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环境保护机制缺失，导致我国“生态旅游离生态更远”的尴尬现实。文章假定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制定并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政府执行有效监管，对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企业制定适当的惩罚力度，就可以促使企业自觉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而证明政府规制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政府规制博弈论
1引言
生态旅游作为一个“舶来”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我国，并在随后的20多年得到蓬勃发展，一时间生态旅游成为最时尚的旅游消费，消费者趋之若鹜，生态旅游市场规模庞大。面对巨大利益诱惑，许多旅游开发商的触角开始转向生态旅游，政府对于生态旅游的开发热情也不断高涨。这些旅游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业已形成的旅游产业链条及客源市场优势，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政府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了生态旅游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生态旅游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政府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机制缺失，政府与开发商的协议在关乎环境成本补偿及惩罚机制的内容方面几乎是空白，于是，旅游企业对生态旅游区的开发和管理，落入了法律和规定的“制度真空”地带。结果导致旅游企业只关注开发生态旅游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缺少系统环境保护规划，肆意开发，造成了污染、环境退化、经营性设施侵占生态旅游资源等诸多问题。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监督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迫在眉睫。本文假定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制定并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以期分析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政府规制的效用。
2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
针对生态旅游开发中存在的环境保护规划缺失与资源开发建设不当，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出现的生态旅游破坏生态的现象，诸如美国、西班牙等旅游发达国家就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制定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以期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规制旅游企业从生态旅游和环境保护相互作用机制入手，以环境评价与环境容量为科学依据，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对规划区域的功能区划、生态旅游规模与形式、生态旅游区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和环境美学保护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划与实施方案。规制，又称政府规制，是指政府利用国家强制权依法对市场中的微观经济进行干预，其规范目标是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以确保公众利益。规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立法程序来干预，具体手段包括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我国生态旅游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发展都落后于旅游发达国家，但是各级政府对发展生态旅游给予了极大支持。由于财力有限，对旅游业的投资相对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选择中往往更倾向于后者，而对旅游企业只顾经济利益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行为持默认态度，生态旅游环境规划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对违规旅游企业采取行政处罚手段。
诚然，在当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制定并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要考虑政府制定法律法规的成本、监督企业实施的成本，要考虑旅游企业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实施环境保护发生的成本以及企业违规时的处罚成本等资本投入问题。但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证明，缺乏系统环境保护规划，走“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必定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开发和保护同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和旅游企业之间的一场博弈，是博弈双方围绕经济利益所制定的各种策略，而博弈的结果将检验政府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制的效用。
3政府与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规划的博弈
3．1基本假设
生态旅游环境规划在制定和实施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决策环境是复杂的，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在不影响研究结论的前提下，做出以下基本假设：①博弈中仅有两个参与者，即政府与企业，二者可以选择的策略分别为“监督”和“不监督”、“实施”和“不实施”；②两个参与者做出决策前不知道对方的行动，可以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同时的，即模型为静态博弈，参与人对相互的策略和收益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即模型为完全信息博弈；③环境的改变及其环境保护规划的成本是政府关心的主要目标；④企业在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时受到一定约束，企业未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会对消费者的利益和环境造成破坏，如果被检查到，会受到法律诉讼和处罚等经济、名誉损失。
3．2构建博弈模型
