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AndrewFeenberg,themainrepresentativeofthenewgenerationofFrankfurtschoolintheUnitedStates,broughtupthe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throughanalyzingtheinsufficiencyofearliertheoriesoftechnologyandturningthefocusoftheFrankfurtschool''''scriticismfromabstractsocialcritiquetocommontechnologicalfacts.Thistheoryisdiscussedintheperspectiveofitsbasis,targetvalue,theoreticalcore,methodologyframeandthemeofcritique.Amongthemthetheoreticalbasisisanalyzedforthatthetechnologyisinadilemmaoverbeingacceptedorbeinggivenupasarguedintraditional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targetvaluereferstohumanbeing''''sliberationandthetheoreticalcoreistherationalizationofdemocracy;themethodologyframeisthatusedtostudythetechnologyonthebasisofsocialconstructivismandthethemeofcritiqueisfarewelltodystopia.
Keywords:AndrewFeenberg;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Frankfurtschool;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of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order)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主化问题。
三、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足以确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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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图谱；专利地图；科技竞争态势分析；科技创新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09.020
〔中图分类号〕G250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5）09-0105-06
〔Abstract〕Thispaperpresentedamethodofscienceandtechnologycompetitivesituationanalysisbasedonknowledgemappingandpatentmapfromtheperspectiveoftherelevanceofscienceandtechnology，whichusingacademicpapersandpatentsinformationtogether.Thestatusandtrendsofscienceandtechnologycompetitioncouldbedisclosedanddescribedfromthreeaspects，Sci.&petitiveenvironment，Sci.&Tech.innovationenvironment，competitiveorganizationsandpersons，throughusingknowledgemappingandpatentmaptorevealtheanalysisresultsvisuallyfromdifferentviews.ItcouldassistandguidetheSci.&Tech.innovationactivityeffectively.Atthesametime，themethodofSci.&petitivesituationanalysiswasdemonstratedtobepracticalbytheexampleofSci.&Tech.domainofTensionLegPlatform（TLP）.
〔Keywords〕knowledgemapping；patentmap；scienceandtechnologycompetitivesituationanalysis；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
党的十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当中，十分有必要对当前的科技竞争态势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否则科技创新活动就可能遭遇失败或者走弯路。现今，国际竞争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态势，这就越发要求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科技竞争态势的分析，正确把握科技竞争的客观现状，有效协助、引导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
1研究思路与方法
11研究思路
科技竞争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本文所指科技竞争主要是从竞争态势的角度来看待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与发展状况。这种理解既不同于技术竞争，也不同于科技竞争力：技术竞争仅指技术层面，并不包含科学研究方面；科技竞争力重在对科学技术水平进行比较和评价。
进行科技竞争态势分析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相关研究也较多。本文主要从科学与技术的关联性角度，将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科技竞争态势分析研究。这主要是考虑到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发展演变日益加快，特别是在高新科技领域，产品的开发、产业的发展不再只依赖于相关技术的研发，同样取决于相关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进展。因此，结合利用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两方面的信息，进行科技竞争现状及趋势的分析，迎合了当下科技时代的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科学知识一般包含在图书和学术论文当中，技术知识一般包含在专利文献当中。因此，了解某一领域的科技状况可以通过收集、整理、分析该领域的图书、学术论文、专利等文献来实现。具体到进行科技竞争分析时，一般主要从学术论文和专利两方面，获取相关科技文献并进行分析，以达到掌握科技竞争状况的目的。
目前，结合利用学术论文和专利信息进行科技竞争分析方面的研究尚较少。卞志昕（2009）提出在专利地图的基础上增加学术论文相关信息，制作出技术情报地图[1]；该研究的目标仍限于技术情报层面。陈韫春（2010）提出基于科研论文和专利的视角，分析我国科研现状和存在的问题[2]；该研究仅进行理论层面探讨，并未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或实践。陶蕊等（2013）基于论文和专利数据进行中美清洁煤技术研发实力与合作趋势分析[3]；该研究仅针对中美两国进行比较，比较的角度也仅限研发实力、研发机构两方面。余敏杰等（2014）将论文引文分析与专利分析相结合，分析微结构光纤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态势[4]；该研究以专利信息分析为主，对于论文信息仅进行引文分析。王曼娜等（2014）基于博硕士论文与专利的分析，了解我国再生水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趋势[5]；该研究重在通过论文和专利信息来了解有关研究进展。
目前的相关研究，一方面没有充分挖掘学术论文或专利数据所包含的信息，结合分析的角度不够全面；另一方面，并未针对科技竞争态势进行专门的研究。针对目前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重点针对科技竞争态势，充分挖掘、结合学术论文和专利数据所包含的信息，研究分析的方式方法，实现较深入全面掌握科技竞争现状和趋势的目标。
12研究框架与方法
当前，最为有效的信息分析方式是借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采用可视化方法对分析结果进行形象化揭示和展示。对学术论文所包含的科学信息进行分析一般采用科学知识图谱[6]，对专利所包含的技术信息进行分析一般采用专利地图[7]。但无论是知识图谱还是专利地图，其本质均是采用可视化方法对科技信息分析结果进行形象化揭示，从静态理解是指形象化表示后的有关科技信息的各种图形表格、分布图等，从动态理解是一种分析并形象化揭示科技信息的综合性方法。
本文结合利用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将学术论文和专利信息分析结合在一起，实现对科技竞争态势进行全面分析的目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即基于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的科技竞争态势分析方法。
由图1可见，对于科技竞争态势的把握，主要从科技竞争环境、科技创新环境、竞争机构和人才三方面进行分析揭露。
（1）科技竞争环境分析。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揭示。时间维度的分析即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科技发展的趋势，需要结合科学研究趋势图和技术研发趋势图来进行，或将两者合二为一。空间维度的分析即从地域分布的角度来分析科技研发的主要区域及其水平，需要结合科学研究地域分布图和技术研发地域分布图来进行。
（2）科技创新环境分析。当前科技竞争的核心体现在科技创新，因此科技创新环境已成为了解科技竞争态势的重要方面。学术论文和专利分别属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最主要成果，因而可以结合科学研究热点图和技术研发重点及趋势图，来进行知识创新热点和技术创新重点及趋势分析，从而实现对科技创新环境的掌握。
（3）竞争机构和人才分析。科技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通常依靠机构（组织）的力量来开展科技研发和创新活动；因此，掌握科技竞争水平较高的机构和人才队伍情况，也是了解科技竞争态势的重要方面。竞争机构分析是为了挖掘出科技研发水平和实力较高的一些科技研发机构，需要结合科学研究机构实力图和技术研发机构实力图来进行。竞争人才分析是为了挖掘出科技研发水平和实力较高的一些科技研发团队，需要结合科学研究团队实力图和技术研发团队实力图来进行。
2实证――以张力腿平台（TLP）为例
张力腿平台（TLP）是海洋石油、天然气工业从近海向深海发展过程中诞生的一种新型平台，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新兴海洋工程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它是一种垂直系泊，通过数条张力腿与海底的顺应式平台相接[8-9]。
在科技文献数据的采集和获取方面，学术论文数据采集自爱思唯尔（Elsevier）的Scopus数据库，这主要是考虑到Scopus的数据较汤森路透（ThomsonReuters）的WebofScience数据更为全面；专利数据则是采自汤森路透（ThomsonReuters）的德温特创新索引（DII）数据库，该数据库专利数据较全面、规范。在以上两个数据库中分别检索、获取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和专利数据，共计获得学术论文1673篇、专利399件；由于以上数据的检索时间为2015年初，而学术论文和专利信息的公开往往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仍有部分2014年的数据还没有公开，所以2014年的数据量会比实际的偏少一点。
采用本文上节所述研究框架和方法，绘制相应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对张力腿平台的（国际）科技竞争态势进行分析。进行数据分析及制图的工具包括BibExcel[10]、Pajek[11]、VOSviewer[12]等。
21TLP科技竞争环境分析
211科技发展趋势分析
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历年学术论文和专利数量，制作其科技研发趋势图，如图2所示。
