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想实现地区的全方位发展就必须有良好的民族关系作为基础，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之间彼此良性的互动能够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要从完善相关政策着手来形成民族文化互动的局势，包括民族文化产业、地区的就业以及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政策。只有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能高效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民族经济的发展已成为我们广泛关注的问题。它不仅关系着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与整体步伐，还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就必须保证国家民族的团结，保证党的领导和长期治理工作，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就目前来看，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整体上还不能达到平衡、持续和协调的状态。
1.民族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相关问题
一定历史环境条件下某个民族的畜牧业、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以及电力资源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总和，具有国际性、民族性、地区性的特点称为民族经济。民族经济也因此具有复杂性和相对落后性。一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政府就非常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民族社会稳定的问题，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都是关注热点。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而且民族经济也受益匪浅地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成效，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支持民族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不断促进民族地区保障民生的各种工程建设，加快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步伐，不断强化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但是我国的民族经济发展在实际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成为阻碍和制约我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接下来主要阐述一下我国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常见问题。
1.1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发展环境状况不好
一些少数民族所在的地理位置都比较特殊，相对中心发展城市比较偏远就导致了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不能及时更新来满足生活需求。虽然我们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但是仍然有一些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连基本的电路通道都没有建成，更不要说医疗保险以及人身安全等问题了。很显然在这些地区想要促进经济发展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基础设施落后、地区偏远以及交通不便利等这些都会严重影响阻碍该地区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进步与区域环境的改善。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整个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都是农业经济来支撑。在这种民族区域缺乏商品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引进外商投资就变得相当困难。因此许多民族地区主要靠当地的一些民族企业来推动经济发展，表现出来就是发展马力不够强硬，与发达地区形成差距。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缺乏基层的成功经验指导，使得民族经济状况整体不佳。
1.2传统观念制约发展，缺乏内在动力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我们传统历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虽然少数民族的文化、政治以及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观念还是存在并影响着民族经济的发展。一些固有的民族观念模式导致民族地区的人民心理思考和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进而直接制约民族经济的生产发展。由于我国民族地区大部分都是处于相对偏远的边疆地区，而且民族具有聚居性，即使可以保证生产力集中，但是却不能避免生产方式单一以及生产模式落后的局面，制约了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另外很多现代的经济理念并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总之民族地区的思想观念落后和地理位置偏远是造成民族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2.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民族经济发展
2.1改变民族地区人才科技的相关政策
我国的民族地区主要面临两个窘况，首先是对人才的浪费和流失；其次是没有科学技术支持，不能全面协调人才发展。我们必须要强化科技与人才之间的关系来改变这种发展状况。
在少数民族地区引进高科技人才是很有社会价值的，但是少数民族地区本身有自己的地域特点和风俗人情，所以引进的高科技人才必须是符合当地市场需求且社会需要的人才，我们要让这些人才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出他们的最大价值和潜力，要时刻关注人才政策改革完善的时效性和高效性。第一、我们要有目标的引进投资和工程建设，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严把投资关，以防出现重复低水准建设。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是首选，因为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才资源浪费流失的问题。当然也需要高科技人才来引导安排各层次人才的协调统筹发展。第二、我们要开设科技培训班，通过各种科技培训培养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最好还可以充分利用自然优势，形成自己的产业链来促进经济发展进步。第三、人力资源管理要与科技人才、项目政策等结合起来，创新改革方案措施，招揽更多的人才共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开创民族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2.2强化与民族整体的互动
现代社会的开放使得很多文化资源成为了大家共享的东西，而不再是谁家所独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不能是该地区独有的，而是要与其他地区民族共享。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资源的抢夺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接受所有对民族经济发展有利的其他文化资源。第一、我们要将文化资源与民族区域经济开发相结合，吸取各种文化精华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产业。第二、我们要促进民族区域文化资本的融合，改革并完善各种融资政策。有些经济学家把文化资本称作第四种资本，同时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目前我国民族区域文化产业投入有很大的资金短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较宽的融资渠道，来优化整体资源配置。第三、强化执行力度，提高团队整体的素质。要不断强化相关的人力资源配置、管理和开发程度，建立健全相关的执行监督机构，对相关执行人员要进行素质技能培训。第四、我们要不断改进相关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从涉及到文化产业的价格、投资、税收、技术、人才、组织和结构等方面着手改进和完善。
2.3民族地区的就业政策
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当地宣传起正确的择业观，不是像过去一成不变的就业理念，而是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另外要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资力度，加强对当地人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出更多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源。其次，就是国家要颁布适当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现如今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小企业更能发挥它们的优势，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小企业工作，中小企业就像是生产就业岗位的机械。而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本身发展就比较缓慢，再加上行业不集中，技术含量也不是很高，所以就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政府部门可以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并出面做一些项目推广活动，建立一些发展基金，放宽其贷款政策等。最后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网络。我们可以将劳动需求信息及时通知相关的想要就业的人民，促进有效的人力资源流动。另外可以完善社会就业保障体系来吸引更多的人才积极参与到民族文化建设中。
总而言之，只有把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促进提高民族区域经济效益。（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马戎.的人口与社会[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3.125.