依据上述模型的假设，可以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即完全信息条件下，不考虑时间因素的一次性博弈）：r1—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时所获得的收入；r2—企业未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时所获得的收入；c1—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所发生的全部成本；c—政府在对旅游企业进行监督时所花费的各种成本；cp—企业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被政府查处时所受到的惩罚；p—企业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被政府查处的概率。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和企业都在权衡利益得失后，选择决策行为。博弈的策略矩阵见表1。
通常情况下，政府所得到的惩罚收入大于监督成本，本文假定pcp＞c；当企业未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被查处时受到的处罚大于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成本，否则就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在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就不愿意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只需要向政府交纳相应的惩罚金即可，本文假定pcp＞c1，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利润应小于未实施情况下的利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有逃避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动机，即r1－c1＜r2，现实中，企业受到处罚后的收益应处于一个低的水平，才证明政策的相关政策是有效的，即r1－c1＞r2－pcp，其中，y和1－y分别是政府选择监督和不监督策略的概率，x和1－x分别是企业选择实施与未实施的概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环境污染成为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严重的污染态势将治理环境提到了议程上，因此，探讨开征环保税的可行性非常有必要。
一、开征环保税的理论基础
1.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特性。
环境保护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存在“市场失灵”的特性。在环境保护上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主要表现在外部效应上。外部效应是指在市场活动中没有得到补偿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当出现负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小于收益,受损者得不到效益补偿;当出现正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大于收益,利益外溢,得不到应有的效益补偿。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生产者来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常常是仅考虑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而不考虑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这必然会导致外部不经济的出现,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介入环境保护以消除外部不经济。
2.可持续发展理论
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经济可持续性要求全面履行成本原则,不能忽略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环境可持续性要求在利用自然资本时,不削弱自然的生产力或环境商品和服务对人类福利的综合贡献,必须考虑代际资源配置和代际公平,并使之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而政府作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的共同代表行使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来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征税,并将环境税收的一部分作为“代际补偿”的基金来源。
3.税收政策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首先体现在环保效应上。税收会以其固定性、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把污染环境或浪费资源的成本扩大化,促使企业节约资源、控制污染。其次,它具有财政效应。据统计,仅“十五”期间我国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及改善的费用就高达7000多亿元,开征的环保税可以以专款专用的方式投入于环保建设,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再次,体现的公平效应。如果把个别单位和个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补偿显然是不公平的,环保税依据“谁污染,谁负担”的原则,把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有利于体现公平原则,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最后,具有贸易效应。加入WTO后,我国将面临更多的绿色贸易壁垒。开征环保税一方面可以促使企业节约资源、控制污染、开发和采用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进行绿色生产;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有害生态环境的产品和技术以及洋垃圾的输入成本,使其无利可图。
二、开征环保税的现实依据
1.我国自然环境严重恶化。
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生态指标恶化已经直接而明显地影响了现期经济指标和预期经济趋势。据统计,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1/4以上的国土荒漠化,草原出现严重的退化、沙漠化、盐渍化趋势。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且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平均每年24.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40多亿元,平均每天近1.5亿元。生物多样性正在不断减少。近50年来,我国已经有许多物种灭绝，有15%—20%的动植物种类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4000亿元。环境问题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一大“瓶颈”。
2.我国现行的环保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环保税收制度的缺位与不到位:一是现行税制中缺少了专门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污染税,这既限制了税收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收入来源;二是消费税等其他税种在税率设计或调整时考虑环保功能程度不够;三是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在设计环保方面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优惠措施形式单一,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影响了政策的实施。
