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共同启动了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试点示范项目。将为西部12省穴区、市雪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村中小学配置59490套教学光盘播放设备,覆盖农村小学29229所、农村初中2350所,建设5016个卫星教学收视点,为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5省穴区雪建设200个农村中心学校计算机教室。
目前,“校校通”工程实施顺利,到2002年底,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拥有量从165万台增加到584万台(每35名学生拥有一台计算机),校园网从3000个增加到2.6万个。
虽然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无论是在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和资源建设上,还是在普及程度上,我国中小学信息化发展还很不平衡。在城市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中小学信息化工作发展很快,一些地方不但普遍建起了校园网,而且建起了局域网和城域网。但是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教育经费严重短缺,信息化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信息化的发展,中小学信息化普及程度很低。国县镇以下农村中小学校有53万所,占中小学校总数的88%,在校生1.62亿,占中小学生总数的81%。这些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信息技术教育的设备和资源,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最需要信息技术支持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区域是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地区。
在中西部农村中小学实施远程教育都有哪些模式?如何组织实施?
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地区差异大,在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必须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模式,逐步推进。在中西部农村中小学实施现代远程教育目前有三种模式:教学光盘播放点、卫星教学收视点和计算机教室。
在边远地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配发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边远地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大都缺乏师资,特别是一些主要课程合格教师更为缺乏,教育教学水平不高。为中西部各地边远地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配发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及配套教学光盘,以解决这些学校在一些课程上缺乏师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
为农村中小学建设卫星教学收视点。通过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快速接收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广大教师能够及时地结合教育教学实际,充分利用卫星传输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提高当地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同时卫星教学收视点可以成为对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不间断培训的一个教师培训点。
关键词：财政分权；西部大开发；教育支出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137-03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不断增长，经费总量不断增多，民众的各级受教育机会也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源的受教育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然而，教育快速发展与经费投入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加之西部地区内部的城乡间、区域间及西部与东中部的差距问题，教育贫困、教育公平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不仅受制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地理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因素的影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尽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但因其收益的长期性、风险性和外溢性特征，私人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受到限制，这也为政府公共财政的介入奠定了契机。鉴于目前我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激烈竞争形势（LiandZhou，2005），如何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支出责任，激发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是研究现代政府行为的重要课题之一。
1.理论回顾
目前，对中国教育投入不足及其差距扩大原因的研究有很多，综合而言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导致教育投资差距的经济原因。其主要观点是将教育资源配置差距的原因归咎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或经济发展落后而导致的教育财政不足（杜育红，1999；王蓉，2002、2003；李茂生，陈昌盛，2005），以及认为这种差距是由家庭、社会等支出主体对教育投入的不同参与或成本负担责任划分不合理等因素引发的(杨东平，2005；邓聿文，2005）。其二是财政分权理论或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教育属于公共产品，而对于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则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为主，认为与联邦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通过引入“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竞争机制可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Tiebout，1956；Oates，1972）。而第二种观点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降低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以及忽略社会福利型公共产品的供给（Keen，Marchand，）［1］。鉴于我国的情况，Blanchard和Schleifer（2000）认为中国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并对地方政府保持了比较有效的政治控制。Li和Zhou（2005）认为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的特点是政治集权制度下的经济分权，中央政府在对地方政府实行政治集权的同时，又在按照一种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来奖惩、提拔官员，这种对上负责的体制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十分不对等，政府间的竞争往往会对社会福利投资的忽略。