1四川彝族的酒文化
彝族自古以来就有生以酒迎来，死以酒送归的规矩。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民间活动，都离不开酒，有谚语说：彝区贵酒，汉区贵茶”，有酒便是荣，有酒便是宴”等等，这正说明彝族离不开酒，酒是彝族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凡事几乎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都可以进行饮酒，彝族的酒文化是特有的并且是丰富多彩的。酒礼酒俗代表了彝族的文化意识、文化风貌，其中的酒俗文化一些是祖祖辈辈继承的原始文化，一些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彝族酒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又保留着彝族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是彝族人们世世代代努力积累的精华。彝族的饮酒方式是根据场合、对象、用途、条件等来决定的，每个饮酒方式都要遵循一定的饮酒规则。这其中的饮酒规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祖灵为大，行酒必先。凡是在节日里，宗教祭祀及家人亲友在家饮酒时，第一杯酒一定要敬给祖灵和各神灵。该杯酒在祖灵供桌上放置一会，然后由主家人分别分享后，别人才可饮用；主人和客人分别使用各自的饮具，客人到彝族人家做客，彝族家主人倒酒先敬客人，自己也会陪着饮酒，主人与客人的分别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各自用各自的饮具，各饮各的酒；尊卑有序，长幼有别，凡是饮酒时候，都要遵循先尊者后卑者，先长辈后晚辈的顺序，这其中有谚语曰酒是长辈的，肉是青年的”；特殊的酒，还要贻赠。彝族人们尤其重视女性敬的酒，娃娃的认亲酒、拜年酒等，这时候彝族人不会一家人独自饮酒，会召集本村或者是本家族人一起来饮酒，并且饮酒者要向敬酒人赠送一些东西如钱、物品等等，以此作为纪念；见者有份，共分享，彝族人在饮酒时遇到很多人，那么这些人就参与进来，采用就地围成一圈，一人分一口，酒杯依次传递给每个人，围绕着轮流喝酒，见到的可以一起分享，这就是彝族有名的转转酒”。除此之外，彝族还有很多酒俗酒礼文化，如寡酒成宴席，先酒后饭；一边饮酒一边谈笑风生，不喝闷酒等等。彝族饮酒分很多种类别，如女性酒，在彝语中称为尼知娆知”意思是女性敬的酒，不论是什么场合下，只要是女性敬酒，彝族人们看得很珍贵，被敬酒的人要回赠礼物，在火把节时候，姑娘们就会带着自己酿制的姑娘酒”，来到村中主要的交通要道，把酒分发给行人，前来参加的人都要给姑娘礼物，并且姑娘给的酒不能不喝，如果赶上姑娘的有情人，其赠的礼物不在于多少，但一定要有纪念意义；又如安慰酒，当亲友有生病的、去世的时候，彝族人必带酒去看望、安慰，若去去世人家，进屋后要用酒来祭奠去世的人，然后劝慰亲人节哀顺变，好好生活。如果没有准备突然遇到了，那也要买酒再去安慰亲人。除此之外，彝族的饮酒类别还与很多：成人酒、订婚酒、娃娃认亲酒、家支酒、开戒酒等等，不同的类别有不同的饮酒方式、饮酒规则，彝族最壮观的饮酒类别当属吊丧酒和送灵酒，它是彝族人重要的社交活动，参与饮酒热的人数会达到成千上万，时间上会持续数日或者数十日之久。
2四川藏族的酒文化
在藏族饮酒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习惯，尤其是青稞酒，藏族的青稞酒算是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酒，青稞酒的制作很简单，以青稞为原料，把请客洗干净，用水浸泡一夜，然后放在大平底锅内烧煮约两个小时，然后将青稞捞出凉一下，去去水气，再把发酵曲饼碾成粉末均匀地撒在青稞水中搅拌均匀，最后装进坛子里面密封好，隔一两天就可以取出饮用。四川藏族有个特别的酒俗，在四川嘉绒的藏族人们，平日里对来的客人先敬一壶酒，然后吧食物用盘奉上，客人一人一份。而在阿坝的藏民，凡是见到熟人从家门前经过必回请进屋内敬一碗酒，熟人若不进去，藏民就会把酒拿出来请熟人喝，以表示慰劳。四川阿坝的藏民对酒的钟爱更是让人惊叹不已，他们用茶代酒，不论是吃糌粑还是吃干馍，他们都用酒代替茶或开水，甚至是吃烤土豆也要把土豆泡在酒里面。每逢盛大节日，藏族人民就会载歌载舞，畅快饮酒加以庆祝，唱歌是藏族饮酒是时不可缺少的环节，手拿酒杯载歌载舞，但酒还不能撒出来，在敬客人酒时，藏族人们先要擎着酒杯唱酒歌。藏族饮酒的酒具也很讲究，有酒壶、酒杯、酒碗，其做工精湛，外观晶莹剔透，上面还绘有八吉祥”图案、六字真言”等。藏民爱酒但不酗酒，饮酒是表达快乐，从没借酒消愁之说，这就是藏族的饮酒的最高境界，值得我们学习。
二、四川少数民族酒文化的传播方法
1通过非物质文化收藏进行传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久远，关于酒的文献也颇多，因此，历史文献对酒文化的传播具有极大意义。四川少数民族的酒文化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对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具有极大地吸引力。利用历史文献大力推广宣传四川少数民族酒文化，如在明代冯时化的《酒史》中就有酒自仪狄、杜康始，”古今智者把酒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酒乃春也，所以自古以春给酒命名的颇多，如五粮春”，司空图《诗品.典雅》中有曰：玉壶，赏雨茆屋”。还有关于酒的传说、酒歌、酒令、文章、论著、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收藏。这些非物质收藏可以称之为酒文化的灵魂。如苗族酒起源于一个传说：有人把剩下的糯米反放在锅里，然后就出远门了，几天后回来发现糯米饭表面长出来一层白毛，还发出清香味，此人就拿起来吃了，感觉味道不错，后来人们就这样开始酿酒了。此传说在晋代文学家江统的《酒诰》中也有记载。又如土家族的咂酒文化，很多文人墨客都为咂酒写下了很多诗歌，也为咂酒留下了宝贵的史书记载资料。唐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风,薰草铺坐席,藤枝注酒樽,蛮歌声坎坎,巴女舞蹲蹲”。还有李焕春竹枝词：糯米新熬酒一壶,吸来可胜碧筒无?诗肠借此频浇洗,醉咏山林月不孤。”等等这些诗词描绘出的是土家族人们畅饮咂酒的热闹画面，体现了土家人的热情、豪爽的民族个性，也为咂酒注入了诸多文化内涵。对于咂酒的喝法也有一定讲究，它不同于往日的喝酒方式，咂酒是用竹管吸饮，主人给客人倒满咂酒后，前一个客人用竹管吸咂酒，后一个客人用毛巾擦拭下继续吸饮，该喝酒方式又称为喝砸抹坛酒”，用咂酒招待客人是土家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有诗文曰贵客临门共咂酒”，说明咂酒是土家人最具诚意的待客之物。还有在饮酒时彝族会唱《酒礼歌》，苗族会给路人喝拦路牛角酒等酒俗酒礼。这些非物质文化的收藏对传播本民族酒文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要充分保护这些非物质收藏品，通过这些收藏品来推动四川少数民族酒文化的传播，酒文化的收藏是酒文化传播的桥梁。