3.国内外环境为适时开征环保税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关键词：道教戒律尊重生命保护环境
道教大约是东汉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宗教，依据先秦时代保护环境的思想对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从“道法自然”的角度出发，对保护环境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如《黄老帛书。姓争》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就是说顺应自然规律就会昌盛，违反自然规律就会灭亡，如不违反自然规律，就不会失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天师道出示了禁止春天和夏天杀害生命的规定，《三国志。张鲁传》中载有天师道“又依月令，春夏禁杀”的规定。早期道教不戒肉食，后来受到佛教影响，逐渐改变了饮食结构和祀神斋供的内容，倡导并规定道士须素食，并俱改先前以猪、羊、鸡、鸭、鱼等动物作牺牲供品而为香花、水果、谷物等，后期道教对此不断加以总结，从戒律上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措施。“所谓戒者，解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恶之界，防止诸恶也。”[i]也即戒乃禁止之意，归真之要。所谓律，指犯戒后的惩罚手段，律文是根据戒条而建立的。戒律对于修道之士来说，犹如渡海的舟辑。道教戒律具有宗教法律的作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更不是神话故事的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随时随地就可操作执行的律法，违犯了戒律，就要遭到处罚或者被革除教籍、轰出教门。上自大洞法师、三洞法师，下至清真弟子、俗家弟子，都须遵守。
第一：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道教戒律中，始终把“戒杀生”作为主要大戒。因为道教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ii]
六朝时的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十戒”第一戒便是：不杀，当念众生。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其《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把“守仁不杀，悯济群生，慈爱广散，润及一切”作为“十戒”的第二戒。其所撰《受持八戒斋文》，更以“不得杀生以自活”作为八戒清斋的第一戒。[iii]《初真十戒》第二戒：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说十戒》第二戒：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除此而外，《洞神经》中“五戒”之第一戒说：目不贪五色，誓止杀，学长生。《无上秘要》卷四十九说：勿杀伤含气。《灵宝仙公请问经》中“太上十戒”之第七戒说：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升玄内教经》卷九所述“升玄九戒”之第四戒说：手不得杀害众生，跂行蠕动含血之属，皆不得杀。[iv]《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四戒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第九十五戒规定：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蜇藏虫物；第九十七戒规定：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第九十八戒规定：不得笼罩鸟兽。《中极戒》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不得热水泼地致伤虫蚁。[v]《老君说百病》有：探巢破卵是一病。刳胎剖形是一病。不但自己不杀生，即是别人杀生为了自己，自己也有责任不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七十二戒：若人为己杀鸟兽鱼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三皆：若见杀禽畜命者，不得食。
道教还反对惊吓、虐待动物。《庄子。秋水》一文中说：络马首、穿牛鼻，都是违背自然的东西。《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不得惊鸟兽；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不得妄鞭打六畜群众；第四十九条规定：不得以足踏六畜。《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三百大戒”之第六十四条规定：不得惊散栖伏；第一百七十二戒规定：不得惊惧鸟兽，促致穷地；第三十四戒规定：不得鞭打六畜；第三十五戒规定：不得有心践踏虫蚁；第六十戒规定：不得便溺虫蚁上。
在“不杀生”的基础上，道教还积极呼吁救助动物，并作为戒律规定下来。《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第三戒便说：人应当去抚恤死者，保护生命，救死扶伤，使得一切生命能够终其天年，不至于中途受伤或夭折。《六度生戒》第三戒：“含血之类，有急投人，能为开度，济其死厄，见（同”现“）世康强，不遭横恶”。第四戒：“施惠鸟兽有生之类，割口饲之，无所爱惜，世世饱满，常在福地”。即是说人如果能施以鸟类、兽类以恩泽，省下自己的口粮来饲养它们，而没有任何吝惜之意，那么，他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就会幸福圆满；第五戒：“度诸蠢动一切众生，咸使成就，无有夭伤，见（同”现“）世兴盛，不履众横。”第六戒：“常行慈心，愍济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令人见（同”现“）世居危得安，居疾得康，居贫得富，举向从心。”是说人如果能常怀慈爱之心，怜悯救济一切众生，放生度死，那么当他一旦遇到危险、疾病、贫困时就会转向平安、健康、富裕，人们都会向他学习。可见，道教是从一切生命皆有价值，从因果报应的角度劝诱人们救助动物一定会得到永久的福音的。
从“蚕女”的故事可以窥见道教戒律的绝对性，据《神仙传》：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以统摄，其父为邻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抚之，因誓于众曰：“有料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食，父问其故，母以誓之言白之。父曰：“誓以人而不誓于马，安有人而偶非类乎？”但厚其刍食，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怒目奋击，如是不一。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得皮于桑树之下，女化为蚕，食蚕叶吐丝为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念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
这则故事实质上是教人如何对待动物（“牲口”），如何对待“誓言”。从道教天下生灵皆有灵性，皆可修炼成仙的理论来讲，“马”这个具有血气之性的生灵，它和人一样应该得到尊重，享有承诺，因此兑现“誓言”对马亦有效。既然是人违背“誓言”，那么，马就有权力发出抗议；既然人对马的抗议以诉诸武力来抵赖，那么，马自然也可以复求于武力来讨公平。以往研究道教的学者习惯于将此故事诠释为以忠孝说教，其实是非常片面狭隘的。这则故事的内涵在于教导人树立天地万物皆有灵性、皆有神灵住持的观念，人和万物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人不可唯我独尊，“誓言”之类具有信义、约定、法令性质的承诺适用于宇宙间所有生命，人所发任何“誓言”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兑现，不得有违，否则将遭到惩罚。这则故事告诉人们所有动物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并从中凸显出律法的至上性。
