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未富先老；人口机会窗口
作为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的结果之一，人口的老龄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及与其相关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不仅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老龄化也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作用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大多国家也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改革的困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情况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形势，因此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降低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实现养老保险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
（一）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的态势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经济高速发达，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他们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已具备了应对老龄化压力的能力，而我国则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即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有1000美元，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二）区域间人口老龄化差距明显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也表现出了由东向西的区域差异特征。显然，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比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城市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也比农村地区更严重。说明在选择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及城乡、区域间的特殊情况。
（三）2000-2025年间“人口机会窗口”期会始终打开
“人口机会窗口”指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先于老龄化的速度，在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孩子数量的下降速度快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几十年后，老龄人口才会逐步超出未成年人口，在这一人口转变的进程中，会造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总人口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构成形状，使得劳动力供应充足，社会负担也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人口学家称这一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①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尽管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在2030年之前，由于老龄化的速度慢于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而人口的抚育比也较低，因此这段时期为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基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应利用这个机遇期来大力发展我国经济。
二、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挑战
（一）老龄化导致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
人口抚养比包括老年赡养比和少儿抚养比，赡养比是指老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表明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老年人口。目前，国际上通常将0-14岁的人口定义为少儿人口，15-64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年人口。很明显，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将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和赡养比的不断提高（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1950-2010年世界人口老年赡养比仅由9%上升至12%，而从2023年至2050年老年赡养比将从14%上升到25%，相比之下少儿抚养比将稳步下降。在发达国家，少儿抚养比自1950-2010年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老年赡养比自1950-2010年一直呈上升趋势（表2）。总之，在老龄化背景下，世界人口负担系数总体将呈现赡养比不断上升，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及总抚养比整体上升的态势。
（二）老龄化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比不断提高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未来劳动人口也越来越少，相应地缴费人数也会逐渐减少，因此，政府的财政负担将会越来越重。以我国为例，从1998至2005年，各级财政针对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资金支出约在4000亿元，3600亿元左右为中央财政资金补助。在2006年，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贴97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为774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49.2%和42.3%②。近年来，虽然政府在养老保险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不断加大，但养老保险改革中的最大问题仍旧是资金的匮乏问题，逐年扩张的基金缺口正在使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重的财务风险。
（三）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提出挑战
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老百姓的“保命钱”，它的安全性和保值增值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范围仅限于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企业年金规定投资于银行存款等流动性产品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20%，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20%，这种投资保证了基金的安全性。但随着老龄化的到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使基金在保值的基础上实现增值。
三、国外应对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践——以德国为例
德国是世界上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两德统一以及提前退休人口的持续增加，德国的法定养老金开始趋于萎缩，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不断加重，因此德国进行了以开源节流为主要手段的养老保险改革。
首先，提高养老金缴纳比例。为解决不断增加的养老金领取人数与缴纳人数比例不断下降带来的收支失衡问题，德国一直在不断提高养老金的缴纳比例，同时，降低法定养老金的替代率，德国政府正设计将退休员工养老金占工资的比例逐渐由53%降为2023年的46%，到2030年降为43%。
其次，鼓励支持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德国政府为鼓励雇主和雇员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从2002年1月起，允许雇员以工资转换方式建立自己的企业补充养老金，同时政府对企业建立的企业补充养老金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或相关补贴，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德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普及程度逐步得到提高。
再次，继续发挥政府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德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同政府的社会政策密切联系，政府组织、规划和推动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并为养老保险的持续运行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撑，同时政府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制定和适时推出社会保障政策，对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保险机构进行监督。
德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社会保障体制较为健全的国家之一，其制度的创立和成长也历经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比如德国完善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法定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保障方式，以及在老龄化趋势下引入的长期护理保险和“个人服务时间存储制度”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并适当地结合自身的实际更好地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选择
（一）养老保险制度应定位于保障型制度
社会保障具有互济、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养老保险无疑也具有这种功能，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养老保险制度也必须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变革，建立一个统一的保障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非福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可以发挥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而且还可以发挥其收入再分配和激励的功能，这也是我们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
（二）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模式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更加灵活，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家庭养老、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等都是建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通过建立多层次、多支撑的养老保险模式，也可以充分有效地分散保险责任，给予公民以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
基本养老保险应坚持广覆盖的原则，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企业年金可以保持养老保险的替代水平，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因为寿命延长而下降，鼓励个人购买商业性储蓄养老保险，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也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三）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基金运作的市场化步伐
虽然安全性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基本要求，但在老龄化趋势下，养老保险基金不仅要做到安全性，而且要实现保值增值。应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除银行存款、国债、股票等品种外，国家还应适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给予优惠，让养老保险基金积极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也出现了由政府部门投资到私募基金公司投资运营的趋势。私人运营的社保基金具有灵活性和盈利性，体现了市场作为基础手段配置资源的要求。政府可以通过挑选相关私人基金投资公司运营部分社保基金，同时制定法律法规加强监管，通过市场化道路不断壮大社保基金规模实现保值增值。
五、小结
为了应对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对其他国家养老保险改革的有益经验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所处的具体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必要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重新的定位和选择。通过坚持保障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不断建立健全全方位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作，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注释：
①苏春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38.
