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女童办报纸？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然而，美国8岁小女孩希尔德，却颠覆了人们的想象。她出生在美国锡林斯格罗夫镇，从去年12月起开始出版月报《橙子街新闻报（OrangeStreetNews）》，一手包揽了从采访、写稿、摄影到送报的工作，堪称“美国最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小人物。
如今，这份报纸单月发行量已达200份，小女孩却并不满足于此，她不仅希望报纸的影响力有一天能超越美国的《纽约每日新闻》，还以报纸创始人、记者的名义勇敢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参加城市会议、时常拜访公安部门、为病重的孩子在报纸上筹集善款……
她小小年纪有如此成就，离不开父亲耐心的引导与鼓励。将女儿的想法变成可实施的计划
希尔德对新闻的热爱，缘于从事新闻工作的父亲。父亲马特是一名自由撰稿人，19岁时，为揭发当地政府的腐败，辍学创办过一份小报。希尔德四五岁时，就经常跟着父亲外出采访，看父亲为寻找某个新闻的真相，不厌其烦地询问与之相关的各色人等。
耳濡目染，希尔德爱上了新闻这个行当。
6岁时，父亲看出希尔德对新闻的跃跃欲试。于是，他引导女儿在家里办了一份《家庭文摘》。“父亲买了小黑板、粉笔，让我每天在黑板上记录家里发生的杂事。比如，宠物狗俾斯麦咬坏了一只鞋子、妈妈的厨艺水平再次提升……”希尔德说。
半年过去后，对这份“差事”已驾轻就熟的希尔德，突然不满足于只办一份家里人看的《家庭文摘》。“我想让更多人看到我办的报纸，就像《纽约每日新闻》那样。”一天晚上，她对父亲说。父亲似乎早知道有这一天，并没有对只有6岁的女儿的想法嗤之以鼻。
相反，他循循善诱，引导女儿将这个想法变成了可实施的、具体的方案。“你打算关注哪方面的新闻？”“报纸名字叫什么？”“要印刷几个版面？”“报纸在哪儿发行？”……
父女俩经过讨论，最终决定办一份月报，4页彩色版面，名字就叫《橙子街新闻报》，只在他们生活的小镇免费发行。“我希望通过这份报纸，帮助小镇的人了解自己的生活。”希尔德说。因为周一到周五要上学，她的采访只能在放学后或周末进行。上岗前的培训
马特答应当女儿的助手，帮她打字、排版和印刷，但希尔德要负责信息的搜集、采访、写作和摄影，并且对报道内容全权负责。虽然办过《家庭文摘》，对新闻有一定敏感性，写作也有一定基础，但父亲马特并不打算让女儿马上实施办报计划。
马特决定给女儿做为期半年的“上岗培训”。从此，每当他要外出采访新闻时，只要希尔德没有上学，他都会带着她一同前往。不同以往的是，现在她会更多地参与采访。
在赶到事发地点前，马特会问女儿：“如果是你的话，你准备怎样采访？”到了事发地点后，他会让女儿仔细观察他的采访过程。采访之余，他会告诉女儿，怎么拍摄现场照片。而回到家之后，他又会手把手教给女儿，如何整理资料，特意让女儿跟他一起写报道，细心勾画出女儿报道中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
这样，经过近半年的磨练，马特看到女儿能够独当一面后，才开始让她独自外出采访，实施办报计划。他为女儿准备了一辆自行车，以方便其外出采访。从此，锡林斯格罗夫小镇的大街小巷上，经常能看到一个满脸雀斑的小女孩飘飞着头发呼啸而过。
2014年12月，在马特的指导下，《橙子街新闻报》创刊号首发。报纸上的内容，包括镇上的两个集会活动，以及小女孩悉心照顾受伤小鸟的故事。马特说，锡林斯格罗夫小镇治安很好，少有犯罪案件发生，这也是他放心让女儿独自外出采访的原因。
报纸印刷出来后，希尔德兴奋地拿着报纸，挨家挨户地赠阅。她并没打算在前期收取订阅费，但一位户主知道情况后，当场给了她3美元以资鼓励：“天啊，你如此小就承担了这么大的工程！”及时、正确地引导
报纸首发就小有成就，希尔德很有成就感。渐渐地，她的报纸也愈发有影响力，甚至有读者主动上门“索取”。报纸做到六七期的时候，希尔德开始不满足于现状了：“我不想再只是报道街坊邻里的小消息了，我喜欢纽约，那儿有疯狂的谋杀案。”
父亲马特听了女儿的抱怨，敏锐地察觉到一丝危险信号。“她开始变得浮躁，渴望更刺激、有冲击力的新闻，来增加报纸的影响力和名气，而这会让她的报道偏离真相。”
那段时间，马特常找女儿聊天，告诉她：“作为一名记者，你需要做的是单纯地去报道新闻，而不是追求轰动的效果。如果你愿意，无论在哪里，都能做出独家报道……”因为有父亲及时、正确的引导，希尔德最终并没有误入歧途。
但她也开始试图挖掘一些可读性更强的独家新闻。终于，机会被她逮到了。
有一次，镇上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案。希尔德兴奋地跑到警局询问相关信息，却碰了壁。她不甘心，于是跑到事发地区，挨家挨户地敲门，寻找被劫的户主。敲到第32家时，她终于成功找到了对方，并进行了采访。内容详实而有趣，这户人家的财产并未受损，因为他们家的狗，英勇地赶走了盗窃犯。
这次经历，不仅让希尔德开始懂得追求新闻真相的重要性，也让她懂得，要挖掘出真相，就得不怕苦和累。
后来，她又报道了一些轰动性的新闻，比如曾骑行了五公里路，只为报道头天晚上被飓风袭击受灾的家庭；听说临近教堂发生火灾，她二话不说骑车赶往火灾现场，受灾人、消防员、目击者，每一方信息都不曾疏漏。成名之后不忘本
因为希尔德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今，她所创办的《橙子街新闻报》月发行量达到了200份，并有超过50户读者自愿支付1～2美元的年订阅费。“8岁小女孩希尔德办报纸”的消息，也传遍了整个美国。
两三个月前，她还吸引了镇长的注意。镇长对她连连称赞：“我们都为这个年纪轻轻就有这样成就的孩子感到骄傲。”镇长还邀请希尔德今后参加城市会议。而正是那些充满社会议题的城市会议，让希尔德的视野再一次超越同龄孩子。她意识到，报纸作为公众媒体，除了给读者提供有趣的内容，也应该为公益事业做点什么。