道教这一思想以及相应的戒律规定是非常可贵的，一般中国人除了信奉人为万物之灵外，其它则皆不足挂齿。虽然所谓的君子亦讲好生之德的话，但“食不厌精”的圣人在鱼与熊掌之间并不避讳对熊掌的偏爱。没有山珍海味不能称作帝王宴席。“国骂”当中以“畜生”、“禽兽”、“剥皮”、“抽筋”为曝光率最多的字眼，以此比喻卑贱、凶残。动物的价值大概只在可供“食肉寝皮”、“脏腑入药”以兹对人补养，现今又多了“谋皮发财致富”的路子，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的毛皮堂而皇之地竞相市场。翻看中华美食记载，竟然是猩唇、猴脑、豹胎、熊掌、驼峰、野驴蹄、野驼蹄等等。今人几乎品尝不到这类古人的珍馐了，就以穿山甲、果子狸、猫头鹰、猕猴脑来替代了，还有食马、狗、猫等与人类亲近动物的野蛮习惯。保护环境，提高民族的文明与教养，不能不对这种野蛮的饮食习惯进行改变。
第二：爱惜、尊重植物的生命。道教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它也能够修炼成仙。如传说中的花仙、树仙、桃仙等，在古代人们将桃木、苇草、荆棘、艾草、薰衣草等植物赋予神秘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辟邪驱瘟，故挂在门窗、墙角。后来对植物的崇拜进一步加深，便出现了掌管农作物的神――社神、稷神、神农氏。其实将植物奉为神的现象很多，如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都有古树、神树、神草，所以在道教戒律中对植物亦加以保护。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专门对禁止烧山林作了理论阐述：
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
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钢，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绝烧山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vi]《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中的“二十四门戒”第十八戒规定：人不能无故采摘花果，毁坏园林，否则就会下地域，受吞铁丸之苦。《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十四条要求：不得烧野田草；第十八条要求：不得妄伐树木；第十九条要求：不得妄摘草花。《妙林经二十七戒》中也有“不得烧野山林”的规定[vii].《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第六十一条说：不得无故砍伐树木；第六十七条说：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不毁坏树木花草的同时，道教还主张培植植物，去植树造林，营养花圃，美化环境，所以道教的洞天福地均为葱葱郁郁，青绿草被，大部分道教宫观均留下了历代高道大德们栽种的古树，古木参天，绿树成荫，花团锦绣。青城山天师洞内的张天师手植银杏，江西南昌西山万寿宫内的许真君手植古柏等，已经成为名迹胜物。对此道教戒律中有明文规定，《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六戒经》中的第九戒即说：边道立井，植种国林；教化童蒙，与人为善。
第三：积极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环境。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指大气、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这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破坏之就等于断子绝孙、自掘坟墓。道教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已明确反对人们乱凿土地、乱掘河川，伤害大地母亲的恶劣行为。当然，这也是跟道教的神仙信仰分不开。道教的形成与中国古代自然神崇拜、多神崇拜分不开，天地万物皆有神灵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所塑造、所信仰的神仙，如后土娘娘，五岳大帝，三官、四渎神真等，均与气、水、土有关，因而竭力维护天地神、土地神、江河湖海神的威严、完整、安全自然是道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道教戒律尊重和保护水土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二十五条说：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第四十七条说：不得妄凿地毁山川；第五十三条说：不得竭水泽；第一百条说：不得以污秽之物投井中；第一百零一条说：不得塞池井；第一百零六条说：不得便溺生草上及人所食水中；第一百三十四条说：不得妄开决陂湖。《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亦有：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等规定。表明道教对人自己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抱以积极保护的态度，十分尊重和珍惜人类和其它一切生命所仅能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结语
英国科学家莱奥波尔德（AidoLeopold）在《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生态伦理学的主张，他认为：
（1）人类并非自然界的主人、统治者，而是自然界中极普通的一员。
（2）必须树立生态整体思想，只追求经济功利而不关心生态平衡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
（3）要把权利这一观念从人类延伸到自然界的一切实体和过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有生存的权利，人类没有权利去践踏它们的这些权利。[viii]
道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制定传授的戒律，可资我们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借鉴。
用终极价值、终极关怀来善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保护土地、水、空气的良性循环，保护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任何生命事物，是必须的，但这种保护必须诉诸严格的法律来实施，不给任何人、任何势力集团以法外循私的“例外”。所谓靠启发民智，提高人的素质来唤醒环保意识，无疑是守株待兔、坐以待毙！恰如坐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的人，怎能将希望寄托在不知何谓火山喷发的愚人的拯救？等到他们观赏了火山喷发，地球已经毁灭。现在必须号召全世界各国政府、人民联合起来，为保护人类唯一的家园而战。也即：扩大联合国的权限，由其出面签订一种世界环保法律条文，由去下属的保护环境署监督实施，并赋予保护环境署以武装警察的权力，必要时，诉求常规武力强迫执行之
[i]见《洞玄灵宝玄门大义》
[ii]见唐。潘师正《道门经法相承次序》
[iii]见《云笈七鉴》卷四。
[iv]见《无上秘要》卷四。
[v]见《云笈七鉴》卷三九。
[vi]《太平经卷之一百一十八――禁烧山林诀第二百九》第六六八页。
[vii]见《云笈七鉴》卷三八。
[viii]参见李春秋、陈春画编者《生态伦理学》第7～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参考书：
〔1〕世界银行。1990年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
〔2〕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3〕A.伊曼纽尔。我们的家园〔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3.
