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许多篇捕杀藏羚羊的文章，羚羊的眼神里哀求让猎人放下**，不再杀生。一直以为人都有同情心，都有一颗爱心。当看到百万张藏羚羊皮平铺在地上，看到每张皮上***穿过的洞，我才知道我错了，竟然有这样的人――杀羊不眨眼的人。“一张皮只五元。”扒着那柔软的皮心里能安心？
活生生的一只动物，前一秒活生生后一秒却鲜血满地，可怜的死都无全身。给你五元，你会露出吓人的一面吗？我想你会。难道你的爱心就值五元吗？那我就用五元买回一只可爱又的羚羊。端着枪去打羚羊，子弹落地的声音，一只可爱的羚羊就被你给打死了。当子弹穿过羚羊的心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羚羊内心哀叹——她肚子里的宝宝。我为什么要写。因为有人说过：不仅文化是幸福的源泉，同时却是生产破坏，人类向悲惨的世界。她悲哀的眼神在呼喊：人类，把血从心脏出，枪孔里看到你在笑。从来都打着“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旗号的我们，又几时为动物做过什么？
又一动物要灭绝了，虚伪的人类下流了几滴虚伪眼泪，一张虚伪的脸，几篇虚伪的文章，放下本后却都忘记了。于是动物都一种一种的灭绝了。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滴下了几滴虚伪的眼泪。我至诚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不在让像藏羚羊一样的生灵们再涂炭。
可可西里，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一个崇高的当地，藏羚羊满山奔驰，在青草地上撒下愉快的足迹。
旧日，当今。
大漠、狂沙、雪暴、追逐、枪声、鲜血。
看过几篇捕杀藏羚羊的文章，羚羊眼中乞求的目光让猎人放下猎枪，再不杀生。一向以为人都会像那样有同情心，都有维护生命的爱心。当看到千百张藏羚羊皮平铺在地上，看到每张皮上冲锋枪穿过的洞，才知道错了，本来真有如此残暴的人，杀羊不眨眼的人。
“剥一张皮子五块钱。”拉扯着那柔软的皮裘心里坦荡荡？活生生的一只动物，前一秒活蹦乱跳，后一秒鲜血满地，不幸死都无完尸。给你五块钱，你就撕下了自己的画皮，显露黑色的面孔。你，莫非就值五块钱？
端着冲锋枪，眯着眼，子弹壳洪亮的落地声，一个酷毙了的姿态被你浪费的一无可取。当子弹穿过羚羊心脏时，你有没有听到她的哀叹声？她不只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还为你，为咱们人类，她失望的目光好像在呼叫：人类，积点德吧。鲜血汩汩地从心脏流出，枪孔中看到你在笑。该千刀万剐的家伙，车裂都不解恨。
历来都是打着“动物是人类朋友”的旗帜的咱们又何时曾为动物们做过点什么，又一种珍稀动物快灭绝了，虚伪的人们流下几滴虚伪的泪，摆一张虚伪的好像很哀痛的臭脸，写几篇召唤人类维护动物的文章，好像真的很慷慨激昂，放着笔后就像失忆了相同，什么都忘记了。所以动物一种接一种田灭绝，人们一次接一次地装哀悼，如此而已。
我也很虚伪，只要在看着电影时怒发冲天，看完后写一篇通篇都像泼妇骂街的文章，写完后有一种快感，就像给杀羊的人放血相同，爽快，而我又为它们做过点什么呢？
我虚伪，我力不从心。
本周四我们参看了电影《可可西里》，影片讲述的是，美丽寂寥的可可西里，巡山队员被盗猎者残杀，又一批藏羚羊群惨遭屠戮……巡山队长日泰一定要抓到盗猎者，于是巡山队员在遍布危险的茫茫大戈壁上奋力追踪，终于在湍急的冰河之中，捕获了一些盗猎分子。在濒临车辆抛锚，汽油耗尽，食品短缺，大雪封山等绝境中，巡山队员不断倒在冷枪之下……但是打击盗猎，是巡山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守护家园，是巡山队不可动摇的信仰。巡山队员顽强地在风雪戈壁中追捕盗猎者，枪声在可可西里的群山中长久地回响。
这是一部摧人泪下的影片，打击盗猎，保护动物，是巡山员的职责，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这种坚定的的信念，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一次巡山，就是一次撼人心魄的生命历险，有了这种信念支撑，至今可可西里的守护者，仍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藏羚羊。我们也要有这种坚定的信念，这样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如果说《寻枪》里的陆川还是一个仰仗姜文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电影抱负并时时受到掣肘的新晋导演，那么在《可可西里》中，作为编剧兼导演的他已经完全获得了对电影创作的控制权，并使之印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