马特得知女儿的想法后，告诉她，要以公益的形式回馈社会，有多种途径。比如，可以将报纸的盈利拿去做公益，也可以通过报纸号召大家筹集善款。马特将相熟的游泳馆老板介绍给女儿，因为这个老板正打算投放广告。于是，希尔德带着报纸造访了对方，向对方展示了报纸的价值与发行情况。
最终，游泳馆老板被这个小女孩打动。“她告诉我，在这份报纸上投放广告的钱，她都捐给慈善机构。我被她的真诚所打动。”
关键词《申报》商业广告女性形象编辑意识
王楠，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
西安市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2W77）；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基础研究项目（2013G6333034）。
一、女性形象是《申报》商业广告诉求的主体形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粗具形态的国际化大都市，其消费潮流与世界几近同步。在这里，有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最新潮的服饰、最时兴的娱乐。与此相适应，上海都市女性随着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提升，逐渐成为商业消费的主体。
1872年在上海创刊的《申报》，堪称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性报纸，其标志性贡献就是开创了中国报业史上纸媒广告的先河。《申报》的受众主体是都市市民阶层，其商业广告则以独特的时代内涵、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受到市民阶层的追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女性是广告的主要受众群体，同时又常以商品形象代言人的身份在《申报》广告中频频亮相，因此，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为都市女性及广大市民阶层时尚生活的引领者。
根据《申报》广告中有关女性形象的抽样分析，1912年1至3月，《申报》的女性商品广告约有10家，其中4家广告采用了女性肖像，占总数的40%。[1]后，随着女性解放呼声的高涨，女性广告呈上升趋势。1919年10月，《申报》女性广告约有29家，其中采用女性肖像的有10家，约占总数的34%。[2]这一时期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以梳髻、高领、长衫的传统形象为主，此外，也有少量着西式连衣裙和职业装的女性形象。显示出当时社会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女性的初步影响。
进入20世纪20年代，女性广告的种类、形式和规模进一步扩大。1929年1月，《申报》女性广告共55家，其中使用女性肖像的有40家，约占商品广告的73%。[3]这一时期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不再局限于传统形象，衣着西化倾向愈益明显，且出现了表现女性妩媚、妖娆造型的肢体语言形象。
至30年代，广告业快速发展并走向成熟。1932年11月《申报》女性广告共计106家，采用女性肖像的有84家，占总数的80%。[4]这一时期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西化、性感，并大量利用身体曲线和肢体语言标榜时髦。广告除使用肖像这种暗示性手法外，还直接用语言明示商品用途，并借此宣传社会理念。
显而易见，女性形象始终占据《申报》广告的中心，成为广告诉求的主体形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申报》广告编辑的意识中，女性形象不仅具有特殊的商业开发价值，且具有社会审美价值：女性形象作为历史变迁的缩影和记忆符号，承载着那个时代所赋予的深刻、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5]
二、充分开掘女性形象的商业审美价值：引导基于生活方式变迁的消费潮流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始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始于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19世纪末，中国被迫通商后，上海、广州等口岸城市率先步入社会的商业化进程，由此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而言，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商业贸易逐步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并进一步从物质生活领域扩展到精神生活领域，人们的经济生活乃至精神文化生活都日益商业化。此外，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在城市社会，传统伦理所依赖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家庭结构、社会阶层结构趋于瓦解，商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都市人的传统道德。其次，商业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尤其是在商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商业化的生活方式，不仅使都市人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且使人际交往变得空前自由、独立和平等。这些新生活方式尤其是娱乐休闲等文化生活方式一旦出现，便吸引人们竞相效仿，以至成为新的流行时尚。
