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配置等相关问题的强调。国内人力资本的研究进展迅速,但多属应用性研究,基础理论成果较少。人力资本计量可分为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和基于直接能力四种方法。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模型面对“增长余值困惑”无能为力,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开创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异军突起,刷新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随着该理论的兴起、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这一术语已被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使用,以此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尝试对其概念、理论和计量方法作简要梳理。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物质资本概念的批判中创立的。学界公认的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舒尔茨,1962)。贝克尔强调了人力资本的获得途径,指出人力的投资主要是教育支出、保障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而MM麦塔(1976)的定义较为宽泛: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之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定义落脚于人力资本的实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让人印象深刻。
我国的人力资本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在早期一般借用西方学者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以人力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为核心,如“人力资本为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李忠民,1999)有的以内容为核心,如“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李建民,1999)王金营(2001)将这两种观点综合为“由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为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朱舟(1999)的说法较为详细,“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消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获得的,能提高投资未来劳动生产率和相应劳动市场工资的,凝结在投资受体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道德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这些界定进行清理。朱必祥(2005)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体中并能带来未来收益的以知识、技能及健康因素体现的价值。”他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抽象形态或本质特征——价值。俞荣建(2005)则将各类说法概括为“因素论”、“费用论”、“价值论”和“资本论”,并提出新的定义:对具有能动性人格特征与自然遗传禀赋的人,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投资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并表现为知识、技能、健康和经验等具体形态的依附于人体的特殊资本。他主张将人的天然遗传禀赋和能动性人格特征纳入其中。付一辉(2007)的归纳是“人力资本人力观”、“人力资本形成观”和“人力资本价值观”,他从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能、能力、经验及情感意志力等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这一说法将人力资本局限于企业生产的劳动者身上,满足了论者的研究兴趣,却难以作为一般的学术概念。但他将情感意志力列入人力资本要素,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
虽然学界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人力资本概念,但对于人力资本的特征,学者们却逐步形成了共识,如收益递增性、生命周期性、意志性等。因此,对人力资本概念继续进行探讨和寻求共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学者对概念的定义多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故而首先要确认的是人力资本所“属”。显然,人力资本属于资本的范畴。其次是“种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资本类型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表现为物质形态,社会资本附着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定义需要回答“它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差别之处何在?”。此外,许多定义中也涉及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学者们普遍的观点仍是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的投资说。具体而言,俞荣建(2005)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说法相对全面。
而对人力资本的实体形态的认可则是诸多定义的分歧所在。其中,部分学者仍停留在“知识、技能、健康”这一较为狭窄的研究视野之上。而有学者却将其扩展到了“人的信誉、社会关系、社会知名度及个人魅力”(吴震棚、韩文秀,2004)。但这种倾向同样有失偏颇——论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混成一谈了。但是,思想观念和意志力等实体类型是不容忽视的。这类因素与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并无违背之处,且在现代劳动市场竞争中显得愈发重要。MM麦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指出了人体能动性因素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这些要素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呼声也日渐增多。(阙祥才,2004;付一辉,2007)因此,界定人力资本的难点最终落在对人力资本实体的类别划分上。在劳动社会学中,对劳动者的讨论包含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和劳动观念三个方面。(林勇,2006)对于劳动者素质,可概括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包括外倾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劳动者的观念包括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内涵尚需进一步扩充。我们可将思想道德素质、劳动者的现代性和观念统称为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中劳动迁移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避免人力资本泛化的危险,将劳动者的人格纳入迁移能力来考察。于是,人力资本类型便可以概括为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五个部分。这种类型划分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渠道。综合看来,人力资本便可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对知识经济为特色的“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中总产业增长率大于资本积累与劳动率增长之和的特征,德、日两战败国在战后重新崛起的奇迹超越了原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重视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舒尔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而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加里·S·贝克尔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他注重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研究的缺陷,注意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其《人力资本》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把人力资本研究的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他首先建立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另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则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对教育在美国经济中作用的研究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复归。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形成途径及其“知识效应”,并把人的消费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这一理论也给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该理论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以往理论的一些缺陷。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尔被公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以在生产中累积的资本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式,并将其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规模效益,专业知识产生要素递增效益。两种效益的结合使人力资本要素收益递增,并促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随之递增,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继而保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模型由“两时期模式”和“两商品模式”组成,以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差异。他将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为“技能”的劳动,并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两时期模式”是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反映内部效应。“两商品模式”是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反映外部效应。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之前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尽管也涉及经济增长问题,但仅仅把人力资本和教育作为外生变量。罗默尔和卢卡斯的模型使人力资本内生化,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另一方面,该理论从模型中阐发其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从而使此项研究更加具体化和数量化,也使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关键词：CROPWAT；农作物；虚拟水；水资源；西安市
中图分类号：F323.21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4-3277-03
国外学者对虚拟水的研究相对成熟，虚拟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作物领域，尤其是粮食问题。1993年Allan[1]首次提出虚拟水概念，1996年正式定义虚拟水为生产商品或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量。虚拟水是很多国家解决国内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新思路，虚拟水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目前，虚拟水的概念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都得到了拓展，Hoekstra等[2]认为测算一国的虚拟水流量并不能真正反映一国水资源的真实需求，随即提出水足迹（Waterfootprint）的概念和测算方法，通过水足迹将虚拟水概念与消费联系起来，拓展了虚拟水概念的范围，为水资源供给和需求管理提供了新视角。虚拟资源（如虚拟土地、虚拟氮、虚拟二氧化碳等）概念的出现也是虚拟水概念的不断拓展。
国内学者对虚拟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全国或部分地区农作物、畜产品虚拟水含量的测算上，研究区域以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为主。程国栋[3]较早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水资源社会化管理与水资源恢复重建的关系。靳军英等[4]针对虚拟水在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水资源富足地区应发挥区域优势，开发和生产水资源密集型产品；水资源缺乏地区则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特色农业，通过虚拟水贸易减缓水资源压力，实现生态—经济—水的良性循环。可见，对虚拟水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这对水资源贫乏的地区有重要意义。
虚拟水是在研究水资源配置效率过程中伴随资源流动而提出的概念，被认为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重要策略。虚拟水对于水资源紧缺、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的地区来说，提供了水资源的一种优化配置途径，并且不会产生恶劣的环境后果，能较好地减轻局部水资源紧缺的压力，虚拟水已成为缓解水资源短缺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有效策略。基于此，对西安市的农作物虚拟水进行分析，以期寻求缓解水资源短缺和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1西安市水资源概况
