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长远看，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出现了很多现实问题。如贸易结构存在严重倾斜，在高、中、低产品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结构，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一、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替发展的历史。一国不同时期采用的贸易政策，往往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标：当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政策；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必然转向保护贸易。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并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和层次上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从需求角度解释贸易发生的重叠需求理论，从供给角度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来阐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等。而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最后，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成为继续或将来实施的依据。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经历了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管理经营到放开经营的过程，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但是，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激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凸显出来，而这一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调整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注意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空间。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阶段发展及其效果评析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一)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国在沿袭建国后进口替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采取的是“奖出限Jk"的政策，这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国际贸易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心一”理论的观点。实施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主要是关税，以及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商品分类经营和国营贸易等较严格的、传统的贸易措施。伴随着我国外贸体制实践中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取消财政补贴等改革进程，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二)贸易自由化倾向的过渡型贸易政策进入90年代到我国人世前，是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提出了“外向型”发展和“国际大循环”战略，为此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该时期对进口管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进口方面，1992年开始按照HS编码协调制度对225个税目进口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特别是1994年外汇并轨制为代表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鼓励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等，理顺了连接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到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097.68亿美元，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7年(206.4亿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亿美元)的三倍。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结果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三)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国面临着加入WTO后如何推进外贸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内外贸一体化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安全成为新时期中国外贸战略理念的核心。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移为重点。尤其是WTO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国采取的基本是相对较低的保护与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的措施，即运用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保障、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运用低估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鼓励措施。人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11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下的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是人世时(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开放时(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该阶段“人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具体体现在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政府从侧重宏观外贸战略向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实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贸易政策。而现实中我国与贸易国的摩擦却并没有因为入世后自由化进程加快而有所减少，相反我国遭遇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引起贸易冲突的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调整现行贸易政策、保持贸易的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长期问题。三、新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与对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保护和发展本国产品的对外贸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不是单纯强调对WTO承诺的兑现。WTO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利益理论是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但是其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参与贸易的各国面对的竞争条件应是平等、公正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而且很难保持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独立地位。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实践来看，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无不利用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也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取向。(一)贸易政策中性化趋势中的适度保护政策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断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总额首次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保护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监测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国政府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贸易保护，高达84.6％，而在66例与贸易保护相关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执行。