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统园林设计；风水；应用
风水三大原则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传统园林设计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自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活动范围和活动的方式明显发生了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其他生物群体的发展空间，造成了生态圈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随着人们能动性的增强而不断加剧，给整个地球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隐患。在此种情况下，重拾我国风水理论传统文化，并以此来指导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生态文明的建成。
一、风水三大原则简介
风水是人们在选择居住位置以及进行社会活动时的凭借，其最早记载于《葬书》中：“气成风则散，届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理论在我国的传统园林设计中应用得比较普遍，其具有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以及五行相生相克三大基本原则。“天人合一”原则主要是先辈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合为一体的，其在风水学中体现就是在发展人类自身时，要兼顾整个自然的发展。否则天道自然就会与人类产生冲突和矛盾，人类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种思想逐渐被应用于我国的传统园林设计，并逐步成为了建筑设计、建筑审美共同遵循的准则。“阴阳平衡”原则是指在进行居住环境择取时，要依山傍水，山水平衡，这样才能将“生气”置于日常生活中，适应居住环境质量要求。“五行相生相克”原则中的五行主要是指金木水火土，在古人看来，自然中所发生的所有现象都是这五行运动变化的结果。五行既相生又相克，在进行园林设计时，要严格遵循五行规律。
二、我国传统园林设计中风水三大原则的具体应用分析
风水三大原则在我国传统园林设计中体现得比较明显的有建筑物故宫，故宫是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传统园林建筑群，其布局与天人合一原则紧密相连。根据风水学中天人合一原则的内涵和外延来看，故宫的修建不仅遵循了古代天文学家对天空的认识规律，将皇帝居住的园林按照星宿来布局，并且将其命名为紫禁城，分布于园林建筑群的中间，形成环抱之势。明朝永乐大帝年间开始修建故宫，这不仅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紧密相关，而且与其倡导的理学文化密切相连。在故宫的修建过程中，其使用了三种不同的颜色，并用这些不同的颜色寄寓了不同的含义。其中，黄色主要代表的是皇权的至高无上，并将其用于修建屋顶，蓝色与红色分别代表的是护城河和围墙。这种颜色上的布局是古建筑设计者按照天人合一原则进行的，将向天学习和顺应天道作为进行园林设计的不二法则。此外，天人合一原则在故宫的选址上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将故宫修建于北京，这主要是由于北京地处山水环绕之中，北京的北边、东边、西边分别是燕山、泰山、华山和嵩山以及南岳衡山。并且有黄河长江两大河流水系为其玉带，这种对地形地貌的高度探查和认识，能够有效地将天人合一原则中的技巧用于自然与人类的协调发展，满足古时人对天的敬畏、尊重要求。阴阳平衡是我国进行传统园林设计的另一大准则要求。在古建筑设计者看来，在进行园林建筑选址时，要将来龙、立向、暗砂、水口、明堂以及四灵具备知识理论用于其中。并且其所选择的地址要处于山水相交之处，以达到阴阳平衡、风水格局理想的状态。以我国的江南园林为例，其园林建筑虽然占用的面积少，但其通过合理地运用阴阳平衡原则，对园林进行空间层次上的设计。不仅使得园林的空间秩序曲折巧妙，景观内涵丰富，景致细腻高深莫测，而且不同构景手法的运用带给了江南园林建筑一种阴阳和谐、动静相宜之美。五行相生相克原则是我国风水学中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其是古代智慧贤人认识宇宙的主要方式方法。通常而言，其采用的手法是阴阳五行和八卦九宫，这两种手法能够对天地万物进行性质上的区分，并强化和提升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五行相生相克的宇宙图式是古时进行园林设计，把握经营宅居环境的主要风水学原则之一，其在众多的传统园林建筑设计中均有体现。比如，我国的园林建筑代表故宫，其在进行武英殿、文华殿、万春亭、千秋亭、武楼以及体仁阁等宫廷建筑设计时，均运用了五行相生相克原则。使得这些建筑在位置布局、高低错落等方面均隐喻了相生相克之意。三、结束语风水三大原则在我国传统园林建筑设计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运用得也比较广泛。在当前的经济和生态发展要求下，可以重拾风水三大原则对建筑物的应用和影响，以丰富我国现代园林建筑的内涵，并促进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陈堂启.论风水三大原则与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关系[J].安徽建筑,2009,01:18-19.
[2]原丹丹.浅探风水理论在现代园林规划设计中的应用[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故宫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和认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无法回避它作为皇宫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故宫曾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当时叫紫禁城，在491年的岁月里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执政。这里是封建王朝的权力中枢，在国家历史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故宫，或者说了解故宫文化，对我们认识故宫是很有裨益的。
故宫文化就是宫廷文化，是作为紫禁城皇宫时的文化。故宫文化也是丰富多样的，这里主要介绍宫殿建筑、宫廷收藏以及宫中的文化活动，当然这些都离不开宫廷的各种人物，特别是紫禁城的主人、贵为天子的皇帝。
宫殿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建筑类型，故宫则是历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故宫的规划设计依据的是《周礼・考工记》，从中可见“五门三朝”、“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等体现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故宫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义。
从政治上讲，故宫既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威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重要象征，是一个政治符号。在中国历史上，坚持传统的宫殿制度又与政权的继承性、正统性联系在一起。因而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为求争取汉族上层分子的支持与合作并减少汉族民众的反抗，在所建政权的形式和宫殿及都城、礼仪等典章制度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比附、效法汉族传统，尊崇儒家，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元新建的大都及宫殿就是如此，而清人则完全使用了明朝的宫殿，当然，历代在宫殿建设上也会有其自身的一些特色，但基本格局则是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的。
从文化上讲，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及审美观念等，都通过故宫建筑语言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故宫匾额楹联相当多，因宫殿使用功能的差异，各处风格不尽相同。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故宫最重要的宫殿，明初的殿名分别为奉天、华盖、谨身，体现了奉天承运的主旨；嘉靖时改为皇极、中极、建极，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现在的名称则是清人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帝改的，希望以“和”为准则，反映了其作为少数民族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意愿，顺治的年号也体现了这一含义。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又拟改三大殿名为承运、体元、建极，取“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之意。这也是故宫匾额名称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皇室有着收藏文物珍品的传统。皇室文物收藏与承袭，与王朝的“奉天承运”的统治的合法性更是密切相关。皇权高于一切，君主能调动全国的资源，顶尖的技艺，来为宫廷服务。宫廷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艺术品的中心，有着大量珍贵的文物收藏。一般来说，这些收藏代表着当时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清代帝王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西清砚谱》等就是宫中收藏书画、铜器、古砚的目录。这些收藏品，一是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二是数量宏丰，且多是精品；三是反映了各个重要艺术门类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例如，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画作品，现基本上都存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浙江大学正在编印一部《宋画全集》，包括流散世界各地的宋人绘画，共1000余件，其中一半多分藏在两个故宫，又多是最有影响的名迹巨品。
