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档案资源是我国国家档案资源的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角度分析家庭档案资源建设面临的困境，思考新形势下如何加快推进家庭档案建设，提出通过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把家庭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中，并提出具体实施方法。
关键词：
档案资源；家庭档案
1国内家庭档案资源建设研究现状
我国对家庭档案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已取得丰硕成果，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关于家庭档案的意义、作用和功能的研究；第二，关于家庭档案管理理论的研究；第三，从信息化建设方面研究家庭档案；第四，从档案资源建设方面探讨家庭档案建设；第五，关于家庭建档实践探索的研究。国内对家庭档案的研究主要从家庭档案概念、范围、特点价值、功能、分类、管理等方面展开，而对于资源体系建设的研究较少，从国家档案资源体系顶层设计层面来思考的就更少了。2008年，国家档案局提出“两个体系建设”，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理论研究步伐加快，除探讨如何加强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外，还提出加强非国有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拓宽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范围。与之相关的论文主要有：黄项飞的《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创新思维》、袁姣英的《家庭档案与国有档案的关系刍议》、张敏、苏建功的《对家庭档案与两个体系建设的认识》、王小兰的《“十二五”期间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发展战略之我见》、胡燕的《我国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多元化探析》、王萍的《基于文化认同视角的体制外档案资源建设思考》等。
2家庭档案建设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2.1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理论要求
把家庭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前，应首先明确几个概念。首先，什么是国家档案资源？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毛福民认为：“国家档案资源，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总和。”[1]这一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档案资源的来源包括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另一方面，其形成对象必须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根据这一概念，我们判断一种档案是否属于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不能仅看它是否具备“国有”属性，社会组织和个人形成的材料也应包括在内，还要看它是否具有“保存价值”，即是否具有满足某种需求的价值。其次，什么是体系建设？体系是一个科学术语，是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体系建设就是设计一整套制度，按照规定把指定范围内或同类事物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实现最佳优化和配置。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就是对整个国家档案资源科学安排、合理分配，使档案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这种建设，不仅着眼于目前，更要提前科学规划，满足将来需求。弄清以上两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家庭档案，它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内的各个成员，在从事家庭事务和某些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记录并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考使用的各种资料，如日记、书信、手稿、照片、录音带、录像带、磁盘、证件、凭据等等。以上定义说明家庭档案在来源上，是由家庭成员也即个人形成的，在价值属性上具有保存备查价值，这种保存价值对家庭有利，也可能对国家社会有益。一般认为，家庭档案虽不像国家、集体、国有企事业单位产生的档案那样肩负历史使命、承担社会责任，但家庭档案在传承文化、反映社会历史、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家档案资源的“来源”属性，家庭档案虽非“国有档案”，但亦应包括在国家档案资源建设范畴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档案正从“资料时代”走向“资讯时代”，档案的主要功能从以为书写历史、证明历史、收藏历史等服务为主，向现实信息、资讯要求、未来发展转化。这些都要求加强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建立完整齐全、种类丰富的资源体系。建设开放的档案资源体系是科学发展档案事业的新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档案部门的新任务。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指出：“凡是涉及人民群众的档案，凡是人民群众需要利用的档案，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用的档案，都要纳入档案资源体系建设中。”他提出，全国档案系统要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纳入到档案工作体系中，把人民群众作为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是把家庭档案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范畴的理论基础。
2.2家庭档案资源管理现状不容乐观
我国一直偏重国家、集体档案，轻个人家庭档案，家庭档案保存保管缺乏科学指导，档案损毁、丢失现象严重。湖南省档案局于2014年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在家庭档案收集方面，26.7%的被调查者注重档案收集，55%的被调查者只收集自认为重要的档案；在家庭档案整理、保管方面，只有32%的被调查者比较认真地进行了档案分类并加以保管，完全没有保存档案的被调查者比例高达22%。调查结果说明，家庭档案保存状况堪忧。随着档案工作形势的变化及人们对于档案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一些地区的档案部门逐步认识到家庭档案的意义并积极探索实践。但总的来说，我国家庭档案管理处于自发、无序、无为状态，缺少国家层面的参与。
2.3家庭档案资源结构出现新变化
