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二)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要素+体制要素+政策要素+技术要素+服务要素1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2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3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4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二、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1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2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1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2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1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2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1口岸服务的透明化。推进以转口贸易统计为抓手的转口贸易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工作，形成海关、外贸、统计等部门统一的管理机制，为进一步推动转口贸易功能开发打下体制基础。在理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转口贸易的市场运作机制提供导向，形成为转口贸易服务的各种咨询、信息等中介服务体系。2口岸服务的创新化。一是就现行政策中有关发展转口贸易的各种条文进行总结、归纳，使政策更好地为实践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二是以浦东先试先行，为优化口岸服务提供体制和制度依托，深化落实浦东外汇改革“九条措施”，营造良好的金融氛围，积极引进更多的国内外物流、贸易企业落户上海，扩大转口贸易。三是深化推进“大通关”建设，一方面加快“电子口岸”建设进程，促进货物便捷通关，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海关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改善服务监管模式
一、行业集中度低，企业之间恶性竞争
我国国际贸易发展速度很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基本以每年20%多的速度增长，有些年份甚至达到30%多。但是国内某些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变化不大，各个行业集中度都比较低，贸易主体多，行业规模小，对外缺乏统一的声音，自然缺乏影响力。2008年，我国共有钢铁企业1000多家，其中居前九名的钢企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40%；而欧盟前四家、日本前四家和韩国前两家钢企的产量分别占其地区和本国总产量的73%、75%和85%（刘刚，2009）。国内钢铁行业的铁矿石需求方基本是由三种力量组成：一种是代表大型国有钢厂利益的集团，他们在经济和政策上都拥有一定优势；一种是中小型的民营钢厂，自负盈亏，经济效率相对较高，但受到一定的限制；还有一种是贸易商，为赚取价差而存在。所以，虽然整体上我国作为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拥有比较大的议价优势，但由于内部力量的分化，使得整体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大豆、棉花等都是这种情况。在铁矿石的进口中，虽然中刚协极力协调，希望能够承担谈判的主角，但是中刚协与各钢厂并没有那种天然的联系，也得不到钢厂的充分信任。而反观铁矿石的卖方，市场主要由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主宰，行业集中度高。我国的稀土虽然具有资源垄断优势，但稀土行业没有培育和形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骨干企业，行业企业众多，集中度低，产能过剩必然导致价格的恶性竞争。近几年，国家也在进行稀土相关企业的整合，如包钢稀土对北方稀土企业的整合，但是要形成具有话语权的企业和市场地位，不是靠国家政策可以完成的，一定要通过市场竞争，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从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最后成为行业翘楚。
二、期货市场小，缺乏国际影响力
一个国家要掌握商品的定价权就必须要有对国际有影响力的期货交易场所。现代社会，金融资本在商品定价权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一般来讲，期货交易所中商品交易量越大，交易越活跃，就越容易撑握商品的定价权。目前，我国有3家期货交易所，只有10个交易品种，而美国商品期货市场则有多达348个交易品种。交易品种稀少、市场规模小、市场开放度不高、市场参与者有限等因素制约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使之难以发挥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作用。目前，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基本上掌握在几大期货交易所手里：国际石油价格的确定主要由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期货价格决定；国际农产品价格主要以美国芝加哥期货价格作为参考；国际金属价格主要参照英国伦敦期货价格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宗商品进出口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价格。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企业在商业秘密的保护等方面缺乏管理经验，外国的供应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或预测我国的库存状况及采购时间、品种和数量，利用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抬高价格，赚取巨额价差。此外，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利用期货市场避险的能力以及我国没有相应的国内期货市场进行价格风险规避，这就使我国企业进口面临的价格风险绝大部分由自己承担。
三、产品技术水平低，产能弹性缺失
我国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产品占比一般在50%以上，而一般贸易相对不发达，且我国加工产品企业大多处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的产品制造环节——即价值微笑曲线的最底端。我们知道，制造环节相比其它六个环节是创造价值最低的环节，如我国稀土主要是应用在传统领域，应用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不到50%，特别是在稀土新材料领域，我国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如在国际军工材料市场上金属钕、金属镧、金属镝、金属铽等提炼于稀土的稀有金属，其粗材与精材的纯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价格就几乎翻1倍。而目前的现状是国际市场的稀土精材多为日、美等国以技术优势掌控，而我国出口的多为稀土氧化物或其他合金型低附加值稀土加工产品。无论作为资源需方或是供方，中国企业在产能运转率方面都缺乏一定的弹性，产业链短，很多企业局限于初加工环节，这就直接造成了在市场向好时，企业快速扩产满负荷生产，过度竞争造成全行业利润微薄；市场一旦下滑甚至持续低迷时，企业只能适量减产，却慎言停产，必要时借助政府之力拉动需求。正是这样缺乏弹性的工业产能，让中国无论作为供方还是需方都面临相对于交易对手的过剩问题。像我国钢铁行业7亿吨产能如不能弹性运转，面对市场的变化，三大矿仍有底气漫天要价；即便上期所开设了铜、铝、铅、锌、钢铁等所有的金属期货，具有反映和放大供需关系的期货价格仍然不能反映中国的利益。
四、商品信息体系建设滞后
【关键词】贸易条件影响因素
一般意义而言，贸易条件的发展趋向无非两种，一种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一种是贸易条件的改善。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一国贸易利益或经济福利的减少，同时也就意味着其贸易伙伴国家贸易利益的增加，而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一国的贸易利益或经济福利的增加，同时也就意味着其贸易伙伴国家贸易利益的下降。因而，贸易条件主要研究国家之间究竟按什么样的比例来相互交换商品，它反映一国或某一行业或某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实力或竞争地位的指标，其经济学含义是每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如果在一定时期出口一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基期有所增加，则该国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则恶化。因此，贸易条件也是衡量一国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相对于进口）的重要指标。
