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农业科学和技术开展了深入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学和技术内容分析，在进度农业科技在农业科技和投资的作用这些问题等方面。
关键词：科技进步；农业科技技术；体系推广
科技即是科学和技术，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技术是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慢慢积累起来并且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和经验，也泛指其他方面的技能和技巧”。他们两者虽然在概念上是相对独立的，各自有着不同的概念，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他们的交界面却是模糊不清的，科学与技术已经逐渐的成为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也正由于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促进、紧密结合，才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科技逐渐的成为影响社会、文化、经济、军事、政治等的决定性力量。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农业科技进步的内涵
对农业科技进步概念的界定，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就开始提出了许多的观点，并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辩论，在上个世纪末基本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近年来很少有新的观点提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两类：
（1）农业科技进步是一个不断的创造新理论和发明新技术，推广应用新成果，把新的农业科学技术资源变为物质财富的增值，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前进的过程。
（2）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指人们利用农业科学技术来实现一定目标所取得的进展。目标可以是改善农产的品质，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还可以是降低生产所需成本，提高生产的效率，也可以是改善生态环境、节约能源、减轻劳动强度等。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技术进步又可以被分为技术革命还有技术进化这两大类。当科学技术进步表现为对原有技术或科技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时，或者在原有科学技术组织原则或原理的范围内发明新的技术体系和创造科技时，这种进步就被称为技术进化；当科学技术进步表现在技术或科技体系发生质的变革时，这就被称为技术革命。广义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仅包含了上述对狭义的农业科技进步所包含的内容，而且还包含了农业管理人员、决策水平与智力水平等软科技的进步。
上述的两类观点对农业科技进步界定的角度是不同的，定义（1）注重界定农业科技进步的连贯过程，定义（2）则注重界定农业科技进步的范畴。其实两种界定的内涵都是相同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对农业科技进步公认程度比较高的界定是：农业科技进步是在农业经济增长中剔除劳动、土地与资本等纯经济要素投入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后的剩余部分，也就是说，广义的农业科技进步概念己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根据上述分析，为了体农业科技技术进步的连贯过程，本文所采用的是定义（1）的定义，并据此将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分为研究与开发、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四个环节。
（二）经济发展的内涵
从西方的经济的发展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的经济学领域中有个相似的传统，就是把经济的发展看做是为物的积累，而经济的发展目的就是发展经济，而且还把经济的增长当做是为产出的增加；而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这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在现代经济的研究过程中，经济发展不仅仅包括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出量的增长，而且还包括了了不发达经济地区为摆脱落后、贫穷，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核心要素就是一个结构相互变化的过程，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经济结构以至观念习俗、文化法律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它除了包括数量关系的变化外，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包括了经济活动质量相互变动的关系，比如“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变革，以及产出结构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就是着产出的增加，而且还是随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收入与产出结构上的变化以及文化条件以及经济条件的变革。这种发展所必须的扩张都不能不被认为是经济的发展。
二、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的发展，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很多，其中科学技术进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科学技术的进步被经济学家称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之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尤为密切，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的问题进行了很多的研究。主要产生了以下几个理论。
（1）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创始人，他对科技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及由科学决定经济关系中的重大作用在他所编写的《资本论》中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他指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力量”。恩格斯、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和现代自然科学一起改变了整个的自然界”
邓小平在论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时候，就己经跳出了工业经济时展的模式框架，发展了经济关系与现代科技之间的新的动态和新的关系。他指出“科学技术是我们的第一生产力，这也就说明科学的技术对现代社会经济以及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变革性地作用，这样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原动力”。
也精辟的论述了第一生产力的实质意义和内涵。他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要把经济的建设真正地转移到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依靠科技进步的步伐上来，这是一场深刻而又较广泛的变革。这不但能够提高极大的劳动生产力，并且还可能会引起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关系之间发生深刻的变革。”
（2）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在他所编写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理论及概念。依照熊彼特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源动力就是创新，而企业家则是实现和完成创新得主体，信用是企业家们以要素重新组合的、以预期收益为担保的支付手段。他用经济发展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问题。
他的经济发展创新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创新理论。他把创新定义为构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企业家们与生产各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他认为创新理论的概念有着五个方面的内容：生产一种消费者们不怎么熟悉的物品，或是与过去的产品有质上区别的新的产品，或者是采用另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该产业部门以前从来都没有使用过的、而且必需能够是商业经营过程中能对一种产品的新方法进行生产；获得新的供应产品的来源，即获得的半成品或原料有新的供应来源，不用理会这种来源是否已经存在，还是首次被创造出来。
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可以较好的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它将“创新”做为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突出了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和核心作用。
（3）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研究的内生化
1956年，由索洛提出了科学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增长模型。该模型显示，经济的增长不但由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所决定，还由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增长的作用权数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决定。在索洛的增长模型里，技术的进步被作为单一的一个因素，归入到了经济的增长理论当中，并且对这个理论给予较为系统的研究，比较完整的解释并且描述了经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增长的原因。
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舒尔茨，他将生产中的技术因素延生到了人力资本上来。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能够产生递增的效益，人力资本既人的健康、能力、知识等质量的显著提高，这对经济增长地作用远比劳动力和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很多，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内生性上给出了与实践相一致的解释，其要素收益递增的新观点，为长期增长、经济持续发展找到了可靠的动力和源泉。
[参考文献]
[1]潘鸿王臣.新型农民培训的需求与供给[J].农业经济，2009年第07期。
[2]奉梅.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及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7期。
[3]王健.《转型与经济增长：基于索洛模型的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古代是否有农学，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难道研究中国农学史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不就是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农学存在为前提的吗？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自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一争论最近又在学术界重新展开。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学者，当然也不会承认中国古代有农学。即使在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学者中，中国古代的"农"是否有"学"，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如果中国古代不存在农业科学，那么人们所习称的"中国古代农学"或"中国传统农学"，就只是农业技术的代名词而已。在当前的研究论著中，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浑然不分的情况比比皆是。
农学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真正形成体系的少数几个学科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总结农业生产管理和技术经验的专门著作--农书和以农业生产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农家。农学和农家的出现，标志着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所积累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已经脱离了散在的状态而系統化了。从战国到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人中国以前，中国尚存和已佚的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体裁之多样、流传之广远，在同时代的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按照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者萨顿的定义，科学是"系統化了的实证知识"；中国农书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体系是如此的博大和丰富，难道还称不上科学吗？
反对者可能会说：中国农书诚然繁多，但所记载的只是实用的技术知识，因此还是不能称之为科学。中国农书的内容可以用"技术"两个字一言以蔽之吗？不能。
兹以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例予以说明。这四篇中，《上农》是讲农业政策的，《任地》诸篇是讲科学技术的。《任地》以"后稷曰"开始，提出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十大问题（中心是如何把涝洼地改造为可耕良田，还有杂草防除，庄稼地通风透光，对农作物产量质量的要求等），以后各篇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其中的确广泛记述农业生产中的各项具体操作技术，如畎亩制农田的规格等，但也有不少论述属于统率技术的原则、原理。如《任地》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讲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土壤中五对相互矛盾的性状的原则，其中蕴涵着土壤肥力诸性状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前提，已经超越具体的操作技术的范围了。同篇还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土壤肥力可变论表述得更为明确，其属于学理的范畴更加明显了。后来《氾胜之书》的"和土"理论和陈旉《农书》"地力常新壮"的命题，就是在这基础上提出来的。《审时》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时，对比了"得时之稼"和"失时之稼"的不同生产效果：等量的植株，产量不一样；等量的谷物，出米率不一样；等量的米粒，食用后对人体健康的作用不一样。这完全是对农业生产原理的一种论证，并不涉及具体的操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农》等篇的这些理论、原理、原则不是散在的，而是以"天地人"的"三才"理论为核心串联起来：《上农》主要是讲如何调动、组织和管理农业劳动力，《任地》《辩土》主要讲土地利用，《审时》则主要讲天时掌握，而在土地利用和农时掌握中也体现了人的主导作用；四篇构成一个结构严密、相当完整的的知识体系。这是战国时代和战国以前农业生产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晶，其理论之正确和论述之精彩，至今仍然令人赞叹。
我们赞成把科学和技术适当区分开来。传统的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是紧密相连的，但两者毕竟不能划等号。技术是具体的操作方法与技能，科学则是指导这种操作的原理和知识体系，并且是经过了总结并多见于文字记载的。有农业就有相应的农业技术，它已经有了近万年的历史，而农业科学知识体系即传统农学的形成距今还不到三千年。严复说过："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原富》序）这话讲得不错。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决不能说《吕氏春秋·上农》等篇有"术"无"学"，也决不能说中国古代农书有"术"无"学"。中国古代农书把"自在"形态的农业技术加以总结，对其机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把它提高到"自为"的形态，形成相当完整、而且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的主要载体。因而，说中国古代只有农业技术而无农业科学是不正确的。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近代形态的农业科学，但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传统农业科学。
二、中国传统农学发生发展的阶段性与中国农学史的分编