陕西省是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省份之一，省会西安市是陕西省关中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现已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农业、科技、商贸、旅游和文化中心。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安市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持续增加。西安市的水资源总量仅占关中地区的31.22%、占陕西省的5.54%；年人均用水量为184.9m3，低于关中地区和陕西省的平均水平。作为陕西省的粮仓，西安市的农作物生产对陕西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作物生产耗水量较大，水资源短缺已成为长期制约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
2西安市农作物虚拟水实证分析
2.1研究方法
2.2数据来源与选取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气象数据、作物参数和农作物产量数据。其中气象数据包括太阳辐射、月平均最高和最低气温、相对湿度、日照时数、风速、月降水量及土壤条件，作物系数是作物需水量与参考蒸散量之比值，以上数据都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农作物产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陕西统计年鉴》。
西安市是关中地区的典型代表城市，陕西省农作物生产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考虑西安市气象数据的代表性和易得性，选择西安市气象数据作为计算作物需水量的依据，这与陕西省农作物的实际生产状况基本吻合。
2.3实证分析与结果
3结论与建议
基于CROPWAT模型对陕西省西安市主要农作物的需水量和虚拟水含量进行测算，初步得到以下结论：①在选取的7种主要农作物中，作物需水量最大的是水稻，需水量最小的是花生；所选取的粮食作物需水量普遍大于其他农作物的需水量。②通过对比分析，花生和棉花是生产过程中单位虚拟水含量较高的农作物，蔬菜则是生产过程中单位虚拟水含量最小的产品。因此，为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用水，使整个农业产业的总体经济效益得到提到，并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1）应适当调整农作物的生产与种植结构。西安市的水资源具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从时间分布看，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较大，降水主要集中在6～9月份；从空间分布看，径流主要分布在山区，山区径流占地表径流总量的86.4%；平川和台塬阶地区仅占13.6%。该区域水资源短缺，不适宜建设商品粮基地，应当压缩高耗水的农业产业，大力节约实体水资源。西安市应根据本区域的水资源实际储存、利用状况适当调整农作物的生产与种植结构，在人均水资源利用率较低的情况下适当减少水稻和花生的生产，同时增加其他粮食作物和蔬菜的生产。
2）加强国内地区之间的农作物虚拟水贸易。依靠虚拟水战略，加强国内的粮食贸易，缺水地区从国内粮食生产富足的地区购进粮食，实现地区粮食供给平衡，以缓解自身水资源的紧缺压力，更好地保证区域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地区的粮食生产，实现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在农产品贸易结构调整时，应参考各类农产品具体的虚拟水含量，采取相应的对策，对虚拟水资源密集型产品主要采取进口替代政策，而出口时尽量以虚拟水资源含量较低的产品为主导，以淡化风险，保障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ALLANJA.Fortunatelytherearesubstitutesforwaterotherwiseourhydro-politicalfutureswouldbeimpossible[A].PrioritiesforWaterResourcesAllocationandManagement[C].London：ODA，1993.13-26.
[2]HOEKSTRAAY.Virtualwatertrade：Proceedingsoftheinternationalexpertmeetingonvirtualwatertrade[A].ValueofWaterResearchReportSeriesNo.12[C].IheDelft：HoekstraAY，2003：13-17.
[3]程国栋.虚拟水——中国水资源安全战略的新思路[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3，18（4）：260-265.
[4]靳军英，张爱静，袁玲.虚拟水在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应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6（4）：205-210.
经济学具有国际性,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经济学的实践、教学和研究。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必然性,然而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而这一点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对待一些事宜时容易失去较为合理的态度。
中国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地域属性或是文明属性,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一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时也往往以这一含义为出发点、对象、目标和归宿;第二层含义是经济学在中国(EconomicsinChina),这与中国的经济学(ChineseEconomics)不同,经济学在中国根本上是一种学科传播的结果,例如我们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而不可以说成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第三层含义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的主体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但包括一些外国和国际机构经济学家,说明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第四层含义是中国人研究的经济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就目前来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成就大,与国内联系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而我们在不经意中也把他们的研究包含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从罗素描述词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对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释,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学术理论社会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学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了,但“中国经济学”有无形成尚待探讨,因为探讨对象没有统一标准,任何结论都不具备让他人接受的条件。严复译《原富》拉开经济学在中国的序幕,已经百余年了。现实中,经济学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占了绝大多数,如果把这转换为中国的经济学那么就是偷换概念。哲学家指出,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经济学人并不例外,中国经济学人的中国经济学意识,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属性,套用行话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经济学人研究经济学行为的约束条件,经济学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属性,就会使得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现实不符,许多现象就会解释错误。应当指出,我们也受到非中华文化的约束,经济学的引进已经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方法、思想等已经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当然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也影响了其他文明,例如重农学派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我们的学科体系、学科概念、学科划分等学科构成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其思想通过西方文明的历史深化并东渐到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学现状是中西学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经济学的未来也同样受到如此影响,至于孰强孰弱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以后的发展轨迹和状态。
平心而论,我们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经济学。但现实文化、国情、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等不同的约束条件导致不同的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存在单一经济学,又何来学科本土化?诚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样诚然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差异表示在具体的某一方面有此长彼短。我们应该承认落后的经历,承认先辈和我们也学习过其他文明优秀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文化属性归宿的需要,是一种集体的需求。
对于如何通过学习来发展中国经济学,可谓见仁见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先发优势,数百年的历史领先不仅使得经济学体系,而且经济学说史上学派纷呈,各领。这是一种资源禀赋。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些理论,幻想另起炉灶,那么交易费用奇高。对于经济学者来说,学习欧美经济学理论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体的学习行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费用过高使得这也是集体理性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一个超赶过程,我们应该发挥资源禀赋,例如我们的社会体制、文化体系、独特历史、现在的伟大的经济实践等等。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存在的差异使得建立中国经济学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趋势中把握独特性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文明交往和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注重研究细节问题,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同样在此,唯有把握了我们独特的体制、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并作为约束条件具体分析,解释文明体系下的行为和现象,才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了多样性样本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被承认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学习的交易费用,进而加快学习进度和加强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学习的同时及时传播我们的学习状态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学不可能是刻意为之的,因为学科发展有路径依赖性,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才不会走弯路。但无疑地,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
关键词：计学，经济学，概念转型
中图分类号：F0；H15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6.05.015
FromTraditional“jingji”toYanFus“jixue”：CaseStudyofTranslationintheConceptualTransformationtoModernEconomicsinModernChina//GONGQifeng
Abstract：Theconceptualtransformationof“economics”haslongbeenintertwinedwithWesternizationandEuropeanizationinmodernChina.However，neitherisasimpleborrowingnoranaturalevolutionofChinesetraditionaleconomics.ThetransformationisobviouslyfeaturedbythesocioculturalcontextofsavingChinaandtheinfluencefromaboriginaleconomicthoughts.Variousrenditionsof“economics”inmodernChinaresonatewiththetransformationalcomplexity.Although“jingji”，originatinginChinaandbeingreintroducedfromJapan，hasbeendominatingeconomicdiscoursesincethen，YanFustranslation“jixue”for“economics”，ononehand，hasbeengivingprominencetothesocialanddisciplinaryorientationinWesterneconomics.Inthispaper，theauthortriestopositYanFusjixuewithindualstratificationstoset“economics”asadisciplineinthelate19thandearly20thcentury，andfurthertorevealtheinitialformationofeconomicdiscourseinmodernChina.