具体到教育领域，Mauro考察了腐败对政府支出结构及教育的影响，发现腐败的政府会将更大比重的资金投放到基础设施，而降低教育支出的比重［2］。但Simone在考察了巴西的财政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之后，却发现财政竞争对教育并没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国内学者乔宝云、范剑勇（2005）认为经济增长与义务教育的供给水平存在着明显的替代关系，财政分权对所有地区的义务教育供给都带来了负面影响［3］。另外，张晏、傅勇（2007）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给基础建设投资带来积极影响，而对教育的支出却有不利的作用［4］。
由以上关于教育投资差距的理论得知，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及教育的作用及影响对不同的国家和学者来说有着显著的差别，即使是在同样的国家也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鉴于以上学术争论及我国的实际情况，财政分权制度究竟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和公共支出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加以说明。
2.模型的构建和数据来源
Mauro在研究腐败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时采用线性函数关系，以财政分权作为自变量，以各级教育支出的比重作为因变量。乔宝云、傅勇和张晏同样也是采用线性模型来研究财政分权等制度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本文参照以上方法，以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教育财政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作为政府的投入力度，同时以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为衡量生产建设型公共支出的代表，与教育支出对比，以此反映政府在公共支出中是否存在结构偏差。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还加入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2、2003年收入所得税改革对公共支出的影响，力求客观的反映各因素对政府公共支出的作用。另外，本文以各省人均财政收支水平占全国相应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的比例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具体如下：
ELEX代表普通小学经费支出，可以采用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各省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JUEX代表普通初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本省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UNE代表普通高等院校支出占各地区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重，INEX代表基础建设支出占各省财政预算内的比重，FDre代表各省财政收入分权，以各省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值来表示，FDexit代表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分权，以各省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值表示，PGDPperit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FR、PFE分别代表各地区的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和支出。RGDP代表各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用以考察各地区财政竞争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的关系。D2002、D2003为虚拟变量，代表2002年、2003年两次收入所得税改革；T2000代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虚拟变量。表示参数，表示残差量。I表示代表各地区，t代表年份。
政策虚拟变量D2002、D2003是用来分析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2002年、2003年两次实施、调整的所得税分享财政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影响。T2000是用来描述我国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教育支出的影响。
模型所用到的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财政年鉴》、《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人口年鉴》
3.模型的检验与结果分析
3.1模型的检验
利用Eviews软件包，使用pool数据方法进行检验。另外，上述模型只是一个预想的理论模型，在实际验证中部分变量与设想的并非完全一致。为了保证方程的最优拟合效果和计量结果，一些没有通过检验的变量将被删除。但这并不会影响理论建模的基本形式。具体的结果见表1。
说明：*、**、***分别表示通过10%、5%及1%以下的显著水平。相应的检验均在1%的水平下拒绝没有组别效应，White检验均在1%的水平下拒绝同方差，Hausman检验对包含时间控制变量的基本建设支出分析、包含全部控制变量的教育分析拒绝零假设，因此采取固定效应。常数项省去。
3.2模型结果分析
3.2.1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支出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收入分权对西部地区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这从某种程度说明，1994年财政分权后，西部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分权难以体现各地区的财政投资努力程度。
支出分权对于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响为负，对于基本建设的影响为正，说明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的导向会使得公共教育资源得到挤占而基本建设却得到了大力发展。从教育内部看，分权对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挤占影响强度的边际影响系数依次减弱（系数分别为-0.03、-0.028、-0.013），说明地方政府在教育内部支出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功利主义”，即轻义务教育，重高等教育的教育投资结构偏差。
3.2.2所得税改革对政府教育支出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从实证的结果来看，2002、2003年的两次改革对小学、初级中学、大学、基本建设的边际影响率分别为0.78（0.26）、0.33（0.18）、0.25（0.129）和-1.73（-0.91）（括号内的数值为2003年的边际贡献系数）。各级教育的投入影响都为正值，说明国家两次税改的初衷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落实。另外，在教育内部，义务教育比高等教育的边际系数高，说明中央政府对于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所采取的转移支付政策是正确的。进而也说明了对于义务教育实行一定程度的集权更有利于其发展。
对于基本建设而言，两次税改的边际贡献率都为负值，并且影响最为显著。说明中央参与地方所得税的分享并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于地方，有利于纠正地方建设性投资比重过大，有力地缓解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3.2.3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政府支出结构和教育投入的影响。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自2000年起国家对西部地区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西部地区的教育和基本建设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大开发战略对基本建设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小学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最后是初中教育，其边际贡献系数分别为：4.35、0.37、0.2、0.15。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紧张问题，给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3.2.4其他经济因素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影响。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教育及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通过检验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这种情况与拉蒂•拉姆（RatiRam）的观点较为符合。拉蒂•拉姆在研究政府教育支出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时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5］。