〔4〕尚玉昌。生态学及人类未来〔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2.
〔5〕〔英〕艾伦。科特雷尔。环境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6〕〔美〕白吕钠（j.Brunhes）。人地学原理〔M〕任美锷、李旭丹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7〕〔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7.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地球所有生物居住的家园，也是支持工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工业自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态势势不可挡，由于片面追求GDP，上了一大批高能耗、高物耗产业，虽然更加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却给环境和资源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引发了非常严峻的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工业发展越来越受到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的制约，因此改革工业发展方式，寻求新的发展出路迫在眉睫。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将工业发展的不良影响降低到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解决工业发展中环境保护问题，既要工业发展规模和速度适中，同时也要升级工业结构，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设备与方式。要转变粗放式发展模式，开发新能源、清洁能源，节约资源，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排名已位居第二，但我国的工业增长方式仍然比较落后，环境对工业发展的制约较大，因此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
二、我国工业的发展现状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地域性差异较大，因此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不同的环境问题，改革的重点也有所不同。由于国内市场没有严格设定产品的环境标准，企业和社会没有形成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高耗能的传统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等依赖的仍然是污染严重、效率低的过时技术。比如，矿产资源开采行业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进行大规模破坏性开采，不仅开采率非常低而且严重破坏矿区环境。而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地方政府对于牺牲环境换取短期利益的企业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有助长之风，这就使得环保行政执法难显成效。政府过多干预了环境和土地资源配置，特别是工业用地配置严重失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一时无法有效遏止。
三、应对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问题的策略
(一)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着力解决布局和结构问题。党的十指出要让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该制度指的是政府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准则预先对进入市场的交易主体进行审查和许可。包括为节约资源限制进出口;有关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的要求。为了工业发展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国家可以依照环境容量、资源、地理因素等划分出开发区和保护区，明确鼓励、限制和禁止开发的地域，实行分区空间管治［3］。以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为出发点，通过小面积的国土实现产业集聚，能够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尤其对资源密集型重化工业，例如石油化工、钢铁、水泥等产业而言更为有利。重化工产业是高能耗的行业，对能源的需求很大，生产时多为高温高压环境，排放的废物和副产品剩余热量和可继续利用的成分很多。只要把相近的工艺流程通过产业链的形式结合起来，让上游企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上游企业也可以利用下游企业的废弃物，这样可以综合利用原料、副产品和废弃物，形成产业链，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
(二)明确界定产权，完善交易规则。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不经济性，即环境市场价格无法全部反映其在经济活动中的所有价值，企业一般不将环境利用的社会成本考虑在内，因此导致环境退化。我国工业发展主要依靠大量消耗生产要素和扩大生产规模外延式，因此要保持工业高速发展就必将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工业高速增长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外部不经济性再次增加了社会成本。目前我国部分地区正谋划论证生态补偿制度，该制度推行的难点在于难以对环境产品进行合理的估价，没有确定的补偿标准。目前我国正探索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计划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进行生态补偿，利用跨区域的排污权集中交易市场，让排污权流通起来，实现排污权的储存与借贷，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三)以健康文明的消费，引导企业采取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觉醒，与国外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引领消费者健康文明消费方式上所做的工作还很不足。为了促进消费者健康文明消费，引导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式发展。一是要加强政策宣传力度，让消费者和企业把环境保护理念根植于心。二是要通过价格调控、金融手段等矫正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消费，提倡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和文明消费。随着消费者消费方式的转变，企业也会顺应市场需求修正发展战略，在生产产品的每个环节引入资源和环境影响，将对环境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企业生产产品的每个环节都会影响到环境，设计是产品的生命，因此要从设计出发考虑到环境因素，不用或减少采用高耗能、高污染的原料和工艺，多使用低能耗、低排放的原料和工艺，这样才可以研发和生产可循环的绿色清洁产品，保护环境和职工、用户的身体健康。
四、结语
【论文摘要】《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各种形式的讨论和研究持续不断，本文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角度浅谈对《环境保护法》修改的见解。对环境保护法律基本制度包括哪几项，并无定论。本文立足《环境保护法》既有的明确规定，先分析其存在的缺陷，然后选取已作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对其的修改和完善提出建议；再对需要增加的许可证制度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作了阐述，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也是《环境保护法》修改之本意。【英文摘要】Amending“EnvironmentProtectionLaw”hasdrawnintentattentionofvariousfields.Discussionsandresearchesareunderwayinkindsofforms.Thepaperpointstothebasiclegalsystemandgivessomeadviceontheamendment.Thereisnotaconsensusopiniononthecontentofbasiclegalsystems.Thepaperfocusesontheprovisionsof“EnvironmentProtectionLaw”。First，thepaperstatestheshortagesofbasiclegalsystems.Then，illustrateshowtoamendsomeofthem，suchasEnvironmentImpactAssessmentSystem，GovernanceinAppointedPeriodSystem，PolluterPaysSystem，CleanProductionSystem.Atlast，expoundsthatthelawshouldprescribeLicensingSystem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lCompensationSystem.“EnvironmentProtectionLaw”shouldadapttothetimes，whichistheoriginalideaoftheamendment.【论文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基本法律制度；协调【英文关键词】“EnvironmentProtectionLaw”；basiclegalsystems；harmony【正文】1989年，我国对原有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进行了修改并颁布实施，至今已有18年。该法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健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新的环境保护法律陆续制定、实施，原有的法律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飞速发展，环保事业的兴旺和国民环境意识、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急需进行修改。特别是其中确立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建立市场经济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与需要。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着手，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整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也能与各单行法保持协调一致，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宪法”作用。