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它被组织为国家，既有宪法、法令、法制，全能的行政，各大部门、警察，等等；这一社会将它的道德准则强加于个体，个体的行为就这样不是由他自己的人格来决定，而更多被来自外界的、匿名的意志所决定。
2、一位可爱的乡绅邀请堂吉诃德到他家去。他的儿子是个诗人。比父亲更清醒的儿子马上就看出客人其实是个疯子，所以就大模大样的保持与他的距离。接下来，堂吉诃德请年轻人朗诵他写的诗，难以推却的年轻人听从了，堂吉诃德对他的才华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受到奉承的儿子高兴极了，对客人的智慧惊叹不已，一下子忘记了他的疯狂。因此，究竟谁更疯狂些，是称赞清醒的人的疯子，还是相信疯子的称赞的清醒的人？我们进入了另一种喜剧性的领地，它更细腻，也要珍贵的多。我们笑，并非因为有一个人被嘲笑了，处于可笑的境地，或者甚至受到了侮辱，而是因为，现实突然带着它的模棱两可性呈现出来，事物失去了它们表面的意义，在我们面前的人并非他以为是的那个人。
3、叙述是一种回忆，也就是一种概括，一种简化，一种抽象。生活的真实面目，生活的非诗性，只存在于现时。但如何讲述已经过去的时间，还原它们已经失去了的现时时光？小说的艺术找到了答案：在众多场景中表现过去。
4、一个处境越具有戏剧性，越特别，越严重，叙述它的人就越容易去抹掉它具体的一面，忘掉它非逻辑、非诗性的一面，而换之以悲剧严密、简化的逻辑性。所以，托尔斯泰对一次自杀的非诗性的审视就是非常了不起成就；是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发现”
5、堂吉诃德已命在旦夕，然而，“这并不妨碍外甥女吃饭，管家喝酒，桑丘还是那么好情绪。”一时间，这句话掀开了将生活的非诗性隐藏起来的帷幕。
6、它（指《百年孤独》）同时也证明了诗歌与抒情性并非两个姐妹概念，而是两个应当保持距离的概念。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诗性与抒情性没有任何关系，作者并不忏悔，并不敞开他的灵魂，他只是沉醉在客观世界中，并将客观世界升华到一个一切既是真实的又是不逼真的、魔幻的区域中。
7、愚蠢究竟是什么？理智可以除去阴险地隐藏在美丽谎言之下的恶的面具。但是面对愚蠢，理智是无力的。它没有任何面具可以除去。愚蠢并不戴面具。它就在那里，无辜的，真诚的，赤裸的。而且是无法定义的。
8、喜剧性的柔光 “他在镜子中看到自己。但他并没有看见在镜中看自己的他（福楼拜看见了他）。” “在一个小说家的创作历程中，向反抒情的转变是一次根本性的经验；远离自己之后，他突然带着距离来看自己，惊讶地发现自己并非自己以为的那个人。有了这一经验之后，他会知道没有一个人是他自以为的那个人，知道这一误会是普遍性的、根本性的，从此他会知道如何讲喜剧性的柔光投射到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