新形势下，现代家庭档案相对于传统家庭档案有了较大区别。传统的大家族演变为多个小家庭，与之相应的是家庭档案内容由家族的家谱、族谱转变为家庭成员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交档案和个人成长及生活经历档案。档案载体形式更加多样化，由单一的纸质档案转变为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和声像视频档案等多载体并存。与此同时，家庭档案数量成倍增加，保存方式各不相同，这些都要求加强家庭档案建设的理论研究，要在国家层面确定家庭档案的地位，把家庭档案建设纳入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体系之中。传统观点认为，家庭档案是个人或者家庭所保存的档案，在整个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中无关轻重。如今，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家庭档案的地位，明确家庭档案生动反映了家族的历史变迁，其作用是国家档案所不能取代的，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充实国家档案资源体系。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既要接收官方档案，又要接收民间家庭档案，改过去“单轮驱动”为“双轮驱动”的接收方式，既充实国家馆藏，又有效保护民间家庭档案[2]。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的有利条件下，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契机下，在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要求下，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家庭档案在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中的地位，积极推动家庭档案工作，在档案工作法律法规中明确家庭档案资源属于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使广大档案工作者能理直气壮地推进家庭档案建设，做好家庭档案宣传，提高全社会家庭建档的积极性，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做出贡献。
3家庭档案资源纳入国家档案资源建设体系的具体策略
3.1完善家庭档案管理体制机制
从管理学角度看，体制指的是明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及其相应关系的制度。根据中办、国办《意见》的要求，要不断完善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机制，树立大档案意识，充分认识家庭档案在国家档案资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体制内，可考虑在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各级档案学会中设置家庭档案管理机构，专门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家庭建档工作；可扩大现有业务部门职能，突出家庭档案管理的重要地位。《档案法》提出，“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档案事业，对全国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这一要求主要侧重于“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随着社会转型，家庭档案大量产生，公民档案保管意识不断增强，档案部门应顺应时代变化，及时转变自身职能，延伸服务的广度。《档案法》明确规定，档案部门对个人或家庭保管的对社会和国家有价值的档案要依法行使监督权和指导权；对个人保管的档案在安全保管、寄存出卖、移交捐赠等方面也有明确规定。因此，对于家庭档案管理，档案部门不能缺席、更不能缺位，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家庭档案管理体制机制。
3.2建立健全家庭档案工作规范标准
目前，《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条例》，虽未明确提出“家庭档案”这一名词，但对于个人保存的档案有法律要求，主要体现在移交、捐赠、寄存等方面。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相关规定，综合制定家庭档案建设的规范和标准，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提前介入工作，加强监督指导，要制定出本地区家庭档案收集范围与整理保管要求，内容要涵盖家庭档案的收集与鉴别、保管与保护、提供利用等方面，特别要细化家庭档案的门类和载体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档案工作规范标准既要确保公民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家庭档案的安全，也要符合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在国外，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立法中规定了档案管理机构对具有重要价值的私人档案拥有强行登记权和优先购买权，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档案部门拥有强行登记权，但规定了档案部门可以优先购买或征购，并有权代为保管有价值但保存条件恶劣的个人档案。档案部门行使优先购买或征购家庭档案的权力或代为保管时，必须保护作为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家庭档案不受侵犯。
3.3探索家庭档案资源管理模式
一是立足传统模式进行创新。目前，很多研究者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比较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比如，进行家庭档案登记、档案部门代为保管家庭档案，等等。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家庭数量庞大，且存在较大的地域性差异，因而推行整齐划一的家庭档案保管模式并不现实，需根据国情省情，寻求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管理模式。笔者建议，以传统管理模式为主，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仍以各个家庭为单位保管家庭档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家庭档案建档标准指南，通过现场培训、远程培训等方法指导家庭建档；以村、社区为单位对家庭档案进行统一登记管理，摸清本地保管的重要档案家庭，可通过征集或购买方式征集入档案馆，或重点指导家庭档案保管。二是积极实践新管理模式。档案部门应根据各地开展家庭建档的实践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实践家庭档案管理新方式、方法。遵循“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社会管理家庭档案的工作模式。如，在明确档案所有权的基础上，建立家族家庭档案馆、家庭档案服务中心等，采用国家拨款或经费自筹的运行管理模式；开发家庭档案管理软件，建立家庭档案数据共享模式，实现家庭档案管理的信息化。
参考文献：
[1]毛福民.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全面加强国家档案资源建设[J].中国档案,2002(2):5.