2通过关于酒的收藏品进行传播
酒的收藏品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传播媒体，酒文化的传播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关于酒文化的收藏品就是一种较普遍的传播方法，酒文化的收藏除了上述历史文献的记载收藏，还包括关于酒的物质收藏如收藏白酒、红酒、药酒、民族风味酒等；还有酒器的收藏：酒瓶、酒杯、酒壶、酒盅、温酒的器具、取酒的工具、造酒的模具模型、酒盖等；还包括酒的标识、酒的说明书、酒的包装盒、有关酒的广告宣传单及图书报刊书画等等，酒具也是一种传播媒介，因为酒具承载着一个民族酒文化的特色，譬如很多酒具上的图案、造型都很别致，图案绘画栩栩如生，色彩斑斓，一些图案则是标有本民族的代表动物或几何图案等，从古就器酒具就有着极大的社会交际功能，随着礼制的形成，酒器酒具也逐渐发展为具有礼器的象征，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对客人的尊重程度，具有了等级的标志符号作用。因此，酒具也是少数民族酒文化发展传播方法之一。除此之外，少数民族酒文化的传播方法还有各种载体，如借助于家文化、地域特色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载体为酒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发展传播的空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利用网络媒介进行传播，引领酒文化与国际接轨传播到世界各地。
三、四川少数民族酒文化的发展策略
1）整合各民族资源，集中体现各民族特色。整合汇总四川各个少数民族酿酒方法、酿酒特色、酒器酒具等资料，向人们展示系统的民族酒文化信息。
2）建立系统的宣传平台，增强国际影响力。加大各民族酒文化的宣传力度，利用现代化手段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可以建立系统的宣传平台，进行全方位的信息挖掘，让世界都来认识四川少数民族的酒文化。
3）对非物质收藏品进行整理汇编。非物质收藏品对酒文化的传播具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整理汇编，形成系统的资料信息，方便向世人展示，如整理相关的历史文献、诗歌、诗词、书画等，增强对阅读者的吸引力。
4）做好酒的外在包装，丰富酒文化内涵。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要做好酒的宣传工作，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对酒外在包装要做精心研究，既要体现出本民族的特色，还能凸显酒的特色，让人一见就能留下很深的印象，做好酒包装是促进酒推销的关键，也是酒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性环节，让四川少数民族酒包装的形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一面，不论从材质还是形状等方面进行精心研制，使其成为世界上独有的特色包装。
四、总结
[关键词]民族旅游；文化认同；文化变迁
[作者]吴其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博士。四川成都，610068
[中图分类号]F59，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191－008
文化认同问题在旅游文献研究中经常出现，旅游作为一种现代人评估他们的世界，界定自我的认同感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霍尔(Hau)指出，旅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表明它者形象的一种手段，通过旅游吸引国内外游客的到访可以增加对该国家或民族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是谁”，“我们怎样让您们看到我们”等信息渗透在各种旅游促销活动中，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希望突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身份以提升和强化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一、西方文献中的旅游与文化认同研究
西方文献中关于旅游与文化认同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旅游与族群符号、物质文化复兴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具体体现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以及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等四个方面。
