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组织货品：品牌商负责产品设计、研发、生产、物流；商负责货品选择、进口、库存运转等。
2、市场推广：品牌的宣传、定位，包括媒体、赞助等等；还有配合销售部门组织促销、推广等。
3、拓展并维护销售渠道：寻找合适的、有能力、有意愿的经销商合作，在恰当的时间、开恰当的店销售，并维护与经销商良好的合作关系。
4、培训：这里指的是对终端的零售培训，它很必要，但它看不见摸不着，也最难量化评估其产出。
我在这简单谈谈户外品牌商为何要做内部培训，该怎样做。其中绝大多数是个人经验的总结，欢迎业内人事拍砖。
问题：很多户外品牌商对终端直接管理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方面：店铺所处的商圈环境、库存情况、促销活动、以及货品陈列、店铺形象装修等，但可能很少会过问店铺团队人员的情况。简单点说，就是只管开辟战场、供应弹，不管士兵能不能打～！这是为什么？
前者种种都能直接体现出来，通过数据表格、照片等方式。将这些数据加工整理后，可以用来判断店铺、区域的生意是否能够持续地良性运转，可以计算出生意容量、周期等等。而人是比较灵活的，也很难考量其产出能力。例如：同一家店配3个人，这么多库存，“不行的”团队做半个月销售2万，换一批“行的”团队一个周末可能就销售2万。那么前后两批人的区别在哪？恐怕一时半会讲不清楚。一家店如此，对于动辄数十家、上百家专营店的打品牌来说，这恐怕会影响它的市场体量了！
另外，品牌公司是否过问团队的情况，还视其终端操作模式而定。直营模式的也许会用心去管理团队；但如果是主要由地区经销商开店经营的分销模式，那么品牌商就很难过问客户的终端人员情况。遇到管理能力强的经销商还算省心，如果客户的管理能力不强，进而销售业绩持续不佳怎么办呢？
讲到这，我们不多谈繁杂的人员管理问题了，进入主题谈谈和人员业务素质有关的培训话题。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培训并不是一种成本，而是一种高效的投资：加强员工培训，可以满足员工不断成长的需求，给员工可以上升的足够空间；可以巩固团队精神，使员工认同企业、品牌的文化；可以增强店铺管理团队的能力，促进服务质量、销售能力的提高。因此户外品牌商通过不断致力于员工的培训，可以使一线的销售团队保持活力和素质，进而保证良好的销售、服务能力。
但品牌商在推进这类工作时，毕竟精力、资金是有限的，所以帮助经销商们建立自我内部培训的能力和体系，让其拥有持续的自我训练能力也非常重要。因此，对操作分销模式的品牌公司来说，此类工作还有一个隐形的功能，就是对经销商们的零售团队管理进行监督管理。
现在来说说培户外零售的训该怎样做，这些基本是个人的经验总结。
首先做此类工作的人，就是培训师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零售终端所需要的指导必须是能够直接在销售实战应用中发挥作用的，所以大讲理论不一定行得通，那么培训师最好就是做此类工作出身的，比如资深的户外店店长、销售经理等。培训师应该具备以下几类知识、经验：
1、丰富的户外运动产品知识，以及熟知行业内的各类品牌及其产品的特点，这是必须具备的。
2、一定的户外运动知识，最好学习过、或亲自参加各类户外活动，否则对产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3、零售团队的管理经验，最好是招聘面试、培训人员、团队建设、甚至开除员工的一系列经验都有的，不然怎么辅导别人带兵打仗。
4、产品销售、店铺陈列、运营以及货品结构管理的经验，此类指导与产品知识同样是店铺最需要的。
5、面对众人演讲、互动沟通的能力，其实这个是基本功，否则肚子装的再多也倒不出来。
关键词农户异质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技术培训；ZINB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116-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17
在理论界，Schultz[1]在回答如何改造传统农业这一问题时，强调了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在我国，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强可操作性的措施可能是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在政策界，自2004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升到战略性高度，农民培训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便日益突出。回顾十年来的中央1号文件，文件中多次对农民培训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农民开展实用的技术培训已成为政策界的共识。从国内实践看，近年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涌现，日益成为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改革却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政府对农民培训投入力度的持续加大，农业技术培训的供给将会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愈加普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仍在加速。那么租入土地和加入合作社，是否会作为异质性的重要来源，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产生重要影响呢？或者说，租入土地的农户与自耕农这两类农户的农业技术培训参与行为有没有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构建ZINB模型，考察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加入合作社与农户参与技术培训之间的关系，判断当前的农业技术培训是否偏离了政策设计的目标，从而给出土地流转和合作社快速发展背景下农业技术培训的政策重点，对制定相应的政策有重大现实意义。
1文献回顾及简评