一、贸易条件的不同形式
理论上而言，贸易条件有三种不同形式，即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
（一）价格贸易条件
价格贸易条件也称商品贸易条件，纯易货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指数之比。实际上，价格贸易条件反映了一国的进口能力，即出口一个单位价值的产品能够进口多少单位价值的产品。当贸易条件恶化时，这表明出口同一个单位价值的产品能换回的进口产品单位价值比过去少了，也就是出口商品进口能力的下降。当贸易条件改善时，则意味着一国贸易利益的增加。这是一个最具实用价值的指标。不过，它并没有反映出国际贸易活动中商品结构和质量的变化，也不能说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变化的原因。此外，使用此指数还存在一个选择基期比较困难的问题。时间选得短了，贸易条件的变化不明显，选得长了，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己发生变化，因而不再具有可比性，所以需要用其他的指数加以配合使用。
（二）收入贸易条件
收入贸易条件是用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乘以出口商品数量指数得到的。它反映了一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的大小，即根据这一出口收入所能获得多少进口商品。我们把收入贸易条件称作出口基础上的进口能力，而不是全部进口能力，因为一国的进口能力除了通过出口而带来的进口能力外，还包括因资本流入和劳务输出报酬汇回等带来的进口能力。对于价格贸易条件来说，一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同时意味着其贸易伙伴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对于收入贸易条件却可以达到双赢的情况。
（三）要素贸易条件
要素贸易条件又分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
（1）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单要素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与本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指数的乘积。该指标表明国际贸易实际上是间接生产要素的交换，同样会受到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表示包含在出口商品中的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进口商品数量。该指标的特点是把价格变化和生产要素生产率联系起来，反映了要素生产率变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单要素贸易条件说明即使NBTT己经恶化，但只要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这类贸易活动仍对出口国是有利的。
（2）双素贸易条件指数。双要素贸易条件是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乘以本国出口品生产率指数与外国生产本国进口品生产率指数之比。该指数表示的是出口商品中所含的每一单位生产要素能够换得的进口商品中所含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它反映的是一国进口的真实资源成本的变化，包括两国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要素贸易条件表明，一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过了价格的下降或上升的幅度，而不是取决于价格贸易条件本身。
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贸易条件变化
（一）改革开放我国的贸易条件变化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世界发展报告》等相关资料计算，我国20年间商品贸易条件在波动中下降，而同期发达国家商品贸易条件却呈上升趋势我国商品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我国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科技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上属于低价位产品；二是由于我国外贸经营体制改革后，同业竞争加剧，价格战往往成为主要竞争手段；三是我国进口商品多属于高技术含量的高端机电产品，其价格具有一定刚性，尽管80年代以来进口商品平均价格也在下降，但远不如出口价格下降得快。据有关学者研究，8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平均售价下降9.7%，而同期世界平均出口售价上升16.6%。而在90年代中，情况仍未见好转，多数年份出口商品平均售价绝对下降，仅有94、95年回升3%，但同期世界出口商品平均售价上升13%，我国出口商品售价相对仍然下降。进入21世纪以来，价格下降趋势仍未止住。在发达国家出口商品平均售价相对提高，商品贸易条件的上升的趋势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对外出口增量却减价的现象使得贸易利益大量流失。
（二）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取得成就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贸条件有所恶化，但我国的对外贸易事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外贸体制也在不断地改革与完善中。首先是贸易规模与开放度演变。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不足1%，排名世界第32位。此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在我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引下，进出口总额在80年代以年均11.15%的速度增长，到1990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己经达到1154.4亿美元，跃居世界第15位，90年代以来我国外贸增长速度高达年均18%。迈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际贸易额增长迅速。2000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为4742.9亿美元，2005年己达14221.2亿美元，增长199.84%。我国己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其次，从贸易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对一个国家而言与外贸总量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贸易结构中，出口商品结构对于一国能获得多少贸易利益尤其重要。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意味着出口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变，从以粗加工产品为主向以精加工产品为主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改善的三大主要原因。但是，尽管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我们还是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出口商品普遍附加值不高，高技术产品多为外资企业加工贸易的业务，自有科技产权和品牌高附加值出口品极少。因此，我国在对外贸易中所获贸易利益比率较小。如何防阻贸易利益的大量流失正日益成为我国外贸发展中所面对一个重大问题。除了以上分析的出口商品结构外，服务贸易相对于货物贸易的比重也是一个重要的结构变量。
三、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
