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立极率九卿科道等官再次来到乾清官西暖阁接受召见，大臣们知道皇上圣体尚未能“霍然勿药”――还未好转的一种委婉表达方式。在召对中，大臣们察觉到皇上虽在汤药诊调之中，却仍轸念国事。这也怪，身体健康时对朝政从来不感兴趣，到了生命垂危之际竟轸念起国事来了，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少顷，皇上向大臣们发布了他在位时最后一道谕旨，除了再次重申他对监臣王体乾、厂臣魏忠贤信任之外，透露了昨天单独召见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的事。召见的内容没有明说，召见的用心是十分明白的――要信王入继大统。
2、此处所谓“党”，并非政党，似乎是无须论证的。众所周知，政党起始于近代，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便是近代政党的雏形。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以及20世纪初的同盟会。此前并无政党可言。晚明史上所谓党，无一例外多是朋党的党，而非政党的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派系（或称派阀），因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职下野，此时在书院中以讲学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东林书院何党之有？
3、已如前述，日本学者城井隆志的《关于明末的一个反东林派势力——围绕顾天埈》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万历朝中后期的所谓“党争”提出一些新见解，认为当时以科道官为中心的官僚集团中存在派系斗争，围绕着阁部权力的争夺和若干重大政治问题而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时进行，并非一成不变，这与天启时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权时期，为了打击异己势力，把反对“阉党”的正直官僚一概称为“东林党”的状况截然不同。以往的史家过分强调东林与反东林的斗争，把昆党、宣党、齐党、楚党、浙党树立为东林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壁垒分明。
4、九月初六日，光宗的长子朱由校仓促即位，下诏以明年为天启元年，这就是明朝第十五个皇帝――熹宗。
5、听任大权旁落而不顾，魏忠贤终于操纵如意，俨然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距“万岁”仅一步之遥。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熹宗对魏忠贤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
6、裁驿之举，从理论上讲是节省朝廷开支、减轻民间负担的好事，问题在于动机与效果不相一致，甚至背道而驰。体制内的改革的成功与否，有赖于体制自身的支持，也有赖于体制外的反应。此次改革不能说是成功的，它的最明显的负面效应，就是使数以万计的驿站民夫因此而失业，迫使他们走上反叛明王朝的武装起义道路，这是刘懋与思宗始料不及的。八月十四日，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宫中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异，向光宗进通利药――大黄，致使皇帝病情加剧，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之间。到了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官李可灼又向光宗进奉所谓仙丹――红丸。不料，连服两丸这种“仙丹”后，皇帝竟于九月初一日五更一命吗呼！
7、既然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换言之，必须开放海禁，才能缓解倭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事实已经证明，用军事围剿来解决倭患并不成功，从朱纨、张经、李天宠到胡宗宪，调动重兵围剿倭寇，劳民伤财，财政不堪重负，民不聊生，社会愈发动乱。平倭总督胡宗宪之所以会乞灵于“招抚”的一手，就是看到了围剿难以奏效，不得不另谋出路的无奈之举。而“招抚”必须以开港通市作为交换条件，开放海禁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
8、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十八日，熹宗在乳母客氏及魏忠贤的陪同下一祭方泽坛后，到西苑游乐。客、魏二人在桥北浅水处大船上饮酒寻欢，熹宗与王体乾及魏忠贤的两名亲信小太监高永寿、刘思源在桥北深水处泛小舟荡漾，相顾欢笑，俨若神仙。忽然一阵狂风，小舟倾覆，三人一齐落水，两岸随从顿时惊哗，皆无人色。幸亏近旁的管事太监谈敬等人抢救及时，熹宗才幸免一死，两名小太监因抢救不及溺水身亡。魏忠贤专为此事在七月十五日到大高元殿作佛事法会，放河灯追荐。熹宗虽未淹死，但受此一番惊吓，本来不佳的身体每况愈下。
9、郑鄤死得很惨。他在一行人等押解下，来到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连屋顶上都是黑压压的一片看热闹的人群。在人声鼎沸中，忽听得官员宣读圣旨，最后一句声音特别尖刻：“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上百名刽子手齐声吆喝，如同雷震，令旁观者不寒而栗。炮声响后，行刑开始。须臾，手持小红旗的校尉疾驰而去，向大内报告所剐刀数。令目击者感叹万分的是：“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郑鄤被脔割处死，他身上的肉竟被京城愚民买来作为医治疾病的药料，可悲，可哀！
10、因此顾、高二氏义无反顾地要拨乱反正，要“救世”。顾宪成说：“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在他看来，救世之举就是“相期于道德”――“砥操砺节昭昭冥冥，一禀于诚理，则外无亏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于道德也几乎。”这种道德的重整正是东林书院全部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11、要说熹宗是一个白痴，那倒未免有点冤枉了。其实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而且手艺颇精。当时人这样描绘这位皇上：“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
12、杨鹤得知皇帝大力支持抚局，御使已经携带银两前来赈济，便放开手脚进行招抚。然而此时此际陕西已面临剿也难抚也难的两难选择。造反大军点燃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使当局剿不胜剿。那么抚能奏效吗？也难。突出的问题是招抚之后，在灾荒流行的三秦大地如何安插这些“降丁”？清初专门研究“流寇”的学者戴笠、吴乔比较了赈、剿、抚三种手段后指出：赈是治病之本，剿是治病之标，抚只不过是一剂调理药而已。其实戴、吴二公的这种分析也是一种皮相之见，陕西“流寇”蜂起是晚明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它显示社会早已病入膏肓，剿不但不能治标反而刺激病情更加恶化，抚的调理作用在天灾人祸双重压力之下迅即化为乌有，赈虽有治本功效但为时已晚，况且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首先遭到杀害的是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他在杨涟上疏几天之后，也上疏揭发魏忠贤在香山碧云寺所造坟墓仿佛帝王陵寝规格，而且此人“口衔天宪，手握王爵，生杀予夺”。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廷杖一百。魏忠贤鉴于当时弹劾他的奏疏络绎不绝，借圣旨之威杀一儆百，拿一个小小的曹郎下手，特命亲信太监把万燝拉至午门，一顿乱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未受廷杖已经气息奄奄。其后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残酷迫害异己分子。天启五年三月底，由于魏忠贤的亲信锦衣卫镇抚司许显纯严刑拷打汪文言，扳诬杨镐、熊廷弼公行贿赂，魏忠贤以皇帝圣旨的名义逮捕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君子”，与已经逮捕入狱的汪文言一起，“一并究问追赃”。
13、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即位时虚龄十六岁。在此前的岁月中，父亲连遭厄运，作为长子所受的教育与乃父相比更逊一筹。无怪乎历史学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有的学者甚至称熹宗是光宗的“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这种说法，不免有夸张的成分在内，但点到了要害：熹宗确实是明朝诸帝中最无知无能的一个。他根本不曾料到，父皇即位刚一个月，就会轮到他来当皇帝。
14、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来的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在逆差之中。正如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15、思宗深恶门户之讥，“知两党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居多。时又有复社之名，与东林继起，而其徒弥盛，文采足动一时，虽朝论苛及之，不能制也”（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对于夏允彝《幸存录》的观点，黄宗羲颇多非议，尤其是对于党争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进行批评：“毅宗（即思宗）亦非不知东林为君子，而以其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夏、黄同为当时名流，且又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两人所见各有千秋，而在分析思宗对待党争的心态时，黄公所见似乎略高一筹。思宗之所以重用周延儒、温体仁，其缘由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