Keywords：jixue，economicconcept，transformation
收稿日期：2016-05-2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翻译与中国近代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16SJD740016）
作者简介：龚琪峰（1981―），男，硕士，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师，主要研究翻译学、术语翻译。通信方式：。
为了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近代中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西方各学科知识在此背景下被广泛引入。经济学也披上了西方工具性色彩的外衣，成为寻求国富与民强的重要道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入中国始于19世纪并在19世纪最后十年呈现喷涌之势。“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冲合过程中，明显地存在两股力量：一是西方在华人员主动传播；二是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阐释、传播和调整西方经济思想，如马建中、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等。”[1]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变分析亦与此不谋而合，如马伯煌曾论述：“讨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存在和发展，既要追溯其历史渊源，更要分析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不探索固有经济思想在中外经济思想汇流中所起的冲合作用，则将失于偏狭；不了解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在汇流中所起的客观影响，则将陷于空泛。”[2]可见，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入中国是中西经济思想的冲合过程，存在着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积极参与。
严复于1901年翻译的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原富》（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是近代的先进中国人抱着寻求理论武器的目的而翻译的第一部西方政治经济学名著；严复所写的译者按语，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个标本”[3]。根据马伯煌所划分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四个阶段①，严复翻译《原富》正处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潮的漫衍横流期，而“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总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4]。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基本经济学概念和范畴的演变实自严复始，“计学”虽然最终被“经济学”所取代，但它却揭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社会功用和学科功用的转向。
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整体转向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关注之焦点在与集权统治密切相关的领域，由此产生了传统的“经济之才”，即经世济民之才，而经济之学亦多归入治国理政之行列。传统义利观所定义的修齐治平之士“皆不能仗财力兵力，乃在人与人之性情之相感相通”[5]，如桑弘羊、王安石等倡言改革财政者皆被贬斥为“言利之臣”，称之为“人心风俗将有不堪设想者矣”[6]。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学人皆以富强为出发点阐发经世之学，或向西方寻觅救世之术。对传统学术的反思及西方学术的引进，都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整体转向。自此，魏源、林则徐等试图从技术层面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洋务运动以及当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仁人志士逐渐认识到“政治经济之发达实为富强之本原”[7]，而传统经济之学的政治本质也逐渐发生转移，“经济思想尤为当时维新运动之根本焉”[8]。传统经济思想在面对洋务运动中兴起的官督商办企业及其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时，就显得捉襟见肘，无力承担富国强民之重任。由此，西方经济学的译介成为必然之选。
新的学术思想的引进，名称与概念体系的重新搭建尤其困难，正所谓“草创之初，正名最难”[9]。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与外来经济学概念体系的交融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与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译名统一问题。1822年以来仅用于指涉economy、economics的汉语词就多达数十种，九大类[10]。葛兆光指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接受西学知识有三种策略：“一、整体理解；二、发掘过去；三、限制边界。”[11]身为“学部名词编订馆”总纂，严复及其译词“对认知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新学兴起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计学”实为其一[12]。在此面临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严复对核心词economics给出的“计学”译名，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功用与学科功用的转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
二从“经、济、理”到“计”――社会功用转向
economics来自希腊语oikonomia，其中oikos意为house，nemein意为manage[10]。希腊源语中economy本指家政管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经济是一种谋生术，现实中的政治无外乎谋取“收入”。18世纪之前，作为包容经济生活整体并特指生活需求和物质生产的现代经济概念还没有形成，直到19世纪才真正确立。近代早期的经济概念首先是这个词与家政和家庭管理的关联[10]。严复笔下的“计学”却是：“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之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谐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13]97
“经济既嫌太廓”：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语出“经世济民”。“经世”指治理国家，而“济民”指救助黎民，如“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晋书》卷三十三）。齐桓、管仲、陈平皆为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才，可见此“经济”与西方近代之概念相去甚远，而严复“计学”之“计”所涵甚广，引而伸之则获料、量、经、纪、撙、节、出、纳，此八个方面扩而充之则是中国传统经世济民、经邦济世之才所需知识，“事”也意指具体技术操作层面所需知识；而后的“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体现了严复所用之“计”在国家层面的经济思想，即中国经济思想走出传统言计之策，进入了国家经济总体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另外，“从概念上讲，汉籍中的‘经济’偏于‘政’和‘治’”[10]。严复对“计学”的阐释以“经济”“太廓”来摆脱中国传统“经济”的政治内涵。
“理财又为过狭”：中国古代的“理财”二字所指涉内容均为国家财政，如“特科约以六事：一内政，凡考求方舆险要邻国利病民情风俗者；二外交，凡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者；三理财，凡考求税则矿务农功商务者”[14]。斯密的“经济”涉及面极广，基本涵盖了当代经济学理论框架，因此译作“理财”有以偏概全之嫌。另外，“会计、计相、计谐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由此，“计”也包含了管理的含义。可见，严复所用“计”字恰恰暗合了“整体理解”，即使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范畴同中国的传统知识契合，并用中国传统的“会计、计相、计谐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来解释，使之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计学”融合古今意义，从严复对中学、西学差异的认识亦可窥一斑。严复总结：“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间接不同，常常有，而我信之，从而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13]93因此，严复认识到介绍西学知识需结合具体情况，不能为“古人所蒙”，所以既要考虑古义，又要兼顾今义。“计学”经严复扩而充之、引而申之便综合了古今之义，体现了体用一贯之说，不可谓不独到。
三从“道、俭、法、策”到“学”――学科功用转向
“计学”之“计”已然涵盖了古今之义，“学”便成为理解“计学”概念的重点所在，首先是学科内涵的确立。既然为“学”，就显示出超越经邦济世之术，涵盖国家财政之策的学科化倾向。《原富》译例说：“独其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征，理无臆设……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学。”[13]97斯密著书之时正值英国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工厂手工业已在英国国内各大城市扎根，即工厂制手工业和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斯密把零散的经济学说，经过有体系的整理之后，创建了一门独立学科。“夫财赋不为专学，其散见于各家之著述无论已。”[13]97可见中国传统经济未成为独立学科，只是散述而已，而严复“专科之学”四字集中体现了“计学”一词的学科化倾向。一方面，“计学”一词蕴含中国传统食货之说。《汉书・食货志》记载：“《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15]可见，“计学”既涵盖维持人们生活的根本，即农业生产，又包括分布财利、互通有无的其他经济形态。另一方面，“专科之学”意味着economics当时在中国正走向学科建设。正如严复所述：“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看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计学，学也；理财，术也。”[22]方维规曾考察economics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演变过程，追溯了欧洲“经济”概念的词源和演变及汉语译词所对应的历史概念（见表1）。
注释
①“就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的二十五年，可以作为第一个时期……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年间，属于第二个时期……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起到1919年的为止的二十五年，属于第三个时期，其中曾发生过戊戌变政、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又都先后失败了……也没有挡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乘机发展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漫衍横流……从，特别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起，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是为第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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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推翻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目标和相互联系的基木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具有连贯、协调和内在统一性。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评价现有会计准则，指导未来会计准则的制定，但它并不是会计准则。本文主要探析如何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关键词】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财务会计
1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界定
1.1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定义
所谓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财务会计与报告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forFinancialAccountingandReporting）的简称，为了方便记忆，我们通常简称为CF。CF是阐述财务会计同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一系列的基本概念所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用来评价现有的会计准则、指导和发展我国未来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
