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阅读诞生于对一种金色的、太阳般光华的遥想。但在正午到来之前，黄昏就降临了，褐色的暮霭涂抹在天际，包裹着一团赤红的夕阳。尼采的书还能是什么颜色呢？“在所有的书写中我只爱其人以其血所写。以血作书：如是你将体会，血就是精神。”
不过，谈论尼采之前可以先讲讲海德格尔，讲讲一种由海德格尔所渲染的情绪，一种带着尼采似颜色的情绪。情绪，Stimmung，琴弦。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诗人的才华，却总能敲打出藏在语言缝隙里那些动听的声音。调定的琴弦，有着参差的音高，人的情绪也是如此。所有游离在《存在与时间》的字隙中的人，在他们身上都将有种本然情绪被它调定。但本然情绪，源自渊深之处的东西怎能被人为调定？焦尾琴的音色跟工匠的手艺有关吗？也许，可以借用书中一个词语来说：它是被“唤出”的。
什么听从呼唤而来？一种畏惧，一种战栗，一种惊恐不安。海德格尔在反复谈论着畏，绝然跳出自身，面对无何有之乡那一刻的畏惧。回想最初阅读的时光，一个夏天，捧着《存在与时间》，午后闷热的睡梦里，脑海中依旧翻搅不息的是不久前才从眼前滑过的字句。可哪里有让人难以承受的畏惧？反倒是欢欣与兴奋呢。无何有之乡，在海氏书中被描述为一无所有、一无所在之地，却可以被视为一个秘境，一个唯我所有的领地。没有惊恐，甚至那惊恐本身也转化为亢奋，就像看到塔克夫斯基的《索拉利斯星》最后一幕，整个我们所立足的地球显现为索拉利斯星云中的双重镜像，于是兴高采烈地说：“嗬，一种让人恨不得抓破头皮的毛骨悚然。”
洋洋自得地玩味这种情绪吧，尤其在阅读尼采之后。《悲剧的诞生》中讲述了西勒诺斯的传说：弥达斯国王在林中捕获了酒神的伴侣西勒诺斯，逼问他，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事？精灵一声不吭，最后再也忍受不了这愚蠢的问题，发出刺耳的笑声，说道：“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死去。”多么精妙地表达了那种情绪啊。闻者心情如此激动，势要找人一吐心曲，最好撞上一个女人，兴冲冲想告诉她，却又怕将她惊吓，到了嘴边的话生生咽下，不过嘴角势必模仿西勒诺斯的笑容。敏感的女人看到这笑容似乎若有所悟，可怜她还没有学会那种奇妙的颠倒，那种颠倒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表达：存在的无意义状态就是存在的惟一意义。这是西勒诺斯的第二重智慧：对于人，最坏是立即要死，其次坏是迟早要死。我们不该祈祷吗？祈祷我们的生活美满如意？这样，在平静而幸福的日子里就能欣然享受冷漠之酒与荒诞之粮。如是，好亲自上演一场悲剧，将生活撕裂，撕出一道裂缝，或者说找到生活中本身就存在的那处根本的裂缝。那时，难道不该响应厄琉西斯秘仪上的召唤吗？苍生啊，肃然倒地吧！
人生当成为一场悲剧。谁会得出这么荒唐可笑的结论？但这不过说的是尼采说过的话：人生当成为一件艺术品。尼采本人即如此行事。他视拜伦爵士为楷模，因为拜伦的一生显得壮丽、优美、波澜起伏、充满生命力，酒神的充沛，日神的光华。“在英雄周围一切都成为悲剧。”这种精神感染了人们，于是，最初的洋洋得意与欢欣鼓舞显形为高傲与自豪。多么骄傲，但不针对任何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拥有这种骄傲，即便是像蟑螂一样的列比亚德金上尉，因为他照样明白这回事：从创世第一天起，为什么这个简单的词就充斥整个宇宙。但列比亚德金们不愿意回答，就让我们来回答为什么吧，那就是让人生成为一场悲剧。
为了上演一场悲剧，为了完成酒神信徒式的魔变，便采取一种生硬笨拙的模仿，这种模仿又是效法海德格尔的教条：将自己从人群中撕裂开去，自我弃绝，抛入一个孤决的境地，一条弃绝人寰之路，那样就能直面存在或者虚无，两者一样。自我孤离，然后吟唱“英雄的颂歌”。
但可笑啊，生活如此贫乏、苍白、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幸，与悲剧精神反正毫不相干。不过，模仿者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发现了对存在者整体的思考，于是他们安身于悲剧精神的对立面——理论认识。认识之于模仿者成了惟一的'行动。无法在壮美的静观中瞥见摩耶面纱的飘动，便要用认识揭穿面纱背后的真相。众神与人过着同样的生活，从而为人的生活辩护，这充足的神义论对认识者演化为需要一个至高理智保证对罪恶之渊薮的理解。尽管在《悲剧的诞生》中被尼采称赞的康德为摩耶面纱背后的酒神世界划出了不可侵犯的畛域，德国观念论的自由精灵们却挥出理智之光，如同有守护神相伴的苏格拉底，要用思辨逻辑和因果律整理混乱的原始混沌，认识什么是至善。模仿者尾随其后，亦步亦趋，为苏格拉底唱起“半神之歌”。无论是法厄同冲向太阳的壮烈还是塞默勒对雷电神威仪的迷醉，似乎都多少填塞在模仿者胸中，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装上蜡质翅膀的伊卡罗斯，当飞近太阳时，翅膀熔化了。
“在半神周围，一切都成为萨提尔戏。”自我孤离的模仿者，自我认识的模仿者，你们啊，上演的就是这么一出滑稽的萨提尔戏，或者说不准还是一出最大的悲剧呢，一出不再可能有任何悲剧的悲剧。瞧啊，模仿者在两种精神中都不再有出路，酒神精神与苏格拉底精神在他们身上都没有出路。明白了这些，高傲就变成折磨。“痛苦的烧灼，高傲的光芒”。荷尔德林这句哀歌在模仿者身上打了倒转。
逐渐地，会滑向另一重同样来自悲剧的情绪，或者说，两重情绪一开始就缠绕在一起。好像《伊翁篇》中的那个青年，“我在朗诵哀怜事迹时，就满眼是泪；在朗诵恐怖事迹时，就毛骨悚然，心脏悸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也这样谈论悲剧：“人们愿意看自己不愿遭遇的悲惨故事而伤心，这究竟为了什么？一人愿意从看戏引起悲痛，而这悲痛就作为他的乐趣。这岂非一种可怜的变态？”犹如奥古斯丁幼年行窃，他所爱的不是所偷的东西，而是偷窃与罪恶，是作恶本身，是自我毁灭。顺着自我孤立，滑向这种情绪自然而然。人们会爱上痛苦的感觉，形影相吊，自怜又自艾。
所幸，微妙的变化还是在发生着，发生在相同的事物上。读一读《杜伊诺哀歌》，最初是这样读的：“如果我呼喊，在天使的序列中有谁将我听见？”模仿者因为他们的骄傲而呼喊，呼喊却不渴望被倾听。呼喊中的沉默，“沉默吧，绝望的心”，绝望因为根本不想拥有任何希望，希望不过是一团愚蠢的火。而现在读的是下面一句：“甚至设想，一位天使突然攫住我的心，他更强悍的存在令我晕厥”。期待一种真正强大的存在之域吧？模仿者垂下湿润的眼帘，安坐其间，倾听无声之音。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隐约中，只能借助诗人之笔描述那种存在的颜色：
当绿色的无声之境
心与善终于和解
倚高树之清凉
人以温暖的手分发肴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