【摘要】我认为将来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父母的影响和青少年角色的过渡;2．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自尊和青少年犯罪;3．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照顾子女和对家人，尤其是孩子的幸福感的影响。4．伴随社会的发展，传统家庭和父母价值观被摒弃和被改变的程度_。
一、简介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遭到父母抛弃，或长期生活在有较大冲突的家庭，或者父母监管不足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危险几率最大。青春期的孩子往往比较脆弱，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学校或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活。因此理解家庭关系的性质，即家庭适应性，凝聚力和满意度，为了解青少年的行为提供了更多信息。家庭凝聚力成功地预测了非传统家庭犯罪行为的频率。家庭行为，特别是父母的监督和约束，似乎影响越轨青少年的整个成长期。朱比和法林顿(2001年)称，有三大解释破坏家庭关系和犯罪的理论;创伤理论，生命过程理论和选择的理论。创伤理论认为，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会对儿童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往往是由于儿童对父母中一方感情上的留恋。生命过程的理论，把家人分离看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离散事件，并就通常与分离相关的多种压力的影响。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家庭收入或子女抚养方法上存在的分歧，破裂家庭和青少年犯罪存在着极大的联系。因此，家庭是人类发展最自然的环境，但是，不应对其过分理想化，至少不能将其认为是传统稳定的形式。因为从全球当的数据统计发现，家庭现在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例如“在每一个人类社会的家庭体系中，不完整的家庭出现往往有各种原因———人口，经济或社会:如配偶死亡或离婚，家人的分离，或移民”。本研究试图寻找多大程度上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和青少年犯罪现象的演变进程。
二、假说
以下是该研究的假设:
1．罪犯通常来自于破裂的家庭，如离异，分居，遗弃，死亡一方或双方父母;2．罪犯有不一致的道德教育;3．罪犯来自社会和经济阶层最低的家庭;4．罪犯来自拥挤的家庭;5．少年犯家长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制很少陪伴子女。
三、方法论
这项研究设计采用评价的调查研究方法，即它以家庭结构作为犯罪源。这项研究的对象是来自少教所，随后重返社会的青少年。此研究样本是由120个这样的青少年组成。数据收集工具是调查问卷，由28个问题组成。大多数问题是封闭式，方便回答和计分，有些是开放的，为了提供补充信息。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个人资料，受访者的婚姻家庭状况，道德教育质量，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家庭成员的人数，以及犯下的罪行。数据分析是通过简单的定量分析，即百分比、手段和模式。
四、调查结果
数据分析显示了以下结果:
所有接受研究的受访者超过10岁，即青春期的开始。66．1%的受访者的父母是合法结婚，即生活在一起。只有43%的受访者从父母那里接受道德教育，朋友和附例占39．2%。87．9%的受访者父亲从事最低报酬的工作，10．8%失业，66．1%的受访者的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而33．9%的受访者的母亲从事最低工资的工作。这些统计数字揭示了普遍经济困难的状况。82．15%接受研究的家庭有4至15个居民，即5人，19．65%，8人，32．15%，11人，16．07%，和14人，14．2%。过度拥挤是我们研究的受访者的家庭特点。73．1%的受访者的父亲从事的工作让他们和自己的孩子分开非常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加上10．8%的失业父亲，有83．9%受访者的父亲在家时间很少或不确定。33．9%的受访者的母亲从事低薪和时间较长的工作。假设1:我的第一个假设认为，罪犯来自不正常的家庭，即父母离婚，分居，遗弃，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收集的数据统计显示，66．1%或大约五分之三的孩子有父母。这与大多数罪犯来自破碎家庭的假设相反。此外，16．05%孩子的父母分居离婚或暂时分离，而5．35%得孩子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最后，12．5%的受访者失去了一或双方父母。一般来说，家庭成员的组成是一种和犯罪有关的家庭生活的一个方面。据推测，生活在单亲或在父母离异或分居家庭的儿童更可能显示出包括犯罪行为等问题。如果我们认为到家庭破裂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元凶，我们的第一个假说与收集到的数据证实不符，因为只有5．35%儿童的父母已离婚，而较早前报道66．1%的父母已婚。回顾功能失调家庭的第二个方面，即10．7%孩子的父母分居，这表明数量小但日趋增加的少年犯来自父母分居的家庭。第三，我们发现，如果5．35%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和7．2%孩子的父亲死亡，那么12．55%的人与他们的母亲生活。此外，3．5%的受访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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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萨提亚模式；青少年社会工作；自我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8-112-2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阶段理论指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持续一生，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八个阶段，其中青春期阶段（12一18岁）的主要矛盾是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一方面青少年本能冲动的高涨会带来一系列生理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面临新的社会要求和社会冲突而感到困扰和混乱。同一性是对自我身份确定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一种不断增强的自信心，一种在过去的经验中形成的内在持续性和同一感。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青春期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自我同一性未曾建立上，这将导致“角色混乱”。目前在中学开设的心理咨询主要针对有心理障碍的个别学生，服务范围较窄，难免会给这一部分学生带来“贴标签”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的心理咨询中学生被动地接受辅导，社会工作能够发挥专业的主动性优势，采取多种专业工作方法，对于那些在青少年时期容易出现的一些适应性问题，有针对性的传授给服务对象相关的知识和技巧，使他们有所准备，从而预防问题的发生。在社会工作一系列专业方法中，萨提亚治疗模式以其独特的系统视角，关注青少年的潜能及自我成长，以青少年所处原生家庭为介入重点，帮助其建立较为完善的自我认识体系，从而改善青少年青春期自我同一性矛盾引发的学习问题、亲子关系问题、人际交往问题及对自我认识不全面造成的厌学、自卑等一系列问题。