1.2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理论的关系
CF与会计理论的关系问题，目前会计界有两种解释：一是等同论。认为“概念框架只是一种经过组织的会计理论”、“所有的会计理论、无论是试图建立首尾一贯的、适用于现行会计的实践，还是试图建立首尾一贯的、适用于被认为是称心合意的会计实践的，都可以被称为概念框架”。二是构成论。认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只是财务会计理论中实用的部分，但不能将两者划上等号。“会计理论比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大得多，还包括各种理论观点、各种学术流派、财务会计的发展历史等。
2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必要性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基本理论框架，在缺乏会计准则的领域，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起到规范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作用。当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体制方面存在缺陷，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2.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滞后于经济环境形势和实务的发展。现行经济环境下出现了许多会计实务的新问题，如市场创新中的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产品融资以及物价变动影响、国际结算、衍生金融工具等会计新问题，迫切需要相应的新的会计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加以指导。
2.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与会计准则相关的一些重要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因此需要建立一种相互联系的目标与基本概念协调一致的体系来指导和规范。
2.3我国面临的经济环境正与西方国家日益趋同。尤其加入WTO以后，我国的会计环境与国际惯例接轨更是大势所趋。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非常重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已建立了各自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因此，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势在必行。
3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议
目前我国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时机尚未成热，但我们应该时刻关注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木市场发育程度。倘若时机成热，则应当及时建立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于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3.1逐步建立，不要急于求成
我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不可能一步到位。美国也是逐步建立其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的，美国从1978年第1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到2000年第7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历经12年之久，同样，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须逐步建立，不能一蹦而就。
3.2要有系统性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一套理论体系，应考虑其完整性。只有当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包含了所有应包括的概念要素时，才能长期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同时用来解决会计准则中未规定的新问题。
3.3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
经济全球一体化使跨国经营和跨国合并、全球合作、资本的跨国流动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实现各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具体会计准则的趋同不仅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而且能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
3.4考虑前瞻性
在何理论都不能一成不变，但一个成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应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其稳定性。因此，在制定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须具有高度的前瞻性，注重长远目标，不能朝令夕改，而且要引导今后会计准则的制定，并通过前瞻性保证概念框架的相对稳定性。这种前瞻性建立在其对目前和未来一定时期的会计环境的客观把握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变化的现阶段，更是要求概念框架把握住实践发展规律，对具体准则的制定起到前瞻的指导性作用。
4总结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会计准则起着概念框架的作用，但仍有很多缺陷。因此我国必须借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概念框架理论，结合我国会计环境发展的现状，构建起一套符介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完善我国的会计体系，早日制定出更符合国际惯例的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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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看到、听到中国的领导人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经济为“市场经济”，我就觉得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这种做法不妥，对于温家宝最近要求外国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则认为是个错误的概念，而对于中国要求外国承认的这种做法，则认为是完全的不妥了。
先分析、论证“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之错误。
站在中国主义的立场之上，用中国主义的思维方式，依据“阴阳论”这个中国已经传世数千年，迄今仍然为世界最客学的哲学（特将《阴阳论》和《阴阳论-遥遥领先唯物、唯心主义的中国哲学》两篇附后），我多年来对中国宏观经济一直强调的观点是，“不能搞“‘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能搞‘完全的市场经济’”。
“不能搞‘完全的计划经济’”，这，已经被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改革开放所经历的历史证明，而这行不通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是照搬外国的，照搬前苏联的，本非中国传统的东西，也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可以讲，是使客观经济之实在服务于主观政治之概念的错误思维的产物。
在这样“完全的计划经济”的错误概念之下，彻底地扼杀了市场在经济中的机制作用，彻底地消灭了竞争在经济中的机制作用，不论工人、农民，必然而然地都导致“吃大锅饭”的惰性思想，当然，必然而然地导致各种各样按部就班的消极怠工的结果，社会当然因此完全失去了经济活力，几乎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可以讲，中国在“完全的计划经济”道路上走到过极端。
“不能搞‘完全的市场经济’”，这，已经被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所经历的历史证明，而这行不通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也是照搬外国的，照搬美国西方的，本非中国传统的东西，也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可以讲，是使客观经济之实在服务于主观政治之概念的错误思维的产物。
在这样“完全的市场经济”的错误概念之下，彻底地否定计划在经济中的机制作用，彻底地消灭宏观调控在经济中机制作用，是一个正在已经发生，而且试图完全实现的极端的危险。
所谓的危险，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完全失控，所谓失控，就是国家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国家失去对经济的控制，也就失去对社会的控制。
这，已经充分地反映在国家对教育失去控制、对医疗失去控制、对工人、农民以及其它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失去控制等方面。不是吗？教育、医疗费用的失控，导致大量儿童失学，导致高等教育的范围越来越小；导致医疗费用越来越高，乃至出现天价医疗费用，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能力负担医疗费用，生病只能等死；而对工人、农民以及其它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失去控制，则导致孙志刚被打死，则导致需要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要工钱等等。
“完全的市场经济”错误概念导致的各种弊病，究其根源，其实简单，完全放任竞争，完全放任资本的竞争，必然导致无限度的利益追求，在无限度地追求利益的状态之下，学费必然高涨，必然只有有钱的富人的子女可以上学，无钱的穷人的子女则必然失学；必然只有有钱的富人可以治病，无钱的穷人则必然治不起病，而富人必将越来越富，穷人则必然越来越穷，富人将会越来越少，穷人将会越来越多，贫富两极将会越来越分化，贫富两极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社会必然将走向反面，走向崩溃。
现在，从网络上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在怀念毛泽东时代，随便一个什么小混混在网上吆喝一声毛泽东，就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化身。毛泽东时代是什么时代？毛泽东时代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的时代”，虽然“完全的计划经济的时代”，导致了竞争机制和经济活力的完全衰败，但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经济地位是被计划成相对平等的，人们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机会是相对平等的，绝不会因为财富的多少而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而这，恰恰又是一种在现实条件下难以实现（顶多在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倾其国力可达昙花一现）的政治概念。
请注意，对于“平等”，我这里使用的是“相对”的概念，所谓“相对平等”，就是并非“绝对平等”，比如我这个普通的中国人与毛泽东这个中国人之间就没有“绝对平等”可言，例如，毛泽东这个中国人就可以派专人去火柴厂为其用过的火柴盒重新涂磷，而节省毛泽东的火柴费用，而我就不能享受这样的权力待遇，在火柴费用上面就必须比毛泽东要多花钱，更不用说毛泽东在中国各地都有行宫，例如在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湖南为他修建的滴水洞。当然，即使是在工人与农民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
因此，在我看，即使毛泽东时代，“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也并没有使中国达到绝对的平等，也只是相对的平等，但是，相对于今天，在中国四处要求其它外国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时代，已经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巨大的差别，巨大的不平等，人们怀念毛泽东、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并非没有一点道理的。
而更在我看，“完全的计划经济”与“完全的市场经济”都是盲从外国的走极端的思维错误。今天，有过沉重的血的教训的中国人应该聪明起来，而不应该用“完全的市场经济”去否定“完全的计划经济”，反之，中国人也不能用“完全的计划经济”去否定“完全的市场经济”，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还是弱智到真如此地步，那，就象患疟疾的病人，冷热往来了。如果用左、右区分，很明显，主张“完全的计划经济”属于极左，主张“完全的市场经济”属于极右。