②人均财政收支对教育及公共支出的影响。
从表中结果看到，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提高会对西部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有抑制作用，而对于关系改善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建设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还掌握着巨大的预算外资金，其实际的支出结构并非与此结论一致。因为，预算外资金的监督失效会导致政府公共资金配置效率恶化和结构偏差［6］，这种对于基本建设投资的狂热偏好是出于基础设施所具有的显著“追赶效应”的作用。③经济增长速率的影响。
经济增长速率RGDP对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有促进作用，而对于教育有抑制作用。这说明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建设的投资拉动而获得。同时政府对基础建设投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教育的支出。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财政分权理论的回顾，构建了财政分权及其wb国家政策与教育和公共支出的模型，利用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碱性检验，得到以下结果：
第一，财政分权制度对于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而对教育的投资则起到抑制作用。并且在教育内部，对义务教育挤占的程度要高于非义务教育，进而验证了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的存在及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使得公共支出结构进一步扭曲。
第二，2002、2003年的两次税收改革有力地缓解了西部地区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说明对于义务教育而言，实行一定的中央集权更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发展。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但对于西部地区基础性建设的影响和促进更为显著。
第四，经济增长和人均财政收入、支出对于西部地区的福利型公共支出起到抑制作用，而对基本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针对上述财政分权及其他社会政策对西部地区教育和公共支出的不同影响，本文建议对义务教育应当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这是促进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稳步发展的有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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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政策江西共大影响
1958年创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江西共大）是当时一所颇受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学校。它深受教育政策的影响，由教育政策催生，又在教育政策的调整下转制变更。可以说，江西共大在其办学的22年历程中，教育政策的影响无时不在。
一、教育政策的变迁左右江西共大的办学轨迹
教育政策集中体现了国家关于教育的意志和行动，它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而变迁。教育政策的变迁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学校的办学轨迹。学者张乐天曾在《高等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中指出：教育政策可以保障学校办学的发展方向，保障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教育政策可以起到限制或禁止某种教育行为的作用[1]。可见，教育政策的变迁对学校的办学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
从江西共大办学的整个历程来看，它深深受到教育政策的影响。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我国政治经济的急促变化，引起了教育领域诸多不适应，其中社会人才的供需矛盾尤为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并保障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贯彻落实所强调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2]指示精神，1958年的教育政策鼓励进行教学改革试验、发动群众办学、下放教育管理权、倡导半工半读等[3]。在这一教育政策的推动下，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办了江西共大，并将其办校方针确定为“勤工俭学，半工半读”，采取“劳动就是资格”的招生标准，实行“社来社去”的分配政策。到1960年下半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这一方针。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教育领域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工作，先后出台了裁并高等学校特别要大量裁并1958年新设立的高等学校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等一系列教育政策。江西共大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在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下，不仅采取措施提高师资质量，保证招生质量，进一步加强生产基地建设以实现教学基地与生产基地合一，而且还着力调整学校办学规模，撤并部分分校，精简科系。经过从1961年4月到1963年10月两年多时间的调整，江西共大由总校1所、分校112所、学生46000余名，调整为总校1所、省专属分校23所、县属分校23所、学生15000余名[4]。在缩减规模的同时，江西共大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人民日报》曾报道说：江西共大桑蚕分校不及格率低至2.3%[5]。可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江西农大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64年，为贯彻落实“春节谈话”精神，我国又对教育政策进行调整，提倡教学改革，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这一教育政策的实施，促使江西共大迅速进行调整：将生产任务与教学任务相结合，生产基地与学校规模相适应，平衡各校劳动和教学时间，采用多层次多样化的办学方式。经过调整后，江西共大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吸引全国各地高校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其办学经验，还吸引了众多外籍教育界人士的眼球。江西共大迎来了办校的“黄金时代”，学校办学规模也急剧膨胀。到1965年底，江西共大分校已发展到112所，在校学生人数达到31192人[6]。“”中，“开门办学”、乱撤乱并高等学校、“教育革命方案”等教育政策的实施，我国教育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破坏，江西共大同样未能幸免。1976年10月，伴随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我国制定并实行恢复高考制度、优化教学质量、建立教学新秩序、整顿“七二一”大学和“五七”大学等教育政策。江西共大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配合这些最新教育政策调整了办学体制，总校转制变更为全日制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其分校或改为省属全日制农林中等专业学校，或转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教师进修学校等。