宫廷不仅承袭前代王朝的收藏，还大量制作各类精美的工艺品。故宫博物院去年办了一个“明代永乐宣德文物特展”，就有随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远走南洋诸国的花色繁多的瓷器、色泽润美的雕漆、婉丽飘逸的台阁体书法、笔墨工谨的“院体”绘画等。清宫内务府更设造办处，从全国各地选拔技艺高超的工匠，在宫廷内造做各种物件，多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设立的各种作坊最多时达到41作，每月仅领1两钱粮的各项匠役曾达595名。在画院处有外国传教士画师，造佛像处有来自尼泊尔等外国和中国的匠人。这些人常年按照御旨制作独有清代皇家风范的艺术品、工艺品和各种精美的日用品。明清宫廷还编刻了大量的图书典籍，明代最著名的是大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康熙时把武英殿作为清代内府专门的修、刻书机构，内务府主持编纂、刊刻和抄写了许多大部头的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等，在中国图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明清两代帝王，不少人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天分。例如明宣宗皇帝朱瞻基，擅长诗文书画，故宫现存藏有他的5幅绘画作品，而神宗的书法、熹宗的木工，也都是帝王的韵事。清代皇帝更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多有御制诗文集刻印。故宫现收藏清代从顺治到光绪帝等帝王及后妃的书画作品2.4万件。康熙皇帝学习兴趣广泛，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在当时说来是史无前例的全国地图勘测，绘制了《皇舆全览图》。乾隆皇帝更是博学多才，有着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明清以来许多著名的工艺品，如成化斗彩瓷器、康雍乾珐琅彩及其它官窑瓷器、清宫玉器、文玩等，都与皇帝的推崇或参与有直接关系。近年来，凡是与乾隆皇帝有关的工艺品在拍卖行上价格不断攀高，动辄上亿元，2010年11月，一对乾隆时期瓷器以5.5亿元天价成交，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乾隆时期工艺品的精美应是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儒释道的逐渐合流。在紫禁城内，明清两代都重视多种宗教的并存。在清代，虽以藏传佛教为主，但也重视汉传佛教，每天宫中都有吹吹打打的佛事活动；坤宁宫每天也必有清人萨满教祭祀，要宰4头猪；道教有钦安殿、玄穹宝殿及神武门北面的大高玄殿；乾清宫东庑则有祀孔处；城内西北角有城隍庙，奉紫禁城城隍之神；城隍庙东为祀马神之所，乾隆皇帝下谕旨：“朕所乘之马，祭祀甚属紧要”。
明清两代，宫中的重要文化活动是演戏。特别是清代，戏曲演出成为朝廷仪典，新年、除夕、万寿节及各个节令、每月的初一、十五都有较为固定的戏曲演出活动，内廷喜事如皇子出生，册封嫔妃，也都要唱戏以示庆贺。清宫中有特设的演戏机构，并有专供演出所需戏具的制造机构。故宫博物院现收藏各类戏衣8000件，盔头道具类文物4600余件，戏本1万余册，保存大小戏台4个。
故宫文化大致有这么四个特点：
其一，文化人类学有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主要研究一个文化中的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关系。以此来看，故宫文化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文化。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固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积累的结晶。
其二，故宫文化的整体性。故宫文化虽然相当丰富，涉及许多方面，但这些方面之间不是杂乱的毫无关联的，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文化整体。这种文化整体性是故宫学得以提出的重要依据。
其三，故宫文化虽属上层文化，但又与民间文化、地区文化相互影响。皇帝的爱好，宫中的习尚，往往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清宫重视戏曲活动，对京剧的形成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乾隆时期四大徽班进京，直接引导了京剧的诞生。反过来，宫中的节庆活动，也吸收民间的传统习俗，端午有龙舟竞渡，七夕祭牛女星君，中秋节祭月，重阳登高，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神等等。又如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也有联系，如宫廷音乐中的《导迎乐》和寺庙中、京剧中的《朝天子》以及宫中曲牌《银钮丝》与民间音乐《探亲家》同出一辙，宫中曲牌《海青》竟也在承德寺庙音乐中出现。
宫廷与地方的技术交流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与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合作，完成了《18―19世纪中国宫廷与地方技术交流史》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审美取向等诸多方面综合考察宫廷与地方对技术的多方面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后果。宫廷文化与民间、地区文化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其四，故宫文化也包括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
故宫文化虽有以上特点，但同时又应看到，它充分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帝王威权、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皇室的奢侈、腐朽以及宫闱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等。即如为人所称道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就与“寓禁于征”及大兴文字狱结合在一起。这些都是不容讳言的。
一、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构成
要谈古代建筑首先要知其特点，明其关联。具体表现为：建筑的功能、结构和艺术的统一。中国传统建筑多以土木结构为主体，侧重于空间的群体组合和序列转换，注重环境气氛的营造，意境含蓄，追求和谐统一，尤其强调与大自然的接触，通过门窗和院落，使人的活动始终同自然相联系。空间，在中国古代并不把它简单地当作物质实体之间的空隙，而是给予它以更深刻的精神意义乃至有关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理。我国传统建筑的基本组合形态一般都是由四座单体建筑，以院落为中心，环布四周，构成一个“四合院”。“院”也随之成为建筑群体组织的基本组合单位。一个有规模的建筑群，便是聚集若干“院”组合而成的，因为建筑群的功能差别，故院落组配形制各异。根据虚实结合，通过不同功能分区建筑空间的千变万化，来突破单体建筑标准化的制约并表达其深刻的精神实质。
二、典型传统建筑的特点分析
诚然，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类型分为宫殿和民居，而宫殿又居于更为重要地位。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就布局可分为前朝和后廷两部分。前朝，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召见群臣与外国使节，接受百官的场所，是皇权的标志。所以，这一部分要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势。宫殿建筑被这种设计思想所指导，所以古人把设计重点放在这一部分，运用建筑本身的巨大院落空间，创造出了强烈浓厚的威武、严肃的气氛。在此，我们以我国历史上几个时期为例，进一步的说明。
隋唐以来的宫殿，都是仿周礼的手法，将前期分为大朝、日朝、常朝三部分，沿着宫城的中轴线，层层推进为整个宫殿建筑群的中心。
明清阶段，皇宫的紫禁城规模已远远能与汉唐鼎盛时期的巨大宫殿同日而语，明的三大朝已演变为大殿，坐落在高大的台基上。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同样可以感受到帝王宫殿所特有的那种威严、壮丽的艺术氛围。在这座南北长达九百六十米的宫殿中，从午门到乾清门的前朝三大殿，竟占了长达六百米的范围。同时，为烘托这一高潮，特别设置了由大清门经千步廊、天安门、端门到午门的长达一千三百米的变化丰富的空间序列，这种手法，正是通过古代宫殿建筑特有的艺术效果，使其更加雄伟、壮观。
