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
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区域经济政治组织在主权国家平台上脱颖而出，欧盟在这方面展示了成功经验，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通过对整个欧洲国家历史进程的反思，既可以看到欧洲走向统一的必然性，也能从欧盟的内部斗争和曲折发展中，看到旧欧洲秩序的影子。“利益至上”、“均势原则”的传统思想发挥的作用，严重障碍着真正统一的“大欧洲”的建立，而同样产生于近代，以合作代替对抗的“欧洲协调”却展现出强劲力量，使我们对欧洲的未来充满希望。
关键词：均势主权国家利益至上欧盟统一
绪
论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本
论
奥古斯都大帝的铁骑巡弋三洲，拿破仑军团横亘大陆，欧洲就如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有着暴力传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大战，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它为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战争、流血、野心和独裁充斥的欧洲，却始终孕育着将区域文明导向统一的内在精神。
一、
无边界的古欧洲，各种文明的杂糅哺育了同质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塑就欧洲内在的统一精神。
从历史现象看，所有伟大的帝国文明都是建立在强大武力上的，在东征西讨中，奠定帝国辽阔疆域。既已建立，为巩固其秩序，统治者往往又借征服而来的政权和宗教之力将帝国的经济和文化推向一体化，古代欧洲也是这样。
古罗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战争，建立了囊括地中海为内湖的“大霸国”（1）。经过“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的个人独裁的临时结合体时代。屋大维作为帝国的开创者登上罗马帝国的宝座，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罗马内战结束了。公元1－2世纪，除边疆外，帝国境内广大地区出现了长期所没有的“和平局面”（2）。在罗马力量的强化作用下，“从古代意义来讲，欧洲在公元前后就融成了一个整体”（3）。罗马帝国给它权力所及的地区烙上了深刻的印迹，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屋大维及继承者，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思想带给了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的各类原始民族。罗马人以强大的武力和文化，把欧洲建立为“无邻邦帝国”。
公元二世纪末起，游牧民族，特别是日耳曼人开始入侵，帝国的统一出现危机，以民族迁徙为形式出现的日耳曼部落集团以“汪达尔主义”为代表对奴隶制罗马帝国进行侵扰，以至征服。在征服基础上，罗马与日耳曼的两种制度、两大民族逐步结合起来。至此，在纷乱的欧洲，基督教只好以另一形式延续和维持欧洲文化的一体，欧洲由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过渡。
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在侵吞罗马版图后，打破旧的帝国秩序，推动着欧洲封建化进程。与此同时，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为获得教会支持，使征服合法化，从克洛维到查理，皈依和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教会成为新世界里最大的赢家，它得到世俗统治者捐赠的大量领地，成为最大的封建主；《圣经》也成为欧洲最高法律。但是，教会仍不满足，为建立罗马天主教为领袖的世界帝国，教皇不惜编造言，发动十字军东征，直接隶属于教皇的“神庙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4）力图再次以武力一统西方世界（5）。
同时，在中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尚未确立，没有国家概念上的固定疆域，领土是国王的私有财产，恩格斯说过“欢乐的奥地利，你不用去打仗，赶快结婚去吧”。显然，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的欧洲，疆域模糊而且混乱，便利了欧洲在世俗和精神分别统一于神圣罗马和罗马教皇，因此，从历史渊源来看，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甚至经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
近代欧洲，主权国家思想诞生后，从均势到霸权，从战争到协调，理性指导下的欧洲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国家相互联系的纽带。
十字军东征，培养了封建主的黩武性格，封建主的世俗欲望，在经济和军事的扩张中不断膨胀，伴随着他们的强大，基督教国走向分裂和衰落。文艺复兴也借古欧洲人的思想精萃力量冲击曾经囊括四方的基督国度；于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摆脱罗马教皇约束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广泛开展起来。
宗教的民族化（6）的进程推动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英、法、西班牙的国王们以摧毁封建贵族领主势力为代价，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虽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遥遥无期，但15世纪末的欧洲基本成了一个“由不同国家构成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国度”。
随着主权民族国家产生，紧接着欧洲面临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亚平宁再次成为新欧洲格局的缔造者，一种理性的近代政治秩序逐渐代替崩溃的基督教国来统治欧洲。
（一）主权国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打破中世纪以来的联姻式的“国家家庭”，开创理性的国际关系。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形成了五个权力中心，北部的米兰，南部的那不勒斯，中部的教皇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域邦，构成五级格局，形成微型多级世界；阴谋联盟、武装，退出同盟为手段的交往艺术，欧洲各主权国家纷纷效仿，到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相互派驻和接纳常驻使节，建立外交档案，众多常驻使节的存在和活动，加强了欧洲各国联系，把近代欧洲结织成一张国际关系网（7）。为维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它们在确认国家主权同时，让各国同样认同国际法地位。
（二）“利益至上“成为主权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外交革命后的国际关系，不再有传统敌人，只有利益。
“我们没有永久有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如此评价国家间关系。这种违背传统结盟，透视出国家利益，在外交史称为外交革命，这也是欧洲理性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
英法七年战争就是这样，这全欧洲性战争，战争的结盟与传统结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奥地利要价太高，英国放弃了传统朋友，转而与普鲁士结盟。普鲁士三面环敌，迫使普鲁士愿意与英妥协，达成同盟。由此奥地利为抵制普鲁士，法国的外交目标是在欧洲孤立英国，当然就要寻找反普同盟，很快与奥地利签订和约，结为同盟，在军事同盟军形成了两个核心。七年英法战争，实质上也是欧洲列强外交冲突的结果（8）。
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英、法、荷、西班牙的霸权斗争，二战前期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从本质上讲，都是利益斗争。
（三）在务实外交中，近代欧洲多级世界，均势原则被广泛运用。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手着均势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牺牲小国的代价。
以争夺“遗产”为目的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前，亲法力量上升。按“遗嘱”内容，路易十四的孙子可以继承王位，但不能继承法国王位，即西班牙与法国不能合并，如果法国拒绝这条件，就将王位转让给奥地利，以保持欧洲势力均势。路易十四接受了遗嘱，但又违反不能继承法国王位的规定，表明法国有意合并西班牙，法国的强大，造成了英、奥、荷三国不安，结成同盟，同法国战争（9）。