②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苏春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38.
[2]孙祁祥，朱俊生.人口转变、老龄化及其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J].财贸经济，2008，（4）.
[3]杨燕绥，李学芳.“创造”老龄人口红利[J].中国社会保障，2010，（5）.
[4]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J].经济科学参考，2011，（34）.
[5]张车伟.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战略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6，（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68-02
引言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更加明显。2006年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仅是数量增多的问题，还存在一系列因为数量增多和老年人口自身变化引起的其他问题，其中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王国军、刘水杏，2004）。如果把房产看做生活必需品，房地产需求则是刚性的。不同年龄人口对于房地产的需求不同，住房需求的主体集中在青年人口，特别是25—35岁的即将成立家庭的新婚夫妇（赵君丽，2002）。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青年人口比重下降，房地产刚性需求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本文将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刚性需求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购房需求层次观
学者们普遍的看法认为，购房需求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住房刚性需求，主要是25—35岁人群，这类人群购房是为了满足基本居住的需要，其需求弹性小，不容易受到市场价格影响；二是住房投机需求，即弹性需求，主要是35—45岁人群，他们具备一定的购买能力，购房是为了投资或者改善住房的需要，一般为二次购房，其需求弹性大，容易受到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从2011年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查数据可得知：购房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占总数的75.0%，见图1。
（二）误区及剖析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房价不断攀升，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房价的不断高企，使得专家学者都纷纷研究和预测房价的未来走势，他们普遍认为，在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和国际的大好前景下，基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目前人口基数大的条件下，房地产需求将会持续上升，导致房价将会高居不下。在纵观许多专家学者关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走向的相关看法之后，我们归纳出以下的3种看法。
1.家庭小型化引致住宅刚性需求增加
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未来家庭住户趋向小型化，而家庭的小型化意味着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在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户数增多，特别是单人户、2人户、3人户的增加，从而引起住宅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变动。未来的城市家庭将是以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两口之家的老年“空巢”家庭、新婚无子女家庭和单身住户为主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未来城市住宅需求单位将趋于小型化，两室一厅和一室一厅的需求量将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住户总数的增多，将导致住宅需求总量的增加（赵君丽，2002）。
2.人口总数增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
有学者认为，从把房子看做生活的必需品来说，房地产需要是刚性的，人口的多少可以体现房地产需求的一般趋势，在人均居住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和聚集必然会增大对住房总量的需求（谢琛、袁建华，2010）。在中国人口基数大，未来人口数量必定是增长的前提下，即使人口老龄带来青年人口数量下降，但人口增加必然使得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持续上涨。
3.人口老龄化增加住宅需求
还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老人出于养老的需求，与子女一起居住会存在着诸多的不便。如两代人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的差异，作息时间不同，处理问题意见不一，再加上日常起居不便，住在一起时间短尚能忍受，时间一长难免出现矛盾。由于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未来对住宅的需求会进一步上升（李晓娥，2005）。
学界与社会的观点大多数认为，中国人多，所以房地产市场需求大。但是以上的观点存在一定的误区，第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未来家庭小型化会引起房屋需要的套数增多，但是忽视了未来以刚需为主要住房需求的青年人口数量的减少，两者巨大的差异可能无法弥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缺口。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总数增多就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上升，并没有考虑到购房者年龄结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老年人所带来的需求会让房地产市场上升，而实际上青年人住房的刚需才是房地产市场的主力，所以青年人口下降会带来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而不是上升。
二、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
（一）定量分析
在此，借用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2010）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中的预测数据。在考虑生育政策的适度转变包括允许独生子生育二胎，从2025年开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调整至2，其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个年龄阶层人口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化，以下为未来各年龄劳动力人口分年龄组预测结果2。
从图2中可以直观看出，2010—2050年间，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龄人口逐渐增多，相应地，25—34、35—44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40年间，由于这两个年龄段人口数量的下降导致的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下降是必不可免的。
（二）定性分析
以上，笔者已经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20—39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变化对住房有刚性需求的影响，用数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将会使得20—39岁人群规模减小，从而引起房地产刚需的下降。从定性的角度深度分析20—39岁人群的如何从人口规模减少的其他方面引起房地产市场刚需下降，概况而言，主要有两点原因：（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降低；（2）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消费使得住房需求降低。此外，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前后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
1.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降低