由于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地理气候条件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因此，各地人们居住的房屋样式和风格也迥然不同。在我国的民居中，最有特点的是北京四合院。北京明清时期的四合院是我国民居的典型代表。在四合院中，它分为前、后两院，中门位于两院之间。前院是作为门房、客房、客厅，后院非请莫入。规模形式的华美，是全宅醒目之处。座北朝南的房间为正房供家族中长辈居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长幼尊卑的观念，东西两侧的配房才是晚辈的居住地及其它用途，座标点成为个体在群体当中最具象的标记。堂的左边为长辈居室，厢房为晚辈居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遵循着“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的原则。如此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使得北京四合院以其强烈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空间组成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从群体到单体，由造型到色彩，从室内铺设到装饰摆设都被赋予了秩序感，既人们所说的“礼者，天地之序也。”这种强烈的儒家体制思想，既包括了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又构成了封建社会建设等级秩序。而这种蕴涵着社会、伦理、宗教的秩序美，又极大的延伸了建筑美的深度和广度，使建筑更丰富、壮观。在现代主义设计的地方主义风格中，中国元素体现的也是儒家思想，当今社会中不少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设计以体现儒家思想观念为特色，如按照群体的组织关系布局，而非西方的单体的巨大的体量感的建筑。色彩、材料的使用等等。
三、传统建筑对当下建筑发展的启示
我国传统形式的建筑在经过了几千年的文化洗礼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矗立于世界建筑之林，并一直被视为国家、民族形象的象征。笔者认为中国建筑要在传统中创新再创新。首先，文化传统的继承一般采用文化符号来表达，但更高层次的建筑设计除了吸收传统的精神外，还要有创新，有突破。
建筑要随时代前进，只有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我国建筑才能保持自己旺盛的生命力。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建筑的要求也必将不断提高，仅仅满足功能需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传统的建筑艺术中有许多优秀的因素是现代建筑中所不具有的，所以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继承是手段，创新是目的。我国的建筑设计师有责任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下去，推动祖国建筑事业的发展。
唐长安城是唐朝的国都①，是唐长安文化的重要载体与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唐朝国家意志的象征，长安城是唐代审美理想物化形态的典范，也是唐诗创作重要的人文环境。唐诗不仅承载着长安城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文化，也是不断充实、拓展长安城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正是在承载与拓展的过程中，在与周边文化地理环境、都城建筑群体的交流互动中，诗人的创作心态日益成熟，诗歌的审美文化内涵日趋丰富，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
【关键词】文化地理长安城唐诗审美境界
唐长安城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美学典范。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长安城建筑对于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关中地区的地理形胜，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之建筑格局以及内在的建筑语言，长安城与终南山的关系等，都是促使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同时，唐代诗歌对唐长安城以及关中地区的抒写歌咏，也不断丰富、深化着长安城乃至长安文化的整体内涵，并因此成为唐长安城建筑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推动长安城建筑美学走向延伸与发展。
一、长安城的文化地理内涵与
唐诗审美理想的表达
杜甫诗云：“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之六，《全唐诗》卷二三〇）②隋唐以前，曾有十一个王朝先后在关中立都③，这里是所谓“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的“帝王之宅”④。郑樵《通志略·都邑略第一·都邑序》称：“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⑤关中地区南背秦岭，北对北山，又有潼关诸塞环绕周边，“潏滈经其南，泾渭绕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涝合其右”⑥；“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⑦。这样的自然地理形势，在古代地缘政治角逐中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
不仅如此，关中地区还便于繁衍民生，养殖五谷，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优势，所谓：“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⑧就微观地理环境而言，关中地区也非常适宜建造都城。关中平原由北而南大体分为三个地理单元：第一个从渭滨至龙首原，第二个从龙首原至少陵原，第三个从少陵原至秦岭。第一与第三单元均不利于建造都城⑨。第二单元东西近20公里，南北10余公里，高坡洼地交错且略有起伏，呈现出波澜壮阔又回旋变换的地理风貌，都城设计者有可能在平塬坡谷间寻求最大限度的拓展与纵深——唐长安城广大的面积已充分地诠释了这一特点⑩。
可见，唐长安城所处关中地区，具有两个突出的地理特点：一是雄奇险峻，易守难攻；二是险峻中尚有开阔肥沃的平原地带。前者以军事地理优势呈现君临天下的雄健壮美，后者以经济地理优势呈现养育苍生的舒展优美。它们与关中建都历史构成唐长安城独特的文化地理内涵，对唐诗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唐太宗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帝京篇》十首其一，《全唐诗》卷一）表面来看，它似乎是南朝张正见《帝王所居篇》的余绪。然而，历仕梁、陈的张正见不可能见识京洛都城的现实景象与气象。《帝王所居篇》依靠传统的语汇、陈旧的意象组织京都诗赋题材，但其创作动力依然未脱宫体诗的窠臼。《帝京篇》则不同，统领它的不再是魏晋、南朝以来陈陈相因的宫廷咏物习气，而是新兴王朝崭新的政治观、历史观与文艺观：“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故述帝京篇，以名雅志云尔。”（《帝京篇·序》，《全唐诗》卷一）
显然，真正主宰、驱动《帝京篇》内在激情的并不是《帝王所居篇》这一类作品，而是漫游丰镐的慷慨情怀，驰心尧舜的哲思雅志。诗中的长安城不仅是太宗“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帝京篇·序》）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实践“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帝京篇·序》）的政治舞台。因此，《帝京篇》所呈现的是秦川函谷的雄奇地貌、帝宅皇居的壮美景观与文治武功的理想情怀汇聚而成的英雄主义崇高感。这与其说是美的境界，倒不如说是善的光辉，是借助长安城的地理、建筑形胜，对唐朝政教文治思想的阐发与表达。
与太宗诗中的雄奇壮美相比，唐玄宗与贺知章的诗作形成一种强烈的美学对照与和谐补充：“太华见重岩，终南分叠嶂。郊原纷绮错，参差多异状。”（唐玄宗《春台望》，《全唐诗》卷三）“神皋类观赏，帝里如悬镜。缭绕八川浮，岧峣双阙映。”（贺知章《奉和御制春台望》，《全唐诗》卷一一二）它们无意表现山川田园的纯美意境，而是再现沃野良田的丰饶富足。它唤起我们对关中平原辽远开阔的审美想象，但驱动想象的并不是孤芳自赏的隐士情怀，而是孕育苍生万物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是殷实丰厚的关中土地。可见，关中平原之美的基础在于养育之善，它与太宗诗的政教之善相呼应，形成关中文化地理风貌的另一类审美形态。
如果说唐太宗、玄宗、贺知章等人更多是借助长安表达政治家的德政、善政理想，那么，卢照邻与骆宾王的全景式描述则更加细致深入，也更富于文学与审美的气质：“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皇居帝里殽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这两首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以长安城地理环境以及建筑格局为间架结构，以长安城的宫廷、市井风情为主要内容，以长安城的荣枯兴衰为基本格调，表现出有别于传统都城题材的新的审美态度与审美理想：它是一种活泼新鲜的生活，一种真实健朗的情感，一种盛衰无常的警觉与幻灭。诗中确实还有宫体诗的残影，但卢、骆的创作毕竟完成了“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
长安城显然是表达这情感、欲望与幻灭的典型意象。在初唐人眼中，魏晋南北朝的漫长历史似乎都可透过长安城的古今兴衰表现出来。卢、骆诗中的长安城是见证历史文化命运的传统意象，它蓬勃的气象与格局也是唐士人突破门阀垄断、积极参预政治的美学象征。诗人一面沉醉于富艳景象，一面叹息贵贱无常；一面渴望融入贵戚行列，一面又要求人格的独立。这种两难的境地导致结尾转向对都城生活的质疑甚至否定。但全诗的主题并不是患得患失的隐忧，而是长安城的壮大、繁华以及诗人对这一切的独立思考。它的本质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所以，“即使是享乐、颓废、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他代表着上升中的世俗士人阶层的态度与理想。因此，卢、骆的诗作不仅是唐太宗《帝京篇》的延伸与扩展，也是唐朝时代精神的文学象征。而唐长安城建筑的新基址、新格局、新观念便是支撑这时代精神的文化地理因素。
二、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与唐诗的多元审美形态
