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邓小平；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此，本文拟借鉴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经验，以形成对邓小平制度变迁理论的初步认识和总结。
一、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意识形态与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从共有信念上规定了社会主体实施制度创新的行动域。意识形态预先设定了制度安排模式、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使未来制度安排以某种“先验”的形式存在着。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就意味着某种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在人们之间确立起来了，新的制度安排也就会沿着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被创设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并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从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共有信念。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一次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都是首先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而开启和推动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邓小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和共有信念的形成，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首先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的理论创新。针对“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思想路线，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从思想路线上作了准备。
其次，转变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政治路线的纠偏和工作重心的转向，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为中国随后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再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创新。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铺开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属性。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
最后，市场经济“手段论”理论创新。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精辟论断，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突破和创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共识。它预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取向。
二、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
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突破和理论的不断创新，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目标模式认识逐渐明晰化。市场化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体制模式。它突破了把市场和计划完全对立的传统计划体制，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市场化取向改革开辟了道路。（2）“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模式。它把商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其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须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著名论断，澄清了人们的各种疑虑。党的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最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提出市场化改革模式，首先在于他科学地区分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左”的思想倾向，曾经把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时，要么是把改革体制误认为是改变基本制度，反对对体制作任何改革；要么是把体制的改革变成对根本制度的变革，使改革变成“改向”。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随后，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2]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作为具体的运行体制，并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性属性，而只具有体制性属性。这种认识上的突破，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变迁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中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就其引起的体制变革、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而言，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但这场革命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原则下进行，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首先，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变革，它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仅仅是细枝末节的修补。它要从根本上变革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实现制度创新，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革制和其他方面体制。因此，从制度变迁的广度来讲，“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从制度变迁的深度来讲，改革是要彻底破除旧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补。这种脱胎换骨式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将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将会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因为，改革同革命一样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显然，改革和革命在这里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转贴于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是一场革命，主要是从体制变革、制度创新和生产力的解放而言，而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3]
其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作为一场革命性的制度变迁，并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2）改革是通过变革具体体制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要通过变革社会主义具体体制来实现。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2]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但是，“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因此，必须对体制进行创新和变革。通过对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区分，邓小平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具体化为生产力与具体体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解决这一基本矛盾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改革的对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这意味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已明晰化。“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四、制度变迁的方式：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
制度变迁和改革如何进行呢？经济学者们把转型国家的改革分为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具有渐进式的特征。渐进改革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进行边际调整。与激进式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的理想化的设计方案不同，渐进式改革在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设计方案，而是采取允许“试错”的方式，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即“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指出，对改革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2]
之所以选择渐进式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1）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存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2）制度变迁和体制改革实质是人们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会触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而面临各种阻力，必须充分考虑改革的力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从而使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渐进式调整；（3）人的理性有限性，人们不可能在改革之初就能完全掌握改革全过程出现的各种情形，因而不可能制定一个理想化的完整方案，而只能选择渐进的方式。邓小平指出：“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面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4]总之，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必然要求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
因此，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就是按照“先易后难”的图式展开：（1）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经验以后，转入城市。“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入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要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2]（2）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改革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在改革之初，首先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改革，然后是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多元化，从而逐步调整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同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从打破平均主义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改革之初首先打破平均主义，确立按劳分配制度，并随着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出现而逐渐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并且到目前为止改革的中心任务和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从而保持了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有利于防止因改革而引发的社会失控，为改革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并不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实际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有序地推开，比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行政分权等。
五、制度变迁的目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技术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能实现经济增长。无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都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的。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时指出，改革就是革除传统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发展生产力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
然而，由于建国后很长时间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准确的认识，加上“左”的路线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并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1978年10月，邓小平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这里，邓小平开始提出要通过变革经济体制来发展生产力。1985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2]
当然，改革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即是说，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06.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0-373.