我多年来多次作文指出，美国西方搞的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尤其美国对宏观经济的计划调控是相当严密的，比如，美国为了使其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有价格上的竞争力，就使用国家计划调控的手段对美国的农民进行高额补贴，这经常是西方其它吃了美国的亏的国家与美国交恶的一个原因，而美国就是依靠国家的计划调控手段，总是能使其农产品强占国际市场份额。美国不但对其本国经济的计划调控严密，甚至延伸到对其它国家经济的计划调控。在我看，美国通过WTO，逼迫中国搞什么“完全的市场经济”，这，就是美国对外国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一部分，用“完全的市场经济”，一可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榨取高额的利润，二可同时把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搞乱、搞垮，当然，这，是符合美国的计划经济利益的。
我还指出过，美国西方对经济计划调控的具体手段，在社会方面，主要表现在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的投入，说实在话，美国西方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方面进行的计划调控，是完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我甚至讲过，其实美国西方搞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分析以上之后，再用“阴阳论”来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按我作的《阴阳论》，可以把“计划”和“市场”分别带入“阴”、“阳”，那么，很清楚、很明显，就可以认识，计划和市场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而这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是对立又是可以统一的；是可以互补、互动的；是相辅、相成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中国前几十年搞“完全的计划经济”，后几十年搞“完全的市场经济”，都是搞极端，都是在盲从外国。
所谓盲从，对“完全的市场经济”的盲从，就是不顾外国的真实情况，诸如外国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的投入都是靠国家宏观计划调控所达到的；当然，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中国人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都需要国家依靠计划调控去加以保障。
而中国在“完全的市场经济”错误的概念之下，是否就真正做到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呢？其实，中国并没有做到，也绝不可能做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对宏观经济的计划调控是一直存在的，比如，前段时间中央就对经济过热进行了干预，对不少地方过热的做法进行了强行性抑制，因此甚至导致了某些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这一点，前一段，曾经与国家计委的一位官员有过交谈，我对国家的这一宏观调控措施表示了深以为然的态度。而在我看，正因为中国仍然还能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计划调控，至今还保有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才不至于全军覆没。而中国载人飞船的成功，没有国家计划调控的机制，则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而免除农业税，更是国家在计划调控方面对农业实施的一项宏观优惠措施。
另外，中国仍然还在强调着马克思主义，中国还是共产党领导，这些，起码，在美国西方看，在基础理论和意识形态上与“完全的市场经济”都是不相容的，或是尖锐矛盾着的。
综上，可以讲，中国搞“完全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我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搞什么“完全的市场经济”，如同搞“完全的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一样的道理。
由此，又可以清楚地认识，中国四处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件错误、甚至荒唐的事情。荒唐到，不客气地讲，就象光着屁股的皇帝，让人承认他穿着新衣一样。
在我看，如果中国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幼稚的企图也罢，而如果要求外国承认中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以任何条件作代价的话，则是件错得不能再错，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事情了。没有直接的条件为代价？那么，有没有间接的条件为代价呢？
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实际情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规律、新特点，力求实现把实践检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来指导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强国富民问题。文章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目标、实现途径和体系构建三方面，对其发展和研究进行详细论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明确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目标
1、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对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的新时期新任务是：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个新任务可以分解为三项具体任务：一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中提炼和总结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形成中国自己的概念、范畴，也就是说出“中国话”，发出“中国好声音”。二是把这些反映中国经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系统化为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学体系，也就是“中国经济学”，或者说是经济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三是构建的“中国经济学”或“中国话语体系”必须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结果，在经济学的一般知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等方面却充分吸收和包容了西方经济学的一切优秀成果。
2、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实现的目标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是从近现代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建设中国的经验中总结而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学会了从社会实践和发展经验中提炼、归纳、总结经验，并不断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技能”。通过“实践——总结——再实践”的过程，一方面能够不断充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能够以此为基础，避免了今后国家经济政治发展“走弯路”。其次，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阶段，我党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要建设经验，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学说的基础，并且在今后的改革开发和一系列社会实践中，为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成果。最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无可比拟，充分展示了大国应有的责任担当和国际价值。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庞大的内部市场为外资经济的引进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坚持“中国模式”，走“中国道路”，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探究当代中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途径
1、以改革发展成功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实践。近年来，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世界前沿水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而作为这一理论的应用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能够客观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真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以此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灵活变通和充分运用，使我国经济更好应对国际金融发展困境，实现经济增速的持续增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我国指导性理论的根本原因。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经济学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所总结而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2、以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检验西方经济学
中国经济取得今天的国际地位，打破了西方经济学中“颠扑不破”的理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借鉴意义。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这对于已经是发达国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对于全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套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具有片面性，如果不能根据本国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市场秩序，反而不利于本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中国为例，我国无论是在传统文化、历史基础还是政治体制上，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时，也必须要纠正、修改其中不相符合的内容，剔除与我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相矛盾的观点，以此来保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3、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和提炼新概念
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来源。我国几代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长期曲折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为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条件。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福分和历史担当。
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体系
以发展为主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价值体系、指导思想，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释我国的发展经验，总结和提炼经济发展规律，破解我国未来的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二是发展目的。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和体现。三是发展道路。我国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但在知识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要走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四是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包括三方面：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三大创新中，观念创新居于重要地位，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最终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和条件。
参考文献：
[1]程言君,程昊.全面深化改革能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套搬西方模式吗？——学习系列讲话等中央精神与吴敬琏教授商榷[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02):131-133.