一、萨提亚模式中的系统理论
萨提亚治疗模式属于体验式的传统人本治疗，有很强的存在主义特点。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促成生命改变，使个体及家庭朝向更加一致、更加和谐、更加负责、最终更加充实的方向改变。这也是青少年社会工作所推崇的介入方法之一。
萨提亚一般通过四个维度来确定某个系统在系统坐标轴上的位置：对人的定义，对关系的定义，对事件的解释，对改变的态度。萨提亚认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是建立在奖惩模式的基础之上的。即有权利之人对他们所界定的积极正向行为进行奖励，并且惩罚他们认为消极负面的行为。这是一种支配―服从式的等级模式系统，其中系统规则包含人们该如何感受、认识、思考、期待和行为的范本。所以在封闭的等级系统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有着明确上下等级之分的：即通过角色来决定人的地位，同时线性单一的模式解释事件，不允许任何力量来破坏等级结构的改变。权威型的家长所在家庭往往有此类封闭系统的特征。与此相对的是开放系统，在此类系统中，能量可以用来成长而不是致力维持结构，能量能够根据需要自由流动。关系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相同的价值基础，人是差异性和相似性的结合体，用有弹性和系统的观点来解释事件，人们会解释并欢迎改变。
萨提亚模式强调个人、系统和改变。对于个体而言，萨提亚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所有人都有从善和获得完整性的潜力。她相信无论个人碰到怎样的困难，个人和家庭都具有改变并且获得资源以达到健康状态的潜力。她提出的冰山理论把个人内在的系统比喻为冰山，冰山由五个领域构成，它们是行为、观点、期待、渴望和“自己”。通常来访者寻求帮助时先叙述的背景事件，其实就侧面说明了来访者外在的行为，也就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这一部分比较容易显现，但萨提亚模式不鼓励对此进行过多的描述，而是专注于来访者的内在体验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这些内在体验就是冰山剩余的四个部分，如何挖掘这些深层的信息并通过它们更多地了解来访者的内在体验是萨提亚所推崇的。在针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工作服务设立目标时，需要针对青少年“个人冰山”上的每个层次分别做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方案，从而系统地解决其由于自我同一性混乱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二、萨提亚模式中的人本主义色彩
萨提亚认为，大部分人会选择熟悉而不是舒适的方式，特别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问题本身而不是问题，应对问题的方式才是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拥有让自己成功应对和成长所需的内部资源。这些观点与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中的助人自助殊途同归，都强调案主的自觉能动性。萨提亚的这一基本观点带有的人本主义色彩是学校社会工作中值得借鉴的，治疗需要关注健康和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病理学的方面。人们在本质上是好的，要想与自我价值感相联结并确认它们，需要发掘自己的内部潜能。对于处于自我同一性形成关键期的青少年，客观真实的自我认识是其顺利度过“狂风暴雨”式的青春期，处理好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萨提亚模式下的家庭分析
萨提亚模式认为人是活在系统中的。症状的产生是个体与他人及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原生态的家庭系统。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的建立与其家庭环境和家庭成员间的应对方式密切相关。在与家庭成员（主要是抚养人）交往的过程中，青少年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学习到家庭规则并运用不同类型的沟通行为，进一步习得四种基本的生存形态：讨好、责备、超理智、打岔。这四种姿态全都来自于一种低自尊和不平衡的状态，是个体为了保护自我价值免遭言语或非言语的、可以知觉到的或是假定存在的威胁，使用的四种不良的姿态。
讨好型，以他人为中心，漠视自己的价值感受，低自我价值感，让他人进行选择，对在交往中的他人和情境予以充分的尊重，但却不在意自身的真实感受。讨好带有利他主义色彩，因此在大部分的文化和家庭中有较高的接纳度。然而，讨好与表里一致性的接纳他人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讨好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它否定个体自尊，并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自我本身是不重要的。当讨好别人时，即便自己感觉不好，也会委曲求全，以获得被爱和被接纳。
责备型，是讨好型的反面。这一型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他人和情景。特征是敌意、专制、挑剔、固执己见、反对别人的意见，习惯批评与责备别人，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
超理智型，漠视自己和他人的价值，过分强调理性，仅关注数据和逻辑水平上的环境背景。在交谈与人际交往时，力求尽善尽美，不断运用复杂的术语、理论来证明自己，显得明智而善辩，这一类型的人常被看做是严厉的、原则性的或是强迫性的个体。
打岔型，是超理智的对立面。与打岔者相比，超理智的人通常表现得沉默而稳定。而打岔者总是不断变换想法，企图转移当前的关注焦点，将沟通从正在讨论的主情境中引开。打岔者通常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某单一客体上，希望能够在同一时间完成无数的事情。
萨提亚提出这四种生存状态并不是在研究客体身上“贴标签”，而是通过对这些状态的界定让个体更加充分认识自己的应对方式，更加深刻地理解个体所处的原生家庭。我们是被家庭塑造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带有原生家庭的烙印。萨提亚通过个性舞会、家庭生态图、家庭重塑等方法，协助个体自发地探索冰山以下的部分，分析家庭对自我发展的潜在影响，从家庭入手促进个体积极的自我接纳及自我同一性的整合。
