范围。同时，公司法也增加了司法介入公司运作的空间，在为公司的运作“松绑”的同时，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管，许多矛盾即由此而生。
实践中出现许多关于此类的争议，如新《公司法》出台之前的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同于公司法的增补董事的规定而引起的争议、大港油田入主爱使股份的争议等，都涉及到公司章程的“另行规定”。诚然，这些规定是根据公司法所授予的权限进行“另行规定”的，但这种“另行规定”是否是无限制的，公司法在赋予了“另行规定”的权限后是否意味着对公司章程的规定放任不管，从司法实践来看，显然不是。由于新公司法中赋予公司章程另行规定的地方很多，本文只就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对股东的股权转让的“另行规定”进行论述，探讨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界限。
实践中，由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东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性规定所引起的争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关于股东资格的继承的问题，如有些公司章程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不得继承股东资格，或是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只能继承原股东的部分权利，如可以出席股东会议，但不能投反对票，只能投赞成票。另一类是关于对股东狭义股权转让的限制，又分为有条件的限制转让、禁止转让以及强制转让，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不得将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或者规定自然人股东在离职后，必须将其股权强制转让给其他股东或者由公司强制回购或者强制转让给职工持股会等公司机构等。
从司法实践的一系列判决来看，法院对这些因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而引起的纠纷并非是始终如一的态度，甚至是不同的法院对相似的案件采取不同的态度，如对股权继承的态度就不一。这固然有具体案件情况不同的因素，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程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新《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这点是没有异议的，公司法第三章赋予了公司章程充分的“另行规定”的空间。但对于这样的“空间”的范围并没有作出规定，公司章程“另行规定”的“空间”是否可以扩大到公司法的“内置空间”？具体的说，公司章程“另行规定”的边界在哪，司法实践中面对此类案件应当如何操作？
二、历史演进视角下的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
股权转让并非任意的，根据公司法第三章第72条到第76条的规定，公司法通过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在《公司法》“另行规定”中授权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是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的合法性基础，探讨“公司章程”的界限，首先应该明确公司章程的性质，进而明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
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主要有两种学说——“自治法说”和“契约说”。“自治法说”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章程理论的通说。该说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为规范公司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而订立的书面法律文件，是公司股东为了经营和管理公司而给自己制定的法律。公司章程不但约束制定章程的设立者和发起人，而且也当然约束公司机关及新加入公司组织者，因此具有自治法规的
性质。＼+②“契约说”也被称为“合同理论”，是英美法系关于公司章程理论的通说。“合同理论”是与“公司合同理论”相对应的。“公司合同理论”，也被称为“公司法上的合同自由理论”，其认为依据企业的新古典经济学，公司仅仅是在股东、董事、经理、债券持有人、雇员、债权人、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合同组合而已。国家仅仅提供给当事人标准合同文本，以及提供实施这些合同关系的机制。＼+③而公司章程的“合同理论”认为章程是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依法所签订的合同，是股东之间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设立和运行公司的权利和义务达成的文件，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体现。＼+④应该说两种学说各有其法律文化和历史文化背景，暗合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特点，“自治法说”其实是公司章程的制定是根据成文的公司法的规定，而“契约说”则符合英美法系经验的逻辑。
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公司章程，甚至是公司这个概念，都是舶来品，在我国本土的历史语境下是没有其根源的。探寻西方国家公司与公司法的起源，从公司法的历史演进来看，我国与西方国家存在不同之处。我国历史上更多地处于农耕文明，而西方国家事实上处于一种商业文明，这从公司与公司法的关系中即可以看出来，公司最早诞生于古罗马时期，公司的设立经历了自由放任到特许主义到准则主义的演进路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先有公司或者类似公司的团体，进而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根据既存的公司设立中的行为，完成由行为到惯例到规则的演变。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商业文明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一种必然的演进路径。
而我国长期处于农耕文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公司存在的土壤。在我国是先有公司法，进而根据公司法产生公司，我国的公司一定程度上是公司法创造出来的产物，缺乏西方式的公司的历史基础。公司法对于公司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是规范意义上的。
以中西方公司法与公司产生的先后关系为视角，作为代表公司自治核心的公司章程，其与公司法的互动中也自然有不同的关系。公司章程的“自治法说”和“契约说”本质上是基于各自公司法治文化背景下的对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及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的一种逻辑解释，对于西方国家的公司法理论自然有其合理性。然而如上文所述，我国是公司法推动公司的产生。公司自治的空间取决于公司法授权的范围，当公司法有较少的“另行规定”时，公司的自治空间较小；当公司法规定较多的“另行规定”时，则公司章程的自治空间较大。公司章程完全是根据公司法的授权制定，因而公司法一定程度上是公司章程的“非典型上位法”，公司章程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于公司法，其自治空间来源于公司法的授权。因此，公司章程“契约说”虽然符合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实际，在逻辑上可行，但却不符合我国历史演进中的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因而，在分析我国公司法案例中必须注意到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公司法与公司演进中的不同秩序，而这种不同次序对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关系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公司章程的二层界限
理论上，学界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公司法规范划分为许多种，但无论如何划分，对于公司法来说最重要的划分是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
公司法实际上是包含着强制性规范、同时存在一系列任意性规范空间的规范体系。很难从某一具体的条文划分哪条是强制性规范，哪一条是任意性规范。学界的通说是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范、不得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初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不得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也是很容易判断的，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对于任意性规范，法律允许当事人以意思自治变更法律的相关规定。而对于强行性规定则不允许当事人任何形式的变更。
