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帮助一个可被免责的违法行为是犯罪，阻止它则不会获罪；但是制止一个有正当理由的违法行为是犯罪，帮助他则不会获罪。
2、如果说为了营救被困的五个探险者，牺牲这十个人的性命是 合适的，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些探险者达成牺牲一个人以挽救四个人的安排是错误的呢？
3、我们讨论囚徒困境的技术细节的原因在于，它能简洁而又精准地确立以下命题：（一）只与合作者进行合作是理性的；（二）背叛背叛者是理性的；（三）守法公民会成为笨蛋；（四）假如背叛是理性的，那么除了与之相当的惩罚以外，没有任何威慑力量。
4、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当中。这意味着我们在道德问题上的分歧是真实而深刻的，而不仅仅流于表面上。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打成了一种高层次的一致，即在法律与政府目的的问题上，这些彼此竞争的观点中没有任何一种有资格压倒其他的。如果这些观点中的一种其支持者在数量上成为多数，并且聪明地利用了投票，可以暂时主导我们的政治生活。但是，我们也达成了另一个高层次的一致，即每一种数量上的少数原则上都可以变成数量上的多数。因此尽管我们通过计算选票选举立法者，我们也只是给了公民们一张选票，而不是让他们的观点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生活在多元社会中意味着，任何一种观点都不能为了官方目的被视为在道德上优越于其他的观点。
5、一个品德良好的人会自愿等待饿死而不是杀人。在这种恐怖而悲惨的境遇中，等待饿死，而非杀人，才是必要的行为。颗粒不进直到死亡是不那么容易做到的，但是难道它的道德必要性还不够明显吗？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克制不去杀人，这种修养正是我们所指的优良品质的一部分。
6、希腊神话和悲剧作品无比鲜活地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本区分和冲突：是接受现状，还是拒绝？是接受人在生活中的命运，还是抗争？是接受现存法律，还是违反法律而犯罪？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区分和冲突，神话和悲剧作品都没有能够提供理智地追问的思想范式，只有哲学家们才把生命的冲动和激情的张扬转化为理智的思考，他们通过概念的推导构建起一个语词的逻辑秩序，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指引，呈现法律“存在”的根基和意义。
7、对立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不可分离，对司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相互独立。
8、海伦法官把生还的探险者与强奸受害者进行类比，理由是他们被迫有意识地但同时也违背内心意愿地实施行为（真的每个案子都能与强奸做类比吗？）然而，即使按照她的说法，她也完全颠倒了情形，存活下来的探险者与其说像强奸受害者还不如说像强奸犯，因为他们把威特摩尔当成了目标（不是性行为的目标，而是觅取食物的目标），通过暴力使其服从他们的意志，服务于他们的利益。
9、为什么一个患有肾脏疾病的公民不能杀掉一个拥有合乎他的肌体类型的肾脏的人，取走受害者的一边肾脏拿去移植呢？或者，如果不只有一个人可以提供合适的肾脏，为什么不让他们也举行一次抽签，把输掉的人杀掉取走肾脏呢？健康的肾脏拥有者与威特摩尔一样无辜，并且，与这些探险者一样，有肾脏疾病的那个公民也是出于紧急避难而杀人的。我们并不认为，有什么人应该死于肾脏疾患，却不应该死于一场山崩之中。当这一切发生后，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向被害人及其家庭表示哀悼。然而，如果没有人自愿捐献肾脏，我们就要告诉患有肾脏疾患的人，他们必须面对死亡，不能通过谋杀强行剥夺他人的肾脏。对这些探险者，我们也只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