1.引导市井阶层现代物质生活消费潮流
《申报》广告主要面向市井阶层，其推销的商品几乎都与大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广告从语言到画面自然具有浓郁的市民化风格和生活气息。[6]
随着五光十色的洋货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类制造精巧的洋货，如钟表、玻璃器皿、洋布、洋油、洋皂、火柴等，受到人们尤其是家庭主妇的青睐。于是，《申报》广告编辑便将女性锁定为引导消费潮流的主要目标。一方面充分开掘女性形象的商业审美价值，选择美女作为商品形象代言人，以吸引市民阶层的眼球，最大限度地引导消费；另一方面，又将女性作为消费宣传的主要受众群体。如《申报》1934年6月23日消毒药水广告宣称“现代妇女之于个人卫生措置，最为慎重”；1933年6月17日牛奶广告宣传：“青春期少女应注意健康”；1930年6月16日火油打气炉广告刻意渲染西式生活，广告画面中，两位女子穿着西式服装，房间摆满西式家具，墙上挂着西洋壁画；1933年6月20日奇异老牌电风扇广告画面中，一位时髦女子手执书卷悠闲地坐在窗前榻椅上阅读，旁边窗台上摆放着奇异老牌电风扇。
实践证明，《申报》广告采用女性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引导都市人的物质消费潮流，取得了成功，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广告之一。
2.引导城市社会文化精神生活消费潮流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商业化，社会交往需求增多，各种休闲娱乐场馆，如茶楼、酒馆、戏馆、说书馆、烟馆、赌馆等悄然兴起，形成日渐发达的大众休闲娱乐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都市女性，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女性和职业女性已不限于追求物质消费，而是加入到文化精神消费的行列中，成为引领休闲生活方式的“消费一族”。
《申报》广告编辑敏锐地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巨大商机，不失时机地通过塑造新女性形象来引导社会的文化精神消费潮流。如《申报》1928年6月23日一则汽油广告画面中，一名身着洋装的年轻职业女性驾驶着小汽车，与女伴一起兜风；1937年6月16日一则香烟广告中，身穿短袖、短裤运动装的年轻女性挥动着网球拍，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1937年6月18日正广和汽水广告中，骑马、跳舞、游泳和打网球的画面设计，充分展现了现代女性全新的文化生活。显而易见，这些作品中表达的全新的生活样态和生活方式，反映出这个时期都市女性的消费需求发生了转向，即从一味追求物质消费开始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在当时，这虽然只是城市中少数女性的生活写照，但对其引导社会文化精神消费潮流的示范性效应及其所内蕴的社会文化价值不可低估。因此，在《申报》广告编辑意识中，预示着女性的社会解放，已深入到具有稳态化结构的文化价值层面，即不仅要实现女性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性价值，且要实现其作为“文化存在”的自我精神价值。[7]
三、充分彰显女性形象的社会审美价值：促进基于制度变革的社会转型
1.推动以女性社会身份认同为宗旨的性别革命
以实现社会身份认同为宗旨的女性解放，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对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男权文化的否定，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女性解放的社会历史意义，并把女性解放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进而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女性解放运动。从辛亥革命前后到20年代中期，随着女学的兴起，女性的自主意识觉醒。她们逐渐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争得了职业发展的空间和经济独立。“女性独立”的审美体验，成为这一时期《申报》广告的主题。
其一，彰显女性争取独立人格权的全新形象。从《申报》广告的女性形象看，女性摆脱了对男权社会的依附性，通过争取到的独立人格的社会成员身份成为时尚生活的主人以及商品的代言人和消费主体。这些全新的女性形象，作为封建道统的反叛者，无疑是女性解放的一个缩影。如1933年《申报》出刊的全国运动会广告画面中，塑造了一位身穿泳装、充满活力和朝气的美少女形象。该广告不仅向世人展示了获得独立人格的全新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将其所体现的独立、自由、平等的新观念，以图像语言的形式传递给公众。