四、青少年社会工作介入
青少年要想成功地实现自我整合，顺利度过青春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其中和谐的家庭关系以及顺畅的家庭沟通方式尤为重要。在进行这一方面的相关辅导时，家庭重塑作为萨提亚最著名的治疗工具之一，可以为青少年社会工作所借鉴。
萨提亚认为，迈向整合统一的一个目标就是接纳我们的父母是普通人，要在他们本身具有的个性水平上与他们交往，而不是仅仅与他们的父母角色沟通。因此，在家庭重塑中，个体要利用家庭三角关系图，重新梳理整合过去的生命事件，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对父母和自己的沟通模式进行重新整合，并在此过程中学会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家庭。在家庭重塑中值得注意的是，改变是一种自然的、持续进行的过程，是人在探索如何与世界更融洽的相处时逐步发展和建立起来的。根据萨提亚模式，改变通常发生在这种情况：“学习和改变的过程需要人们愿意并且能够在认知、情感、幻想和有意识的层面上获得新的意识。产生这些意识后，人才能对旧有的观念产生质疑，获得新的体验，从而作出改变。”萨提亚认为，当新的知识和反应在合适的情境中得到了积极的验证与反馈，它们就会逐步取代已有的知识和反应模式。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萨提亚模式通过对家庭结构及沟通方式的重塑，有助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自我认识，家庭沟通渠道的畅通，对青少年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萨提亚模式把家庭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帮助个体充分认识并发掘自身及家庭的潜能，对青少年社会工作来讲，萨提亚模式的这一家庭为本的理念使得它相较于其他专业方法有着更为广泛的理论视角，同时在解决青春期自我同一性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也有着更为普遍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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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直接照搬国外方法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上看，我们都必须建刘芳，《系统思维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30，(2):168一174立本土的家庭心理学。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按照系统思维的观点，对一个系统的研究重点是要把握它的功能。系统的功能是在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系统总体的行为、特性、能力和作用的总称。系统的功能虽然与结构有关，但并非单独由环境决定，而是由结构和环境共同决定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家庭功能时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的结构(指系统内部诸组分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总和);二是家庭的环境，即社会(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我们看到，虽然在结构上，中国和西方的家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家庭外部的环境(社会)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对家庭而言既是外在环境，又是它的总系统。家庭整个地被社会包围着，并且自身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刻依赖于社会整体，要不断地从社会那里接受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各种思想文化。因此，从系统思想出发，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不但要注重家庭的结构，还应注重社会对家庭的下向因果作用。
其次，从实践应用上看。当我们直接采用西方家庭心理学发展出来到测量工具和家庭治疗方法对中国的家庭进行测量和评估时，都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本文的第四章中，我们曾介绍过几种国外常用的家庭系统测量工具，如家庭适应性和凝聚力量表、家庭环境量表、mcmaster家庭评定量表，这些测量工具都是在西方文化中研究和发展出来的，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特征。例如，认为功能良好的家庭应该是具有清晰的沟通模式，清楚的角色互惠，清楚的代与代界限，自我分化和个体性较好等特质。当我们直接将这些问卷用于测量中国的家庭时，发现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在沟通表达和自主性的分数上偏低一些。这是因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沟通模式都比较间接，强调效忠自己的家庭多于追求个人自主;重视家庭的权力层级及家庭内的和谐关系多于家庭成员个人的心理需要。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人在沟通表达或自主性的分数偏低，就认定中国人的家庭成员就不懂得沟通表达或没有自主性。这就提醒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所谓“常态”家庭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功能进行研究，发展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功能的理论和家庭功能的评价工具。不仅在测量上遇到了文化差异的问题，在家庭治疗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从心理治疗的角度看，不同的文化，心理疾病的表现、作用不同，人们主观上对疾病的态度以及对疾病的估计也不同。所以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产生出来的理论和技术拿到其他文化中运用时，都存在一个跨文化差异的问题。例如，中国人对心理疾的认识还很片面，认为如果家庭成员心理有“病”，去看这样的“病”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因此家庭治疗师想要邀请整个家庭来接受治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中国家庭通常强调“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治疗对一于家庭来说属于外人，因此，家庭不希望治疗师过多地干涉他们的家事，只需要治疗师告诉他们问题在哪里，指导他们如何做，给他们一些建议就可以。再比如，中国家庭中家长拥有特殊的权威，如果让孩子在父母面前表达自己的不满、愤怒和怨恨，会令父母感到难堪，进而对治疗产生阻抗，等等。家庭治疗在中国运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文化上的阻抗问题，也明确地警示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家庭治疗方法原封不动地搬来运用，而是要根据中国文化、中国家庭的特点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进行改革与创新，发展具有本土契合性的家庭治疗模式。