1、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旅游对于促进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力量。各级政府都倾向于鼓励各种与文化和政治认同一致的旅游方式，而且也通过各种官方宣传材料向人们传递出一种该国的政治文化认同。政府在通过它的旅游开发政策和各种旅游促销手段向国外旅游者宣传时，力求凸出本国在外界中的好印象，以确保自己独特的精神价值和文化认同能够得到外来旅游者的尊重与赏识。邓肯・赖特(DuncanLight)在《罗马尼亚的恐怖旅游：文化认同与国家》中指出，政府是文化含义的仲裁者，它在旅游发展、计划编制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许多国家进行了很多向外国游客促销本国遗产和文化的活动，其目的是通过让游客体验和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生活方式，更大程度上激励出该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对于那些希望吸引可观的外来投资进行国内建设的国家来说，旅游体现出的本国文化认同成为影响外来投资的重要力量。
自从1989年共产主义体系解体以来，中东欧国家正在试图重新构建他们的文化认同。一是要否定四十多年来构建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同，二是要构建起民主、多元、资本和向西方看齐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认同，而旅游在这个认同构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邓肯・赖特(DuncanLight)在《凝视共产主义：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的遗产旅游与后共产主义者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德国的柏林墙、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雕像以及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民众之家三个共产主义遗产旅游考察后指出，由于忽略了旅游者对共产主义遗产的兴趣，使得这种重塑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过程在后社会主义时期依旧艰难与漫长。
2、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
族群意识由不同群体的相互影响产生，族群发展既是里群(in-group)同一性和差异性结构关系变化的产物，也是不同群体各自冠冕堂皇表述的产物。麦克纳尔(MacCarmell)在《族群重建：第三世界的旅游与文化认同》中指出，旅游对于族群边界的保持、转化、重建有重要影响，旅游诉求的重要目标就是族群文化认同。范・登・贝(VandenBerghe)、奥侨亚(Ochoa)在《旅游与库兹科的民族意识形态》中探求了民族旅游开发与印加本地意识的关系。虽然印加文明与旅游没有关系，但他们却是共存共生的，都是一种精英现象。前者是当地自豪感的典型表现，是区域认同的象征，印加人保护对游客具有吸引力的遗产，为旅游商品化包装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伊斯特曼(Eastman)以肯尼亚的斯瓦希里族群为例，指出虽然斯瓦希里语已经成为肯尼亚的官方语言，但斯瓦希里人和他们的话语权力相对于其他族群而言仍是边缘化的。不过，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开始向政治经济方面倾斜，以期获得族群发展与经济增长。作者认为，在肯尼亚进行国家重建和经济变化时，说斯瓦希里语的族群也正在获得他们以前没有过的族群认同。
民族旅游的核心是对异质文化的寻求，这种寻求强化了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意识。伊斯曼(Es-man)在《保存族群的旅游：路易斯安娜的克基人》中指出，旅游通过强化克基人(Cajuns)与外来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保存了独立的族群认同。虽然克基人喜爱美国的主流文化，但他们仍旧保留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和自豪感。克基人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旅游者，他使外来旅游者沉浸在“地方脸谱”的文化之中。克基人文化成为了地方和外来者的“旅游舞台”。这种舞台有助于使可能遭受文化变迁而消失的族群边界永存。亚当姆斯(Adams)在《旅游与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互惠与重建》中指出，尼泊尔的夏尔巴人(Sherpas)通过为旅游者充当向导和提供相关旅游服务，获得了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旅游业体现了他们在登山探险中的独特性作用，加强了他们的族群认同。瓦伦・L・史密斯(Smith)在《爱斯基摩人的旅游业：微观模式和边缘人》中指出，大量游客的到来，对爱斯基摩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这使爱斯基摩^认识到他们的文化对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游客愿意出高价来极地一游，看看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这强化了族群的自我价值意识。麦基恩在《走向旅游业的理论分析：巴厘岛经济的双重性和内在的文化变化》中指出，旅游业的产生有助于巴厘人的“民间、民族或地方文化”的幸存，传统和现代化的特点共同强化了巴厘的文化生产力和自我身份。更年轻的巴厘人发现他们作为巴厘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得靠旅游业作为关照，这使得许多人继续充满激情地发扬自己的传统。大卫・库利尔(David.Cuillier)和苏珊・登特・罗斯(Susan.Dente.Ross)在《认同下的：美国官方印第安人部落网站》中通过对美国224个官方印第安人部落网站的分析，考察了带有吸引旅游者到场动机的印第安部落在网站上怎样表达了他们的认同，作者指出娱乐场的广告宣传表现了一种单方面的认同来取代整个印第安部落认同倾向。近40％的具有场的印第安部落通过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一主要是依赖于异域风情的它者，比如圆形帐篷和酋长头巾来留住过去，这是一种吸引非印第安人旅游者的标志，也是设有场的印第安部落倾向于白人印第安人认同的营销策略。作者认为不管有场的部落还是没有场的部落如何描述他们的历史遗迹，事实上他们都是美国印第安人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不同于欧美主流文化的认同表现。