关键词：加快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刻都没有停息。从全党到全国人民都在高度关注并重视着这一关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事业。十的胜利召开，更是为全党全国人民送来了春风，它的胜利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针措施，报告中提到：要创新经济模式，要改变旧有的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城乡经济要有机合理地结合，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并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富强国家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基本思路和决心不会改变。报告中的要求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建设事业改革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实行改革后不久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道路的不断摸索，人们逐渐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并且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完善的前提是发展多种经济模式，改变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新型经济建设的理论目标和方向。那么，如何加快发展多种经济模式，改变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呢？这将是我们探讨并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为此，作如下阐述：
一、十报告中的“加快与完善”不是盲目性的加快经济建设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经济建设预期目标了，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下的加快，是秉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思想为契机而进行的，来不得半点马虎，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经济体制改革是实实在在和踏踏实实的改革，是依据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而正确、科学地来调整和加快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我们很清楚，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遇到困难时不气馁，不向困难低头，尽快地寻找克服困难的措施和解决方法，并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进经验，找出差距，并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方针，把握好正确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找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民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和路子，这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经济建设的改革初期，我们也曾走了不少弯路，也吃过亏，受过苦，这又算什么呢。改革就是要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和认识自己，就是要在拨开重重迷雾后方得云开见日明。改革就是要踏踏实实、不遗余力，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探寻出一条符合我国改革开放政策，适合我国经济体制建设的具有创新特点的新思路。
二、十报告中还进一步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向我们进一步指出了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它的措施是发展多种经济方式。
通过对这一改革措施的研究和探讨，我们认识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多种经济方式，发现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适时调整经济改革举措，切实拿出好的措施，好的点子来，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向世人展示我国经济建设腾飞的崭新面貌和气象，用经济改革的成果说话，始终保持经济建设改革的高度热情和积极性。
在一些著作中，经济体制往往被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是不对的。所谓经济体制是指一国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总称。在我国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的形式、经济运行调节机制、价格体制、劳动工资体制、商业体制、金融体制等。我们认为，根据前述理论，经济体制实际上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因为所谓的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产品分配形式。可见，所谓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体制的总和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从哲学本质上讲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属于决定性因素，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上层建筑也必然或迟或早地随之变革，这一论断早已为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但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常常为某些理论家所无限夸大，从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量。实际上这一对矛盾范畴中，经济基础是抽象性因素，不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它对于人类而言主要存在于认识论上的意义之中。我们的真正力量基本上体现在对上层建筑的改造上。对于这一点，经典作家也有所阐述，他们认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体制与经济法的关系中，我们所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应该是后者。当历经多年的摸索终于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着体制改革的话题，但是当我们要从纸上谈兵的理论层面进入细致现实的操作层面之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迷失了着力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可操作性意义上就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是经济法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前进的每一个步伐，都应该在制度与法律的备忘录中印刻下足迹，否则散漫的创新激情在稚嫩的市场肌体上的肆虐很可能只是倍增市场的无序与理性的紊乱，从而导致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实现不能。
在讨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时，人们往往将结论落脚在西方的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端又是因为蒸汽机的发明，似乎一切的差距都起源于蒸汽机的发明这一偶然性因素。但是早在托勒密时代的埃及，人们就已经了解了水蒸汽的力量，但却仅仅被用于娱乐上。同样的蒸汽机，在市场经济的英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在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却归于岑寂。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工业革命不过是近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在其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诺斯比较分析了西欧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经验后指出，十七世纪的荷兰尼德兰和英国英格兰最早进行了产权方面的变革，在要素和产品市场方面建立了一套更有效的私有权制度，从而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使这两个国家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他指出，“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制度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和创新活动之中，而在其他国家里，税收的绝对量和取得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刺激个人做相反的事情。”
诺斯的理论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与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奥秘。这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动，而是符合后者的内在要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扬。它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并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典型例证。我们熟悉一个著名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在这里，我们的观点是，在一定的历史横断面上，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实质意义上看决不是科技的维新，而是彻头彻尾的制度维新！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在困境中奋起改革，在没有任何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仅仅推行一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在短期内解决了30年未曾解决的吃饭问题。而越南在1988年对农业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使这一个稻米短缺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稻米的第二大出口国。可见，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固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决不会自发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大量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在封建中国的制度条件下，所有的努力都归于泡影。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但是今天的我们应该比我们的前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场制度的改革，它的核心是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可以讲，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任务不是简单地开放与漫无目的的改革，而是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具备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质素的经济法律制度。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我们遵循的改革口号是“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方法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之所以提倡探索精神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是计划经济沉疴积弊的时代，极左思想对人们的毒化和控制还远未解除，这时候提出在整体上建立一套市场经济体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只能采取放开搞活的方式，利用行为与利益的挂钩而逐渐激活人们长期遭受禁锢的自利心，培育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在微观上塑造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同时鼓励群众进行自我谋利也是鼓励决策分散化的过程，而分散决策正是市场经济所必备的条件之一，这对于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中统一决策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改革初期的战略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现在中国经济现实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再是市场主体缺乏活力和创新精神，而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与市场竞争的无序化。如今，在中国市场这一个缺乏规则公平的利益角斗场上，丛林法则正在被极度放大，而市场经济弥足珍贵的道德母体正遭到急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已有思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很可能令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受到极大的扭曲，从而导致畸形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上。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核心部分，其重要性亦应予以彰显。