其中发达国家在最终执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升级，我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我国应在中性化趋势中进行适度保护的政策取向。我国面对贸易争端如果采取简单的贸易报复措施，引发贸易战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但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对本国幼稚产业实施保护，是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还是中性，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人世后的贸易自由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实施开放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强调促进结构的转变、进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总体的贸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市场机制和国际环境的有效作用，货币、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手段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但问题是对“幼稚产业”的选择和判断应避免出现最终演变为保护落后产业的失误。因此，采取的保护政策必须注意以下的问题：一是扶持的范围必须是具有未来发展潜能的，达到保护是为了日后不需再保护的几个行业，因此所选定的行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学习效应和动态外部效应；二是应该明确保护或扶持的时间，对被保护的企业和行业规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标，定位于能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者的这些产业，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业间高强度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强调贸易保护，而主要是通过国内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例如，可以考虑把汽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和飞机工业列为幼稚产业，扶持时间定为今后的“XX个五年计划”，并对扶持目标和任务进行详细分解。(二)扩大内需、以进促出，保持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发展2007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价格计算)为2.49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世界前列，预计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大国经济体的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趋近于大国的经济模式，应更加强调内需的作用。同时，面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贸依存度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有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可借鉴我国主要贸易市场的经验。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是在通过税收政策基本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且创造了“中产阶级”以后，才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而这种“内需”又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就是依靠巨大的“内需”使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直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利用对中国投资的外商通过征收大量税金来缩小外商与中国平民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也没有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征收大量税收，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中国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帮助大量相对贫穷的消费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帮助中国消费者减少在“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另外，我国经济增长应依靠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要素的加强有赖于我国的进口结构和质量，因为进口中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作用，但将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从而提高GDP增长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以进促出”，保持适度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作为促进中国外贸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条件。(三)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减少贸易摩擦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改变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而这一政策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会造成出口受阻、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引发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国内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从而产生与经济危机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4万亿计划”又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从而加剧被美国套住和承受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可能。因此，应当转变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从贸易结构来看，应逐步改善商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的现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和重视程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加工贸易等政策，改变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的结构性问题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要想减少贸易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威胁，需要加强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来分散风险；针对长期以来大多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品牌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政策；规范出口竞争秩序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秩序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同时应协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外商的投资结构，减少外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缩小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另外，政策措施应注意加强针对性。例如，美国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国家干预不当问题。对于在国际上容易引起纠纷的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退税只要达到使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税的公平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即可，避免出口企业以退税作为压低报价的“优惠鼓励政策”，从而避免国外进行反倾销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市场不统一，存在国家干预的缺位问题。目前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相对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对内销售的报价偏高。三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四)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内外统一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我国人世后虽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管理体系融合，但仍存在外经贸管理措施的单一性、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做法的差异性、市场化的措施和金融融资方式依然“内外有别”等问题。