6.3.2建立中国家庭心理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6.3.2.1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的规定性
中国家庭的结构、家人关系、沟通方式、情感表达、发展形态、所面临的典型的问题等等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规定和制约，因此，考察中国家庭必须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导源于世界三大文明发祥地之一，亦是世界三大文化类型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的特征包括:半封闭的大陆一海岸型地理环境、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专制社会。正是这样的社会生活土壤，催生了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宽广的容纳度的中国传统文化。概括地说，中国文化对家庭的规定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结构的规定性文化人类学家许琅光认为中国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父子轴的家庭关系成为家庭互动的优势模式，支配其它关系的运作与内涵。’父子轴关系具有儿项特性，包括连续性(eontinuity)、包容性(inelusiveness)、权威性(authority)、1卜性(asexuality)。这些特性显现在中国家庭互动中，强调以男性为血缘姓氏的正统承传，家中成员形成以辈份上下排序的权力等级关系，家庭中，父母、丈夫、兄长的权力大于子女、妻子、弟妹，其中男性家长为最高权威所在，在家中享有充分的支配权。父子轴关系的这几个特性支配着家庭中其它关系的运作与内涵，形成了家庭内部运作的规则与特征，杨国枢将这些规则与特征概括为:l)以男性为中心:亦即强调以男性为血缘姓氏的正统承传，家中形成按辈份上下排序的权力阶序关系，其中男性家长享有最高威权，在家中拥有充分的支配权。2)集体取向:以家庭为重，个人为轻。家庭中个别成员要以成就家庭目标、维持家庭利益与团结，达到家庭整体福社为出发点，为了家庭，个人要压抑自己的需求及幸福。3)垂直排序:主要强调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地位，在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要严守对上遵从，对下命令的上下观念，而非平起平坐的原则。4)单向强势:家中的人际关系没有平等可言，即强势者约束、控制及支配弱势者，如家庭中，父母、丈夫、兄姊的权力大于子女、妻子、弟妹，如此单方面的强制约束有助于家庭内部权力冲突的减少。
5)角色优先:所有家庭中的成员均应做到五伦角色规范的要求，以做到家庭人伦的法则。6)责任为重:家庭中以义务与责任做为互动的基础，每个家庭成员均依照五伦角色的安排，对其角色尽义务与责任。2
(2)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规则的规定性中国文化中发展出了一套用以规范家人关系的伦理准则。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伦，常也，从人从仑”。传统中国家庭的伦常关系指的是儒家所倡导的“五伦”，即用以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种不同的角色关系。其中有三伦涉及到家庭中的角色关系，我们主要分析其中的夫妇和父子两伦。“夫妇”一伦指的是夫妻间的关系安排。针对夫妻间的互动，儒家提出“夫义/妇德”.父子轴家庭与夫妻轴家庭的运作特征与历程:大妻关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的伦理要求，界定出夫妇间的相处之道。所谓夫义”，指的是丈夫需能善尽到做为丈夫的义务，也就是负起照顾家庭、扛起家庭责任的义务。而所谓“妇德”，在宋代司马光《家范.妻》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故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这段话说明了为妻者在家庭中，应以丈夫为首，尊重丈夫，服从丈夫的领导与决策外，更说明了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女性主要是负责家庭内的事务，举凡家庭中的清洁工作、家庭经济的预算与花费、家庭中情感的维系与和谐、孩子教养等问题，均是做为妻子所应尽到的角色责任。而“夫力妇德”的伦理要求似乎也说明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的职责。就男性角色而言，在家庭外面努力打拼，在职场上获得成就，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扛起家庭的责任，似乎才是尽到一个做为男人的职责。而女人则是负责照顾、料理家庭内的琐事，服从先生的领导与决策，才是尽到一个好女人的角色职责。“父子”一伦指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安排。针对亲子之间的互动，儒家提出“慈/子孝”的伦理要求，界定亲子之间的相处之道。不过，虽然倡导父慈/子孝，但重点强调的主要是子孝。孝在中国文化中作用之大，地位之高，堪称中国文化的核心。所有的儒家典籍无不涉及对孝的合理性的论证和对如何为孝的规定。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核心，而“孝”又是“仁”之根本。在《论语》中，孔子对“孝”进行了理论的阐发，概括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人们所拥有的最自然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表现为对父母的思念、感恩、担忧、敬爱、尊重，以及不怨恨等不同的形式。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其次，孔子认为，孝无违礼。儒家的道德思想是以仁为最高原则，以礼为准绳的。礼被看作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大法。因此，孔子把孝纳入礼的规范中，与礼相结合，受礼的约束，使之制度化、仪式化。《论语·为政》道“孟慈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再次，孔子及其弟子将孝看作是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品质。百善孝为首。宗明义章第一》孔子教导曾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3)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发展的制约