李泽厚评价《可可西里》“是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美国“元哲学”名家罗蒂(Rorty)称其为“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电影”，为其充满力量感的真实所震动。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里也将《可可西里》的品质归结为“真实，且有力量”。
《可可西里》受到当代中外哲学家的热捧与其营造的独特美学意境相关。陆川将目前中国大陆电影少见的纯自然主义的“冷酷美学”贯穿《可可西里》全片始终，“表达了一种可以分析的美学观点”。(赵汀阳，2005)
1 、镜头语言：
如果将电影分为分析性的电影和描述性的电影两种(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那么《可可西里》无疑是属于后者。它的反心理分析的立场如此鲜明，以致于导演将人物本身作为坚实封闭的固体，大量镜头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场域，而不是人的自省或自审。
在片头和片尾两个表现死亡的镜头里，陆川都选择让摄像机在较远的位置拍摄全景(甚至大全景)。观众看到的是，枪响，有个身影倒下，抽搐，开枪的人离开，仅此而已。在影片的几个主要叙事段落，镜头下的人始终处于弱势(或者故意被漠视)地位，相反雪山、草地、高原、甚至大面积的藏羚羊尸体占据了画面主要位置。在大面积的冷色调映衬下，人的力量被压缩、挤迫。无论是日泰带领的巡山队员淌过冰河追捕非法剥皮者，还是这些剥皮者被日泰放逐，在风雪中独自走出山地，人的活动本身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因此就算是表现单个的人物刘栋陷入流沙直至被吞没这一场景，即便有全片最密集的一段特写，镜头也始终不强调面部表情，在陆川的镜头里，人物的脸并不比其他活动部位具有更高的表现价值。
这种冷酷甚至残酷的旁观视角为《可可西里》营造出纪录片似的质感，以致于部分观众直接将《可可西里》当成了纪录片。幸运的是此种误会在《南京!南京!》中没有再上演。与《可可西里》较为单一的镜头语言和场景调度相比，《南京!南京!》中陆川对镜头语言的运用更加积极且多元。大量对人物面部尤其是眼睛的`长时间特写，呈现出了导演细致入微的心理描绘。
不幸的是，对于部分镜头“过于真实，无法接受”的类似言论却组成了对《南京!南京》最受观众认同的批评。此时观众们可能忽视了，“真实”及其带来的粗砺、雄浑、冷峻正是《可可西里》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2、人物：
《可可西里》中，陆川对演员的要求是既非布莱希特式的表演，也非“方法派”的体验，而是要“成为”。因此即算《可可西里》中队员们或有口齿不清、动作不灵、神情木讷等，也丝毫不会为其演出招致“不像”的批评，事实上这正是影片所要达到的效果，一旦演员“成为”角色，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形似与神似”，而是“形是与神是”。没有人会考虑现实生活中可可西里的巡山队长是否如同多不杰饰演的日泰队长一般沉默且冷酷，在电影所营造的叙事氛围里，多不杰就是日泰，就是巡山队长，他的唯一性不容置疑，以致于直接造成了角色先在于电影的错觉。
在《南京!南京!》拍摄过程中，陆川也经历了“角色领着电影跑“的尴尬。刘烨饰演的陆健雄起初设定为穿针引线的一个人物，导演企图将陆健雄的个人遭遇撑满全场，使之成为一条清晰且完整的叙事线。在陆健雄的戏份拍摄完几个月后，陆川逐渐感到此种安排的不合情理。“刘烨长得高，在人堆里很显眼，怎么日本兵就把他漏了?怎么相信他不是军人?之前故事还编得比较美好，真正拍摄的时候才发现太残酷了，面对历史，不敢瞎编。”(胡斐，《难以走出的南京：五主演自述》，新周刊，2009、4、15)。在陆川的心里，“灵魂附体”的神话再一次应验，作为陆健雄的刘烨必须一死。
有趣的是，在筹拍《可可西里》时陆川就打算让刘烨出演日泰队长一角，后来因为刘烨档期原因而没能实现。现在来看，刘烨过于闪耀的银幕形象和视觉风格强烈的肢体动作是有可能危及到《可可西里》的冷静压抑，成为一道“过犹不及”的瑕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心或有意，《可可西里》与《南京!南京!》在人物设置上出现了多处暗合。如作为事件旁观者\叙述者的第三人(前者是张磊饰演的记者尕玉，后者则是日本兵角川)，普罗米修斯式的男性悲剧英雄(前者是多泰饰演的队长日泰，后者则是刘烨饰演的军官陆健雄)，具有不正当职业身份却选择自我牺牲的女性(前者是赵雪莹饰演的陪酒女冷雪，后者则是江一燕饰演的妓女江香君)，正邪难分为保全自身而跨越人伦道德的灰色小人物(前者是被逼无奈的剥羊皮贩子，后者则是范伟饰演的唐先生)。