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体系。政府在管理形式上，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等间接管理手段为主，为我国企业平等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创造条件；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国内外商品流通；培育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包括生产商、贸易商、零售商，让中国企业更愿意在国内市场做生意，脚踏实地立足国内市场积累经验的同时参与国际跨国经营，形成具有世界“品牌”的生产型跨国公司、贸易型综合商社和跨国流通企业，这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更具有丰富的现实、政治和社会意义。调整贸易政策必然带来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虽然会增加协调成本，但是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因此，必须实现贸易政策基础由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因此，需要尽快建立内外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形成连续性和承继性的贸易政策，使我国企业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同时尽可能注意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是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一)不同部门的政策不配套
加工贸易管理涉及海关、质检、外汇、税务、外经贸等多个部门,部门间政策的协调一致对于加工贸易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各部门分别制定政策,缺乏正式的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因此,部门间的政策不一致、不配套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加工贸易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企业的运作。例如,由于退税不及时,加工贸易“一日游”现象日趋严重,降低了企业运行效率,提高了企业运行成本,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发挥现有保税区的功能,可以替代香港的中转作用,境外“一日游”将大大减少。但是,海关与税务部门对保税区的规定是不配套的,海关认为货物运到保税区视同出口,但税务部门认为只有货物离境才能享受出口退税。税务部门的这一规定,不仅使加工贸易境内“一日游”取代境外“一日游”成为不可能,而且也大大阻碍了保税区建立国际采购中心、发展国际物流业务。实际上,税务部门关于退税的规定,在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就存在差别,国内货物进入出口加工区可以享受出口退税。
在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中,企业将“税务、外汇、海关部门规定不配套”视为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与管理中存在的第一位问题(参见表1)。
(二)深加工结转政策不统一
深加工结转政策不统一已成为现行加工贸易政策的焦点问题。深加工结转政策涉及面广,据调查,山东约25%,江苏、浙江约40%,福建、广东约60%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需要深加工结转后再出口（《关于研究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据海关统计,2000年深圳市80%的加工贸易企业涉及深加工结转,结转进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值的20%;苏州市21%的加工贸易企业涉及深加工结转,结转进出口值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值的12%。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意见的通知》规定,对深加工结转业务,国家有关部门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但是,税务部门认为,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属于国内销售行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应该征收增值税,出口时再予退税;如果使用国产料件加工成半成品后结转,不能退税。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自2001年1月1日始,所有企业的间接出口应统一执行中间环节征税,出口环节退税的政策。显然,税务部门的政策与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并不一致。
对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货物实行“免、抵、退”政策,改变了以往的深加工结转货物保税政策,在出口退税手续繁琐、周期长的问题仍没解决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变化将直接打击加工贸易企业国内加长国内产业链的积极性。这种政策上的不一致造成了具体执行政策中的混乱,不同地区的作法存在明显的差别,大部分地区没有征税,有些地区采取挂帐,有些地区给予免税。
(三)一些政策违背了鼓励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的方向
加工贸易发展的方向是三个:即上规模、上档次和提高附加价值。满足第一个目标,需要结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营造一个适合加工贸易发展的总体制度环境。针对第二个目标,则需要吸引技术水平更高的企业来华从事加工贸易,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与产品升级。提高附加价值则需要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长国内产业链,分别向上游零部件产业上溯和向下游物流业延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鼓励其提高国内采购率。提高附加价值不仅关系到我国从加工贸易中可能得到多少实际经济利益,而且可以使加工贸易从“无根工业”变成根植于我国的产业,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但是,近年来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各个部门往往从本部门管理方便的角度出发,较多地关注了如何防止不法企业利用加工贸易政策“走私”、“骗退税”,忽视了鼓励企业提高国内采购率,有的政策客观上甚至不利于鼓励企业提高国内采购率。例如:
出口退税按计划而不是按出口实绩进行,导致欠退税越来越多,加大了企业财务负担,阻碍了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的积极性,是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境外“一日游”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实行的对来料加工国内采购不退税政策,降低了来料加工国内采购的积极性。1994年税制改革以前,增值税率很低,来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大体相当,来料加工国内增值率为23.1%,比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高出2.22个百分点。2001年,来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为46.32%,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则已经达到61.58%,来料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已经比进料加工贸易低15.26个百分点。从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国内增值率变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退税政策对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具有重要的影响。
尽管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率,但因为我国现行政策中存在不少与鼓励加工贸易提高国内采购率目标相矛盾的规定,加工贸易企业感觉现行政策与政府宣传的目标不尽一致,从调查结果看,企业认为“鼓励国内采购政策不明显”是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位列第四位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政策调整方向与长期政策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暴露出我国现行政策制定机制的弊端。各个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从本部门的目标与管理出发,例如,海关关心的是如何加强监管力度防止走私,税务部门关心的是如何防止税收流失,对于如何鼓励加工贸易加长国内产业链从而提高其对国民经济贡献这个根本的政策目标,却考虑得较少。因此,部门的有关政策虽然有利于局部目标的实现,但却有损于宏观目标的实现,政策的机会成本相当高。要保证具体的政策规定有利于实现宏观目标,就必须有超越部门之上的强有力政策协调机制。这正是目前我国政策制定机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四)加工贸易中的一些政策与管理手段不适应加工贸易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上对我国产业转移的速度与力度均大大加强,我国加工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现行政策与管理手段未能针对加工贸易的新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实际运作中政策与管理不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