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内在矛盾和外部关系的制约，传统农学在不同的时代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它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或迟或速、或显或晦，从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划分农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农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农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受到社会生产、经济政治的制度及其发展状况、文化思想、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在本书的导论中已有阐述。在制约农学发展的诸因素中，农业生产的因素最为重要，是农学发展的基础。农学总是在解决农业生产新问题，总结农业生产新经验中向前发展的。各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时期农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面貌。因此，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阶段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阶段有颇高的一致性。但传统农学是以农书为主要载体的，农业生产中的经验需要经过农书的总结，才能以农学的形态出现。而作为农学载体的农书的创作，又有其不同于一般生产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古代条件下，表现为农书创作的农学总结一般是相对滞后的；也就是说，生产发展在前，农学总结在后。而且这种总结有赖于一定社会需要的催生或一定社会氛围的助产。所以农学总结，尤其是重要农书的创作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往往并不同步。例如，《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王桢《农书》不是出现在两汉、唐宋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而是出现在北朝和元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亟待恢复的时代。《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以沟洫农业有关的生产技术的总结为中心，但它的产生不是在沟洫农业最为盛行的西周春秋时代，而是在沟洫农业走向衰落的战国时代；因为这种总结只有在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百家争鸣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问世。重要农书的产生，是一个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不但丰富了传统农学的内容，而且往往代表了农学发展的一个时代，从而成为农学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因素和标帜。
为了凸显中国传统农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呈现的阶段性，本书打破主要反映各种政治力量兴衰嬗代的王朝体系，按长时段把全书分为四编；这种分编与传统农学阶段性的划分是一致的。
第一编是"先秦时期农学"。先秦是中国农学萌芽和形成的时期。它包括两个阶段：从农业起源到春秋以前是农业科学知识积累和传统农学的酝酿阶段；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阶段。中国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中心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结构，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农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为世所罕见，为农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农业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已经在沟洫农业的形态下出现了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萌芽，但日益丰富的农业技术还没有获得全面的总结。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代，以铁农具的普及和大规模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不但导致了地主制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统一帝国的建立，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在当时社会的激烈变动中，"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思想文化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遂由此获得总结，终于导致了中国传统农学的诞生。本时期传统农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和特点：一是农家、农书和有关农学文献的出现。以《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农学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水平相当高，综合性强，理论色彩浓。二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雏形及其初步总结。三是作为传统农学基础的传统农时学、土壤学等的建立。在传统农学的形成发展中，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是一马当先的，先秦时代，传统农学的指时手段和指时体系已基本完备，并出现了后世所无的高水平土壤学专著。四是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的形成。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农学的成就是辉煌的，传统农学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传统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编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农业经济的重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相对落后，长城以北则形成骑马民族统治的牧区。秦汉时期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重视农业的发展。牛耕耦犁在黄河流域的普及，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成，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给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逐步形成。魏晋南北朝国家陷于分裂，原北方游牧族纷纷进入中原，中原人口则大量南迁，加速了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汇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农学发展的基础更加宽阔。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虽一度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倒退，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有进一步的开发，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继续完善，并成为当时克服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后期，已经出现恢复被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社会要求，在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配合下，孕育出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精耕细作经验，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传统农学经典--《齐民要术》。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以《氾胜之书》、《齐民要术》为代表的传统农学经典的出现，成为本时期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两大标志。本时期农学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先秦农学建立在耒耜耕作的基础上，本时期农学建立在牛耕技术的基础上；先秦农学主要解决防洪排涝的问题，本时期农学主要解决防旱保墒的问题；先秦农学只有作物栽培总论，本时期农学与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相适应，不但有总论，而且有各种分论，传统农学的范围及其所包含的精耕细作的基本原则已扩展和贯彻到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蚕桑、畜牧、渔业等领域中去了；先秦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指时系统、土壤分类和土壤学理论，本时期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土壤耕作学，同时，农业生物学知识及其运用也比前代有长足进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与改善农业环境条件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先秦农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三才"理论，本时期农学则把这种理论具体贯彻到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中，反映了农学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但本时期农学偏于实用，基础学科的发展，基础理论的探索逊于前代。又缺少对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这当然是与南方农业生产的相对滞后有关。
第三编是"隋唐宋元时期农学"。隋唐宋元是中国传统农学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的时期。这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由前期进入后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契约租佃制逐渐普遍，商品经济重新活跃，城镇兴起，这些变化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又反过来给农业生产提出了新问题和提供了新动力。在农业生产扩展基础上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本时期农业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汉末以来已获长足的进步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经济，本时期又有持续的发展，而黄河流域的经济在安史之乱和女真人、蒙古人入主过程中屡遭战乱破坏，发展滞缓，终于导致了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这种格局，形成于安史乱后，巩固于宋元之时。与此同时，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北方牧区的农业经济因素有所增长。以南方农业发展为中心，本时期土地利用的广度深度均有很大提高，农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生产门类显著增多。我国传统农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北农业技术的的交流融汇，是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和特点。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在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吸收了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精粹而有所发展，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尤有特色，成就更高；不但创造了多种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形式，而且初步建立了多熟种植制度，育秧移栽、细致的整地、耘耨和排灌、重视施肥、培育良种等各项精巧的农业技术都是围绕着用地养地这个中心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有明显进步。农学理论也有不少创新；提出了"盗天地之时利"、掌握农时要灵活处理"时"与"气"的矛盾，通过合理安排，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地力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不唯"风土论"等重要思想。农学发展新阶段的另一标志和特点是农书创作的新格局，这一时期的重要农书有第一次总结南方精耕农业技术体系的陈旉《农书》，有反映北方旱农技术新经验和囊括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精华的《农桑辑要》、王桢《农书》等，又产生了一批反映农具、育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经济林木、花卉、蚕桑、畜牧兽医等方面农学成就的专谱、专科农书。
第四编是"明清时期农学"。明清是中国传统农学继续发展但其局限性已经逐渐暴露的时期；也是中西农学开始了相互交汇的时期。本时期的农业既有较大的发展，又受到严重的制约。国家长期和平统一的局面，几种重要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促进土地大量垦辟，农区不断扩大，南北差距缩小，粮食增产和在这基础上商品性农业的兴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封建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但地主制经济仍然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继续容纳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又束缚着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和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宋代开始的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到清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口激增导致全国性的耕地紧缺，成为本时期农业面临突出的新问题。为了解决民食问题，除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和引进推广高产作物以外，还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同时，农具没有改进，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增多，劳动生产率渐呈下降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本时期农学的特点是农艺的精细化和向"多劳集约"的方向发展，"粪大力勤"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本时期农学的最大成就仍然在土地利用方面，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逼近传统农业的极限；意义最为深远的则是"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雏形的出现。与此相联系，本时期农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关系的"余气相培"论的提出。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品，如何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力"与"知"的关系，"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都有新的总结和阐述。由于各种条件的汇合，本时期的农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农政全书》系统而有鉴别地收集了前代的农学成果和当代农学的新成果，首次把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纳入综合性农书中，首次在农学研究中应用了"象数之学"，还收录了西方近代水利著作--《泰西水法》，是传统农学中体大思精、内容宏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的著作。地方性农书大量涌现，反映了精耕细作的农艺和农学知识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并在一些地方获得适应该地区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有的（如《补农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专业性农书数量更多、门类更广，其中包括有关新兴作物（烟草、番薯、棉花等）种植、提倡发展双季稻、发展海洋渔业、放养柞蚕、治蝗、荒政、区田法试验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本时期的农学在继续扩展和细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予以综合的要求，并出现象《农说》、《知本提纲·农则篇》等从理论上总结传统农学的著作，从而使传统农学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由于当时进行这种总结所能使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笼统而模糊的阴阳五行思想，缺乏实验的科学手段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确的理论，传统农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相对落伍。与此同时，中西农学交汇的漫长过程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
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关系和中国农学史的结构
既然科学与技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农学史的撰写就应该区别于农业技术史和一般的农业科技史（这种科技史的重心仍然是技术史），它虽然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农业技术孤立地描述农业科学的发展，但必须突出"科学"的内容，形成不同于农业技术史的农学史体系与结构。
八十年代梁家勉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以农业生产的要素和部门为纲分章编写的。这种写法适合农业技术史的特点，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如果我们蹈袭这种编写方法，就不但不可避免与该书雷同重复，而且难以反映作为农学史区别于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特点。
五十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是以骨干农书为纲分章编写的。上面说过，农书是我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不但是我们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依据，而且其本身的发展就是中国农学史的重要内容。按照骨干农书编写农学史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农书的发展只是农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较多反映了传统农学内容逐渐丰富、规模逐渐扩大等外在的表现和特征，却难以反映中国农学史发展的全貌及其体系的内在特征。
那么，新编的《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究竟应该如何安排？
要想合理安排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首先要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
