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关人口研究的著作中，费孝通先生的这本《生育制度》不得不说是一部经典著作。作者从中国本土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实例为我们展现了他眼中中国人缔结婚姻之由，进行生育之故，这是人口学中国化研究的代表之作，书中蕴含的人口思想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生育制度》讨论的并不是全世界或者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移或变动，抑或详述人口控制的方案，而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家庭这个微观单位入手，展现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书中讨论的内容以一个孩子的出生为中心点，向前追问男女双方为何要结为夫妻，向后考察孩子的抚育问题、家庭财产继承问题等。用费孝通先生自己的话说，“生育制度中就包含着生和育的两部分”①，于是生和育这两部分就对应了孩子出生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出生后的社会化的步骤。按照这样的思路，费孝通先生认为男女缔结婚姻不是出于生理性的原因，而是为了种族的绵延，因为结婚的目的是为了生育。而在一个孩子出生之后，社会性的父母比生物性的父母更为重要，因为孩子需要在双系抚育中得到社会所需要的能力，从而家庭具有了完成社会化的功能。而关于社会与人口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是这样说的：“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而社会的完整必须人口的稳定，稳定人口有赖于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因之引起了种族绵延的结果。”②而最低人口的维持是是社会能够完成新陈代谢的机制。为了能够使社会不断的继替，资源得到传承，就需要家庭抚育孩子，由于需要新的人口不断补充到社会中，人们就需要结婚生子，因此生育制度就是用来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一种文化制度。
从《生育制度》这本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这本书从家庭的微观视角切入，讨论的范围是家庭以及其延伸出来的亲属制度和亲属扩散，从家庭入手的控制人口的“以少继多”的方法可以解决资源在代际传递时可能会遇到的矛盾与冲突。第二，婚姻的目的在于生育、维持宗族的继替，保证社会功能的完整性。因此婚姻是社会性的，家庭的组合是社会性的，生育也是社会性的，结婚并不是人的原始本能的反应，因为人们有能力从性和生育的连结中抽出身来。因此本书论述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家庭的组合是以宗族延续为目的的，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各项讨论。第三，书中探讨的人口控制措施是建立在人口数量与社会资源的关系的基础上的。种族的绵延是为了不断满足社会结构的完整，但是过多的人口会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出现冲突和混乱，因此在这本书中人口数量与资源的继替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点与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有相似之处。
在人口控制方面，费孝通认为限制人口的是为了使家族资源得到更好的继替，并没有客观的指标规定一对夫妇要生多少个孩子，“以少继多”的资源继替方式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出的，是一种生活经验的积累，同时这也是生育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具有弹性的地方。费孝通论述的生育制度首先是在家庭范围内的，再向外扩展到宗族，这样的论述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做出的一种解释，然而在当前社会，我们国家在生育方面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财产继承方面有法律法规的规范。这样的社会与费孝通先生做研究的社会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靠作为一种文化制度的生育制度来调节人口似乎已经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但当前膨胀的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关系紧张，当这种紧张关系突破临界值后将用怎样的机制来抑制人口的过剩？需要依靠自然机制、文化机制还是政府的强制力量？在工具理性占据上风的现代社会，婚姻究竟是一种实现宗族绵延的工具还是获取利益的手段？或者包含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含义？这些由《生育制度》一书中引申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生育制度》一书认为生育制度是一种文化制度，其作用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生育制度是生殖如何从生物属性转化为社会属性的支点。生育制度不仅仅是人们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的问题，更多地包含了随着孩子的出生随着而来的一系列社会责任、社会化、宗族内的关系等问题，是一个复杂庞大的被中国文化所渗透的体系，同时也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并没有研究大范围内的人口变动或是从宏观角度入手探讨中国人口变迁情况，而是从家庭的微观角度入手，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探讨了生育的意义，因此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口学的思本之作。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5。
口述史专题研究口述史的生命在于深入田野，在于具体而微的专题研究，有的学者即以此来分享对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的体会。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通过呈现新中从建立之初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到后来逐步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历史进程，即从“先工”到“优农”的战略转向，突出共和国的时代和制度背景对开展相关口述史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刘世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绍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案概况，指出轰炸受害者在口述中“情感度很高”，研究者应尽量减少干预。受访者的记忆多样、杂糅且叠合，因此，口述记录要与档案材料相互参照，相互印证。辛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报告了其团队对西方学人艾伦・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哈里・迪金森（HarryT.Dickinson）的口述访谈细节，指出口述受访者也有较强的主动性。在关注个人生命史、学术教研史和在华经历的同时，辛旭还提出了关于西方儿童史的口述史计划。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通过报告藏区的口述访谈及其对藏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口述史应被看作一种任何学科都可借鉴的方法。王春英（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以“5・12”地震灾难幸存者口述访谈为主题，认为口述史对灾难发生时的情景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对灾难经验的总结可以增强危机意识，促使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并对灾民生活予以持续关注。王国平（都江堰市政府文化产业科）同样关注了“5・12”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指出要特别注意由于受访者心理阴影造成的幻觉描述等问题。
人类学与口述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与田野经验，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借鉴资源，同时，口述史也推动了人类学对自身的反思。张佩国（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认为口述史的实践面向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每个研究领域。在民族志实践中，口述史对探索连接历史和当下的“介质”具有特定意义；民族志的“表述权威”“道德感”等田野工作伦理，又对理解口述文本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张江华（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以其在广西的田野调查为实例，指出口述材料一旦形成文本后，容易产生“去脉络化”的现象。而且，由口述对象书写的文本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口述史学者倾向于在案头准备中预设问题，而人类学家则更强调“观察”的意义。彭文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典范叙事”（examplarstory）的概念，即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具有本地特质和认同感的叙事，而谣言、记忆等话题对口述史研究都非常重要。抗战时期美国飞行员在凉山州被当成奴隶使用的谣言与搜救队的进入就形成了一种“典范叙事”，也呈现了民族国家的构造与叙事过程。张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从人类学学科史的角度强调了其与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口述历史是由研究历史实践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它具有不同的表现特质与呈现形态，并涉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因此，口述历史“为人类学细致考察和深思不同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之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关键路径”。汤芸（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以民主改革口述实践为例，指出“物”在口述访谈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肥皂、军用桶是一种标示记忆点之“物”，汽车、白米饭则是一种寄托口述人情感之“物”。因此，口述史不仅关乎“人”，也关乎“物”。