从图2可见张力腿平台的科技发展趋势：理论研究（论文）比技术开发（专利）早五六年，且活跃程度要高不少，反映出张力腿平台尚存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其应用不是很广泛、深入，但也说明其进一步研发的空间还很大；从历史发展趋势看，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趋势大体上一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出现过一次科技研发的高潮期，之后开始跌荡式下降，在2001年左右陷入相对低谷期；自2002年左右科技研发活动又开始缓慢地反弹，直到近三四年，才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并持续至今；目前，张力腿平台的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均处在新的快速发展期。
212科技研发地域分布分析
统计各国家/地区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和专利数量，分别制作其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地域分布图，如图3和图4所示。
从图3和图4可见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在张力腿平台方面的科技研发实力和水平：美国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在技术开发方面，均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在技术开发方面优势更加的显著；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中国和挪威的科技研发力量相对较强，挪威在理论研究方面稍强于中国，而中国则在技术开发方面稍强于挪威；其他具有一定科技研发实力的国家有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22TLP科技创新环境分析
221知识创新热点分析
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中关键词的出现频次，选择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并制作共现图谱，如图5所示，即科学研究热点图。
从图5可见，张力腿平台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热点主要有4个方面：（1）基于平台的石油开采技术，主要集中在海底取油立管及结构设计等方面；（2）系索系统研究，主要进行计算模拟、动态分析等；（3）平台的结构分析和设计，主要考虑涡流和风力影响、疲劳性能和可靠性等；（4）平台的动力响应分析，主要运用水动力学、有限元分析等方法。
222技术创新重点及趋势分析
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专利技术分类（IPC）情况，专利量较多的IPC类别即张力腿平台的技术研发和创新重点；
从图6可见，在近十年间（2005-2014年），关于张力腿平台的技术创新活动（B63B35/44）呈现出增长趋势，特别是在近几年；在平台的海上停泊方法上，对于锚泊技术（B63B21/50）的研发较多，尤其近几年发展迅速，而对于系泊技术（B63B21/00）的研发则在近几年急剧下降；在平台设计和修建方法（E02B17/00）的研究上，近十年基本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波动不大；在海底取油立管的设计（E21B17/01）上，技术研发波动性较大，曾在2007年和2012年左右出现研发高峰，其它时间内基本呈下降趋势。
23TLP竞争机构和人才分析
231科技研发机构分析
分别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和专利的发文机构和专利申请人情况，选择发文量或专利申请量较多的机构（组织），分别制作其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机构实力图，如图7和图8所示，这些机构即具有竞争力的张力腿平台科技研发机构。
从图7可见，在张力腿平台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方面，国际上研究实力最强的机构是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AandMUniversity），其次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RoyalDutchShell）、康菲公司（ConocoPhillips）及挪威科技大学（NorgesTeknisk-NaturvitenskapeligeUniversitet）。其他科学研究实力较强的机构还包括印度理工学院德里校区和马德拉斯校区（IndianInstituteofTechnology，Delhi/Madras）、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ASA）等。
从图8可见，在张力腿平台技术研发方面，国际上研发实力最强的机构是壳牌石油公司（SHELLOILCO），其次是美国大陆石油公司（CONOCOINC）和美国海马装备有限公司（SEAHORSEEQUIPCORP），其他技术研发实力较强的机构还包括埃克森美孚（EXXONPRODNRESCO）、深水海洋科技有限公司（DEEPWATERMARINETECHNOLOGYLLC）、维特克灰色公司（VETCOGRAYINC）等。
232科技研发团队分析
统计有关张力腿平台的学术论文作者和专利发明人的出现频次，选择出现频次较高的作者或发明人进行共现分析，并分别制作共现图谱，如图9和图10所示，即具有竞争力的张力腿平台科技研发团队。
从图9可见，最大的张力腿平台基础理论（科学）研究团队是一个跨国组合，主要成员包括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AandMUniversity）的Kim，MH.、Kim，CH.、Niedzwecki，JM.、Natvig，BJ.，挪威科技大学（Norwegi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的Naess，A.，挪威Statoil公司的Teigen，PS等人。其次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ofTexasatAustin）的研究团队，主要包括Kim，SB.、Powers，EJ.、Fischer，FJ.、Hong，JY等人。其他较大的研究团队包括以Chandrasekaran，S（论文发文量最多）为核心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InstituteofTechnology）团队，以Kareem，A为核心的美国圣母玛利亚大学（Univ.ofNotreDame）团队等。
从图10可见，最大的张力腿平台技术研发团队，是由独立发明人LEVERETTESJ（专利发明最多）、RIJKENOR、KIBBEESE，以及壳牌石油公司的HUETEDA和KIPPRM等人组成。其次是以ALLENDW、HENNINGDL、MCMILLANDW为核心的壳牌石油公司团队。其他较大的研发团队还包括韩国RESINSTINDSCI&TECHNOLOGY团队等。
3结语
本文以支撑科技创新活动为导向，以全面深刻把握科技竞争态势为目标，从科学与技术的关联性角度，通过充分挖掘、结合学术论文和专利数据所包含的信息，将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两方面结合起来，设计研究出基于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的科技竞争态势分析方法。通过多个不同角度和纬度的分析，采用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对分析结果的可视化揭示，最终从科技竞争环境、科技创新环境、竞争机构和人才三方面，对科技竞争现状和趋势进行揭示和描述。同时，以张力腿平台（TLP）科技领域为例，实证了所设计的科技竞争态势分析方法的实用性。
由于本文所做的研究是一种方法及应用的探讨，在短时间内总结出来难免有所疏忽，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表述仍值得商榷。同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如基础理论（科学）研究（学术论文）与技术开发（专利）之间的关联性、互动性问题等。这些研究中的不足和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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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文化批判;切身化
Abstract:Exploreswhatischallengednowconcerningtheempiricalturnof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inviewofthecauseandeffectofthedevelopmentofculturalcriticismontechnologyTheclassicalculturalcriticismontechnologyisdiscussedthroughananalysismadeforthecontradictionbetweenHeidegger'sphenomenologicalstandpointbasedonexistentialismandhishermeneuticmethodologytakenforstudying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n，theinexhaustivenessofempiristicmethodologythatiscurrentlyprevailinginculturalstudyontechnologyisdiscussedfurthertoexpoundthenecessityfor“embodying”asanempiristicmethodologytostudythetechnologicalcultureThewaytospreadovertheembodyingintechnologicalstudyisthereforetakenintoaccounttodeepentheempiricalturnofphilosophyoftechnology
Keywords:philosophyoftechnology;empiricalturn;culturalcriticism;embodying
若把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放在当下称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中考察，它实际上就是关于技术的文化批判的经典理论形态;而所谓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则是顺应文化研究的经验转向而展开的探索。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发展至今，最突出的一条路径就是技术哲学与文化的经验研究模式的融合，也即文化批判与建构论经验研究的融合，其哲学根基是实用主义与现象学。这让笔者意识到，经验转向发展到当下的建构论纲领，虽然突破了经典文化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抽象性，而融合了后结构主义的、经验的文化研究的描述方法与经验研究进路(即以建构论为标签的诸多进路)，但由于它一直根植于文化理论(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和文本分析)的语言学方法论和文本分析传统，所以经验转向仍不彻底没有突破语言学的桎梏。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超越语言的囚禁?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技术的文化批判理论在经验方法上的不彻底性及其根源而展开思考，最终提出探索性途径这将为“哲学维度的STS”提供些许有益的参考。
一、技术文化批判经典理论的困境:
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缘起技术哲学被语言囚禁，根源于弗洛伊德、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继的德里达、拉康、福柯、德勒兹、瓜塔里等对技术的文化批判模式。
以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对技术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一方面因其把技术作为对他们的理论主张进行历史化的途径，从而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提供了先导性理论根基;另一方面又因其语言中心主义和解释学方法论，而导致了这种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