贸易条件的变动对一国的经济利益有重要影响，那么那些因素影响着贸易条件的变化呢？贸易条件的变化主要是由进出口价格指数的变动决定的，更准确地说，是由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变动决定的。我国贸易条件出现的恶化趋势，主要是由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下跌，而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所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动主要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引起的。引起我国进出口商品供求变化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因素。经济增长可以由生产要素的增加而引起，也可能由技术进步而引起。经济的这种增长，会引起该国进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从而引起一国贸易条件发生变化。①要素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在国际贸易中，很少发生两国两种要素同比例增长的情况，大多数情况是一种要素的供给增加比另一种快，要素供给这种有偏向的增长，会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偏向于生产中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这一边。劳动要素更快的增长，在短期内会造成劳动的价格相对于本更便宜，生产过程中需要密集使用劳动的纺织品就会变得相对便宜。因此，一国某要素（比如说是劳动）供给增加更快，最终会使生产中需要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如果该商品是出口商品，则出口商品生产要素相对供给的增加，会导致该国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下降，最终导致该国贸易条件的恶化。②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相对于由要素积累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来说，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要复杂得多，这不仅是因为技术进步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程度会有所不同，而且技术进步的性质不同也会对各部门内部生产要素的配置比例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对部门的产出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带来不同的影响。
（2）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东道国贸易数量的增长、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生产率提高等一系列效应，而这些效应又能对东道国贸易条件和贸易福利产生影响。①对外直接投资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FDI的部门流向会对东道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如果FDI流入的是东道国的出口优势部门，那么将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加、出口量增加。如果该国是贸易大国的话，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加，当国际需求保持相对稳定时，将会使出口价格下降，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还容易引起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泛滥。②FDI对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由收入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可知，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和出口量的变动。由上面的分析，FDI的流入对东道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最终影响并不确定。③FDI对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由要素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可知，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出口劳动生产率或出口相对进口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FDI在多数情况下，趋向于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
（3）商品结构变化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逐渐上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升级，长期来看对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是有利的，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因而出口产品还处于较低的价位水平。进口商品中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工业制成品中的低技术产品由于我国国产能力的不断提高，需求减少，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对中高技术产品需求旺盛。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进口商品的价格短期内难以降下来。由于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由该国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因而分析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还必须考虑到我国的产业结构状况。
（4）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到80年代末，已经基本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2005年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已达到93.6%，出口商品结构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与此同时，贸易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2005年的贸易条件指数只有60.5，比1981年的123.4下降了50.97%。这与我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很大，附加值低，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的价位水平分不开的。这就说明，导致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低度化的产业结构状况是制约我国贸易条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5）汇率因素。汇率同贸易条件之间也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汇率是一国货币同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是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因此本外币比价之间的变动必然直接导致以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自1994年我国官方汇率与外汇市场调剂的市场汇率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贬值，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出现下降趋势，而进口商品价格却相对提高。因此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可忽视。汇率是影响一个国家进出口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经常作为调节一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而国际收支状况又与贸易条件密切相关。通常认为，一国货币贬值一段时间后，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就会逐步改善。但是，由于货币贬值会造成一国进出口商品本币价格的同时上升和外币价格的同时下降，因而货币贬值是改善还是恶化了一国的贸易条件，还与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有关。
四、我国的贸易条件变化趋势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的贸易条件不容乐观。首先，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有着恶化的时间趋势。如果不采取改善贸易条件的措施，中国贸易条件在未来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其次，仅仅简单增加制成品出口份额难以改善价格贸易条件。目前，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划分只是对产品的简单划分，不能够体现产品附加值及技术水平的高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增加并不能改善中国贸易条件。最后，收入贸易条件未来可能会下降，中国存在贫困化增长可能。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实现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变，但其出口中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分工，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很大的比重，未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数量扩张可能会导致价格下降，贸易条件下降。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基本满足“贫困化增长”条件，因此，如果不改变中国贸易模式，中国可能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因此，必须提出有效的对策，对其加以改善。必须注意的是，以上的结论只是一种短期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长期来看，价格贸易条件会出现改善趋势的，当然这不会自动实现的，针对短期价格贸易条件下降趋势，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加以改善。