学界争议公司法是任意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居多，有的学者认为公司法属于强行法，总体上呈现强制法的特征，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有的学者依据“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法是一套标准的合同，公司法的作用在于为股东之间缔约提供一份标准的合同范本，股东之间可以选择适用公司法这样的标准合同范本，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重新创立一份合同，因此公司法是任意性法，更多的带有任意性法的性质。也有学者认为公司法中的规则可分为普通规则和基本规则两种，前者指有关公司的组织、权力分配和运作及公司资产和利润分配等普通制度的规则，后者指有关公司内部关系等基本制度的规则。对有限公司而言，原则上普通规则可以是任意的，而基本规则应当是强制的，不得由当事人自由变更。＼+⑤
作为规范公司成立与运行以及内部治理的公司法，凝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公权力对于经济秩序的态度，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意志，因而公司法必然具有强行性的规范。对于一些关乎社会利益、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发展具有重大价值的方面，是不得由股东之间随意变更的，因而公司法的性质并非是强行法与任意法的界定这么简单。公司法不是全部的是强制性法规或是全部是任意性法规，现实中也不存在完全由强行性规范构成的公司法，或是完全由任意性规范构成的公司法。公司法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具有任意性的因素，尊重股东之间的合意，但同时对于一些关乎公司法价值的方面具有强制性的因素。简而言之，公司法是一部“标准的范本”，其中的部分条款，股东可以选择变更，但对于关乎公司法根本价值和其所珍视的法益的部分，则不得由股东“另立条款”。
在《公司法》中强制性规范是不可避免的，但强制性规范只应当为了公共目的而存在。强制性规范通常在私人自治失败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⑥因此公司法一定会具有强制性的因素，以此来设定公司法的底线，划定公司法的边界，使任何公司自治行为不得逾越这个边界，公司法的强行性规范构成了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第一层界限。
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公司必然具有适应自由竞争的特点，同时公司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领域，也需要有各自的特点。同时公司作为由股东设立的组织，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股东意思自治的结果，公司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为所有的公司设定统一的规则，因此通过赋予公司章程“另行规定”的权利成为一种必然。在公司法划定了底线的情况下，尊重股东之间的意思自治，根据自身的需要设定公司运行的规则，以实现股东，公司以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从法条上分析，公司法第72条和第76条的结尾处都有“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果单从这一条来看，可以简单地认为第72条和76条的规定是任意性规范，可以由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的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又不是这么简单，很多根据这条规定作出限制的公司章程被法院判决所否定，至少通过司法态度可以表明，任意性规范并非是任意的。公司法规范的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划分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何作出具体的区分，或者说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划分是否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学界对于一般的强行性规范是没有异议的，如公司法的基本原则等，这些都是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对于任意性规范则不是很清晰，一般认为，在法条的结尾处有“另行规定”的，一般是任意性规范，可以由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相关规定的适用，当然也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对公司法的规定原封不动的接受。作为公司法规范之一，任意性规范同样内含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和立法原意，任意性规范并非完全“任意的”，任意性规范内同样具有“强行性的因素”。任意性规范中的“强行性因素”与“非强制性因素”的界限事实上构成了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第二层界限，公司章程的“另行规定”不能超越这二层界限。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划分并不是以法条为界而泾渭分明的，任意性规范中虽然有“另行规定”的字样，但并非可以任意排除，因为在任意性规范中包含着强行性规范的因素，在触碰到这一核心的强行性规范因素之前，任意性规范仍然是任意性规范，可以由公司章程自由发挥，尊重公司股东的意思自治。如果公司章程触碰到了强制性规范的因素，则此时公司法的任意性规范失去了其任意性的特征，变得具有拘束力，这一强制性因素是不得由公司章程任意触碰的。作为公司法规范之一，任意性规范必然内含着立法者所期望的公司法的价值和其所希望构建的公司法治秩序。这一内含于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强行性因素”构成了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第二层次的界限。
四、对公司章程有关限制性条款效力判断的思路
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有关限制股权转让条款效力进行判断时，首先应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对公司章程有关限制性条款效力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本质上是资合公司，但具有很强的人合性，人数较少，股东之间很可能是基于相互间的了解和相互信任才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达成必然是经过相关的博弈，各个股东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才作出的合意，可能在某个条款上作出让步，该条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不利，但这种不利在量上是很小的，在可预期的收益面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是股东之间相互妥协在该条款上可能会存在不利，但在其他条款上会得到相应的有利的回报，在总得可预期利益上可能是没有损失的。总之，公司章程合意的达成，一定程度上是股东在博弈过程中对自身利益考量的结果，一定是深思熟虑的，作为尊重股东意思自治，扩大股东自治空间的新《公司法》，当然会尊重股东之间的这种合意，司法机关应当尽可能少的介入到这种妥协之中，如果司法机关过多介入，可能会损害股东之间已达成的最优化配置，反而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和股东利益的实现。
其次在进行这种效力判断时应注意区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限制性条款的作出是通过创立阶段达成的公司章程还是公司通过公司章程的修改而对股权转让作出的限制，二者有不同的法理基础。公司创立阶段，公司章程的制定和达成更多地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合意的结果，是经过充分的博弈后所达成的，是符合股东各自利益的最优化配置。如果创立阶段的创始人不同意公司章程的规定完全可以退出公司的创立，因为这符合其利益。而股东未退出，则表明这是其对自身利益衡量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而对于在公司成立后通过公司章程的修改使得公司章程的某些条款与公司法的规定不相一致的情况，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不同于公司创立过程中股东对公司章程一致同意。在公司成立后修改公司章程的过程中，往往并不需要全部股东的一致同意，只需要达到表决权的一定比例即可，如1/2、2/3、3/4等。而在很多情况下，某些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大股东所持很大比例的股份，往往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一些有利于自己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修改条款，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因此，试图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对个别股东的表决权、股权转让权和利润分配请求权作出不同于公司法的“另有规定”，应该取得这些个别股东的同意，这不仅是治愈章程修正案欠缺合同机制的一种方法，也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⑦由于与前一种情况的区别，法院在对相关修改的条款的效力判断上的尺度上应该更严，应当考虑相关的条款是否违背了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和本质，以及是否违背了公平原则，是否使公司法的股权自由转让原则形同虚设。