从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看，它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l、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土壤学、农时学、农业生物学等）的理论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发挥其有利因素而创造的一种巧妙的农艺。精耕细作首先在以粮食为中心的大田种植业中发生，并逐步推广到农业的其它领域中。它在不同的农业领域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基本上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前者又包括了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对土地的利用和改造。可见，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建立在对"天""地""稼"（或"物"）诸因素认识的基础上的；而这些认识最后归结为"三才"理论。"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力（或人和）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到各个领域。它是中国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结晶，首先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理论概括，又反过来成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指导思想。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气候、季节等）、"地"（土壤、地形等）、"稼"（农业生物）、"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包括人的劳动和经营等）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可以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八个字来概括，而"三才"理论是它的灵魂和总纲。抓住"三才"理论这个"纲"，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和内在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根据以上认识，这次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按长时段分编以后，每编基本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这是因为农学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对此必须有一个交代，才能正确説明当时农学发展及其特点的依据。第二部分是该时期的农书。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内容，需要单独地予以介绍。说明各个时代农书的概貌，重要农书的作者、基本内容、特点、历史地位以及流传和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是该时期以基本学科为中心的农学的发展。这是全书重心所在，它以"三才"理论为纲，基本上按"天"（对农时的认识和农业气象知等）、"地"（土壤学和土地利用等等）、"稼"（农业生物学理论知识及相关技术等）、农学思想等次序安排章节，庶几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四、中国传统农学对天、地、稼、人诸因素的认识
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见之于《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在这里，"稼"是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天"指气候、季节等因素，"地"指土壤、地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上述引文把农业生产中视为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等因素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反映了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的农业生产的本质。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
我国古代，在农业生产的"天"、"地"、"稼"诸因素中，首先受到重视的是"天时"的因素，人们对天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并摸索出一整套掌握农时的方法。它包括了农业气象学的内容，又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农业气象学，我们称之为"农时学"。对农时的掌握，人们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体系。保留了夏代历法内容的《夏小正》，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具备后世"三才"理论整体观的雏形。发展到战国秦汉，传统指时系统已趋完备。它以二十四节气和物候的结合和相互补充为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以标准时体系为核心，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即王充所说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战国秦汉以后发展变化虽然不大，但这个指时系统一直在指导着农业生产。
对"地"的因素的认识利用也发生得很早，且贯彻始终，历久不衰。在作物生长的外界条件中，气候是人们难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可以改变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我国古代人民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成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基础；"尽地利"或"尽地力"成为传统农学的基本要求。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晶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正是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对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十分注意不同土壤、不同地类与不同的动植物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传统土壤学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土脉论"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这种思想西周末年即已出现，为后世农学家所继承，并把它和"土宜论"结合起来。所谓"土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农学对土壤肥力的一种表述。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益可损，那么，土壤肥力的状况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后世"地力常新壮"的光辉理论，就是在这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人民不但把许多原来条件恶劣、难以利用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而且自战国以来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并在连种制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方式，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是很高的。但从总体看，土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农学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途径，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来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人们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能体现传统农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精神。注意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是中国古代选育种技术的重要特点。如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矮秆作物早熟丰产，高秆作物晚熟低产。又产生了根据家畜外形特征来鉴别其优劣的的相畜学。在这过程中，人们加深了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如北魏的贾思勰已观察到，不但生物的"性"能遗传，在环境改变时会发生变异；而且这些变异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固定化而形成新的特性。元明时代的农书对"唯风土论"进行批判，其意义就是指出了农业生物的特性、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中国古代农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因物制宜"，这是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人们很注意建构合理的农业生物群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通过垄作、条播、中耕等方法，使农田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变无序为有序。以后又有轮作倒茬、间套复种、生态农业雏形等等的创造，都是对农业生物群体中互养互抑关系的认识与利用。中国古代选种和对生物特性的认识虽然发生很早，但比较系统的记载开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而且偏重于应用，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农业生物学。
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调控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是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从而很早就产生了充满睿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的生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但人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才有主动权，不但可以趋利避害，而且可以"人定胜天"。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认为农业的环境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展示了人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土壤环境的改造，优良品种的选育，都与这种思想的指导有关。即使人们无法左右的"天时"，人们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很早就直觉地认识到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从而有"人力"概念的出现。但农业生产不能光靠拼体力，更需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于是又提出了"知"。明代马一龙论述了农业生产中"力"与"知"的关系："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用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反映了对"人"的因素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需要群体的协调，这就是所谓"人和"。"人和"概念的形成，是传统农学整体观在人的因素中的体现。在传统农学中，"人"的因素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各种技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而且表现在"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上，包括国家对农业的宏观管理和地主、农民对其家庭经济的经营管理。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学是有其鲜明特色的，是有其独特的自然哲学基础的。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学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
五、"三才"与"气"论
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所讲"天"、"地"、"人"、"稼"等因素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气"。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种流动着的、可以有各种不同表现形态的精微物质。"三才"理论的形成本身就有赖于"气"的概念的介入。甲骨文中的"天"字是大脑袋的人形，意指人头顶上的苍天，在当时宗教神学观念的支配下，天被认为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帝"的处所，所以"天"又成为"帝"的代称。甲骨文中的"时"，从"日"从"止"（足形之下加一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的运行的意思，是一种唯物的观念。但商代和西周初年，人们并没有把"天"和"时"联系起来。到了春秋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人们开始把"气"视为"天"的本质，把"时"视为"气"运行的秩序，从而逐渐形成"天时"的观念；同时，人们又提出"地气"的概念，把土地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形成了所谓"气脉论"。这样就把"天"和"地"物质化，为"三才"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加上当时在铁农具推广以后的农业实践中，人们对自身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形成了"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理论。
古人认为天和地统一在"气"之上，地气的运动受天气的影响；大地上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活动都要受到它们的制约，农业活动必须依循天气和地气的这种变化来行事。这种观念在《礼记·月令》和《氾胜之书》等著作中已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且一直延续至后世。元代王桢说："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各随气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有别也。"就是对"天"和"地"在"气"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万物生长也是由于禀受了天地之"气"，陈旉说："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就是对天地和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物候之所以能够指时，就是由于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存在着"动"和"应"的关系。不但如此，在古人看来，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于"气"的流动和转化所形成的不同形态。例如清人杨屾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由"五行之气"组成，人以动植物为食，就是吸收利用其中的五行之气，而人类的排泄物和废弃物仍然包含了没有利用完的五行之气，它们返回土壤，又可以供农作物生长发育之用。这种"余气相培"论，正是对人和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它是对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一种朴素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对农业生物、自然坏境和人类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由此看来，在我国传统农学中，"三才"和"气"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或者说，"三才"理论是建立在"气"一元沦的基础之上的，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虽然立足于"气"论，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它与我国的传统医学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我国传统医学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在阴阳五行说（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气"论，或"气"论的一种形态）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农学在很长时期内只是停留在一般地以阴阳之气解释时令变化的范围内，没有运用"气"论对农业生产的过程作出系统的说明。直到明清时才出现就方面的尝试；而其达到的理论深度和实用效果都远逊了传统医学。"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魔物"。它与中国传统农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六、中国传统农学的优缺点及其近代落伍的原因
如前所述，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它的指导下，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艺水平、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传统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和曲折，但这些困难和曲折从来不是由于技术指导的失误所引起的。相反，由于灾害、战乱等原因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往往依靠坚持和发扬精耕细作的传统而得以克服。中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几千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得力于发达的传统农业作为其物质基础；而传统农业之所以富于生命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一个由先进的自然哲学指导的优秀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世界文化的珍贵遗产。但中国传统农学的不足也是明显的。