综上所述，江西共大由最初创立到调整巩固再到变更改制，整个办学的轨迹都或多或少受到国家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左右着江西共大办学的方向、速度以及规模。正如美国教育学者苏珊・佩珀所言，政治与经济的变动，导致江西共大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有一半分校被关闭，而到1979年，因不再适应中国新的标准化的高教政策，它的总校改成一所正规的全日制农业大学[7]。
二、教育政策的内容制约江西共大的探索主题
教育政策的内容，一般是指教育政策文本中为解决教育问题而设定的政策规范[8]。由于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教育问题不同，教育政策随之发生变动，其内容也理应随之调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教育政策变迁中有些内容具有连贯性。从1958年到1980年这22年间，我国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展开的。
江西共大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探索的产物，它始终围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教育政策内容，致力于解答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关系之间的矛盾。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教育观点，又是我国解放区教育的经验累积，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多次提出正确的政治观点的重要性，强调我国的教育就是要培育“又红又专”的人才。正是这一教育政策使得江西共大自创办的那天起，就强调办学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要求对全校师生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培养他们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规定其总校由省委和省人委直接领导、各分校由所在地党委直接领导。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领域中学生升学难以及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提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政策，并鼓励将这一教育政策落实到全国各地学校办学工作中。为贯彻落这一教育政策，江西共大不仅以“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为办校方针，而且采取了统一领导和分级办学的管理体制，制定教学与生产劳动时间配当表，培养“半工半教”的师资，编写结合当地资源和生产特点的教材，实行“大学、中学、小学”都有的弹性学制，运用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采取“社来社去”的分配体制等诸多改革措施，将教学内容与生产内容统一起来，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一套具有共大特色的办学体制，化解教学和生产劳动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紧密结合。约翰・霍斯金曾提到：“江西共大是实践主张非正规教育思想的结晶，目的是为了促进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9]
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我国教育政策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是我国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教育方针的理论依据，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提出来的。在执行这一政策方面，江西共大形成了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学生德育智育体育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其根本途径是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采取了改善知识结构、提高技能水平等举措，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又熟悉生产操作技术，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既有阶级觉悟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又有生产实践经验，成为又红又专、能文能武、全民发展的新人[10]。
总而言之，江西共大的探索主旨就是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三大教育政策的影响制约下展开的。
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牵制江西共大的培养目标教育政策作为党和国家或政府解决教育问题、调整教育领域内社会关系的政治措施，其根本价值取向既要满足政治的或经济的需要，又要重视“物”的管理和发展。而教育政策在引导学校确立政策目标、方向以及相应的步骤、措施中具有的独特作用，又使学校办学的培养目标受制于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即受制于满足国家政治的或经济的需要，从属于“物”的管理和发展的需要。
教育政策所包含的满足政治的或经济的需要的价值诉求，在江西共大的培养目标中被清晰地展现出来。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急需大批建设人才，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在这一需求的推动下，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将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满足政治的或经济的需要。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在“满足政治的或经济的需要”的教育政策价值主导下，纷纷修改调整其培养目标，江西共大同样如此。有鉴于此，早在1958年6月9日江西省委、省人委颁发的《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中，就将江西共大办学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共产主义的农业、林业、工业等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繁荣幸福的共产主义新山区”[11]。显然，这一培养目标既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提到的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完全契合，又受到了极大地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对“文武双全”人才迫切需要的国家教育政策价值诉求的影响。此后，国家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增强经济实力，进而提出通过大力提高劳动人民知识水平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江西共大立足于国家教育政策的价值诉求和江西省情的实际，几经调整修改，于1965年将其培养目标最终定为“根据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技术改革从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山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农业技术改革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人员（包括农林牧技术人员、农业机械人员、的基层干部）”[12]。这一培养目标一直延续到江西共大变更转制。