公司章程作出不同于公司法规定的是根据公司法的相关授权的，也就是说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中，是根据相关的授权才作出的“另行规定”，立法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授权，本质上是因为尊重股东之间的意思合意，充分发挥股东之间的协商，通过其相互间的博弈，使当事人的利益达到平衡。立法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作出相关的规定，立法者的本意是让股东在遵守公司法的本质和精神的前提下来达成合意，也就是说公司章程的“另行规定”不能违反公司法的本质和精神，如果公司章程违背了这些最本质的内核，则公司法其所创立的初衷也将无法实现。这也是对公司章程有关限制转让条款效力判断最重要的原则。
[注释]
①时建中：《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协调》，载《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3期。
②董慧宁：《公司章程自由及其法律限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③胡田野：《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与强行性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④潘文军：《论公司章程的性质及其动态分析》，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
⑤汤欣：《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一期。
⑥蒋大兴：《公司自治与裁判宽容》，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
企业建立劳动规章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劳动规章制度的效力范围企业建立劳动规章制度时要明确其效力范围，也就是对哪些人有效，在哪些场合有效，适用于哪些事项，什么时候生效，有无溯及力等。效力范围应尽可能广泛，不能将高层管理者排除在外，否则一是不能服众，二是如果被排除在外的高层管理者一旦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会损害企业的利益。例如，某公司在制定《考勤制度》时，为了讨好上司，将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排除在外，而要求所有员工必须遵守。一位副总经理连续旷工10多天，公司董事长要求人事部根据《考勤制度》与该副总经理解除劳动合同，却发现该制度不适用于他。2.劳动规章制度要合法这是对企业建立规章制度的基本要求。企业规章制度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否则将被认定为无效。但是实际中，许多企业建立的规章制度仍然有不同程度的违法内容，侵犯了员工的合法权益。例如，在规章制度中规定员工无条件服从加班安排，在工时、休假、加班等方面违反劳动法规定的基本标准；规定女员工被录用后在一定期间内不得结婚或怀孕，或规定女员工在哺乳期间不得享受某些福利待遇，这些规章制度违反了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甚至有的企业规章制度规定，员工上下班必须接受搜身检查，员工如厕不能超过限定的时间等，严重侵犯了员工的人身权利。张先生与女友同是某销售公司的业务部员工。两人经多年恋爱，决定于某月某日结婚。当他们向同事发请帖时，人事部告知公司内部有规定：同事之间不允许结婚，已经结婚的两人中有一人必须辞职。结果张先生选择了结婚，该公司也执行了规章制度，与张先生解除了劳动关系。张先生对此不解也不服，他认为每个公民都有婚姻自由，结婚不影响两人的工作，也不影响公司的发展，同事之间不可以结婚的规定毫无道理。于是，张先生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审理，张先生胜诉，该公司须恢复双方的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该公司之所以败诉，主要原因是其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违反了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因此，企业建立规章制度必须在现行法律法规的框架之内，包括宪法、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民主自治地方条例等，以及关于劳动方面的行政法规。3.劳动规章制度要合理法律将规章制度的制定权授予用人单位后，除了合法性之外，还有合理性的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员工如果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或因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法律并未对什么是“严重违纪”和“重大损害”作出具体的解释，这就需要用人单位在规章制度中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企业如果不予界定或界定不合理，界定权就交给仲裁机构或法院，企业就会失去主动权，多一层败诉的风险。企业如何把握好合理与不合理的“度”是一个难点，因为这是相对的。如果规章制度既符合法律法规又被大多数员工认同，就是合理的，反之就存在问题。小周是某公司的仓库管理员。一次她未在公司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就私自去仓库拿了一些办公用品。公司发现后进行调查。结果小周承认是自己所为，随后把私自拿的办公用品归还公司。公司认定小周的行为是盗窃，根据奖惩制度的规定：“偷窃或盗用公司或同事财物，属严重违纪，予以开除。”但小周辩称，她看到仓库办公室缺一些文具，本来想让办公室管理员按照正规流程领取，但是这个管理员一直没有来上班，于是自己就从仓库拿来放在办公室。小周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属于严重违纪，于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员会最后裁决：小周的违纪行为并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该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小周虽然擅自拿了公司的财物，但是能及时检讨并将原物归还，公司的利益并未受损。从这一案例可知，企业建立规章制度一定要合理。4.规章制度不能规定本应在合同中约定的事项规章制度是企业单方面制定的，虽然有民主程序，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的讨论、协商，但是因受程序上实际操作的限制，企业仍然享有极大的自。而劳动合同中的事项，都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规章制度不一定要与全体员工讨论。因此，企业在实践中，凡是应当由双方协商确定的事项，未经过双方协商而由企业单方面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5.建立规章制度要符合民主程序建立规章制度的目的是要企业上下都认可并执行。如果执行者对此有抵触，势必影响执行的效果。有些企业的规章制度虽然很多，但是都未严格执行，成了一种摆设。所以，企业在建立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让员工充分参与讨论，注重员工的意愿，得到员工的认可，才能顺利实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放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这就要求企业建立规章制度要经过民主表决和集体协商，而不能由某职能部门自行制定，或由高层管理者决定。
劳动规章制度执行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规章制度要向员工公示企业的劳动规章制度如果员工都没见到或不完全了解其内容，就谈不上约束力。有些企业将规章制度放在内部网站或贴在公告栏上，一旦发生劳动纠纷，有的员工就可以说不知道或没见过。这些都不是有效的公示方法。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常用的公示方法有以下几种：（1）发放员工手册。企业可制作一份《员工接受书》，放在《员工手册》最后一页，一式两份，大致内容是：本人确认已阅读了由某年某月某日起生效的《员工手册》，清楚了解并同意接受此手册的全部内容。还要让员工签名确认已经了解并接受《员工手册》的规定。（2）会议宣传法。企业通过召开会议向员工介绍劳动规章制度，并设计一份《与会人员签到表》，做好会议记录，把会议的主题、时间、地点、与会人员、会议内容等作详细记录。（3）劳动合同约定法。将劳动规章制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并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下列规章制度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乙方（员工）知悉并认可下列制度。”（4）传阅法。企业将劳动规章制度向每个部门发一份，并要求每位员工阅读后签名确认，表示知悉并认可该制度，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收回有员工签名的原件作为公示的证据保留。2.规章制度的执行结果要送达员工将执行规章制度的效果运用于员工管理的前提条件是将执行结果送达员工，未送达员工的执行结果无效，对员工不具有法律效力。有效送达的具体方式有：（1）直接送达。将执行结果以书面形式送达员工本人，由其签收。（2）间接送达。由员工的亲属代签。（3）邮寄送达。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的回执单上注明邮件内容，以回执单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4）公告送达。在前几种方式无效的情况下，可将规章制度的执行结果予以公告，经过60天视为已经送达。企业只有遵循合法性、合理性的原则，符合民主程序并向员工公示后的规章制度，才有法律效力，才能保障员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避免发生劳动纠纷。企业建立劳动规章制度后，要严格执行，将劳动关系纳入正常的制度管理范畴。