关中地理形胜的特点是高峻中有开阔的伸展，唐长安城也因此显示出不同于前代都城的布局特点。
《类编长安志》卷二《京城·城制度》载：“（隋文帝）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城，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京城·再筑京兆城》载：“诏宇文恺，则建大兴城，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长安城按照宫城—皇城—外郭城顺序依次建造，宫城位于全城正北，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
对于宫城居郭之西而市在郭北的传统都城制度而言，坐北朝南的格局是个重大突破。它使宫城雄踞龙首原高坡，造成独尊全城的气势。它符合天子据北而立，面南而治的儒家礼治思想，也是朝廷举行元旦大朝会的实际需要。长安城还一改“城”、“郭”混居的旧制，在宫城之南专建皇城设置行政衙署，并大大扩展外郭城面积，明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界限与职能，形成北拥宫城，南临皇城，以南北向中轴线为准东西对称的棋盘式整体格局。作为唐诗创作最重要的基地与人文环境之一，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影响着唐代诗歌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形态。如袁朗所作《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以下简称《望京邑》）：
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
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
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
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珮含早风，华蝉曜朝日……
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
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全唐诗》卷三）
袁朗家族本为江左世胄，陈亡而徙居关中。《望京邑》开篇借关中的雄强形胜称誉此地帝业隆兴，进而形容宫城佳气葱笼。从“万国朝前殿”开始，全诗重心由宫城推向皇城，渲染君臣议政的端庄肃穆。从“逶迤万雉列”以下数句则从皇城推向外郭城，展开活跃的市井生活画卷。
与唐太宗、卢、骆的《帝京篇》相比，《望京邑》具有独特的审美与文化内涵：（一）它以宫城—皇城—外郭城建筑格局作为构思全诗的框架，呈现出逐层推进、渐次开阔、错落有致的艺术结构。如果说长安城是一首凝固的诗，那么《望京邑》则是由长安城的建筑语言建造的诗化长安城；（二）作者依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方位、功能，依次描绘其建筑风貌及人文内涵，从而在整首诗中营造出多层次的审美形态，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境界；（三）它借助唐代真实之长安而非陈旧的都城题材，创造出一个新的审美空间，其语言、意象虽然还残留着宫体诗的气息，但它的艺术结构、审美趣味却代表着时代的美学理想。
类似艺术结构与审美境界的诗还有不少。如：“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阊阖雄里，城阙壮规模。”（李显《登骊山高顶寓目》，《全唐诗》卷二）“秦地平如掌，层城入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沈佺期《长安道》，《全唐诗》卷九五）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由宫城高峻的龙首地势起笔，接着渲染皇居帝宅的壮美，再由皇城推及辽远的外郭城与郊野，由此形成一个开阔而整饬的审美空间——雄阔的地貌，错落的层城，尊贵的君臣，欢乐的百姓，它们表现出政治的和谐秩序，长安的和谐建筑，诗歌的和谐美感，其核心则在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和谐。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皇城则是仅次于宫城的第二重城。它北仰宫城，南俯外郭，是百官理政的中央衙署。其建筑格局不仅便于拱卫宫城，也便于君臣处理政务。
皇城与百官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岑参《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云：“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霄……长乐钟应近，明光漏不遥……笔为题诗点，灯缘起草挑……微才喜同舍，何幸忽闻《韶》。”（《全唐诗》卷二〇一）按《唐两京城坊考》，刑部署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尚书省都堂西面第二行。岑诗首二句叙省中寓直，又二句言刑部迫近宫城。玩其诗意乃称誉圣上体恤礼遇郎官。“笔为”二句描述郎官的日常工作生活，最后二句表达幸蒙擢拔、忝列朝官的圆满心态。全诗语调平静，诗境祥和，透露出恭顺谨肃的生活气息。
再如苏颋《奉和崔尚书赠大理陆卿鸿胪刘卿见示之作》（《全唐诗》卷七四），诗云：“省中何赫奕，庭际满芳菲。”指吏部所属之尚书省位于皇城第三横街南承天门街东。吏部官署位于尚书省都堂以东，大理寺官署位于皇城第四横街北，故次二句云：“吏部端清鉴，丞郎肃紫机。”鸿胪寺位于皇城以南朱雀门内，绿槐葱茏，故又二句云：“北寺邻玄阙，南城写翠微。”全诗融吏部、大理、鸿胪三官署之功能、方位于典丽平和的诗情中，达到“参差交隐见，仿佛接光辉”的美学效果，并传达出“宾序尝柔德，刑孚已霁威”的德刑兼用之儒家治国理念。
这一类诗语言典雅精致，布局井然有序，情感平稳祥和。这与诗人的郎官府吏身份，与皇城的职能、环境，与其官舍整饬、外邻宫城的布局有关，同时又是规范的政治生活反映：“朝日……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莅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
繁缛隆重的早朝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情感的重要寄托：“肃肃皆鹓鹭，济济盛簪绅。”（颜师古《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〇）“逾沙纷在列，执玉俨相趋。”（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三）“辉辉睹明圣，济济行俊贤。”（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里展开了另一个美的天地，一种祥和、秩序的氛围，它传递出农业文明安宁、稳健的生活节奏与韵律，反映了唐士人饱满安谧的社会心态。它与皇城肃穆整饬的建筑语言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端庄、典丽的诗美境界。
就是这同一类诗题，也会呈现出多元的美学风貌：“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祖席倾三省，褰帷向九州。”（王维《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全唐诗》卷一二七）“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魏徵《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全唐诗》卷三一）与刚才的祥和端庄不同，这里洋溢着万国朝宗的骄傲与壮美。其实，虔诚热烈的礼拜与谨肃恭顺的寓直本来就是唐长安政治生活的两个侧面，祥和精巧与恢弘洒脱本来也是皇城建筑美学的两种风貌，它们统一在丰富多元的长安文化中，成为支撑唐诗多元审美形态与情感个性的人文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宫城、皇城建筑美学对唐诗的诸多影响，与唐长安城的建筑理念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关中地区高坡与洼地交错起伏，其中横亘着东西走向的六条高坡。如何处置这六条高坡并突出宫城、皇城的位置，成为建造长安城的一大难题。宇文恺解决难题的理论工具便是《周易》乾卦理论。《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宇文恺将六条高坡看作上天设在长安城基址的六条乾卦爻辞，每条高坡上的建筑都能在乾卦中获得理论解释与归宿。
《周易·上经·乾卦》云：“……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六爻的本质在于演示天道人事的盛衰规律。将六爻比作六条巨龙，象征乾卦在变化中孕育飞龙翔天的强健力量，而这正是隋初帝王君临天下的精神写照，也是隋文帝君臣营造大兴城的真实意图。宇文恺以乾卦作为隋大兴城营构的理论基点，用意可谓深远。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既然“九二”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周易·上经·乾卦》）象征真龙天子的出现，宫城就该建在“九二”高坡即龙首原的最高处。政府衙署是行政中心，应建在紧邻“九二”高坡的“九三”高坡上：“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周易·上经·乾卦》）这爻辞是对忠肃辅政之百官的最佳描述，而百官寓直皇城的恭顺氛围，早朝、寓直诗的秩序与规范之美，也正是通过“九三”爻辞的深层内涵获得了与长安城建筑文化内在的联系。
三、长安城的建筑美学与
唐诗胜景的形成
宫城、皇城是唐长安城的核心，外郭城则是长安城的主体，是百姓的生活区域。它的建筑布局有两个特点：（一）由于处在开阔舒缓的小平原，因而得以建成宽敞整齐对称的街衢里坊，展现出宽阔和谐的审美景观；（二）由于坡地起伏造成局部地理环境不和谐，需要修整改造部分洼地、高坡，使长安外郭城的整体布局趋于和谐完善。