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社会抚养率（抚养比率：这个社会没有工作能力的人的比例上升）（哈继铭，2007），减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挤出”住房开支从而削弱房地产有效需求。首先，住房的刚需必然随着刚需人口的减少而减少。在人口老龄化对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中，我们看到，20—39岁人口对于住房刚需是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在青年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住房的刚需是会因此而下降。其次，抚养比率的增加降低家庭可支配收入，沉重的养老负担将会推迟或者甚至减少住房开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进入老年以后，劳动力逐渐丧失，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逐渐变弱，其养老费用，除了依靠自己的积蓄外，社会和家庭也需要承担。从目前的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来看，“四、二、一”的家庭将会占据大多数，不少子女婚后会与父母同居一室。可见，家庭供养老人的压力十分巨大。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得社会财富向老龄人口流动，侵占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日益加重的抚养负担挤占了家庭可支配的收入，使得住房购买力整体下降。
2.人口老龄化必然使得人口结构发生质的改变，从而使得社会消费结构发生同向的变化
随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从养老的开支来看，养老可以把养老的费用内部化，由家庭内部成员提供养老服务，而社会化养老需要家庭提供养老费用，这将扩大家庭消费中服务占消费结构的比重（马晓君，2004）。
当社会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时，一方面，老年人会为自己储存一部分资金，以预防疾病医疗需要大量开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子女也会为减轻父母医疗费用等压力而进行资金上的储蓄与安排，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降低社会人均消费率的增长。储蓄水平的提高对于必然会挤占住房开支，从而对住房刚需造成负面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20—23岁、36—40岁年龄段人口对于房地产需求影响较大（谢琛、袁建华，2010），而20—23岁尚不完全具备买房的能力，多是在亲朋好友以及父母的帮助下得以满足住房需求，而人口老龄化使得这部分人口数量降低，直接减少刚性需求，而住房的刚需一旦满足后，受供养压力的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在较长时间里不会有改善性住房需求。
房地产市场的刚需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拐点出现左右将会抵消其他影响因素，成为必然趋势。2025年左右，小户型家庭的增加以及城市化人口增长所引起的住房需求的增长将会被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龄人口的增多抵消，从而最终使得房地产市场刚需降低。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问题切实地影响了我国的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影响巨大而且深远。同时，老龄化问题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因此老龄化问题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长远影响的这一趋势难以扭转。基于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我国政府亟需审视我国的人口政策，同时防范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也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哈继铭.人口结构与城市化推动房地产发展[J].中国房地信息，2007，（7）.
[2]李晓娥.人口老龄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探微[J].中国人口科学，2005，（S1）.
[3]马晓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初探[J].辽宁经济，2010，（6）
[4]马忠东，吕智浩，叶孔嘉.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增长：1982—2050年[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5]王国军，刘水杏.房地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04，（8）.
今年3月底，美国人口调查局了一份名为《老龄化世界2015》的报告。报告指出，2023年之前，5岁及以下儿童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少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将是首次出现。到2050年，老年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攀升至15.6%，而5岁及以下儿童人口的占比会降至7.2%。很遗憾，这份报告的受关注度并不太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利普・泰特罗克，曾在其著作《专业政治判断：我们如何知道有多准确》中，讽刺专家们在预测未来趋势时，准确性并不比“猜”高多少。但人口问题是个例外。从罗马帝国的衰亡、玛雅文明的终结到西方殖民扩张，以及20世纪的动荡乃至21世纪初的阿拉伯变奏，都可以从人口变迁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释。
撇开人口变迁趋势，去预测大国崛起或谈论权力转移，不会有太强的说服力。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有这样一个观点：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那可能是命运多舛的航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因素就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地图”。不均衡的“衰老”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
上述报告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正在“衰老”。但世界“老”得并不均衡，有的国家几乎是“一夜苍老”，有的则“衰老”得相对缓慢。20世纪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0岁。1950年，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6岁。2015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都超过了43岁。2050年，这一数值将超过51岁。
这波世界人口老龄化浪潮，首先发端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和日本。1980年，西欧、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4岁和33岁。到2030年，这个数据将增至47岁和52岁，远超那时的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33岁。
从另一个角度说，老龄化浪潮也由世界大国“引领”。如今称得上世界大国的8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的数据，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是14%，上述8个国家除了印度，全部在这个比例以上。而且，这些国家“衰老”的步调也不一致（见图1）。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处于不太稳定或动荡区域的国家，老龄化程度普遍都较低（见图2）。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低的另一面是年轻人占比高。在人口学中有个叫“青年膨胀”的术语，指的就是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高的现象。根据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伊丽萨白・麦德森的研究，30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超过60%的国家，出现内乱的可能性比人口年龄较为成熟的国家，会高出4倍。阿拉伯世界发生“造反”的，几乎都是较为“年轻”的国家。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生育率较高的国家老龄化相对较慢。从数据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生育率都相对较高。比如2010年至2015年，上述国家的生育率分别是1.89、1.92、1.92、2.05、1.61。美国的其他传统盟国，除了法国（2.00），德国（1.39）、日本（1.40）、意大利（1.43）、韩国（1.26），人口生育率都要低得多。从趋势上看，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规模基本都处于萎缩状态。但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5年，上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人口总数将增长10%。
