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中生；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抑郁情绪
一、引言
抑郁情绪是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也是困扰青少年的常见心理问题之一。国外研究发现12-17岁青少年的抑郁情绪的发生率为5%-8%，国内的研究也显示，中学生抑郁症的检出率可高达18%-36%[1]，而且青少年的抑郁体验会引发和加重成年后的抑郁情绪。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的一种应付资源，影响其面临压力情境时采用的应对方式。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在应激刺激和身心健康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引起不同的情绪体验，从而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2]。本研究旨在综述高中生自我效能感与应付方式、抑郁情绪的关系，为有关研究积累资料并提供理论依据。
二、基本概念
1、自我效能感的概念
自我效能感（senseofself-efficacy）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于1977年首次提出来的，是个人有关适应环境、完成某种活动的自我信念。自我效能感影响或决定人们对行为的选择，以及对该行为的坚持性和努力程度，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情感反应模式，进而影响新行为的习得和习得行为的表现[3]。一般自我效能感（generalself-efficacy）是以德国心理学家Schwarz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的，它是指个体应付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或面对新事物时的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
Judge（2001，2002）认为，概括化的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应对、执行和能否成功的基本能力的评估，是个体对各种情境能否有效处理的信心判断（Tipton&Worthington，1984；Lennings，1994；Judge，2002；）：起初，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一个特定领域（domainspecific）的概念，认为个体在某一个方面有自信心，而在其它的方面未必如此；因为不同的任务对人的能力或技能的要求是不同的：后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自我效能感可以看作是特质的，也可以看作是状念的（Sherer&maddux，1982）；即存在一种概括化的自我效能感，即一般自我效能感。
2、应对方式的概念
应对方式（CopingStyles）主要是指在应激过程中继认知评价后表现出来的具体应对活动。国外研究表明，应对方式是心理应激影响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变量，它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对方式的理论模型首推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Lazarus和Folkman提出的场合模型。该模式将应对视为个体用来处理内部或外部要求的一系列不断变化着的思考与行动。他们提出，应对主要有两种机能：用来处理问题（"注重问题的应对"）和用来减轻情绪痛苦（"注重情绪的应对"）[4]。应对方式按功能分为两大类：处理应对方式（approachcopingstyle）和回避应对方式（avoidancecopingstyle）。
3、抑郁情绪的概念
在心理学研究中，抑郁经常被视作抑郁倾向或抑郁情绪。冯正直认为青少年抑郁是指青少年期出现的以忧郁为主的显著而持久的悲哀、不幸和烦躁的情绪、行为和身心不适症状[5]。刘风瑜认为中小学生的抑郁指的是他们对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不良情景或事件的一种反应，是一种无愉快、悲伤或精神痛苦。这种无愉快、悲伤或精神痛苦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持久的、相对稳定的[6]。
三、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的研究综述
国内外对这一领域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曾荣侠，吴伟（2008）研究发现大学新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应付方式、抑郁的关系密切。曾兴华（2008）研究表明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抑郁、焦虑和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呈显著负相关。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7]。葛明贵等人（2006）研究表明学习厌倦感、自我效能感与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相关的结论[8]。
关于抑郁与应对方式关系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状伴有高水平的被动、回避应对，Ebata和Moos（1991）发现处在抑郁状态的青少年更多地依赖于回避应对方式。RichardG.Sawatzky等人的研究显示更大的压力管理自我效能感和抑郁是相互关联的，识别学生自我效能感和有限的压力管理提供适当的支援服务可以帮助人们对付压力，防止抑郁。
大量研究表明，抑郁情绪与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有很大相关。个体应付方式的使用一般都在一种以上，有些人甚至在同一应激事件上所使用的应付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每个人的应付行为类型仍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影响心理健康，极易产生抑郁孤独、焦虑的不良心理状况[9]。而积极的应对方式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是个体有效完成面对的工作或学习任务。孙玮，聂玲等人的研究表明高中生存在抑郁问题，但寻求心理援助行为不足.应针对高中生群体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开展心理教育，提高青少年对心理服务的利用能力[10]。
四、研究结论
目前国内外有很多对抑郁症的研究，且在这一领域也十分深入，但是对抑郁与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尤其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更少。已有这方面相关研究的各个研究结果还有一定的差异，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求证。青少年抑郁已经是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方面，且近几年青少年抑郁情绪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我国的教育体制造成的升学压力、社会环境带来的竞争压力，使得青少年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情境，他们能控制和改变的只有自己的应对方式，提高自我效能感，改变现状。
参考文献：
[1]王卫.青少年抑郁的预防：青少年应变力辅导计划简介[J].心理科学，2000，（4）.
[2]曾荣侠，吴伟.大学新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应付方式、抑郁的相关研究[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3]陈月苹.承德某专科院校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及心理症状的调查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08.
[4]陈树林，郑全全，潘健男，等.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的初步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0，（4）.
[5]冯正直.中学生抑郁症状的社会信息加工方式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2.
[6]刘凤瑜.儿童抑制晕表的结构及儿童青少年抑郁发展的特点[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7，（2）.
[7]曾兴华.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与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8.
[8]葛明贵.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习厌倦感与抑郁的关系[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23）.
[9]胡宏建.大学生网络成瘾症的成因及其对策思考[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1）.
关键词：听障状态情绪调节情绪适应
分类号：G762
1引言
情绪调节是“个体对自身产生何种情绪，何时产生以及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产生影响的过程”，它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基于对情绪调节的这一定义及其他有关情绪调节的理论的整合，Graz和Roemer（2004）提出情绪调节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1）对情绪的知觉和理解；（2）对情绪的接受；（3）控制冲动行为以及按照既定目标行为的能力；（4）根据个体的目标和情境的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来调整期望情绪反应的能力。他们认为，情绪调节结构中的全部或者任何一种成分的缺失将导致情绪调节困难或者情绪失调的产生。像广泛性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蓄意自我伤害以及攻击等这些临床障碍的发生和发展往往与情绪调节困难或情绪失调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王力等，2007）。
基于这些研究发现，一些学者认为在情绪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和治疗中，应该将提升情绪调节技能作为重要训练内容和目标，并陆续提出一些训练方法，其中有的聚焦于一般情绪调节技能的训练，如辩证行为治疗（dialecticalbehaviortherapy），有的聚焦于情绪调节的具体环节，如基于接受的情绪调节训练（acceptance-basedemotion-regulationtraining）。这些训练在广泛范围的心理疾病治疗中效果显著，如边缘性人格障碍、物质滥用、进食障碍等，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由于这些研究多是采用横断研究，无法检验是否正如这些疗法所宣称的，这些疗法提高了情绪调节能力，进而改善心理健康状况。为探讨这个问题，Berking，Orth，Wupperman，Meier和Caspar（2008）采用交叉滞后研究设计，通过两个样本的研究结果证明情绪调节技能与情绪适应之间的因果关系，成功的情绪调节可以促进情绪适应，即增加正性情绪，减少负性情绪和焦虑。这进一步支持了将培养情绪调节技能作为预防和治疗情绪相关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目标的科学性。
然而这些包含情绪调节技能的训练方案都是针对健听群体的（如肢体健全的普通大学生或患有抑郁、焦虑等症状的个体），在听障大学生中的有效性尚有待检验。国内有关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仅有的几项研究，如刘在花等（2006）、黄锦玲等（2008），都发现听障大学生面临许多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不少是跟情绪相关的。张立松等（2012）表明，听障大学生在情绪调节的整体状况以及情绪接受、冲动控制、策略使用三个方面遇到的困难均要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其中情绪接受和策略使用方面的困难对听障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上的困扰有显著预测作用。因此通过情绪调节技能方面的训练提高听障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情绪调节技能对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的情绪适应是否有不同的影响，即听障状态在情绪调节不同技能对个体情绪适应影响中的调节作用。Berking等（2008）将体验到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多少作为情绪适应的指标。一般认为体验到更多的正性情绪，更少的负性情绪，意味着有更好的情绪适应。情绪适应不良往往是很多精神障碍潜在线索，同时也可能影响治疗干预过程，即与个体有效应对情绪刺激以及运用干预中学到的策略有交互作用。正负性情绪也是主观幸福感的情感体验成分。通过改善情绪适应，减少情绪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从而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然而正性和负性情绪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结构，体验到正性情绪的增多，并不意味着负性情绪的减少。因此有些情绪调节技能会与正性情绪关联更强，而另一些情绪调节技能与负性情绪相关更紧。
基于先前研究，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与普通大学生相比，听障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技能方面表现要更弱些；（2）与普通大学生相比，听障大学生的情绪适应状况更差些；（3）听障状态对情绪调节技能与情绪适应状况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但鉴于目前尚无具体相关的研究，故无法对调节作用的具体内容做出预测。本研究的结果将为今后适当调整目前在健听群体中有效使用的情绪调节技能培训方案以适合听障群体的特点，培养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有效地改善他们的情绪适应和构建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提供实证性依据和理论支持。
2研究方法
2.1被试
在某专科学院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47份，回收有效问卷308份。其中听障学生149名，普通大学生159名。男生86人，女生221人，有1人未报告性别；一年级146人，二年级128人，三年级34人。听障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0.51岁，标准差为2.16；普通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0。48岁，标准差为2.11。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和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2.2测量工具