总的来说，随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化，江西共大培养目标也在不断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江西共大的培养目标更加明确、周全，更能体现江西共大办学的不断进步。据学者统计，江西共大从创办到1984年的27年中，共为国家培养了25万余名毕业生，其中大学、大专毕业生近万人，中专毕业生近6万人，这些人大多都成为全省各地各条战线上的建设骨干[13]，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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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创立及其沿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论文摘要：文章分析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并提出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几点措施，以期发挥西部人力资源优势。论文关键词：西部人力资源；专业素质；文化层次一、我国西部人力资源现状21世纪上半叶我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对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意义重大。然而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严峻现实。（一）西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西部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看，西部地区200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03年，西部地区各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每10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人口看，2000年西部地区每10万人拥有的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西部地区仅为3426人，而全国已达到了3611人，相差185人，差距较大。每10万人拥有的高中人数也低于全国，只有初中、小学的人数超过全国。从文盲率看，2000年西部地区各省除广西和新疆外文盲率均在6.72％以上，高于全国6.72%的平均水平。（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3月）（二）西部人力资源的供需矛盾1．人力资源供给方面。一方面，人力资源总量供过于求：西部地区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每年规模巨大的新增人口，特别是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使本地区劳动力供应过剩；而随着技术进步，大量简单劳动被机器所替代、产业升级使原先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一、二产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企业改制使原来存在的隐性失业变为显性失业，大批人员下岗，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鉴此，西部地区人力资源总量上供过于求矛盾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结构失衡：一方面，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供需目前还处在低层次：以成都市为例，据2002年3月劳动部对劳动力供需调查统计，成都的劳动力需求最大的三个职业是营业员、治安保卫人员、公关员，供不应求的前三个职业是公关员、推销员、生产或经营经理，供过于求的前三个职业是家庭服务员、保管人员、营业员。这说明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供需目前还集中在对人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的领域内。另一方面，产业升级要求人员素质较高：四川省在第十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提出，要把电子通讯、生物医药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这些代表21世纪新技术发展方向的产业，对本行业的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文化层次都有很高的要求，而四川总体劳动力素质不高。人口素质结构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工作需求结构不协调，影响了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2．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结构不合理。由于目前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竞争重要集中在技术要求低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而低层次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岗位因为社会进步等原因在快速减少，加之这些岗位替代性强，使低层次劳动力市场竞争残酷，低层次劳动力价格低廉。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两个弱势群体，一是体制改革形成的分流、下岗人员；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二、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对策针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笔者认为搞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须从以下三个维度着力：（一）重视教育首先，落实义务教育：我国西部的城市人口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而在广大的农村和边远山寨，九年义务教育的保障和贯彻落实存在一定难度，即使学龄儿童按时接受义务教育，但中途辍学者众多，辍学的主要原因是贫困。鉴于西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基础教育普及难度很大，政府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安排专向资金的方式给予支持。其次，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部分学生提供一个
2001年国家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把幼儿园教育阶段也纳入基础教育体系，作为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起始阶段，也就是说，体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开始拥有一席之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得如火如荼，特别是部分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受到广泛重视，这些国家根据本国的国情都是先行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调整培养人才的宏观目标的基础上，在改革基础教育课程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变革培养人才模式，调整体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改革体育专业课程设置，才能提高幼儿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满足幼儿学校对他们的需求。
在陕西省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中，目前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还很不完善，还无法充分满足社会需要，中小学体育课程对基础体育人才的要求日益增长。体育教育专业活动的宗旨非常明确，严格按照相关文件和陕西省实际情况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特殊人才，培养基层学校需要的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合格的中小学体育教师。
首先，本研究在接受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细致分析学前教育的相关特点，明确学前教育体育专业一定要完善体育课程设置，探讨相关前沿问题，得出具有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学术参考价值的研究结论。