很多经验分析文献讨论了农户参加培训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又可分为农户的内在因素或称为农民的禀赋[2]和外在因素。曹建民等[3]认为农户参加技术培训的行为决定于农户掌握的信息、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发现中年人、村干部、水稻种植比例较高的农户和非农就业比例较高的农户更愿意参加技术培训。高升[4]则将农户对培训实用性的评价、农户获取培训信息渠道数纳入了Logit模型。但大部分文献纳入计量模型的影响因素有很强的趋同性，这些因素包括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培训实用性的评价、对现代农业技术的认知度、所处的地理环境等[5-7]。现有文献用以识别显著影响农户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因素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文献以农户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为因变量，再以上述影响因素的全部或部分为解释变量，构建Logit或Probit单方程模型，进行ML估计，如刘芳等[5]、高升[4]等人的研究。这类文献的缺陷是只能识别出影响农户是否参加培训的因素，却忽略了既影响农户是否参加培训又影响农户参加培训次数的因素所包含的重要信息。另一类文献是以农户参加培训次数为因变量，应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如于敏[6]的研究。这类文献虽然考虑了影响因素对农户培训次数的影响，但Tobit模型本身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该模型估计要求两部分模型的解释变量不完全相同，并且系统模型假设随机变量服从联合正态分布，违背这两个假设的模型可能不可估计[8]。另外，Tobit模型尽管容许有大量的零，但仍将因变量y在正值上的分布看成连续分布，假定y=max（0，y*），其中y*呈正态分布与农户参加培训次数在y>0时的离散性完全不相称。因此，要想无偏地识别出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需要新的方法。
何安华等：农户异质性对农业技术培训参与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2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模型2的缺陷是无法直接对比租入/不租入土地农户的差异，也无法直接对比加入/不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以各组农户数量占农户总数的比重为权重，近似计算出各组间的差异，然后再分别与模型1中leasedumi和coopdumi的估计系数相比较，并由此判断模型2的稳健性。
2.2计数数据中对零膨胀现象的处理
在实际问题中，计数数据普遍存在零膨胀特征，即获得的数据很大一部分是零值。具有零膨胀特征的计数数据超出了一般泊松模型或负二项模型的预测能力。幸运的是，解决零膨胀现象的Hurdle模型于1986年被提出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领域[9]，继而Lambert[10]于1992年提出零膨胀泊松模型（ZIP），Greene[11]在1994年又将ZIP模型扩展到零膨胀负二项模型（ZINB），使得对具有零膨胀特征的计数数据的估计变得更为有效和无偏。零膨胀模型假设数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应零事件的发生，个体取值只能为零，这一部分的零值解释了数据中可能存在过多零的原因；第二部分个体符合泊松/负二项分布，取值可以为零或正整数。因此，零膨胀模型将数据中的零分成“过多的零”和“真实的零”，并从零分段，对零部分和非零部分分别建立二项选择模型和一般计数模型，其中二项选择模型主要回答变量影响事件是否发生的问题，一般计数模型主要回答变量影响事件发生次数的问题。
本文对农户2008年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进行考察，发现未参加技术培训的比重较大，占到农户总数的5558%。农户参加技术培训次数为零的情况可分为两组，一组是2008年期间没有技术培训可获性的农户（组A1），另一组是有技术培训可获性但没有参加培训的农户（组A2），这两组农户的技术培训次数都为零，但造成零值的原因不同。当符合组A1的样本较多或组A2样本中零值过多时，计数出现零膨胀现象。因此，可将原始数据集看作一个全零数据集和一个服从泊松/负二项分布的数据集组成的混合数据集，再以一些特征变量采用二项选择模型对农户是否属于组A1进行预测并排除掉属于组A1的样本，对余下的属于组A2的样本进行泊松/负二项模型估计。
2.3模型选择：ZIP模型还是ZINB模型？
为了考察土地流转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户参加技术培训的影响，以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农户的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和省份虚拟变量。根据文献回顾和经济理论选取进入模型的解释变量。
Hurdle模型、ZIP模型和ZINB模型是处理零膨胀计数数据的常用模型，但因Hurdle模型在经济学中有着特殊性和争议性[12]，本文将根据数据集的分布情况在ZIP模型和ZINB模型中选择较为适宜的模型进行估计。借鉴王存同[13]选择零膨胀模型的思路：第一，观察数据是否存在零膨胀现象。参加技术培训次数为零值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55.58%，零值的比例很大，数据存在零膨胀现象。第二，判断计数数据是否存在过度离散。可以通过考察计数变量的均值和方差是否相等，以及alpha检验是否显著，来判断是否存在过度离散。当均值和方差基本相等且alpha检验不显著（P>005）时，数据服从泊松分布，应采用ZIP模型；当均值明显小于方差且alpha检验显著（P
3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分析
3.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研究”的一手调查数据。课题组于2009年7月至9月，共组织40余名调研员分成三个调研组赴山东、山西、宁夏3省调查。原则上，每一省份选取4个县，每个县再选择3个乡镇，每个乡镇选1至3个村庄不等，每个村庄再随机抽取20个农户。实际获得山东、山西、宁夏3省11个县、市、区（分别为：高平市、高唐县、冠县、贺兰县、利通区、宁津县、平原县、沁县、武乡县、泽州县、中宁县）的1039户农户数据。结合研究目标，在数据预处理时，先后剔除了不再从事农业、家庭主业为养殖业、纯租出土地的农户，形成目标样本户，接着剔除有缺失数据、异常值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761个。