本文作者：陈超群任腾飞工作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摘要题】立法研究
【关键词】控制股东/诚信
自从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诞生以来，各国均在为保护少数股东利益不懈努力。在股份公司的股东成员构成中，由于少数股东不像多数股东那样总是在公司中占据着控制支配地位，所以少数股东的利益总是暴露在控制股东的强权之下，随时有可能受到控制股东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所作出的决策以及其它不正当交易的侵害。对少数股东利益的保护已成为公司法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产生和发展
诚信义务，美国公司法上称为fiduciaryduty，也称信义义务、信托义务，它源于信托法中受托人对委托人承担的责任。而在公司法中，诚信义务通常是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即董事和经理对公司承担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董事和经理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掌握着广泛的权力，其行为对公司具有较强的影响，法律规定其承担诚信义务，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客观要求，也是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体现。
从传统公司法理论可以看出，其诚信义务不涉及股东。但是随着控制股东通过操纵股东会或其它途径侵害少数股东利益案件的不断发生，理论界逐渐开始将诚信义务的承担主体从董事、经理扩展到控制股东。按照公司法的一般原则，股东个人对公司并无诚信义务可言，股东可以通过对股权的合理行使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然而，由于控制股东是大股东，在股东大会中享有多数表决权，往往可以通过股权的行使、派遣董事、表决权、表决权信托以及控制合同等方式对公司经营管理，因而，控制股东须像董事、经理一样对公司承担诚信义务，以善意合理的心理对待经营管理公司的控制权。[1]首先在立法上规定控制股东承担诚信义务的是美国，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由控制股东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中小股东的披露义务，到少数股东诉权制度的形成，再到控制股东对公司承担诚信义务，最终由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直接承担诚信义务，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周密的传统信托理论的诚信义务。[2]依据这一诚信义务，控制股东如有违反诚信义务而进行某一行为时，即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法院一般给予受害人衡平法上的救济措施，如金钱赔偿、禁止命令、撤销所为的法律行为、宣布所为的法律行为无效等。
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以保护少数股东利益，这一规则在普通法系国家最为流行，大陆法系国家亦相继采用。在英国，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有普通法上的措施，同时还有公司法和其它制定法上的措施。在德国，为给公司少数股东提供保护，1965年股份公司法第二篇的“关联企业”将关联企业分为合同型关联企业和事实型关联企业，分别规定了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而在此以前，他们以违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且法律上无明显规定为由否认股东的诚信义务，一直援用股东平等、良俗理论来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3]在法国，虽对少数股东如何给予法律救济存在争论，但对控制股东违反诚信义务，仍有一般法律上的救济手段，如宣布无效，损害赔偿等。[4]而我国台湾公司法第369条之四、之五的规定，均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
二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内容
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源于控制股东对其控制权的行使。在公司中，公司的资本由公司的全体股东投资而得，依据股份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在公司经营的过程中，都不应当以牺牲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公司的利益，也就是说，控制股东在行使股权时，应以诚信原则为基本要求，不得滥用控制权以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来获得自身的私利。具体来说，这一诚信原则规定的义务主要有两个：一是注意义务；一是忠实义务。
注意义务要求控制股东在经营时要与任何一个谨慎的人在同等情形下对其所经营的事项给予的注意一样，不得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按照公司法的一般理论，股东大会实行股份多数决的原则，股东大会依持有多数股份的股东的意志作出决议。为防止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控制股东应履行注意谨慎的义务。如控制股东不能在形式合法的外衣下进行实质违法的行为，以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控制股东的经营行为应尽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标准等。
忠实义务禁止控制股东不讲信用和自我交易，如美国第七巡回法院指出的：“控股股东在表决中在管理中应该全心地、真诚地、诚实地忠实于公司和公司最佳利益，必须忽略自己的个人利益”。忠实义务本身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一般来讲，一个负有忠实义务的人，他不能利用自身的权力谋取私利而损害被忠实者的利益。换句话说，控制股东应以公司的利益优先考虑，遇有利益冲突时应予以充分公开和披露，不得利用自己的控制地位为自己或其它第三人谋取利益。与注意义务一样，忠实义务的产生也意味着控制股东没有绝对表决和行使影响力的自由。忠实义务是维护公司利益的主要手段，也是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承担的诚信义务的主要内容。
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是防止控制股东滥用其控制权的重要手段。为确保控制股东履行诚信义务，西方各主要国家均设立了若干制度，或对控制股东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或要求控制股东在违反诚信义务后要承担某种责任，或规定中小股东一些救济制度等。
1.累积投票制。按照这种制度，一个股东在选举董事时可以行使的有效投票权总数，等于他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有效股票权总数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董事候选人，然后根据候选人得票的数量从多到少产生董事人选。[5]这种制度是一种常见的制度，有有助于少数派股东的代表当选为董事，从而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以使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得到较好的履行。
2.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又称回避表决制度、独立股东批准制度，指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其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对该事项行使表决权。这一制度有利于防止多数股东滥用控制权。当控制股东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时，适用表决权排除制度，可以为少数股东的权益提供保护。
3.控股股东债权劣后受偿制度。它指控制股东通过种种不正当行为恶意减少公司财产而损害公司及其他债权人利益，于公司破产时其对公司的债权次于公司的其它债权人。美国判例法上的“衡平居次理论”即为此种制度。在德国股份法中，控制股东对其施加给公司的不利影响加以补偿，若违反此补偿义务，则须对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同时，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于此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内不得主张抵消，且在破产法的执行中，次于公司的其它债权人。对控制股东债权劣后受偿制度，一般以控制股东涉及不正当行为且对公司产生影响为前提条件。然而，也有人主张，为确保公司之债权人在公司破产时获得公平之待遇，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权，应无条件地次于公司其它债权人，即“自动居次理论”。