2.2.1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
采用Gratz和Roemer（2004）编制的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iqcuhiesinEmotionRegulationScale，DERS）评估个体情绪调节技能状况。该量表评估个体在情绪知觉、情绪接受、冲动控制、情绪理解、目标行为以及策略使用这六个方面上所存在的情绪调节问题。量表由36个项目构成，要求受测者参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项目的内容，在李科特5点量尺（从1=“从来没有”到5=“总是有”）上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的选项。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调节的困难越严重。本研究中采用的是王力等（2007）在1017名中国大学生中的修订版本，选用了其中的情绪接受、冲动控制、目标行为以及策略使用四个分量表，因为这四个分量表与情绪调节过程的关系更密切。在本研究中，情绪调节困难总量表的a系数为0.90。
2.2.2正负性感情检核表（PANAS）
采用Watson和Clark（1994）编制的正性和负性感情检核表（PositiveAffectandNegativeAffectSchedule，PANAS）评估个体的情绪适应状态。该量表由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构成，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各由lO个正性或负性情绪词构成，要求受测者根据自己过去几周内对这些情感体验的频率，在李科特5点量表（从1=“完全没有”到5=“非常多”）上做出反应。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体验到的正性或负性情绪越多。本研究采用的是王力等（2007）在1163名大学生被试中的修订版本。在本研究中，正性和负性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93和0.78。
2.2.3程序
在某专科学院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作为被试，请他们独立完成由上述两份量表以及个人信息构成的问卷。组织者在现场统一讲解要求，并在受测者完成后回收问卷，同时提供测验解释以及反馈意见。
2.2.4数据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分析处理采用SPSS20.0完成：首先对情绪调节技能和情绪适应状况作描述统计，然后比较普通大学生和听障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技能和情绪适应方面的差异，最后检验听障状态在情绪调节技能和情绪适应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3研究结果
3.1情绪调节技能和情绪适应的描述统计
首先基于所有样本计算情绪调节技能和情绪适应测量的平均数、标准差、α系数以及相关系数，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目标行为量表的n系数偏低外，其他测量的α系数均处于可接受范围（0.71到0.93之间）。情绪调节技能的各个方面均与负性情绪有显著相关，它们与正性情绪的相关都未达到显著水平。
3.2情绪调节技能和情绪适应上的听障状态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技能和情绪适应上的差异，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情绪调节技能方面，除了目标行为外，听障大学生在情绪接受、冲动控制和策略使用方面得分要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在情绪适应方面，听障大学生比普通大学生体验到更少的正性情绪和更多的负性情绪。
3.3听障状态的调节作用分析
遵循Aiken和West（1991）的建议，我们实施一系列的层次回归来检验听障状态在情绪调节技能与情绪适应之间的调节作用。由于正性情绪与情绪调节各技能之间的相关未达到显著水平，故后续只对负性情绪进行分析。首先对听障状态进行编码处理，情绪调节技能四个维度分数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在层次回归方程中，以负性情绪为因变量，在预测变量中第一步进入听障状态，第二步进入情绪调节技能的四个维度，第三步进入听障状态和这四个维度的乘积项。最后结果显示听障状态和策略使用的主效应显著，而听障状态和情绪接受的交互作用显著。即意味着策略使用上面临的困难越多，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体验到的负性情绪越多，而情绪接受上面临困难的多少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在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身上展现出不同的趋势。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这种调节作用，我们使用Hayes和Matthes（2009）所推荐的程序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对听障大学生而言，情绪接受方面的困难对负性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58，P0.05）。因此，对听障大学生来说，在情绪接受上面临越多的困难，则意味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而普通大学生没有这样的趋势。
4讨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听障状态在情绪调节技能与情绪适应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技能和情绪适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在情绪接受、冲动控制和策略使用上面临更多的困难，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更少的正性情绪；情绪接受和策略使用对情绪适应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其中情绪接受对情绪适应的作用受到听障状态的调节，对听障大学生有着独特的影响。下面将对本研究中的几点主要发现展开讨论。
4.1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技能上的差异
本研究发现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技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在情绪接受、冲动控制和策略使用上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与研究假设一致，也跟张立松等（2012）结果相同。王媛、陈芳和黎小伯（2011）在对聋生情绪智力调查中也发现他们整体情绪智力状况以及情绪调节和他人情绪调控方面要比健听学生差。Rieffe（2012）发现，与健听儿童相比，聋童的情绪调节策略更单一，效率更差些。这些研究均支持听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在情绪调节结构中不同成分上的差异：听障大学生在体验到负性情绪时会有更多的次级情绪反应的倾向，更不容易接受自身的负性情绪，出现更多冲动，应对策略更单一，且效率更低。
4.2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在情绪适应状态上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在情绪适应状态上存在显著差异，体验到更少的正性和更多的负性情绪，同时他们体验到的负性情绪要多于正性情绪，这也符合我们的研究假设。有关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几项研究，刘在花等（2006）和黄锦玲等（2008）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均发现他们在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方面的得分高于普通大学生对照组。李强等（2009）进一步发现，聋人大学生与抑郁有关的自动负性思维出现的频度显著高于普通大学生，更具抑郁情绪或抑郁症状易感性。这些结果均表明听障大学生情绪适应方面与普通大学生存在一些差距。
4.3情绪调节技能与情绪适应关系
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技能的几个方面与负性情绪得分呈现正相关，而与正性情绪的相关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与Berking等（2008）部分一致，他们发现成功的情绪调节显著预测负性情绪和焦虑的减少。不同之处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情绪调节还能增加正性情绪。这种差异可能是研究视角和和测量工具的差异所致。Berking等（2008）着眼于检验情绪调节技能与情绪适应状态之间的因果链，对情绪调节技能的评估是采用情绪调节技能问卷（EmotionRegulationSkillsQuestionnaire，ERSQ），测量个体成功情绪调节的知觉，如“我能够影响自己负性情感”，本研究侧重探讨情绪调节技能对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情绪适应状态的不同影响，采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测量个体情绪调节中面临的困难，而且这种调节集中于负性情绪的处理，如“当感到心烦意乱时，我相信自己对之无可奈何，只能沉浸在其中”。同时大量的研究表明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是相对独立的结构，因而本研究所关注的情绪调节技能各维度与负性情绪有较强关联，而与正性情绪没有显著相关。
在具体的四种情绪调节技能中，情绪接受和策略使用依然是对情绪适应很好的预测指标。这与Berking等（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接受和积极改变负性情绪与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关联最强。张立松等（2012）也发现这两个方面的技能对听障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另外，听障状态的调节作用显示，情绪接受方面的技能对听障大学生有独特的影响，他们可能将对负性情绪的接受和忍受视为失控或者元助的表现，故采取尽力回避和否认的方式。这也意味着，对普通大学生而言，策略使用上的培训比较重要；而对听障大学生来说，同时还应重视情绪接受方面的训练。
目前针对一般群体中的情绪问题，有一些以提高情绪调节技能为目标的治疗和干预方案，并已经被初步证实有效性。本研究揭示的情绪调节技能与情绪适应之间的关系在听障大学生和普通大学生中表现的差异，可用于指导对这些治疗和干预方案的调整，有效应用到听障大学生群体的教育和辅导中去，对他们来说情绪接受和策略使用方面的技能是同等重要的。然而本研究也存在几点不足：（1）采用的是横断设计，无法确认情绪调节技能与情绪适应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需要采用交叉滞后设计或追踪研究设计，并借以精心调整的干预方案，从而获取更丰富的信息；（2）本研究只是考察了听障状态的调节作用，即是否存在听障的影响，其实听障状态严重程度上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5结论
5.1听障大学生情绪调节技能显著弱于普通大学生，在情绪接受、冲动控制、策略使用上所遇到的困难更多；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新思路
1积极心理学的基本概念
积极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末，是区别于传统心理学的一种全新的心理学研究思潮。传统心理学首先定义了人体心理疾病概念，以此针对消极的、病态的研究思路，进行治疗辅导，而积极心理学“反其道而行之”，它侧重于激发人体潜在积极能量，以提升自我内在的幸福感与快乐指数为目标。健康的心理是基于主观性的改变与提升。积极心理学便是引导主体的自我存在感、价值感，通过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构建内在与外在的和谐，提升满意度，逐渐消除负面情绪。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是多层面的，覆盖面亦非常的广泛，它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深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专业有效地构建、预防和治疗。
2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2.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理论与实践不能契合
我国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历史较短，相对于心理学发达的西方国家，我们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理论研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研究所关注的要点，还是基于一般“心理健康学”的概念，因此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2]。理论的缺口，同时也造成了实践工作中所出现的阻碍与不足。例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设置，不能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与其他主要科目相比，显得可有可无；相关的组织活动不够活跃，在热闹缤纷的大学活动中，这一重要领域却被忽略了；通常学校开办的心理健康讲座，或设置的心理咨询室，由于基础理论的薄弱，并不能切实深入的解决学生心理问题。
2.2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容易造成负面心理能量的暗示
当学生出现心理或情绪的问题时，往往会选择压抑和缄默，因为被确认“心理出了问题”，会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传统的心理学通常会从消极理论分析下手，触碰学生的低落点或痛感点，反而加深了负面情绪的渲染。而积极心理学恰是从相反面激发学生的快乐潜能，将他拉回阳光中，而不是提醒他正身处黑暗[3]。当学生产生心理健康问题时，首先要帮助他消除和缓解自身的情绪焦虑，恢复平常心，客观的看待周遭环境与自身状态，通过对积极心理学方法的具体实施，逐步调节正面情绪的体验，达到健康的心理素质。
3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的策略
3.1积极心理学帮助大学生建立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培养大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既是高等教育也是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积极型人格品质，包含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对事物的客观认知能力、对负面情感的处理消化能力，塑造出超越现状的更美好的心灵世界[4]。积极潜力的开发是一个长久且具体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练习与修正，如同一个人行为习惯的养成，心理健康的塑造也需要坚持不懈的反复打磨，以及精雕细琢的刻画。当量变发生质变时，学生会惊奇地发现焦虑情绪逐渐减少，自身压力得到缓解，处理问题的态度得到改善，抱怨在减少，幸福感在提高。