一、《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法的目的、任务，按照环境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确立的、普遍适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对具体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整合的功能和提纲挈领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具有特定性，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某一类或某一方面。各个基本制度之间相互配合形成相对完整的规则系统。由于环境保护法律众多，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因此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说法。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曾将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归纳为八项，即所谓“老三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新五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理论界并未形成定论。根据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特点，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制度归纳起来有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报告及处理制度。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在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现已经将可持续发展制定为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在环境保护领域贯彻这一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其应有之义。而《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第1条的规定表明了该法单纯注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公益追逐经济私益。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便直接导致《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存在诸多不足。第一，从宏观上看，《环境保护法》的内容过多的集中在污染防治上，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仅仅是少量的政策性宣示，规定非常抽象、原则，可操作性差。因此，该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适用于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的。例如：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是在《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法中对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许可证制度、有偿使用制度等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而在《环境保护法》中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却未有明确规定，这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地位不符，也使得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迟缓，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第二，《环境保护法》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立法背景的，其基本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计划、行政主导色彩。行政命令性、行政强制性措施条款占据全篇，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预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很难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比如，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未体现区域性、灵活性特点，政府行使限期治理制度的决定权，环境主体单一，群众参与不足等。第三，受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强烈影响，以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创新为基本目标，1993年以后，共有18部单行环境保护法律被制定修改，有的已经进行过多次修改。新制定、修改的法律在顺应了新的环境保护理念、贯彻了新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如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等；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已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得到修改。这些变化没有及时地反映在《环境保护法》中，使得该法处于尴尬地位，有损其作为基本法应有的效力，且各个单行法之间不协调，重复规定多，更不利于环境保护法制的建设和完善。三、《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有些已经暴露出了不适应新形式的缺陷，亟须进行修改，同时也要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单行法已经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之保持协调一致。（一）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条款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始于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不断的发展，在2002年8月通过并于2003年9月施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它是环境保护法“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环境立法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环境管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产物。相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已显陈旧、滞后。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环境保护法》第12条和第13条，有三点明显不足：一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单一。第13条只规定对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把破坏环境的建设项目排除在外，同时环境影响评价也只是针对建设项目。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的规划环评只字未提；二是忽略对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后评价。第13条规定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只包含了预测性评价内容和防治措施，而《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还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进行跟踪监测；三是公众参与的规定缺失。《环境保护法》全篇中对公众参与未有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当然就得不到体现。而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得一项重要内容，虽有不完善之处，但较之《环境保护法》是有进步的。《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无疑要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作出总结与提升，囿于其基本法的地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侧重于基本性规定即可。首先，扩大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范围，增加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性规定。具体的评价内容、工作程序、文件审批等可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依据。只要对环境能够产生或可能产生影响的规划和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中就包含了涉及到生态保护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这一点不容忽视。更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评价对象也不尽全面，尤其是对法规和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没有作出规定，成为该法的一大硬伤。另外，虽然规定了规划环评，但有一部分规划如国务院的规划，市级、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编制的规划未被囊括，还有部分规划的环境评价从其编制和审批来看，也有事实上被轻视的可能。为了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环评必须得以重视。它除了包括规划环评，还包括法规和政策环评。但是，开展战略环评的难度也不小。缺乏系统的战略环评理论和技术方法，部门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等。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能否全面引入战略环评将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工作。其次，增加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监测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不仅包含评价的结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后续的跟踪监测同样重要。这样的规定使得环境影响评价条款更完满，也能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遥相呼应。最后，对于公共参与，应该放在《环境保护法》总则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使其能贯穿到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这也是环境保护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二）对限期治理制度的完善限期治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除了《环境保护法》对限期治理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单行法都有相关规定。