4.股东诉权制度。它一般指中小股东诉权，是对控制股东违反诚信义务的救济制度。中小股东的诉权有三种途径，其一是中小股东对控制股东违反诚信义务，滥用表决权形式的股东大会决议向法院提起决议撤销或决议无效的确认诉讼。其二是派生诉讼或衍生诉讼。中小股东代表公司对控制股东通过内幕信息交易或其它手段损害公司利益，或违反诚信义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6]其三是针对控制股东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即使不是以股东大会的决议作出，中小股东也可以对控制股东直接提起诉讼(其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诉讼的障碍)。[7]
5.控制股东的民事赔偿制度。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意味着控制股东应尽最大善良注意义务为公司谋利益，不得利用自己的控制地位为自己或第三人谋取利益，如使公司从事不利益之经营而受损害时，应对公司负损害赔偿责任。[8]1998年修正的韩国商法为了追究控股股东滥用自己地位的责任，新设了“追究向董事指示业务执行者的责任”制度。
三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对我国公司法的借鉴
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共同采用，这一制度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的同时，也较好地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纵观我国的公司法制度，《公司法》第57条至59条、第62条至第63条、第123条的内容规定了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义务，其基本原则是董事、监理、经理不得利用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和职权谋取私利或损害公司的利益。对于控制股东的义务，我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当中，1994年国家证券委和国家体改委在其制订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率先对控制股东的义务作了具体规定。该《章程必备条款》第47条明确要求，控股股东在行使其股东的权利时，不得使其表决权在下列问题上作出有损于全体或部分股东利益的决定：(1)免除董事、监理应当真诚地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行事的责任；(2)批准董事、监理(为自己或者为他人利益人)以任何形式剥夺公司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对公司有利的机会；(3)批准董事、监理(为自己或者他人利益)，剥夺其他股东的个人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分配权、表决权，但不包括根据公司章程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改组。1997年12月证监会制定的《章程指引》第40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不得作出有损于公司和其它股东合法权益的决定。可见，《章程必备条款》和《章程指引》均已规定了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但是，毫无疑问，我国的这种关于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立法仍值得商榷。首先，《章程必备条款》比《章程指引》虽然规定得较为具体，但《章程必备条款》只适用于到境外上市的公司，这类公司在整个公司群体中占的比例极少，而《章程指引》又只适用于上市公司。其次，《章程指引》是为公司或公司的发起人提供一份供他们选择采用的范本，虽然证监会明确规定，无正当理由擅自修改或删除《章程指引》所规定的必备内容的，证监会将不受理该上市公司有关报批事项的申请，但公司章程属于公司团体的自治法，尽管规定了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在我国国有股“一枝独秀”的上市公司中，公司的章程能否真正被遵守执行让人不得不怀疑。同时，公司章程的规定与法律相比，公司章程不能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其在执行效力、责任追究上也大打折扣。再次，相对于《公司法》而言，《章程指引》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仍有一些制度没有规定，如股东派生讼诉、控制股东债权劣后受偿制度等。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中对控制股东诚信义务的立法远远不够，而在实践中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则比比皆是。因此，加快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对控制股东科以诚信义务以保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是我国《公司法》修改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针对《章程指引》的规定，当务之急应完善股东派生诉讼和设立控股股东民事赔偿责任制度。
其一，股东派生诉讼是衡平法的一项特殊制度，在西方国家公司法中被视为股权保护的最后屏障。[9]它是指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损害，特别是受到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等侵害时，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这一制度为法院提供了针对那些因公司被不忠实董事、管理人员及多数股东所控制而投诉无门的受欺压的小股东主持正义的机会。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的是针对股东自身利益的侵害而享有的诉权，其实质为股东直接诉讼。《章程指引》第10条规定……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起诉股东，但没有为股东行使派生诉权创设相应条件，又没有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规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以防止股东滥诉，故不难得出，这种规定必难付诸实践。
其二，控股股东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是控制股东违反诚信义务使公司从事不利经营而受到损害时，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以保障公司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这一制度的设立，是对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一种制裁，也是对承受人的事后补偿。我国《公司法》第111条、第214条至217条虽规定了董事、监理、经理违反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但并未包括控制股东滥用其优势地位所应承担的责任。规定控制股东的赔偿制度，可以促使控制股东更好地履行诚信义务，这也是义务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1988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负有受托信义义务。转引自何美欢：《公众公司与股权证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5页。
[2]RecentcaseHarvardlawreviewvol83p1904
[3](韩)李井杓：《少数股东的保护问题—以韩国商法为中心》，《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第58号。
[4]施天涛著：《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5]何美欢：《公众公司与股权证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3页。
[6]石少侠等编译：《美国公司法概论》，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7]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公司章程的规则涵盖了公司从设立、运营到解散的方方面面，在某种意义上，公司章程比公司法更为关键。那么，公司法律中为什么要规定章程？作为社会客观存在的、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公司，为什么需要章程？公司章程具有何种功能，可以让公司以及规范公司的立法都无法抛弃它呢？本文试图以两大法系国家（地区）的公司章程制度为背景，从公司内部构造与外部关系两个角度，对公司章程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一、公司为什么需要章程——基于公司内部构造之考察