3.2描述性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2008年种植户总体的平均耕地经营规模为11.40亩，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为2.78亩，其中人均承包地面积为2.43亩。在2008年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有338户，占44.42%，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有423户，占55.58%。统计发现，参加培训和未参加培训农户在家庭耕地总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指标上均有显著的统计差异。
从家庭平均耕地总面积看，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耕地总面积平均为12.45亩，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耕地总面积平均为10.56亩，两者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未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耕地总面积虽然较小，但是其统计分布较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耕地总面积要集中。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看，参加技术培训和未参加技术培训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比后者高出036亩。从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看，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人均承包地面积为254亩，而未参加技术培训农户的人均承包地面积为234亩，二者相差02亩，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是因为承包地在二轮承包之初仍然坚持按人头调整，虽然经过几年的人口变动，各村的人均承包地面积变化也不太大。
表2给出了租入/未租入土地和加入/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参加技术培训的情况。一方面，租入土地农户组的技术培训参加率为52.87%，较未租入土地农户组高出10.6个百分点，而且从均值差异来看，技术培训次数有显著差异，租入土地农户组的技术培训参加次数平均为232次，较未租入土地农户组高出083次，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农户租入土地与其参加技术培训可能有正相关关系。
4计量结果及分析
4.1培训的ZINB模型结果及其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考察解释变量的共线性问题。对所有解释变量做相关分析后，发现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特别是农户租入土地同时加入合作社虚拟变量与多个控制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幸运的是，该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小，最高的仅为0.277，仍然可以进行计量分析。为了考察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本文利用方差膨胀因子和容忍度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1.36，最大的仅为1.78，其容忍度最低也达到了0.562，模型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此外，数据不可能具有正态分布，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所有标准计数数据的分布都表现出异方差性，进行参数估计时还需对标准误做稳健性调整。
通常来说，研究者根据自己是关注计数变量的期望值还是计数分布去选择计数模型的解释方式。本文重点关注农户参加培训次数的期望值。而解释变量的变化所带来计数变量期望值的变化，可以用期望值的倍数变化、百分比变化、边际变化等方式来表达[14]。在本案例中，ZINB模型回归系数的解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负二项回归系数（表4），另一部分是logit回归系数。ZINB模型中负二项回归系数的解释和一般负二项模型一样，即回归系数βi是平均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的对数（Lograte），一般以发生率比（IRR）即eβi来解释。若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eβi表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某一组别的期望计数是参照组期望计数的倍数。
4.1.3四组农户回归系数差异的T检验估计结果直接给出了各组农户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对应的发生率比，可以直观看出各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期望次数的多少，但这种关系仍需要检验。通过T检验发现，租入土地并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和不租入土地但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4.2稳健性分析：改变ZINB模型的设定