3.2积极心理学帮助大学生深化积极情绪的感知体验
培养大学生积极情绪的体验，是积极心理学实践的重要环节，同时也需要学生调动参与的自主性。积极情绪的体验，自然指向是阳光的、正面的、充满爱与感恩的情感体验。它可以通过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抒发情感，产生友谊或消除隔阂，这样能带给学生或温暖或释然的感受；也要为学生创造走进社会的机会，多参与公益活动，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体验自身价值的幸福与满足；也可建议学生亲近小动物，比如喂养一些流浪猫狗，人在面对弱小时，总会生出悲悯之心，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就是不会生病的心灵。
3.3积极心理学帮助大学生营造生活环境的和谐美满
大学时期是学生的品格塑造，修养形成的关键时期，和谐友善的成长环境，会养生学生和谐友善的性格，反之，一个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也会影响着他周遭的氛围。积极心理学完整系统的心理健康理念，应当贯彻到学校、家庭以及每一个学生心里，凭借科学系统的心理知识，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一定能营造出更加和谐美满的生活家园。
【关键词】孕妇；焦虑情绪；生活质量；健康教育；心理干预；影响
孕妇在妊娠期间，由于身体、对妊娠过程的陌生感、外界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焦虑等负性情绪，不仅对孕妇围产期的生活质量产生很大程度上的不利影响，而且不利于胎儿的正常发育。因此，加强对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对孕妇焦虑情绪及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改善孕妇的焦虑情绪，提升她们的生存质量。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本组所研究的100例具有焦虑情绪的孕妇是从到我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孕妇中选择出来的，年龄20～30岁。随机将这些孕妇划分成对照组与观察组，每一组有50例，排除患有慢性疾病、服用过精神类药物的孕妇。
1.2方法对照组孕妇主要采取常规性健康教育的方法；观察组孕妇则是在常规性健康教育的基础上，给予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护理。利用统计学相关的理论知识与焦虑自评量表以及生活质量量表，对两组孕妇的焦虑情绪恢复状况与生活质量进行对比性分析。
1.3疗效标准本组所研究的评价标准内容包括：一是无效，即孕妇的焦虑情绪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生活质量较差；二是有效，即孕妇的焦虑情绪得到有效控制与改善，生活质量逐步提升；三是痊愈，即孕妇的焦虑情绪消失，生活质量高。
2结果
利用统计学相关理论对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对孕妇焦虑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上图表中可知：经过一段时间的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两组孕妇的焦虑情绪得到有效控制。其中观察组孕妇的焦虑评分低于对照组，而护理总有效率与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
3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医学护理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妇产科的护理技术与护理质量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尤其是对孕产妇心理健康的护理。这是因为很多孕妇由于自己身体的因素，对妊娠知识的认识不足以及外界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出现焦虑等负性情绪，对母婴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新时期加强对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对孕妇焦虑情绪及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在临床研究中，造成孕妇产生焦虑情绪的原因包括：一是对胎儿的健康过分担心；二是孕妇对妊娠知识与妊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不甚了解，对于分娩中的疼痛具有紧张、恐惧的心理；三是很多孕妇对产后婴儿的照顾护理缺乏自信；四是孕妇所处的生活环境较差，生活质量较低。
针对孕妇在妊娠期所存在的焦虑情绪与生活质量差的问题，需要对孕妇进行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方面的护理。其中健康教育的内容包括孕妇的心理卫生、孕妇在孕期的生活保健知识、孕妇分娩前的准备与减轻分娩痛苦的措施、产前的健康筛查、新生儿安全护理以及孕妇产后的健康保健等。在对孕妇进行健康教育的过程中，需要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健康教育的内容编写成册发放给到医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孕妇，或者在定期邀请具有丰富临床孕妇护理经验的护理人员开展孕妇生活保健方面的讲座时，鼓励孕妇参与其中，又或者护理人员亲自示范产后正确的哺乳姿势与婴儿护理的技能。
对具有焦虑情绪的孕妇进行心理干预，需要与孕妇进行深入的交流沟通，充分了解并掌握孕妇产生焦虑情绪的原因与心理特点。运用认知行为的治疗方法对孕妇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逐步纠正孕妇错误的认知，通过这种心理干预方式让孕妇认识到焦虑等负性情绪对自身健康与胎儿成长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鼓励孕妇积极地与错误的行为观念与负性情绪作斗争，以便调节自身焦虑的负面情绪。另外在对孕妇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可以将音乐治疗的方法应用到其中，运用轻缓的音乐降低孕妇体内皮质醇的浓度，缓解孕妇在妊娠期内所具有的焦虑情绪，使得孕妇的心理、生理以及情绪得到科学的调节。
因此，在孕妇妊娠期内运用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等手段对孕妇的焦虑情绪进行调节与干预，有助于提升孕妇的生活质量与促进自身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1]肖华.心理干预对妊娠早期孕妇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影响的临床研究[J].中国当代医药，2010，21：114-115.
[2]覃钰纯，范利军，邱坚进.产前健康教育对孕妇焦虑情绪的干预效果分析[J].中外健康文摘，2010，33：358-359.
关键词：情绪性，心理健康素质，信度，效度。
分类号：B846
情绪是伴随着人一生的心理现象，一直被心理学家认为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斯托曼，1986；石林，2000），近些年来对于情绪的研究越来越多。有学者将情绪定义为“情绪是多成分组成、多维度结构、多水平整合，并为有机体生存适应和人际交往而同认知交互作用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心理动机力量”（孟昭兰，2005）。情绪具有情境特点，受环境或生活境遇的影响。但除情境因素外，一个人的情绪反应也受个人内在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气质、人格）的影响。本研究在《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研制》课题框架下也就是说情绪活动可反映一定的人格特征。因此心理学家将情绪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人格特质，称之为情绪性（E-motionality）。SchulZ（1982）认为，情绪性是通过经常性的主导心境、情绪体验的强度、持久性和变异性（稳定性）等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Pervin（1995）认为情绪性是个体所特有的一系列情绪模式，是人格的组成要素，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行为。
在人格心理学研究中，情绪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格维度，几乎所有的人格结构模型中都包含了情绪性或情感性维度，该称谓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过程（John，1990）。最早惠特称为“神经质”。艾森克认为所谓情绪性、神经质和焦虑特质本质上代表同一个概念，都表示人的唤醒水平（陈仲庚，张雨新，1986）。艾森克的EPO人格理论中神经质高分者表现为焦虑、担忧、情绪反应强烈。而低分者则表现出情绪反应缓慢轻微，心平气和。科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描绘了16种基本人格特征，其中包括情绪稳定性，在此项上得分较高的个体“具有应对日常生活挑战的高水平情绪资源，能够朝着目标去工作。不容易分心，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够经受打击，承受压力”。大五人格理论中的“神经质”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维度，又称为“情绪稳定性”，在此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个体。更容易情绪起伏不定（Murray，Allen，&riftnder，2002）。尽管情绪性的含义在不同的人格理论中有细微的差别，但总的来说，情绪特质或情绪性对于情绪状态的影响却是类似的。例如，拥有稳定性情绪特质的人很少表现中出强烈的情绪，受到刺激时能够保持冷静，恢复得也快；反之，拥有不稳定性情绪特质的人容易焦虑、抑郁，情绪容易波动（郑日昌，蔡永红，周益群，1998）。
随着对情绪性这一概念讨论地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情绪性具有多维度的结构，包括主导心境、情绪体验的强度、情绪体验的持久性和可变性或稳定性等。迟春梅等人结合中国文化特色。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得出中国人的情绪性包含七个维度：平和，开朗，严谨，自信，乐观，理性，自制（迟春梅，2005）。王登峰和崔红（2008）等人认为中国人情绪性人格维度指个体在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表现的急躁和直率程度。Burger（2004）提出情绪性包括三个方面，即情绪的积极或消极性，情绪体验的强度以及表达性。根据情绪性各维度同心理健康关系研究的结果，以及《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研制》课题对各维度正向命名和测量的要求，本研究采用Burger提出的情绪性框架，选取愉悦性、镇定性和表达性作为将要编制的情绪性量表的三个维度。
国内外研究表明，情绪性与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密切关系。沈德立、马惠霞、白学军（2009）提出了心理健康素质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某些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影响或决定着个体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并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研制》课题组将情绪性纳入到总框架之中。认为情绪性是心理健康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宝勇，2012）。具有积极情感特质（愉悦性特质）的人更容易体验到愉快、幸福感和对生活满意这样的情绪，而消极情感特质（如焦虑特质、抑郁气质）的人则常常体验到紧张、愤怒、焦虑、抑郁和压力。研究表明，在消极情感特质测验中得分高的人比得分低的人报告更多的健康问题（Taylor&Francis，2006）。在积极情感特质上得分高的人更多参与和享受社交活动，并且容易享受婚姻生活，对伴侣更满意（Berry&Willingham，1997）。经常体验到愉悦的、平和心境的人免疫系统更强（Kamen-Siegel，Rodin，Selizman，&Dwver，1991）。关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配偶的适应水平研究发现，持乐观态度的配偶比抱悲观态度的配偶体验到的压力少（Hooker&Hutchinson，1992）。刘玉华、黄小欧、王青、伍军娇（2009）研究了军事飞行员特质焦虑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发现特质焦虑得分与SCL-90中九个维度的相关在0.341-0.532。呈中度相关关系。在孕妇妊娠期睡眠质量与焦虑情绪状态的相关研究中，孕妇的睡眠时问、入睡时间、白天功能都与特征焦虑呈正相关（p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格结构模型中都包含了情绪性或情感特质有关维度，但没有被当作人格结构中的核心部分（John，1990）。国外没有专门的量表测查情绪性，只有测量情绪性某方面的量表，例如Kring等人编制的《情绪表达性量表》（Kring，Smith，David，&Neale，1994）。国内迟春梅等人2005年编制了《中国人情绪性量表》，该量表的项目来源于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原始项目库，他们认为中国人的情绪性反映个体在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处理事情时表现出来的个体情绪调控的特点，但并没有直接测量情绪性，而且条目过多（74条），不利于实际操作与应用。
本研究通过对心理健康素质中情绪性的概念和结构的深入研究，以Burger的情绪性理论为框架，编制情绪性量表，并考察其心理测量学特征，为人才选拔、专业心理服务及相关研究提供可靠的测量工具。
1、方法
1.1量表维度与操作定义的确定
本研究采用Burger给情绪性（情绪特质）下的定义：个体在不同情境中持续体验到的情绪反应模式。他认为情绪性包括情绪内容（积极或消极）。情绪强度（稳定或不稳定）以及情绪表达（表达或不表达）三方面。根据《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研制》课题对各维度正向命名和测量的要求，本研究选取愉悦性、镇定性和表达性作为情绪性量表的三个维度名称。
愉悦性指平时以积极情绪为主，心境较好，乐观愉快，精力充沛：相反的表现为以消极情绪为主，心境较差，悲观丧气，多愁善感。镇定性指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受到刺激时能够保持冷静，恢复得也快：反之，拥有不稳定性情绪特质的人情绪容易波动，焦虑不安。表达性指情绪表达明显，善于表达情绪，相反的不善于表达情绪或不与人分享感受。
1.2初测量表项目来源与初步筛选
1.2.1国内外相关量表的条目
情绪性量表的愉悦性维度主要参考抑郁状态问卷和抑郁气质量表，例如“我心情愉悦”，“我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镇定性维度主要借鉴了艾森克人格问卷中“神经质”以及状态一特质焦虑问卷中“特质焦虑”的部分条目，例如“遇到突发事件，我惊慌失措”，“我的心情容易受到外界干扰。”情绪的表达性维度主要参考Kring（1994）等人编制的情绪表达性量表。例如“我隐藏自己的感情”，“我不愿别人看出我情绪的变化”。最终得到原始项目池中共100个条目。