1814－1815年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为达到欧洲的“长久和平”，俄、英、普、奥操纵下召开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争吵，作出限制法国，保证欧洲均势，按大国意志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在分割殖民地和领地时，体现了欧洲大国的“补偿原则”（10）。芬兰从瑞典划给俄国，将挪威划给瑞典进行“补偿”，丹麦失去扫地威，把德意志两小邦国荷尔斯秦因和不勒苏益格，它以大国意愿，以“补偿原则”，保持欧洲均势，英国为了在东、西欧大国间产生一种均势，甚至选择了德国和意大利分裂，使西欧、中欧形成缓冲地带。
（四）历经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当每一战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政客们试图以合作来代替对抗，此时就会出现“欧洲协调”（11）。路易十四以后的“英、法”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拿破仑战争后的神圣同盟体系，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创始，也是本着这一目的建立的，但在近代欧洲，它不是主流。
三、
欧盟使欧洲走向一体化，但在其统一思想的内部却透出欧洲过去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欧洲国际格局的特征。
（一）
欧盟的主要历史沿革。
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形成，西欧国家感到要在美、苏两大国间保证自己安全，提升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密切联系，加强合作。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在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巴黎签订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年，又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1973年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告捷加入欧共体，成员扩大到12个，12国间建立起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创立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
1991年，欧共体马斯特里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生效，欧洲联盟成立。其宗旨指出“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个性”。
此后，欧盟成员国同北向东不断扩大，1993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1999年成功启动欧元这一欧洲统一货币。200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盟东扩的10国名单，到2004年，欧盟将成为一个拥有25个成员国，4.52亿人口的区域性多国联盟。
（二）
欧盟的统一思想，既是欧洲历史传统相近性的现代化产物，更是经济、政治、利益趋同，市场一体化，世界全球化潮流的试点。
第三次科技革命，随着电信、新闻、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推广，特别是因特网和计算机的平民化带来的信息革命，地球开始变小，文化通过各种媒介传到世界各地，交通工具的发达，人们已不满足狭小的国土空间，于是由于地缘原因和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大欧洲”思想，欧洲的居民有着近似的民族意识，生活思维方式和相同的本原文化，于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它率先举起统一大旗。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早已突破一国国界，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模式迅速兴起，欧盟的兴起最初就基于这一思想。
另外，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列强，已丧失了十九世纪时的“光荣”，不管是世界霸主，还是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都让位他人。但传统的心理，使一些欧洲大国积极筹促。希望重塑昔日国家的辉煌，至少保留昔日“大欧洲”的辉煌。近代以来的理性思维外交告诉他们，要与美国抗衡，就必须统一欧洲，建立一个比美国还要大的统一市场，必须统一政治外交思想，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内务甚至军事等方面全面联合的欧洲。
所以，欧盟的统一，除了地缘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外，现代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特别是交通和信息革命以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的共同产物。
（三）
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延用着欧洲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欧洲国际格局思想，并影响着欧盟的未来。
第一，欧盟的统一思想，仍保留着主权民族国家和处理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
欧盟的主导的一体化，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在对欧盟的统一思想有两种设想，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将欧盟发展成为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主权仍归各成员国。一种以法、荷为代表，把欧洲发展成一个“联邦制欧洲国家”，弱化国家主权。但不管哪种都仍保留着欧洲近代初期产生的国家主权思想。并且从欧盟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欧盟仍以条约形式，即“欧洲国际法”方式维系各主权成员国，并以会议形式解决着欧盟内部和外部事物。
第二，欧盟成员国仍崇尚“利益至上”原则。可以说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演绎的是利益的统一和对立。
在经济市场的统一上，欧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惊人的。10年来，统一的大市场使欧盟国民收入增加了8770亿欧元，创造了250万个就业机会，年经济增长率增加1.8个百分点（12）。随着欧洲一体化深入以及东扩的即将实现，它的GDP将占世界总产值的1/3，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13）。但是，大欧盟的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益之争。
英国与大陆国家从来就是若即若离，欧盟（欧共体）成立之初，英国出于观望当中，直到后来，实属大势所趋，看到其中利益的确不小时，才加入欧共体，但为了自身利益，到现在，英国仍未加入欧元区。
在去年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与法国总理若斯藩，为法国对英国牛肉的禁令闹得沸沸扬扬，一个“直接警告”，一个“视若没见”，让人似乎又看到昔日的英法世仇，其实这正是利益至上的真实写照。
经济尚如此，政治、外交更是如此。
第三，在政治、外交上，“均势”原则仍然沿用于欧盟内外事务。
在利益为本的核心思想指导下，长久以来欧洲列国奉行的“均势原则”并没有因为欧洲走向统一而寿终正寝。相反于里于外都得到了运用，并且它让欧盟的未来变得模糊起来。从欧盟内部看，英、法、德三国关系主宰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在欧洲的统一进程中，法国和德国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原动力。但在两德统一问题上，英、法政府都对统一后的德国怀有戒心，曾一度打算阻碍德国统一。无独有偶，在今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英国又走到了法、德对立面，与美国为伍，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声音”的形象落空。同时，在处理整个欧盟与其他大国问题上，这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仍得到运用。比如，欧盟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但也不希望俄罗斯衰败（14），在欧盟看来，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首先殃及的是欧洲各国，也不利于欧盟与美国抗衡地位的确立。
第四，在近代外交上出现过的“欧洲协调”，欧盟正担负着把它推向全世界的任务。
今年的对伊战争，欧盟虽然有提出为维持欧洲内部和外部安全，建立一支欧洲的军队的设想，但在外交活动中，欧盟充分地展示着的是以合作代替对抗“欧洲协调”。这可以说是较二战结束以前的最大进步，也是近几十年来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持续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因。欧盟本身可以说就是消除欧洲内部对抗变为积极合作的产物。从产生至今，虽矛盾重重，有时甚至举步维艰，但谈判代替对抗，对话代替对立，总是在向前发展。毕竟，欧盟各国在文化、传统、法律方面还是存在差异，欧盟要建立单一市场，就必须以协调观念消除传统对抗思想，这一点，在欧盟东扩中表现得很明显。