参考文献：
[1]张烨.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西安交通大学，2002.
[2]赵玉敏等.总体趋于恶化一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02.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
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关键词：贸易利益分配机制转变
传统分工与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
古典贸易理论在严格的假定前提条件下，尤其是假定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前提下，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形成机理与贸易利益分配。由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提出的相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只要根据自身的相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即根据自身拥有的要素禀赋特点进行专业化生产，生产和出口本国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本国相对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就能通过国际分工与贸易增加产品总产量，给国内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扩大消费选择范围，从而通过本国的要素禀赋获得贸易利益。因此，国际分工与贸易对贸易国双方都是有利的。
新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建立H-O模型将李嘉图提出的单要素模型扩展为包含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双要素模型，并提出，在技术水平相同和资源禀赋不同的条件下，如果参与分工与贸易的两国都能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那么两国的国民福利水平将得到提高，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两国都能获得贸易利益。不过，各国国内的两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贸易利益是不同的。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andSamuelson，1941），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会使出口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充裕要素的收入提高，而使进口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稀缺要素的收入下降。
新贸易理论突破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机会成本不变、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机会成本递增以及两者共有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条件限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不完全竞争、机会成本递减、规模经济及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提出了即使两国生产和需求条件都相似，规模经济的存在也能够提高国家福利水平，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上升，使贸易对双方有利并可以继续进行。
虽然传统贸易理论对传统国际分工与贸易的阐述不尽相同，但是传统的贸易利益分配具有以下几个共性：第一，贸易国之间的贸易对象都是最终产品，国际分工形式表现为产品分工。如果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么最终产品可能分布于两个国家的不同行业，即初级产品行业与制成品行业。第二，国际贸易能够增加世界总福利和各国福利，不过各国国内的贸易利益分配表现为各要素之间收入的分配。第三，贸易国对于贸易产品可以获得完整的贸易利益，不需要将其中的一部分利益分配给贸易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章丽群，2009）。
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的贸易利益分配
随着全球分工的发展和细化，实际的分工与贸易状况也在不断变化，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逐渐替代传统分工与贸易形式，成为当今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主流。在这种形式下，贸易对象不再是最终产品，而是各个工序（或生产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国际分工不再是产品分工，而是工序（或环节）分工，相应的贸易利益分配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曾铮，2009）。
（一）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以价值链上价值增值为依据进行利益分配
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再仅仅依靠各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进行分配，而是以工序分工中价值链上价值增值为依据进行利益分配。正如价值链中所描述的价值增值曲线或“微笑曲线”一样，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能创造出等量的价值，只有某些特定的工序（或环节）才能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在工序分工形成的价值链中，朝上的两端体现出更多的附加值，也就是说处于技术环节和市场环节的工序能产生更多增值，相应的要素收入或获利最多；而处于价值链底端的生产环节，附加值最低，即处于生产环节的工序产生的价值增值最低，相应的要素收入或获利最少。
随着全球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发达国家逐渐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科技研发与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价值增值的环节，控制产品的核心技术与经营技巧，把加工制造等价值增值较低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通过生产链上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外包，把本国相对缺乏的低技能劳动力转移到国外生产来降低其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技术、资金与核心品牌，只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环节的转移，通过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参与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处于价值链中增值较低的环节。因此，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一种产品的价值中可能包含了多个国家多种要素的价值，产品生产不再完全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函数，贸易利益不再是整个商品的获利都归一国所有，贸易利益的分配将更加复杂。
（二）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利益的分配呈现非对称性
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能够通过跨国工序分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中的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等），而使发展中国家仅仅从事如加工、装配等价值增值较小的环节的生产，在全球形成了跨越多个国家的价值链和贸易链，所以，贸易利益的研究较从前更加微观化，更加偏重于工序分工利益，贸易利益的分配取决于各参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具体表现为在全球价值链中各阶段的增值，贸易利益的分配呈现出更强的非对称性。
第一，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获得高额的贸易利益。由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掌握着资金、技术等核心生产要素，控制着整个产品价值链的生产和分工，掌握着更多经营信息，因此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能够通过利润的内部转移和歧视价格等手段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