其次，本研究在调查与分析陕西省体育教育专业体育课程设置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把它们与学前教育密切结合在一起，确定陕西省体育教育专业体育课程设置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从整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提出较为合理的对策，不仅强调制订课程设置的计划性，而且强调课程设置的实施与评价，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对陕西省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法，合理安排陕西省6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的全面调查，结合本课题研究的内容和目的，设计调查问卷，采用专家问卷法，对问卷内容的效度进行了检验。
从本研究的需要出发，笔者走访了6所高校的多名师生，预先设计好了专家访谈提纲，拟定课程设置涉及的热点问题，针对高校体育课程设置改革情况，进行调查访问，征求教育专家对课程设置方面的建议。
通过陕西省6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与学前师范体育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按照Spss软件和Excel2003软件分析问卷调查的数据，在收集和整理的陕西省16所体育院系课程设置的数据的基础上，针对教学计划中培养目标和课程进行统计，提供本研究的数据依据。
下面对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五套课程(计划)方案演化进行分析：
可见，1980年以来我国三套教学计划和两套课程方案细节，通过比较其培养目标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在前三套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中，培养目标都很明确，都是为了培养符合中等学校需要的专职体育教师。从1997年的第4套方案开始，跟前3套计划比较而言有了很大的扩展，但是还是定位在“中等学校的体育教育专门型的人才”这一层次上面，对体育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也有了更多的要求。
本研究随机调查了陕西学前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6所高校。陕西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总学时最高的是西北大学，共计3192学时。总学时最低的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共计2566学时，这6所高校平均学时2703学时，所有6所高校的总学时均高于2008年《课程方案》规定的总学时数2500学时，平均学时超过2008年《课程方案》规定的总学时数203学时。由此可见，陕西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总学时完全符合国家课程方案的规定。
在对陕西省6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课程层次类型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发现，陕西省高校遵守2008年《课程方案》要求，按照本校师资情况进行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将课程按照必修课和选修课来进行分类，本文把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任意选修课来分别进行研究。
课程结构比例决定学生具体安排学习时间和学习课程的总体计划，陕西省体育专业课程结构设置改革总体趋势趋向于逐渐增加体育课程相关门类，随之而来的是影响学生具体安排学习时间和学习课程，表现为必修课学时的比例趋向于下降，选修课学时的比例趋向于增加。
公共必修课是高等教育教学内容的核心组成部分，公共必修课在不同的教育典籍中有不同的提法，如普通教育课或公共基础课，虽然提法不同，涉及的课程内容比较类似，都是高等学校各个专业的学生全部都要修习的课程，作为高校规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公共必修课侧重于教授给学生普通文化知识和学科专业知识，保证教学时间，保证教学进度。
专业限制性选修课又称指定性选修课，它们在课程设置上的重要性介于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情况必须在学科规定课程内选读一定数量的选修课程作为指定性学习课程。
通过对陕西省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的研究，了解到目前陕西省各体育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情况差异很小，基本上都是由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安排的。
陕西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任意选修课的开设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泛，有效满足学生多种能力的需要，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喜欢的任意选修课，他们在按规定学分要求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和闲暇时间，在学好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相关课程进行学习，效果非常好。
通过对陕西省6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的课程方案的调查和研究，这6所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总共开设了133门任意选修课供学生选学，从选修课的数量上说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学生能够用来选修这些课程的时间却是相当有限的。
对学前师范体育教育专业体育课程设置进行调查，其体育课程安排两年，第一年为选修课程;第二年为任意选修课程。具体项目和内容有：一年级：篮球、排球、武术、田径、健美操、艺术体操;二年级任意选修课程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修科目。每学期总学时为144学时。另外本研究还对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幼儿师范学院两所学校进行调查：其体育课程内容根据幼儿大班、中班、小班的体育活动内容进行设置。通过对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的分析，学前师范体育教育专业与体育教育专业内容相差太大，内容虽然结合了幼儿的特点设置，但内容还是单一。
陕西省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虽然采用的选修课和必修课课程有所区别，可是都强调体育考试来衡量学生学习情况的重要性，他们都非常注重用项目测试成绩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除了期末考试之外，他们同时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课堂表现，把学生的学习表现也纳入考核环节，增强公共体育课程评价的有效性。
陕西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还是随着领导部门的指挥棒转，没有充分发挥本高校的学情，课程设置缺乏创新，过于强调体育专业培养模式的共性，忽视学前师范本科体育专业的特性，采用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所忽视，对此应该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
陕西省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应该改变教育思想观念，应实现目标规格的多样化，要确定专业化和多元化的培养目标，能够满足学前教育发展的专业化和多元化需要，培养理论型和实践型相结合的高素质幼儿教师。