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使中东欧入盟国家产生报怨，认为条件过于苛刻，同时，欧盟成员国内也因自身利益出现了反对东扩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从前期接触，到1993年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扩大的合法化，从2000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到2002年欧盟轮值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波兰等十国于2004年5月1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无疑“协调”取得了巨大成功。
除此这外，欧盟在外交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合作，1993年以来，欧洲理事会在外交上有70次共同立场，涉及了巴尔干半岛到东帝汶，从核不扩散到打击恐怖主义，同期，还有50次采取了共同行动，包括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排雷和因巴尔干和中东发生危机地区派遣特使等（15）。这除了表明欧盟的“一个声音”口号，也表明它的协调机制正在完善和发挥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欧盟将和平、合作推广全世界，除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关系，也积极致力于巴尔干和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并且与地中海12国签署了《巴塞罗那宣言》，其旨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地区，并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除双边关系外，欧盟与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广泛的多边关系，使身处世界特殊地区的国家也能有效参与全球事务。
结
论
可以看出，现代欧洲的统一思想仍延续着近代的欧洲传统，坚持着理性的国际关系及原则。欧盟的统一欧洲过程中，来自主权国家利益，均势原则思想仍普遍存在，障碍着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博尔克斯泰因甚至断言，即使仅仅在经济运作上，欧盟也许永远无法建成象美国那样真正的单一市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欧盟的统一思想中，“欧洲协调”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为世界的全球化提供着宝贵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30页；
（2）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54页；
（3）计秋枫的《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4）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下册，54页；
（5）转引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6）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7）计秋枫《略论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8）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9）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0）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1）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12）田帆《欧盟单一市场之路》；
（13）胡荣花《欧盟东扩与欧美贸易关系》；
1989年之后的几年，欧共体单方面中断与中国的高层往来、军事合作、政府贷款和合作项目，使得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和阻碍，但自1992年起，由于中欧关系大体恢复，中欧经贸关系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发展。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强调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明确表示欧盟与中国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保证自实现双方共同的目标。这是欧盟有史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对华关系长期发展战略，它不仅是对1985年协定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欧盟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初步形成，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表示要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发展援助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要求把中欧双边政治经济关系提高到欧美、欧日的同等水平上；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等，并于2000年9月发表了关于执行1998年文件的报告。
为了使欧盟更加卓有成效地执行1998年确定的对华政策和追求欧盟与中国关系长远目标的实现，欧盟委员会在2000年报告的基础上又于2001年5月提交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制订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在国际中与中国进一步接触，其中关于政治和全球性的对话格外重要；支持中国在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转变为开放的社会，这是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核心；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这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全面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更好地利用欧洲现有资源支持与中国的交往；正确利用技术，扩大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力。2002年3月，欧盟发表《国家战略报告：中国》，继续强调1998年和2001年欧盟对华文件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目标，并进一步明确了对华合作的三个重点领域。第一，通过机构强化与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与构建稳健的商业法规框架以及促进私人部门的知识诀窍与技术的转移来确保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通过提供知识和专业技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协助中国谋求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好的平衡；第三，鼓励良好治理，促进法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履行以及强化构成市民社会的结构与进程。
一、利益诉求
与任何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一样，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变迁也反映了欧盟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利益诉求以及这种利益诉求的动态变化，此外，欧盟1995年后的对华经贸政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试图促进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发展政策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而指导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则越来越苛刻。
（1）出于欧盟经济利益需求