第二，对于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而言，主要可获得税收收入。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对生产和分工具有极强的控制力和更多的内部信息，一般可通过其内部贸易的方式，运用转移定价等手段逃避税收，吞占参与国的部分贸易利益。
第三，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对分工与贸易的控制力，这些企业在技术上一般难以与之抗衡，只能参与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同时，由于跨国公司的高工资、高待遇造成的本地企业人才的流失，本地企业经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也面临着极大困难。因此，本地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第四，参与工序分工的其他国家的就业者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资收入。外资企业尤其是大的跨国公司为了竞争得到更优秀的人才，一般给出的工资要比同行业公司的工资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国内就业者的工资。
有关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近年来虽然一些参与工序分工与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数量大增，但是只能获得出口利益中的极少部分，绝大部分贸易利益都被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获得。原本由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说明的本国丰裕要素通过贸易能够获得较高报酬的说法，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却成了本国稀缺要素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在本国获得较高收益。比如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和技术，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在本国进行生产，本国丰裕要素—低廉的劳动力只能参与加工工序生产，获得最低的价值增值和要素收入，而跨国公司自身的资金和技术却可以参与微笑曲线两端工序的生产，获得丰厚的回报。
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转变
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要素是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各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产品并参与国际贸易，因此，贸易利益是贸易国通过发挥本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获得的。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条件下，随着分工的深入和细化，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实现全球流动和全球配置，贸易利益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极大转变。此时，贸易利益的分配标准不再是销售额，因为一个产品的销售额中涉及到多个国家和企业，销售额并不能代表各自的利润所得，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才是此环节的分工与贸易利益，因此，贸易利益表现为各国在全球分工工序（或价值链）上的位次，具体表现为各产品工序中的价值增值。
（一）利益分配的前提发生改变
传统分工与贸易中假设要素不能在国际上自由流动，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放弃了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认为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可以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实现全球流动和资源配置。
（二）利益分配的内容发生改变
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由产品分工转向工序分工，贸易对象也随之由传统的最终产品转向工序分工对应的中间产品，所以，原本根据最终产品的一站式贸易利益分配也不再存在，贸易产品中开始包含多个国家或企业的价值贡献，利益分配的内容更加复杂。
（三）国家获得的贸易利益发生改变
在传统分工与贸易中，贸易国可以凭借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完整的最终产品的贸易利益，不必分配给贸易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由于贸易产品由多个国家或企业的多个工序生产，产品的价值本身就包含了多个国家多种要素的价值，因此，此时的贸易利益或产品生产收入不再完全是国内生产要素的函数。
（四）要素获得的贸易利益发生变化
在传统分工与贸易研究中，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表明，本国的丰裕要素可以通过贸易获得较高的回报，这是因为H-O模型告诉我们一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要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本国原本丰裕的要素其要素收入会相应提高；而在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中，本国丰裕要素并没有获得较高报酬，本国的稀缺要素由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的方式在本国获得较高的收入，比如中国丰裕的劳动力在国家开放的经济政策下依然只能获得较低的劳动收入，而本国稀缺的技术和资本是中国引进的主要内容，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回报。
（五）贸易利益分配的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传统的凭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获得的互利互惠的贸易利益形式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转变成在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以工序（或价值链）上的分工位次和价值增值量为分配标准的利益分配形式。上述转变可以由表1清楚地展示出来。
基于以上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中国呈现出出口贸易数量大增、但出口利益并不理想的局面，国内技术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仍有待改善，建立在此贸易利益分配机制上的绝大部分贸易利益都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直接获得，贸易利益分配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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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琳.国际分工、利益集团与贸易摩擦[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6.曾铮.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研究—基于新兴市场国家视角的理论和中国经验[D].中国社科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贸易理论体系；贸易理论分类
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趋势。传统国际贸易方式的融合、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融合、商品贸易与要素贸易的融合、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市场开放化和市场内部化的融合等等现象使得当代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混合化，甚至很难分清楚哪些交易是国际贸易，哪些交易属于国际投资，哪些交易属于服务贸易，哪些交易属于要素贸易。
随着国际贸易现实的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贸易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博弈论和模糊数学等等不断地与贸易理论融合对接交叉，使得贸易理论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它使我们对贸易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对贸易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的把握越来越糊涂，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难以分类，难以分清其隶属的知识模块。
