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勃朗特三姐妹小说叙事视角的主要形式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本人认为作家叙事视角的选择与代表一个时代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情感结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关注女作家小说中对维多利亚时代传统观念的反叛意识与超越意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由作家自身的文化身份所决定的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维护意识。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取代的。……这种为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经验,称之为‘感觉结构’。”①赵国新在《情感结构》(structureoffeelings,即“感觉结构”)中介绍雷蒙·威廉斯发明的这一术语时指出:“最初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对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并能明显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因此,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②这里特别要提出威廉斯对19世纪中叶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概括:人的社会地位由金钱、而不是门第决定;穷人受穷是因为奋斗不力;出色的人终将脱颖而出;忍受苦难使人的精神升华,让人懂得谦虚和勇气;节俭、节制和虔诚乃是主要美德;家庭是发扬这些美德的主要场所;婚姻具有绝对神圣性……并言明这种理想价值观在现实面前必然遭遇的尴尬,“情感结构”则起到“维护”这些价值观念的作用。{3}
那么,在勃朗特三姐妹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选择及其观照中,我们会发现怎样的“情感结构”呢?
俄国批评家乌斯宾斯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立足点,他指出叙事视角涵盖立场观点、措辞用语、时空安排和对事件的观察等诸方面。英国文体学家福勒在此基础上提出视角或眼光的三重涵义:1.心理眼光;2.意识形态眼光;3.时间与空间眼光。{4}尽管福勒以作者的眼光取代了叙述者的眼光,也混淆了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界限,但无疑他的区分维度还是非常有效的,便于我们从各个层面考察叙事立场、措辞和读者的接受。以此观照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创作,挖掘其叙事视角确立的内在心理机制、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时空叙事的“情感结构”,会获得一些令人欣喜的发现。
一、叙事视角的确立:内在心理机制
不同的叙事者构成对事件的不同的观照与表达方式。显然,是采用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可以任意转换叙述眼光的全知叙事呢,还是仅以单一或几个人物自身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或者在使用了全知叙事后,又在文中不时换用限制叙事,以增强作品的悬念感和新奇感,的确与作家的表达习惯与理性调整密切相关。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其中又不乏自传体和日记体。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斯·格雷》、《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以下简称《房客》)、《维莱特》、《教师》等。三姐妹中只有夏洛蒂的作品《谢利》采用全知叙述视角。
虽然使用的大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的双重视角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中,包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和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两种视角(pointofview)。在第一人称主人公回顾往事的叙述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叙述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幼稚”与“成熟”、蒙在鼓里或洞明一切的差异。{5}在《简·爱》中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叙述;在《艾格尼斯·格雷》里则是从情感的焦灼到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释然;而《教师》无疑以男主人公回忆视角虚拟了英国老师与英瑞混血女子弗兰西斯的恋情,也喻指了现实中的法国教师与英国女学生之间的跨国恋情——尽管这只是夏洛蒂的一厢情愿,却也热烈、持久,显示出心灵激情的强度和力度。