一方面，在他们的现象学或心理分析范式下，对技术的讨论包含着一种不断增加的本体化(onticturn)转向，即对思想和记忆的地方化和历史化。比如说，海德格尔非常明晰地把技术与存在的联结主要定位于对现代时期的解放;而弗洛伊德也为他讨论的无意识的发现和心理分析的产生设置了确定场景，即技术的历史发展的一个具体时段无法再还原的“现代性”这一时段。这种本体化转向是历史主义在哲学中的一种复兴，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预备了关键性的哲学根基。但另一方面，这些技术文化批判先驱继承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本体论和解释学传统，这又限制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充分发育。本文在此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上述观点加以说明［1］1－22。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面向世界本身”的存在论现象学立场和他采用的语言学、解释学方法论导致的冲突如何成为经验转向必然面临的矛盾。
为更好地理解上述矛盾，我们从胡塞尔谈起。胡塞尔提出要“面向事物本身”，然而胡塞尔并没有达到我们所理解的面向“世界”本身，更没有达到面向“物质”世界本身，而是最终走向了先验论即他的先验现象学。胡塞尔认为现象学还原之后的剩余物是先验自我及其纯粹意识，纯粹意识是一种绝对的、观念的存在，其存在无可置疑，至于世界则被悬置起来不加考问。
笔者认为，胡塞尔之所以走向先验论，与他从意向性问题入手及其采用的方法论紧密相关；即他首先就假设了意识的重要性并从“表述活动”开始分析。他认为，表述是意义的记号，表述的外壳是字符或语言，而表达的内容则是意义；此意义是我们通过赋予意义的行为加到表达的物质外壳上去的。因此，与表述活动相伴随的意识行为就包含三个环节，即意向行为、意向内容和对象。对胡塞尔来说，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表述的意义和对象；这二者的分离就奠定了他的先验现象学基调。对于前期的胡塞尔来说，对象尚外在于意识活动；而对于后期的胡塞尔来说，对象就成了意识的一部分。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象”已被加了括号，排除了其先在的假定，而意识也就成了先验意识；这样，意义和对象就合为一体，共同组成“意向对象”。总而言之，外部世界已不在胡塞尔的考问中了。
由此看来，胡塞尔是从语言学分析（表述）通向他的现象学的。因而他的现象学还原（还原为先验自我及纯粹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学、符号学还原从根本上说，因为纯粹意识的核心是语言，那么先验自我就仅仅只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了而先验自我之外空无一物，所以世界就被他悬置或者说被他的“先验自我”完全内化。
海德格尔继承了现象学基本原则:“面向世界本身”。但他认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或要把握的“事物本身”并不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及其意向性特征，而是存在者的存在及其意义。不过他又认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必须借助于人“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因为“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这是一种本体论解释学立场，即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不是本质直观和描述，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这样，海德格尔就滑向了西方哲学的思维传统，即语言中心主义和思维高于物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换言之，海德格尔所谓的“把握世界本身”并不是指我们用五官的感觉去“把握”，而是通过语言用思维或思想去“把握”;世界在“此在”的把握过程中已成了语言符号，而不是能用感觉和知觉去体验的“物”。同样，海德格尔在对“此在”的规定中，仍然遵循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思想(灵魂)”的西方哲学传统，从而在本体论上把“此在”设定为以语言为中心的思维主体，还是一个被囚禁在语言牢笼中的、以意识的形式存在的自我这个自我通过把世界符号化来进行解释，以求把握世界以及自身的意义。
这样，海德格尔就还是没有在真正意义上“面向世界本身”面向世界作为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物本身;换言之，海德格尔在本体论立场和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矛盾。
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哲学思考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论，试图从考察“技术”的古希腊语词的来源来获得对技术本真意义的理解;而最后达到人的解放的方法也归于语言操作即诗化语言。这样，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也就存在矛盾，即存在论现象学的本体论主张与语言中心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之间的矛盾。他主张要面向技术本身，而结果是把技术符号化。但是显然技术并不就是“语词”，技术并不仅仅是“座架”(思维范式)，技术的本真意义也不仅仅就是古希腊语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技术文化批判经典理论既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提供了哲学根基，但也仍留置了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立场。这种方法论转换的不彻底性一直延续到当下对技术开展的文化研究，从而导致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
二、技术文化研究陷身于语言牢笼:
经验转向的不彻底性当今技术文化研究包括建构论的诸多进路:如早期的技术社会建构论(来自巴斯学派的启示)、实验室民族志研究，后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话语分析纲领，还有技术女性主义研究。此外还可更广泛地包括国内学者至今不太关注的“文化研究”领域的许多经验研究，比如对物质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对社群、工厂、企业的文化研究，对网络与其他媒介文化的研究等。这类研究或者把某种技术物当做“文化符号”进行人类学解读，或者考察与特定技术相关的社会群体、文化建构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文化研究。
迄今为止，绝大部分这类研究把科学和技术理解为表征(representation)或符号，采用的方法论是语言学和解释学。为使下文的分析更好理解，首先我们参照汉森的归纳，把当今技术的文化研究划分为以下四类［1］5－9。
第一类，“科学论”或“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研究中的批判模式(比如安德鲁·芬伯格)，属于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以大众文化理论为基础，它把科学技术看做话语和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它注意到这种文化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比如全球经济)所强加的限制，但该进路还是自我安慰地把科学话语和技术建构成实体(一种大众文化)，并认为这些实体既接受来自理论的也接受来自大众品味的建构。这样，该进路就把科学话语和技术视为大众对社会限制进行反叛从而展开建构身份和共同体认同的反叛活动的有效工具其中科学技术不仅实体化为理论体系，而且实体化为科技共同体这样的社会实体。
第二类，科学技术建构论的批判模式(如卡隆、拉图尔的建构论纲领)。它把科学事实和机器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产品，它们只有在社会网络中各异质性要素展开斗争和磋商的过程中才得以存在并产生影响。这样，以文化研究的符号和读者理论为基础，该进路把科学技术视为符号或文本，或者说各异质性要素互为文本，互为读者与作者，它们互相解读和建构、磋商意义并展开权力斗争，最终试图建构有利于自己的话语霸权和社会网络。
第三类，认为“虚拟现实是一种幻想”(virtualrealityisanillusion)的学派。它反对虚拟现实支持者那种认为“社会越是在技术上变得复杂尖端，我们对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担忧就越少”的立场，把支持者对赛博空间的“认同幻象”的“去现实化”斥为一种集体幻想赛博空间的支持者认为，赛博技术的发展可以增加大众的交流和政治参与与协商，这样就可以破除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所制造的“认同幻象”，增加大众的反叛与协商，从而促进资源分配的民主化。。该学派区分了产生幻象的虚拟技术与幻象的内容(赛博空间)，从而揭露说，虚拟现实决不可能置身于表征的政治学之外表征的政治学是指，符号、文本的意义实践总是与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虚拟现实也是一种文本、表征。，因为它始终是对技术所试图编码或抹杀的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之间冲突的一种规划;这又恰恰是因为虚拟技术仍然根植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中技术是负荷政治的人工物。
第四类，以“沟通的物质性”为研究主题的一些松散的研究纲领。它扩展了德里达的“外在性”(exteriority)概念的功能，该概念是一个用来指称“语言的物质的方面”的术语，认为外在性提供了对解释的霸权的一种强有力的对抗，并能倡导一种意义构建的新模式，该模式可以把人的身体、心理系统和新的沟通技术之间的配对关系产生特殊的主体效果的“场景”(situations)带入我们的视野。
通过以上概括，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即这些关于技术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经典理论具有继承的一贯性;换言之，后结构时代的文化理论家仍然把技术处理为“比喻”(trope)或表征(representation)而不是存在于世界的物理实在。汉森把这种传统称为“技术之思”(technesis)或“把技术翻译成话语”(theputtingintodiscourseoftechnology)［1］6－7。他们都把技术的物质性等同于文化的物质性，即“物”所显现的仅仅是文化意义，也就是把技术还原为机器;而机器则仅仅在整体上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
比如说，第一类把技术概念化为“话语”、“文本”(理论体系)和“社会结构”，把技术作为“大众文化”来解读。第二类则在认识论上把科学技术定义为“表征”STS学者所关注的是科学技术的“表述”活动及其表述物(如科学事实、实验报告、论文、铭写装置、作为符号存在的机器等)。他们所理解的科学技术实践，指的是科学技术的表述实践以及使表述合法化的实践，这种实践脱离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自然界)，也脱离了以实验仪器形式存在以及以日常用品形式存在的技术的物质性。第三类也因为旨在显现人工物包含的“文化意义”尤其是权力分配结构，所以仍忽视技术作为“物”的实在性和给予人的感知体验。第四类研究也还是局限于德里达的“外在性”概念，把技术的物质性导向语言。
为何如此?劳斯指出，把科学技术理解为知识或者发明物(表征)的传统来自于知识研究的哲学传统和语言学传统［2］。汉森进一步指出，那是因为当下的文化批判研究技术，并不是为了讨论技术本身，而是把技术作为阐明人的主体性的构建过程建构社会身份与认同——的一条可能途径和一种物质支撑;而所谓人的主体性，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就是指人的思想与思维;同时，他们认为只有语言才是思想和思维的工具从而人的主体性就是作为表述者的那种主体性，除此无它。这样，一旦“思想”被赋予了判决究竟是什么构建了人的身份或能动性的特权地位，认为只有通过思想，物质性才得以获得文化价值，那么，技术就总是被处理为仅仅作为主体性构建活动的物质支撑。
对此作一概括，他们认为，思想对物的“符号意义”的把握优先于对物本身的感知和操作实践，认为认识来源于思维对物的符号意义解读而不是对物的直接操作;更进一步说，认为意义来源于对符号(语言)的“解释”而不是对实物的感知、操作以及行动者的其他行动。以此为哲学根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就始终受困于语言学。即在经验转向中，我们仍把人作为思想者(而不是感知体验者)，而把技术仍看做语言符号(而不是存在于世界的具有物质性的物，而只是具有符号性的物)，我们与技术和世界的作用也仅在于意义的解读活动(而不是切身感知体验)。这种困境使得我们忽视身体与技术的直接关系。那么如何寻求解困之道?笔者以为那就是要重视技术的物质性、人与技术结合的切身体验，并发展出一种可以描述和解释这种物质性体验的理论。