其二，彰显女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申报》广告选择女性形象为题材，当然是为吸引大众眼球而迎合市井的欣赏趣味，但同时也力图体现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作为广告中商品的形象代言人，这一点充分表明，女性是现代社会商品消费的主体和消费时代的宠儿，是引领社会时尚消费潮流的代表。这无疑反映了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女性社会价值凸显和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职业女性的大量涌现。《申报》经常刊登女性招聘广告。如1932年11月，《申报》就刊登了招聘女售货员、女打字员、女教员、女秘书、女护士等十余条广告。职业女性一方面在经济上摆脱了依附性，获得了自立，另一方面，通过参与职业活动和公共事务，展示了自己的社会价值。《申报》广告关注职业女性并塑造了众多全新的职业女性形象，是对女性社会价值及社会地位的充分肯定。
2.引领现代社会文明风尚的确立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封闭性、保守性、等级性、同质性是农耕文明的特点。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外国商人涌入，设厂、经商、从事进口贸易，从而动摇了农耕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特别是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城市率先成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中国社会由此开启了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与近代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相适应，这一时期《申报》广告中塑造了大批商业文明时代消费公关的“形象大使”——现代美女图像。《申报》广告编辑期冀，这些体现并记录了社会文明转型的新女性形象，随着广告走进千家万户，能够成为引领社会新生活和时代新文明风尚的历史文化坐标。
从《申报》广告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申报》广告编辑在刻意倡导民间社会树立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风尚：一是倡导社会的开放性。广告展示的女性形象大多丰艳迷人，其中裸女形象更具力，这不仅基于商业宣传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反映了当时城市社会的开放性。二是倡导社会的包容性。无论是从美女的形象特征还是身份特征分析，广告画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良女”与“妖妇”。[8]“良女”形象贤淑、温柔、内敛，“妖妇”形象妖艳、张扬、放浪。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女性形象能够和谐共存于广告中，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时俱进的包容心态，且体现了广告编辑的良苦用心。三是倡导社会的平等性。《申报》刊有大量关于招聘、招生的广告，编辑借助这些广告，向社会传递现代文明所倡导的男女平等的观念以及所有社会成员权利平等的社会平等思想。如1934年12月10日《申报》一则招聘广告中强调“不分性别，须有兜揽能力者为合格”。四是倡导社会的多元性。这一时期《申报》广告塑造的女性形象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点，主要体现为女性社会角色、女性职业和社会生活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特点显然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相适应。
3.促进社会审美价值观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不仅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且伴随这种变化引发了大众审美价值观的变革。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两性之间存在着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差异，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是：其一为德性之美。强调“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其二是容姿之美。把女性的恭顺和柔弱界定为“美”，即男以刚为贵，女以弱为美。[9]这种从欣赏畸形的女性德性之美，到欣赏病态的女性柔弱之美的传统审美伦理观，标志着女性在被导向“美”的过程中，远离了作为人的自我本身。[10]这无疑是女性在传统审美伦理视域下的自我异化。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和文化的输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西方的物质、文化产品及其生活和消费方式，不但对国人的感官世界造成刺激，且改变了社会固有的审美传统。
