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西向知识分子将舶来品当做自己的传统，和今人将某些西方观念当做中国人文精神这些现象，未必就体现了他们对国情的误解。
2、他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来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件，小事体。我爱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懂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动，即请海外回来的各位去看立法院、监察院等处批评政府的“充分”“非常”的言论自由。又请大家看台湾的二百多种杂志，也“代表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说到此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
3、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意识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永久之图。”如果后者不能成功，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近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则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新文明之梦”，的确也还是梦。
4、同时，胡适又有君子善假于物的大优点。他说，与朋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不管争论讨论，胡适都最善于整合别人观点，据为已有。留学生许肇南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特别提倡社会改良。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这些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胡适自己的意见。观胡适许多书信文章中的新观点，常常能在其日记中发现不久前恰与人讨论或争论过。
5、胡适的这些话蕴含着多重意思。人人都知道这理由反说之意。他所列举的言论自由的处所，正是当时“质询”他的地方；代表言论自由的杂志，也正是“围剿”他的机构。以胡适的谨慎，竟然在有许多海外来客的公众场合说出“围剿”这样的字眼，可知其生气的程度已非一般单忽视也不全是说反话。以为政府和杂志上也都有人在为他说话。而且胡适不能说――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认同的地方诗歌不讲言论自由的地方。胡适是要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个“完整一致”的形象的，这是他许多时候虽已很勉强也不肯认错的一个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
6、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想干实事，这也正是胡适晚年几乎事事不顺的一个重要因素。
7、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在台湾期间一直在想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他也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作出贡献。可是不论台北的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希望胡适仅作一个偶像。政府中欢迎他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只要胡适这块招牌，并不要他真做事。不仅不十分喜欢胡适的人希望他只做偶像，就是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许多也只希望借胡适的大名一用
8、胡适早在1916年的白话诗《孔丘》中就说过，“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真孔丘”的主要精神。这是真解悟，大约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自己就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宗教性使命感，且终生实行之。同时胡适又一向“宁可失之忠厚”，此次虽然确实生气，仍委婉出之，对国人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