三、强调“切身化”的技术文化研究:
经验转向的深化要重视技术的物质性、人与技术结合的切身体验，就需要扭转哲学的解释学方法论，即要超越把人与技术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依赖语言的“思想”或“思维”层面的认识关系而关注更广泛的感觉、知觉关系关注处于情境中的身体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其哲学指引来自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3］。
梅洛庞蒂综合了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笔者认为其根本含义在于使得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主张“面向事物本身”相匹配，即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来代替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通过对知觉现象的分析，梅洛庞蒂有力地批判了把知觉与思想割裂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同时他采用的“身体—自我”分析视角也为超越语言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提供了新思路。
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所说的先验还原是不可能彻底进行的，因为向着先验自我而进行的还原必然假定了意识的内在性，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已表明，人并没有所谓的内在性，人就存在于世界之中，且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认识自身。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世界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其构成法则的对象，而是我们所有知觉行为和思想的出发点，我们也不可能把世界的存在悬置起来。因此，梅洛庞蒂认为，海德格尔的命题“在世界之中存在”乃是现象学还原具有可能性的唯一背景;不过，梅洛庞蒂也不愿就此倒向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方法。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把现象学的经验描述方法和存在哲学的立场结合起来。所以他最终的结论是，世界就是生活世界，就是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因此对这一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就已经站在存在哲学的立场上;且这种描述又无需脱离意向性分析的方法。
梅洛庞蒂的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描述就是对身体参与世界的知觉实践的现象学描述。他将身体置于其知觉解析的中心，认为世界是经知觉意识而通达于我们的，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情境而为我们所把握。他把主体还原为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存在，即认为身体并非处于世界中的一个固定不变的物质实体，相反，身体是感知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而且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从位于身体的地方产生出来。因此主体性不是本质的、形而上的:自我就位于身体中，身体则位于时空的展开中。
这样，对身体参与世界的知觉实践的现象学描述作为一种方法论，就为把自然世界、技术人工物、身体、思维等分离的哲学范畴统一起来奠定了哲学根基，从而与存在哲学的本体论立场契合。本文将此称为“切身化方法论”，认为由此导引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才能真正实现经验论的本体论立场与经验描述方法论的统一。从而，我们就可能从身体与技术物的感觉、知觉作用关系上来考察科学认识和发明创造以及使用技术的切身实践。
理论根基找到了，接下来要构建的就是思考的范畴。本文提出以下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其一是“情境化的身体”。该概念强调，我们的身体总是技术化的身体，也总是处于技术化的情境中。我们首先讨论人—技术的体现关系(embodiment)。按照唐·伊德的理解，它指技术与人的身体结合去感知和操作世界，而技术本身在人的注意力中隐退这事实上就是人对技术的一种熟练操作和习惯，从而产生一种技术与身体结合的“感觉”。“体现关系克服了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机械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清晰界限，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人造物与使用者的一个共生体。”［4］可以说就是技术化了的身体和技术的身体化的统一。事实上我们通常是以这种方式在与世界打交道而产生认知与情感，就像伊德的现象学公式所表达的:(人—技术)世界。其次我们讨论人—技术的背景关系，即人总是处在技术化的情境中。它改变了人类经验的格式塔，对人的身体感知和情感产生影响，对人经验世界的方式施加微妙的作用。最后涉及人—技术的他者关系。人把技术物视为异于自身的他者，这种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一种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区分关系。正因为存在他者关系，人才会把技术经验作为背景，或者说人才会认为自己与背景是分离的。
“情境化的身体”主要关注的是技术与身体的关系，更进一步，当人作为身体的、思想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存在而与技术结合时，该概念就扩展为第二个关键词:“杂交体”。所谓“杂交体”，在拉都尔那里是指，技术是自然的、个人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因素的杂交融合而成的实体。笔者在此进一步补充两点，首先是认为“杂交体”包含“赛博”的含义。“赛博”是哈拉维(DonnaHaraway)对技术和人的结合存在状态所作的隐喻，她指出技术就是这样一种结合体:它像人一样能够学习(learn)、感觉和体验意识(consciousness);同时也能够像机器一样提高被程式化的程度，来用特定的方式学习、感觉和体验事物(things)。其次笔者强调，技术作为上述异质性要素的杂交融合，它是一个进行性的过程，而并非一旦形成就固定不变的实体。“杂交体”所启发我们去考察的是技术、身体、自然、文化和话语系统如何汇集到一起而制造了“合作者”(coagent)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是情境性的、开放性的。这个概念解构了认为文化、自然、身体、技术等是独立单元的观念;而且把对身体—技术的考察扩展为对技术—社会—自然的考察。“情境化的身体”所关涉的第三个范畴是“情境化的身体实践”人总是以这种技术—身体的方式去参与实践的，包括切身体验、符号与文本的阅读和意义的建构等。人的这种实践同时体现了四种人—技术的关系，即体现关系、背景关系、他者关系和解释关系。比如说一个人在建筑工地上操作挖土机挖土，挖土机对于操纵者而言首先是一个他者，即独立于人的存在物;在操作中人又与挖土机结合成体现关系和背景关系才能对土地进行处理;而同时操纵者对挖土机、对自己的操作活动，以及人—机一体对土地、空间位置等都会建构一定的意义即产生解释学关系。
这是一种“感觉世界”它区别于概念化了的“思想世界”、“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思想世界”作为分析工具往往指引我们依据公开的或文字的语言来考察某人的思想和心态的逻辑，但这事实上不足以昭示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复杂心态和所思所行。而“社会世界”则通常把人的实践归类到政治、阶级、文化或社会组织的框架中去审视，而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性和无法化约的性质。而“物质世界”则被概念化为仅仅是上述两个世界的基础，其重要性反而被遗忘。笔者对“感觉世界”的强调试图突出人的身体的感受力和感知方式，突出切身体验和微妙心态对理解方式的复杂作用，从而弥补上述分析工具的不足。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通过对人—技术组成的“感觉世界”的现象学描述，我们将深化对技术的存在状态、技术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结合状况、技术与权力及社会规则的紧密关联等问题的理解。因此笔者最后试图采用“驯化”概念来统一这四个“世界”。
最初Lie和Sorensen这样解释“驯化”概念:“我们驯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周围的技术。这种驯化过程以相互改变为基本特征。因此使用者/消费者是在积极努力地通过创造性地操控与他们的实践需要和能力相关的人工物、符号和社会系统而塑造他们的生活……。这种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因而成为具体性的，也是象征性的当技术被驯化时，地方性的日常工作和符码都被采用了。”米歇尔进一步深化了该概念。他认为，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非仅仅由社会规则来决定，而是技术、身体、自然、文化等异质性要素结合而成的“杂交体”，所以他细致考察了那些已经处于世俗生活中的(以前认为是“被社会化了的”)技术如何脱离地方性的社会化;最终表明世俗化了的技术如何不仅在符码层面上，也在实践的和物质的层面上产生局部性的混乱和去统一性［5］。
这样，结合“情境化的身体”和“杂交体”概念，我们得以明确，日常生活中对技术的“驯化”也就是伊德所提到的人—技术的多重关系的杂糅过程。这种“驯化”并非通常的“社会化”概念所能够容纳，而是既在符码层面上，也在实践的、物质的和切身体验的层面上发生的情境性的对“杂交体”的“占有”和“融合”，或者是产生局部性的混乱和去统一性。这样，“驯化”概念就把个体的“身体实践”扩展为文化的、社会的实践;把上文所述的“感觉世界”、“思想世界”、“社会世界”、“物质世界”等概念的对立解构了，并试图重构一个统一的情境化的“驯化”世界。循此路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就能得到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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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精神实质的一般认识
