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布莱尔宣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既非福利国家，也非自由放任”，那是因为他们的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都曾经太多。而我们这个绝大多数人口(农民)毫无社会保障同时也很少有自由(看看到处“清理农民工”的情形!)的国度，难道不应该走上一条“更多的福利国家，更多的自由放任”之路吗?
2、在今日中国的“主义热”中回顾这段历史，有许多教训是应当记取的。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昔夷人侵凌华夏，设公园而以禁牌额其门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国人大愤，皆奋然群起与之争。阿Q适经此，怪人群之汹汹也，恬然曰：“此园，吾儿所为也。我老子，固不屑入内。胡儿书此，是彰我之尊也，何争为?”人皆哂之，至有斥其为汉奸者。而Q不自知，嬉然自若。
3、科斯理论的特点是只谈“交易成本”而不谈交易权利，这决非因为交易权利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科斯所处的社会已经解决，已不是他们的问题。因此他的问题其实是有自明的前提的。科斯最著名的论证，如“企业的意义”与“牧人与农人”问题及由此导出的如今几成经典的所谓科斯定理，都有这样的背景。
4、至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倒的确是针对“应试教育”的，但其目的却绝对与“素质教育”无关。说穿了，它无非是在保留苏式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色彩的基础上，去除其唯智教育的成份而增加其“三忠于四无限”的奴化教育和反智主义的“愚化教育”成份而已。苏式教育固然毛病多多，但我国当时的“教改”只会更加有损于人的素质之提高――它不仅降低了人的知识水平，而且“培养”了说假话，趋炎附势和整人利己的恶劣品格，甚至即使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它也把苏式教育中保存的一点神学知识论色彩进一步庸俗化为纯粹巫术式的图腾崇拜了。
5、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纯粹市场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社会民主主义所肯定的东西(如“过分强大的”工会)，则我们中国现在都还没有。等到有了再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也还不迟。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呢?也许是的，但这条道路既不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两条道路“之外”，甚至也不在这两者“之间”，也许说是“第一、二条道路的重合”更准确。
6、而文革式教改在废除了考试制之后实行的“推荐”、“保送”、政审与出身标准之类的招数，更是集黑暗的九品中正制、种姓制与异端迫害制之大成，比传统科举制都差远了――我并不同意如今一些论者对科举制的过分拔高，但无疑，文革时的“不应试”教育不仅比科举考试更不公平，而且其“培养”出来的人的“素质”恐怕也比科举制下造就的传统知识分子更差。
7、大致而言，以耶稣会教士为代表的早期中国观察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主要以法国为中心的18世纪西方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人主要是与传教士交往的中国士大夫与文化人，而他们本身的教士身份也使他们对中国的宗教观与哲学最感兴趣，由此使他们对中国的皇皇礼教、伦理文明和“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十分倾倒。而他们“怀着对中国文明崇拜的心理写成的著作，在法国那些愤世嫉俗的哲学家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耶稣会教士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文明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方文明更为优越。因此法国哲学家们做了大量工作，来传播那些令人愉悦的中国观。”
8、甚至还有人认为，利用目前体制上的集权条件一次性地实现企业领导私人控股或“持大股”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更易达到科斯设想的企业内“独裁”，而西方的股份公司要想集中股权就很难。……这些说法的经典依据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场交易完全自由，就能达到效率的最优化。
9、然而在今天处于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绕开交易权利问题而大谈交易成本，便可能成为一种为“抢来本钱”辩护的理论。如今我们的确听到许多这类议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关起门来监守自盗，是一种“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方式；在产权改革问题上决不能让老百姓有发言权，因为“公共决策的成本高于双方交易”；民主私有化不如权贵私有化；“分”不如“卖”，“卖”不如“送”，不管白猫黑猫，能把产权“明晰”了就是好猫；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无所谓；官僚资本、权力资本有助于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在产权明晰化中讲公正是“面向过去的改革”，而不管历史欠账与劳动者对存量积累的权利则是“面向未来的改革”，后者优于前者，也是因为“成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