依据《环境保护法》第18条、第29条、第39条规定，限期治理针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或者是位于特别保护区域内的超标排污设施；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行使；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除了加收超标排污费外，还可以处以罚款或责令停业、关闭。总结其特点，应从以下方面改进：第一，扩大限期治理的范围。从《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两类限期治理的范围来看，没有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情形。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源进行限期治理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应该作出同样的规定，从而强化国家的环境监督管理。第二，将行为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中不论是否污染严重，还是超标排污，都没有将它们定性为违法行为，限期治理也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确定超标排污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其中规定的限期治理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具有法律制裁性。因此，《环境保护法》中应该将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要件，这样有助于强化企、事业单位的环境责任，提升污染防治的效果。第三，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按辖区下放到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法》将限期治理的确定权授予给对被治理单位有直接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使，而环保行主管部门只有很少范围的限期治理建议权和较低层次的决定权。这突出表现了“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模式的特点，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也不利于该项制度经常全面地实施。由环保主管部门行使限期治理的决定权则有利于权责分明，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制度发展趋势的需要。第四，增加对环境破坏进行限期治理的规定。《环境保护法》中的限期治理重点是针对环境污染行为。而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的限期治理鲜有规定。限期治理作为恢复、补救措施同样适用于严重的环境破坏性为。例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环保部门也应对责任人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三）对排污收费制度的修改建议排污收费制度是实施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源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些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2002年修改制定的《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已突破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将超标排污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环境保护法》第28条和第37条的规定表明超标排污行为并非违法行为，超标排污的只需交纳超标排污费。而《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将超标排污修订为一种违法行为，即“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同时，依照《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即是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环境保护法》应尽早确定“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制度，将其推广到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领域。2、修改按单一的浓度收费为对不超标排污的按排放总量计征排污费；转向按浓度和总量收费。《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建立在对污染物实行浓度控制的基础上的，未考虑区域的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不利于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在特定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度，《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的规定也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转变。实践中也已经采用了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模式。这种转变要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反映出来。（四）明确清洁生产制度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其实质是贯彻污染预防原则。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用、生产工艺技术的采用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控制，真正从源头上防止、减少污染，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环境保护法》第25条是对清洁生产的规定，但仅仅是作为企业所应承担的义务，没有规定义务违反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于政府在清洁生产方面的责任也未有提及。2003年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我国的清洁生产制度较详细地作了规定，比较丰富和完善了清洁生产制度，但很多地方存在不足，例如，着重于对工业生产领域的清洁生产的推广和实施，对公民个人在生活领域如何消费产品的问题没有涉及；同样，对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的规定不足。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引领下，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环境保护法》有必要对清洁生产制度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基础上，将相关规定的原则性与全面性体现出来，如明确清洁生产制度的主体、实施、责任等。（五）增加许可证制度的规定许可证制度是指环境法所确认的，对从事可能造成环境不良影响活动的开发、建设或经营者，必须向有关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后才能从事该项活动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实行许可证制度意义重大。它是加强对排污者监督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环境管理战略思想三个转变的具体手段。我国许可证制度广泛地被运用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大气、水、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方面，对矿产、森林、渔业、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等。相关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等为许可证的实行也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却没有规定。即使该法的内容偏重污染防治方面，也未对排污许可制度有所涉及。在理论和实务界探讨最热烈的也是针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因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要将许可证制度作为基本法律制度规定下来。特别是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污染防治一章中，更应予以明确。排污许可证制度具有明显和丰富的功能多样性、灵活机动性，适用于污染防治管理的全过程，是环境监督管理中普遍采行和优先适用的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集中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排放上，环境噪声污染没有在单行法中作出规定，对占海洋污染绝大部分的陆源污染物排放没有设置许可证制度；并且各项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法律依据不同，设定主体不明，层级混乱，程序也不健全。如《水污染防治法》中未规定水污染物的排放许可，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污染物排放学许可证暂行办法》、《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相对完整作了规定。《办法》自行设定行政许可权，违反了《行政许可法》有关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规定。对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中确立排污许可证制度，统一规范，将对散落于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产生指导性意义，也易于对该制度进行梳理、整合与拓展。（六）增加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和排污费制度是征收环境保护费的主要内容，它是对“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的反映，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理制度之一。