在1990年出版的《技术与文化》杂志第31卷上，PaulS.Adler发表了题为“马克思、机器与技能”的论文，认为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于技术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对技能的要求，有着全新的认识和越来越大的兴趣，在这种研究中，马克思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工作的人道主义的和技能化的理论家与先知，他的名字名列榜首。的确，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机器使用的一般趋向，看到了对人的技能的要求，这是前无古人的认识。(Adler，780)在198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化》杂志第25卷上，DonaldMacKenzie撰写了题为“马克思与机器”的论文，认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是经济学思想精髓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格言已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作为技术的社会作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思想，几乎是无可比拟的。它是深刻的和值得人们纪念的，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导引作用。(MacKenzie，473)在MacKenzie看来，马克思著作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关于技术的思想，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某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关于技术问题的讨论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认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精神实质的认识，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总体来看，包括了三种最基本的看法。第一种是技术决定论，这一看法也是主流性或主导性的认识，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相当多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持这一观念。早在1921年，著名学者AlvinHansen就在其撰写的《历史的技术解释》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是以技术为基础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是一种技术的历史决定论”，这一看法被学术界广泛接受。(Hansen，72-83)在我国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英国哲学家玻普是这一思想的突出代表，其学术观点为国内学人熟知。1967年，英国学者RobertHeilbroner在其发表的《是机器制造了历史吗？》的论文中，通过引用马克思关于手工磨与机器磨的论述，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即马克思的纲领是技术决定论。(Heilbroner，35-45)TomBurns在1969年编写的《工业人》的著作中，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把技术看作是“工业化和社会变革的第一推动者”。(Burns，p.35)WilliamH.Shaw的《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一文，其文章的题目就非常鲜明地显示出对马克思学术思想的基本特征的界定。(Shaw，155-176)把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的看法，虽然存在比较大的偏差，但并非贬义，意在突出马克思思想中技术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作用，突出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在马克思关于技术与人类关系的众多论述与思想表达中，确实表现出技术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与意义的特色。马克思所说的“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恩全集》第23卷，第505页），以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第67页），被作为其决定论思想的标志而反复引用。
然而，几乎就在AlvinHansen提出马克思的思想是技术的历史决定论这一理念的同时，被我国学术界看作正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卢卡奇却从原则上不同意把马克思界定为技术决定论者。他在1925年发表的论文《技术与社会关系》中就明确提出，“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一个要素，尽管它在本性上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或要素，技术既不能简单地在自身中同自己同一，也不是社会生产力中最后的或抽象的要素。”(Lukács，p.29)十分明显，卢卡奇否定了技术决定论的基本理念，用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技术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这种否定其实是对将技术等同于生产力的技术决定论的否定，把技术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水平。在我们看来，把技术看作是一个构成要素的思想，是一种技术要素论，比起技术决定论来似乎更符合马克思的思想。我们不能说卢卡奇不重视在马克思思想中技术的作用与价值，因为他提出了技术在本性上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或要素的观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降低了技术的地位以后，似乎应该更系统化地或辩证理性地看待问题，但卢卡奇却不适当地突出了自我意识、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因素在整体中的作用，从而在社会关系的整体系统中找不着它的基石。卢卡奇不把马克思看成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从整体出发来研究和理解马克思，其导引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在把技术乃至全部工业作用与意义的地位降低时，如果不能处理好各种关系，就会导致貌似对技术的肯定但实际上是否定的不良后果，很显然，马克思思想的实质不是这样的。卢卡奇说：“把技术从作为一体的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从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分离出来而看成是自我满足的，这是不正确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Lukács，p.30)卢卡奇确实是在突出技术的意识形态地位，这种突出的后果究竟如何，需要认真研究，不能做简单化的判断。卢卡奇之后，关于技术要素论与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思想的最大发展是产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思想，其思想更加复杂和多样，这里只能提及，具体内容将另文讨论。
第三种对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一般认识来自法国哲学家KostasAxelos。Axelos在其1969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中认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唯有同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对技术之意义的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的理解，才能有一种清晰的哲学认识。(Axelos，1-3)Axelos之所以把技术作为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关键，在于如下三点理由：(1)马克思的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哲学，只有技术才能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并创造出新的需要；(2)基本的技术活动本身即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初的活动；（(3)通过创造事物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即是人作为人的活动的开始。Axelos在这里使用了“关键”与“核心”这样两个词来表达他的认识，比之于技术决定论或技术要素论，对于表达马克思的思想要更加准确。在我们看来，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础放在包括他对技术的分析研究之上，把技术看成马克思学术思想的关键和核心，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77年，英国哲学家与文学评论家RaymondWilliams在他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著作中，对“决定”这个动词作了词源学层面的考查，认为把马克思的思想说成是“决定论”是把德文bestimmen翻译成英文时写成“决定”，其实这个词在语言学上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基本词义是当两个人发生冲突而不能解决问题时，由另外一个人同时也是权威做出决定；另外一个词义是设置障碍或限制。Williams认为，应该从第一层面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看作是决定论的含义。(pp.83-89)这就是说，Williams其实是在建议把技术作为“权威”来理解，是在权威的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这个思想同Axelos所建议的关键或核心有很大的内在的一致性。MacKenzie则认为，如果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关系对于上层建筑也具有同样的作用，那么，在“决定”这个词的后一层意义上来理解的话，我们的意思将立刻发生变化，它不再是强制性的原因了，而是建立了对人类这个人的行为的障碍。因此，对这个问题仅仅在语义学的层面是不能得到最终的结论的。对于这样一个主题来说，我们实际上是探索社会科学的概念的核心。(MacKenzie，479)不难看出，MacKenzie是把技术当作马克思学术思想的核心概念来理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G.A.Cohen表达了同Axelos基本一致的观点。(Cohen)Adler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和思想丰富的理论家，不能简单地用技术决定论这种“主义”做出判断，否则，就没有全面领会他的思想。在他看来，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马克思的思想。其一，马克思把技术看作是极其广泛地存在于工作组织的所有生产方面，甚至存在于工人的技能中；其二，被技术决定是不完整的理解，其他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起着明显的作用，“决定论”的含义是指在这些力量中技术是形成秩序的主要因素，并不否定其他因素的意义；其三，在马克思
的分析中，技术的相对突出的地位体现出时代的差异性，马克思给予技术在最广大的历史中占优势的地位，但就历史的某些时期来说，他的分析更趋向于经济或政治。在Adler看来，马克思是从两个方面赋予技术以意义的，一方面，马克思把技术看作一个独立变量；另一方面，技术是动力源。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它在塑造人的技能要求、工作组织以及作为结果的阶级能力等方面，扮演了一个占指导地位的角色。(Adler，789-790)英国学者G.Kitching也反对把马克思当作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起到了调节意识与人类行为的角色作用。(Kitching，26)。
从Axelos、Cohen、MacKenzie以及Adler等人的观点可以看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一些基本纲领性的看法，在6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从技术决定论走向了技术核心论的层面，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趋向深刻与合理，更体现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及其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历史地看，这一转变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时也更符合技术在实际的历史和人类社会事务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不能否认，这是技术哲学的理论研究近年来得到深入发展的一个良好结果。