文化的商品化会重新唤起地方族群的认同，为了获得旅游经济效益，他们会转而恢复已经消失的地方文化，以营造出一种旅游的真实性。劳里・克罗苏斯・麦迪娜(Medina)在《文化商品化：旅游与玛雅族群的认同》中指出，旅游开发前，当地的玛雅文化认同相当混乱，且不明显，而旅游发展却为当地人带来了一种宣称或再次宣称玛雅文化认同的可能性。作者认为旅游者对玛雅文化的特殊兴趣促使了当地人，包括地方导游、艺术家、地方居民等重新认识到了玛雅文化的重要性。虽然当地大多数村民已经抛弃了土著玛雅人的文化认同，但对旅游的回应却需要他们利用不同于传统渠道的新方式去再现传统，以体现出最为精萃的玛雅文化，这种新方式就是转为利用考古学家和碑铭研究专家对玛雅古代文化研究出版的著作。他们通过向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学习古代的玛雅文化知识，增强了自己对于祖先的理解，并将其运用在日常的旅游实践中，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旅游收益。
文化认同的构建或者传统的创造发明是人类心智不断变化发展的产物，并在当代语境下不断被重塑。面向旅游者的文化商品化不仅没有破坏族群自身文化产品的重要意义，而是成为了一个族群认同或文化认同区别的新标志。罗德里戈・阿热里德・古内瓦尔德(Grunewald)在《旅游与文化复兴》中指出，巴西政府专门开发旅游的漫长海岸线地区，成为了强化巴西安人文化认同运动的先锋。巴西安人的族性以及生活韵律，与美丽的海滨和阳光一起，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对游客产生着巨大吸引力，而游客的蜂拥而至，又强化了东道主地区巴西安人自身的文化认同。最明显有趣的是许多帕泰克斯人也迎合旅游者的这种需求，自豪的宣称他们自己也是巴西安人。于是该区域普遍形成了巴西安人的认同意识，而这种在旅游需求下构建起来的文化认同很快得到私营企业、政府和媒体的推广、提升和宣传，从而确保了作为巴西安人标志的旅游吸引物的文化特色。
旅游节庆活动在地方认同方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节庆都可能达到强化地方认同的显著结果。美国卡萨斯河沿岸社区举办的“罗林跳河节”就是这样。“罗林跳河节”主要包括卡萨斯河舞蹈、乡村怀旧、土著美国舞蹈、自然环境体验、地方农事庆典等内容。尽管“罗林跳河节”带有旅游商品化的特征，但这些事件却对地方社区的自我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克伦・德・布里斯(Bres)、詹姆斯・戴维斯(Davis)在《集体庆典与地方认同：―个新地域节庆的个案研究》中通过对1997年罗林跳河节的分析，指出社区节庆活动有利于提高族群和地方认同，族群认同和地方认同与节庆内涵有着紧密的联系。
近年来国际贸易、全球化、移民和旅游的发展，也引起了对旗性和族群认同的消费与市场营销行为的理论研究。艾哈迈德・贾马尔(Jamal)在《跨文化世界的零售业：零售业、民族认同与消费的相互影响》中以英国为例，指出移民选择的移民方式、基于本国宗教联系的文化认同和在英国的居住方式等族群亚文化，导致了少数族群企业主拥有的商业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的通常特征是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他们互相依赖家族名誉和相互信任的信息网络，以及拥有受到各自社区支持的强大资源。
但旅游发展也可能加剧族群之间的矛盾，对于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或合作基础，旅游有可能成为一种催化剂，瓦解族群认同，消融族群边界。贾米森(Jamison)在《旅游与族群：椰子们的兄弟关系》中以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沿海地区的民族旅游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对东道主社区的民族冲突起着促进还是缓和的影响。作者认为对于当地社区那些依赖于旅游产业或商业活动(受其影响)的成员认同的重新表述，旅游扮演着催化剂的作用。通过对社区民族关系的考察，作者发现旅游强化了族群内部认同，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甘伯(Gamper)在《旅游对奥地利族群关系的影响》中指出，几百年来，奥地利两大族群都各自在相同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着贸易和畜牧活动。但随着近代旅游业的介入，两大族群之间的接触频繁，彼此相互参与到对方事务的运作中，从而引起了长达千年的族群边界的瓦解。
3、地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旅游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它使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发生变化，产生文化变迁。文化变迁通常产生四方面的影响：提高民族内部的凝聚能力和传承能力；民族传统文化出现加速变迁的现象；族群文化的内／外两分制度的产生；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市场化。1975年，北美人类学协会专门在圣佛朗西斯科召开了一次“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学术研讨会，该会对旅游给墨西哥的波尔多・瓦拉塔、希腊的米克罗斯岛等地带来的文化影响给与了关注。