当然，最明显的是两部影片以群像代替个体的选择上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与延续性。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群像塑造遵循极简的美学原则，以凝炼的雕塑质感追求“物质现实的复原”(高力，《纪录本性与影像生态——关于电影的话题，《电影文学》2005年02期)，而后者的群像则犹如油画一般厚重，以浓墨重彩追求精神风格的复原。有评论说《可可西里》的群像塑造颇受《一个和八个》的影响(林嘉维，《生命力的震撼传达——的主题内涵和人物造型分析》，西华大学学报，2005、12),不如说《南京!南京!》更接近“第五代”前辈们的美学风格。
3、纪实与戏剧的错位：
具有哲学价值的主题与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也无法掩盖《可可西里》在叙事动力上的不足与叙事逻辑的暧昧。陆川擅长于选择一个特殊封闭的环境营造影片特有的叙事空间(不管是之前的《寻枪》还是之后的《南京!南京!》都将人物置于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但在这个空间内部却缺乏使人物前后活动取得逻辑化连贯性的力量。全片不乏震撼人心的场景，它们或者会一幕幕犹如雕塑矗立在观众心中，却难以以某种有机的顺序流动于胶片上。 《可可西里》中的叙事动力与其说是“巡山队追捕狩猎者”这一故事的核心结构，不如说是高山上瞬息万变的气象。在原本起伏不大的情节中，几个重要的转折，如巡山队员放走抓获的剥羊皮者，队员在抓捕途中分成两路，都是由天气变化推动并完成的。正如队长日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愿不要下雪”向观众暗示了“一定会下雪”，否则观众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不下雪，这部电影要如何在散落的片段中继续下去。 应该看到的是，刻意引入的“第三人”(北京来的记者尕玉)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叙事空间内矛盾的平衡，为影片加入了某种动感，同时也减少了观众与人物的疏离。但很难看到，“第三人”除了在使事件“被看到”之外更多叙事上的合法性。从尕玉进入藏区，到成为巡山队一员，直至亲眼目睹日泰死于非命，其人物性格是否有所转变、有什么样的转变都缺乏交代。对环境的过分强调架空了人的感受，使得影片“无情可循”。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对角川这一人物的塑造很好的弥补了《可可西里》叙事逻辑的模糊。但是在以陆健雄、姜淑云(高圆圆)、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人物的命运叙述上，却更显零乱与碎裂，几个主要人物各有其代表意义，但相互之间却各成篇章缺乏关联，使得影片被批评为“历史景观片”。
当《可可西里》收获国内外好评如潮时，有人将青年导演彭辉花费三年时间拍摄的同一题材纪录片《平衡》作为参照对象(该片在拍摄期间亲历了“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的意外身亡)，称《平衡》因其对现实的在场性而更具有真实的力量。而在《南京!南京!》上映引起观看热潮时，又有人重提姜文的《鬼子来了》，认为同是借战争表现人性，姜文以荒诞表现生命的无力胜于《南京!南京!》“主体被客体压倒从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受”(康德)。
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陆川一直在拍纪录片一般的故事片，或者故事片一般的纪录片，这种纪实与戏剧的错位既为陆川关照生命内部打开了大门，也变成了一处左右为难的尴尬缺口。
星期三那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叫《可可西里》，我看后有很深的感触。