从既得的经贸利益来看，欧盟对华经贸政策与经贸关系实绩形成了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1985年中欧贸易协定之后，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突飞猛进，1984年-2000年间，中欧贸易额增长了近12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欧贸易额达76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11%，其中欧盟进口4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欧盟对华出口3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8%.按照中方统计，2001年，中欧占我外贸总值15%，欧盟是居日本、美国之后的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自1985年以来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特别进入20世纪90年代，欧盟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对象，欧盟对华投资稳步增长。2001年，欧盟来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217个，实际投入40亿美元。到2001年底，欧盟来华投资项目数达12583个，实际投入303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的增长快于我国全部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1986年-2000年期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9.0%、25.9%和25.9%，均高于我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水平；欧盟对华投资的资金密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对华投资，2000年欧盟投资合同的项目平均规模超过800万美元，远远高于全部外商直接投资28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在技术出口方面，欧盟国家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的最大供应者。2000年-2001年，欧盟成员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分别为2317项与1050项，合同总金额为130亿美元。截至2001年底，中国从欧盟成员国引进技术共13495项，合同总金额约672亿美元，占我国引进技术总额的一半左右。良好的中欧经贸关系实绩为欧盟对外经贸关系的促进与平衡提供了坚实基础，完全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这促使欧盟在总体政策上重视中国，加强中欧经贸关系。
从潜在的经贸利益看，欧盟将继续在政策上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2001年，中国GDP位列世界第6位，而欧盟2001年文件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已经与日本持平，仅次于美国。而且，中国已成为电信、运输、能源和环保等行业的全球生力军和重要市场；据估计，到2005年，中国还将拥有3亿互联网用户，而同期美国的用户数量为2亿。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突破5000亿美元，为世界上第七大贸易国；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迅速上升，仅低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已连续9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欧洲由于正在建构一个全新的市场结构与政策结构使企业与消费者预期谨慎，从而对欧盟经济增长产生了暂时的不利影响，经济活动难具活力。欧盟1961年-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4.9%，1971年–1980年降为3.0%，1981年-1990年再降为2.4%，1991年-2000年更降至2.0%，同期美国则分别为4.2%、3.2%、3.2%和3.4%；而且，与美国和日本不同的是，欧洲的外贸依存度更高。与此同时，我国对欧盟出口仅占其自盟外进口总额的5%左右，欧盟对华投资占其对盟外投资的比重还不到2%，双方合作潜力依然巨大。加速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将为欧盟获得廉价优质的资源与商品（服务）、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出口市场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有利于促进欧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中欧经贸关系提供政策保障显然符合欧盟的经济利益需求。
（2）出于欧盟国际政治利益需求
2000年欧盟葡萄牙首脑会议所确定的未来五年战略性目标明示了欧盟不仅要在欧洲成为领袖，而且要在世界上树立领袖风范。这种愿望是由欧盟的经济实力所激发，也将由经济实力来保证。按人口、GDP、资本输出以及对外贸易等指标（根据OECD统计）来衡量，欧盟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国，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是经济“巨人”，但欧盟并不甘心仅仅如此，因而，欧盟正在谋求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的重要政治力量。欧洲的目标不仅是要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为了保证外部经济对欧洲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洲也将要求参与乃至直接制定国际货币规则，欧元是谋求这个权力的起点。欧洲将会凭借强大的统一货币来参与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制定，遏制美元霸权，伸张欧洲货币利益。由于经济实力的支持和欧洲各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决定了欧元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欧盟的国际权力需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温和模式”——欧盟尤其重视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视并寄希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等。这必将为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同时也将为诸多的国际组织所欢迎。“9.11”事件不仅更加强化了欧盟的信念，而且也更加强化了国际社会对欧盟模式的认同。在欧盟看来，“9.11”事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使得在国际社会中一些早已存在的问题凸现出来，在全球化的，局部的不稳定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后果，为此，欧盟强调在多边体系之中、通过有效的国际性的手段来对抗恐怖主义；欧盟希望“9.11”事件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加强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关系，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通过更大程度地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来促进它们的发展，促进它们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进而稳定这些国家内脆弱的政治制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巴斯卡尔·拉米9月17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表示，未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谋求稳定与安全，向第三世界国家更多地开放市场，通过WTO等多边贸易体系，在共同的法律框架之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这符合欧洲的利益。因此，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难理解，发展中欧经贸关系就成为欧盟谋求国际政治利益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在涵义。对外政策大体可以分为五类：信号性政策、试探性政策、条件性政策、分离性政策与实施性政策。信号性政策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姿态与信号，既不存在责任问题，也不存在执行问题；试探性政策是谋求一种回应与反馈，可能成为下一步政策决策的基础；条件性政策是取决于一定条件才得以执行的政策；分离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话语与行动存在背离现象，或至少利用话语的不完整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上删除，但在实践中，主要还是按照非市场国家的标准来处理的；实施性政策一般都是技术性很强的政策，如关税政策、技术标准等。可以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这些涵义都得到了体现。对外政策含义的多重性为欧盟在处理中欧关系以及谋求中国对欧盟的支持方面准备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3）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为关注制度趋同