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也为我们带来了两个麻烦：一是在高等学校的专业课教学中，不同版本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教材内容差别很大，贸易理论体系和章节安排差别很大，哪些理论该讲，哪些理论不该讲，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取舍排序。二是在贸易理论研究过程中，因为理论体系和理论逻辑关系理不清楚，科研选题的理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哪些领域是成熟的，哪些领域是前沿的，哪些领域是残缺的，很难说清楚，导致一些学术论文和研究课题的思路和方向本身就出现了错误。我们没有采取文献综述的方式来写作这篇论文，主要是不想拘泥于流行的形式主义做法，力求简单实用，能够说明问题。
二、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的若干思考
（一）国际贸易的制约因素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不同的贸易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不同的制约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的，因此，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可以从贸易格局的制约因素入手对贸易理论进行类型划分。从广义上来看，贸易格局的形成与变化受制于四大因素：生产供给因素、市场需求因素、市场结构因素和贸易政策因素。因此，贸易理论体系也就由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以及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四大模块构成。不少教科书将贸易理论与贸易政策做出了严格区分，我认为从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角度来说，过分严格的区分很容易造成误解。
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等分析的都是成本和价格因素与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价格（成本）理论，这属于国际贸易供给理论的范畴；波斯纳的新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材料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关注的是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非价格理论，这是另一类型的国际贸易供给理论。
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是较早进行国际贸易供求均衡分析的理论，该理论不仅强调供给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更加重视两国的相互需求强度对贸易格局、贸易条件贸易收益分配的影响；而后出现的新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一直沿用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方法，在重视供给因素的同时没有忘记需求因素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瑞典林达尔的需求重叠理论以及70年代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同样是更加看重需求因素（需求偏好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和可变性）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这些都是国际贸易需求理论的重要代表。
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现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更多涉及到了市场结构差别、不完全竞争与垄断、国际市场的内部化和封闭化等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相关理论文献主要是研究市场结构因素的，因而可以称为市场结构贸易理论。例如，布兰德和斯潘塞关于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研究、克鲁格曼关于规模经济和国际垄断对贸易格局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导致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地区性国家集团导致的关税同盟理论、协议型国际分工原理等等都非常重视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甚至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例如，贸易条件恶化论、国际不等价交换理论、内生性增长理论等等同样给予市场结构和不完全竞争因素更加重要的地位。
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贸易政策始终都是影响国际贸易的最直接的因素，国际贸易政策研究从广义上可以归入贸易理论范畴，从狭义上也可以排除在贸易理论之外，单独作为贸易政策进行分析。事实上，大量的贸易政策研究文献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涉及到纯理论问题，例如，贸易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分析、最有关税和有效关税的研究、国际垄断同盟的定价策略、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分析、关税同盟与共同市场的研究、WTO所涉及的规则和伦理问题等等都涉及到基础理论问题，人们很难界定它们是理论范畴还是政策范畴。因此，从贸易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把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做出过于严格的区分。
（二）贸易理论的研究角度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和层次、关注的利益主体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贸易理论研究的角度、关注的主体、考察的范围、所在的层次不同将贸易理论划分为：微观贸易理论、中观贸易理论和宏观贸易理论三个模块儿。
微观贸易理论包括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传统的经典贸易理论都是以一种产品为分析对象，研究某种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的表现、来源、制约因素及其对贸易格局的影响，都是研究产品竞争优势的，是以产品为中心的贸易理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不同于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我国现阶段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就面临着如何从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向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转移升级的问题。
中观贸易理论包括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比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视野更加宽广，它强调的是产业链条整体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比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威力更加强大，抗风险能力更强，国际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更加持久，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哪些产业值得培养和利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如何培养和利用的问题，这是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是中观贸易的又一个表现形式，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提出要建设“内陆开放型城市”、“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区域发展规划，这些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相关文献实质上研究的是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问题，这是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观贸易理论的有一个表现形式。