《申报》广告编辑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深层次变革，必然对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而广告媒介的责任就是要抓住这一契机有所作为，促进整个社会审美伦理观的根本性转变。为此，《申报》广告塑造了大批体现现代审美伦理观的新女性形象。如《申报》1931年6月16日冷厨广告，就刻意设计了宣扬男女平权和现代社会文明交际的情景，广告画面中两女一男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旁边一男子端着冷盘热情服务。又如1930年11月8日“固龄玉牙膏”广告的主角，是一位着短袖旗袍露出雪白肌肤的时尚少女。显然，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向世人昭示的是一种反传统的开放性和现代审美情趣。
不仅如此，《申报》广告中的新女性形象，不少是以当红的影戏明星为创作范型，她们文明、开放、时尚的崭新形象，自然成为当时社会审美的范本和标尺。
从《申报》广告塑造的新女性形象不难看出，广告编辑所倡导的现代审美伦理观，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这种全新的审美伦理观消解了传统观念中畸形的德性之美，彰显的伦理诉求不再是恪守传统妇道，而是现代文明所崇尚的自由、开放、平等、包容、参与。其二，这种新的审美伦理观，也摒弃了传统观念中病态的纤弱之美，彰显的体态之美不再是娇柔谦卑、低眉垂目、弱不禁风，而是体魄康健、自强自信、充满活力。
在《申报》广告编辑看来，审美价值观的嬗变，折射出那个时代女性解放的历史潮流，体现了女性个性自由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强烈诉求，它作为时代变迁的真实写照，必将成为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强大动力。
四、在实现商业价值的过程中充分彰显社会价值
亚当·斯密曾提出著名的“经济人”假设，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本性，是其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动机。广告是为经济活动而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营销活动。因此，作为“经济人”的广告主和广告商通过广告这种营销工具，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然而，广告是要通过大众媒介向社会传播的。大众媒介是一种社会公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社会属性，因而必须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广告通过大众媒介这一社会公器进行传播，就与大众媒介一起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广告具有人文功能，体现这一功能的广告创意文化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广告除追求商业价值外，也应追求社会价值和履行社会责任。
毋庸讳言，《申报》编发商业广告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追求和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即希望通过广告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来吸引大众眼球，宣传所代言商品的功效及品牌优势，不仅为商家谋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且为《申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赢得物质支撑。
值得称道的是，《申报》编辑始终清醒地意识到《申报》作为公共媒介的角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而能够超越单一的商业价值取向，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即通过广告话语权传递商品信息的同时，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新的文明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可以说，《申报》广告通过塑造全新女性形象，强化女性解放主题，在当时社会大转型时期，充分发挥了促进女性解放、推动社会开放进步、引领社会文明风尚、提升国民文明素养的社会功能，从而在实现广告商业价值的同时，彰显了其社会价值，赢得了社会的赞誉。诚如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先生所言：“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商品之一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11]借用戈先生的这段文字高度概括《申报》编辑的社会责任意识至为恰当。
参考文献：
[1][2][3][4]李兰萍.清末民初《申报》中的女性商业广告[J].安徽史学，2010（3）：118，119.
[5]王楠.《申报》广告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J].新闻知识，2011（12）：84.
[6]张晨阳.《申报》女性广告：女性形象、现代性想象以及消费本质[J].妇女研究论丛，2005（3）：61.
[7][9]王楠.试论民国时期商业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社会文化意蕴[J].当代传播，2012（5）：85，86.
[8]宋美华.资本主义与女权意识—性别差异和权力抗争[J].联合文学，1988，4（12）.