在广义的生产力系统中，制度是一种重要的要素，任何其他要素的存在都是在既定制度条件下的存在。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制度不仅是经济的外在因素，而且还是经济的内生变量，而各种制度以法的形式进行记载和确认，形成了制度系统中最具强制力的核心-法律制度。当我们希望改变经济现实，实行变革时，我们也可以运用手中的这一制度利器，通过修改旧法、制定新法的方法促使人们沿着立法者心目中理想的制度通道去追逐各自的利益，并最终在社会成员交叉行为的反复运动过程中建立起崭新的经济体制。以往我们对待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的态度往往是“先实践后立法”、“成熟一个制定一个”。这在认识论上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在我们已经看清前进的方向且在拥有其他国家的成功范例的前提下进行经济立法，这种方法已经不再是最具效率的途径。在经济活动中，法律规则的缺失会导致大量的无谓试错，增加改革的成本。可以说，在历经二十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后，是该到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时候了。而且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中国加入WTO的现实也迫使我们不能再坚持这种零敲碎打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立法中的“游击队作风”，面对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急需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整套公正透明的经济法律制度，依据国际标准进行大量的法律移植已是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定事实。挑战就是机遇，对于我们来讲，应该十分珍惜和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以引进和消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主，以适度的制度创新为辅，充分利用法律制度（特别是经济法）对经济基础变革的强大反作用力，在空前的广度与纵深上推进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并进而期望籍此机会吹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攻号角，彻底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这一世纪难题。
我国目前正处于国民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研讨政府的行为和职能的变化,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浅析。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整体,是上层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关系是不能脱离经济而孤立存在的,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当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就必然地要引起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原理,我们认为,政府机构与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是其需要改革的深刻根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产生来看,新中国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在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下,主要按苏联模式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要特点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的办法去管理经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已经湮灭,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企业从人、财、物到产、供、销完全由政府支配;并由此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这样,也就形成了我国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关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伴随着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开始的。这种认识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十二大,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正是由于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步步加深,我国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改革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了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经济事务的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做到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把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企业,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到市场,属于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的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服务性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就必然地要求改革原有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党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1992年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和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
一、关于改革与坚守：“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改的坚决守住”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这已经为中国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也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那么，全面深化改革，是不是什么都要改呢？
要回答这样的疑问，首先要搞清楚改革的目的、性质和方向。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擘画改革开放宏伟蓝图时，就对改革开放的目的、性质和方向作了明确的阐释。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错误思想倾向”。这也就是说，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也不是没有目的、什么都要改，而是要坚持改革与坚守的辩证统一。
党的十以来，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
改革的方向、立场、原则决定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针对“中国的改革是有选择性的，有些方面的改革是滞后的”等错误理解，指出：“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的改革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改的坚决守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对众说纷纭的改革药方，指出，我们要洞若观火，要有主张、有定力，不能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他敏锐地洞察到了有些人葫芦里卖的药的本质：“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提醒全党：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这些论述，既阐明了改革与坚守的辩证统一关系，也清楚地回答了一些人的疑问。
总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能笼统地、不加分析地说什么都要改或者什么都不改，而应坚持改革与坚守的辩证统一，对于那些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弊端，对于改革步入深水区后面临的那些“难啃的硬骨头”，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而对于那些涉及改革方向和道路、理论、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言以蔽之，“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二、关于全面改革与重点改革：既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又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顾名思义，就是要全面、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为什么要强调“全面”呢？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是一个复杂的宏大的系统工程，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同时，改革开放也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特别是经过30多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的推进必然涉及深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矛盾，牵动既有利益格局变化，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如果不能全面、统筹推进改革，改革措施不配套，导致相互牵扯甚至相互抵触，全面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全面与重点往往相伴而生。全面深化改革在做到全面、系统的同时，还要抓住重点、牵住牛鼻子，避免平均用力、齐头并进、眉毛胡子一把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指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一论断是在认真总结和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以及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作出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我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没有本质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没有变”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这个中心丝毫不能动摇，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离开了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只有紧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其他各方面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带动其他各方面改革。
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还出于对经济体制改革特点和实际状况的分析和判断。相比于其他领域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自身特点，它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已经改了30多年，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不能说已经完成，经济领域还存在不少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三、关于政府与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而经济体制改革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此作了高度概括：“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化、螺旋上升的长期过程。相比于此前的表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虽然一词之变，却有质的不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认可;二是政府的角色不再局限于宏观调控，而是改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说，这是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又一重大突破。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至少如下两点是必须注意的。