宏观贸易理论包括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例如，有关国家的综合实力或者综合国力或者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相关研究文献实际上属于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范畴，这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特别是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概念提出后，大量的经济和管理类文献都在借用这个词汇，很时髦。但是，我们所说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家政府在培养国家综合实力和提升国际地位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再例如，近些年国际多边谈判中不断被提及和争论的PPM标准问题、SA8000标准问题、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碳排放和碳关税问题等等实际上属于社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范畴，之所以称其为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到这类研究和争论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社会伦理，可以说，这是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与贸易理论融合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
三大模块儿六种类型的贸易理论研究视野是不一样的，一个比一个看的视野广，一个比一个站得层次高，一个比一个更接近现实，它们相辅相成，构成了相对完整、相对独特的贸易理论体系，使得我们对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国际贸易现实理解更加全面，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和经济技术实力的提升，我们有必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国际竞争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三）国际贸易政策导向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自古以来就有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分，而且两者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当丰富的理论体系。前者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传统经典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双方互利的，即“双赢游戏（positive-sumgame）”；后者包括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伦、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剩余资源的出路理论、对外贸易乘数原理以及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认为保护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单方有利的即“单赢游戏（zero-sumgame）”。
两大理论体系争论几百年了，至今也没争出个结果，而且也不可能有结果，关于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歧问题实质是考察时期长短不同、理论假设条件不同、追求的利益目标和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它们的结论自然不同。这两大理论族群本质上讲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自由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保护贸易理论顾及到了；而保护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自由贸易理论顾及到了；两者之间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如果用自由贸易理论去批判保护贸易理论，我认为在批判方法上就已经犯了严重逻辑错误。
自由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短期静态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短期收益，自由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长期动态非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长期利益，甚至主张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当前的短期利益，保护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培养未来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保护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创造未来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本身没有好坏和对错之分，它们在各自的理论假定前提下所做的论证推理都是正确的。具体到某一个国家针对某一产业会出台保护性贸易政策还是自由化贸易政策，这取决于该国的政策形成机制、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对国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
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的比较评价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即保护贸易理论是完全反对对外贸易的，而自由贸易理论则是完全支持对外贸易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和凯恩斯学派的对外贸易乘数原理并不反对对外贸易，恰恰相反，它们都极力追求贸易顺差，鼓励扩大出口；幼稚工业保护论的李斯特也不主张只出口不进口。而自由贸易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并不认为所有的产业部门和产品都应该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对国防安全相关的产品就不应该搞自由贸易，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就应该搞贸易保护。所以，无论是自由贸易理论还是保护贸易理论都不是无条件地主张自由贸易，也不是无条件的主张保护贸易。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很有必要。
（四）竞争手段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实质是研究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使用问题的理论，而国际竞争的手段可以划分为价格竞争优势和非价格竞争优势两大类。标准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只能是依靠价格竞争优势（价格竞争手段），而差别化产品的国际竞争依靠的则是非价格竞争优势（非价格竞争手段）。
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早期的贸易理论一般都假定贸易品是同质产品，也就是标准化产品，所以，早期的国际贸易经典理论可以说是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既然是标准化，产品没有差别，那么，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只剩下了价格竞争优势，只能是拼成本、拼价格，谁的成本低，谁就具有出口优势。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战后出现的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等都把成本和价格作为决定贸易格局的主要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从哪里来以及如何培养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
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开始关注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问题，也就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可能是贸易发生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贸易是否发生与成本或者价格没有必然联系。我会做，你不会做，所以，你要从我这里进口；或者说我会做，你也会做，但是我做的比你做的质量高性能好，所以，我可以出口，你必须进口。波斯纳的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料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等都把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看成贸易格局的决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探讨非价格竞争优势的构成、来源和培养途径。