为了确保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从以下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表4所采用的ZINB模型中，样本农户按是否租入土地、是否加入合作社两个虚拟变量的组合分成了四组，估计结果直接给出了四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期望次数的倍数关系，但没有直接给出租入土地农户与不租入土地农户在参加技术培训方面的差异，也没有直接给出加入合作社农户与不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差异。改变ZINB模型的设定，只引入是否租入土地、是否加入合作社两个虚拟变量，采用MLE方法能够直接得到这种差异（见表5）。表5中的估计结果显示
5进一步分析
通过ZINB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租入土地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行为无显著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技术培训的实用性和及时性不够，技术培训一般围绕大众化问题展开，无法吸引种植规模较大农户参加培训。实际生活中，即使培训供给充足，农业也未必参加培训，需求因素对农户参加
但这种需求在租地农户和不租地农户之间有没有明显差异呢？显然，当培训主体没有采取差异化策略对受训农户进行细分，仍以卖方主导的思维提供培训时，租地农户和不租地农户参加培训的需求差异就非常小了。因此，租入土地的农户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见得比其他农户更高。另一方面，合作社成员身份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点不难理解，因为合作社对社员提供技术培训是免费或仅收取非常低的服务费[15]。样本农户所在村庄至少有一个合作社，大部分合作社都为社员提供技术培训，只有个别合作社为非社员提供服务。样本数据也显示，社员中63.64%的农户参加过技术培训，而非社员的这一比例仅为24.73%。由于非社员对合作社没有归属感，享用这份“免费的午餐”可能会有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较少参加合作社提供的农业技术培训。
接下来，把视角转向控制变量。说明农业对家庭的重要性下降之后，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因为兼业农户更需要的是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有村干部、外出务工等特殊经历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是无类似经历农户的1.3503倍，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户主年龄及受教育年数、家庭劳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期望次数的影响均不显著。笔者的解释是当前存在一些农业技术培训对象仅仅是“农户”，没有根据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规模将农户细分，即没有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采取差异化策略去确定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一套培训方案应付各类农户，因此，参加培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规模就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6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2009年山东、山西、宁夏三省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ZINB模型重点考察租入土地、合作社成员身份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租入土地并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参加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的行为，而合作社成员身份则明显提高了农户参加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的积极性。此外，本文还发现，户主有其他职业的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期望次数较低；有过特殊经历的农户，参加培训次数显著高于参照组农户；户主年龄及受教育年数、家庭劳均耕地面积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行为无显著影响。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随着现役农户老龄化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是租入土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中青年农户。但租地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当前大众化的农业技术培训没有表现出更强的需求。这有可能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其自己的农业新技术获取途径，也可能是当前的技术培训供给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即培训供需对接错位。这两种可能无疑都意味着当前的农业技术培训政策需要作出调整：一是纠正过去将所用农户都视作相同的培训对象并沿用单一培训模式的工作思路，结合农户的差异化培训需求对农户实行分层定位，增强不同培训目标人群的瞄准度，分别提供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技术培训服务；二是对以其他方式获取新技术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适当补贴，分担他们的新技术获取成本。第二，进一步加大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对开展技术培训的合作社给予专项补贴资金。对于由合作社提供更有效率的技术培训，可以以项目方式委托给合作社。这既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又可以避免政府供给“劳而无功”，同时还可以灵活有效地满足农户的技术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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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从业人员培训需求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1.县域经济基本情况