中欧双方在很多政治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人权、西藏、等，中欧关系已经因此而遭遇过挫折。正如欧盟2001年的《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所表明的，“跟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欧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其他大多数主要国家，欧盟对人权等问题的关注间或导致双方关系紧张”。2001年文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最新立场和行动要点，它既表明了欧盟通过长期政策的制定希望保持良好的可持续的中欧经贸关系，也同时表明了欧盟的担忧，这种担忧既来自理解中国问题的困难，也来自中国对欧长期政策的不明朗与非法律化，还来自欧洲人认为的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在2002年《国家战略报告：中国》对中国的形势中，欧盟的担忧再次得到体现。实际上，1995年之后，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欧盟不仅强调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且更为关注经贸关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谋求融入国际社会，谋求中国与欧盟的制度趋同，这在欧盟的“发展合作”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
欧盟的对华合作已开始转向“外部性”很强的领域，如与改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良好治理与法治等，这与欧盟试图将完全纳入国际社会的意愿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为了降低欧中交往的政治成本。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巨大差异，政治关系的变化往往会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从欧盟来看，制度趋同会使发展政治关系拥有共同基础，从而有利于降低中欧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促进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
（4）对华总体政策与具体政策措施相分离
虽然欧盟对华总体政策越来越积极，但是，在指导对华经贸实践的具体政策措施上，欧盟却日趋苛刻，最为典型的领域是安全技术标准、欧盟对华反倾销与WTO的特保机制等。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并不是可以针对中国的，但对中国也是极为不利的。欧盟的安全技术标准主要涉及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产品的安全标准、劳保标准、环保标准和无线电干扰技术标准等。近年来，随着的发展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欧盟安全技术标准日益严格，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这些技术法规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技术壁垒。尽管欧盟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公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但客观上形成了体系越来越完善、效果越来越明显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经济发展水平高，其质量技术和检验检疫标准高于我国相关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这使得我国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欧盟2002年将成立“欧洲食品权力机构”，统一管理欧盟内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务。，欧方坚持对我输欧禽肉产品实行逐批检验；我国酱油、花生、茶叶等产品多次遭到欧盟快速预警通报机制的通报。此外，欧盟还敦促中国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在有关大会上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劳工标准以及强化产品的环境标准。欧盟的技术标准具有普适性与刚性特点，即根据欧盟自身利益的需要适用于所有输欧产品与服务，而不是针对具体国家；欧盟技术标准只会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而不会降低。当然，由于中国某些商品在欧盟市场占有率很高而引起的该类商品标准的制定，实际上是欧盟充分技术标准普适性的名义来遏制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保护了欧盟的同类商品制造商，是实际上的贸易歧视，打火机的CR标准便是典型的例子。
欧盟对华反倾销也是顺利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技术性障碍。欧盟最早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立案也为最多，立案高达93起。尽管欧盟已经从1998年起不再把中国列入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是附加了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五条标准和分别税率的八项条件（现简化为四项条件）。
目前，中国仅有7家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仍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无疑会增加中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
中国加入WTO后，欧盟在对华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入世而变得宽松或至少“一视同仁”，相反，由于过去针对中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入世而日渐消失或减弱，欧盟将会更加强化对这些为WTO规则所允许的合法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以保护欧盟的产业。就中国方面来说，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迅速，我国出口商品因为劳动力成本因素或企业价格竞争而价格低廉，我国出口商品由于我国总体的经济技术水平不高而在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乃至劳工标准上与欧盟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我国企业对欧盟的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了解甚少，因此，欧盟的保护行动不断成功，这也更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反中国出口商品偏好”。此外，随着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签署，欧盟又获得一个新的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工具——“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6条，而且期限长达12年。2002年6月，欧盟已就中国的特保条款立法，要求根据特保机制对中国产品实施数量监督。
二、未来走向