它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外部表现而轻内部结构，重彼此关系而轻自身要素。在农业气象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形成了综合的指时系统，善于观察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把握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始终未能对各种气象因素及其变化作定量分析。在农业土壤学方面，虽然很早对各种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敏锐地揭示了不同土壤与不同植物、动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创造了改造和培肥土壤的光辉理论和有效方法，但始终没有对土壤本身的成分和结构作深入的理化分析。在农业生物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性状作出细致的观察和分类，尤善掌握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同一物种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之间的关系，并巧妙利用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但始终未能深入农业生物内部探索其组织结构和生命过程的奥秘。
它重功能而轻机理；重实用而轻基础。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有关于土壤学、地植物学等的专门著作（如《尚书·禹贡》、《管子·地员》等），但秦汉以后向实用技术发展，有关基础学科的专门著作反而没有了。象《齐民要术》这样光辉的农学著作，的确包含了丰富的农业土壤学和农业生物学知识，但都是附着在各种实用技术应用的说解中，这些知识是分散的，尚缺乏系统化，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和提高。毋庸讳言，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农学，确实是过分地粘着于实用技术，独立于实用技术之外的以单纯的"求知"为目的的科学探索，是相当的缺乏。甚至那种哲理性的农学理论，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以只言片语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它的精神被贯彻到各方面实际技术之中，但它本身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总结。总的说来，基础学科和以求知为目的的探索落后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发展的这种滞后，后来成为我国农业科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传统农学的向现代农学转变的严重障碍。
中国传统农学以特有的自然哲学为其指导思想，其优点已如上述；但它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精确的概念体系，只能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可以涵容丰富的内容，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用"气脉"表示土壤肥力性状的可变动性，在先秦时代是一种天才的发现，两千年后仍然是这种解释，就远远不够了。与此相联系，传统农学往往停止在对事物性状的一段的论述，缺乏计量分析和可以计量研究手段，因而也难以有精确的把握。中国古代人民善于观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清时代有些农学家已经注意到农学研究中的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提高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而传统农学也就不可能获得精确的表现形式。
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也经历过"合一分一合"的过程。如先秦的《吕氏春秋·辩土》诸篇是综合性的作物栽培概论，秦汉以后出现了专业性农书，综合性农书也包含了作物栽培和动物饲养的分论，这也是从合到分的过程。但这种"分"，是按生产对象和生产项目的细分，而不是对各种生产因素的深入分析；这种"分"，仍然没有摆脱对实用技术的粘着，在研究手段和理论形态上并没有创新。到了明清时代，传统农学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这时出现了象明代马一龙《农说》和清代杨灿《知本提纲·农则》这样的农学理论著作。这两部著作虽然对传统的"三才"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并使传统农业技术的原则原理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从马一龙到杨屾，他们所能运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如马一龙试图用阴阳消长解释气候季节的变化，解释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成熟、死亡，以至解释各种农业技术。这种理论强调了农作物生长和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长规律，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笼统的原则，完全没有深入到生物体内部，完全没有涉及农作物从开花到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因而不可能对农作物的生命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面对着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和丰富多彩的农业技术，这种抽象的、只反映宇宙事物间某些共性的阴阳学说显得无能为力。当马一龙用它解释具体生产技术时，有时难免以偏概全，削足适履，甚至用主观臆想代替客观事实。不能说马一龙和杨屾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业生产原理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而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七、农业现代化与中国农学史研究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中，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和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从美国引进了成套大型农业机械化设备，在东北的三江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的试验，在一些同志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以为中国的农业问题依靠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科学技术已经过时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业现代化中还有没有它的地位，一时成了问题。在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农史研究者都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明确指出，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必须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在中央这一方针制定的过程中，农史工作者的研究和论辩是起了作用的。
事情其实是很明白的。农业科学技术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根据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在世代传承中创造出来的，包含了该民族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是不可能轻易地被抛弃或割断的。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但这种引进必须考虑本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必须与民族传统相结合。我国传统农学精耕细作的传统，不但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上文说过，中国历史上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三才"理论及其所体现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质的，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农学中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农学。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次大讨论以来，形势的发展给农业工作者和农史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继承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而是在农业现代化中如何保存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现代化的浪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浪潮面前，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严重变形，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应该指出，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些东西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消失或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重视中耕，讲求"锄不厌数"，为此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农民劳动的门路多了，劳动力值钱了，不少地方采用了除草剂，传统的中耕技术就不可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又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一套整理秧田，培育壮秧的精细技术和理论，但现在推广抛秧技术，这一套就派不上用场了。大体说来，凡是与多劳集约相联系的技术，或迟或早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消失或改变形态。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现代化浪潮中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这些东西一旦毁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农学史学科将如何发展？中国农学史研究者应该怎么办？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起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
第一，认真开展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相结合的农学史研究。当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凡此种种，使得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已经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农学史研究更应注意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而不能孤立进行。所谓农学史的"外史"，就是从农学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外史"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如何把"外史"与"内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仍然需要继续努力。而农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专门领域。例如，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抵；过去，无论是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或是研究农学史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注意不够的。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特点是以富于哲理的思想为其统率，这种农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只有把传统农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深刻揭示农学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才能进一步弄清在现代化条件下，传统农学中哪些东西应予继承，哪些东西必需改变；而继承的依据、改变的方向又是什么。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农学史，还有一个应予重视的课题，这就是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近现代中西农学的交汇；这些问题的研究，迄今仍然是比较初步的。
第二，认真开展传统农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总结和改造，才能使它们得到继承和发扬。首先是需要现代科学去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其次是需要用现代科学去改造和提高它，使之具备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只有这样，它才会被人们所承认，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农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现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现在大学课堂中的农学体系，基本上是搬西方的，如何与中国传统农学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农学体系，仍然是需要探索的；在这方面，农史工作者应该是有工作可做的。
关键词：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体系、体系建设。
农业技术经济学是研究农业、技术和经济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建设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农业技术经济学自创建以来，解决了一些农业技术经济的实际问题，为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随着中国已加入WTO，中国农业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农业技术进步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使农业技术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为我国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是当前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一）产生与发展
农业技术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1980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为标志。从此，我国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1年全国统编教材《农业技术经济学》出版，它确定了研究建立起本学科理论体系和系统研究方法的基础，规定了明确的研究任务。这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起始阶段。毫无疑问，在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阶段，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78年，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下，设立二级学会－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1983年改为“全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从1989年起每年开始独立召开会员代表大会，1993年被民政部批准为全国一级学会，改名为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在学会的推动下，农业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被系统的应用到农业生产决策中去，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体系在实践中逐渐构建起来，并且通过多次农业技术经济学术讨论会而逐步推广应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中。以1981年到1986年原农牧渔业部经管总站在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展农业技术经济效益评价为例，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成果广泛的应用到了全国各地。据1986年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经济效益评价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统计，1984年，全国进行试点工作的有17个省，71个县，133个项目，到了1986年，增加到28个省，659个县，1316个项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发展，如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一些专家学者，都主编或编译过相关教材，全国也出现了多种版本的统编教材和学术专著。这些统编教材和学术专著为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农业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发展了20多年，取得不少的学术成果。专家学者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发展也有不同的意见，在2003年12月（南京）召开的2003年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术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对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有些专家通过对农业经济热点问题的调研，得出农业技术经济学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分支领域。二是一些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业技术经济学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处于一个逐步完善和不断发展新的阶段；三是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农业技术经济学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处于衰落期。就我们的研究来看，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即农业技术经济学正处于一个建设发展新的时期，需要吸收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适应世界农业新技术革命和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补充、完善和发展。