传统管理方法远远不能满足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加工贸易发展的需要。90年代中期以来,以台湾对大陆投资为导因,境外大量IT产业转移到我国,从事出口加工贸易活动。目前,IT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的第
一大类商品。IT产业是一个国际分工非常明显的行业,其运作具有“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生产零库存”的特点,这就大大缩短了从采购到交货的周期,对于货物通关效率提出了比传统产品高得多的要求。但是,我国对加工贸易的管理依然采取80年代初的合同、手册管理办法,不能适应IT产业加工贸易的要求。例如,IT产品加工贸易只有电子订单,没有合同,为了适应加工贸易需要经外贸部门审批合同的规定,企业只好人为地编造一个毫无意义的合同;IT产品对通关效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我国通关效率不高,不少跨国公司将其高端产品的加工贸易放在中国境外进行,国内只能开展低端IT产品的加工贸易,这不利于实现我国提高加工贸易档次的政策目标。苏州和深圳已经开始了改革这种监管模式的尝试。苏州海关对关区内的四家IT企业进行了联网管理。这些企业的特点是料件繁多,用手册管理困难大。具体的监管程序是外经贸局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总量备案,海关与被监管企业实行联网,海关直接从指定的数据库提取数据,抽查核对产品单耗,定期查验库存,查验时间与企业盘点一致,最后进行核算核销,对差异进行核销。深圳实行的是联网保税工厂的方式,即利用网络和电子摄像技术对整个企业实行全封闭的监管,整个工厂相当于一个保税区。与苏州海关的做法相比,这种方式在防范结转过程中的走私、“飞料”方面效果更明显,但投入较大,一般的企业可能无法负担。无论哪种方式,对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实行联网监管是今后加工贸易管理发展的方向。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要尽快统一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比较一致的做法,避免因地区间差异造成不必要的效率损失。
现行政策与管理规定不适应在华建立采购与配送业务中心的要求。随着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能力,成为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制成品重要的出口基地,因此,不少大型跨国公司计划在华建立采购配送中心,同时发展物流业务。但是,由于我国在保税区退税政策、保税区(仓库)监管等方面的规定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大大阻碍了加工贸易向下游产业的延伸。
(五)某些新的政策调整脱离了加工贸易企业发展的现实,政策效果低于预期
以出口加工区政策为例。出口加工区是国际上不少国家采用的加工贸易管理方式,而且成效卓著。我国参照国际经验建立出口加工区,有利于提高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水平与效率。但是,出口加工区政策出台以来,实际运作效率并不理想,不少出口加工区入区企业很少。究其原因,就在于出口加工区有关规定脱离了加工贸易发展的实际。
加工贸易企业迁入出口加工区的愿望比较低。从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参见表2),86%的受调查企业不准备在出口加工区投资,准备将现有工厂搬入出口加工区的只占2.6%。
现有加工贸易企业之所以不愿搬入出口加工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参见表3)。对于现有企业而言,搬迁成本高昂,58%的受调查的企业将此作为不搬入出口加工区的原因。另外,31%的受调查企业因不了解出口加工区政策而拒绝做出搬入的决定。除这两项原因之外,某些具体的规定由于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成为阻碍企业入区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加工贸易企业都不再是“大进大出”的100%出口企业,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已经成为主流。出口加工区的管理政策,对于“大进大出”型的企业而言,监管效率大大提高,但对于与国内产业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加工贸易企业,则存在诸多不便。例如,出口加工区企业可以不实行手册管理,但区外的深加工结转企业必须用手册,区内企业没手册就无法与区外的企业做生意。对于部分产品内销的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加工区外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只需按进口零部件税率补交进口零部件的关税和增值税。但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内销产品时,补交关税时适用成品关税税率,在大部分情况下,成品的关税水平高于零部件,由此将加大区内企业内销的成本,削弱其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总之,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规定,实质上削弱了区内企业与国内市场的联系,这对于大多数已经兼顾内外两个市场的企业而言,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且,区内企业与国内市场联系的削弱,与加长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发展目标也是不符合的。这就决定了出口加工区只适合那些新建的100%出口型的加工贸易企业,而且国内采购不能太多,对于这样的企业,区内监管效率方面是存在一定优势的。对于其他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仍然将留在区外,因此,出口加工区政策只能有利于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的合理布局,不能改变目前已经存在的加工贸易“放养”现象。如果将出口加工区政策定位于给“大进大出”的100%出口型企业创造一个监管效率更高的局部小环境,出口加工区政策将是成功的,如果定位于以此改变加工贸易“放养”的状态,加强对加工贸易的监管,则注定是不会取得明显效果的。
二、我国加工贸易政策未来调整的方向
政策是对现实的反映,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促进发展。加工贸易政策应该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出发,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促进加工贸易充分发挥其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加长产业链的潜力。为此,加工贸易政策应该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采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2001年,来料加工贸易进口额为289亿美元,占全部加工贸易进口额的30.7%。受现行来料加工国内采购不退税政策的影响,来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比进料加工贸易国内增值率低15个百分点。如果对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采购实行退税,将有力地促进来料加工贸易企业扩大使用国内料件,带动国内上游产业的出口,加长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链。按来料加工出口的国内采购率达到进料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计算,2001年来料加工国内采购值约可增加44亿美元,而且,随着来料加工贸易出口的逐年增长,其国内采购值也将逐年增长。但需要强调的是,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与监管成本和风险的增加成正比,因此在采取措施促进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延长的同时,要研究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的办法。
(二)完善深加工结转政策
深加工结转涉及面广,情况非常复杂。深加工结转政策实质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进口料件在国内加工后转厂时,是否继续实行保税监管的政策,另一个问题则是对深加工过程中所采用的国产料件是否退税。由于这两个问题高度的复杂性,不同部门对深加工结转政策调整存在不同意见。
对于第一个问题,经贸主管部门倾向于维持现行的保(免)税政策;财税部门则主张实行“免、抵、退”政策;监管部门结合了上述两种政策选择,主张对部分优秀、守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企业,继续实行保税监管的政策,对其他企业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则实行“先征后退”的政策。
对于第二个问题,各部门分歧更大,经贸主管部门认为应该对深加工结转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逐环节采取“免、抵、退”政策,即对加工贸易企业使用的国产原材料在结转时给予退税,由海关对结转产品(其中含国产原材料成分)进行保税监管;财税部门认为逐环节采取“免、抵、退”政策税收风险过大,操作困难;监管部门则认为如对国产材料进行保税监管,将进一步加大监管能力不足的矛盾。
结合各部门的意见,课题组认为,对于深加工结转政策,应该统筹考虑,分步实施,短期内为了避免对加工贸易产生过大冲击,应该总体上保持现行政策的稳定性,只作局部性改进,中长期则应该按照鼓励加工贸易提高国内采购率和附加值的原则,以及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对现行政策进行根本调整。为了合理引导企业,确实落实吴仪同志“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经营,提高水平”的指示精神,政策设计方案一经确定,就应该公布政策调整的内容和实施的时间表。
具体而言,短期内(例如3年内):
———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仍维持现行政策,即对结转环节视同出口,免征增值税,由海关对结转进口料件继续实行保税监管。