而《环境保护法》因侧重于污染防治领域，仅规定了排污收费制度，其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太过原则、模糊，对于采取何种措施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而实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能够保证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持续发展，也为生态环境破坏的恢复和治理提供资金保障，凸显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我国除了《森林法》规定了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和对占用林地单位开征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法》中规定的草原植被恢复之外，在生态环境补偿费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增加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对征收的对象、范围、标准等基本内容作出说明。四、结语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相对动态发展着的，作为《环境保护法》的支撑，在经历社会一系列变迁之后，理应作出适时调整。而《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是个很好的契机。正是此时，要抓住时代的脉络，贯彻新思想、新理念，以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为基石，完善作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期待这次的修改能为环境保护法律事业的欣欣向荣推波助澜。【注释】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李启家：《中国环境立法评估：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3期。李淑文：《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思考》，载《求索》2007年第1期。吕忠梅著：《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李启家、蔡文灿：《论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整合与拓展》，载《环境资源法论丛》第6卷
1.1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人类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一切资料及生产活动的对象都是直接或者问接的来源于自然界的，人类活动都必须依赖自然界。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人类也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通过生产劳动作用于自然界，不断的改造和利用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自然的时候，强调自然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这种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人类可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并利用好它为人类服务，但是一旦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受自然的报复。
1.2关于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理论
环境意识在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环境行为决定环境意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具有极大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意识理论是建立在其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它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分析了环境恶化的危害，并试图找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对策；它坚持了自然环境对人的客观性和优先地位，认为人的能动性再大，都必须要接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不能对客观的自然环境为所欲为[1]，人要遵守自然环境规律。
1.3关于实践是联系人与环境的中介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指人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实践过程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实践是联系人与环境的中介。马克思曾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是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才能作用于自然，不断改造和利用自然，使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达成一致。人类通过生产劳动这一实践作用于环境，从环境中获取物质资料，从而满足人类的需要。
2.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为此我们付出了资源恶化和环境破坏的代价。过去长期实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消耗、能源消耗浪费很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看，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资源的人均占有率非常低，水土流失、土壤沙化、草原退化、河流污染等等都威胁着国家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1传统发展观念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转变
传统发展观念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其核心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片面追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依靠的是高强度地开发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种发展观念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资源恶化和环境破坏的代价。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却没有相应的得到提高。传统发展观念忽视了经济增长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得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2.2生态环境意识严重缺失
80年代环境保护就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21世纪开始生态文明战略也得以实施，但是，战略设计与实际执行之间仍然有着较大的距离，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观念与利益取向没有根本转型[2]。“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传统观念使得我们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丧失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警惕。我国大多数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出现了人们一味追求高档消费、过度消费、盲目攀比、为消费而消费等非理性消费，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在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下，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发展优势比较明显。而且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往往会以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收效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生态环境意识严重缺失。
3.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启示
3.1转变发展观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废弃物的回收重复利用，从而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广泛应用先进信息技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向绿色生态转型。发展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一致。在制定重大发展规划时，要考虑到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引发生态环境问题。
3.2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
大力普及环保意识，使人民群众树立起正确的生态文明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起人人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崇尚自然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加强对群众自然环境知识的培训和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紧密联系，增强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同时促使人们树立起新的生态伦理观。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和消费习惯，注重培养人们的环境公德和环境法律观念，切实提升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建立环境教育基地，通过人们的实际考察和学习、实践，使他们提高认识水平，感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达到增强环境意识的目的。
3.3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行绿色消费
要缓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要求我们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进行合理、适度消费，同时还要进行绿色消费。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总会消耗完近。绿色消费是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同时，减少对资源的消耗，把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尽可能地循环利用，尽量降低污染的消费模式。所以，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要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提倡健康文明、适度的消费理念，发展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健康的消费模式。
3.4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