由于回忆视角的运用,《简·爱》在叙述幼年的简·爱的思想、行为和宗教意识时,显示了幼年的简与成人的简的思想情感的合一,使得幼年叙述者的“我”成人化因素极为明显。虽然成年的带有作者强烈个性色彩的简才是这种心理眼光、意识形态眼光的聚焦人物,但是小主人公已经“是”接近定型的“叛逆者”了:自尊、倔强、奋发图强,反抗意识与意志强劲。自我与经验的抒写与凸现使得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叛逆女性形象具有无法忽视的感染力和道德、伦理力量。
另一方面,经历事件的叙事者眼光的投入,又使得人物的立场观点与情感态度具有明晰的真实感和陌生化的喜剧效果。小简·爱有关“换心”的幼稚思考和以“保持健康,不要死掉”来与地狱进行抗争的勇气让人忍俊不禁。
作品中这两种叙述眼光交替出现,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眼光的交叉处理,使得叙述既避免平铺直叙,便于叙述者的思想意识的随时流露和表达,又贴近的事实层面,尽可能保持了客观性。正好将简的叛逆与刚毅的性格塑造得完整统一,不足之处就是“真相”的揭示往往带有诸多先入之见的印记。
其二,第一人称主人公“复合式”双重视角
《房客》的两个主人公的交叉叙事——马克希姆的书信及海伦的日记构成了对同一故事的互相补充和印证。叙述者聚焦的中心人物其实只有一个——马克希姆眼中的海伦和海伦眼中的自身。将充满神秘色彩的女主人公遭遇误解的“现在”与为了爱情迷失自我的女主人公的“过去”统一于新的美好爱情婚姻的大团圆结局。作者的视角定位一来便于女主人公从私密的角度抒写自己情感的投入、盲目、后悔、决绝的逻辑历程,展现一个热情任性、为爱情丧失理性判断力的女子如何在发现所托非人之后,痛苦地劝说、挣扎、挽救终至放弃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从男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观察审视海伦的外在形象特质并感悟体察其内在精神品性,经历一个好奇、误解、发现、还原的形象认知过程,形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和互补,完成对女主人公立体的形象塑造。
其三,第一人称见证人“交叠式”多重视角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交叠式”多重视角的《呼啸山庄》,情况则大不一样。艾米莉的叙事技巧早已开创了叙事方式的先河,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聚焦于中心人物的圆心聚焦模式了。这也正是艾米莉超越她的姐妹的地方。据夏洛蒂的《呼啸山庄》再版序中对妹妹的评价:“她的想象力原是比较沉郁而不大开朗,比较强烈而不大欢快,她从这些民俗传说中找到材料,用来塑造了像希思刺利夫、恩肖、凯瑟琳这样一些人物。”{6}而《勃朗特一家的故事》的作者玛格丽特·莱恩则断言:“艾米莉提供了一个特殊例证。当一个人赋有天才,并且具有像她那样的激情,心灵就必须在一种安全的、隐私的范围内,寻求自我满足。”{7}她们似乎都在试图阐释、求证艾米莉独特叙事方式背后的社会因素、个人性格及心理原因。
以一个家庭的传奇闻名于世的“勃朗特三姐妹”较多地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而同时期的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以及盖斯凯尔夫人则顺应时代的大潮,以全知叙事视角观照社会人生。个种缘由,在本人看来,与其各自的生活境遇关联甚深。就三姐妹而言,其一,如果从深度心的角度来考察,她们越是敏感于环境的压抑,就越是存在一个渴望自我倾诉的心理原动力。人生的困厄与不自由,荒原的广漠无情与内在心灵激情的冲突让三姐妹更得心应手于以“我”的视角看世界,表达内心孕育的难以排遣的情愫和诗性精神;其二,她们的生存境遇如此悲苦,饥饿、疾病、死亡的阴影一直如影随形,但她们良好的早期环境——作为剑桥大学毕业生的牧师父亲爱好文学又有一些藏书,使得孩子们幼年练笔时就显示了过人的艺术悟性与文学才华,以日记和诗歌的形式(多为第一人称)记载与贫苦生活成反比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其三,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家庭教师,对其心理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简·爱》、《艾格尼斯·格雷》、《教师》、《谢利》中都写到了家庭教师或寄宿学校的教师。可以说,小说中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的视角无疑最明显、最直接地呈现了这个自我表达的迫切欲望,所有的思想、情感都在文学文本中以直观、鲜明、强烈的姿态加以呈现。
二、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中产阶级价值观
1、人物形象的核心是人物的思想性格；
2、故事情节是指作品所描写的事件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3、环境描写是指对人物活动的环境和事情发生的背景作描写。
关键词：《聊斋志异》复线结构分析