1.1.2征集心理学相关领域专家意见
征求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近10位国内高校心理卫生及心理测量学专家的意见，包括维度设定的合理性、各个维度的操作性定义、项目的范围以及对条目的补充。根据各个维度的操作定义，删除产生歧义或与操作定义不符的条目，并增加相应没有考虑到的条目，共70个条目。
1.1.3开放式问卷调查
选择在校大学生以及社会从业人员（教师、医生、公务员）各20名，请他们尽可能多地描述性格层面反映情绪特点的语句（没有任何提示）。最终收到39人共367条反馈。删除重复条目，补充原项目池中没有但符合情绪性定义的条目共5条，最终得到75个条目的原始量表。
1.3量表的形成
1.3.1被试
样本一：2011年3月在北京三所高校（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选取本科及研究生（男104名，女91名，1人未报）进行初测，共发放问卷205份，回收203份，回收率99.02%，其中有效问卷196份，有效率96.55%，被试平均年龄为20.94±1.115岁。
样本二：于2011年5月份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选取在校大学生及夜大学生（在校学生250人，非大学生266人，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522份（男126名，女390名），回收率94.91%，其中有效问卷516份。有效率98.85%，被试平均年龄为25.64±4.768。
样本一用于条目筛选，样本二用于正式量表的心理测量学考察。
1.3.2条目筛选
利用由75个条目组成的原始量表在样本一被试中进行实测，获得初测数据。采用区分度及项目载荷对原始量表的条目进行筛选（赵必华，顾海根。2010）。首先，计算题目与各个维度总分的相关系数作为区分度，删除区分度低于0.3的条目，每次删除一个条目重新计算总分，直到所有条目的区分度都大于或等于0.3。
其次，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原问卷75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问卷KM0=0.956，Bartlett球形检验p
最终形成正式版的情绪性量表，共三个维度27个条目。分别为愉悦性11个条目，镇定性9个条目，表达性7个条目：全量表中反向计分14个条目。条目采用1-4级评分标准，1表示“几乎从来不”，2表示“有时”，3代表“经常”，4代表“几乎总是”。要求被试根据自己最近六个月的实际情况作答。
1.3.3对正式量表的心理测量学考察
f1）测量工具
①中国成年人情绪性量表：见上。
⑦状态一特质焦虑量表
本研究采用Spielberger等人于1980年修订的状态一特质焦虑问卷一STAI（FormY）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李文利、钱铭怡（1995）使用该量表对199名大学生进行测查，修订了STAI（FormY）的中国大学生常模。该量表共40个条目，其中前20个条目用于评定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景的恐惧、紧张和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后20个条目为特质焦虑量表，用于评定人们经常的情绪体验。本研究采用特质焦虑部分的条目，其中有11项为描述负性情绪条目，9项为正性情绪条目，凡正性情绪项目均为反向计分。量表采用1-4级评分（1-几乎没有，4-几乎总是如此）。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重测信度为0.90）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③抑郁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SDS）系WilliamW.K.Zung于1965年编制的，为自评量表，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量表由20个陈述句组成，按照1-4级评分（1-从无或偶尔，4-总是如此），有10项为反向计分。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分半信度0.92，与BDI等中、高相关，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Knightetal.，198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④情绪表达性量表
采用由Kfing，Smith和Neale（1994）编制，陈会昌等译定的情绪表达性量表（Burger，2004）。量表采用5级记分制（1=从不，5=总是）。量表由17个完整的描述性语句组成，其中6个项目正向计分（如“我在别人面前表现情绪”，“我掩饰不住自己的情感”）：其余11个项目为反向计分（如“我隐藏自己的感情”），总分越高，表示越乐于情绪表达。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89。
（2）测量程序
被试按照自愿原则完成问卷。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硕士生主持并回收问卷。为了减少问卷长度，提高有效填答率。施测时，所有被试填写正式版27个条目的量表，其中102名被试同时填写状态一特质焦虑量表，119名被试同时填写抑郁自评量表，99名被试同时填写情绪表达量表，其余202名仅填写正式版量表。完成一份问卷的平均时间为5分钟。
一个月后，由研究者抽取50（男生27，女生23）名被试填写中国成年人情绪性正式版量表进行重测，回收问卷50份，有效49份，有效率达到98%。
1.3.4数据分析
应用SPSSl6.0进行区分度、探索性因素分析及其信效度分析，量表的结构用Lisrel8.72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结果
2.1项目分析
2.1.1区分度
分别求测验中每个项目与所在维度总分的相关，结果见表1。由此看出，项目与所在维度总分的相关在0.302-0.764之间。
2.1.2因子载荷
对最终的27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限定3个因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正交旋转后得出KMO=0.913，Bartlett球形检验p
2.2信度
2.2.1内部一致性
对问卷各个维度及总问卷的信度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中可以看出，问卷各维度α系数在0.69-0.89之间，总问卷的α系数为0.90，表明其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2.2.2分半信度
对问卷进行分半系数检验，Soearman-Brown系数为0.78，表明具有较好的分半信度。
2.2.3重测信度
随机选取第二次施测的50名被试作为重测对象，间隔时间为1个月，各个维度及总分的重测信度在0.623-0.695之间，数据结果见表4，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
2.3效度
2.3.1内容效度
本研究在初期建立项目池时采取以下方法保证问卷的内容效度：（1）问卷结构参考国外已有的理论框架，并经过10余位专家的讨论最终确定；（2）问卷的条目及测查方法参考了大量国内外已经成型的与情绪性有关的问卷及量表；（3）选择40名被试进行开放式条目征集，对原始项目池进行了必要的补充：（4）本研究还征集6名心理专业研究人员（硕士生4名，博士生2名）意见，并让他们对初始条目从内容（“您觉得该条目是否符合情绪性及其所在维度的定义？”）和语言（“您觉得该条目的表述是否容易被理解？”）进行1-5级评分，删除或者修改平均分低于3分的条目。通过以上措施可以保证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2.3.2
校标效度、会聚效度和同质效度
本量表共三个维度，效度由这三个维度与另外三个量表分别作相关得出，其中愉悦性与抑郁自评量表构成校标效度，镇定性与状态一特质焦虑量表的特质部分构成会聚效度。而情绪表达量表与表达性构成同质效度，具体数据见表5。愉悦性维度总分与抑郁自评量表呈负相关（r=-0，47，p
2.3.4结构效度
本量表各个维度之间相关及维度与量表总分的相关见表6。各维度间呈低中等相关（0，358—0，562、说明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独立性；各维度与量表总分呈中到高度显著正相关（0.759-0.840），说明各个维度能较好地反映问卷要测查的内容。
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拟合结果见表7。从表7结果可以看出，三因素假设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3、讨论
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兴起的一股重要的心理学力量，主张心理学研究的重点要以人们实际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美德出发，帮助人们最大限度地挖掘人自身的潜力并获得幸福和快乐（李金珍，王文忠，施建农，2003）。心理健康素质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更强调人格层面维持心理健康的要素。认知、情感和意志是组成心理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人的情绪性对于全面理解人格及其与健康的关系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研制》课题框架下，将情绪性看作是通过经常性的主导心境、情绪体验的强度、持久性和变异性（稳定性）等表现出来的人格特质。
正如前面提到的，绝大多数的人格理论都包含情绪性或情绪性相关维度，但将情绪性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研究几乎没有。相应的测量工具也就很少见了。国内迟春梅等人曾编制过中国文化特点下的情绪性量表，但她采用的是人格研究中的因素分析法来确定最终的维度，而且通过测量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情绪特点间接体现其情绪特质，很有可能在情绪与反映之间有认知、应对等其他因素起到中介或调节作用。本研究首次在确定理论框架的前提下，编制情绪性量表直接测量情绪性特点。由于该领域研究的欠缺，Burger提出的情绪性维度并没有更多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本研究通过编制情绪性量表，建立可靠测量工具，同时也是验证Burger情绪性三因素结构的尝试。
情绪性量表共27题，分为愉悦性、镇定性和表达性三个维度，量表在内地725名被试中施测，情绪性各个维度与效标的相关在0.47-0.65之间。作为校标，一个中等程度的相关是较为理想的，太低则聚合效度不好，太高则区分效度不高。量表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可见该量表用于情绪性的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初测存在样本量偏小的问题，n=203，条目75个，不满足因素分析的要求。因此在项目筛选时，通过计算题总相关将区分度小于0，3的条目删除再做探索性因素分析，满足了测量学的最低要求。其次，本量表是针对一般成年人群开发的。虽然在第二次施测时选取了部分非大学生被试（n=266），但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本研究中大学生比例依然很高，并且均为北京地区高校，因此问卷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和人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支持。再次，本研究是基于Burger的情绪性三因素模型，但是该模型在理论及实证上的研究较少，需要更多的实证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
本量表适用于测量普通成年人群情绪性特点。为心理健康评估以及相应科研提供可靠工具，也可以为临床心理评估提供参考数据。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前言
随着高校对素质教育的高度关注，综合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的关注也是应运而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结合，是高校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高校开展学生思想工作的一门必要课程。本文从对心理健康内涵的理解出发，探讨积极心理学视野下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以及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提出笔者的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系提出理论参考。
2．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
3．分析与讨论
3．1积极心理学概述以及研究的基本内容
3．1．1积极心理学概述
积极心理学是美国心理学界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是利用心理学目前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和测量手段，来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个心理学思潮。最早提出“积极心理学”这一概念的是Seligman等人。起初心理学界对这一概念没有达成共识，更没有意识到“积极”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重要意义。直到1996年塞利格曼上台后，“积极”一词在西方兴起一场巨大的心理学运动，“积极”这一概念才渐渐得到心理学界的明确界定。积极心理学强调对生活中积极因素的心理研究，如主观幸福感、积极的、美德等，而不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消极的、失败、病态心理方面的探讨。
3．1．2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重心在于考察那些可以提升生命价值的事情。人的一生常常伴有高峰和低谷，而积极心理学并不否认低谷，注重高峰，但低峰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其基本内容包括三方面:积极的情感体验，积极人格，积极的社会制度。
3．1．3积极的情绪体验
积极情绪体验即人们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如髙兴、兴趣、自豪等惯常程度。这些积极成分能够在无形之中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提高人的品质以及知行能力，为个人的社会交往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添色彩。目前，研究情绪主要包括主观幸福感、快乐，强调人要勇敢的接受过去，积极的面对现实。
3．1．4积极的人格
积极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水平上，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积极心理学研究人格的目的是唤起人类对积极力量的关注，从而形成积极的人格观。积极的人格有益于个体采取有效的策略面对困难，而乐观却能在积极人格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3．1．5积极的社会制度