其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资源配置方面，既各有长处，又各有缺点，因此，不可偏废，不能割裂。政府与市场天生就是一对矛盾，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对矛盾更是进一步凸显，成为各国都要面对的问题。二者矛盾的实质是谁更能有效配置资源，而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则是人类社会所有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最根本的问题。正如指出的：“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谁起决定性作用呢？世界各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表明，二者各有各的优缺点，而二者各自的优缺点正好又形成互补。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另一方面，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因为市场本身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这就需要政府及时补位，进行合理调控和干预，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是在逐步深化认识政府与市场优缺点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两手抓”，一边逐步放开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同时也始终注意抓好宏观调控，特别是在出现经济过热或经济低迷时，通过一系列杠杆，及时进行适度干预，这才保证了我国经济30多年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政府与市场是辩证统一、不可偏废的。因此，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其二，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此消彼长，孰大孰小、孰多孰少的零和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共生互补的双赢关系，市场决定、政府有为，是二者关系的合理定位。从表面上看，似乎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放权于市场的过程，政府与市场是不可调和、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实际上，这只是表象。诚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确实大量放权于市场，也的确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政府少管，甚至无限放权，把一切权力都交给市场，“做甩手掌柜”，经济就一定能好。而事实正好相反，我们不是把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对立起来，而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凡是市场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大量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就简政放权，放足、放到位，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凡是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社会公益事业、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突发经济事件的应急等，政府就及时补位，管好、管到位，把市场解决不了的事情解决好，进而使二者优势互补、协同发力，这才实现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可以说，市场决定、政府有为，是二者关系的理想定位。
关于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职能划分，先后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上作了深刻总结：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要处理好大和小、收和放、政府和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放权，但并不是说什么权都要下放，该下放的当然要下放，但该加强的也要加强，有些职能搞得太分散反而形不成合力。政府要切实履行好服务职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也不要忘了政府管理职能也很重要，也要履行好，只讲服务不讲管理也不行，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是讲管理的，管理和服务不能偏废，政府该管的不仅要管，而且要切实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些论述应该成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指导和遵循。
四、关于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并不是说“现在再摸着石头过河就不能提了”，二者“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重视宏观思考和加强顶层设计，是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
加强顶层设计是十分必要的。这里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这是由当前我国改革的特点决定的。当前，改革走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三十多年前。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施并举。可以说，改革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利益互相交织，许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大局。
其二，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对改革和建设的内在规律形成了一些理性认识。这些经验和理性认识为加强顶层设计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结合改革开放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实践，对这些经验和认识进行进一步总结和升华，通过顶层设计，使之具化到总体改革方案和每一项改革举措中，是必要、必须的。
既然要加强顶层设计，还要不要摸着石头过河呢？指出，不能说改革开放初期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再摸着石头过河就不能提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能割裂、对立起来。
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要求，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我国改革开放就是通过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不断探索、不断积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实践已经有力证明，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保证了改革目标的逐步实现。这与世界上有些国家采取所谓“休克疗法”，引发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形成鲜明对比。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1月24日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许多重大突破和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可以使我们对我国市场化改革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更加坚定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加快改革进程。
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回顾
回顾3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市场化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1984年）。这一阶段是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开始引入市场的作用，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小岗村农民大包干；建立经济特区；实行联产承包制。
2、市场化改革全面探索阶段（1984～1992年）。经过第一阶段的试验后，从1984年开始进入全面探索阶段，主要表现在：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企业改革；中共十三大召开。
3、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0年）。以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0年至今）。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2022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二、我国市场化改革思考
经过30多年市场化改革，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由贫穷落后发展到繁荣昌盛。
1、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2007年是1978年的67倍多。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6%左右。
2、建立了现代化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工业发展突飞猛进。1978年我国工业生产总值为1，607亿元，而200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07，367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
3、农业生产实现历史性跨越，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改变了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供应不足的局面。
4、产业结构显著改变，第三产业取得长足进步。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水平。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5、金融证券事业蓬勃发展，保险业迅速恢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金融保险业快速发展，业务量大增。
6、利用外资突破性进展，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
7、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人民收入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三、我国市场化改革展望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还有许多课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党的十七大提出，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应该是怎样的，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建议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2、关于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七大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怎样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3、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但仍然是一个新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4、关于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经济学世界难题，也是现在引起人们关注的新问题。价格和价值的关系，特别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5、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尚未实现，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仍值得人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