（二）存在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但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来看，其学科建设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科内容跟不上形势发展
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建立过程，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效果”概念的提出，是一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国家要求农业技术改造和新技术应用经济效益的背景下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朱希刚，2002），虽然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迅速发展，但是农业技术经济学仍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这些影响阻碍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向前发展。因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往往很难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当一门学科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以后，其相关的理论、衡量标准、评价方法也应当与时俱进，随着完善和发展。所以，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2、学科结构不合理
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不系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二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描述不够清晰，容易与计量经济学等其他经济学科的一些方法混淆，体现不出自身特色；三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比较狭窄，局限于农业的直接生产过程，而对农业的产前、产后的供应、加工、贮藏、保鲜、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以及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领域应用较少。四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教材虽然版本较多，但多是低水平重复，许多内容在其他教材中重复出现，一些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原理没有讲深、讲透。
3、缺乏自身的特色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扩大，原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特有的一些分析方法被计量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其他学科所替代，农业技术经济学正失去它自身的特色，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自身的特色，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可能会被其他的新兴学科所取代。
4、学科体系建设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并未形成一个从若干基本概念和若干农业技术经济学理论演绎而成的理论框架，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由此及彼，联系紧密，进行推理而演绎形成的理论体系。表现在现有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各个章节相互独立，缺乏有机的联系。
二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建设定位模糊。尽管农业技术经济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技术应用经济效益评价下演化而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经济学究竟怎样发展，学科体系如何建设还在探索。同时，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尽管属于技术经济学科的范畴，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纯粹的技术经济学科，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作为一门应用技术经济学科，农业技术经济学在吸收技术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突出特色，进行创新，在这一点上尚未真正破题。
三是现有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未能吸纳近些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的研究成果，如近年来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农业科技园区与现代农业建设、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等最新的农业科研成果，都未能纳入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体系中去。
四是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学无法解释知识经济对现代农业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学以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作为理论基础，在现代农业生产条件下，作为生产基本要素的知识资本（智力资本）不仅在使用中会发生递减，相反，在使用中会发生递增。因此，随着知识资本逐步被引入到现代农业中去生产，知识经济对传统农业技术经济学提出新的挑战，严重地冲击传统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二、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并且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生物科学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为人类进行生物遗传改良和育种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天地。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中，除了生物技术之外，对农业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在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化技术，它开创了人类社会的信息化时代，对农业和农业科技以及各个传统产业和学科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可以说，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将会使农业的基本特点发生变化，从而使农业技术经济学科涉及内容发生变化，因此，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将增加农业高新技术经济学的内容，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
总的来说，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将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不断与发达国家的数量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接轨，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不但在课程体系上会有根本性的创新，还要对传统学科的内容进行改造，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国际化与实用化，能够更加符合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二是更加注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分析，注重采用当前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对新技术选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效益进行分析，对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避免技术的盲目引进。
三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将尽可能的融入当前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发展，以及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等内容，使其更能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符合实际需要。
四是重视对综合性、全面性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人才的培养，现代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后期就已经呈现出了综合化的趋势，所以，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范畴将会扩大，一些先进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被引进到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中，培养复合型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也成为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重要目标。
三、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
目前，关于《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主线形成了比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农业技术经济学是以技术进步为主线，以经济效果、经济增长和诱导性技术进步三大理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这种观点的缺点是把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架划到了狭隘意义上的以“技术”为主线的单线思路，优点是思路明晰，理论基础比较完善成熟，若按这一观点构建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容易与农业推广学产生冲突。第二种观点主张在原有的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吸收技术进步经济评价和宏观技术政策评价等内容来完善和发展农业技术经济学，这实际上又变成了以“经济”为主线、站在另一个角度上的单主线思路，缺乏完善的理论基础，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讲，是没有前途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农业技术经济学应当构建新的以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为主线的学科体系，无论从现实意义还是从长远发展来讲，这一思路技术路线明确，吸收了近年来科研和实践中的新内容，强化了理论实践，符合农业技术经济学的长远发展需要。具体来说，按照这一思路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系统和层次。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这一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层次的高度概括，研究系统是研究对象的具体体现。农业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通过研究技术与经济互动的内在机理与发展规律，来研究如何解决技术的经济问题。从研究层次来看，农业技术经济学既包括某一特定的农业技术的技术经济问题，也包括企业层面或特定区域的农业技术经济问题，同时还包括诸如科研体制、技术政策等宏观层面的农业技术经济问题。
二是提升和归纳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从长远发展来看，理论体系应当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基本上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应当包括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规律，技术与经济互动内在机理，农业技术与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等。如农业技术效率和生产效率监测系统理论、农业生产函数的理论、技术进步理论、农业技术创新理论、农业技术扩散与采用理论，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理论和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等。
三是完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当将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进行扩展。基本原理如农业生产函数的应用、农业技术进步测算原理、农业技术效率测算原理，农业技术经济评价原理，农业技术要素报酬变动原理、农业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原理及指标等都应当涵盖在内。而基本方法除了包括农业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和农业技术经济实证分析方法之外，应当将农业技术经济效益的计量分析方法也纳入到学科的方法体系中。
四是拓展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不在局限于种植业和畜牧业，应该向水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销售业拓宽，不仅仅局限于单项技术应用措施和企业、农户的微观技术经济问题，而应该扩大到各级政府的农业技术政策、农业科研投资、农业技术推广等宏观的技术经济问题。
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如下表所示：
项目
基本理论
基本原理
基本方法
应用领域
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体系
技术进步理论，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采用理论，科技成果产业化，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
农业生产函数的应用、农业技术进步测算原理、农业技术经济评价原理，农业技术要素报酬变动原理、农业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原理
农业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农业技术经济实证分析方法和农业技术经济效益与计量分析方法
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农产品加工业等
四、推动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建议
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新技术、新问题的出现，不断调整自己的学科定位、内容、框架和体系，具有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树立正确的学科建设指导思想
我国农业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农业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作为农业经济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方向是必须坚持这三个面向。因此，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下指导思想：立足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面向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业国际化，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技术经济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内容和体系进行改造和完善，使其更加符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以服务农业、农村发展和推动农业现代化为基本出发点，以面向社会普及农业技术经济管理知识、培养面向未来的高、中、初级农业管理人才作为学科建设的基本目标，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二）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体系
一是进一步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过去的定位是“研究农业生产中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合理结合的内在运动规律及其应用条件和经济效果”（顾焕章，1992）。建议今后应将研究领域从“农业生产中”扩大到“农业生产与经营中”，包括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领域。
二是在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中，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首先，要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主要的分析方法是什么。在此分析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构建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其次，对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新的农业技术经济研究成果，包括基础理论应用和新的分析方法引入，如果经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也可以逐步纳入农业技术经济学的教材范围。
三是注重研究方法，农业技术经济学应该在研究方法以及实现手段上不断创新最新成果，如利用网络资源和软件，实现评价分析技术的标准化，同时不断引进探索新的分析与评价方法。