公司成立之时必须制定章程，这是各国（地区）公司法律与公司实践的基本要求。甚至有学者提出现代企业是章程企业，靠章程维系。[2]那么，公司章程在公司内部构造以及公司设立、运营、管理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公司首先会被视为“嵌入”社会大网络结构中的小网络化的经济组织。[3]所以，公司内部是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投资者（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和职工等内部利益相关者以及由他们组成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在公司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实质上，公司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除了受公司法律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运营规则等规定指导之外，公司章程同样起着主线与核心的作用。公司章程成为连接各个股东、股东会与董事会、股东与公司、公司与公司人员的纽带。
（一）公司的视角：公司成立与独立人格之基石
众所周知，法人作为自然人创造的“特殊物”，是“法律拟制人”。我们进一步追问，既然法人是法律的拟制人，法人的人格又如何表现，法人的“灵魂”何在？回溯历史，通常认为，现代企业、公司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11世纪起，西欧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和城市手工业兴起。出于资本、人员联合和减少风险的实际需要，便出现了现代公司的三种雏形：船舶共有；康枚达契约或组织；家族经营体或家族企业。[4]在三种公司雏形中，船舶共有与康枚达契约实际上是由投资者之间通过契约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从这些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记录看来，海外贸易最典型的两种契约是契约（Commenda）和合作契约（SocietasMaris）……”。[5]在这两种契约中，包含了投资者约定组成“企业”的目的、权利与义务、利润分配与责任承担方式等内容，它们是具有并行性或为了共同目的的相关当事人之间合意达成的共向契约，[6]成为船舶共有和康枚达契约或组织的构建基础。投资者按照其在契约中约定，进行出资、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承担风险等，最终实现契约的目的，所以这种契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各投资者签署的、为“某一宗生意或航海”的共同行动纲领。基于此，如果说船舶共有与康枚达契约是现代公司的雏形，上述共向契约则是“公司章程”的最早形制。
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特许公司中国家（国王）为公司颁发的特许状（RoyalCharters）构成特许公司章程的核心内容。这种特许状包含着对公司经营范围、法定人员、经营地域等的授权，实质上是一种特权。但引人注目的是，在特许公司形式出现的早期，加入公司者并不是以股东身份在特许状的规制下参与公司活动，而是加入公司的成员仍以自己的存货和账户从事经营，并独立于公司和其他成员承担经营责任。此时的特许状并没有起到规制公司及其成员行为的作用，股东的经营行为各异，经营目标不一。[7]依据现代公司成立的条件——即人的要件为具有一定的股东或发起人物的要件为资本的聚合，行为要件为公司章程[8]——显然，仅拥有人与物的要件，没有行为要件——公司章程——统制公司行为，公司只是在形式意义上存在。只有股东的行为依据章程具有共同目标、在组织内部遵循着相同的规则之时，公司组织才具有实质的价值和现代公司的特征。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员从事私人贸易行为到1692年被禁止，至此东印度公司才更接近于现代公司。[9]此后，在公司准则主义设立阶段，公司章程成为了每一个公司成立必须具备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在美国，1811年纽约州颁布的公司法，在废除特许权令状的同时，明确公司的成立只需通过订立章程和申请执照即可实现。[10]而1819年美国马歇尔大法官在“达特茅斯学院案”的判决中认定：“公司是一个拟制人，看不见、摸不着，仅仅存在于法律的拟制之中……它（公司）所拥有的仅仅是创造它的章程所赋予它的财产。”[11]基于这项判决，公司作为章程的创造物——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法律的想象之中——被赋予了基本的，甚至可以对抗其创造者的法律权利。
在现代社会，公司章程订立的目的在于确立公司成立的制度基础，使其获得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并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对外的资信参照物，也是对内进行公司治理的直接依据。具体而言，公司资本是公司法律人格的物质前提，公司章程中的资本条款是对公司资本构成的详细记录，目的在于确定公司资本，使得公司资本总额明确记载于公司章程，使之成为一个具体、确定的数额；而章程所规定的资本总额也须分解到人，尤其在法定资本制下，公司资本要由全体股东认足或募足。当股东没有按照章程资本条款出资或出资不实而危及公司法律人格之时，公司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据章程的规定要求股东缴付。公司有限责任是公司人格与公司出资者人格相区别的保障，是公司拥有独立人格的又一前提条件。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章程中一般要求明确记载公司财产责任条款，通过公司章程的记载表明公司有能力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此外，公司章程中公司名称条款的记载使公司得以与其他公司相区别公司目的条款表明公司人格的限制；公司的机构及其权利义务记载表明公司组织体的组成及各部分运行的规则，从而令公司具有决策、执行、应变等的能力，使公司像一个自然人那样自主行事。最后，各国公司法中对于公司的设立一般都明确规定了登记制度，而公司登记最主要是对发起人制定的公司章程的登记。[12]这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注册登记对公司人格的认可。“每个州都有一部法律实际规定公司的存在或者始于公司章程归档之日，或者始于公司凭证的颁布之日。大多数法律还规定，除由州政府提讼之外，（州务卿）接受章程（或公司凭证的颁发）的事实，就是公司组建之前满足所有条件的‘确定性证据’。”[13]在公司登记完成之后，公司成立，其即可拥有独立的人格开展经营业务。
公司人格的存在，是基于公司的章程。“章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东西（Thing），是公司的控制者的权力来源。”[14]所以，公司独立人格的确立除了国家法律规定与认可之外，主要是通过章程的记载事项在公司对内、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公司章程的最终形成是在公司人格最终确立之时，并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公司独立人格主要体现在公司章程之上”。[15]
（二）股东的视角：股东自治之基础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公司的诞生要先于公司法，最早产生的公司章程也要先于公司法。如前所述，在船舶共有和康枚达契约组建的契约中，投资者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就契约的内容进行博弈，国家公权力无需介入。即使在公司特许设立之时，投资者暨股东依然是公司的主要发起者与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当公司只能通过取得特别法令或特许状才能设立之时，发起人可按照他们的自主意愿提出申请，但由立法机构或国王决定他们实际上获得什么。在理论上，就法定公司和特许公司而言情况的确如此，但在实践中，主动权实际上已经转移给了发起人，他们起草并提交他们自己的议案或者在他们的申请之后附加一个草拟的章程，虽然提交的这些文件可能被拒绝或被修改，但发起人等到的结果将可能是或者被完全拒绝或者被批准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成立公司。”[16]此后，由于1720年“泡沫法案”（theBubbleAct）的出台，很长一段时期鲜有合股公司取得特许状得以设立。在这种条件下，英国的商人发明了一种利用信托方式、根据“财产托管证书”
来设立公司的方式，[17]使这一时期的公司数量得以发展。在“财产托管证书”——公司章程雏形[18]——中再次显现出股东摆脱国家控制而进行自治的身影。19世纪中叶以后，在公司准则设立阶段，制定法虽规定了标准的公司结构，但又允许发起人通过公司章程和细则对公司进行自主的制度安排，即“发起人被赋予了自由地按自己的愿望签订公司契约的权利”。[19]所以，现代公司法律赋予并保障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实现自己的意志的“自治空间”，公司法允许并鼓励公司股东根据自治的规则制定章程，以约束股东之间、股东与其它公司成员之间的行为，维护公司暨股东利益。