宋人吕大防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亦一代精制也。”长安外郭城共有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它们笔直宽敞，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外郭城划分为一百余坊，呈现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全唐诗》卷四四八）的网状建筑布局。坊里则是封闭式方形布局，四周环筑坊墙，这固然有“逋亡奸伪，无所容足”的安全实用功能；同时，环环套筑、往复相连的坊墙与平直如弦的宫墙、街衢，也营造出稳固简约、单纯明快的美感氛围。人们在方正如一的宫墙、城墙、坊墙、街衢中行走，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大唐长安的审美理想，都在外郭城这平整、开阔、简明的布局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南陌北堂连百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
除了坊里街衢，名胜景区也是外郭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的设计更见出宇文恺的独运匠心，也更能体会长安外郭城地理风貌与唐诗审美意境的微妙关系。曲江池是唐长安城的风景名胜，造就了不少的名篇佳句。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杜甫《曲江对酒》，《全唐诗》卷二二五）“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卢纶《曲江春望》，《全唐诗》卷二七九）等等。其实，曲江最初并非名胜，只是经由宇文恺的精心设计，始得大放异彩。前文曾述，宇文恺巧妙利用高坡地形，突出宫城、皇城位置，并使局部建筑之间和谐统一。高坡的设计如是，坡间洼地也需精心规划方能化丑为美。曲江本是少陵原上的洼地，好似高坡上的疤痕。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因地制宜开凿成人工湖供百姓游览。从玄宗开元年起，朝廷不断扩建曲江池，以致“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进士关宴，常寄其间”。
在洼地修筑楼阁固然有助于宴游观赏，同时对凹陷地区也是一种地理补偿，并借此达到长安城整体和谐的美学效果——这正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一个重要建筑美学原则：“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屹立在长安西南低洼处的木塔，与周边的高大建筑竞丽争辉，弥补了地形上的缺陷，也给诗人俯瞰渭川南山提供了崭新的审美视角：“半空跻宝塔，晴望尽京华。竹绕渭川遍，山连上苑斜。”（孟浩然《登总持寺浮图》，《全唐诗》卷一六〇）“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岑参《登总持阁》，《全唐诗》卷二〇〇）
其实，即便同样是高坡，设计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九五”高坡乐游原虽然高于“九二”高坡龙首原，却无缘成为宫城、皇城基址，只能化为长安城的一道风景。因为按照宇文恺的设计理论，乐游原这条高坡对应《周易》乾卦中“九五：飞龙在天”的卦辞：“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于是，宇文恺索性因势利导，将其供给京城士女游乐之用：“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赏祓禊。”
登上乐游原，诗人的目光驰骋开去，思接千载，神游万境，将繁华的长安生活，庄严的皇城宫掖同悠远深沉的秦汉故事融通一气，使本来就浑厚爽豁的乐游原更加雄伟、壮阔：“高原出东城，郁郁见咸阳。上有千载事，乃自汉宣皇……歌吹喧万井，车马塞康庄。”（韦应物《登乐游庙作》，《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雄浑健举的诗风，固然得益于健朗的时代风会，而乐游原高屋建瓴的地理形胜也是催化诗心、诗风生成的重要因素。
乐游原还有另一番卓荦不群的气象。在《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中，王维写道：“眇眇孤烟起，芊芊远树齐……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全唐诗》卷一二七）与宏阔的《登乐游庙作》相比，这里弥漫着超然达观的散淡清妙。也许由于乐游原偏处东南一隅，远离宫苑且多有寺观，此地的坊里宅院也便拥有了超逸清远的气质：“不觅他人爱，惟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迹慕青门隐，名惭紫禁仙。”（白居易《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全唐诗》卷四四二）这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典型表白，其中不免有“省史嫌坊远”、“鬓发各苍然”的落寞无奈，但在远离宫苑、百司的新昌坊，这样的表白似乎更凸显了中唐士人行藏出处的两难境遇。沉默的新昌新居不仅因此浸染了浓厚的人文情怀，也成为诗人表达思绪最适宜的地理语境，并进而促使这表达更具有思想的深度与审美的感染力。曲江池与乐游原，由长安城的地理缺陷而成为长安城与唐诗中的胜景，进而成为长安城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与诗美境界和谐交融的代表。在这一转化的历程中，曲江池与乐游原不断走向人文意义的纵深，唐诗清新健朗的美学风神便借由江山之助力逐渐得以形成。
四、唐诗的都城意象与长安城文化内涵的拓展
诗歌艺术与表现对象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地理形胜与建筑格局影响着诗美境界的生成，而诗歌创作一经完成，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唐诗也必将影响到长安城审美、文化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比如，唐诗对长安城历史文化的多元表现，就形成了多层次的诗歌美学风貌——这里有天人相应的宇宙境界：“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李白《君子有所思行》，《全唐诗》卷一六四）有万方乐奏的神圣朝歌：“酆镐谁将敌，横汾未可方。”（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全唐诗》卷七）有天子蒙恩的傲然荣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李白《东武吟》，《全唐诗》卷一六四）有旌旆逶迤的浩荡军威：“陇路起丰镐，关云随旆旌。”（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全唐诗》卷一三七）也有潇洒健朗的游侠气质：“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少年行》其一，《全唐诗》卷一二八）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交叉、并列甚至替代使用丰镐、咸阳、长安等都城意象。这些意象有时代表唐都长安，有时并不确指某一座具体的都城，而是借用这些历史跨度很大的都城意象表达一种帝都与帝王的气象。事实上，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唐长安四座都城及其周边区域，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关中地域文化为基础，以都城文化为核心的传统内涵深厚的古都文化圈。帝都与帝王气象其实就是这个文化圈所特有的文化个性。
但我们发现，精确的史学、地理学概念有时很难表达人们对帝都、帝王气象的细微体验，更难以替代诗歌艺术在情感深处引发的历史共鸣。这种共鸣也许很难再现历史的细节，却足以激发人们对帝都与帝王气象的历史情怀。的确，在唐诗的召唤下，人们更容易将关中长安雄浑的地貌、雄伟的建筑、深邃的历史与自己的人生、情感、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并不强调人地关系的科学性，而更关注人与自然、建筑的思想共鸣与情感交流，它所点燃的恰恰是冷静的史学、地理学难以触及的审美空间，这也正是唐诗扮演的角色。在诗人的抒情歌咏中，长安城的历史传统被赋予浓厚的审美意味，宏伟坚实的建筑在诗美的创造中展现丰厚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唐诗吟咏长安城的美学意义。
事实上，唐代诗人正是借助“北阙”、“南山”等诗歌意象，在长安城与终南山之间构筑起一座更辽阔的“长安城”，并在这个更丰富的审美空间中完成对长安城的美学阐释。唐诗中的“北阙”、“南山”意象有多种内涵。在“北阙千门外，南山午谷西”（杜牧《朱坡》，《全唐诗》卷五二一）中，“北阙”指拱卫大明宫含元殿的翔鸾、栖凤二阙，南山指终南山脉。“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杜牧《赠终南兰若僧》，《全唐诗》卷五二四）则将这对意象组合成一个词组，作为长安乃至唐王朝的代名词。在多数诗中，“北阙”、“南山”用不同的意象形式象征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北阙临仙槛，南山送寿杯。”（赵彦昭《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侍宴应制同用开字》，《全唐诗》卷一〇三）“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全唐诗》卷一六〇）“丹殿据龙首，崔嵬对南山。寒生千门里，日照双阙间。”（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在这里，翔鸾、栖凤双阙不再是拱卫含元殿的臣属建筑，而成为长安城的象征；终南山也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化作拱卫长安城的“双阙”：“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全唐诗》卷九六）“飞阁极层台，终南此路回。山形朝阙去，河势抱关来。”（许浑《行次潼关题驿后轩》，《全唐诗》卷五二八）
这些诗篇以浪漫的想象、开阔的视野将龙首北阙与连绵终南联系在一起。它突破建筑构造的现实局限，将都城的外延一直扩展到终南山脉，使现实之长安城及其皇权意志从有限的人文建筑延伸向无限的自然时空，传递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建筑文化意旨。使人间皇权与自然天阙在诗歌的吟咏中声息相通，从而使这座宏伟的“大长安城”跃然纸上——这是一座唐诗造就的长安城，一个唐诗开拓的新的审美空间，是现实长安城建筑美学、艺术审美的延伸与拓展。