旅游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展示民族认同，引起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下实现创新与发展，民族文化得到复兴。如巴厘人的宗教仪式表演，虽然为了迎合游客需求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其地方族群的标志并没有改变，巴厘人的文化表演体现了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族认同是如何通过文化表演获得协商的。科勒尔(Connell)在《小岛之梦：波利尼西亚天堂的沉思》中通过对波利尼西亚岛上塔西提人的研究，完整地再现了当地的文化变迁过程。偏远贫乏、不断散发着迷人魅力的小岛是塔西提人的生活中心，优美的理想化的田园诗歌般景象是旅游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小岛最先给予外来者的影像。然而，由于不断遭受外来族群的影响，特别是男性外来者，“糟糕的社会”、“粗俗的野蛮人”、“需要外来的救赎”成为了岛屿永远不能取代的印象，小岛也最终陷入了荒凉之中。不过理想化的田园诗歌般图景仍旧保持在艺术与文学的形式里，以及照片、风景明信片、邮票、影片(包括旅游见闻录)、倍受欢迎的人类学和地理学著作里，还有旅游和电视里。后来，小岛居民通过对旧有图象的补充完善，在向后殖民地转变过程中又建构起了新的小岛形象。古内瓦尔德(Grunewald)在《旅游与文化复兴》中以巴西波尔图・塞古罗・帕泰克斯(Pataxo'IndiansofPortoSeato)的印第安人为例，指出随着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东道主社会常常会出现文化变迁。而这些变化体现在为满足游客需求提供有形文化产品的具体工作上，这些工作为东道主社会提供了经济选择和谋生方式。它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复兴”的进程，因为他们通过舞台化的商业性展示复活了传统，这种舞台化展示为民族旅游带来了勃勃生机。约瑟夫(Joseph)和卡夫里(Kavoofi)在《阻碍的媒介：旅游与东道主社区》中以印度普西卡这个朝圣小镇为例，探讨了在印度宗教社区语境下理解西方旅游影响的框架。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让很多人受益，但也是对传统和宗教的一种威胁。作者以“阻碍的媒介”来形容人们这种好恶交织的情感，即一方面允许东道主社区谴责旅游，同时也允许东道主社区以个体为主参与到旅游中去。范・登・贝(VandenBerghe)在《旅游与族群工作的分化》中描述了克里斯托波镇的旅游发展对族群工作的分化以及对族群关系的影响。作者指出克里斯托波镇已经逐渐成为当地民族旅游的中心，这里汇聚了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墨西哥的旅游者，还有当地说拉地诺语的中间商，以及
土著玛雅族群，形成了旅游者、被旅游者(土著人本身构成一种旅游景观)、中间商(旅游者和被旅游者的媒介以及提供服务设施)三种群体的工作分化。埃文斯(Evans)在《旅游与跨文化交流》中通过对波尔多・瓦拉塔旅游胜地社区适应性策略的考察，指出能懂两种语言的文化经纪人的存在、季节性和常住性游客的存在加速了当地的文化变迁、强化了地方族群的文化认同。伍德(Wood)在《东南亚的民族旅游、政府与文化变迁》中指出，政府作为旅游开发的规划者，文化意义上的商人，向旅游者进行文化展演的仲裁者，新政治形式的舞台，其作用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旅游引起了政府对地方文化越来越多的干预，另一方面，又为地方文化群体提供了一种向政府表述自己不满的新手段。
4、民族艺术品的转化与复兴
通过对过去的或衰落的民族艺术品和歌舞的发展，旅游会使民族地区一些传统艺术得到再生并重新流行。旅游最为显著的影响是通过开发那些被认为是垂死的或消失的艺术品和表演等强化一个族群内部的认同。不过，民族艺术品在向旅游艺术品的转变过程中会出现形式、内容、规模上的巨大变化，有可能导致传统艺术品内涵的丧失、技艺的下降。格拉本(Grabum)在《旅游艺术品的发展》中指出，带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旅游艺术品是一种介于物质符号、外界需求和民族抗争与重塑的变动关系中的实体，它是连接变化中的旅游、民族与艺术的桥梁。图布斯(Toops)考察了中国新疆旅游发展过程中手工艺品的发展情况，作者认为国际旅游引起手工艺品分化成了旅游手工艺品和民族手工艺品两种类型，而市场与资源的两元性又引起了手工艺品功能和形式的两元性。当新疆的乌鲁木齐成为―个现代化的旅游工艺品生产基地时，吐鲁番工艺品生产基地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旅游在促进了喀什葛尔和库车工艺品生产的同时，也降低了古尔加工艺品的影响。博因顿(Boynton)探讨了旅游对传统阿们派被子样式的影响。作者认为传统的阿们派被子，不管在设计还是工艺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自从旅游者涌入阿们派社区以后，他们对阿们派被子的需求导致了用于销售和用于家庭的被子之间做工的明显差别。斯韦(Swain)研究了土著民族艺术品生产的性别问题，作者认为性别问题不能通过发展理论来解释，因为发展理论认为妇女生产者不是经济利益的权利受益者，就是国际旅游缩影下全球资本浪潮统治中的受剥削者。作者通过对土著族群民族商品化数据的对比分析，揭示出内部(家庭、社区)因素赋予了女人商品生产的权利，而性别、阶层、民族等层面的外部(市场、政府)因素则限制了土著女人和男人的角色选择。作者还指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文化复兴的普遍话题已经主导了“第四世界”艺术品生产的性别话语权力。纳什(Nash)在《旅游、工艺品与密克罗尼西亚的族群认同》中考察了旅游对密克罗尼西亚工艺品的影响，作者指出旅游使日常世俗的工艺品和熟练技师生产的价值较高的艺术品之间存在差异，作者认为对当地工艺品生产体系变化方式的考察为了解民族认同变化提供了重要视角。马克威克(Markwlck)在《旅游与马耳他岛的手工艺品开发》中指出，用传统技艺手工编织的马耳他丝带需要耗费一个熟练工人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所得的经济回报却相当低。尽管这样，这些工艺品传统技艺的复兴却在文化传统和马耳它人认同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二、中国文献的旅游与文化认同研究