四是更加注重拓宽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的范围，尤其是注重世界农业新的科技革命对农业经济领域带来的变化，如转基因生物技术对农业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影响，以及加入WTO后，农业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等。
五是建立农业技术经济数据库和编写农业技术经济手册。根据市场经济特点和新技术、新形势的要求，重新编写《农业技术经济手册》，还应探索利用网络优势，实现对农业技术经济数据共享的途径和方式。
（三）对《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建设重点和发展方向开展系统研究
针对当前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组织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力量，对农业技术学科发展方向展开讨论，在《农业技术经济》刊物设置专栏，组织学者们对农业技术经济理论、方法和应用领域开展系统地讨论，逐步在某此方面形成共识；同时，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的重点和发展方向开展调查，了解全国各个高等农业院校农业技术经济课题开设、教材使用、师资配备及学科发展的一些情况，并对原来的《农业技术经济学》内容进行修改和增补，为今后编写“十一五”全国统编教材打下基础。
（四）编写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教材
学科建设最终也要落实在教材上，教材是学科体系的具体体现，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载体，也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要对目前的《农业技术经济学》教材进行修改和增补，删除教材中一些过时的内容，增加一些最新科研成果，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积累起来的大量新方法、农业科技新成果进行提炼与总结，将其中的精髓编入教材；对把过去教材中已经被其他学科普遍吸收的一些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扬弃和简化。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统筹协调，不要搞低水平重复；二是要注意编教材不同于科研，编教材不能强调一家之言，而要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高度，综观全貌，提高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和适用性。
（五）编写《农业技术经济学》案例
案例是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科适用性的具体体现。建议有选择性地吸收一部分现代科技发展和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搜集有代表性的农业各部门、各领域以及农业技术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与范例，编写《农业技术经济学》案例，为农业技术经济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实证分析方法论，拓宽学科视野，进一步提升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实用性，拓宽《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和范围。
主要参考文献：
1、朱希刚著，《农业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及应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10月；
2、傅家骥等著，《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
3、许家林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等农经管理系列课程教学内容及体系的改革，《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4期；
4、袁飞主编，《农业技术经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10月；
5、孔祥智，21世纪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发展方向，《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00年第1期；
关键词：现代农业推广；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3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090-09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社会身份由社员变成了包产到户的独立的个体农户，从而开启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大规模的逻辑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改革实践。针对这一时代背景，基于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向社会化小农过渡的现实，中国农业推广学者选择了德国学者H・阿尔布列希的所谓“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简称为“阿氏模型”），启动了推动落后的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近40年，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阿氏模型在中国农业推广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却一直未变。然而，这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推广体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学者就开始提出要创新农业推广体系[1-2]。在认识到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3-6]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主多元”的农业推广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7-12]。王济民等人总结了多元推广体系的四大类型和14种模式[13]，然而我国的多元推广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或成熟[14]，仍然处于“悬浮”状态[15]。农业推广学界对此也一直纠结在“一元、多元”，“主体、主导”，如何“协作、合作、协同”上。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创新“现代农业推广体系”[16]。为此，笔者追溯农业推广体系的理论源头――阿氏模型，发现阿氏模型并不是什么“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而是一个“推广服务系统单边简单组织化，而目标团体系统农户松散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由于“推广服务组织未能实现多元协作的结构化，从而不能实现协作推广，更不能合作推广，也就谈不上实现协同推广”。无疑，创新和构建“一主多元”的现代农业推广体系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提出了新要求。
一、对阿氏模型的剖析
H・阿尔布列希建构的框架被许无惧[17]率先引入中国，后经张仲威、汤锦如、高启杰等凝练为图1所示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18-20]。该模型一直被农业推广学界视为农业推广工作的框架，奠定了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假设前提、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过程抽象为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其逻辑假设是推广服务系统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而目标团体系统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
国内众多学者依据阿氏模型，并在传承和发扬荷兰A・W・范登班、德国H・阿尔布列希等人的教育学、行为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农业推广就是一种把新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成果，通过教育、沟通和干预等方法，传授、传递给农民，使其增进知识，提高技能，转变观念与态度，从而自愿改变行为，最终实现增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而农业推广学则是研究推广沟通过程中农民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行为自愿变革规律以及诱导农民行为自愿改变，提高推广效率的一门应用科学。侧重于农民教育及其行为转变。
遵循阿氏模型，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等推广组织被视为推广服务系统，且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等被视为目标团体系统，且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农业推广过程也仅仅是这两类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基于阿氏模型的农业推广学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客观产物，适合于传统农业转型期以小农户为对象的农业推广活动。
毋庸置疑，阿氏模型对这个特定时期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形成与发展，对指导中国农业推广实践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原因
在现代农业条件下，一家一户的传统小农正由社会化小农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伴随着土地的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农业正由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不断走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的大生产，越来越多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逐渐形成。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由分散的个体转变为组织化的农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阿氏模型的推广服务系统是组织化的，目标团体系统却是没有组织化的松散的农户。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农业推广的目标团体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阿氏模型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框架。因此，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来全面分析农业推广系统的主体、客体和推广方式，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内涵和特征[21-24]相吻合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一）现代农业推广的主体分析
1.正在形成协作关系的多元推广主体。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对农民的教育，将农民视为推广的对象，忽视了现代农业推广最终目的是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不可避免地轻视了农民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Υ耍高启杰已经初步认识到只有从事推广工作的农民才是推广主体，而其他接受推广的农民则是受体[20]。其实，受体也是农业推广的主体之一。而简小鹰和于水等则明确提出农民是农业推广的主体[25-26]。从《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的定义来看，推广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教育，而且包含研发和应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应用的主体也是推广的主体。
现代农业条件下的职业农民，即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已经不再是阿氏模型所描述的农业推广末端的推广对象，只能被动的等待接受农业先进技术和知识的传播和教育，而是以农业推广主体的身份主动参与，以满足农产品市场需求、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向上下游各类农业推广主体提出需求，亦或接受政府或非盈利组织的公益性推广服务，亦或购买通过市场配置的推广服务。其中，政府公益性推广服务也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契约形式来实现。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属的推广机构等推广主体也将以满足这些组织化的新型r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为导向，提供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化的推广服务。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推广主体之间由被动与主动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由落后与先进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基于契约的协作关系。
从推广最终目的来看，正是这些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产业化。所以，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样是农业推广的主体，是实现推广目的之最终执行者。各类农业推广主体之间通过协作，才能最终实现农业先进技术的传播和产业化，来实现推广的目的。由此，阿氏模型中的两类系统的关系其实反映了传统农业转型期分散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这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农业背景下，重构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必须反映组织化的农民与其他农业推广组织的协作关系。
总之，现代农业条件下必须明确农业推广的目的，构建起政府所属和大学科研院所所属推广机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其推广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组成的推广机构形成的组织独立、功能交叉的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共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对于此，有学者探讨了各类推广组织合作的动力机制[27]，但对多元推广主体协作系统及其构建仍缺乏深入研究。
2.其他社会团体亦能成为农业推广主体。本文中其他社会团体主要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外的社会群体，包括分散的个体和组织化的群体。其他社会团体出于公益或者追求利润的目的，从事农业推广也非常符合“加强农技推广发展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活动[28]”的原则。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认为，技术本身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政策等社会因素构成了技术设计和技术应用的模式[29]。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目标最终就是要实现社会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农业技术向前发展，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要最终服务农民，回馈社会[30]。从终极需求角度来看，包括其他社会团体在内的大众群体的市场需求是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源头，农产品价格与质量、食品安全、农业生产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等大众群体关注的因素都能成为影响需求的因素，都会引致相关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从供给角度来看，其他社会团体将以分散化的个体或者组织化的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农业推广当中。国外的NGO公益性农业推广组织就是例证。而国内亦有此类组织，比如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基金会[31]。此外，其他社会团体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其所汇聚的群众智慧和意见可以为解决现代农业推广技术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等复杂问题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与价值判断。
（二）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分析
如上所述，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视为教育或者传播与采纳，忽视了农业推广客体的研究。高启杰曾经指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客体是指被推广的具体科学技术成果[20]。其实，农业推广的客体反映了农民的需求。现代农业条件下，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求，不仅仅是农业科技成果，还包括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这些都是现代农业推广的客体，而且伴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以上推广客体存在递进的关系。
阿氏模型针对分散化的小农，侧重于农业科技成果的教育式推广，并且暗含了：在此推广的过程中，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创新、扩散应用的过程彼此分离，参与的主体相互割裂，最终结果就是农业推广中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32-33]。现代农业推广必须重视农业推广的客体，始终以应用和产业化为导向，树立全过程的农业推广理念，并且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这个全过程。虽然推广主体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多元主体注重协同且不固定死板。农业研发和推广机构的新成果会主动寻找能够快速推广和应用的伙伴或者直接进行大规模应用，而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会主动提出需求、寻找机会、积极学习，甚至参与到研发当中，并且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和组织变革。以现代农业推广客体为基础，各推广主体在推广过程中将形成越来越多的产学研一体化组织和“企业+科研院所+农户”等各种形式的联盟，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各种农业信息平台不断建立和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与壮大。