———对深加工结转环节所采用的国产料件维持不征不退的办法,增值税进入产品成本。
———对销售给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企业视为出口,即深加工结转产品出口到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可以当作出口办理核销手续;国产品进入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可以给予出口退税。
———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销售给区外企业的产品视为进口,用于加工贸易的可以实行保税监管。这样,至少可以用“境内一日游”替代“境外一日游”,节省加工贸易成本,同时,增加了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引导企业逐渐进入区内。
———对易于管理的大宗原材料商品参照钢材“以产顶进”做法,在生产企业销售给加工出口企业时视同出口并办理增值税退税。
中长期(3年后):
保留短期政策的后三条,除此之外,另进行如下调整:
———对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实行分类管理。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企业和区外实行电子联网监管的加工贸易企业,其深加工结转实行保税监管。其他加工贸易企业产品可出口到境外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如要进行深加工结转,海关对第一环节结转企业按加工贸易内销规定办理。其他环节结转,则视同国内销售,按规定向税务部门照章纳税。转入企业将其作为国产料件,享受“免、抵、退”政策。这样,海关只需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企业和电子联网企业的深加工实行联网监管,监管效率将大大提高。
———对深加工结转所用的国产料件实行“免、抵、退”政策。
———取消现行不符合WTO有关规则的各级政府的出口奖励政策,所结余资金用于对出口退税不及时造成的企业利息损失进行补偿。这样,即使退税有时滞,企业也不会承受过大的财务损失,实质上保证了及时退税。
———足额退税,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与增值税征收税率相同,保证出口产品国内增值税的零税率。
(三)促进加工贸易技术进步
———对高新技术产品实行更加高效的管理制度。现行的手册、合同管理办法,比较适合上下游企业关系稳定、价格变化慢的传统产品加工贸易的管理,但不适应国际市场价格瞬息万变、生产配套企业众多的电子产品的加工贸易。因此,要适应电子信息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采购全球化、订单电子化、生产零库存”的特点,改革现行的合同、手册管理办法,取消不必要的合同审批环节,探索电子手册管理办法,提高监管效率。
———提高通关效率。上海海关实施的“大通关”试点,为提高口岸管理部门管理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摸索了很多好的经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加以总结,向全国各个口岸推广。
———加强各监管部门工作的配合,提高监管效率。
———加工贸易的发展为在其基础上进行技术开发提供了有力的制造平台,国家应加强对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R&D活动的开展。
(四)促进加工贸易向下游采购、配送领域延伸
———加工贸易的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为发展国际采购、配送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的内在要求。发展加工贸易的下游采购配送业务,将大大提高加工贸易在国内的附加价值。
【关键词】边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
近年来，我国边贸企业不断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从黑龙江对俄罗斯边境贸易发展情况分析，我国边境贸易发展较为乐观。但是，许多边贸企业存在规避汇率风险意识薄弱，缺少对有效的规避汇率风险策略，对企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以黑龙江对俄罗斯边境贸易为例的边贸企业发展分析
1.黑龙江对俄罗斯边境贸易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边境贸易的对外程度也在不断的加大。以黑龙江为例，黑龙江已经和全球15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边贸交易，其中，对俄罗斯边境贸易占据主要地位。黑龙江与俄罗斯在地理位置、资源要素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自双方贸易交往以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双方经济上的共同发展。黑龙江与俄罗斯贸易合作不断扩展还体现在贸易领域上，从最初的农业、矿业等一直发展到现在的高新技术、机电产品等，黑龙江对俄罗斯的边境贸易连续保持高速增长。
2.黑龙江对俄罗斯边境贸易存在问题
虽然黑龙江与俄罗斯边境贸易稳定发展，贸易领域不断扩大，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商品结构不平衡。黑龙江对俄罗斯贸易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资源类商品较多。对俄罗斯的出口主要以电子、机电产品为主。由于对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商品加价率较低，科技含量不高。而且，黑龙江省对俄罗斯边境贸易出口商品形式较单一，投资发展规模较小，出口贸易额对本地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主要是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贸易商品结构失衡导致的。其次，俄罗斯进出口关税较高。俄罗斯的进口商品和部分出口商品都设置较高的税费，而且连年增长，从重质商品如石油、煤炭，到轻质商品如木材等，进出口关税都大幅度增长，制约了双方经济贸易的发展。最后，黑龙江与俄罗斯贸易程序不规范。贸易程序不规范严重阻碍了双方贸易发展，因为没有建立健全的贸易管理体制，导致贸易经营市场混乱，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等现象，产品质量和信誉受到影响。此外，边贸法律制度不健全也导致双方经济贸易无法得到保障。加上俄罗斯政局紊乱，严重影响双方贸易关系，制约其经济发展。
3.黑龙江对俄罗斯边境贸易建议
针对黑龙江对俄罗斯边境贸易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优化双方商品产业结构，改善进出口经济模式。提升中国产品质量及升值空间，丰富进出口商品种类，扩大投资发展规模。深化改革贸易交往方式，坚持“走出去”边贸发展战略。其次，调整双方进出口税率，寻求共同发展。针对关税较高项目进行协调或减少贸易，开辟新的贸易往来方式，发展新的商品交易，促进经济发展。最后，规范边贸程序，建立健全的法律政策，改善双方贸易环境，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
二、边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原则及现状
规避汇率风险对于边贸企业来说非常重要。边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要根据一定的原则，包括全面重视原则，就是在经济交往活动中要对汇率变动充分重视，认识到汇率风险对经济贸易的影响；灵活性原则，边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较多，边贸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和对风险的认知程度选择合适的规避汇率风险方法。边贸企业可以选择多种方式组合，根据国家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规避汇率风险策略调整；重在规避原则，汇率变动有利有弊，由于汇率变动的不可预测性，因此要企业要制定一个套期保值策略，重在规避，在汇率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和经营。
目前，我国企业在规避汇率风险过程中，由于我国汇率相对稳定，所以许多边贸企业缺少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对汇率变化反应缺少较高的敏感性。还有的边贸企业单纯注重生产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存在汇率风险意识，没有意识到汇率变动带来的损失，观念较为传统。大多数企业所用的规避汇率风险的策略较为单一，对相关的规避风险策略了解不够，不能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汇率规避风险策略。总体而言，当前边贸企业对规避汇率风险的认识有待加强。
三、边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策略
规避汇率风险策略形式较多，下面针对常用的几种方式进行简单介绍：第一，通过各种结算方式进行汇率风险规避。国际间的结算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汇款、托收、信用证等，根据汇率变动情况，进行结算方式的转变来减少汇率变动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二，通过贸易融资手段进行汇率风险规避。贸易融资手段优于结算方式在于其应用更加灵活，增加主动性，不仅能够解决资金紧张问题，增加流动性，还能很好的进行汇率风险规避。第三，通过金融衍生物产品进行汇率风险规避。金融衍生物也是一种金融合约，种类包括远期、期货、期权等，通过这种金融衍生物产品能够固定交易价格，确定交易成本和收益，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经济风险。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边贸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经济贸易形势较为良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汇率风险是边贸企业需要重视的一种经济危机，边贸企业需要提高对规避汇率风险的认识，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及汇率变动特点，制定有效的规避汇率风险策略。
参考文献：
[1]方少林.论汇率风险防范的原则及方法[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3（07）.