繁峙县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属全省两区开发县和部级贫困县。全县国土总面积236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3.7万亩，人均耕地面积2.9亩。全县辖13个乡镇，401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26.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3.7万人，占总人口的89％。全县有农村劳动力9.2万人，其中男劳力5.8万人、女劳力3.4万人，剩余劳动力5.4万人。2011年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33.7亿元，全县财政收入5.6亿元，县农民人均收入3998元。全县有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345个，从业人员为4971人。
2.产业发展状况
2.1产业基地初具规模，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2011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3.5万亩，总产量5810.1万公斤；小杂粮种植面积达17.5万亩，总产量1840万公斤；瓜菜2.1万亩，总产量3557万公斤；全县猪、鸡、牛、羊饲养量分别达到了15.2万头、34.6万只、4.5万头、33.5万只，出栏量分别达到7.5万头、13.2万只、7.4万头和11.7万只，牧业总产值达到1.9亿元，总收入1.3亿元。
2.2龙头企业稳步发展，规模逐渐扩大
一是玉米产业，龙头企业有山西宏达玉米开发有限公司，年加工玉米能力达到12万吨，生产的“天喜牌”淀粉畅销省内外；二是小杂粮产业，小杂粮龙头加工企业有45个，年加工小杂粮达1000万公斤；三是畜牧产业。先后建成了规模养殖场36家，银河畜牧发展有限公司、辉煌实业有限公司养殖奶牛分别达到500头和400头。
2.3农业科技得到普及推广，科技含量逐年提高
玉米产业优种率达到100％，通过地膜覆盖、优化品种、优化施肥、优化技术等手段，平均亩产得到大幅提高，玉米品质也随之提高。高蛋白玉米的种植满足了我县宏达淀粉厂的需求。以反季节为主的特色瓜菜，占到瓜菜总面积的45％，各种瓜菜示范园区达20多个，园区引进稀特优瓜菜进行试验、示范，待成功后进行大面积推广，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效益。设施瓜菜生产有效缓减了全县蔬菜供需矛盾，解决了冬春蔬菜全部依靠外调的问题，2011年，设施蔬菜面积达到了2400亩。
3.县域职业教育培训资源情况
全县有资质的农民教育培训单位有8家：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县职业中学、县职业技术学校、县综合职业技术学校、县腾飞技术学校、县农广校、县劳动技能培训中心、县农民培训中心。目前我县从事农民教育培训机构，规模较大的有县农技推广中心、年从事农业科技培训达5000人次；县腾飞技校年从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年培训规模达500人次；县综合职业学校从事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年培训规模500人次；县职业中学从事职业教育培训，年培训规模400人次。
4.农户调查情况
随机抽取平川、半坡、山区的繁城镇、光裕堡、柏家庄三个乡镇，三乡镇分别依据村情按好、中、差三个层次确定，共计90个农户作为本次调研的对象，填写调查问卷90份。90个农户家庭总体情况是：人口总数445人，平均家庭人口4.9人；耕地面积1365亩，户均15亩，人均3.1亩，其中自有土地1315亩，租赁他人（或租给他人）50亩；2008年家庭现金收入99.04万元，人均2225.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务工收入）63.4万元，户均7044元，人均1424元；劳动力总数252人（户均2.8人），其中务农154人，务工98人，兼业24人。
二、现状分析
1.繁峙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业劳动力科技文化低，农业基础条件差，机械化程度不高。
据2008年的统计资料和本次调查，全县8.9万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占18％，初中占68％，高中占14％。农村劳动力中，绝大部分农民未参加过系统的农业技术培训。154名务农农民中，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占到29％，妇女占务农劳动力的66.2％，50岁以下务农农民中，男性劳动力仅占28％，务农农民文化素质低、年龄偏大、妇女化现象明显。
2.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突出表现在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少，且与农户之间缺乏稳定的利益连接机制，农户发展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业的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水平低。