情节是传统小说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代作家王蒙曾指出，绝对没有情节的小说是不可能存在的。线性结构是小说创作中最常见、基本的情节结构。以小说的线索数目为标准，线性结构可分为单线结构和复线结构。复线结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论述的一种基本情节结构，它主要由四个层面组成：A、主线，围绕主人公发生的，并在故事中起支配作用的故事线。B、副线，贯穿整个作品的次要人物的一系列事件。C、作为背景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可以出现在作品的若干片段中。D、非动作因素，即作品中出现关于哲学、社会、历史、道德的思考和论述，如一些富有哲理的对话和议论。[1]复线结构将故事情节的渲染与传递都融合于其文体内部的结构变化中，能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情节层层递进、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美学感受，使其不至于因情节的演变而削弱其原有的内涵意义。具体说来，复线结构又可以分为主副式、交叉式、平行式三种。
蒲松龄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收有四百余篇作品，作者对颇多篇什巧妙地运用“复线结构”来结撰，对其展开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探究蒲松龄小说的结构奥妙。
一.主副式结构
对于主副式结构，这类作品往往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明显可见的线索，但其中必定有一条是主线，另外的线索则往往是围绕着主线延伸、发展的副线。这一主一副在小说结构布局和情节发展中是相伴相生的，在对人物塑造、冲突设置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把握，为实现对作品的分析领悟提供了基础平台。《聊斋志异》主要有《促织》、《张鸿渐》、《王桂庵》、《阿宝》、《马介甫》、《仇大娘》、《香玉》等篇目运用主副式结构来结撰。
以《促织》[2]为例分析，全篇以“促织”作为主要线索来描写，促织就同成名一家的生死存亡的命运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牵动着主人公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促织的得失变化在这里就成了贯穿小说的主要线索，全篇所有的情节设置都是围绕着这条主线展开的。与此同时，成名一家的命运变化及情感变化就成为与主要线索“促织”相紧密结合的副线，且促织与成名一家的种种变化并不是绝对的主副之分，在小说的整体布局中也存在着重合变化。
小说开头便交代了故事的起因，“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由此开始了情节的演变分化。成名被县令里胥强行报充里正差役。他一上任，“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情节立即被转入矛盾之中，由于官府“严限追比”，使他身心交病，陷入绝境。这是求促织的背景，可以明显的看出因促织给成名一家造就的痛苦与烦忧。故事至此略显曲折，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让成妻问神卜，成名终于按图在村东大佛阁得到一只“状极俊健”的促织，于是“大喜，笼归，举家庆贺”。但情节却突然由喜转悲，谁料他的幼子竟无意间将捉到的促织给弄死，妻子对孩子进行痛骂，当成名知道后“如被冰雪”，怒寻其子时，却发现儿子投井自杀，“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于此成名一家又重新陷入困境之中，情节又增添曲折。正当成名夫妻痛不欲生之时，料不到儿子半夜复苏，又听到门外虫鸣，终于又捉到一只新的促织，但其外形不好看，成名起先也不怎么看重。故事在这里又发生新的转机，成名将之献到公堂去，又恐不合要求而惴惴不安，试斗时，促织“蠢若木鸡”，后来斗胜，“成大喜”。又与鸡相斗“虫集冠上，叮咛不释”，使得“成益惊喜”。继而，这只促织一步步经由县宰、抚军、皇帝来戏玩观斗，且使得成名、县令、巡抚因此都得到了奖赏。
这样，由平凡事情构成的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就具有了步步惊心、峰回路转的艺术特色，真正令读者激动、感叹的并非是促织“得失、生死、优劣、胜败”的曲折过程，而是故事人物的命运变化和情感流露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思考。促织虽是作为主要线索，但其仅是用来构成其情节表现的外在形式。通过故事人物因促织而造成的悲惨遭遇，来表达对古代官僚阶级压迫剥削的暗讽之意，指出“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的警示意义。从故事人物前后的贫富变化来说明“天将以酬长厚者”，反映了古时“因果循环”的宿命思想。针对故事结尾处的“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提出“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戏弄说法，表现出作者对社会黑暗的极大讽刺，寄托了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这样的结构下的小说才是深入的，具有艺术价值和思想境界的；这样的结构，对已有的所有材料和情节是一种弥补、一种增光添彩的分量。[3]
二.交叉式结构
交叉式结构不同于主副式结构，这类作品中存在有两条很难分清主、副的情节线索，交叉并进，就好像相互缠绕一样，呈现出立体交织的状态。这种结构使得作品置于形散神不散的境界，有助于达到一种蕴意自然而生和结构和谐统一的感觉。《聊斋志异》中采取交叉式结构来设置小说结构的篇目，主要有《红玉》、《长清僧》、《娇娜》、《青凤》、《宦娘》、《梅女》、《莲香》、《青梅》、《阿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