（三）现代农业推广的方式分析
在农业推广中，“推”是手段，“广”是目的，即农业创新的大规模应用和产业化。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侧重于通过教育或信息传播的方式来进行公益性农业推广，其“推”更多的指对农民的教育、说服乃至强制。这种手段在现代农业的背景下，是不能实现“广”的。而现代农业的推广方式应实现高级化、现代化、网络化、产业化和协同化，将更多的以市场化的、提供服务的形式来实现。其“推”更多的表现为：诱导、追寻、协作。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多领域科技集成的科技密集型产业[23]。在其产业体系中，分工越来越专业，更多的农技服务组织将直接运用先进科技知识和装备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他们将直接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先进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而不单单是教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其掌握先进科技知识再进行运用。农业推广中的教育恐怕将局限在一些无法提供专业服务的领域和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的农业工人的培训。
综上，适应于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仅描述了农业推广活动中先进与落后两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仅反映了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教育或者信息传播这一小部分内容。它没有对农业推广复杂系统中的多元主体进行展开，特别是已经组织化的农民，忽略了研究农业推广的客体，既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复杂性和方式的变化，也不能反映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创新和自我提高，更不能真实、全面地揭示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的客观规律。基于上述缺陷，必须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
三、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思路
（一）重构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
农业推广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农业推广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实它更是一个钱学森所定义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34]。而且农业推广学本身又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需要众多学科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支持。因此，作为农业推广学重要的理论基础，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既要能全面反映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推广系统的复杂性，又要能体现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还要能为重新定义农业推广概念、研究对象和内容奠定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重构框架模型的方法论基础
综合集成研究一直是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各种问题的重要研究思路。我国学者提出的WSR方法论恰恰是指导综合集成研究的重要方法论[35-36]，而且便于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它对于指导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有重要意义。
赵国杰和王海峰将WSR方法论进一步改进为ZKJ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37-38]，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更具有普适性指导意义。在ZKJ方法论中：主体（Z）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客体（K）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客体；交互作用（J）是实践和认识活动，即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过程与结果）；实践中介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手段、程序或方法；实践就是以主体、客体、中介为基本骨架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动态过程[37-38]。
基于ZKJ方法论分析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可以得出该系统由农业推广的环境、主体（Z）、客体（K）和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构成。农业推广的环境，即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各种外部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Z），即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类。目前政府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行政型推广组织来实现，大学科研院所的推广主要通过其所属的教育科研型推广组织来进行，社会团体的推广主要通过各种社团推广组织来实现，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推广则通过各种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来实现。农业推广的客体（K）即农民需要的是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农业推广的交互作用或实践（J），即各类相关主体相互协作，共同参与各类客体的生成和普及应用的过程，以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
（三）重构的框架模型
基于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于ZKJ方法论的我国现代农业推广系统，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具体见图2。
在重构的模型中，主体系统中的各类主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功能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分割；既可以独立发挥各自所侧重的功能，又可以兼有其他主体所侧重的功能；既可以独立运作，又可以和其他主体进行协作，实现各种协作组织上的创新，向着图3所示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演化。
客体系统在农业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融入更多内容，以满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需要。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系统反映了多元农业推广主体相互协作实现农业技术进步的具体过程，侧重实现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创新。
反映各推广主体协作关系的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的理论基础是亨利・埃茨科威茨提出的三螺旋创新模式[39]。该理论被相关学者高度重视，应用到众多创新领域中。在农业推广中，也不乏相关案例。涂俊和吴贵生就以宝鸡市农业专家大院为例，用三螺旋模型论证了图4所示的农业推广体系制度创新[40]。
现代农业推广项目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且往往与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和社会帮扶项目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吸引了其他各种社会团体（盈利的和公益的）参与其中。并且这些社会团体在农业推广中也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四螺旋的农业推广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太行新愚公”李保国教授团队做出巨大贡献的“绿岭模式”。该模式中的四螺旋主体分别为地方政府、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和河北邮储银行。在图5所示的此四螺旋的运作机制中，政府主体搭建平台，在大学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持续进行政策和资金支持，并且进行监管，实行企业准入制度，保护农民利益；农业企业主体组织产业化生产，实行“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的a业化经营模式，并且成为大学的研发示范基地；大学主体进行产业发展规划、园区规划、市场策划、技术研发、示范培训、经营管理等全方位帮扶；社会组织主体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提供金融支持。并且企业与大学的专家以技术入股方式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连接机制。而大学专家不仅提供了主打产品薄皮核桃从种苗到栽培管理的技术指导，而且还提供了市场信息、品牌策划、企业管理、科技研发等全过程的增值服务。最终帮助企业成为产学研结合的、拥有产前、产中和产后完整产业链的薄皮核桃龙头企业，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之路。“绿岭模式”是围绕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实现了的四螺旋协作农业推广，具有代表性。当然，在“太行山道路”中，也出现过其他案例。比如在政府的支持下，有的社会团体主动向大学购买农技推广服务，免费提供给农民和合作社，并且还帮助其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并不排斥三螺旋推广系统，它是三螺旋推广系统的拓展。各地可依据四螺旋协作推广系统的原理，因地制宜，进行多元协作推广体系的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
（四）新旧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对比
图6在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下展示了适应传统农业转型期的阿氏模型所表示的农业推广。可以发现，阿氏模型中的推广主体之间缺乏协作，功能割裂，客体单一，推广手段或者方式上仅侧重教育或者传播的手段。这说明适用于描述农业转型期的农业推广的阿氏模型已经不能反映全面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复杂巨系统。
而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揭示了研究现代农业背景下的农业推广的基本思路，即农业发展环境―农业推广系统主客体的结构关系―农业推广系统中主客体的作用过程―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该模型最根本的前提假设是：农民是组织化的农民或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再是被动的推广对象，而是农业推广主体之一。在此前提假设下，农业推广可以定义为：各类主体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实现产业化的过程。各类主体在保持自己组织独立的前提下，部分具有其他主体的功能，按照“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四螺旋创新模式进行协作，来构建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实现农业推广体系的创新。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侧重于研究对农民的教育，也不是侧重于研究农业技术的传播扩散，而是融合二者，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农业推广学的研究内容也将从“农业推广的环境、农业推广的主体、农业推广的客体和农业推广的实践过程与结果”4个维度来展开，进而从这4个维度实现多个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
四、结论与展望
阿氏模型已经不适合指导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实践和理论研究。笔者从农业推广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视角出发，基于ZKJ方法论重构了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为研究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该模型正视了组织化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业推广主体地位，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农业创新的应用和产业化为推广最终目的，强调研究各类主体如何协作来实现农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的机制和过程，最终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满足社会的终极需求。
现代农业是三产融合的科技密集型产业，需要多领域科技的集成，需要多元主体的集成，需要资金、科技、管理、政策等多种要素的集成来实现综合集成创新。现代农业条件下的农业推广也必将出现更多新的研究内容，更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将融入到农业推广的理论体系之中。期望本文重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有助于梳理农业推广的相关理论知识，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推广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桂丽，李侠，张粉婵.重塑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体系[J].农业经济问题，1999（12）：38-42.
[2]黄季j，胡瑞法，孙振玉.让科学技术进入农村的千家万户――建立新的农业技术推广创新体系[J].农业经济问题，2000（4）：17-25.
[3]“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技推广：现状、问题及解决对策[J].管理世界，2004（5）：50-57.
[4]黄季j，胡瑞法，智华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30年发展与改革：政策评估和建议[J].农业技术经济，2009（1）：4-11.
[5]申红芳，廖西元，王志刚，等.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收入分配与推广绩效基于全国14省（区、市）44县数据的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10（2）：57-67.
[6]廖西元，申红芳，朱述斌，等.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对推广行为和绩效影响的实证――基于中国14省42县的数据[J].中国科技论坛，2012（8）：131-138.
[7]李维生.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一条必由之路――论建设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J].山东社会科学，2008（1）：113-118.
[8]高启杰.中国农业推广组织体系建设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0，28（1）：107-111.
[9]高启杰.多元化农业推广组织发展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127-130.
[10]廖祖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创新的“成都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2011（11）：101-103.
[11]石萍，王雨.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21）：15-18.
[12]汪发元，刘在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背景下基层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构建[J].农村经济，2015（9）：85-90.
[13]王济民，刘春芳，申秋红，等.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主要模式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09（2）：48-53.
[14]杨旭，李竣.优化农技推广w系的内在经济逻辑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15，33（3）：88-91.
[15]王琳瑛，左停，旷宗仁，等.新常态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悬浮与多轨发展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9）：47-52.
[16]陶佩君，袁伟民.现代农业视角下我国政府农技推广的再诠释[J].中国农村科技，2014（12）：64-67.
[17]许无惧.农业推广学[M].北京：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89：18-22.
[18]张仲威.农业推广学[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96-98.
[19]汤锦如.农业推广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30-32.
[20]高启杰.农业推广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11-14.
[21]尹成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8（3）：4-9.
[22]曹俊杰，王学真.论现代农业的“十化”特征及其互动机制[J].云南社会科学，2009（2）：109-114.
[23]张军.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与发展重点[J].农村经济，2011（8）：3-5.