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对华政策主流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积极的，这不仅是由于欧洲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贡献，也由于欧盟谋求国际权力需要中国的支持，还由于全球的解决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欧盟经济的低速增长速度与中国稳定的高经济增长使欧盟支持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利益所得；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正在极力谋求获得国际规则能力与国际行动能力，这包括多边体系、欧元与欧洲货币权力、世界贸易规则以及欧美日冲突制衡机制等。欧盟的国际政治经济利益需求要求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支持，这就使欧盟不能忽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良好持续的经济关系，扩大在中国的力。而且，正如欧盟2001年文件所表明的，“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既是一切国际性和区域性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谓接触，就是要建立全面的联系，以便在一切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协助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国际性和区域性问题”。但是，欧盟始终是“自我利益导向”的，这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不同程度上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这种不同影响的和预测有助于我国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更好地发展对欧经贸关系，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强化对欧洲以及中欧经贸关系的，制定我国对欧经贸关系长期政策。
在发展对欧长期经贸关系中要实现四个层次的平衡，即对外与对内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对欧盟的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对欧盟与对其成员国的平衡。
首先，要做到对外与对内的平衡。考虑到全球化、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密切关系以及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外部支持，大力发展与包括欧盟在内的一切国家的经贸关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但考虑到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与巨大资源规模，我国在大力发展对欧经济关系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国内经济的发展，从而既保证获得对外经济交往的收益，也能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日益改进，市场结构也在逐步成熟，而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渐化，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眼睛向内”的发展模式已经具备条件。
其次，要做到对欧盟与对其他地区的平衡。大力推进各种形式、渠道的东亚合作，积极促进东亚真正形成一支区域性力量，我国过去重美日而轻欧洲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适时调整，建立起相对平衡的中美、中日与中欧经贸关系政策框架，既有利于我国继续与世界三大经济力量的经济交往，同时也避免受制于美日的被动局面。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经过第五次扩大的欧盟驶入了快车道，中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10个国家将加入欧盟。一个人口将超过5亿，国内生产总值达8万亿美元，以欧盟价值观扩展为全欧洲价值观，面积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大欧洲”雏形出现。欧元的诞生和正式流通，则极大地促进欧盟在政治、经济、外交以及社会生活的加速一体化进程，增强了欧盟的实力和地位。欧盟的经济实力紧逼头号强国美国。欧盟正逐渐走向政治联盟。为了迎接挑战，提高欧盟的决策能力、办事效率和适应能力，欧盟正在进行艰难的改革，以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在加强防务和安全上，欧盟已完成了与西欧联盟的合并，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及军事参谋部相继成立并正式运转，欧洲公众对独立防务的认可度也不断上升。随着欧盟不断扩大和总体实力的不断增强，摆脱美国政治和军事控制的欲望越来越强，欧美之间的矛盾与摩擦此起彼伏，从贸易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军事领域，矛盾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被成为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法国和德国在欧盟发挥着主导作用，都希望把欧盟建成为世界强大一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欧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代表欧盟最根本利益的是欧元的强大，欧元是欧洲一体化的象征，是欧盟实行经济与政治统一的动力源泉。
欧元问世和进入流通领域对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特别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它使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向多元方向发展。在近年来的国际结算中，欧元的使用量出现大幅度上升势头。尽管美元仍然起着世界关键货币的作用，但欧元作为上升的货币目前及今后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始对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形成挑战。
二、美国货币话语权地位的减弱
美元确实在世界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美元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主要货币，几乎所有贸易商品都以美元计价，其中大约一半使用美元来结算；在所有跨国贷款中，大约45%使用美元计价；国际证券发行的50%以美元形式实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外汇交易中，又有约44%涉及美元。除此之外，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大约60%左右也是以美元形式存放的。美国是世界经济超级大国，也是世界最大债务国，目前其贸易逆差已达到近5000亿美元，进口产品也已占到国内消费的三成以上，但美元依然是世界贸易的储备货币，这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正是在美元这一“特殊货币”支撑的背景下实现的。美国为了国家利益藐视市场动力，维持强势货币的政策。美国也正是凭借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大约吸纳了全球每年70%以上的净储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储蓄国，这正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新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因素。美元霸权使美国贸易伙伴失去了用自己的货币发展国内经济的能力，迫使这些国家寻找美元贷款和投资，而只有美国才能任意印制美元，美国也就凭此对持有或使用美元的经济活动征税和掠夺，无尽地榨取全球的好处。芒代尔——弗莱明(Mundell-Fleming)认为，在国际金融中，一国政府在如下三项中选择：一是汇率稳定；二是资本自由移动；三是政策自主（充分就业、低利率、反周期的财政扩张等）。由于全球市场缺乏管制，政府只能选择其中的两种，但是美国却有三种，它通过美元霸权成为唯一能挑战这一理论的国家。十多年来，一直是美元高于其实际价值，吸引资本账户盈余，在美元霸权统治下的全球化体系中执行单边政策。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关键性商品尤其是石油都用美元标价，美元成为超级大国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美元霸权使美国金融霸权成为可能，从而使美国例外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可能。[2]因此，对整个美国而言，这些年真正的霸权主义其实是货币的话语权，尤其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美国更需要货币霸权。
美元的特殊地位给美国带来的实惠和特权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美国当然希望在21世纪继续维持美元货币霸权。但是本世纪刚刚开始，美国延续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结束了，“新经济”的泡沫已经破了，股市大幅下跌，还爆发出大量公司造假丑闻，资本市场中正酝酿着极大风险，“9·11事件”的发生也使美国这块投资乐土遭受到建国以来罕见的严重冲击，美国经济由此开始进入衰退。欧洲的经济虽然也不好，但股市相对健康，也没有出现普遍的公司丑闻，利率水平也高于美国，因此，从2001年开始，国际资本出现了流出美国的趋势，2002年下半年则出现了加速的趋势，欧元也随之对美元逐步坚挺起来。从2000年10月27日欧元兑美元的1:0.8230一路涨升至2003年3月12日的1:1.1084，美元贬值了35%。美元独霸世界的形势急转，岌岌可危，欧元则强势尽现。对欧元的这种强势，美国从经济上已难有所作为。在美国已经酝酿着巨大资产泡沫危机的条件下，欧元的成功并不只是会分享美国的货币霸权，而是会导致“一盛一衰”的局面，会因国际资本从美国流向欧洲从而捅破美国的资产泡沫，使美国由于爆发金融风暴而陷入长期衰退，其结果是欧洲取代美国而掌握世界霸权，美国则会像日本一样沦为世界的“二流”国家。