[2]周晓梅,宋春艳.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02):164-165.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关键词]高职生；自我概念；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
人类对自身的探索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对于自我(Self)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自我概念是国际60年代以来有关自我问题研究的核心课题。自我概念(Self-concept)代表着一个人对自己比较稳定的认知和看法。自我概念是个体通过自我观察，分析外部活动及情境，社会比较等多种途径获得的对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社会属性等方面的比较稳定的认识和看法。近些年关于自我概念的研究涉及大学生的较多，较少涉及高职生，本研究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对高职生进行了测查，以期探讨高职生自我概念的特点，为高职生心理健康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调查对象来自沧州3所大专院校，其中1所为医学院校，1所为师范院校，1所为工科院校。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方法，在3所学校的一、二年级随机抽取10个教学班总计469人(男生234人，女生235人)，平均年龄16.8岁。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的选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调查利用美国田纳西州心理学家H.Fitts于1965年编制、台湾林邦杰在1978年修订的第3版，共70个题目，包含自我概念的2个维度和综合状况共10个因子，即结构维度：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内容维度：生理自我、道德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综合状况：自我总分和自我批评。前9个因子得分越高自我概念越积极，而自我批评得分越高自我概念越消极。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林氏修订版)从条目内容来看，并无不适合大陆人群的内容。近年我国大陆已有一些人使用这一量表，认为其效度很高。本研究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Cronbaehα=0.7795，具有较好的内在信度。
1．2．2测量过程将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装订成册，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集体测试，测试在50分钟内完成。为保证客观性，问卷不记名。
1．2．3数据统计测试结束，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数据通过手工录入计算机，数据统计处理运用SPSS11.5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元方差共变量分析。
2结果
2．1主效应和共变量的确定以性别、学校、年级、来源、父亲文化、母亲文化、是否独生、父母离异和家庭收入为自变量，分别以自我概念结构3因子、内容5因子、自我批评和自我概念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enter)。按照自变量进入最佳回归议程的频率高低依次为：性别、母亲文化、经济收入、来源、父母离异、是否独生和年级。因此，采用多元方差共变量分析方法研究自我概念时，主效应为性别和来源，共变量为母亲文化、经济收入、父母离异、是否独生和年级。
2．2不同性别、不同来源高职生自我概念多元方差共变量分析以性别和来源为主效应，母亲文化、经济收入、父母离异、是否独生和年级为共变量对高中生的自我概念进行多元方差共变量分析。性别主效应的Wilks’Lambda值=0.906，P
结果表明；①不同性别高职生的自我概念差异在各维度上有不同的特点。在伦理自我得分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P
3讨论
3．1高职生总体自我概念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这与用自我概念量表在台湾中学研究结果：男女中学生的自我概念没有差异性以及黄希庭运用同样的量表对老年人自我概念研究结果；老年人自我概念在性别上也不具有差异性是一致的。Fitts(1965)编制此量表时，强调性别对分数影响不大。
在自我概念的具体维度上，如在自我认同和伦理自我维度上，男高职生显著低于女高职生；在自我批评维度上，男高职生显著高于女高职生。本人认为主要是由于男高职生自身性别特点和心理发展特点决定的。处于青春期的男高职生一般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自身有着较高的社会期望，敢作敢当，但由于其自身能力和社会经验的不完善，失败的体验相对也较多。这也就导致男高职生自我认同的降低和自我批评的增多。
3．2不同家庭来源高职生的总体自我概念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和陶琴梯等对高中生自我概念城乡无显著差异的结果是一致的，但和有关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大学生自我概念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这是因为自我概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中学阶段，学生是以学习为主；而到了大学阶段，学习与交往成为两大任务。家庭经济状况、文化背景、个人修养在大学生的交往中无声地传递，影响着他人对个体的评价，进而也影响到个体对自身的评价。来自乡镇的大学生其建立在学业基础上的自信心容易受到打击，所以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而处于高职阶段的学生关注更多的是学业竞争，高职生根据学业成绩来评价自己及他人，城乡的差别尚未渗透到自我概念的全部。
关键词：SubjectiveRights；主体权利；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转型
主体权利与自然权利、自然法、自由、人权等概念一样，是西方文明史，尤其是西欧中世纪史中的关键词，失去它们就失去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内容，也就无法完整地理解西欧的历史。但“主体权利”一词在以往国内学界的话语中，却很少有人使用和提及。侯建新教授在其著作《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1]中将中世纪的个人权利或原始个人权利表述为主体权利。这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和历史知识的创新和使用，更重要的是，为认识和把握西欧的历史，尤其是西欧的社会转型开辟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观察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以下简称《社会转型》）是一部对社会转型时期西欧和中国进行全面比较的著作，是作者在前一部著作《现代化第一基石》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该书在分析西欧资本主义概念及资本主义起源的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等缘由的基础上，对中西方社会从政治制度、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雇佣经济、乡村基层组织、农民生活消费水平、乡村借贷、农业变革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全书分上篇和下篇两部分：上篇为西欧篇，有6章，下篇为中西比较篇，有7章。正文有13章，加上引言和3个附录共有17个部分。本文拟就书中创新使用的“主体权利”概念及其在西欧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主体权利”概念
“主体权利”的概念是指中世纪的个人权利或个人基本权利。它不等同于近代意义上的个人权利，是一种原始的、不完善的个人权利，或者说是萌芽中的、形成中的个人权利。一般认为，权利理论起源于西方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认为权利观念与实践的源头在中世纪，已逐渐成为西方学者的共识。法国哲学家维利认为自然权利的渊源应追溯到14世纪，将法兰西维名论代表人物威廉·奥卡姆称为“主体权利之父”。而美国学者蒂尔尼在其《自然权利的观念：1150-1625年自然权利、自然法和教会法研究》中将SubjectiveRights或自然权利观念追溯到12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格拉体安（Gratian）对《教令集》的注释、评论中。[1]可以说，“权利”（rights）概念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制度在西欧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渗透了西方法律政治制度，在他们全部的公共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在西欧，很早就存在两种法：实定法（人定法）与自然法，或实定法与神法。凡由人所制定的或在人们的生活中由习惯而形成的法律皆为实定法。而自然法被认为来自自然秩序，是自然赋予动物和人类的法则，如雌雄结合、生养子女、饿吃冷穿等。自然法是自然权利的理论基础，它“表达了对权利或正义制度的信念，这种适用于全人类的权利或正义制度，为宇宙间最高控制力量所主宰，完全不同于任何特定国家或其他组织指定的实定法”。而自然权利是“基于自然法或人的本性而不是国家法规定的个人内在的权利。”[2]可以说，自然法是宇宙万物与生俱来的生存法则，它不仅适用于所有的人类，也适用于非人类。自然权利是人类使用自然法则的权利，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权利，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或生存权利。而实定法则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制定的法则，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理论上讲，实定法是基于自然法而产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自然法或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而对人类所作的规定，实定法与自然法的目的性是统一的，但现实实践中，实定法往往与自然法、自然权利发生冲突。如按照自然法的观点，每个人都拥有生存权，这是人的天赋自然权利，可一个饥饿的人为了生存而偷窃或抢夺时，符合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但在现实中，这一行使自然权利的行为却因违犯实定法而受到处罚或审判。这样看来，任何实定法都是以损害某些主体权利来保护另一些主体权利为代价的，是不可能兼顾对立双方权利的，尽管双方的权利都源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而自然权利也不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实际运用的权利，却是所有社会都应该承认的权利。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有自然法的实践，但没有自然权利的概念，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利用自然法的权利，到中世纪出现了“权利”和“自然权利”的概念。这一概念产生后，不断释放着不可低估的精神能量，制约和影响着实定法的运行和发展，同时自然权利概念本身也在不断改善，当自然权利获得了社会的、主观的和个体意义上的价值时，即为主体权利。所以，蒂尔尼的《自然权利观念》一书，“虽然以自然权利命名，但全书却是以主体权利为主线。”“在论述主体权利时，肯定了这是包括国王、教皇、法官、军官、士兵、囚犯、饥食者、弱者、强者等等在内的不同主体所应具有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的理论依据都要追溯到自然权利那里，以自然权利作为各自主体权利的最高、最权威的基础，才能使这些主体权利成立。”[2]主体权利的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权利（或自然权利）与实定权利（或契约权利）构成了近代人权的基本内容。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等级社会，权利不可能是充分的，也不可能是平等的，它实际上是有限的权利、等级的权利，它涵盖团体权利、村社权利、贵族权利、市民权利、行会权利、商人权利等，是不同于现代个人权利的原始的、发展中的个体权利。因此，作者将其称之为主体权利。
“主体权利”是作者对英文“SubjectiveRights”的中译概念。对于SubjectiveRights一词，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译法，有的译为“臣民权利”，有的译为“主观权利”，有的则简单的译为“权利”。作者在考察“SubjectiveRights”一词在欧美学者著作中的具体指向、中世纪权利观念的实际特征、中世纪西欧法律和法律结构变化的具体过程以及辨析拉丁语“ius”德文“Recht”和英文“objective”、“subjective”、“inpidual”等词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不同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上，认为：译为“臣民权利”不能涵盖所有中世纪的权利，却又和实定权利相混淆，与本意相距更远，译为“主观权利”似显单薄，而将subjective略去不译，简单译为“权利”，则“主体”缺失，使其不完整、不准确。为了表述SubjectiveRights这个概念中所昭示的人的主体性和该权利观在西欧中世纪法律政治制度建构中的重要性，作者将其译为“主体权利”。这样，既突出了权利的双向性，即权利意味着一种界限，界限这边是一方权利，那边是另一方权利，又强调了权利的主体（人或团体）和权利的客体（政府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主客关系及主体的作用；既涵盖了农民、奴隶、领主、市民、商人、国王、贵族、村舍、行会、教会等不同的权利主体，又体现出中世纪的个人权利不等同于近代意义上的个人权利或个人基本权利，实质是一种身份权利或等级权利，是原始的、不完善的个人权利，或说是萌芽中的、形成中的个人权利。[3]