二、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精神实质：人的自由与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分析与认识，并不是一个系统发展的过程，而是在相互批判和争论中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认识与景观，从而推进了认识的深入。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技术核心论成为主导性的看法，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然而，技术核心思想的确立，并不等于消除了不同认识之间的差异或认识达到了某种统一。各种不同认识传统与思想仍然在不断地发展着，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交叉与渗透，使情况更加复杂。然而，在我们看来，对马克思学术思想的多方位的研究和理解，将十分有助于对它的更深刻的认识和推进它的发展。多样化的景观将提供多维的视角与路标，有助于在相互启发中进步，这对于深化我们的认识也是大有裨益的。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技术整体论。马克思把技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来理解，并认为技术是通过工业生产的存在和作用显示出来的，因而，马克思并不特别关注静态结构上的技术，而是社会历史关系中在技术活动的层面上加以分析与理解，这一点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认识。作为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技术的作用和意义首先在于为满足社会生产的要求和人类社会的需要，因而，在马克思眼中的技术，从来就不是一个死物，而是人的一种现实的积极的活动。马克思这一思想来自于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1845年春天写的《关于费尔巴哈》一文中，他就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解决。”（《马恩全集》第3卷，第8页）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实践的或活动的意义上的全部社会生活，对技术的理解也不例外。
Axelos、MacKenzie以及Adler等人的技术核心论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精神实质。在我们看来，所谓技术核心其实是指技术在整体中的首要性。首要性首先意味着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机器体系的发展与巨大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在马克思的认识中，技术以及以机器的发展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机器的采用对旧的生产方式发生否定的作用；工厂的建立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的解体；蒸汽机带来了工业城市；机器体系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交通工具的增加和改良建立了精神与贸易发展所必需的交往；等等。总之，技术进步必然引起生产关系本身的变革，因为随着一旦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的革命，必然同时也实现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革命。因此，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四周年所作的演讲中，对技术的巨大历史作用和革命力量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认为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在马克思的学术著作中，对技术的意义赋予虽然相对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特定的著作中，如早期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与《共产党宣言》等；中期以《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即《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代表；晚期以《资本论》为代表，集中体现在《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与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实际是全部《资本论》）中，但其技术批判的思想却贯穿于他的全部的学术成果和整个学术活动中。
研究结果与讨论
我们把汉语教育技术期刊论文的统计结果放在国内和国外大背景下做个比较，可以从中了解到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相对状况。与同期国内外教育技术期刊论文数量和年度走势的对比分析与国内外教育技术期刊论文数量的对比分析国内教育技术论文数量为国外同期教育技术论文数量的7倍，至于国内教育技术研究是否真的产生了远多于国外教育技术研究的成果，魏顺平(2010)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汉语教育技术论文数量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只是某个学科中的某个领域;另一方面，相较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语法研究、教学研究、习得研究等，教育技术研究相对薄弱。汉语教育技术相关论文的期刊类别分布，汉语教育技术相关在语言学及语言教学类期刊上的论文最多瑏瑥，其次是教育技术类。这从侧面表明，汉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是从汉语教学的需要和应用出发来讨论教育技术的相关问题。同时，也在探讨教育技术的过程中，以汉语教学的实际应用进行说明和论述。与国内外期刊论文数量年度走势的对比分析下图是2005至2011年间，汉语教育技术、国内教育技术和国外教育技术论文数量年度走势图为便于观察年度走势，即曲线的斜率，此处我们把汉语教育技术论文数量放大100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三个特点:(1)汉语教育技术发展与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走势一样，均呈总体上升态势;(2)汉语教育技术与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走势一样，在近期均呈走低状态，进入反思或审视阶段;(3)汉语教育技术发展状况相较于国内和国外走势(从曲线别点上看)，更接近于国外。与同期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研究内容的对比分析《敏感词数据表》中的敏感词代表了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各项内容。通过对敏感词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高频范畴，与世界教育技术研究内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研究内容趋于一致的方面、不一致的方面和研究欠缺的方面。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高频范畴及特点《敏感词数据表》中的敏感词频率信息可以显示出汉语教育技术的研究内容受关注程度的全貌。频率越高，受关注程度越高。为了相对集中地反映这期间汉语教育技术的研究特点，我们对敏感词按类别(范畴)进行由高到低排列后总结为如下两点:1)技术应用紧密围绕“语料库”、“多媒体”和“网络”，相关论文数量最多者为语料库，其次是多媒体，再次是网络。样本期刊论文反映出的相关研究细目报告如下:(1)“语料库”的相关研究包括的语料(数据、资源)类型有汉语母语语料库、中介语语料库、多语语料库、动态作文语料库、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学习者语音语料库、错字别字数据库、教材语料库和教学用字库、词库等教学资源，涉及的研究内容有语料库(数据库、资源库)的建设、加工、工具研发和应用等。这是语言教学中教育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一大特色。(2)“多媒体”的相关研究涉及超媒体中的图片、视频媒体的应用瑏瑦，可视化、概念图，编码，多媒体教材和练习，多媒体课件设计、多媒体资源建设、利用和开发，多媒体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有效性，多媒体环境等。(3)“网络”的相关研究包括网络教学/学习环境，网络文化环境，网络虚拟社会，网站建设、网络课程，网络教师培训，网络教学设计、原则，网络平台需求、功能、开发等。2)“汉语知识教学”相关论文数量与“汉语技能教学”相关论文数量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样本期刊论文反映出的相关研究细目报告如下:(1)信息技术支持的“汉语知识教学”相关研究包括汉字、语音、词汇、语法和中国文化教学等;(2)信息技术支持的“汉语技能教学”相关研究包括口语、听力、视听说、视听、阅读、写作教学等。
研究内容趋于一致的方面1)包含的研究层面和类型一致从总体情况看，近年来的汉语教育技术研究包括了三类:理论研究(如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学习策略、自主学习、认知策略、教学环境)、相关技术研究(如多媒体、语音识别、计算机模拟、语料库)和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如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课程、教学和学习资源)。这一结果表明:汉语教育技术的发展在总体上是全面的、积极的，从研究层次和类型来看，与世界教育技术研究是一致的。另外，世界教育技术研究表明，教育技术研究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呈现出以技术为特征相继变化的发展历程(电视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我们的考察结果表明，汉语教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格局，并且汉语教育技术还受到一些专门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如汉语语音分析技术、汉语语料库技术等，这些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用都被积极引入到了汉语教学中。2)紧随新技术创新出教学新方法关于聊天工具和博客在教学中的应用是目前教育技术讨论和关心的热点问题。在汉语教学中，它的交互性对语言教学无疑是有意义的，符合现代教育倡导的合作学习原则。它通过自发地、积极主动地进行任务或功能教学，开展相互交流，以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驱动，促进学生以文字或语音的形式练习汉语说与写，也在文字或语音的输入过程中习得汉语。此外，过去人们固有认识中不适合于成人学习的游戏软件或游戏方式也受到关注。事实上，正是在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了一些新课题，寓教于乐又一次成为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探讨如何促进“生活体验、乐趣与学习的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等问题(祝智庭等，2010)，学者们提出游戏化学习(game-basedlearning)及教育游戏(educationgames)。教育游戏研究可以把传统的游戏软件提高到一个更有利于学习的角度去认识。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教育技术领域出现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创新汉语教学和学习的报告。涉及三种形式:第一，研究汉语教学中如何运用多种网络聊天形式开展教学的问题，如何敏、张屹(2008)(利用邮件、网络论坛)，袁伟、刘娜娜(2010)(利用聊天工具)。第二，研究应用博客、微博，乃至有声博客开展汉语教学的问题，如陈育焕等(2009)(利用有声博客)。第三，研究运用教育游戏开展汉语教学的问题，如蔡莉、刘芳妤(2011)。因此，可以说汉语教育技术在应用新技术创新教学方面，合着时代的脉搏走在形式和方法的前沿。研究内容不一致但有其合理性的方面1)多媒体技术受关注程度未呈现下降趋势国外教育技术研究在有关技术方面的研究的变化趋势显示，课件(courseware)和超媒体(hypermedia)的关注呈下降趋势;有关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的变化趋势显示，多媒体教学(multimediainstruction)呈下降趋势。魏顺平(2010)认为，“这应该是受当前网络技术普及的影响，课件和超媒体是单机环境下用来呈现学习内容、开展个别化学习的媒体”;“这同样应该是网络技术普及应用的影响”。但是，我们对《敏感词数据表》的分析表明，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研究中多媒体技术受关注程度未呈现下降趋势，而是受到持续性的关注(敏感词“多媒体”的年度频率未见明显降低，其频率也没有被“网络”的频率所超越)。我们认为，这是学科特点使然。