世界大国中，在人口问题上最具优势的是美国。还以上述8个世界大国为例，根据联合国预测的数据，2000年至2050年，美国的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将增长31%，增幅仅次于印度（71%）。其他国家中除了英国（6%）是正增长，中国（-3%）、法国（-6%）、德国（-20%）、日本（-34%）和俄罗斯（-34%），均是负增长。但印度的劣势在于“衰老”得太快。这一时段，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23.4岁增至38.7岁，增长15.3岁，是上述八国中增幅最大的国家，而美国是从35.3岁增至41.1岁，仅增长5.8岁，增幅仅高于英国（5.2岁）。如何影响权力版图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历史，人口的变化往往与帝国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点出了人口增长对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性。17世纪法国军事学家塞巴斯蒂安・沃邦，甚至提出把臣民的数量作为衡量国王是否伟大的标准。如果简单地将这些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过时理念，未免有失轻率。
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列强的人口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比例从20%猛增至40%。那个历史时段，也是欧洲的帝国巅峰时期。如今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人口数量从工业革命时开始快速增长。1820年，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17%，193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5%。此后这一比例长期保持相对稳定;1980年小幅降为24%，2010年降至18%。至少在趋势上，发达国家人口变化曲线与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分量变迁基本吻合。
在后工业时代，人口因素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丝毫未减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者杰克・戈尔斯通认为，无论我们看待美国或欧盟的治理问题，还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影响，或者非洲、中东、拉美以及亚洲的治理和稳定问题，弄清人口因素带来的政治影响，都是不容回避的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理查德・杰克森，把人口变迁对经济和地缘政治权力的影响，比作流水击石，看似力量微不足道，但假以时日却能开山劈石。
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双引擎，而人口则是这两个引擎的动力来源。人口的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劳动人口的规模，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数十年劳动人口规模呈增长趋势的美国和印度，毫无疑问占有明显的优势。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中国，前景则不那么乐观。
不仅如此，老龄化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从而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军事方面造成挤出效应。财政上养老支出增加，政府在如何分配预算上的腾挪空间就会缩小。美国杜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哈斯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会尽可能放弃与养老项目无关的大额支出，包括在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投入。
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学者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做过预测。如果要维持现有养老体系，2040年，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养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将会分别增长到27.0%、25.5%、29.3%、20.3%、17.6%。由此可见，在军费增长方面，日本、德国和法国，回旋余地比美国和英国明显要小。
人口老龄化对军费的构成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尽管1998年以来俄罗斯的军费都保持增长态势，但俄军费支出的很大比例用在了军队养老金上。目前俄军养老金在军费中占比高达12%，而美军这一比例仅为8%。从军队人员支出成本与武器采购和研发经费的比例来看，现阶段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分别是3.9：1、2.7：1、2.7：1、2.4：1。
中国2015年养老金支出约占GDP的7%，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15%。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养老体系的涵盖范围和完善程度，还远不及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军费未来的增长，自由度不会比美国大。如果考虑到军费基数与美国的巨大差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质性缩小与美国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能性并不高。加拿大皇家战争学院学者克里斯蒂安・勒普莱希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严峻的人口挑战，使它们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越来越不太可能。美国世纪第二春？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1993年在谈及“美国例外主义”时曾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说当初她这句话是携冷战胜利余威表现出的傲慢的话，那么在人口问题上，美国的“例外主义”却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50至205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人口规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三。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减少，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也将让给印度。但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上，都没有美国那样的优势。
近两百年来，美国人口在发达国家人口中的占比，从1820年的6%，增长到2005年的34%，2050年将进一步升至54%。这一人口变化曲线，与美国经济总量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占比可谓完美契合。1980年代初，美国与西欧经济总量基本相当，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占比均为约37%。2050年，美国占比将上升到54%，人口萎缩的西欧与日本，将分别降至23%和8%。有美国学者注意到，21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将重新在发达国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正好是二战结束之初1950年的历史重现。
正是基于这一趋势，有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百年依然是美国世纪。在马克・哈斯看来，全球人口老龄化不仅可能延续美国的霸权，因为其他主要大国都缺乏超越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的资源。由于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差距可能继续拉大，这一趋势还会得到加深。他认为，尽管国际学术界与决策圈有诸多关于未来数十年中国将平衡美国权力的讨论，但社会老龄化及其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使这种结果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