三、通过石油武器打击欧元
美国在21世纪的战略是维持“单极”世界格局，即不允许任何霸权对美国形成挑战。美元的强势地位对美国经济及其霸权地位极其重要。而维持美元强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国际资本。然而，欧元的出现，使维护了半个多世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首次受到挑战，欧元的强劲走势使更多的国际资本对其“刮目相看”。为众所知，反恐战争作为今后美国长期主要政策取向，将使美面临国际资本出逃的严重危险。如果说恐怖主义是美国目前面临的现实威胁，那么，欧元就是维护金融霸权的潜在威胁，欧元以及欧盟的整合成功不符合美国的战略。美国当然不会坐视欧元对美元构成威胁；从实际需要来看，鉴于庞大国际收支逆差的存在，美国也不会容忍资本大量从该国流出，而一定会采取种种措施，来阻止资本流出。
美国怎样才能打垮欧元呢？掌控石油成为其杀手锏。布什政府十分清楚，对石油的掌控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掌控，因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没有一个不是仰仗石油作为发展的基础的。欧盟国家除英国北海地区有一些石油，连煤炭都不多，因此，60%以上的能源都需要进口。如果不包括英国，石油进口依赖率更高达80%-90%，其中德国最高，达到98%。对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欧盟国家来说，能源供应短缺必然会沉重打击欧洲的经济增长，从而使欧洲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发生严重困难。欧元的“软肋”在于只有共同的货币政策而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而欧元要保持稳定就必须限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水平。如果各国的财政赤字都“超标”，统一货币就成了一句空话。目前，欧元区国家的经济都不太景气，维持赤字水平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如果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不足，对高度依赖海湾石油的欧洲国家来说，这不仅仅是油价上升导致通胀的问题，首先是会陷入严重的衰退，各国的财政赤字就难以控制，“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基础就会被破坏，结果是欧元解体。
石油价格的影响对欧元区而言，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敏感的政治问题。欧洲国家的汽油价格起点大约是美国的三倍。欧美之间的能源税差异非常大，欧洲的各种能源税占到汽油价格的70%以上，进而导致欧洲国家征收高额的燃油税。同时，欧盟大多数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以及欧盟国家实行统一的税率政策，都将进一步加大石油价格波动上涨的影响。石油价格上升直接增加了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生产和相关投资，使得欧洲经济复苏更加缓慢。欧元区石油资源和储备都弱于美国，油价上升会导致通胀率上升，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并制约着欧元走强。OECD认为，国际油价上升10美元，欧元区通胀率第一年上升0.5个百分点，第二年将上升0.7个百分点，同时GDP下降0.3个百分点[3]。从长远来看，美国控制中东石油命脉，将严重破坏欧洲统一的发展，阻碍其经济、政治一体化、制约其长期经济竞争力的增强。
美国对沙特和科威特的石油具有绝对的掌控权，惟有在地缘政治版图上具有要冲地位和石油资源蕴藏丰富的伊拉克不服从美国的意志，是十几年来与美国对着干的刺头儿。因此，要让全球的经济受制于美国，美必须使伊拉克“政权更迭”。伊拉克问题的发展曾经让欧元区领导人十分得意，因为被制裁的伊拉克率先宣布不使用美元而用欧元，但这肯定触动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对于美国而言，原油一万美元一桶也无所谓，只要是用美元结算就行。印度石油专家库尔杜比认为，如果今后中东石油出口国改用欧元来交易结账，将导致其他进口国也随之改用欧元交易，这势必影响到美国财政，甚至使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如果美国对资源主权置之不理，那么石油迟早有可能脱离美元，这才是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伊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一旦成功，美国除了直接看住沙特和伊拉克外，连带把伊朗也给夹了起来，那法德力推的欧元也只能甘败下风，老美的石油和金融霸权才能得以维持[3]。现在，美国已占领伊拉克，掌握世界石油过半，美国如何玩转石油武器，便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以德法两国为中心的欧盟很清楚美国“倒萨”战争的战略意图。因此，自然不能容许美国实现这个战略目的，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分歧就非常自然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则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欧元和美元所代表的两大经济体对经济霸权的争夺。
四、未来趋势
自欧元出台之后，美欧之间实力较量与规模竞争愈加激烈，但美国始终是主导信心和心理的主动者，而欧洲则处于被动和无奈的地位。无论经济增长预期、经济基本面表现、投资信心扶持或货币政策驾驭，美元的优势依然明显。美国经济实力、美元市场份额、美国金融主导依然占据有利空间，进而维持美国经济和美元强势的氛围与条件，促使美元向上显现。占领伊拉克，控制中东石油，掌握能够拿捏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命脉的石油武器，将使美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大量进口石油的欧洲主要国家以及亚洲主要经济大国（包括中国及日本），保持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态势，从而保证美国经济继续繁荣，促使更多资本继续留在美国或持续流向美国，维系美元世界头号货币的地位不受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元不会大幅度贬值。尽管最近以来，美元对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汇率走软，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最为引人关注的市场动向，但这只是美国战略性和技术性手段的运用，是为了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不论是让美元走高，还是让美元走低，从根本来讲，都是受美国国家利益的驱动。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独特的经济地位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依然对国际资本具有吸引力。相比之下，欧元区本身货币、财政政策不协调以及经济基本面不支持的实际反映使得欧元的崛起只是时隐时现，德法为首的欧元区对全球的影响力还未达到足以成为两足中“一足”之势，况且欧元区还存在团结问题以及德法自身国内经济的困局。在美元的打压下，欧元已经开始显露出败相，欧元汇率进一步受到冲击。希拉克和施罗德的嗓子都要喊破了，但仍然于事无补。人们可以预见，在战争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元都没有机会再与美元争雄了。[4]
欧盟要形成政治、经济板块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伊拉克战争硝烟还未散尽，欧盟老新成员国领导人就聚集一堂，于4月16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了10个新成员加入欧盟条约的签字仪式，同时就战后伊拉克局势和欧盟前途进行了探讨。雅典会议驱散了因伊拉克战争而给欧盟前途蒙上的阴影，标志着欧洲一体化建设正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大欧洲”航船将会绕过暗礁险滩，继续前进。谁将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伊拉克战争后，欧元与美元的较量还会继续。美国不可能独此一家地以如此低的成本占用全球如此多的储蓄资源，也不可能永远是国际金融界里“被惯坏的、不负责任的孩子”。21世纪前期，差不多应该是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冷战，冷战的焦点将围绕着争夺货币话语权和国际游戏规则以及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竞争[5]。
【参考文献】
[1]官建益.若隐若现的欧元[N].国际金融报2003-03-31(3).