积极的社会制度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工作、家庭以及学校。积极的社会制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正如塞利格曼所说:“这些社会科学以揭示和发现所有给人生活带来困难和痛苦的制度为己任，其最大的作用莫过于帮助我们减少一些伤害我们的条件。”积极心理学对于积极的社会制度的研究在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呼吁全社会对积极科学的重视，从而建立积极、科学的社会制度。
3．2积极心理学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3．2．1有利于充分体验积极的情绪
对个体而言，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对个体的幸福、快乐、知足等情趣体验具有积极正面的效果，能够对不良情绪进行包容，一定的情况下还可以转换消极情绪，对特殊阶段的情绪具有一定的修复效果。相反，消极情绪对个体本事可以产生不良的影响，还可以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情绪。因此可以通过增加学生对获得幸福、快乐、满足等多方面的情感体验，来提升高校大学生的心理素养。
3．2．2有利于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
大学生积极的品质包括积极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积极的个性特征有动机、能力、性格等，培养大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以及个性特征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积极的心理品质和个性特征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意义。首先，积极的心理品质和个性特征有助于大学生身心疾病的预防。其次，积极的心理品质和个性特征有助于大学生身心疾患的治疗。第二，积极的心理品质和个性特征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潜能。积极心理学强调个人的积极力量，挖掘大学生潜在的力量，使大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对于他们在思考和解决问题上，能够跳出常有的逻辑思维，发挥出创造性潜能具有很大的帮助。第三，积极的品质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拥有主观幸福感的人觉得生活中得一切都是积极的，他们不否认消极，但却能够在悲观中寻到乐观，在失望中感受快乐。
3．2．3有利于建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优良的人际关系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人际关系和谐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表现形式。相反，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对人际交往可以概括成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人际交往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有利于增强自身对心理疾病的免疫力。因此，从积极心理学出发，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行积极思考，培养学生较好的心理品质，从而促进大学生以及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3．3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3．3．1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存在不平衡性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可分为消极目标和消极目标。前者是预防和治疗大学生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积极目标是激发大学生的潜能，培养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使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能力。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本质是引导人们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掌握为人处世的基本技能;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目标侧重于消极目标，把解决少数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心理障碍作为主要任务，轻预防而重治疗，从而导致心理健康课程的建设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
3．3．2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存在滞后性
滞后性主要是指已有信息不能及时、有效的反映市场的供需关系。心理咨询作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目前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如咨询场所欠缺;咨询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欠缺;心理咨询宣传不到位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曾提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正常人。把健康人的心理和健全人格作为研究重点，突出人的本性、价值和潜能、以及高峰体验和自我实现。
3．3．3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缺乏实践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只有各方面共同努力，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才可能取得成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实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途径，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实效性。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心理健康教育课是大学生最需要的课，但是，大学生最不满意的课也是心理健康教育课，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内容老套，形式单调，与实际相差甚远。大多数的学生没能在课程中体会到心理健康的乐趣，更不能理解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等重要，以及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铺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3．4建议与对策
3．4．1树立积极的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
传统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在于消除人心理和社会的各种问题，以预防各种恶性事件为前提，并期望问题被消除的同时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当前社会，国家提倡“中国梦”，意义在于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能够感受到国泰民安，中国梦不是少数人的梦，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梦。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以增进大学生的幸福感为主要目标，可以说是中国梦的表现形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也要体现出这一主题———让学生生活更幸福，让学生过得更有意义。因此本文建议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在课程中大学生能够体会到主观幸福感。
3．4．2积极心理咨询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相结合
高校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素质，较强的理解以及接受能力，因此，采用积极的心理咨询方式来解决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为有效。传统的心理咨询存在严重的滞后性，缺乏与家庭、社会的联系，缺乏与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的结合。因此在今后的心理咨询过程中，应该注重把握整体的观念，唯物辩证法证明世界是联系的世界，只有把社会、家庭、学校与心理咨询联系起来共同发展，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才能够有所成就。
3．4．3积极心理学对构建高校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启示
长期以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常常将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归咎于专职教师或专职机构，缺乏主动联合家庭和社会，形成家、校、社会紧密联系、共同协作、三位一体的促进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积极心理学认为学生所处的环境由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组成，所以创造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在于三者的共进退。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学校和家庭之间进行双剑合璧，还需要社会这个大团体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只有三者共同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开疆辟土。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的重要因素。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营造积极向上、健康良好的公众心态和生动和谐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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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对象
重庆某高校高级知识分子(具有硕士及其以上学历或副教授及其以上职称者)38名，年龄26～50岁;男性15人，女性23人;博士2人，硕士28人，学士8人;教授4人，副教授9人，讲师20人，其他职称5人。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19人，两组被试的年龄、性别、学历、职称和文理科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1．2研究方法
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后测设计。两组被试均被告知锻炼的一般注意事项，包括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场地、时间和着装;循序渐进地推进锻炼;每周至少进行1次，每次尽可能30－60分钟，持续4周。为两组被试提供来自学校的锻炼场所和专业运动指导，但不监督其实际的锻炼行为。对实验组给予情绪管理锻炼指导，包括介绍情绪管理锻炼的由来、FS与锻炼强度调节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将FS稳定于+3作为每次锻炼的目标水平。实验前、后同时测试两组被试的锻炼(运动量)和健康情况。运动量采用梁德清等修订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测量。该量表从强度、时间和频率3方面评定被试前一个月参加体育锻炼的运动量，每个方面均分为5个等级，强度和频率从1－5等级分别记1－5分，时间从1－5等级分别记0－4分，计算公式为:运动量=强度×时间×频率。该量表被广泛用于身体锻炼运动量的计算，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以SF－36(theMOS36－itemShortFormHealthSurvey)测量被试的整体健康。该量表是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的简明健康测量量表，涵盖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在国际国内研究中被证明具有较好的信效度。SF－36包括生理机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一般健康状况(GH)、精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和精神健康(MH)8个维度，其中前4个维度体现生理健康，后4个维度体现心理健康。另外有一个题项单独评价健康变化(HT)。
1．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6．0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以两组被试的前测值为协变量，后测值为因变量，组别为自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
2结果