在中国，地方民族在面临现代化、全球化不断深入渗透的现实面前，也在努力地寻找同现代性融合的可能，努力地进行着自身文化的现代转型。旅游在这样―个建构过程起着重要作用，它带来了地方文化的复兴，地方性的文化以及民众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建构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中国学者关于旅游开发与族群文化认同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在旅游开发下的文化认同与现代化的关系。具体可分为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等两个方面。
1、族群身份与文化认同
1999年，“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从此揭开了中国学者从人类学角度考察民族旅游的新趋向。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专门讨论了旅游与族群认同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的白莲在《旅游与历史记忆：关于满族身份再认同运动的个案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旅游业发展正在帮助满族这样的“边缘族群”重新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澳门大学与葡萄牙阿维若大学的蔡利平等三位学者在《关于民族旅游的文化遗产保护与解读》中对澳门“土生葡人”这个特殊族群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随着澳门回归日期的日趋接近，该族群的身份认同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便为其提供了一种对内相互凝聚，对外扩大影响的途径，因为通过对“土生葡人”文化特色的展示，族群成员获得了同一性方面的强化。而旅游者在欣赏这种特色时，无形中也承认和接受了“土生葡人”在文化“异质性”上的正常地位。徐新建通过“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的个案分析，指出民族旅游中“旅游民族”的出现强化了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份及其文化分野。’杨慧在《民族旅游与民族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一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中指出，云南各少数民族在旅游开发的特定场景中，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被强化，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不断传承、延续、发展。云南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周星通过对黔东南苗族村寨的观光产业与少数民族文化展示的调查和研究，指出在文化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与当地的族群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族群关系。虽然地方展示给游客的文化部分是一种表层性的东西，但它依然在地方民族的文化认同上有着重要价值。
在旅游过程中，民族接待地的居民自觉不自觉地与各种各样的国内外游客打交道，而在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又往往会唤起他们对自身归属的认识，进而引起他们对自身身份表述的强烈关注。因此可以说，旅游为边缘族群宣称自身族性提供了空间、机遇和资源，他们可能利用旅游提供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去宣称它们独特的族性。云南省宁蒗县落水村的摩梭人在旅游开发中就表现出了对于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的强烈关注，他们作为纳西族象征性的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得以强化，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得以传承、延续、发展。艾米莉(Enily)和曹(Chao)等人在《霸权、中介与重现过去：中国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复兴》中指出，纳西族利用政府主导型旅游复活了在间受到压制的东巴文化。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扶持，作为旅游产品包装的东巴文化促进了纳西传统文化的再现。香港人类学学者陈水木在《中国西南贵州“革”人认同的协调与再现》中，对贵州被识别为苗族分支的“革”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指出，尽管国家的民族识别对该族群的民族身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民俗旅游业在当地的发展，为了在民族文化旅游中独树一帜，该族群开始质疑原来的苗族身份，要求将本族群重新划为单一的民族。由此，陈水木提出，应该注意到
原来的国家影响力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多元化的社会转型相结合对传统的认同形式所产生的影响。