西方文化很强调个体独立精神的发展，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学习独立白主、对白己负责。家长鼓励孩子早点离家过独立的生活。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并不强调子女与亲人分离，而是追求“四世同堂”的人家庭理想。因而，核心家庭的发展与大家庭的发展纠缠在一起，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当小家庭开始组建的时候，大家庭并不会因此而进入到空巢期，而是变成了扩展家庭。当小家庭中第一个孩子诞生了之后，人家庭中的老人又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祖父母期。他们会主动地承担起照顾孙辈的义务，这在西方国家是很少见的。
6.3.2.2注重中国社会转型对家庭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与之相应，家庭的结构、关系和功能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1)夫妻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传统中国社会以父子轴为主轴，夫妻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成为中国家庭转型的转折点。妻子在家中地位的上升是夫妻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妇女，极大地扭转了封建社会中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与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和劳动的权力。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总的来说，过去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家庭模式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与前一种关系平起平坐的夫妻关系。
(2)传统的孝道受到冲击，新孝道开始兴起。传统中国社会所宣扬的孝道强调父子之间关系上的不平等，强调父为子纲，这是与当时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法律相联系的。从经济上说，传统家庭与小农自然生产相适应，人们生产自己的几乎全部的生活资料，这种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人是主要出生产力，成年男子从长辈继承现成的土地劳作技术，以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妻小，这种经济上的优势自然赋予了他至高的权力，而后代人不仅由父祖抚养成人，而且从他们那里学得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出产业。因此，后代子孙的生命、生活的资料、谋生的手段等都来自父祖。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性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祖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而且，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也对不孝施以严重的惩罚。从北齐起，不孝就被列为十恶之一，属不赦之罪，以后历朝历代都相沿不改。现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代子孙并不需要依赖父辈遗传下来的产业。脱离了经济、政治限定性的“孝道”，变成了单纯的一种亲子之间的情感的关系。新孝道建立在亲子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注重情感上的感恩、思念、担忧与尊敬。
6.3.2.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优先发展基础研究
从西方家庭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对精神分裂症家庭的运作方式进行基础研究的十年，为随后的家庭治疗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庭治疗的实践应用高峰开始于20世纪60年，是在十年前开始的临床调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前期的基础研究，就很难出现后期临床应用的高峰。基础研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基础的概念和理论。本文中所介绍的各种治疗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的。例如，结构治疗建立在结构庭理论基础上，策略模型建立在沟通理论基础上，代际模型建立在家庭系统理论基础上，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优先发展应用研究，就会盲目地将国外的家庭治疗应用在中国家庭中，忽视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而且也利于学科的发展。因此，建立国家庭心理学应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优先发展基础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应该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过，在研究的初期，尤其应注重质化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也是国外家庭研究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贝特森、米纽钦、鲍文、欧尔森、比维斯等人的研究都是通过对家庭进行长期的观察进行的。质化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开放性的特点，非常适合于描述复杂的现象、定义新的结构以及发现变量间新的关系。在我们对中国家庭的内部结构、沟通、情感、功能等状况尚未完全探明的时候，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常重要的。