关于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和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低级竞争战略，只知道拼成本拼价格，而非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高级竞争战略，既要卖高价还要能占领市场。其实，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适用，是否适合自己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好的战略，不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不好的战略，无论是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还是非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五）比较成本优势的扩展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和基础理论，例如，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以及赫克谢尔和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而且都属于马歇尔所说的“纯粹贸易理论”的范畴，这种纯粹贸易理论抛开现实中的货币、价格、价值等问题，从更加原始、更加本质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实物交换关系和规律。纯粹贸易理论的概念很容产生误导，使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学习过这些早期经典贸易理论的人也感觉这些理论有点儿“太理论”，道理很正确、很明白，但是，距离贸易现实似乎远了一点儿。
这些早期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不管它们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还是以供求均衡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实质都是在分析生产成本对竞争优势和贸易格局的影响机制，只不过生产成本的制约因素以及生产成本的内涵和外延不同而已。如果我们由此出发，将生产成本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扩展，把更多的影响贸易成本的现实因素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就有可能把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做出系列化、体系化扩展，进而使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贸易理论走向更加现实的贸易理论。
现实中国际贸易成本有很多构成要素，除了进出口商品的生产制造成本以外，进出口商品物流运输的效率和成本、海关行政监管的效率和成本、税费征收的效率和成本等等都属于商品进出口贸易的成本范畴，由此可见，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绝不仅限于比较生产成本优势，也应该包括比较物流成本优势、比较监管成本优势、比较税费成本优势、比较信息成本优势、比较时间成本优势等等。这样一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就走向了系列化、体系化，这种比较成本优势概念的扩展，也使得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理论走向了现实生活。GATT和WTO历史上曾经致力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近年来又致力于贸易便利化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探讨如何降低比较物流成本、比较监管成本、比较税费成本的问题。
（六）商品与要素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商品贸易理论体系和要素贸易理论体系两个族群。传统贸易理论基本上属于商品贸易理论体系的范畴，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商品的跨国流动和跨国交换问题，这是在要素不能跨国流动（包括技术上不可行、经济上不可行、政策上不可行）的背景下，要素的国际贸易难以发生，国际贸易就只剩下了商品国际贸易，有关商品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贸易理论体系。从当代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变成了国际买卖的对象，要素跨国流动交易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要素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资本、技术、人才、劳工、服务等等要素都成了国际贸易买卖的对象，已经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关于要素贸易理论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成熟的经典理论构建尚面临着很多理论的和现实的困难，因为每一种要素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定价都有自己独特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它们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贸易，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完全不同，需要特殊理论加以回答，可以说每一种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新领域。
关于要素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无论是贸易理论的演变还是贸易现实的发展似乎都表现出一个大致的历史轨迹：国际贸易发展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无商品贸易又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各自为政，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经济贸易往来，封闭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有商品贸易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开始发生商品贸易，但是要素不能跨国流动，许多传统贸易理论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三阶段，有商品贸易又有要素贸易阶段。正如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所呈现的情况，世界范围内商品贸易自由化获得了空前繁荣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要素贸易自由化趋势也在加速发展，要素贸易理论亟待建立。第四阶段，无商品贸易有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商品贸易所占的比例渐渐减少，要素贸易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最终国家之间的贸易主流格局将会是要素贸易替代商品贸易，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由商品贸易演变成直接配置要素，尽管第四个阶段的世界贸易现实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集团内部这种贸易现象正在演变为经济现实，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正在为要素贸易创造越来越充分的环境条件，在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中有可能实现要素贸易对商品贸易的替代，从而导致商品贸易流量下降、要素贸易流量上升，这可能是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
三、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几点启示
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深感“要素贸易理论”与“商品贸易理论”区别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如何区分清楚，却甚为困惑。因为所谓的“商品”和“要素”都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而贸易理论则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现实生活中，如何把“要素”、“商品”、“半成品”上升为统计学概念是很难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关于商品贸易理论与要素贸易理论的区分就很难实现，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就很难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