摘要：所谓对外贸易结构指的是，不同组成部分在外贸整体中所占的比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给国家和企业带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有鉴于此，本文围绕我国对外贸易结构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指出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然后重点讨论了优化外贸结构的对策，主要包括改变观念、改进策略、改善环境等，以期为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进一步完善略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对外贸易结构问题对策
前言
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相关问题也逐渐暴露，如商品结构、方式结构以及区域结构不合理等，解决上述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1、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也得以持续改善。然而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仍旧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商品结构问题、方式结构问题以及区域结构问题等，下面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关分析。
1.1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进料加工产品为主。由国际市场惯例可知，出口国在加工贸易活动中只能获得相对偏低的收益分配（20%左右），所以，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虽然有较大增幅，但受较高的加工贸易占比影响，我国贸易福利水平甚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不仅限制了外贸经济收益，而且影响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还妨碍了国内技术进步。2）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我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往往凭借低价优势抢占市场。该类产业通常缺乏核心竞争力，使得外贸收益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规模增长，不仅无法体现国内劳动力应有价值，而且提高了国际贸易摩擦风险，另外，该类产品准入门槛低，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国际竞争。3）服务产品贸易严重滞后。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长期未能摆脱逆差状态，增速缓慢，不仅明显滞后于国内工业产品，同时也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在外贸总额中的占比[3]。
1.2我国对外贸易主体结构。随着我国对出口经营权的陆续放开，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等也开始加入到外贸行列中，然而具有多元化特点的贸易主体格局尚没有完全形成，尤其是外资企业，其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长期超过50%[5]。在国家商务部公布的2013年“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和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排名”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外资企业，由此可见，我国对外贸易主体结构存在严峻问题，予以优化调整迫在眉睫。我国劳动力比较廉价，于是便有很多外国商人和企业看好这一点，将本国产业链的低端部分转移到我国，将本国原有加工从我国出口，达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目的，然而我国从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则相当有限。就表面来看，外资企业的存在推动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发展，但实际情况是外资企业从中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
相较外资企业而言，国内企业存在诸多不足，不仅规模偏小，科研力量薄弱，而且缺乏进军国际市场的意识，另外，在核心品牌以及营销网络构建方面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一旦和国际优质企业存在竞争，往往处于弱势地位[6]。
1.3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结构。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研究发现，其优势集中在廉价劳动力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恰恰是发达国家不关注甚至淘汰的产业，所以，此类发展国家或地区便成了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对象，如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2013年，中欧、中美和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分别为5591亿美元、5210亿美元、3125.5亿美元，分列1～3位。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使得外贸市场相对集中的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这一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如果对贸易伙伴国市场呈现出过度依赖性，当该国爆发经济危机或者进行相关政策调整时，便会使我国对外贸易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如受债务危机影响，欧盟国家在消费方面曾一度陷入低迷，另外，美国遭受金融危机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以促进本国就业率的增长，均给我国对外贸易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市场高度集中将会造成国际贸易环境持续恶化。我国曾多次成为若干国家的重点反倾销对象，这和我国外贸区域结构不合理（高度集中）存在直接关系。
2、优化外贸结构的对策
就贸易规模而言，我国是当仁不让的贸易大国，然而我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贸易强国不仅关注贸易规模，更加关注本国的经济福利水平。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所以，采取适宜的应对策略，不断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2.1改变观念。观念指导行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应转变片面强调出口创汇的传统观念，树立更为科学的“贸易平衡”观念，立足国内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从而不同角度看待和分析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并非百利而无一害的，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有可能导致贸易摩擦加剧，还有可能加剧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现阶段，我国在生产力要素资源禀赋方面还有很多亟待改善的地方，所以，应积极转变片面强调出口创汇的传统观念，确立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目标，在促进出口增长的过程中，还应适宜地推动进口的增长，尤其要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等，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换代，最终达成不断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目的。
2.2改进策略。我国的对外贸易应由过去的“以量取胜”转变为更为合理的“以质取胜”，一方面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要求国内企业加大对科研的重视和投入，树立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断提高自有品牌所对应的贸易比重，提高技术出口以及服务贸易的比重，最大程度地扭转现阶段我国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低端地位，有效缓解贸易顺差问题。具体而言，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进行优化调整时，应从三大方面下功夫，一是产品结构，二是交易主体结构，三是区域市场结构。
就产品结构而言，我国应继续保持当前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加各类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以此为基础，积极培育那些以技术、品牌以及服务等为核心竞争力的且表现出良好发展潜力的新型主导产业，同时重点扶持一些具有科技优势、品牌优势以及规模优势的骨干企业，为其市场开拓提供便利，从而为我国构建更具优势的整体产业集群。与此同时，为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需求，我国积极推动服务产品贸易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大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如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通讯领域、金融领域以及交通领域等，通过市场自由竞争以实现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第三产业的良性发展，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就交易主体结构而言，一方面要鼓励外资进入我国第三产业领域，从而推动国内服务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应支持国内民营资本开拓国际市场，大力扶持以技术以及品牌资源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除此之外，可考虑在国际市场建立适宜的生产以及营销基地，扶持我国民族跨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使民族企业能够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主体，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为理想的发展潜力。
就区域市场结构而言，我国不可片面追随那些对劳动密集型产品有着巨大需求的发达国家。当劳动力充足的发展中国家普遍介入之后，这一类附加值以及技术含量偏低的产品往往表现出很高的可替代性，由此可见，该类产品很容易被同类产品抢占市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一方面要巩固现有市场，另一方面要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如打入经济新兴国家市场以及市场短缺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市场。如此一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外贸对部分国家的过度依赖问题，从而有效降低对外贸易风险。
2.3改善环境。我国应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持续优化国内市场化环境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改变过去长期推行的出口创汇型指导政策，提倡出口创利以及维护公平贸易环境，建立一个满足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且高度契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外贸政策体系，并予以不断完善。借助政策本身具有的刚性力量，积极落实走出去发展战略，发展理想的外向型经济，促进自由贸易区更快更好的建设，提高服务保障力度，削弱贸易风险，打破贸易壁垒，使得国际贸易管理更加规范化以及法制化。尤其要指出的是，应借助政策推动国际贸易协调平衡发展。还应尽快构建一个相对健全的外贸评价体系，从科学、客观以及专业的角度来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持续优化贸易战略，使其一直能够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现阶段，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加大了本国贸易保护力度，旨在借助扩大出口来进一步提高国内就业率，如此一来，我国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该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攻击对象”。所以，我国应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现阶段的国际外贸形势，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和贸易伙伴之间的有效沟通，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和维系好和海外国际贸易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以及商会等各类民间市场协调机构的关系，采用正确的策略以合理应对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最大程度地达成双方均满意的结果。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产业转型的特殊时期，只有积极地、合理地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最大程度地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才能不断强化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推动我国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高春玲,王丛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01:42-43+66.