陕西省体育专业教育学生必须具备幼儿体育活动教学上的基础理论知识，在实践方面除了要增强自身的健身习惯外，还要养成终身锻炼的有效方法，养成良好的幼儿体育教学的职业态度。陕西省高校应依据实际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确定体育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前体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关键词：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事业费；分配结构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4%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我国进入了后4%时代，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在不断地提高，持续增加的经费需求和有限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将是教育发展长期面临的问题，因此，教育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也受到更多的重视。
在我国，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和基建费。教育事业费中的公用经费是衡量教育经费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影响着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和教学条件的改善。因此，本文选用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作为指标来研究各级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问题。
一、文献综述
关于各级教育经费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分配结构合理性标准的探讨，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费研究小组对50多个国家教育投资结构的变动进行研究；二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分析，普遍性的结论为：世界各国的三级教育投资的分配结构一般呈金字塔型，而我国是倒金字塔型①。在我国教育财政支出不足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比重偏高，导致中小学办学条件恶化②。三是探讨我国三级教育结构的区域性差异，研究发现，各地生均公共教育支出与各地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与各地在校生数量密切相关③。四是就我国过去或现在的教育经费分配结构进行分析。比如唐兴霖，李文军用1995-2010年我国教育经费的数据对经费总量，来源结构，分配结构，使用结构一一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在教育经费分配的合理标准、三级教育结构分配的现状方面都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缺少对个别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分配结构的实证研究。本文将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近五年来的各级教育经费分配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以期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广西教育经费分配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数据及来源。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2009-2013年广西教育事业统计报告和2009-2013年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报告。我整理出了2009-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情况，见下表：
（二）研究设计
1.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SPSS20.0便可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出2009-2013年各级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极差、极大小值、均值和标准差，如下表：
由表可知，高等教育五年来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均值大约是普通小学的2.41倍，普通中学的1.88倍，普通高中的2.09倍，中等职业教育的1.80倍。从标准差来看，高等教育偏离均值的离散程度最大，再结合经费情况看后发现，广西高等教育的教育事业费近几年呈现大幅上升且居高不下的态势；中等职业教育的标准差最小，说明近几年的变化幅度较小。随着经费总量的增加，虽然每个教育层次的经费都在逐年上涨，但是高等教育的经费基数大，涨幅也大，而普通小学的经费不管是基数还是涨幅都是最低的，其次是普通高中。
2.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SPSS通过分析多组独立样本数据，就可推断样本来自的多个总体的中值或分布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就可得出各教育层次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多独立样本检验有三种检验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是Kruskal-Wallis检验和中值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在此采用这两种方法进行检验。
假设原假设Ho为：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分布（或中位数）无显著差异，备择假设H1为：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分布（或中位数）有显著差异。在原假设下，若p值小于或等于显著性水平0.05，则拒绝原假设；反之则接受原假设。
（1）Kruskal-Wallis检验。K-W检验是一种平均秩检验，如果各组样本的平均秩大致相等，那么就可以认为多个独立样本的分布无显著差异。运用SPSS20.0进行K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可得出下表：
b.分组变量：级别。由表可知，有5个教育层次，共25个样本，普通小学、初中、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秩均值有较大差异，分别为6.8、12.6、10.4、13和22.2，卡方值是12.00，卡方值的渐进显著性是0.01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说明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分布有显著差异。
（2）中值检验。如果各组样本的测定数据的分布无显著差异，那么各组独立样本拥有共同的中位数。运用SPSS20.0进行K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可得出下表：
由表五可知，2009-2013年普通小学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五年全都小于或等于共同的中值；普通初中有两年大于共同的中值，有三年小于或等于共同的中值；普通高中有两年大于共同的中值，有三年小于或等于共同的中值；中等职业教育有三年大于共同的中值，有两年小于或等于共同的中值；高等教育五年全都大于共同的中值。可见各组独立样本的中位数差距很大。
再由表六可知，共同的中值为5472.39元，卡方统计量为10.5777，卡方值的渐进显著性是0.03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说明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中值有显著差异，也就说明各级教育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分布有显著差异。
（三）结论分析
1.高等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增长幅度最大。从表1可以看出教育事业费的变化情况：随着经费总量的增加，各级生均教育事业费大体上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教育事业费在2012年减少了180.72元。但高等教育变化较曲折，在2011年出现了很大的增长，增长率为47.9%，随后增长率下降，但数量依然庞大；其余教育变化较为平缓，尤其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增长幅度较慢。
2.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分布有显著差异。再以表1为例，2009年，高等教育的生均教育事业费是普通小学的2.33倍，普通初中的1.85倍，普通高中的2.29倍，中等职业教育的1.60倍。到了2013年，高等教育的生均教育事业费是普通小学的2.45倍，普通初中的1.98倍，普通高中的1.99倍，中等职业教育的2.05倍。由此可见，广西高等教育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与普通小学、普通初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差异在逐年扩大，广西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在各级教育间的分配不尽合理。尤其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经费的投入明显不足，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政策建议