在圆桌会议中，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在口述史实践和研究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对该领域的影响。张佩国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区分口述史的方法究竟是历史学的还是人类学的，双方都可借鉴，口述史恰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的空间。定宜庄则指出，在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已成为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时，历史学的功底和长处或许才是口述史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王先明则提议跳出人类学或历史学窠臼，追溯传统中国“口口相传的历史”，并将其与当代中国史学眼光向下的重大变革结合起来。左玉河通报了口述史研究领域几项动态（唐纳德・里奇等人的《牛津口述历史手册》中文版及《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即将出版，“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的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拟于年底召开），并提出口述历史进课堂等建议。最后，王东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论坛作了整体总结。他指出这是一场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间的深度对话，与会学者在对口述史的多元认知方面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强调了对口述史的史学性认知。口述史的意义之一或许就是帮助历史学家“做一个转身”，对自身研究展开反思。
一、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的转变，国家计生委提出了“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一时间国内学术界关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研究呈现出爆炸性激增的趋势。但从总的层面来看，由于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社会的概念提出不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因此为了深化和推进人口均衡问题的探讨，对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就成了一项极其必要的工作。
二、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学界，较为系统深入的“人口均衡”的概念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94年，此后“人口均衡”的研究始终在缓慢的进展。2009年，随着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方针的制订，建设人口均衡社会的理念吸引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截至2012年，根据现今有价值的相关文献材料，可以将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特点。
（一）早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早期阶段大致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9年，在这个阶段有两个研究值得我们注意。
胡伟略在1994年发表了《市场经济与均衡人口》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提到，西方适度人口理论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均衡分析和最优理论，但是适度人口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存在着困难。因此他认为应该用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的理论工具结合起来研究人口和经济，明确建立和发展均衡人口的理论。他使用了经济学中建立在供求分析基础上的均衡分析，从微观和宏观动态的考察了经济与人口的关系，认为是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人口均衡发展的前提，最后他从政策建议的角度提出了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均衡。
李涌平在1996年发表了《决策的困惑与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一文，他在这个研究中从政策建议的角度出发，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人口均衡政策的观点。在这篇的研究中，李涌平敏锐的洞察出国内当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贷款还债的风险的现实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人口均衡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是人口和经济的综合决策要求。
（二）中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研究的中期阶段大致为2010年至2011年。这个研究的阶段和早期研究的阶段相对比，体现出相关研究发表的多和快的特点，这和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会”的召开并制定“科学制定人口规划，引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方针是分不开的。在这个阶段有一些重要的研究需要我们引起注意。
首先是2010年人口研究编辑部在《人口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一文。这篇文章中包含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翟振武教授和杨凡博士、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穆光宗教授对于人口均衡发展概念从不同角度的定义和实现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观点。
接着，陆杰华和黄匡时在2010年末发表了《关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几点理论思考》一文。在他们的这篇研究中，他们从《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社会出发》这篇研究出发，认为当时的决策者和学界对人口均衡型社会概念框架大都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认知；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机制和政策以及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中人口治理模式的转变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们认为大体而言，与人口均衡型社会相关的理论框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学领域的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内外均衡理论等；二是涉及人口、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三是人口方面的理论，包括适度人口理论、人口安全观、大人口观和两个统筹思想；四是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包括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等。同时，他们论述了人口均衡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系，认为人口均衡型社会包含了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部分内涵，并且人口均衡型社会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紧密相关和密切关联的。最后他们提出了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面临的几个挑战和几点设想。
同样在2010年，侯亚飞发表了《人口城市化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一文，他在这篇研究中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在制度上及时创新，将传统的二元化人口管理转变为一元化人口管理，主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在这篇研究中，似乎能够看到作者对人口均衡发展的认识不仅有数量意义上的均衡，还包含了结构意义上的均衡。
在2011年，穆光宗发表了《构筑人口均衡发展型社会》一文。在这篇研究中，他明确的提出和论证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不仅要实现数量意义上的供求均衡，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要实现包括年龄、健康、发展和人权等结构意义上的契合均衡。可以看到，穆光宗将人口均衡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了深化。
（三）近期的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近期研究阶段是2011年至今这段时期，不同于之前阶段，这个阶段大量的研究呈现出更具体的特点。
2011年，茆长宝和陈勇发表了《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他们通过对西部人口数据的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进入21世纪以来，西部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及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呈增长态势，其增速高于同期全国水平，且西部各省间发展差距较大；（2）西部地区人口发展水平较低，属由启蒙后期进入过渡前期阶段；（3）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度，，属由轻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4）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较低，属过渡阶段。在研究的最后他们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的几点建议。
与该研究相类似的研究在这段时间居多，有章文彪2011年发表的《浙江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实践与思考》；钱芳莉2012年发表的《珠海市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实证研究》；单良，申玉侠和徐峰云2012年发表的《人口均衡发展视角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研究》；朱海龙和刘晓凤2012年发表的《从人口结构谈湖南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研究》等。这些研究基于的地点不同，所得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这些研究具有很多的相似点。
三、对于人口均衡发展理论的国内研究现状的评述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