一名北京的记者。得知西藏要保护稀少的藏羚羊后，决定去采访一下。他来到西藏后，认识了那里的队长日泰先生。记者提出要采访。起初日泰先生拒绝了他的采访。可他看了看这位疲倦的记者还是答应了。他把那位记者留了下来，让他去房间好好休息一下。他们当天晚上充足了精神。晚上他们就坐着车去了大公路上。拦那些运羚羊皮的人，不久他们拦住了一辆大卡车，车里装有大量的羚羊毛皮。日泰等人把羊皮没收了，把运羊皮的他们给放了。记者问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运货的一些下手。真正要捉的是他们的老板。第二天，他们把死去的羚羊骨全烧掉了。第三天他们开始了辛苦的捕捉。在一路上，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不是没有了粮食就是没有了水，最后在找到了老板的时候日泰和记者却离了队。日泰和记者找到了老板他们。日泰和老板讲清楚后。日泰叫老板收手不要干了，谁知那老板却不允诺。还杀死了日泰队长。为什么日泰队长为了一点羚羊皮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呢？那是为了要保护家园。所以我们也要像日泰先生一样爱我们的家园。要保护家园，就人人都要行动起来。
当记者在采访日泰时，问他什么是可可西里，日泰说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就是可可西里。
环境是为我们而造的，所以我们要全力好好保护它。如果不保护环境，那我们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这里也变得像西藏一样是沙漠。没有草，没有树，也没有美丽而多姿多彩的鲜花。到时我们也应该会十分后悔。所以我们应该在5月6日环保日那天，一起来保护环境。有些话说得很好：保护环境从自我做起等等。
我们应该学一学怎样保护环境。我们应该多植树，多种花，多种草，少建工厂，不要乱丢垃圾，不要乱砍伐树木。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了吧，那就请你照着我说的去做吧！我们的祖国就一定会很美丽的。祖国是大家的母亲，她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关爱着我们。可爱可亲的人们我们就从此时此刻就保护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国吧！
可可西里的真实是什么?一副副横陈于雪山高原的藏羚羊骨架?如柳絮般轻柔飘飞的藏羚羊绒?是“泯灭人性”的盗猎者迈向极地的无奈?还是巡山队员捐躯广域天际的高洁?
但是，可可西里的一切终究如同陷入流沙的刘栋，越是挣扎，越是加速向下沉沦。陆川镜头下的可可西里透露着青藏高原与世隔离的孤独和高不可仰的苍凉，生命的渺小在其中愈发因其脆弱而显得悲哀，只是在这悲哀的前方我们似乎看不到脱离这困境的一丝希望。
不知是否因这片地域接近天空而神圣，大自然让人类从这里走了出去，却又设了重重障碍阻止人们踏足重返——冰，让车轮沦陷;雪，让寒冷侵袭;沙，将生机掩埋;土，将陷阱隐藏;空间冷漠，令人无法企及几公里之外的阳关道;时间无情，使人在瞬间经历了百世的煎熬。
这是一个叩拜于天，额头与手掌肮脏，心里却纯净的民族，他们在天地最狭小的缝隙中依然自得其乐，手舞足蹈，欢歌笑语。阳光晒得他们脸上肤起了斑，寒风把他们的吹出了裂痕，但在这一世的生命终了之后，他们的身体毫无瑕疵，因为天空会将飘散在风中的零碎再次完整地收藏于另一个世界。然而，信仰的力量在饥饿和寒冷日日的侵蚀中一点点被分解。于是，出现了盗猎者，出现了藏绒人，出现了贩绒商，出现了宰羊扒皮老人伛偻跚行的、身影，出现了盗猎者与巡山队员们的死亡追逐，出现了冰冷枪口下汩汩流血的蜷曲尸体，消失的是从始至终未曾表示参与这“游戏”的无辜“被害人”——藏羚羊。这里已不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为什么呢?首先，市场须需求。至于是需求加速了供给的扩大，还是“创意”的灵光开创了新兴的市场就属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无论如何，都暴露了现代文明和人的精神被物质和财富所异化的事实，而人类以外的世界首先成为这一趋势的受害者。其次，生产须原料。只是这天然的产品被一条叫做法律(或许只能说是命令)的圈栏给看护着，未有成为商品的资格。但，这圈栏实在模糊地让人熟视无睹又如此脆弱不堪，无法向任何攻击施予惩罚，更何谈拴住盗猎者躁动欲噬的心。最后，运转须人员。若草原依旧茂盛，牛羊依旧肥硕，生活依旧如故，是否盗猎者，扒皮者，贩绒商，甚至巡山员都将在从历史的记录中消失?只是现实是，从产品变成商品，从产地运往市场，从商品进入使用，每一个环节都流淌着藏羚羊和人们的血，只是有些看得见，有些被掩盖，有些已经流干。只是，即便当初是0、1%的可能性，如今也是再确实不过的100%。在现实面前人类毫无反驳的借口，借口只是安抚我心的苦药，难以下咽，却仍孜孜以求。