《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2）》中提出：我国新时期教育的发展任务是：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因此，要实现这些教育目标，不仅要增加教育经费总量，还要对各级教育经费的分配进行合理配置，在教育经费总量的有限性和各级教育经费需求的无限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教育的均衡发展。
（一）保障义务教育基础地位。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质量直接决定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是高等教育不能弥补和代替的，关系着全省、全国以及整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如今，世界各国都把发展初等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有诸多研究表明，基础教育的收益率高于高等教育。然而，目前广西教育经费的分配呈现出高等教育经费多，增长快，基础教育经费少，增长慢的态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偏低，使很多中小学的教学条件和设备得不到改善，尤其是农村的中小学，严重影响了全省基础教育规模的扩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在学生人口多，且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只有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才能为高等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奠基。因此，必须保持广西义务教育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且增长速度应该高于高等教育，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改善办学的条件，提高办学的质量。
（二）加大中等教育投入。广西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偏重，不仅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发展，对全省的高中和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广西高中教育发展的程度还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高中教育是连结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纽带，教学质量也是至关重要。因此，要加大对高中教育的投入，加快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保证教育质量。
近几年中等职业教育的经费也是增长缓慢，甚至在2012年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不足会导致职业教育学校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无法保证教育质量。而职业教育是为社会培养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的重要途径，是一个省经济发展巨大的推动力，技术人才的短缺势必会影响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太高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来讲，在巩固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将人力资源转化为熟练的技术劳动力资源是满足社会对劳动力需求的有效途径。
其次，形成企业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机制应该成为发展重点。培养职业技能人才要适应本地产业升级的需要，企业可以在职业院校内投资建立实训基地，当地政府也要积极鼓励和支持校企合作，按照市场需求，促进高质量院校的特色发展，把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企业的发展、社会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
（三）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虽然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各项检验都说明了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在各级教育中是最多的，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成本高，其经费还是经常出现紧张或短缺的情况。而且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教育质量却不大乐观。
首先，要根据省情，对广西省的高等教育进行合理的评估和定位，把投入重点从院校数量转向教学质量和投资效益的上来，重点地对一些性质相近、专业重复、规模较小、质量较差的院校进行适当的调整、合并或撤销，提高投资的利用效率，防止高等教育的过度发展和资源浪费。同时，还要根据广西省的经济发展需要，合理调整高校专业设置，加强重点专业的经费投入，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广西省经济发展对高级人才的需求相协调。
其次，要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吸引多方面的投资渠道。由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个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所以高等教育的费用应该由政府、学校、社会和家庭共同负担。高等学校应该利用科研优势，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在以政府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参与和私人办学。同时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激励机制增加拨款的有效性，保证高等教育质量。除此以外，还可以借鉴他国经验发展民办学校。私立学校的发展不仅可以为教育事业筹措大量资金，还能促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发展。
总之，随着教育总经费的投入不断增长，教育投入的公平、合理应该提升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唯有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自身情况来合理调整教育投资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教育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各级教育层次的分配结构上，要不断缩小教育事业费尤其是公用经费在普通小学、初中、高中、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基础教育理应厚土培根，改革、借鉴、创新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投资体制，促进全省教育事业均衡发展。（作者单位：1.广西大学；2.广西民族大学）
课题编号：本文是“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2011B0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解：
①蒋抒搏.我国三级教育投资分配结构问题研究[J].行业透析，2005（11）.
②王善迈.我国教育经费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经济，1989（01）.
③李亚停沈百福.教育投资均衡评价[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6（07）.
参考文献：
[1]蒋抒搏.我国三级教育投资分配结构问题研究[J].行业透析，2005（11）.
[2]王善迈.我国教育经费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经济，198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