当然，诗人们对“大长安城”的审美想象与创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古代都城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在“大长安城”的文学创造中，“阙”的建筑文化内涵至为关键。作为一种拱卫宫门的建筑形态，阙本来源于帝王示礼布政的礼制，也与北朝汉人的坞堡生活有关。翔鸾、栖凤双阙因此具有礼教、军事的双重功能。它们通过飞廊与含元殿组成“凹”字结构，连同东西两侧的系列建筑群，将含元殿拱卫在中心，造成一种高山仰止的瞻望视角，给拜谒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阙而为翼；环阿阁以周墀，象龙行之曲直。”（李华《含元殿赋》）
这种阙楼拱卫向心正殿的建筑格局遍布整个大明宫乃至长安城：中书省、门下省等行政衙署拱卫朝向宣政殿；翰林院、学士院等议政衙署拱卫朝向紫宸殿等中轴线建筑群；而外郭城则拱卫朝向皇城，皇城拱卫朝向宫城……其实，拱卫向心的建筑语言也体现在整个关中地区。作为人文之阙内涵的延伸，“天成之阙”是古代都城建筑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三辅黄图·秦宫》载：“始皇广具宫，规恢三百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些环绕宫城的庞大山系是宫城的天设之阙。它体现了古代都城依山面水的传统格局，显示出大一统王朝治达天人的恢弘气魄。
这正是唐代诗人借助诗歌之美创造“大长安城”的文化基础，也是唐诗与长安城建筑相互默契的思想根源——通过“北阙”、“南山”意象，我们得以描述长安城及其地理环境的文化特征，得以揭示都城建筑与诗歌表现的象征意义；同时，唐代诗人的创作心态及其诗歌品质，又在与长安城建筑、地理格局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并不断走向成熟。
唐长安城建筑与唐代诗歌的关系，再次印证了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真理：艺术的审美与创造来源于对生活不断的发现、提升当中。生活之所以能持续保持创新的活力与持久的魅力，就在于我们不断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这血液就是我们对生活、对未来的理想与希望。而文学创造及其审美意境不仅是滋养理想与希望的血液，也是我们所期待达到的永恒不朽的精神境界。关中、长安的历史文化是丰富深化唐诗审美、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而唐诗对关中、长安历史文化的再现、表现与诗化，也使关中、长安焕发更多的人文光彩、思想光辉与情感光华。关中与长安的历史并不是从唐诗开始，但唐诗的介入，为关中、长安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塑造了关中、长安新的历史、新的形象。
其实，关中、长安的文学塑造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周秦以来的丰镐、咸阳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秦汉以后文学中的丰镐、咸阳，大多是建立在文献与遗址基础上的文学想象，所抒发的也多是历史怀古的情绪。汉大赋对汉长安的描写与歌颂，象征着新文学形式对关中、长安的当代塑造。但东汉以后的长安屡经战乱，兴废无常，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长安，早已退缩成陈陈相因的历史符号，汉长安的雄风不复再现。
唐诗中的长安则不同，如前所述，唐长安城在地理基址、建筑格局、设计思想等方面均表现出创新的理念与时代的精神。而长安文化发展到唐代，无论就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创新，文化传统的成熟与持久，都堪称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的代表与象征。唐诗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走向成熟，成为《诗经》以来诗歌艺术最高的审美典范。唐诗与唐长安城，古代诗歌艺术与都城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它们彼此交相辉映，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共同表现唐朝蓬勃的时代气象，而文学艺术视野里的关中、长安，也就此开始了它全新的审美历程与审美境界。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5AZW001）、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6JA75011-4400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BaWY020）阶段性成果。
①隋文帝在原汉长安城东南营造新都，名大兴城。唐高祖李渊因隋之后，定都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唐长安城“因隋之旧，无所改创”（宋程大昌《雍录》卷一《龙首山龙首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页）。为行文方便统一称作长安城。
②本文所引唐诗均出自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③关于长安建都朝代的数量，参看牛致功《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④宋宋敏求：《长安志·原序》，《经训堂丛书》本。
⑤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1页。
⑥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三，《关中丛书》本。
⑦⑧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2页，第2044页，第256页。
⑨第一单元为西汉长安建都故地，“经今将八百岁，水皆碱卤，不甚宜人。”（唐·魏徵等《隋书·艺术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66页）第三单元面积小而海拔提升过陡，亦不宜建都。
⑩隋唐长安城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都城。参见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载《考古》1982年第6期；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1)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5页。
(12)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3)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14)(32)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44页，第133页。
(15)《礼记·礼器第十》曰：“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孟子·万章上》曰：“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
(16)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93页。
(17)《长安志》卷七《唐皇城》载：“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
(18)长安外郭城面积74.6平方公里，占全城面积89％。隋唐统一后，各地士民移民京师，不得不扩展外郭城：“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七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16页）本文所引长安城数据均采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城发掘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载《考古》1963年第11期；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载《考古》1978年第6期；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载《考古》1959年第10期等。
(19)唐朝结束了南北的分裂与战争。南北朝的门阀望族开始走向没落，科举出身的庶族士人不断突破贵族的垄断，“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更广大的知识分子开放，等待着他们去开拓”（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0)(34)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第79页。
(2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仪卫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8—489页。
(22)关于六条高坡的数据、方位，参见曹尔琴《唐长安与黄土原的利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23)宇文恺，字安乐。隋建大兴城，任营新都副监，“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参见《隋书·宇文恺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87页。
(2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25)《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4页。
(26(27))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经训堂丛书》本。