劳务收入在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占的比重为68％，每年有4.2万人外出打工，而通过政府培训引导、组织输出人数仅为0.5万人左右，农民外出的地域选择、工作可靠性不高。本次调查显示，平均每1.5个农户就有1名外出务工人员，有务工人员的农户家庭生活状况明显优于没有外出人员的，“外出一人，致富一家”的效果显著。全县农村合作组织大多有名无实，没有真正发挥应有功能和作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几乎是靠农民自己“揣摩”市场、自行解决，仅几个“协会”组织者在啥有价格、啥有销路是介入，农户加入的积极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强。
3.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缺乏统一规划。目前，我县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受制因素较多，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劳动力个体分散性大，文化层次、年龄结构差异大，小范围办班培训难“配菜”，效率低。
二是缺乏产业支撑，产业方面的大户不多，专业合作组织作用发挥不够，产业发展与农民教育培训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缺乏政策扶持。尤其是县乡培训资源配置上，投入的资金很少。农民参加非全日制职业教育培训没有资金扶持。
四是培训效果不显著。各涉农部门及农民教育培训的部门在不同的阶段和季节都开展了一些培训，但不系统，不经常。
五是中职教育直接服务当地经济效果不明显。由于我县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主要是升学（对口高职）和域外就业，直接服务当地经济建设成效不太明显。一是受农户兼业性特征与非农产业比较效益优势的影响，农民对农业类职业兴趣淡化，造成农业中职教育生源短缺；二是中职学生毕业回农村的比例偏小。据调查，我县职业学校毕业生回农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不足毕业生总数的5％。三是中等职业教育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服务不够。
4.职业教育培训资源短缺
4.1基础条件有待改善。我县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还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要求，学校缺少实习场所和设备，严重制约了全县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发展。
4.2师资结构不合理，专任老师数量缺口较大，影响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全县中职学校188名专职教师中，绝大部分是普通中小学文化课教师，专业教师总体数量少，有些专业教学甚至由文化课教师担任，自身专业动手能力差，难以保证教学、实训质量，特别是实习指导教师匮乏，“双师型”教师比例低。
4.3招生市场混乱，生源外流较为严重。尽管我县启动实施了针对“两后生”的中职教育项目，仍有一部分外地职业学校不惜代价，采取高额回扣、“先入学、后收费”等不正当手段，甚至进行虚假宣传，在我县争抢生源，造成本县职业教育生源外流严重，且多数学生到外地上学，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
三、农民培训意愿
通过调查了解大多数农民不安于现状，都有驱穷致富奔小康的意原，他们都想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学到一技之长，以此来增强致富的本领，他们最想了解和学习的是有关农产品贮藏保鲜、加工、农机维修等技术，也想了解有关农业经营管理等知识。当前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培育壮大农村技能型人才队伍。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需要。
四、建议对策
1.整合资源，明确责任，突出效果
针对目前农民培训中出现的多部门各自为政现象，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措施，通过资源整合等途径，明确实施部门中的领导主体，由主体部门牵头制定考核办法，分配年度农民教育培训任务，根据考核情况兑现补助资金等，集中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强化培训效果，必要时可以考虑从教育基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或象“新型医疗合作”资金运作那样，建立农民自己的教育培训基金，以弥补阳光工程培训经费不足，切实办好阳光工程培训服务农民。
2.针对不同对象，分类办班培训
制定积极政策，对农村劳动力中年龄偏大依然务农的农民只要求参加一些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而对青壮年劳动力要通过补贴资金等有效方式，结合当地产业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由政府部门统一制定培训规划，利用农闲季节，组织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意愿需求的劳力，参加相应专业的系统的技术培训班，宜农的选择农业专业、宜工的选择技工专业，切实使“留守在家的会务农，外出打工的有技能”。
3.多种教学措施并举，方便农民随时随地学习
充分利用媒体、网络等各类辅助资源，提高农民自主学习、自我提高的积极性。如依托广播电视“村村通”，利用早、中、晚吃饭时间播放农业科技专题技术节目；加强对培训单位、培训教师的考核监管，使农民培训“三进村”工作经常化等等，为农民创造一个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学习环境，建议阳光工程培训应拿出相当一部分经费购置像放映机、扩音机等设备。
4.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建设
针对目前阳光工程培训教师队伍比较薄弱，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专业师资短缺的现象，建议阳光工程划出一部分经费，通过调动、招聘并制定让专业教师“走出去，走下去”的培养方针，选拔出一支切实能“拿得起”的专业教师队伍。相关部门也可把这两方面作为教师年终考评，职称晋升的依据之一，全面提高教师的执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