“多媒体”这一敏感词在汉语教学论文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年度受关注程度较高，显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离不开多媒体技术的支持，各种媒体技术在汉语知识和言语技能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汉字教学为例，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汉字的读音需要声音媒体支持，汉字的笔顺书写作为动作技能的教学理应用动画或影像技术支持，汉字的义项和构词等用法信息离不开文字技术的支持。这些既是汉语教学的客观需要，也是由汉语和汉字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多媒体”受到持续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汉语教育技术研究始终脚踏实地，更多地着眼于学科应用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单纯地空谈教育技术。2)网络技术受重视程度未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国外教育技术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网络课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Internet、信息技术、网络课程和虚拟教室等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均呈上升趋势”，“internet/网络课程等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均呈上升趋势”(魏顺平，2010)，“基于网络的教育技术研究是当前主要研究内容”(祝智庭等，2010)。但我们对敏感词“网络”(及相关)的考察结果并非如此，而是总体变化不大，按年度在较少的数量间略微波动。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三个。一方面，在我们所考察的样本期刊上发表汉语教育技术相关论文的作者大多数为国内学者，他们的教学任务和关注的研究问题主要是针对成人的课堂面授，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教育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且绝大部分为“1+0”模式，而非“1+n”模式瑏瑧;另一方面，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身处优越的目的语(汉语)环境，他们课外利用目的语的社会环境学习远比现在还不甚理想的网络教学或远程辅导的效果更优;第三，由于网络教学受当前技术条件的限制(如面向外国人的汉语语音识别技术、人机对话)和理论研究的限制(如自主语言学习研究)，目前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听、说这两个语言技能教学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效果不理想所致。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数字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构建定将为汉语教学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也将迎来汉语网络学习的新局面。
在汉语教学中，由于该项研究与教师们的实际工作密切相关，因此历年来与课程有关的汉语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始终受到关注。但遗憾的是，真正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technologyintegration)为指导思想和理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整合的论文相对匮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汉语教育技术的相关论文后就会发现，大多数只是就教学中具体应用问题有感而发的教学体会或经验，这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终极目标尚有距离，今后应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如从理论上探讨媒体形式与汉语知识和言语技能的相关效应(如什么类型的汉语知识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来表现?什么样的汉语技能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开展训练?);根据Paivio(1990)双编码理论，言语能力、言语习惯与偏好、表象能力与偏好间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不同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结构、内容、呈现方式是有一定偏好的，应研究如何根据学生的认知风格并从汉语学习的角度出发，立足学生自身特点，以信息技术为教学手段来组织教学;从整合的特点、作用和方法等出发进行研究，结合汉语教学的特点和实际需要，逐步形成切实可用的整合操作策略，真正体现AECT，04瑏瑨提出的创新宗旨。2)关于教育技术支持下的教学设计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design)是近年来国外教育技术研究中受关注的重点或热点(魏顺平，2010;祝智庭等，2010)，反映出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的核心内容。但是，从《敏感词数据表》的年度分析来看，“教学设计”并非实际研究中的重点或热点，也没有被历年来的汉语教学研究所关注。当前，汉语教学中的教育技术应用已经走过了探索和试验阶段，逐渐趋于成熟。或者说，技术因素已经成为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再是依附于教学的一种附属品或点缀，也不是游离于教学之外可有可无的调味品。例如，当前大多数情况下的教学和学习环境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汉语教师备课离不开信息技术，汉语教学和学习资源是数字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离不开信息技术。当信息技术已经潜移默化地全方位融入汉语教学之时，教学设计必然与传统的教学理论和教学观念有所不同。脱离教学设计的技术应用，片面强调技术的应用价值的思潮，不仅难以在教学中真正发挥作用，也违背了教育技术的宗旨。因此，重视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广泛地开展教育技术支持下的汉语教学设计研究，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注重对教学和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努力实现教学设计与技术应用的深度整合，对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将会认识到教学设计师这一职位和角色的价值、作用和需求。(桑新民，2009)3)关于应用教育技术的教学有效性和教学实验国外教育技术研究显示，教学有效性(instructionaleffectiveness)是历年关注的重点，它表明教育技术的各项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对教学效果的改进上(魏顺平，2010)。我们通过对《敏感词数据表》年度使用频率的分析发现，在汉语教育技术研究中这个问题已开始得到重视，表现为汉语教师在应用教育技术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对教学效果进行审视的倾向。这种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和改进的方案。然而，关注和重视程度的提高并不能代表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的相关论文来看，对技术影响下的教学效果问题，谈及的多，付诸实际研究的少;在付诸实际的实验研究当中，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研究并不多。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决定的，他们的学习动机、学习背景的复杂性导致实验研究有一定的难度。这方面的研究应加紧开展。因为基于信息技术，特别是多媒体和语料库技术的语言习得实验研究，可以回答双编码教学是否有助于语言习得的问题，可以揭示基于图形和语言双编码输入条件下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和机制。其研究结果可以为建立外国人汉语学习模型而开展计算机模拟，最终为设计出智能化的汉语CAI创造条件并奠定坚实的基础。教学有效性问题应该用系统的方法去思考和解决，它与很多因素相关，如学习成绩、教学管理的有效性、课程评价、教学质量、教学创新、教材评估、教师和教学方法等。郑艳群(2012)指出，对汉语教学而言，应该更加重视对语言微教学环节和微技能教学的研究和把握，汉语教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更好地揭示汉语学习规律，指导和管理汉语教学。
余论:汉语教学叙词研究与学科建设
[关键词]技术竞争情报专利情报技术监测技术情报分析
[分类号]G35
作为从国外引进的概念，技术竞争情报(CompetitiveTechnicalIntelligence，以下简称CTI)一词对于我国图书情报行业的从业者来讲，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因为不考虑其中的竞争二字，就是技术情报。而提起技术情报，人们肯定会联想到在我国有50多年发展历史的科技情报工作。如果不考虑其中的技术二字，则是竞争情报，竞争情报工作在我们国家开展也有10多年的历史了，并不新鲜。但人们对这一词汇仍旧会感到陌生，为什么?如果以CTI为检索词查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省略)，能检索到的文献数量只有区区10余篇。这说明CTI这一术语尚未被国内学界所广泛使用。但这是否意味着国内该领域研究存在着空缺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很多研究采用的是CTI的下位或相近概念，如专利情报和技术监测等。为此，本文以文献调查为基础，试图对我国的CTI理论研究和实践进行梳理，进而对本领域的发展现状进行评析，对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1我国CTI研究溯源
如果对我国的CTI研究进行溯源，必定会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借鉴和学习政治和军事情报分析经验以及前苏联开展科学情报综合与分析做法的基础上，发展的主要为研发活动和科技管理提供服务的科技情报研究(简称情报研究)。因为从流程、方法和组织模式来看，我国的情报研究都与国外的CTI不谋而合。以流程为例，我国的情报研究人员提出情报研究活动应由课题选择、情报搜集、信息整序、科学抽象和成果表达五个环节构成，这与构成CTI流程的需求分析、搜集、过滤、分析和传递五个环节完全一致。此外，融合多种方法的情报研究方法论和小核心大范围的组织模式也同样适用于CTI。因此，可以认为，CTI研究在我国是有着历史根基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CTI就是情报研究，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与国外主要以企业为主导开展的CTI活动相比，我国的科技情报研究工作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其重点主要是在系统地跟踪国内外科技发展和变化的基础上，对科技发展趋势的一种预测和评价，目的是为各级政府部门和组织制定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计划提供参考，很少与产业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商业应用及其市场竞争行为相结合，并且基本不涉及经济发展和商业运作。而技术与经济相结合，服务于市场竞争却是CTI的鲜明特色。因此，把CTI概念引入我国，就必须以新的视角来建构本领域知识框架，重新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中发现现有研究的优势和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走向。
为此，接下来笔者将探讨CTI范畴下应包括的研究主题，并对每个研究主题下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综述。
2我国CTI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