这一切或许是真实的，但无疑是做作的，如同那驻地的巡山队员，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之后等待的依然是无尽的等待或者突然死亡的恐惧一般，我们在饱尝了悲哀的苦楚之后迎来的解脱如此之突然、迅捷，甚至不给人回味的时间;有争议的题材并不让人讨厌，让人讨厌的是将争议无限放大，犹如猴子耍戏，哗众取宠。所谓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好电影就是需要在剧情、人物、情感等方面寻找平衡，否则即便在某一方面某个点出彩，却无法掩饰整体的缺陷，然而这似乎已成现在电影的通病了。
当秃鹫背负起亡者的灵魂，当为了信念的死亡一次次悲壮的发生，我们必然明白《可可西里》里出现的频率最多的一个词：“保重”的意义。
《可可西里》本质上这是一部男性电影，阳刚、粗犷和惨烈，可可西里志愿巡山队员以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牺牲告诉了我们怎样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影片没有导演的主观评判，只是通过北京来的记者尕玉的眼睛默默地展示着发生。以写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发生在可可西里的故事。
影片从志愿巡山队员强巴被盗猎分子枪杀开始，让观众近距离目睹事情的严酷性，偷猎者为了追求利润是毫无人性的，马克思的话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当强巴鲜血喷溅开来，我们看见了保护藏羚羊正义所付出的代价，同样在影片最后偷猎者罪恶的枪声再度响起，我们的英雄甚至没能说什么就扑向大地，为了信仰和保护藏羚羊他们以生命祭奠了这片神圣的土地。它的真实和悲壮会让观众自省良心的含义。
记者尕玉跟随他们进入无人区追捕偷猎者的近20天时间里，导演以近乎记录片的纪实手法描绘着可可西里严酷的自然环境，风雪和流沙对生命的吞噬、大量的藏羚羊骸骨和毛皮给我们带来的视觉震颤、偷猎者“道德”缺失的原因，巡山队员的真实的生活，这些全景式的记录让观众自己寻找答案和内在，虽然是故事片但是有了人文记录片的特质，值得我们引起重视。影片的大多数演员都是非职业的，他们生活化的演出为影片的写实主义定下了基调。
在影片里，导演着重塑造了队员刘栋的形象，他有着缺点但是他在大义上从不含糊，为了营救被肺气肿折磨的同伴，刘栋孤身去筹款，在返归的路上被流沙吞没，这个场景是极具震撼的，导演平静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没有用一点外部的音效来煽情，只是以刘栋沉入流沙挣扎的呼告来表现这份惨烈，这组镜头是每个有良知的人一生无法忘记的，所以，我们应当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目睹在可可西里发生的一切，特别让那些围着藏羚羊的西方达贵名伶知道羞耻和触动。
巡山队员有的常年独守着一个关卡，艰辛的生活，还必须提防偷猎者的暗杀，是何种力量让他们留了下来，尕玉询问着这个问题，导演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在他们离开的时候那面高扬在帐篷上的国旗告诉了观众巡山队员留驻的原因，对祖国的赤诚和对故土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有着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
这些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可敬的巡山队员们，在生与死之间选择的总是良知和正义，队长泰日和偷猎者狭路相逢，面对他们的威逼利诱毫不动心。面对枪口大义凛然的怒斥，导演在他的死负载了对于信仰和正义的理想主义的悲壮色彩。成为生命意义最好的诠释，中国银幕从此多了一个真正阳刚的人物。
导演的所有细节都是站在理性上的，他没有一味指责偷猎者，而是将他们和生存境遇的无望联系在了一起，有着天问式的悲凉！当那位曾经被队长抓捕的老人良心发现告诉尕玉出山之路时，可以看到导演内心对人性还是有着希望的，那时一种质朴的相信，相信，所有的生灵内心都有善的一面，虽然有时被残酷的境遇遮蔽，但是，人类和动物的差异在于人类会反思，这是通向良知的路，这是所有生命的希望。
就像在所有的无言里神圣的藏歌声起，导演将一位英雄的牺牲赋予了英雄主义的壮烈和信仰的崇敬。
导演最好的字幕给了观众一份信心。民间志愿巡山队的义举得到了国家的足够重视，因此建起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近年来，藏羚羊的数量正在回升，这些就是英雄们的鲜血和赴死的意义！
陆川，在今年带给中国影坛我们缺乏已久的感动和阳刚，这部电影对观众而言必然是难忘的，因为它表现的是真实的人性，让人思索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