经协方差分析，两组被试的健康后测值差异仅在生理职能维度有统计学意义，F=6．05，P＜0．05;运动量后测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F=0．80，P=0．376。调整后的被试后测值中，实验组的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运动量的数值上高于对照组，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关键词]青少年；创造力；心理健康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引发了新一轮的创造性或创造力研究热潮。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加强创造力研究，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儿童、青少年创造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以大学生为例，对其创造力的特点及与心理健康相互关系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创造力的本质，丰富和完善创造力和心理健康的理论，把握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能够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创造力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创造力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长期以来，有些研究者认为，天才与丧失理智有必然联系，天才或创造力建立在心理失调或心理紊乱的基础上。有关精神病患者与高创造性的正常人之间类似性的研究，常常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精神病患者的思想功能混乱，类似于正常的创造性思维；一是高创造性的正常人具有与精神病患者相似的个性品质。艾森克(h.j.eysenck)认为，天才——无论是艺术领域抑或科学领域里的天才，都表现出高水平的精神分裂症状。但是，精神分裂并不是成为天才的必要条件，许多天才的创造者也并非精神病患者。考夫曼(j.c.kaufman)对1629名作家进行了研究，发现女诗人比男作家和女性作家经历更多的心理疾病的困扰。进一步追溯该类研究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伦(f.barton)在研究创造性作家时发现，他们在mmpi测定精神分裂症倾向、抑郁症倾向、癔病倾向和心理变态倾向的一些量表中，得分较高。如果我们认真而谨慎地接受这些测验的结果，那么，作家似乎比普通人心理健康水平更高，也更成问题。换言之，他们有更多的心理问题，但也更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艾希鲍姆(w.l.eichbaum)等人提到，许多变成精神病患者的天才，只是在完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之后才生病的。例如哥白尼、法拉第、康德、牛顿、司汤达等。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要对任何关于天才乃是精神病的一种形式的理论持反对态度。据此，我们推测天才者的“精神病理疾病”的比例高低与创造性劳动的形式有关，也可以说与思维类型有关。在政治家和科学家中，其抽象思维占优势，而在作曲家、画家、小说家中，形象思维占绝对优势，因而心理疾患严重。优秀的创造性人格有助于防范创造激情所诱发的种种精神异常症状。心理疾患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被逐渐认识，它像身体疾病一样，任何人都可能患有，而不仅仅是天才的一种“专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个人所固有的，而且一旦创造性潜力得以实现，不管其范围如何，都使人在心理上处于正常状态。一些精神病学家认为，借助于唤起病人创造性能力的精神治疗，应当是心理治疗的全部目的。他们把创造性能力的培养，视为使神经官能病患者养成克服对他们来说苦难情境的行为心理治疗程序。学习解决日常问题的战略方面的课程，加强了人的心理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所获得的知识，而是有可能变换策略和使行为正常化的灵活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真正的创造力是两种创造力的整合，即初级创造力和次级创造力。初级创造力来源于无意识里的冲突，而次级创造力则是自我状态良好的、心理健康的成人的行为中自然的、逻辑的产物。人本主义关于创造性人格的观点和高自尊的特征基本相同。只有那些具有高自尊的人才能获得高水平的创造力。
近年来，我们对创造力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从理论上阐述了创造的动力系统、认知系统、个性系统和行为系统，创造意识和创造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以及这些特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以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全面培养和提高青少年的创造素质。王极盛等也发现，中学生创新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较为密切，创新意识与学习压力、抑郁、焦虑显著负相关，创新能力与学习压力、抑郁显著负相关，而与适应不良显著正相关，竞争心与抑郁、焦虑、学习压力有显著的负相关；心理健康水平高者其创新意识和竞争心较心理健康水平低者高；学习压力对创新意识和竞争心的预测作用较大。卢家楣等通过教学现场实验，研究了情绪状态对学生创造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学生在愉快情绪状态下的创造性总体水平显著高于难过情绪状态，且主要体现在流畅性和变通性两个方面。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充分说明，健康的心理是创造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心理条件。
二、大学生创造力发展特点的研究
当前创造力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从多层面、多角度来深入探讨影响创造力的因素。本文从多角度深入探讨大学生创造力的特点，把大学生的创造力定义为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的典型表现和创造性人格三个方面。采取随机整体抽样的方法，抽出全国8大行政区10所大学的大一至大四学生1008名，对其施测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创造性能力测验”中的“实用创造力测验”分测验、威廉斯创造性倾向量表和典型行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测验。
(一)不同专业大学生创造力的特点
以往对不同专业大学生创造力特点的研究较少，一些以大学生为被试所进行的实证研究通常取样也仅为艺术类和理工类大学生，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不具有代表性。这里考察了不同学科类别的大学生，并将这些大学生的专业划分为5个类别，包括经济类、艺术类、管理类、理工类和社科类。
经研究发现(如表1和图1、图2所示)，我国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创造力的发展上表现出不平衡性。艺术类学生的创造力较为突出，这与以往一些对杰出艺术家研究的结论是相同的。艺术类学生在创造性个性方面，具有冒险性、好奇性、想象性和挑战性；他们在创造思维方面，在把握重点、综合整理、联想力、通感、兼容性、独创性、洞察力、概要解释力和评估力上均得分最高。这可能是因为艺术类学生多采用直觉的、主观的和情感的表达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这种思维方式更有利于创造力潜能的开发。
研究中还发现，社科类学生的创造力较差，尤其是在把握重点、综合整理、洞察力、概要解释力、评估力和投射未来等方面，社科类学生明显差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而且社科类学生在个性上也缺少冒险性、好奇性、挑战性，说明社科类学生可能由于缺乏创造性人格而导致了他们在创造性思维能力方面的欠缺。管理类、经济类和理工类学生在创造力上没有显著差异，均处于中间水平。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专业需要学生具有客观逻辑推理并得出结论的能力，这种能力更需要的是聚合思维。
(二)不同年级大学生创造力的特点
在研究中大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年级差异表现特别明显。在创造力的新颖性、流畅性和变通性方面均是二年级学生显著好于其他年级学生，三年级学生好于一、四年级学生。在创造个性方面，不同年级之间的差异不明显，只是在冒险性上四年级学生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在好奇性上一年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如图3所示)。
对不同年级、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典型行为创造力思维测验得分进行多元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存在主效应(p＜0.01)，年级存在主效应(p＜0.001)，性别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进一步分析表明，性别在通感、洞察力和投射未来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年级在把握重点、通感、兼容性、洞察力、概要解释力、评估力和投射未来维度及总分上有显著差异。总体来说，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表现出了较强的创造力，而一年级学生创造力较差。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特点及与创造力的关系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特点
我们用scl-90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考察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从scl-90的检出率来看，各维度在3分以上的人数比例为4.1％～22％(如表2所示)，说明总体上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好。但是，人际敏感、强迫症状、抑郁、偏执等维度3分以上者偏多，说明我国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集中在人际、情绪和思维等方面。本研究还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大学生抑郁人数较多，无抑郁症状的占73.4％，中度到重度抑郁的人数达9.9％；我国大学生焦虑水平的平均得分为33.798±8.63，高于全国正常人的总分均值29.78±0.46。因此，应加强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注重对大学生情绪的调节和控制训练。
本研究还考察了不同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特点，发现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水平上有显著差异。从scl-90的测量结果来看，在所有的9个维度上，理工类和管理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最好，社科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最差，艺术类和经济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居中。从抑郁、自评焦虑量表的得分上看，不同专业的大学生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
大学生心理健康还表现出了典型的年级差异。scl-90的各维度得分和抑郁、自评焦虑量表的得分是大一学生最差，其次是大三学生，说明可能大一和大三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差。分析其原因，大_学生由于刚刚进入大学，对学校的环境可能还没有完全适应，所以在心理方面可能会存在种种困惑，焦虑和抑郁的水平也较高；大三学生由于进入了专业课学习的关键阶段，又面临着学习、交友等人生大事，所以可能有种种心理困扰导致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差。
(二)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大学生创造力发展特点
大学生在心理健康量表各维度上的得分，与实用创造力测验、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性测验、典型行为的创造力测验之间的相关分析见表3(见第18页)。
由表3可以看出，总体上心理健康的得分与创造力得分呈显著负相关。由于心理健康得分越低表明心理越健康，所以可以说，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创造力得分越高。除了好奇、想象、洞察力、联想等少数维度与心理健康不是很相关外，创造力的各个维度几乎与心理健康的所有维度都存在显著相关。
个体心理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创造力的开发，良好的内部心理素质有助于个体创造力的发展，而不良的心理素质则阻碍创造力的发展。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认为，自我实现的人是其内在本性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人，这样的人才代表着真正的心理健康。也就是说，真正的心理健康应是具备创造能力的；而且心理愈健康，其创造力也愈高；创造力发展得愈充分，愈能促进心理的健康水平。这里按照心理健康测验得分的高低，分为高心理健康水平组和低心理健康水平组，考察了不同心理健康程度大学生的创造力发展特点。结果发现，在各个创造力测验中，均是心理健康程度高的大学生，创造力得分也高，并且与得分低的大学生相比有显著差异(除了想象力、洞察力之外)。这说明心理健康是创造力发展和发挥的重要内在条件。这与以往一些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当鉴别相似性时，具有积极情绪的被试与控制组相比能够更好地产生和使用更广的类别；当鉴别差异性时，也能更多地转移到更细微的类别上，这些能力都是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相关的。考夫曼(g.kaufmann)通过研究证明了积极情绪能够促进创造力的发展。赵志裕等通过研究证明了自我调节也能够促进创造性任务的完成，能够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如提高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等。心理健康能为创造力提供必需的自信心、独立性和怀疑精神。在人的创造活动中，只有具备这些心理素质，才能不迷信权威，不随大流，才能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且，心理健康为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较高的兴趣、抱负水平和责任感。此外，健康的心理具备自制力、坚持性和挫折耐受力，这些也是创造力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心理健康从认知、情感、意志等多方面为创造力提供着必需的心理条件。
四、基于心理健康的青少年创造力培养
无论科学创造力还是艺术创造力，创造力是可以培养的，但如何培养，研究者却有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创造技能的训练来培养创造力；二是将创造力的培养贯穿于学校教育中。本研究已表明，心理健康水平也会影响青少年创造力的发挥，心理健康的水平为个体创造力的发展和发挥提供了基本的心理条件。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来促进其创造力水平的提高。
以往的研究者多采用情景诱发情绪的方法研究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发现学生在愉快情绪状态下的创造力总体发挥水平显著高于难过情绪状态。肖索维克(n.jausovec)的研究也证明，正性或积极情绪有助于完成类比推理任务，但对顿悟性问题没有效果。“在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只有将儿童与青少年放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在真实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中研究儿童与青少年心理的发展和变化，才能保证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有较高的生态化效度，即接近显示生活中儿童与青少年的实际，有较高的生态化价值。”