笔者将CTI定义为：“能给组织的竞争地位带来重大影响的外部科学或技术的威胁、机会或发展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获取、监控、分析、前瞻和预警过程，是竞争情报理论和方法在科技领域中的应用”。根据这个定义，CTI既是一种竞争性信息，也是一个信息处理过程。作为竞争性信息，CTI可能会来自于研报、专利情报、产品说明书和样本情报、标准情报、技术贸易情报等；作为信息处理过程，有关技术信息获取、技术监测、技术信息分析、技术预测、技术预见等主题的研究都应归入CTI研究范畴。此外，为了成功地开展技术情报工作，还要研究如何建立CTI系统，如何进行CTI部门(活动)的组织管理。以下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我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的研究进行评述。
2.1CTI信息源研究
各种科技文献资源中蕴涵着众多有价值的CTI信息，而专利则是最主要的CTI信息源。此外，科技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科技成果和技术标准等也是常用的CTI信息源。由于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主要基于科技文献，因此关于这类信息源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对于像数据库、网站、技术博客等这类信息源，国内的研究还很少，而将大学、实验室、行业和贸易协会和主管机构作为CTI信息源来研究的就更是屈指可数。
2.2CTI过程研究
从CTI的定义出发，笔者将CTI过程研究划分为技术信息获取、技术监测、技术信息分析、技术预测和技术预见五个部分。
2.2.1技术信息获取文献[3]认为国内企业获取CTI通常采用的方式包括：培养自己在本行业的人脉关系，或使自己成为行业协会或学会的一员，以直接获取同行或对手的相关技术信息；通过和一些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聘请资深的专家担任技术顾问来获得本行业的先进技术信息；还有依靠咨询公司为自身定做竞争报告等。该文献还指出文献研究是企业获取CTI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途径，经常进行文献检索来跟踪行业的技术发展动向和最新技术信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业CTI获取方法。
通过互联网自动获取技术信息也是获取研究的重点领域。文献[4]采用基于模式匹配的自动Web信息抽取技术，从企业Web页面中抽取家用冰箱产品的性能参数信息，尤其是各大公司的新型号、新品种的产品参数。这一技术可进一步用于跟踪分析竞争对手新产品发展动向和技术特点，为本企业的技术产品开发和定位提供决策支持。
2.2.2技术监测北京理工大学的朱东华教授(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技术政策与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与AlanPorter教授合作，于2000年主持开展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基于智能化知识采掘的高新技术监测分析技术研究”课题，在国内开创了CTI中技术监测(TechnicalMonitoring)领域研究的先河。他们对技术监测的概念、技术监测的对象和技术监测的过程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应用于纳米技术监测等领域，其研究水平已处于国际前沿地位。
2.2.3技术信息分析关于技术信息分析，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是分析方法框架和某些具体的分析方法。笔者曾在文献[2]中将CTI的分析方法划分为信息计量类方法、技术图表方法和创造性思维方法三种类型，如表1所示：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刘细文研究员指导的硕士生柯贤能在其硕士论文中系统地构建了基于创新过程的CTI分析方法框架。这个方法框架由主体框架和扩展框架两部分组成，主体框架包含19种核心方法和17种相关方法，扩展框架揭示了各分析方法可以用于技术创新的哪几个阶段，如表2所示。
专利作为技术信息最有效的载体，囊括了全球90％以上的最新技术情报，相比一般技术刊物所提供的信息早5―6年，而且内容翔实准确。因此专利分析是我国学者研究较多
的CTI分析方法。专利分析是统计学、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以及信息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一个应用领域。专利分析以科学技术信息、数据分析为基础，以信息科学前沿技术为手段，综合集成各方面专家的战略性智力，对专利及其相关的科学技术活动进行动态监视、测量、分析及表达。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陈燕研究员等人编著的《专利信息采集与分析》一书，对专利的指标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拟定量分析、图表分析和软件分析方法作了全面和详尽的剖析。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的郭婕婷等人提出了点、线、面、体四个层次的专利分析方法体系，每个层次对应的具体方法如表3所示：
近年来，专利分析方法可视化的趋势使起源于日本的专利地图方法得到了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和使用。专利地图是指将专利情报所包含的科技、经济、法律情报等进行加工剖析，并通过各种可分析解读的可视化图表形式反映蕴涵在专利数据内错综复杂的信息，分析技术分布态势，指明技术发展方向，为决策提供更直观的情报支持。
专利地图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专利管理地图、专利技术地图和专利权利地图。
文献[14]在对技术预见和专利地图的基本内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将专利地图方法用于技术预见的可能性。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专利地图在企业研发管理、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中的应用。
2.2.4技术预见技术预见是从“TechnologyForesight”一词翻译而来的，中文也有表述成技术“前瞻”、“预测”的。其最初定义来自英国Sussex大学斯普鲁研究所的BenR.Mar-tin教授。所谓技术预见就是要对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其目标是要确定具有战略性的研究领域，选择那些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具有最大化贡献的通用技术。通过实施技术预见，可以：①确定战略发展方向；②确定优先发展领域；③提供科技发展的背景信息和早期“预警”。笔者认为，从技术预见的定义和目标来看，开展技术预见的主体并不一定是科技界和政府部门的专家，产业界的参与对于发挥市场需求对技术的拉动作用，实现未来技术的应用推广和产业化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可以把技术预见视为对外部科技信息的前瞻和预警过程，也就是CTI过程的一部分。
技术预见在我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文献[15－17]是有关技术预见理论和方法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文献[15]从竞争情报的视角，对大量技术预见项目案例进行了解析，从中得出了技术预见项目的战略情报研究属性，进而探讨了技术预见与竞争情报有效整合的可能性。文献[16]提出了基于文本挖掘和技术路线图的技术预见方法。文献[17]对技术预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国内有关企业、产品层次的技术预见研究还较少。
2.3CTI的组织管理
相对于国外，我国建立有正式CTI系统的企业非常少，因此现有的研究多局限于探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信息需求的类型和收集的途径，对如何建立、组织和管理企业正式的CTI系统的研究很少，仅有的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也多是对国外该主题研究的介绍，尚未检索到我国学者对于CTI组织模式研究的原创性成果。目前只能借鉴有关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建设的研究成果来进行CTI系统的建设。但由于CTI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学界还应进一步探索CTI系统的建设方法、CTT部门的组织管理模式及绩效评价。
3我国CTI的实践探索
在CTI实践活动的开展方面，我国的专业情报研究机构和一些大中型企业是主体，而且起步也较早。但从CTI活动的内容来看，还主要是一些文献检索和编译报导工作，缺乏分析和对战略制定的影响。例如，海尔集团早在1988年就建立了一套简便易查、全面实用的检索专利卡片系统(又称专利文献人工检索系统)。该系统搜集了1974―1986年世界25个主要工业国家有关冰箱的1.4万多条专利文献题录。这些题录涉及所有与冰箱制造有关的内容，供科技人员使用。而目前，海尔对已有的产品项目进行国内外技术动态信息监控，从项目涉及的相关专利和技术领域、国内外目标公司等不同角度进行专利跟踪，形成一个巨大的综合的专利情报资料库，做到随查随用。一重集团则通过与国内情报所合作及国外技术文献的收集整理，分专题地编译了大量的国外新技术汇编文献供研发人员参考，同时在技术交流和考察中注意吸取宝贵的技术信息。格力电器则通过对技术情报、经营情报进行系统深入地搜集、分析，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竞争对手的先进技术相结合，并提高技术的集成，促进多学科融合与渗透，实现高水平的技术跨越，充分发挥了竞争情报作用，从而取得一批提升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
企业开展CTI实践趋于成熟的是宝钢研究院情报中心。他们在CTI的组织管理模式上也形成了适合自身特点的框架体系，即被他们称为“5－1－N”的竞争情报组织模式。这里的“5”指企业的5个综合性横向情报研究团队，“1”指“一个固定的信息技术研究团队”，“N”指“若干个专题性纵向情报研究团队”。“5－1－N”组织模式是一个纵横交织的竞争情报组织机构，为企业竞争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机构和流程上的保障。
专业科技情报机构开展CTI活动，以万方和西信为代表，他们凭借所收藏的种类齐全的科技文献为企业提供CTI内容和咨询、软件服务。
4我国CTI研究趋势展望
从以上文献调查的结果来看，我国CTI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待深入探讨的研究主题还很多。在本文末尾，笔者试图对一些未来可关注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4.1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趋势：
4.1.1信息源研究的重点从二手信息源转向一手信息源我国CTI的信息源研究，较为成熟的是对各类二手信息源――文献的获取和利用的研究，而对于如何从一手信息源，如技术看门人、大学、科研机构获取信息，则研究得很少。如何构建有效的技术转移体系，使这些一手信息能够为CTI用户所使用，应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4.1.2研究重点从CTI的流程和方法逐步转变为对CTI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我国有着50多年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历史，有关CTI的流程和方法的研究从中可资借鉴的有很多，已经基本趋于成熟。而对于CTI的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目前还缺乏原创性研究，这有赖于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通力合作。其中要重点解决的就是有关CTI的绩效评价问题。
4.1.3与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趋于活跃CTI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覆盖面之广使之与很多相关领域有交叉。例如CTI与技术创新、CTI与技术(专利)战略、CTI与技术转移、CTI与战略联盟、CTI与反技术壁垒等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这些交叉地带开展研究大有可为。
4.1.4研究主体趋于多元化我国CTI的研究主体目前还主要来自于情报研究人员，未来将会得到来自技术战略、研发管理等领域的学者的关注，有着实践经验的企业人士也会加入到这个研究队伍中来，呈现研究主体多元化的趋势。
4.2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