二、主体权利观念是近代西方文明之魂
在作者看来，从一般意义上讲，西方的现代化主要是市场经济加契约性政治制度，而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近代政治制度构架，都离不开个人权利发展。中世纪那种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等级权利与近代个人权利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虽然日耳曼人文明的历史不长，国家的形成较晚，其最初的各蛮族国家的建立不过始于公元5-6世纪，但他们很早就具有个人财产意识，并在中世纪里拥有上千年权利斗争的传统。总起来看，西欧的成功是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双向互动的结果。就精神层面而言，传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西欧的传统是由日耳曼先人的马尔克制度、古代罗马法和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三大要素构成。大约自12世纪初显近代西方文明的最早雏形，主体权利观念自那一时期起逐渐浸润了西欧社会的整个肌体，包括它的法律政治制度。如同儒家思想深深弥漫于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一样，西欧的历史到处都可以发现主体权利及其实践的足迹。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条件下，社会下层和中层也可能有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使社会很少出现东方式的专制政体，也很少出现剧烈的社会震荡。主体权利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没有它，可能不会在英国13世纪初就出现被称为现代人权思想之源的“大宪章”和半个世纪后继而出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会。尽管这些权利是原始、有限的，但重要的是它开启了现代权利之门，它们是现代权利思想的母体，是一系列发展链条中的最初的、也许是最重要一环。正是它们的不断实践与发展，使西欧很早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道路。所以，作者说“没有主体权力就没有现代市场”、“西方的成功是经济的成功，但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成功。”
多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是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的核心要素。作者认为，这一核心要素的基础和前提是中世纪的原始契约性贵族等级制，而原始契约关系的基础与前提则是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权利。在西欧中世纪社会活动的主体之间，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尤其在王权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这是一种原始的契约关系。当各活动主体（或各阶层）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双方主要从保护自己利益的角度而非取代或推翻对方的角度出发，采取谈判、法庭斗争、货币赎买、甚至是战争或战争威胁等手段，使彼此达成一种妥协，建立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使社会关系不断重新配置组合，并且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
在社会的上层主要是王权与教权、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教权与王权之间，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就是教皇与王权争夺主教授职权及其所引发的教会与世俗权力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其结果是教权与俗权双方谁也没有被谁吃掉或取代，而是达成一种妥协，出现教权与俗权的并立、教权法律体系与俗权法律体系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在王权与贵族之间，由于西欧的国王是诸家大贵族中的一员，早期的国王由贵族会议选举产生，国王的消费由自己承担而非国家税收承担，这样，国王与贵族之间有着某种承诺或“约定”，一旦一方违约，即使国王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放弃原有的承诺，甚至举兵共讨之。13世纪初由英国约翰国王和25名男爵作为执行人签字的《自由大宪章》可认为是国王与贵族关系第一次诉诸文字的“约定”，该约定使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进一步作了调整。如果说《自由大宪章》是以王权的让步而告终，那么半个世纪后英国等级会议的召开则是以王权更大的让步而达成新妥协，等级会议对约翰王的要求和限制比以前更多，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普通自由民、骑士下层的利益。所谓等级会议，其实质是等级契约，即王权与不同等级以及不同等级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这种等级契约关系在中世纪是颇为突出和典型的，所以作者称西欧中世纪为原始契约性的贵族等级制。
在社会的下层，主要是领主与佃户之间包括与农奴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西欧生产者个体在进入文明社会前就有了较强的独立性，在马尔克公社传统、习惯法、罗马法的影响下，在领主的庄园里，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时代，领主和领主管家也不能不经过法庭直接治罪于某一个农奴，而要根据习惯法并在庄园法庭上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裁决。在庄园管理中表现出的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司法独立性的传统，使西欧农民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的时期也能够或多或少地保持一些个人权利，使其个人财产和财富得到了普遍、有效的积累。例如，中世纪初期被称为任意税的塔利税，农奴为嫁娶儿女而缴纳的婚姻捐，农奴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遗嘱权和财产权等，这些不自由的依附印记到了中世纪中期以后，经过反复的较量和斗争都被逐个取消。显然，生产者个人权利，尽管是有限的权利，甚至是最低限度的权利的扩大和保障，有利于生产者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和提高，保障了社会财富的积累，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转型。
三、主体权利的实践推动了西欧社会的转型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现代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以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形态。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或称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非经济领域，诸如知识增长和各级教育水平提高，群众性政治参与，民主化、法制化的社会决策和管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各个方面。显然，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之所以在15－16世纪开始社会转型，并于19世纪中叶以后依次完成了工业化，缘由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西欧在这二、三百年的转型时期，逐步形成与发展了三个社会机制，即社会财富积累机制、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流通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剩余产品的增加和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又依赖于法律保障机制，而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权利观念的形成及实践则是法律保障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三大机制说把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不是就经济而论经济，也不是简单地强调政治法律制度的作用，特别是经济活动与保障机制之说属作者首次提出。[3]
所谓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体制，作者认为西欧的这一体制形成于16世纪。之所以产生这一机制的主要原因是13－16世纪期间，西欧的个人财富得到了普遍的积累。作者将这种个人财富的普遍积累称为“前原始积累”，也就是在原始积累之前，西欧已经经历了长时期的、静悄悄的、普遍的积累。前原始积累的出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与提高的结果。以英国为例，作者比较了一个中等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从13世纪的2093公斤/户到16世纪的5007公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普通农户除自己消费外，还有剩余产品和储蓄，按其口粮标准还能养活更多的人。据估计，13世纪英国一个中等农户的农产商品率可以达到50%左右，储蓄率达到20%左右。《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概述16世纪以后一个时期西欧农民的一般情况时提到：“绝大多数农民每年除养活自己一家、家畜和留作来年种子之外，大约还能多出20%的产品”[1]这是欧洲历史上，同时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持续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作者将其称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其含义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指人均生产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有了剩余产品必然会促进产品的流通及流通产品的市场。正是由于农民个人财产、财富的有效积累和普遍的进入流通领域，也由于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的农场的出现，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地方市场成倍的增长，到15世纪末，英格兰地区共有780多个市场。[1]所谓保障机制，狭义上指个人和社会财富积累的结构性的保障，广义上则指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法律政治制度的逐渐发育和成熟。虽说三个机制密不可分，但作者认为法律保障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其中蕴含着英国及西欧社会最深层、最典型的特质。保障机制涉及西欧多元的法律体系、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习惯法、“王在法下”以及对封建上层统治阶级消费的制约等。正是由于西欧的法律与法律体系，避免了各级领主的恣意侵夺，限制了全国性赋税，抑制了王权和政府的非生产性消费，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性积累与开发。法律政治环境不仅是现代意义经济增长的保证，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与运行不可或缺的凭靠。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制经济，只有法律的有力保障才能使经济活动健康有序地进行。
总之，作者认为，西欧在转型期之所以形成保障经济发展的法律政治制度，是和西欧的权利概念，特别是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权利概念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等级社会，所以中世纪的个体权利是等级权利，它涵盖团体权利、村社权利、贵族权利、市民权利、行会权利、商人权利等，是不同于现代个人权利的原始个体权利，作者将其称之为主体权利，认为这样能更准确地概括中世纪个人权利的本意。正是以潜在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权利观念的形成及实践，使中世纪的西欧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原始契约关系，而各种原始契约关系又促进了多元法律体系和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这种多元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结构保障了社会财富的普遍积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更保障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可以说，没有主体权利观念，就没有西欧的现代化。所以说，主体权利观念是西方近代文明之魂！