焦虑和抑郁是当前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两种常见不良情绪，通过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的技巧对其进行干预，使其心理健康水平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是目前许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都在开展的工作。这里采用单盲的方法，对到相关心理咨询中心求助的具有中度至重度焦虑和抑郁情绪的青少年进行创造力培养研究。
【关键词】身体锻炼；主观幸福感；情绪维度；综述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目标，现代社会，人们对幸福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国民幸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从2011年两会起，幸福感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如何在重视GDP的同时聚焦百姓幸福指数，让幸福指数和GDP齐飞，成为政府加强执政能力和提升社会管理新的议题。
人是身心的统一体，根据身心交互作用理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相互影响、密切相关，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觉寓于健康的身体，而健康的身体也同样依赖于健康的心理。体育锻炼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愉悦身心，因此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身体锻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上。
一、身体锻炼与主观幸福感情感维度的研究
（一）身体锻炼对消极情绪的效益研究
Bradburn把情感区分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成分，认为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幸福就是较多地体验到愉快的情感较少地体验到不愉快的情感。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身体锻炼对消极情绪的效益，而且主要集中于身体锻炼对焦虑和抑郁的调节和治疗作用。有研究者根据对象的不同将此研究分为两类：身体锻炼对健康人的情绪效应和对心理患者的情绪效应。不少研究者对心理患者进行实验研究以及跟踪调查，得出长期的身体锻炼，不仅可以降低正常人的抑郁而且可以降低精神病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结果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同，但是仍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我国心理学研究者毛志雄通过对北京城区中老年人的调查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身体锻炼未能缓解抑、郁沮丧情绪也无助于提高精力感。
针对以上争议，笔者分析毛志雄的研究发现有以下不足：（1）量表直接选用美国专家制定的POMS量表，没有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入本土元素不一定负荷中国人的实际情况；（2）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研究者仅仅控制了年龄和重大事件的影响，而忽视了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等重要因子，所以他的研究对额外变量的控制不是很严格；（3）研究者选取的实验对象为中老年人，笔者认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压力感、心态以及可支配的锻炼时间的长短等发面的不同，不能将这两个群体一起研究，否则会影响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身体锻炼的各因素与主观幸福感情绪维度的研究
身体锻炼影响情绪效益，但并非任何形式的身体活动都能产生相同的情绪效益，只有科学的身体活动和（或）身体锻炼才与适当的心理效益相联系。于是不少研究者对身体锻炼的各因素：锻炼的时间，锻炼类型、锻炼强度、锻炼频率等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通过分析发现多数研究局限于身体锻炼的单一因素对情绪的影响，很少考虑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和交互作用。因此，这点是我们今后研究应考虑到的。其次，锻炼的时间、锻炼类型、锻炼强度、锻炼频率等都属于身体锻炼的自然属性，除自然属性外身体锻炼也具有社会属性和心理属性。有研究者表明，竞争性的锻炼和自主选择内容的锻炼方式更有利于学生焦虑水平的下降。而多数研究者并未考虑到这一情景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所在。
（三）身体锻炼对主观幸福感情绪维度的影响机制的研究
随着身体锻炼与主观幸福感情绪维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寻其影响机制。这一探寻过程同样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研究者认为身体锻炼与积极情绪呈现正相关，可能是由于体育运动具有一种本质性的欢乐所致；还有研究者认为身体锻炼与幸福感没有直接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中介。因此，他们以锻炼为自变量，以某一情绪状态作为因变量进行推理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可以促使身体自尊等的提高，同时也对情绪起到了调节作用，因而认为身体自尊起着中介作用；还有研究者发现身体锻炼提高了社会支持，增加了社会活动改善了良好状况的自我评价，从而提高了幸福感。针对以上争议有研究者提出，应当建立以可能是由于体育锻炼具有改变影响情绪的变化生物的、认知的、社会文化的等因素为自变量，体育锻炼在其研究中作为千预手段，情绪状态作为因变量的研究范式，从而用实验来证明其机制。
二、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有关身体锻炼与幸福感情绪维度研究的梳理，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忽视了身体锻炼的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第二，忽视了身体锻炼锻炼的社会属性和心理属性；第三，以身体锻炼为自变量，以情绪状态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时，没有严格控制其他额外变量的影响；第四，多数研究者的测量工具的选择是国外的测量量表，缺乏本土的测量工具的研究；第五，测量的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其他研究群体较少。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下列建议：（1）多考虑身体锻炼的各要素之间的综合作用和交互作用对主观幸福感情绪维度的影响；（2）应重视体育锻炼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属性对主观幸福感情绪维度的影响；（3）加强对影响主观幸福感情绪维度的其它变量的控制；（4）重视本土的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开发；（5）增加对多种人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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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心理学；感戴；综述；人格；健康；幸福感
TheCurrentResearchSituationsandProspectsofGratitude.DongXia,ZhangNing,JiangTingna.DepartmentofPsychology,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97,P.R.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introduceanewfieldofpsychologicalresearch.MethodsLiteraturereview.ResultsThemainfieldsofcontemporaryresearchongratitudeinvolvetherelationshipofgratitudeandpersonality,gratitudeandhealth,gratitudeandwell-being,gratitudeandreligion,gratitudeandprosocialbehavior.Thisarticleillustratestheconnectionsandprospectsforfutureresearch.ConclusionThescienceofgratitudeisstillinitsinfancy,more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isfieldofdomesticresearch.
【Keywords】Basicpsychology;Gratitude;Review;Personality;Health;Well-being
“感戴”（gratitude）一词源于拉丁字根gratia，译为优雅、高尚、感谢[1]。目前对感戴的定义研究者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哲学界、人类学界、社会学界、心理学界都各有理解。尽管存在诸多不同，但有如下一些一致性看法：第一，感戴是一种正性情绪。第二，一般来说，个体是在认识到自己得到某种恩惠，并且这种恩惠是来自他人的无私帮助，才会产生感戴之情。第三，感戴是在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人际间产生的，它是一种人际间情绪。第四，感戴具有激发动机的作用，即得到他人的恩惠后，感戴能够激发个体做出善举以作回报[2]。
笔者认为，感戴是一种将个体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积极情绪，是个体受到他人恩惠后于内心产生的一种冲动，它促使个体做出回报，即做出对施惠者、他人及社会有益的亲社会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恩惠可以是物质的（钱、物），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情感上的支持）。感戴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没有人之意图的他物，比如宇宙、大自然、动物等。
1感戴的研究现状
当代关于感戴的研究为数不多，整体上依然处在初级阶段[3]。感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1.1感戴与人格感戴与人格的研究大多表明感戴与一些积极人格特征有关。Watkins等（2003）认为感戴是一种人格特质，包含以下3个成分：首先，感戴的个体具有一种满足感；其次，一些简单的快乐足以使他们对生活充满感激；第三，他们易对帮助过自己，使自己幸福的人心存感激。
在此类研究中，大多采用John,Donahue和Kentle编制的大五人格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大五人格问卷包含5个人格维度，分别是宜人性、开放性、公正性、外倾性以及情绪性。Saucier和Goldberg（1998）的研究发现，感戴与宜人性高相关，与开放性低相关。但与公正性、外倾性、情绪性相关极低，几乎为零[4]。McCullough等（2002）的研究表明，感戴与宜人性、外倾性正性相关，与情绪性负性相关[5]。最近Wood等（2007）的一项关于感戴在社会支持、压力、抑郁发展中作用的研究也支持上述发现[6]。
可见，感戴与宜人性正性相关是这些研究结果的一个共同点。宜人的个体可能更易感戴，在他们看来，感戴是一种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有效机制。更易感戴的个体在宜人性上得分较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具有更加良好的社会关系，出现人际冲突的概率较低，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更强。
宜人性实际上是一种高层次的人格因素，包括大量亲社会性特质，如移情、信任和宽恕等。据此有研究者将感戴细化为一种与道德有关的人格特质。McCullough等人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认为感戴和与亲社会性有关的人格特征存在较紧密的联系。并且，感戴个体的自恋倾向也较低[7]。
1.2感戴与健康关于感戴与健康的研究包括了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两个方面，研究指出感戴能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平[1]。
1.2.1心理健康感戴可以使个体保持精神上的平和，感戴的个体更易快乐。并且，它与各种负性情绪和病理状态相抵触，能够预防精神障碍和疾病的发生[8]。Kendler等（2003）选取了2616个双胞胎作为被试，研究发现感戴能减少各种内、外在功能紊乱的发生率。Laird等（2004）的研究发现，在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习惯于感戴的个体较少的体验到抑郁、焦虑情绪，对疾病的康复抱有更大的希望[9]。Emmons，Kneezel（2005）将感戴视为情绪和精神功能健康的表征。
1.2.2生理健康Emmons、McCullough（2003）对此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他们将被试随机分配到3种实验情境下，分别是与人争论情境、感戴情境、中性事件情境或社会对比性情境。要求被试每天或隔周记录自己的情绪、处理问题的能力、健康状况、生理症状等。研究发现，与其它两种情境下的被试相比，感戴情境下的被试出现不适躯体症状的情况较少，每天安排更多的时间进行锻炼，睡眠质量也较好。除此之外，McCraty等（1995）的研究发现，零散的感戴体验可能会导致副交感神经系统心肌调节能力的增强[5]。并且，Barusch（1997）和Coffman（1996）也指出，对生活采取一种感戴的态度能够减少压力性生活事件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1.3感戴与幸福感感戴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它关注个体生活的积极面。因此，不足为奇，感戴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是感戴研究的一个热点。虽然感戴和幸福感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初步的研究表明，具有感戴倾向是个体体验各种正性情绪和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基础。
幸福感是个体衡量其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一般认为，幸福感包括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生活满意感3个维度。感戴的个体倾向于积极的情绪情感，一些理论家和研究者（如Lazarus和Lazarus,1994;Mayer等,1991）已着重指出感戴具有一种典型的积极情绪效价。Emmons和McCullough（2003）曾进行过一些自我指导式的感戴训练，发现感戴可以促使个体更加积极、乐观的评价自己的生活；能最大限度的提高个体对生活的满意感；感戴的个体更易快乐，有较高水平的正性情感和较低水平的负性情感。最近的一项以经历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为被试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对曾患有或不曾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被试而言，感戴频率与他们自评的幸福程度之间有很大的关系[10]。