[2]杜云龙.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原因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02:22-23.
[3]陈相芬.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形势浅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11:27-28.
作者简介：
关键词：农产品；国际贸易；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9-0014-01
农业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基础性地位，在现阶段我国国际贸易过程中依据占据较大的份额。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能够提升农民收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等。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在近些年来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必须要对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策略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明确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策略，促进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综合竞争力。
一、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质量低下，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待于提高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农业大国，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贸易量不断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受到技术和产业化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我国农业生产难以形成规模优势，使得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质量出现严重下滑。我国农产品在出口过程中还受到质量安全方面的严重影响，在国际市场中的声誉一度下滑，甚至引起了整个国际食品市场的抵触。我国食品国际竞争力与美国、欧洲以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相关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转变。
（二）出口结构不合理，市场单一化
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出口的农产品整体处于较低层次。农产品加工程度较低，缺乏必要的技术含量，使得我国出口农产品基本停留在初加工水平，深加工农产品占比不到20%，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结构。同时，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十分单一，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亚洲市场等，在国际市场中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出口到欧美地区的比例一直较小。这一现象使得我国农产品出口呈现低水平发展状态，整体竞争力严重不足。
（三）出口成本高，贸易壁垒难以消除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以家庭生产为主，发展程度较低，小农生产模式下的农产品出口要接受国际市场较为严格的检查，同时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正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对技术标准的要求不断提高，严格限制进口农产品的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成本，我国农产品在出口贸易的过程中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本以获得国际市场的认证，以打通贸易关口。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质量频发，很多国家甚至禁止从我国进口农产品，这又使得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出口成本高居不下，贸易壁垒难以消除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
（四）贸易政策和体制较为落后
虽然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但是国际贸易市场的秩序依旧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相关政策和体制受到很大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农产生产的管理方式十分落后，依旧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思想。在国际贸易过程中，针对农产品进出口的政策及相关制度还十分欠缺，现有的体制和政策显得十分落后，难以适应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使得我国农产品在贸易过程中不断受到各种阻碍。完善贸易政策和体制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首要步骤之一。
（五）农业产业链发展不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都是小农经济，生产效率较低，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低产能产业，虽然随着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不断应用，我国农业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但是却没有形成完善的农业产业链，这使得我国在农业生产方面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在国际贸易方面依旧难以形成新的竞争合力，因此使得我国农产品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冲击，难以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不但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健康长期发展。
（六）缺乏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越来越频繁，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虽然给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同时也使得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在国际市场中容易遭受风险，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还缺乏必要的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对国际市场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在进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抵御风险的意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没有形成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对存在的风险分析不足，难以对潜在的风险进行有效预测，因此缺乏抵御农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贸易政策及制度
完善农产品贸易政策及制度是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促进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举措，各级部门应该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及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要不断加快我国农产品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的安全质量标准，加强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卫生检查力度，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证词及制度，坚持与时俱进，以全新的政策及制度来辅助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发展，在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中赢得声誉和信任，以进一步强化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的竞争力。
主流观点指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实质即通过外贸活动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其形式是通过实物形态及价值形态的转换，使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同世界市场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也有的观点认为，在外向型经济日趋发展的条件下，应注重开拓新的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利益源泉，扩展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内涵。
二、我国外贸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的问题及影响
评价指标是从结果角度对已发生事件的评价，其合理性是对以往经济行为真实有效评价的关键。同时评价指标不仅是对已发生经济行为的结果的衡量和评价，更是对未发生经济行为的引导。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作为客观存在，要求得到评价和衡量。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分两类：一类是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一类是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对于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包括：进出口贸易总额、平均换汇成本、资金利润率、进出口贸易税利、贸易条件等；进出口贸易总额是对外贸易的直观总体表现，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活动的规模，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外贸计划的完成情况。以此为基础构筑的外贸社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在我国外贸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度量、评价和引导作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如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一个贸易大国。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1000亿美元，提前6年实现突破10000亿美元的规划目标，其中顺差超过3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仍然保持着迅猛的发展速度，贸易总额14221.2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1010.8亿美元。我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也由2003年的第4位升至2004年的第3位，并在2005年继续保持了这一位次。但由于受“出口创汇”思想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也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过分强调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