首先，公司章程在股东自治的基础上制定。公司章程由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之时通过平等的协商决定其内容，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还需经过创立大会通过。发起人或股东自由商定公司目的、资本总额、出资形式、资本构成等内容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记载，保证了公司构建目的的明确和物质基础的完备。发起人甚至可以在公司法提供的公司治理结构模本中选择一种在公司章程中记载，[20]以规范公司基本组织结构。股东在协商的基础上，选择公司的董事，并可以将首任董事等人员姓名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中，[21]从而强化公司首任董事的经营责任。当公开发行的股份公司发起人起草公司章程之后，在创立大会上没有参与章程起草的股东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在一定条件下修改公司章程草案，[22]从而实现全体股东的自治。当公司章程修改之时，需要至少全部股东表决权的半数或者章程中规定的表决权数的股东出席并以其一定比例的多数表决权通过，这一比例远高于一般事项表决通过的要求。[23]为体现中小股东意志并保障中小股东自治权利，有些国家（地区）公司法律还特别强调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修改需要股东人数的过半同意，甚至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24]可见，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通过的公司章程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产物，股东自治的光芒闪烁其间。
其次，公司章程为股东自治的基本形式与实现的保证。在现代公司中，股东对公司的支配暨股东自治的实现，一方面表现为股东通过制定公司章程确定公司内部基本管理规则；另一方面表现为股东共益权——选择管理者、参与重大决策等的权利——的行使。此外，当股东的权益受到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侵害时，诉讼则是最后的救济方式。章程的制定对于股东而言是一种事前的规划与安排；股东共益权的行使，则是一种事中的介入；而诉讼救济则是事后的保障。这些安排与保障在公司章程中均能找到相应的规则与依据，使章程成为股东自治的基本形式与实现保证。具体而言第一，公司股东（大）会的组成和议事规则主要由公司法规定，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主要由公司章程规定。[25]对于公司管理者的选择，公司章程可以就董事的资格作出规定；董事会的人数也需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或依照公司章程规定之方式确定。对于公司的高级职员，典型的公司法条款仅写明公司每一个高级职员“具有源于公司章程细则的权限并应当履行其责任，或者承担在符合公司章程细则范围内由董事会确定的责任，或者承担根据其他高级职员指示而确定的责任”。[26]可见，股东依据自主意志在章程中确定公司规则，通过章程实现对公司的掌控。
第二，股东共益权是通过表决权行使来实现的。虽然各国（地区）公司法律中都对表决权行使作了原则性规定，即每一发行股份享有一个表决权或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也允许公司章程中另行约定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例如，在英国，只要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可以对表决权结构作出令人满意的复杂安排；[27]在美国，绝大多数州允许公司在章程中按其偏好自行建立表决机制。[28]所以，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东参与重大决策权利作出调整与规制，使股东能够依据自身的偏好设计章程规则，实现对公司的掌控。
第三，股东除了可以直接依据公司法律对于侵犯自身利益的行为提讼之外，两大法系国家（地区）的公司法律也大都允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对股东权的保障机制，并且股东可以以违反章程规定为由对公司、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提讼。[29]
（三）管理者的视角：公司管理者行动之指南世纪初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中心董事集团（董事会）的经营管理行为直接受到以特许状为核心内容的章程约束。[30]在当代，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8.01条第2款及《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41条第1款（以及许多其他州的法律）将董事的基本职责规定为：“公司的所有权利应当由董事会及其授权统一行使，且公司所有的商业经营或事务管理都应当在董事会的统一指导下进行，但董事会受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任何限制的约束”。“受……约束”（Subjectto）条款被认为是公司章程对董事权力范围的限制。[31]公司章程的内容遍及公司的设立宗旨、组织原则及业务经营范围等方方面面，是公司管理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准则。此外，由于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因此当其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时，公司可依章程对经营管理者提出诉讼。基于此，我国《公司法》第11条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虽然公司的所有者是股东，但经营公司的却是董事、经理等公司高级管理者。Berle与Means的研究表明：1930年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中，以家数而论，公司处于“经营者控制”（ManagementControl）[32]的占所有公司中的44%；如果以公司资产的比例而言，属于“经营者控制”的则高达58%。[33]与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现象相伴随，公司权力的重心也出现了转移，即股东大会权力缩小，董事会权力强化，以谋求公司经营的合理化与效率化。[34]就此而言，显然随着股东权力的弱化，股东自治的良性状态必然受到破坏，公司为资本所有者所有的基本理念受到了威胁。但在现实中，公司组织体却并未完全脱离股东的控制。从总体上看，公司管理者依然能够使公司在投资者暨股东既定的方向上运作，究其原因，公司章程作为管理者行动指南的功能在此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试想，当发起人或股东制定章程成立公司之时，除公司法律规定的权限之外，面对市场公司股东会赋予公司管理者相应的经营管理权限，但鲜有股东会自愿放弃公司的控制权，或让这种权力自始就脱离自己的控制。即使是有限责任公司或组建时股权就相对集中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只要参与章程的制定，就不会在公司组建制定章程之时主动放弃对公司将来运营施加影响的机会。因为，在公司章程制定过程中，发起人并不是按照资本多数决原则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像合作社一样无论出资多少实行“一人一票”的“共同决定”。在发起人平等的讨价还价博弈过程中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公司内部制度安排，对将来可能的“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控制公司的情况都能够安排一些制约机制。例如，在美国，一家公司的董事的数目可以“由公司章程或细则指明，或按该章程或细则规定之方式来确定”。[35]公司章程细则通常要确定董事会例会的召开时间或授权董事会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例会召开的日期；公司章程和细则还可以确定董事会召开时董事的出席比例等。[36]董事会会议的规则在公司法中仅有概括规定，而其详细规则则存在于公司章程细则之中，甚至股东可以在公司章程中选择不设董事会或限制董事会的权力。[37]凡此种种，各国（地区）公司法律对公司董事、经理等管理人员的法律规范中，处处浮现出“在公司章程中可以规定”、“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等字眼。股东完全可能在公司章程中设立相关条款，制约董事会权力，在章程中预先为董事会设置行为指南。
二、公司法为什么规定章程——基于公司外部问题之考察
公司章程是两大法系国家（地区）的公司法律中必然规定的内容，但公司法律的产生与发展往往落后于公司的实践。实际上，在公司法产生之前，公司行为主要依靠类似公司章程的文件——在公司自由设立阶段的康枚达契约和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的特许状等——进行规制。[38]所以，公司实践的不断发展，导致规范公司的章程制度日臻成熟；而基于公司实践检验成熟的公司章程制度的价值被人们日益接受，早期的公司立法甚至直接吸收公司章程中的成熟经验，从而成就了公司法及其发展。因此，有学者提出“……章程自治行为的法律化——产生了公司法”。[39]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历史渊源”，在现代各国（地区）公司法律中对章程的规定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一）安全阀功能：保障公司参与人的权益和预期的安全
法律是对现实生活的回应，法律的许多制度都旨在保护权利和预期的安全。[40]当代公司法律制度也不例外，法律普遍规定的公司章程制度同样具有保护权利和保障预期安全的价值功效。一方面，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国家具有绝对优势。国家可以将实践中运用公司章程的积极经验以及通过法院系统审理成千上万有关公司章程案件中碰到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进行归纳总结，并转化成为公共产品在立法中予以体现。由于公司法中规定的章程条款是千万次“试错”的经验总结，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公司参与者的要求。最重要的是，由国家而不是章程制定的任何一方负责标准公司章程条款的设计，则国家往往基于公司发展与运营安全的角度平衡各方利益，使包括章程制度在内的公司法律制度本身获得正当性。另一方面，公司参与各方制定章程尽管事先会尽可能考虑周详，但章程内容涉及范围广且效力具有长期性，限于公司参与各方信息不全、考虑不周等原因，难免挂一漏万或者章程的文字表述不明确，各方理解各异，因此章程内容中可能存在“缝隙”。而公司法中章程制度的规定可以通过法律事先的周全安排防止“缝隙”存在，保障公司经营的健康与安全。有些国家（地区），如英国、美国及中国香港等，在公司法律之后附有示范性的公司章程样本，供公司参与各方选取。[41]