2、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复兴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地方的“土著文化”必然会受到旅游者所带来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文化的影响，从而引起地方文化的变迁。但地方的“土著”并不是只能对现代性的文化做出消极的反映。在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的过程中，地方会基于自身文化理念，在本土宇宙观的支配下将外来文化纳入到他们自己的体系中去，借以完成新时期的文化转型，从而建构起他们新的文化认同。海力波以广西的黑衣壮族群为例，探讨了梭坡县“文寨”的黑衣壮居民在近年来的旅游与文化开发过程中所进行的文化――政治实践活动。他从文化表征的维度考察了黑衣壮族群成员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对本族群文化加以改造、发明、展示的具体活动，揭示出了黑衣壮族群成员对自身文化形象和族群身份的想象。舞台化的存在方式使文化拥有者黑衣壮居民重新反思、建构自己的文化，从而为自己确定新的文化身份和认同标准。王良范以黔东南苗族为例探讨了现代转型下的文化认同问题。作者指出，现今黔东南的许多苗寨都把搞旅游作为一种挣钱的副业来操作，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恢复传统的手工艺，将其商业化。传统上那些只是供族群内部使用的东西，银器、木梳、刺绣、蜡染、乐器，甚至工具等等，都成了同外部交换流通的旅游商品。在面临现代化、全球化不断深入渗透的现实面前，黔东南苗人也在努力地寻找同现代性融合的可能，也在接触和接受现代性文化时努力地进行着自身文化的现代转型。在这个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性的文化以及人民也在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
麻国庆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指出，文化认同虽然在现实的族群认同中起到重要的影响，但是，全球化的趋势使得“文化传统”的界定与内涵越来越难以把握，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和再生产性，因此，应该更多的重视大众文化与文化生产和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在旅游等大众文化事项的影响下，传统文化往往成为了通过“有意识的创造”生产出来的大众消费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也会与更大规模的文化消费、地方社区的复兴和开发战略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族群认同是在族群互动过程中产生，群体间差异和群体互动是族群认同的基础条件，民族旅游恰好为族群文化差异和族群互动提供了舞台。通过具有民族历史价值和人文旅游景观的再现和重组，一方面，少数民族展示了自身文化智慧和创造力，重新唤醒了本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了内聚力。另一方面，处于主流文化地位的游客在民族旅游中获得对它族文化的新认知，使这些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群体”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重新得到肯定。民族旅游引起的文化复兴、族群认同，经历了一个从变迁到重构的扬弃过程，伴随旅游而来的文化商品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在初期引起地方民族的迷茫，导致传统失落，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弱化，如民歌这种农业文明的文化现象与都市大众文化结合，演变成为一种主要是表演性的民歌演艺活动时，民歌的文化认同功能被大大削弱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调适之后，少数民族会在吸纳外来文化基础上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形成民族文化的再造和创新。地方在这样的再造与创新中强化了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三、结语及进一步探讨
文化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既有来自主流社会的建构，也有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林特辛格(Litzinger)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话语和文化表述中往往被置于他者的边缘化地位，主流话语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表述来建构国家的合法化，少数民族成员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接纳为国家的主^公，并得以反思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怀特(White)以丽江纳西族的族群认同为例指出，纳西族精英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改造和重新解释实际上是在官方话语的引导下进行的，但改造的成果被用来对纳西族“族性”加以本土表述，使其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最终达到维护和强化纳西族在当地的族群社会中所占有的文化、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目的。怀特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改造、展示其中隐含的话语转型与博弈过程。这种方式启示我们在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的研究中，不能局限在哪一种话语对其文化的言说最具有真实性这一问题上，而是更为关注不同的话语在塑造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过程中是如何产生、传播、被接受、被否定、被改造的“博弈”过程，把注意力投放到不同的表述话语对民族的族群认同、自我的建构和生活意义的表述所起到的影响这一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