由于对外贸易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别强调贸易额顺差、出口增长速度等指标。为了完成出口任务，不少企业以牺牲利润的代价，低价竞销，提高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在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行业，出口量增价减、丰产不丰收的情况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媒体大肆宣传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增加，外贸形势大好，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内资源廉价地流向了国外，企业利润更少。
(二)评价指标过于笼统
单独评价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从贸易结构这一重要指标来看，中国距离世界贸易强国的地位还有一定的距离。在2004年中国1.1万多亿美元的总贸易额中，加工贸易就占了6000多亿美元，而外来加工的出口贸易占全部出口额的58%。即便是一般贸易中的份额，也有相当部分为外资企业所创造。如天津2004年的314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99.4亿美元，占天津出口总量的99.1%。而103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234万美元，占有量不到0.2%，这种外商主导出口的情况在我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因此，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乔治-吉尔博伊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中国企业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三)忽视了对外贸易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价
现有的外贸指标评价体系对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的缺失，使得一些出口行业在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社会经济效益。例如，陶瓷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是十分严重的，目前许多欧美国家都在逐渐减少陶瓷的生产。而在中国，众多陶瓷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竞相压价，以牺牲环境资源的代价来取得微薄利润。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二十倍，比泰国要低一倍，甚至比人均GDP低于我们的印度都低。沿海地区很多地方的财政税收每年增幅30%以上，而从事外贸出口的大量民工工资近十年却没有多大变化。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说明我们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三、我国外贸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问题的原因及修正原则
(一)我国外贸经济效益衡量指标存在问题的原因
1.重商主义的深远影响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价值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一直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对外贸易的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但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外汇紧缺局面使重商主义对我国外贸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新形式下的“重商主义”，即“提倡节约，重储蓄，轻消费，扩大出口，减少进口，赚取更多的外汇”的观念成为多年来我国发展外贸的主要驱动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贸收支绝大多数年份是贸易逆差，外汇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创汇，我国采取了诸如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促进出口的政策，外汇储备也由此快速增加。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突出贸易额、顺差、出口增长率等指标有其现实意义。但是，对这些指标的侧重并未随着世界经济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发展变化。政策性的出口鼓励使外贸企业盲目地追求出口数量和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大大忽视了社会效益。在外汇储备超过7000亿美元、即将成为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今天，过分强调创汇额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2.发展对外贸易的经验仍然欠缺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及其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改革开放时间较短，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仍有待完善，与有丰富对外贸易经验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但是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各项政策及评价标准并不完善，甚至存在诸多缺陷，其发展和完善也远不及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尤其缺乏对不同性质企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区分以及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整体评价。
3.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活动的调控主要采取直接调控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外贸宏观调控体系开始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间接调控体系转变。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发展和完善，但现行的宏观调控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不能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指令性计划被取消，所以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统计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我国的统计思想比较淡薄，统计制度不甚严格，统计技术不高，统计指标不全面。再者，指令性计划尽管名义上被取消，但类似进出口指标的变相指令性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衡量指标体系并未随经济体制的转变而有实质性的改进，这已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对外贸企业也无法进行正确的引导。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科学评价
外贸经济效益评价既是决定贸易机会取舍的重要前提，也是指导外贸活动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评价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评价的原则。首先，评价所采用的数据必须真实、准确、合理。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基础是对外贸易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数据。数据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评价本身的科学性；数据不真实、不清楚，也会导致评价结果失真，继而导致贸易决策失误。其次，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力求科学、合理。根据对外贸易本身的特点，外贸经济效益的评价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采用有别于国内其他经济活动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而且应具有可测性和可比性，定性指标也应有一定的量化手段与之相对应。这些指标不能过于复杂，计算所需数据也应比较容易获得和基本可靠。在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评价中，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应体现如下特征：
(1)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对外贸易的综合经济效益；
(2)体现经济效益变动的连续性与可比性，沟通效益变动的轨迹；
(3)简便易行，方便操作。
2.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相结合
从外贸经济效益评价的作用来看，贸易前的评价与贸易后的评价应有不同。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其实是一种效益预测，评价的目的在于决定贸易机会的取舍，选择确定合适的贸易对象与贸易条件；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则是对贸易效果的总结，把评价结论反馈到今后的决策中去，推进决策优化。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贸易决策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下面的基本程式，即：贸易前的评价贸易决策贸易后的评价贸易决策优化。对一项贸易决策而言，既要依据上一项贸易效益评价的结论反馈，同时也要依据本项贸易的经济效益预测。坚持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相结合，不仅能客观地检测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也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贸易前的经济效益评价(预测)结果与贸易后的经济效益评价结果之间的差异，是反映贸易决策水准的一个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