参考文献：
[1]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准则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由来及作用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西方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会计职业团体及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因是：(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落后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这样，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于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解决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会计实务带来的新问题，纠正会计实务中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或出现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70年代中期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等文件形式予以。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都先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了一系列阐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实践证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可以保持会计准则相关文件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
2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及“长官意志”等各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
3可用来评估已的会计准则，既可据以对原准则做出修订和完善，给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而且还弥补准则中的某些缺陷，对重大会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4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据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通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然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会计准则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它是由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7年起陆续公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又称基本会计准则，是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所依据的基本会计规范，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后者即为国际会计惯例所指的会计准则。这种将会计准则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没有采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而是采取基本会计准则形式的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主要理由是：(1)基本准则一般是粗线条、抽象化的，侧重于对一些基本会计概念的简要描述，有的条款不可避免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概念框架则可以对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加以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即使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也会变得易于理解。(2)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会计理论说明，虽然可以回避概念之争，但由于不可能有充分论证，容易让人误解为以“长官意志”代替学术争鸣；而概念框架只是制定和理解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南，是独立于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上，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并指明主流观点的过程。(3)以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基本理论，也会使基本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重复、矛盾难以避免，这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已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已经屡见不鲜；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代基本会计准则，既可以摆脱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又能解除会计实务界无所适从的困惑。(4)从国际会计惯例上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是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独立于会计准则予以，这种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探索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将《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完善，不搞另起“炉灶”。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不能否认，《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加快传统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步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时代背景上来分析，当年以基本会计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效果好。毕竟当时国人中懂西方会计的较少，能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涵义的更是寥若晨星，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会计改革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用基本准则的形式进行会计理论的说明，才能收到?掳牍Ρ兜男ЧH欢敝两袢眨孀盼夜酶母锏牟欢仙罨坏峒苹肪撤⑸颂旆馗驳谋浠?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大部分亟需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时机，应该说已十分成熟。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
1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会计本质。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之所以没有会计本质的论述，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已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可。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未得到普遍认可。(2)会计基本假设。对于会计基本假设，西方往往在公告的背景资料中结合会计环境进行简单的提及，未进一步深入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会计假设是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是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又包括基本假设和技术假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基本假设对财务会计具有全局
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3)会计对象。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峄峒埔夭惶富峒贫韵螅椿峒贫韵蟛幻魅罚氐纳柚镁突崾タ凸鄣囊谰荩蚰岩员Vて浜侠硇浴?4)会计目标。对于会计目标，西方各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立足“决策有用观”。事实上，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各有其存在的特定经济环境。“决策有用观”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而“受托责任观”则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不是通过资本市场而是直接往来形成的经济环境。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主要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是比较恰当的。(5)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通向会计目标的桥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应是可靠性而并非是相关性。此外，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财务报告等问题，均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加以阐明。
2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及名称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应由同一机构来制定及，这一点似乎已为我国会计界所普遍认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任务大多由民间团体来承担，但按照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则应由政府部门即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及。原因是：(1)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且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国家是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由政府部门来制定会计准则，则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需要最为直接的手段。(2)在我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协调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在我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民间团体都不具备协调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能力。废止《企业会计准则》，而由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还要涉及到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名称表达问题。西方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称谓不尽相同，如美国称之为“财务会计概念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称之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考虑到既要为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又能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还要反映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本质，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或“会计理论框架”的名称来表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