生长在安徽潜山县天柱山镇的留守女童刘思圆（化名）始终不明白：在江苏打工的父母为什么一直把弟弟带在身边，而放下自己在家中留守？刘思圆已经11岁，留守家乡的时间和自己的年龄相同。她写下愿望：“希望爸爸妈妈能回来陪我上学，或者带我去打工的地方上学。”
安徽潜山县是留守儿童大县。据该县统计，2015年全县近60万人口中，留守儿童近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比例高达90%以上。2015年6月12日晚，安徽潜山县一名11岁的留守女孩用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亡女孩正在读小学五年级，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父母长期在海南打工。
而这已是潜山县留守女童连续第三年发生安全问题。2014年，网曝潜山县一名12岁留守女孩被杀害抛尸；2013年，潜山县一小学校长先后对9名女童进行犯，最小的年仅6岁。
安徽潜山只是留守女童安全问题的一个缩影。放眼全国，2016年3月2日的《2015年儿童案件及儿童防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全年被媒体曝光的儿童案件为340起，其中女童遭的为319起，比重约为94%。上述报告由“女童保护”团队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设立的女童保护基金完成。
“城乡巨大的差别为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媒体报道针对女童的犯罪案件，很多都发生在农村或城中村等地方。受害的留守女童，由于没有父母庇护，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长期关注留守女童的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处教师刘超祥对记者说。
潜山县妇女联合会主席严爱莲此前表示，农村地区针对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护的安全隐患。
为主
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的报告，我国农村有留守女童2800多万名。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相较于男童，女孩更容易被留守。留守儿童遭受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而一系列的伤害事件，大部分都和留守女童相关。
“留守女童大多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由于环境的限制和村民对于安全的忽视，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安全隐患。留守女童居住地人口较为稀少，警力不足，治安巡查和检查较为缺乏，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留守女童在家独处和上学、放学路上容易遭到违法犯罪分子的诱骗、侵害。”乐山师范学院教授杜学元对记者表示。杜学元亦长期关注留守女童问题并发表多部相关著作。
北京公益服务发展促进会于2015年分别对青海、内蒙古、贵州等地学校的留守儿童进行调研。据其工作人员刘云峰介绍：留守儿童家庭一年中，父母在家陪伴孩子的时间平均超过一个月的不足10%，而孩子在父母外出打工期间受到过欺负或人身伤害的则占42%。
“另外，留守女童生理知识较为缺乏，加之缺少父母的教育和帮助，容易遭受害。自我保护意识欠缺、应急自救能力缺乏，加重了安全风险。”杜学元表示。
虽无具体统计数据，但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和相关报告均指出：为留守女童遭受安全侵犯最主要的一种行为。
上述“女童保护”团队连续三年对案件进行统计（2015年7月前设立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下）。其中2013年被媒体曝光的案件为125起，2014年为503起，2015年为340起。“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现象非常多，家长也没有儿童防方面的相关知识。”全国人大代表李欣蓉认为。
“在2015年，7至14岁儿童合计占比70%，这反映出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安全教育缺失、随着年龄增长，防知识未能及时补充。”上述报告指出。
“另外，一人对多人的案例为96起，占比28%。且96起中，女童占91%。”
“被曝出来的这些案例数量，其实并不能完整反映整个留守女童受侵害的现状。很多的发生我们发现不了。原因在于留守女童对的认知度比较低，且女童在遭受后一般不会说出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孟雪认为。
熟人作案
“留守女童较为集中的偏远山区农村，一般外来人口少，人口流动性差，女童遭受多为熟人作案。”孟雪表示。
据上述2015年儿童案件的统计报告：在2015年公开报道的儿童案例中，熟人犯罪有240起，占70.59%。另有27%为陌生人，2%为网友。
而熟人中，邻居关系和师生关系最多。
例如发生在宁夏灵武市秀水梁村的教师12名案。12名受害中，11人为留守儿童。与众多熟人案件相似，涉事家长认为“他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应该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而涉案教师则辩解“这些女孩子可爱，只是玩玩”。
据2015年11月25日当地媒体的报道，涉案教师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在案件发生前就与未成年人彼此认识的施害者，更容易接近受害者，再凭借其体力上的优势和特殊身份，或者凭借其地位，使得侵害容易得手。”上述儿童案件统计报告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监护缺位前提下，施害者临时起意的儿童案件为272起，占54.08%。这类案件中，受害人都是在孤身一人、监护人缺位、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给了施害者可乘之机。