(28)宋程大昌：《雍录》卷六《唐曲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2页。
(29)参见新、旧《唐书·玄宗本纪》、《资治通鉴·唐纪》、《唐摭言》有关记载。
(30)五代刘昫等：《旧唐书·文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1页。
(3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页。
(3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乐游原地势过高不便于居住。如有人居住，也不利于宫城与皇城的安全。
(35)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75、349页。
(36)《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七年》，《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页上。
(37)晋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第二”，《四部丛刊》本。
(38)参看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30—145页。
(39)《资治通鉴》卷二〇二：“上御翔鸾阁，观大脯，分音乐为东西朋。”（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3页）《旧唐书·肃宗纪》：“大阅诸军于含元殿庭，上御栖鸾阁观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1页）
(40)清徐松等编《全唐文》卷三一四，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186页上。
(42)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一、中国古建筑的发展
1、夯土技术和木构架的形成
在北京、贵州、浙江等地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居住的崖洞表明我国原始人最初利用天然的洞穴作为栖身场所。时间的齿轮转动到新石器时代，部落开始出现在黄河中游地区，人们结成群体，用黄土垒成墙壁，用木头、草等搭建半穴样式的居所，中国古建筑由此发展到地上，并形成了木构架的基本结构，奠定了我国古代建筑的基础。夏朝的建立终结了荒蛮的原始社会，经历了商、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都邑开始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夯土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铸造城墙等防御性建筑中。这一时期的宫殿建立在夯土台之上，夯土技术、木构架基础都已初具规模。西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大一统，兴师动众建立阿房宫、秦始皇陵兵马俑，迎来了中国古建筑第一个高潮。汉朝大规模修建长城，开拓丝绸之路，在长安城内大兴土木筑起桂宫、光明宫、上林苑等，并建造洛阳城。[1]
2、佛教建筑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佛教建筑传入中国。东汉时佛教在中国开始兴盛，风靡程度上至朝廷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帝王将相广修寺庙，佛教寺庙和高塔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著名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是对这一盛况的描述。据记载，北魏时建佛寺三万多座，仅洛阳城内就有一千多座，数量之庞大可以想见。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明清时期由于政治需要在蒙、藏、甘等地区兴建喇嘛教建筑，形成中国古建筑的一朵奇葩。
3、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期
隋唐时期，中国与外国的沟通逐渐增多，外国文化流入中国，在对前代建筑风格的传承之上又融入了外国元素，逐渐形成特色的建筑风格，走入了成熟时期。隋朝时开通京杭大运河，重修万里长城。经济繁荣发展、思想开明的唐朝在洛阳大修宫殿，重新规划城市格局，中国出现了早期的商业模式。并且唐朝唏嘘发展佛教，将佛教建筑又推向了更大的辉煌。
4.元、明、清时期的繁荣发展
元、明、清三个朝代历经中国六百多年的发展，基本是祖国统一的平和阶段。元朝时营建大都，明清时期建造了恢弘、建筑技艺高超的故宫，并兴起了建造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风潮，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升华。
二、中国古代建筑的表现形式
1、华美的宫殿
历代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巩固皇权的统治而大规模兴建宫殿，宫殿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建筑技艺最高的建筑类型。宫殿自奴隶社会形成便出现，秦朝时“宫”成为皇帝和皇亲国戚居住地的特指。宫殿建筑设计中轴对称，华美的大型宫殿建造在中轴线上，周边的建筑相对矮小，以突出皇权无上高贵。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宫殿建筑有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布达拉宫。
2、宗教崇拜的礼制建筑
庙坛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色。为了表达对宗教的崇拜感情，礼制建筑应运而生。与宫殿不同，礼制建筑主要面对古代封建礼仪活动，具有祭祀、墓葬、巩固皇权统治等功能。其中墓葬制度直接促成了墓葬建筑的产生，随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陵墓的规模越来越大，墓葬的等级观念越来越强烈。用于“敬天尊祖”的坛庙建筑也是宗教的产物，具有深刻的文化蕴涵，具有文化和艺术的双重意义。古人将天、地、人、建筑结合在一起，祈望通过坛庙建筑实现天人和谐的愿望。[2]
3、精妙绝伦的园林建筑
中国园林建筑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具有超高的文化内涵和贡献。商周时期开始利用自然环境建造园林，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山水画风格，明清时期达到鼎峰。中国园林建筑包括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和精致婉转的私家园林，著名的皇家园林有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私家园林以江南居多，有苏州的拙政园、扬州的个园等。
三、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色彩
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丰富多样，不同的建筑风格有着不同的色彩运用方法。宫殿、坛庙、寺院等多使用鲜艳的明黄色、大红色等，墙上多绘有颜色明丽的绘画，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建筑呈现出宏大、辉煌的气势。如古代建筑中常用的琉璃瓦，颜色丰富多达数十种，以黄、绿、蓝三色居多。黄色的琉璃瓦常用于宫殿、寺庙建筑中。中国古典建筑色彩不仅有夺人眼球的明快艳丽，还有朴素深沉的黑、白、灰。在江南一带的民居和私家园林中，黑灰瓦与粉白墙交相辉映，在缓缓流淌的溪水边静静伫立，给人安静祥和的美好感受。
四、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聚合有序
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大特色是相对封闭的院落。建筑中非常重视各建筑在位置上的和谐关系，要求中心建筑突出、内部建筑和谐有序、交通道路合理。高高在上的中心建筑代表建筑主人不可撼动、统治全局的地位，是权力的象征。院落一般以中轴线为基准修建主干道，辅道以游廊为主，使整座建筑曲折婉转，蕴含着起承转合的韵律美。建筑内部空间的布局也受到礼制的约束，“一厅两内”符合长幼尊卑的顺序，明清时的民居建筑中以主人住正房，晚辈住厢房，女子满13岁移居绣楼的格局彰显着礼教制度。[3]
关键词:建筑;艺术;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0-0211-02
收稿日期:2010-01-18
作者简介:谢灵(1954-),女,安徽蚌埠人,教授,从事军事写作学、军事文艺理论、军人审美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建筑是人类重要的物质文化形式之一,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艺术之一。在西方古典艺术中,排在首位的便是建筑艺术。古典美学家常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称为三大造型艺术,足见它在艺术殿堂的重要地位。建筑艺术并不是单纯的精神生产,它还是一种物质生产,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重视研究建筑艺术的审美价值。一般地来说,建筑艺术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筑的音乐性,可以使人获得多方面的美感
《红楼梦》中的描绘的大观园的建筑构图美,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极富音乐美的。书中第四十二回通过薛宝钗的口说:“这园子都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是这样。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形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要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这里谈的虽是大观园,但它的多少、主宾、添减、藏露、疏密、高低,不仿佛就是节奏、韵律、和声吗?不仿佛就是建筑的音乐性吗?