[24]辛岭，胡志全.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1996―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95-102.
[25]简小鹰.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行框架[J].科学管理研究，2006，24（3）：79-82.
[26]于水，安开根.试析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与机制创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1）：13-20.
[27]高启杰，姚云浩，马力.多元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合作的动力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1）：1-7.
[28]夏敬源.加强技术推广建设现代农业[J].中国农技推广，2007，23（3）：4-7.
[29]盛国荣.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SST解读[J].科学管理研究，2007（5）：39.
[30]程瑞，贾琨.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视角下的农技推广体系改革[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31（6）：97-100.
[31]何建斌，陶佩君.农业技术推广[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66.
[32]柳岩，张正河.农业科技推广主体间差异比较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1）：19-21.
[33]张正河.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与科技供求主体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11（9）：5-10.
[34]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13（1）：3-10.
[35]顾基发，唐锡晋.综合集成系统建模[J].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4，1（2）：32-42.
[36]顾基发，刘怡君，牛文元.社会复杂问题与综合集成方法[J].科学中国人，2010（9）：17-19.
[37]王海峰.低碳生态化城市发展综合集成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6：57-59.
[38]赵国杰，王海峰.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的综合集成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3）：50-57.
[39]亨利・埃茨科威兹.国家创新模式――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战略[M].周春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40]涂俊，吴贵生.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三重螺旋”制度创新[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18（4）：117-122.
关键词：新农村；经济增长；政府作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东西的差距，更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对各流派经济学家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回顾，以期通过这种分析揭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各种决定因素，综观地论述现阶段中国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在经济学说史上，哈罗德、索洛等人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扬弃后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它主要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制度内生增长理论等。
1.1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框架出发，构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哈罗德和多马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兴趣。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索洛、斯旺等人引入了新的外生因素，构造了新的说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他们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内生增长理论
由于其种种局限，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宏观经济研究只关注短期的周期波动，对长期、动态经济增长的研究理论几乎毫无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1.3制度内生的增长理论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占主导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基本上是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它们似乎仍然没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根本的解释。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制度结构三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支撑，制度和技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当作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说明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样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就制度而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激励去促使个人努力以达到符合社会福利的状态。
2.1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搭建农村经济起飞平台
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追加资本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资本成为农村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源。许晓东等推算出中国农村近10年来资本严重不足，从1995年起，农村资本缺口每年在5000亿元以上。农村资本的巨大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瓶颈。由于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为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政府更应该着力于有利于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致力于创造获利机会，强化经济主体对农村未来投资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挥作用。财政还应当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支出和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投资等，帮助农村地区提高效率，缩小城乡差距。
2.2开发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人力资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体现为人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重要源泉。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到了现代人力资本的问题。而舒尔茨（1961）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把增长余值（growthresidual）归功于人力资本，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卢卡斯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内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存在，必然使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以期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更高收益。而公共部门通过公共支出等政策，营造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环境，比如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等。2.3重视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农业技术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渗透在资本、劳力、土地等有形要素中，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较落后，多数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农产品深加工不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工业化不明显，管理方法落后。新农村生产发展必须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政府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在国家科技总投入中的比重；要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服务。
2.4促进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技术虽好却非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本身及技术的使用是制度作用的产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技术进步很难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不仅对于技术进步，制度还影响其他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程度的发挥，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绩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就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包括对农村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其中，建立健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首要任务。例如改革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影响市场交易和流转。应明确农村土地的国有，同时规定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拥有70年使用权，在此期限内，允许耕地的出租、转让、交换、抵押，使土地在长时期内真正成为农民的私人资本。这样不但能实现农村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而且还有利于节约和保护耕地，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2］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关键词：西部；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374（2013）03-0047-04
1农业科技园区的兴起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科技园区的概念开始出现并进入实践。194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提出了建立大学研究园的设想，1951年该校规划和建设了斯坦福研究园。由于政府支持及多方配合，形成了政府、大学、科研单位及企业紧密合作的运行机制，逐步成为世界一流的高新技术设计和制造中心，即世界闻名的“硅谷”。60年代以后，建立科技园区的理念和模式逐步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开始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探索推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模式。
在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兴起及快速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建设农业科技园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建设农业科技园区又是我国农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农业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方式逐步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集约型转变，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集约型农业和高新技术示范的窗口随着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应运而生。1988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从而拉开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我国政府作出了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决策，农业科技园区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1991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世纪90年代末，从面向21世纪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战略要求出发，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决定从国家层面联合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2001年3月，评审和认定清华大学科技园等22所大学为国家大学科技园。2002年4月，又评审和认定北京理工大学等21所大学启动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在这43个大学科技园中，其中26个位于部级高新区内，2家部分在国家高新区内。
2000年3月，国家科技部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根据《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的总体布署》制订了《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和《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提出“十五”期间我国将建立50个部级农业科技园区。2001年国家科技部批准山东寿光等21个农业科技园区为部级农业科技园区（试点）；2002年4月又批准了宁波慈溪等15个农业科技园区为第二批部级农业科技园区（试点）。至此，我国又有36个部级农业科技园区，其中，东部地区12个，占33%，中部地区11个，占30%，西部地区13个，占37%。2006年，我国拥有各类农业科技园区5000多个，其中部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1个，第3期贺贵柏：试论新阶段西部地区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战略意义部级农业科技园区36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综合开发高新技术示范区600多个，省级各类农业科技园区1000多个，已初步建成国家、省、地区（市）、县（区）四级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体系。目前，全国已建立了65个部级农业科技园区。十年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受到了地方政府、科技界、农业界、企业界和广大农民的普遍赞许和欢迎。可以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2新阶段西部地区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战略意义
农业科技园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可以说，农业科技园区是一个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立足于本地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按照现代农业产业化要求组织生产和经营，以构建现代新型的农业新技术研究、开发、引进、示范和转化为主体的在特定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科技创新型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现代多功能农业产业开发基地。建立农业科技园区的主要目的，就是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科学技术与现代农业生产与开发的有效结合，进而加快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建设农业科技园区是我国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模式、新途径、新路子。“十二五”时期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机遇期，特别是西部地区，抓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对于培育和壮大特色高效优势产业，发展品牌农业，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经营机制创新，引领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差距，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2.1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加强西部地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的需要
要解决西部地区农业科技创新受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的双向约束问题，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积极探索走出一条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新路子。农业科技园区是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是现代农业新技术研发、引进、示范与转化的平台。从经济学角度看，农业技术创新是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重点，主要是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引进、集成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以解决园区及周边地区农业生产及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从而带动区域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应以农业新技术的引进、集成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开发为主。西部地区建立农业科技园区，通过探索农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多样性，从而建立起符合园区实际和适应当地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需求的技术创新模式。特别是建立起“技术引进+技术示范（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模式和机制，可以有效地增强农业科技园区新技术新成果的展示能力、引进能力、应用能力、转化能力、技术集成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增强技术的产业支撑能力，从而增强园区区域性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引领能力。实践证明，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加强西部地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的需要。
新阶段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新阶段是全面贯彻落实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西部地区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必须准确把握新阶段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特征和需求，进一步提升和强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科技支撑、示范带动和服务企业作用，积极探索建立园区伙伴联盟等创新机制，充分发挥园区在推进西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及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9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加快西部地区农村新型人才培养和促进农村科技创新创业的需要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和善经营的农村新型人才。西部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快培养新型人才，千方百计促进农村科技创新创业。实践证明，农业科技园区既是现代农业新技术引进、示范与应用的平台，又是现代农业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培训基地。西部地区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主要针对园区及周边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和农村人才市场的新需求，通过创新人才培训模式，进一步强化了园区的人才培训职能，不断完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从而增强园区新型农民的创业增收和致富能力。
2.10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加快西部地区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
现代农业是开放性的农业。实践证明，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和平台，又逐步成为我国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实验区和示范区。西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比较滞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力度不够。西部地区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顺应了世界农业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通过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为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提供了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面对新阶段农业对外开放的需求，园区通过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和经营机制，有利于加强农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注重围绕特色优势产业、主导产业发展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参与自主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千方百计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加强西部地区的农业对外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蒋和平，辛岭.建设中国现代农业的思路与实践[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1：24―37.
[2]陈阜，王强.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理论与实践[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1：47―53.
[3]张晓玲.中国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2：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