事后，宁夏受害女童的父亲给孩子写了一封长信：
“亲爱的孩子：没有保护好你，我很内疚。本来想过送你到黑土岭镇的学校读书，但我和妈妈要出去打工，你在这里读书，方便奶奶照顾，起码你也能够学会认识数字。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
“我想以后带你搬到吴忠市，就是有黄河公园的那个地方。我们再也不回秀水梁村。”
“最近胖了”
孟雪曾经的学生发来信息：“老师，我最近胖了。”“你最近生活好了？”“没有，我爸爸妈妈一直没管我。”“那你怎么胖了啊？”“我只有肚子胖了。”“你肚子长肉了？”“没有，不过我肚子是硬的。”
孟雪让孩子发来照片，并指导孩子去医院做相关检查。而医院B超显示，孩子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这之后，孩子就找不到了。后来我们发动村子里所有的老师去寻找，都找不到。这个孩子就这样消失了。”孟雪向记者讲述了这段2015年的支教经历。故事结束，采访停顿了漫长的五秒。
经媒体曝光的诸多留守女童案件已是无法改变的“果”。而孟雪更希望探究的，是造成这些悲剧的“因”。
“社会上留守女童受到屡屡爆出，留守女童已经成为大众眼中的高风险群体，被媒体报道所标签化。但人们往往把个案放大而并没有追寻问题所在，对留守女童的生存现状、她们的迫切需求以及如何推动相关政策落地实施等方面，相关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孟雪表示。
2015年11月23日，《中国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生存发展报告（2015）》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报告以18周岁以下留守女童为研究对象，对四川凉山州、云南文山州、河南平顶山市、陕西汉中市、甘肃定西市、湖北荆州市等六地的留守女童及其家长、教师等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了6112份样本。结果显示，留守女童面临独自居住比例显著上升、初中及以上女童的日常侵害有所增长等风险。
“家庭服务保障功能逐渐弱化、学校保障功能能力有限、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建立，是目前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的社会支持现状。”上述报告分析。
“政策层面上，有关留守女童安全方面，已有《儿童权利公约》《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但缺乏专门的应对政策，已有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监护权监督制度不健全。农村地区缺少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报告的调研人员还对留守儿童的一些口述进行了记录：
“现在小学五六年级就有谈恋爱的了，我们班当时六十多个人，有三四十个都在谈，大多数都是在班里找。我们也知道有女生怀孕的，最近几年知道的有两三个人，她们一有孩子就不上学了，就外出打工去了。”云南某校一位初二的黎同学说。
对此，孟雪认为：“早恋低龄化并不仅仅是留守儿童群体出现的问题，但与非留守女童相比，留守女童由于缺乏对早恋行为的约束和正确引导，很容易会受到伤害，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生理卫生及性知识的缺乏是留守儿童遭遇害的重要原因。“农村留守儿童中大量未接受过性教育，一些留守女童不清楚‘来月经意味着在性生活后有可能会怀孕’等性知识。有的留守女童怀孕四五个月后才被发现遭受害。”杜学元表示。
《2015年儿童案件及儿童防教育统计报告》对4719名学生进行了防的问卷调查，其中超过四成儿童不清楚何为隐私部位。近六成儿童不知何为性教育。
回到上述支教案例。“如果我们能告诉这孩子什么叫怀孕，什么叫犯，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件悲剧。”孟雪表示，声调提高。
性安全教育
无论是发生在留守女童身上的一件件惨痛案例，还是相关调研，问题都在指向安全教育，尤其是性安全教育。对于留守女童，父母教育已然缺位，其他社会力量能做些什么？
“有些东西就是一两句话的事，告诉她，懂了，就能防止受伤害。我们会给留守女童发放背心和内裤，和她们讲：这两件衣服是穿在里面的，它们盖住的地方不能让男人摸。如果他们摸了，就去告诉爸爸妈妈、告诉老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副秘书长刘研对记者说。
2013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工作的意见》。“从学校方面，应该构建起留守女童学校安全保障体系。更新教育理念，针对留守女童开展安全教育；加强与家长和委托监护人的联系与沟通，并主动提供安全教育指导，尤其是青春期的健康教育指导。”杜学元表示。
杜学元建议设立留守女童成长档案，以便于对留守女童的情况进行因材施教和分类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王二虎建议，应该完善具体针对儿童的法律法规，对犯罪分子进行精确打击。并把防教育列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
而一旦留守女童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一般除了打110，想不到第二个办法。”孟雪说。而受的留守女童，往往受到各种威胁而不会报警。
潜山县妇联主席严爱莲提出，应当建立起孩子身边的救助体系，发挥村级组织的力量，动员村级妇联工作者、学校、留守妇女等多方面参与，拓宽留守儿童向身边人求助的渠道，尤其是留守女童，要确保她们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及时获得有效帮助。
孟雪则希望建立一个机制，当留守女童安全受到侵害时，可以有警力、社工、公益组织、心理咨询师等力量，多方联动，共同帮助受害的留守女童。（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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