在实践中，公司章程还以大幅笔墨规定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者的忠实与勤勉义务、保密义务和禁止越权义务，并要求任职期限未满的董事对因其擅自离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2]防止董事因行为目标函数与公司暨股东的利益不一致而滥用公司控制权，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此外，各国（地区）公司法律规定，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讼。这些规定的功能则是依靠公司章程的规定防止公司内部人员，起到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的作用。
公司章程由组建公司的各参与者起草，但各参与者最可能忽视的就是未来公司经营中债权人等其他非章程起草人的利益。为了平衡公司中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并维护其安全，各国（地区）公司法律都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具有公开性的特征。[43]公司章程公开的法律意义在于：第一，便于股东知悉公司经营情况，行使法律赋予的对公司的监督权；第二，便于债权人充分行使对公司的债权，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便于公众了解公司，为其是否进行投资提供可靠的决策参考。[44]以公司债权人为例，如果交易相对方是一家公司，陌生的交易者在不了解公司以往交易信用的情况下查看公司登记章程不失为一种防范风险的方式，尤其是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资本市场内充斥着形形之交易形式，任何交易参与者所重视的，必然为交易相对人之各种交易条件及资力，例如有无资力及信用如何。相对人欲取得资讯必须付出代价，此即资讯搜寻成本公司将公司章程加以登记公示可减轻交易相对人之资讯搜寻成本。”[45]公司章程记载的公司目的是对公司交易能力与资格的规定，交易者在选择交易伙伴时——尤其是专营、专卖产品的交易——必须对其首先考虑。公司的资本则是决定其履约能力的重要因素，如果公司没有与交易相适应的履约能力，就会使交易人陷入不利境地。[46]实际上，公司章程的这些记载，对公司潜在投资者的安全保障也同样适用。章程中记载的公司目的、注册资本数额以及股权结构等事项，有利于潜在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进行判断。显然，公司章程是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对外资信证明。虽然随着各国（地区）公司法律对“越权”原则的修正与折中资本制、授权资本制的采用，公司章程的对外资信证明的功效已经打了折扣，但这并不能抹煞公司章程的安全保障功能。这也是德国等国[47]直到目前法律依然规定公司章程要在法律或章程指定的报刊上以公告的形式公示的原因所在。
（二）连通器功能：促进公司内部人员以及国家与公司的衔接
美国的法院认为，公司中存在三种法律关系：政府与公司、公司与股东以及股东之间的关系。[48]这三种关系如何相互联结并共同促进公司发展的呢？公司作为一个营利性企业，它是由人和财产根据规则组织起来的。那么，独立的投资者、独立的财产，是什么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并成为公司这样高度自治的组织体呢？“公司的根本存在在于公司的章程”，[49]这一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公司章程具有“连通器”的功能，它不仅连接着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董事等高级管理者之间等各类关系，而且还在宏观上连通着国家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从股东之间的关系看，公司章程是股东合议的结果。理论上，一方面合议直接体现了合作的色彩，即为了共同利益的实现、在统一观念的指引下、通过合作和互予互取实现“正和博弈”。公司章程中的这种合作色彩表现为：第一，股东在法律和公司章程确立的基本治理框架中相互依存、共同规划，促进各方获利意愿的实现；第二，公司章程大纲分配股东、董事等公司内部成员的权利义务，促进公司内部成员积极合作、有效监控的实现。另一方面，章程的合议效力具有持续性。在章程存续的时间维度中，股东可能会发生更替和股份的增减，但无论如何公司章程对所有股东均具有约束力，使公司保持为一个完整的、发展状态中的组织体。公司章程成为股东投资公司并保障公司组织体存在与发展的凝聚力源泉。
从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看，以公司经理为例，公司法一般并不规定经理的职责和权限。公司高级职员权限与其应当履行责任的规则来源于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则成为公司暨股东赋予公司高级管理者权力并对其进行监督的纽带；公司董事等经营管理人员则依据法律规定与公司章程的约定对公司暨股东承担“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职工与公司的连接点，在公司章程中亦有表现，如德国的“职工参与制度”，即法律规定一定规模公司的监事会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
国家与公司之间的连接点也在于公司章程。1819年马歇尔大法官在“达特茅斯学院案”的判决中认定，公司的特许状就是公司与州政府之间签订的契约，州政府不得单方面损害该契约。[50]在现代社会，各国（地区）公司法律均规定公司章程为公司登记的必备条件之一。章程中包含公司法律规定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其均不得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公司登记机关审核公司章程并对公司进行注册，实际是国家为维护交易安全、规范公司组织结构、保障公司有序发展所作的外部审视。所以，登记生效的公司章程必然与国家所期望建立的和谐公司秩序内在契合。即使在公司成立之后，国家亦可通过对公司章程的调节实现对公司组织的管控。例如，美国许多州在公司法中都明确规定“州对其所颁发的任何执照，在日后都有权加以修改”，表明了国家对公司事务干预与调节的连通管道恰恰是对公司章程审查注册后颁发的执照；如果公司执照被修改，也就意味着公司章程的修订。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修订公司立法中有关公司章程的规定，干预或调节公司的行为。公司法律中的公司章程规则，仿佛是国家手中的一条风筝线，国家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章程中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对章程记载内容的授权性规定实现对公司的调节。例如，1986年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02条修改，授权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取消或者限制董事对货币损失的个人责任……特拉华州数以千计的公司马上根据这一新的法律修改了自己的公司章程。[51]而当安然、世通公司的丑闻激怒美国社会之时，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规定一系列强制性条款加强对公司的监管，不再允许公司章程取消或限制董事的个人责任，[52]公司章程中存在的与新法案相冲突的内容就面临着必须修改的状况。
公司章程将股东、高级管理者等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公司组织的基础；公司章程又将国家与公司相连接，形成了国家对公司管控与监督的一个管道。凡此种种，章程作为公司组织的“”
发挥着公司内部各种关系、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连通器”功能，体现出公司章程制度的独特价值。
（三）剂功能：保障公司组织与公司法律的和谐并促进公司创新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司作为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市场主体，其变革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公司内部的创新层出不穷，公司组织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个性。但是“公司法的事务经常并不是属于需要高度优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们本质上倾向于非政治性并且不大可能与政府感觉需要立刻解决的危机有关”。[53]以英国公司法为例，其制定于1856年，经过1862年、1908年、1929年、年、1967年、1976年、1980年、1985年、1989年等多次修改或者重新颁布，沿用至今。[54]公司法的修改速度比较经济发展而言显然是滞后的。虽然，近年来世界各国（地区）公司法的修改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景象，但现行公司法律的修改不过是对公司发展现实的初步回应而已。即使在被认为是公司法律制度最发达和修改最及时的美国，学者们也承认其法律是远远落后于实践的。然而，公司法律的不周延性与滞后性并没有成为公司组织发展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