[2]王建.美国舞剑意在欧元[N].中华工商时报，2003-02-17(4).
[3]山林.一半是石油一半是欧元[N].国际金融报，2003-02-19(5).
根据15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签订的议定书，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使用“替代国”数据的做法应当于2016年12月11日终止。据此，中国将在今年年底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事实上并不简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目前全球已经有80多个经济体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中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瑞士等发达国家。而除欧盟外，还有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为何欧美在对待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上还未持肯定态度，笔者通过分析欧美各自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并据此为中国下一步应对策略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当前与美国谈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效果堪忧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使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迫使前东欧国家进行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转型期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苦不堪言。
美国认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限于贸易救济实践（例如反倾销、反补贴案件），而应该是一个国际政治层面的问题。美国只是在贸易救济实践上在其国内的具体贸易救济法律上使用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术语，不存在对某一具体国家是否可以整体认定为市场经济体的单独法律。但在现实操作中，若能在贸易救济层面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可能连带解决一个特定经济体在国家层面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国曾利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东欧国家以及其它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施压，并认为承认特定经济体的市场经济地位，意义不仅限于贸易救济层面，更在于承认该经济体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此外，2016年适逢美国大选，美国不倾向在该问题上与中国进行谈判并让步。
因此，要在美国层面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虑。
第一，仅在WTO框架内单独解决贸易救济层面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方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关于在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使用替代国的条款确实存在争议。由于美国不会在2016年底该条款到期之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无意就此问题主动与中方谈判。因此在该条款到期之后，中国若在具体的反倾销案件中，就此问题到WTO上诉机构，胜负难料。即使美国败诉，也只能解决美国终止使用替代国条款的问题，在贸易救济措施层面认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仍可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只不过对话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难度加大，频度有所减弱。
第二，美国从政治层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很难。该问题是中美两国经济外交问题，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和中国商务部这样的职能部门能够解决。在此前操作中，美国仅在俄罗斯入世时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原因是当时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改革较为积极，美国认为有必要予以引导和鼓励。
与之相比，美国从来没有对中国采取这一态度和立场，而是认为其对华市场经济地位与对东欧国家的立场一致，即要在符合美国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之后，才会考虑承认该经济体的市场经济地位。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不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欧盟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立场和要价
近年来，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经贸合作也在不断深化，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欧之间的日贸易额超过10亿欧元。在此背景之下，欧洲议会为何突然泼出这样一盆冷水？
（一）欧盟与美国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态度不同
第一，欧盟并未将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区分不同的层面。欧盟要求中国证明其符合欧盟界定的市场经济的5个标准：一是政府参与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二是在“私有化有关的企业运营中”没有政府扭曲；三是使用非歧视、透明的企业法律；四是有效和透明的法律制度保护产权；五是“独立于政府运作的真正的金融部门”。若能满足上述标准，欧盟将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第二，欧盟愿意积极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中国进行双边以及多边对话。欧盟希望在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中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作为一个新增议题，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讨论这一问题。欧盟此举的目的是防止重蹈欧盟国家在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出现的各自为政的情况，希望欧盟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
第三，欧盟对中国可能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较为敏感。欧盟担心中国将会在WTO发起报复性的反倾销诉讼，对欧盟的产业安全产生影响，使欧盟本已脆弱的经济环境更加恶化。
（二）欧盟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要价
第一，强化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地位，是全球经济的规则制定者和标准设置者之一。因此，欧盟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不会简单地与美国保持统一阵营，也不会轻易答应中国的诉求，更不会迫于国内行业协会的游说和压力改变其行为方式。
第二，欧盟希望通过市场经济地位谈判，与中国达成一揽子交易。欧盟期待中国能够在钢铁等产能过剩的产业领域加强自律，同时也希望能够在与中国的《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中取得进展。欧盟认为，若中国能够在上述问题上让步，最终可换取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甚至能够促进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提上日程。
第三，欧盟希望借助市场经济地位谈判，要求中国在WTO框架下更好履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并最终签署《政府采购协定》。
中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应对思路
2001年12月，我国成功加入了WTO。15年来，中国和全球都享受到了中国入世所带来的巨大红利。然而，遗憾的是，作为我国入世当初的未尽事宜之一，就是我国当时并未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由此导致在过去15年里频繁遭遇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因此，在2016年底之前能否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面对美欧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态度，中国要讲究应对策略。
第一，谨防美欧之间就此问题进一步协调目的，欧盟加入美国阵营。
第二，中国应积极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盟主要国家进行沟通，尤其是利用英国较为独立的贸易政策，促使其能够配合我国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