建筑和音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德国古典美学家谢林(1775―1854),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此后,又有人加以发挥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歌德和黑格尔都很重视建筑和音乐的紧密联系。歌德曾经赞美建筑是冻结的音乐,以致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广场的柱廊内散步时,仿佛听到音乐的节奏与旋律。黑格尔对于弗列德里希・许莱格尔曾经把建筑比作冻结的音乐说,也极为推崇。
建筑吸取了音乐的词汇来雕塑自己的形象,这就构成了建筑的音乐性。正因为如此,可以使人获得多方面的美感,而且可以展开想象,把欣赏者的视觉和听觉连结在一起,从而进一步获得听觉上的美感。当你在颐和园长廊里漫步的时候,你可见到长廊回环曲折,节奏分明,具有的韵律美,它简直是无声的音乐。它的廊柱仿佛是音符,长廊和山之间有二十几组美丽的建筑,如听鹂馆、云松巢,奇澜堂、画中游,景福阁、湖山真意,意留云在楼台亭阁。它们用美的魅力,把你的视觉和听觉之间,架起了一座通感的桥梁。
具体地说,建筑的音乐性首先表现为和谐。许多建筑家认为,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音乐和谐的见解中最先推断出了一种建筑和谐的理论。和谐的灵魂是多样统一。颐和园内的十七孔桥,桥孔呈半圆形,第九个桥孔居中最大,两旁的桥孔则分别由大到小,彼此对称,十七个孔虽各有变化,而呈现出多样性,但都统一在弧形中,中国古典桥梁建筑一般都是把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桥孔排列在孤形体这一完整的形象中,它单纯、清朗、均衡、对称,主次分明,极其和谐。
正因为建筑有这种音乐美的特征,所以建筑艺术对人们进行审美教育,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塑造完美个性有重要的作用。
二、建筑的构造性,提升人的品格的功用
建筑是物质产品,是人类审美理想的“外化”,蕴涵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人们往往从外化的美的事物中观照自身,得到。而建筑艺术是人类观照自身最方便,最重要的镜子。
我们观赏北海的承露盘,系一耸立的华表,其顶端站一个人物雕塑,人双手捧盘超过头部,承受天然的甘露。华表周围雕满流动的祥云图案,巨大的白龙,左右回旋,仿佛在飞腾,整体建筑形象,鲜明生动,典雅庄重,清朗流畅,显得既崇高又优美,充分发挥了直线韵律(耸立的华表,站立的人物雕像)与曲线韵律(云纹、龙图、承露盘)的造型功能。
梁思成提倡的大屋顶式建筑,是吸收了中国古典建筑精华与现代建筑优点相结合的产物,也体现了直线韵律与曲线韵律的结合。建筑的音乐美,是此时无声如有声的美,乃似动实静的美。这种富有声于无声,寓动于静的现象,是音乐的特质渗透到建筑中的结果。这种结果的获得不仅要靠视觉,还要靠听觉;不仅靠听觉,还要靠想象、联想。因为建筑毕竟不是音乐。它那三维空间的形体构造,必然诉诸视觉感官的观照,才可被人认识。它不会发出音乐的声响,因而人们也就不可能把它当成实际上的音乐看待。人们只有架起通感的桥梁,充分发挥想象、联想的作用,把视觉和听觉联系起来,才可通过视觉去诱发听觉,从而领悟建筑中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仅仅是就其象征的暗示的比喻的意义而言的。
你到过长城吗?当你看到长城的时候,一定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不由得会感慨:“啊,伟大的万里长城,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你即使从未写过诗,此时也会诗情大发,想吟诵一番。你深有这样的体会:长城宛如巨龙,在祖国的北方迤逦起伏。气势磅礴,气概恢弘,给人以壮美的感受。连黑格尔也很赞赏万里长城的建筑艺术。长城是由无数石块堆砌而成的,但它的价值决不止于石块,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见证,它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都是巨大的石头交响乐。但是,长城毕竟是一种建筑,而不是音乐。我们说它是石头交响乐,乃是就其象征意义而言,是指它的构造象征某种音乐性,暗示音乐的特质。不仅长城如此,凡是建筑都是如此。
我们观赏杰出的建筑艺术精品,总是感到自豪骄傲,充满自信和力量,这就是建筑美对人所产生的“”
功用。建筑艺术的内涵越丰富深刻,这种“”功用也就愈加强烈。
三、建筑的史诗性,具有时代的观照功能
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史书”,是“时代的镜子”。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所表现出的时代文化、历史意义作了如下的表述:“这是人民的贮存;这是世纪的积累;这是人类社会不断蒸发而剩下的沉淀……真的,这座建筑物上一层层艺术的积累,可以作为好些厚厚的书本材料,这都是人类的通史。”雨果认为,“这个可敬的建筑物的每一个面,每一块石头,都不仅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页,并且也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
北京的故宫更是中华民族一部史书。它是在元代大都宫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而成的。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营造北京宫殿。清代加以扩建,故宫环以城墙,叫紫禁城。如果把故宫比做巍峨壮丽、气魄雄伟的交响乐,那么,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约有1.5公里长的建筑群,便是它的前奏曲。进入午门,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典丽堂皇,巍然屹立在故宫中轴线上,特别是太和殿,是中轴线上三大殿的中心,也是故宫宫殿的主体,俗称金銮殿。明清两代皇帝登基,朝会大典,即在此举行,它是皇帝发号施令的主要正式场所。三大殿支撑着高大朱色圆柱,殿内装饰着美丽的彩绘,屋顶的黄瓦闪烁着夺目的金光,巨大的廊檐向上翻卷,仿佛要起飞。太和殿前铺陈的云龙阶石,仿佛在游动,还有铜龟、铜鹤、日晷,嘉量,无不衬托出主体建筑的美,而太和殿就仿佛是故宫交响乐章的主题歌。故宫在中轴线上排列着三宫:乾清宫(皇帝寝宫)、交泰殿(宫廷小礼堂)、坤宁宫(皇后寝宫),乾清宫是主体部分,其他则是从属部分。总之,故宫是由许多建筑群构成的,每个建筑群又由许多独立的建筑物构成,成为具有三维空间的艺术品,秩序井然,贯穿有序,构成了多样统一的和谐美。当你畅游故宫之时,你的感觉、知觉、想象会出现一个美妙神奇的境界,你的耳中就不由得回旋着一组组、一串串木石瓦建筑音符谱写而成的大型交响乐。同时,更令你感慨的是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声,仿佛看见明清两代王朝的历史画卷。
凡是伟大的建筑艺术,都是一个时代人们审美意识的积淀,都是历史文化的缩影,因而都具有时代的观照功用。另外,某些建筑还具有思想教育作用。建筑是一种抽象的表现艺术,一般不摹仿和再现现实,也难于叙述出某一题材的内容情节,而是以独特的艺术语汇和象征手法,传达和表现出某种意境、气氛和情调,能使人产生某种联想、想象和比较,造成思想情绪上的激动。例如,我们到南京瞻仰中山陵,就会从内心产生一种仰慕敬佩之情;我们到芦沟桥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就会从中受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四、建筑的实用性,可以调节人的身心的平衡
建筑归根结底是实用艺术。实用艺术除了其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特征外,它另一特征就是不侧重模仿客观事物,再现社会现实,而是通过某种空间造型表现特定的朦胧、抽象的意境、情调或气氛。恩格斯说:“希腊式的建筑使人感到明快,摩尔式的建筑使人觉得忧郁,哥特建筑令人心醉神迷;希腊式建筑风格像艳丽天,摩尔式的建筑风格如星光闪烁的黄昏,哥特建筑则像朝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39页)这充分说明建筑艺术有不同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