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基大多都能得出这一结果，即感戴可以提高个体的幸福感，幸福感也可以促进个体感戴。Watkins（2003）认为两者可能是螺旋上升的关系。但对于感戴为何能提高个体幸福感这一问题，研究者还不能给出一个较理想的回答，还有赖于进一步的研究。现阶段的研究提出如下一些理由：高感戴倾向者易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活本身看作是一种恩赐。因此，他们不会因为美好事物的频繁出现而变得熟视无睹，能长时间的维持一种内心的幸福感（Watkins，2003）；感戴提高了个体处理各种负性情绪问题的能力、扩大了个体的社会交际网、减轻了抑郁等负性情绪，这些改变可以提高个体的幸福感（Emmons和McCullough，2003）
1.4感戴与宗教只要人们还相信神，信徒就会向上帝表达感戴之情。在犹太人和基督徒看来，感戴是个体对造物主善行最恰当的反应（Plantinga，2000）。
有研究者将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者，这些人内心坚信上帝的存在，将投入宗教事业视为自己人生目标；另一类是外在者，这些人将信仰宗教视为一项工具，目的是为了获得信仰本身之外的一些东西（如获得物质和社会地位）。研究发现，内在者更易体验到感戴之情，外在者则很难体验到感戴之情[3]。
在一项以天主教修女和牧师为样本的研究中，Samuels和Lester（1985）发现，爱和感戴是他们表达的最频繁的对上帝的情感[11]。Griffith（1998）的研究认为，美国的五旬节上，妇女的“虔诚的情绪”是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体验。除此之外，一项关于大学生的研究发现（McKinney和McKinney,1999），在所有的祷告形式中感戴位居第二，仅次于请求[12]。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热衷宗教活动的个体参加感恩节的概率是无者、不参加教堂义务服务的个体的两倍[13]。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够建立起经得起现实检验的关于宗教、情绪、幸福感三者关系的新的假设。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尚不能确定是否定能促进个体感戴，抑或感戴定能使个体对自己的更加虔诚。另一种可能是，两者关系受第三个尚未发现的变量的影响。总体而言，目前的这些相关研究均不能表明感戴需要某种宗教背景作为支撑[14]。
1.5感戴与亲社会行为感戴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正性情绪，比如，Emmons和Crumpler（2000）把感戴定义为“一种接受礼物后的情绪反应”，并指出感戴是一种人际间的情绪[15]。现有的研究已经阐明感戴具有一种社会性本质（Ellsworth和Smith,1988;Weiner,1979;Zaleski,1988）
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基本都能支持感戴能促使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假设。如Graham（1988）的研究表明，被帮助后产生感戴情绪的个体，在以后的人际互动中，更有可能对施惠者或他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16]。而Baron（1984）的研究发现，感戴可以阻止个体进行破坏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为[17]。
目前，此类研究大多依赖于让被试阅读以感戴为主题的作品，这种方法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可能会于无形中降低了被试的心理现实感，同时被试反应方式（自我报告法）的效价也比较低（Hegtvedt,1990）。其次，阅读感戴作品并不一定能激起被试真实的感戴情绪（Graham,1988）。再次，研究目的昭然若揭，被试的反应易受社会期望的影响。近来有研究者开始采用实验室实验法。Jo-AnnTsang（2006）认为，实验室实验法能克服传统方法的诸多不足，它能使研究目的比较隐蔽，减少被试受社会期望的影响，诱导被试产生相对真实的感戴情绪。
在对感戴的亲社会性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进一步的研究将致力于测量被试真实的亲社会行为，并设法发展一种能直接评估感戴的工具[18]。
2感戴研究趋势
目前国内对感戴的研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中国人感戴概念的研究，另一部分是中国人感戴量表的编制，包括大学生感戴量表的编制[19]以及初中生感戴维度研究[20]。应该说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总体而言，进一步的研究将精细和完善研究工具；细化和深化上述五块的研究；研究对象从成人转向儿童[21]；并且，将感戴融入认知行为治疗的研究已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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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心理韧性；积极情绪；幸福感
一、引言
目前，对心理韧性（resilience）的研究已成为积极心理学思潮中的重点。心理韧性作为个体应对挫折压力、逆境时维持健康成长与幸福生活的重要心理特质，对个体的心理与生理健康发展具至关重要。因此，明确心理韧性以及心理韧性与积极情绪、幸福感的关系，对提升大学生心理韧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大学生心理韧性相关概述
心理韧性又被成为“心理弹性”、“抗逆能力”以及“复原力”，是一种与个体健康生活息息相关的心理特质或能力（Connor&Davidson，2003；Ahangar，2010）。当个体明对逆境、压力、挫折时，在心理韧性的作用下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从而维持自身的正常生活与健康成长[1]。因此，心理韧性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能力。
据有关研究表明，心理韧性作为个体健康生长、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前提，是可以通过有效训练进行改善与强化的（Utsey，Hook，Fisher，2008；Pooley，Cohen，2010）。个体心理的成熟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心理韧性提升的过程。因此，可以后说个体的心理韧性越高，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越强，反之越弱。对于大学生而言，高心理韧性可以提升其社会适应性，使其能够有效迎接各种挑战，在挫折与失败下进行自我调整、自我适应，从而灵活处理生活中的压力，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幸福感[2]。由此可见，提升大学生心理韧性对大学生未来的发展与健康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据有关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与心理韧性存在密切的关联性，通过体验积极情绪有利于强化个体抗压力的能力，从而构建心理韧性（孟昭兰，2005；王振宏，王克静，2011）。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生活状态的标准，可通过心理韧性进行预测，使个体在逆境下感知幸福。可见，心理韧性与积极情绪、幸福感三者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性。
三、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其积极情绪、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以笔者所在地区某高校25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60天的测试。为保证实验的客观性，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样本选取，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通过五级评分的形式进行心理测试，确立试验样本，得出男生80人、女生130人，其中文科生110人，理科生100人，年龄在20～22.5范围内。
研究方法：以邱林、郑雪、王雁飞（2008）修订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S）、积极情感量表（PAS）、美国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幸福感量表（GWB）以及由肖楠与张建最新修订的心理韧性量表（CD-RISC）为具体测量工具，对个体逆境下的积极情绪、幸福感指标以及心理品质进行评估。采用先进数据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各数据路径进行分析。
（二）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试验分析，得出大学生心理韧性、积极情感与幸福感关系统计表。由表可知，大学心理韧性、积极情绪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其中积极情绪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路径作用于心理韧性；大学生心理韧性对其幸福感进行预测（总值在0.35左右）；当心理韧性作用与幸福感时，积极情绪发挥着桥梁作用。
（三）讨论与建议
文献研究与实践研究表明，在既定的条件下，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积极情绪、幸福感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从大学生心理韧性结构与影响因素来看，心理韧性是一种多维概念，因此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在不同生活与学习条件下，将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就需要我们明确认知大学生心理韧性以期影响因素。在基于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积极情绪、幸福感关联性上，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培养与强化。
由于大学生心理韧性与积极情绪存在正相关性，因此可通过强化大学生积极心理素质，包括乐观、自信、自尊以及自我效能感等增强个体抗逆能力，提升其心理韧性水平。
与此同时，注重家庭与学校对大学生积极情绪的影响性，发挥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与引导作用。通过构建良好的家庭环境、校园文化，增强大学生对积极情绪的体验。使大学生在剀啊安全、关爱、鼓励的环境下提升自身情感适应能力。从而在面对压力、失败与挫折时，具有乐观、积极、热情的心态，保持心理健康诚征，维持生活幸福感。
四、结论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与实践研究等方法，对大学生心理韧性以及心理韧性与积极情绪、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旨在为大学生心理韧性以及幸福感的培养与提升，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关键词：心内科焦虑抑郁心理干预
为改善心内科住院患者的心理障碍，对心内科住院患者实施为期4周的心理干预，并进行对照研究，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一、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2009年10月～2011年4月在我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的患者60例。入组标准：①意识清晰，无智力障碍，能够阅读和理解问卷、配合调查；②无精神病史；③无听力障碍；④知情同意。年龄21～63岁，平均（51.04±8.56）岁；男41例，女19例；文化程度：小学6例，初中21例，高中（中专）20例，大专及以上13例；职业：农民16例，工人28例，干部16例；诊断：心律失常12例，高血压18例，冠心病21例，心肌梗死9例。按抛硬币分组法分为研究组32例，对照组28例，两组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病种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无明显差异，具有一定可比性。
2.方法
对照组实施普通护理，给予支持性心理护理。研究组除此之外，还实施包括健康教育和音乐心理治疗等形式的心理干预。
2.1健康教育
①疾病医学知识教育：根据患者所患疾病进行口头宣教和指导；②心理卫生知识教育：由专门负责心理卫生知识教育的护士负责实施，主要讲解情绪与病情的关系、负性情绪的调适方法；③科普知识教育：赠送宣传册子、图片，看科普电视。
2.2音乐治疗
病房安装背景音乐治疗系统，由经过音乐治疗培训的心内科主管护师负责实施。其治疗模式是音乐治疗师选择音乐处方，在播放音乐的同时，穿插不同的心理诱导语。
治疗方式是感受式音乐治疗，主要是聆听有缓解疼痛和焦虑抑郁症状作用的轻松、活泼、愉快的乐曲，音乐中穿插诱导语。音乐治疗2次/周，30min/次。
3.数据处理
所有资料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二、结果
1.两组治疗前和治疗后SAS、SDS评分结果比较，统计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SAS、SDS评分无明显差异，治疗后比较，研究组SAS、SD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2.两组治疗前、后SAS和SDS评分结果比较，结果显示，两组自身比较，研究组治疗前后比较，SAS、SDS分值改变明显，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SAS、SDS分值改变不明显。
三、讨论
心内科患者易出现恐惧、抑郁、焦虑和绝望等负性情绪。不良情绪可引起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不利于疾病的康复。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消除患者的负性情绪。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是治疗患者抑郁和焦虑情绪的重要手段。采取心理干预，不仅可以帮助患者分析病因，消除疑虑，提高信心，而且帮助患者增强心理应对能力，从而减轻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恶劣心境。
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促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健康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有关知识的教育，使患者在认知、情绪和态度等方面更好地适应环境，保持身心健康及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