本文最后想要说明的是，家庭作为国家的一个基本的组织单位，对国家的兴衰成败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美国多位知名社会学家在探讨美国的振兴之时曾建议:“家庭是人类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环境。如果要将美国社会转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那么设法振兴美国的家庭组织，便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我想，这个建议对于中国社会也同样重要。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建设好中国家庭心理学，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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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功能;偏差行为;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4-0149-02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还没有独立于家庭。家庭是其生活的主要场所，是社会化的第一个环境，也是影响其心理体验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家庭功能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导致家庭中青少年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行为。而要适应社会的变迁，也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少的压力，如果青少年不能在家庭中减轻这些压力，就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公认的行为道德标准。他们大多厌恶学校的生活，经常性迟到、早退、旷课、逃学。他们往往喜欢纠结团伙打架闹事，染上不良嗜好：抽烟、喝酒、，这类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很大，甚至会被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利用而参与犯罪团伙。
一、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偏差行为
从社会系统观点看，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家庭是构成人类社会这个复杂有机系统的细胞。从现代系统的理论来看：实际所谓的“功能”就是一种可能起到的作用。而所谓“家庭功能就是指家庭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或产生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能力和效果”（刘宝驹，2006）。偏差行为，一般认为是社会学概念，是相对于社会规范行为而言的。简言之，可以界定为违反或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现有的大部分实证研究有着这样的结论：家庭功能和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存在负相关。有关临床研究证明，在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表现极端的家庭，尤其是亲密度极度匮乏、家庭角色混乱的家庭，特别容易出现家庭成员离家出走或子女行为不轨等现象。Shek用家庭功能评价量表（FAI）考察1519个家庭的功能和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功能和青少年问题行为（违法犯罪和物质滥用）存在显著的相关，那些报告家庭功能不良的青少年有更多的问题行为（Shek，1999）。国内的研究者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方晓义等以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初一至初三的学生为被试，全面考察家庭诸因素与初中生吸烟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沟通和亲密度对青少年的吸烟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张文新，2003）。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家庭功能作用发挥不当会引发青少年偏差行为。
二、家庭功能视角下城市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原因分析城市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发生与家庭功能的发挥不当有着极大的联系。家庭功能发挥不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当
一个家庭的教育方式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有着重大意义。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摇篮，孩子成长的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育方式。然而，在现今竞争激烈的残酷社会里，稍有松懈便会淘汰。在此激烈的情况下，家长们一方面要肩负着养家育儿的重任，不得不忙于生计而疏于与子女们的相处;另一方面又在中国传统教育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影响下希望子女们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子女。这就导致了家长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停留在只关注孩子的学习上，对孩子成长中的快乐与否少有关注。当孩子的成绩出现不如过往或未达到他们的要求时，家长往往不问原因而“恨铁不成钢”地采取诸如打骂、冷处理等种种极端措施。当孩子因小的行为不规范时，家长也是以“不打不成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对青少年来说是沉重的包袱，一旦青少年忍受不了压力便会出现偏差行为以示反抗。
（二）家庭情感需求功能的异化
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因家庭教育方式的种种不当，又或是父母内敛，不认为有向子女表达爱的关怀的需要，使得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难以感受到父母的关怀及爱护而产生了爱的缺失感。青少年因未能及时体验到来自家庭的、父母的温情，更由于他们不懂表达对爱的需求，因而他们对家庭传统的依恋也就显得无比薄弱。在缺失爱的情况下慢慢关闭心门，紧锁心枷，逐渐变得难以接近却又孤独无助。家庭爱的功能发挥不当，使得青少年缺少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成为内心空虚、孤独的个体，进而在认知上出现混乱。在此情况下，青少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文化的影响，在缺乏对诱惑的抵抗力及父母的监督情况下走上不当道路，成为边缘少年。有关的实证调查研究也证明了情感沟通功能的缺失与淡化使生活其中的未成年人缺少关爱，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爱的过度
这种现象在很多家庭都能看到，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子女被家庭视为“太上皇”，在家庭中处于优越的地位。父母在物质、精神、生活上对子女有求必应，为子女提供无所不在的帮助和照应，造成亲情过剩。久而久之，因一切来得太过容易，孩子就会觉得接受给予是理所当然的，形成自我中心的性格特征。这种溺爱的教育方式，使子女不会正确处理自己和他人、自己和社会的关系，造成生活中的低能，在人生中遭受很多挫败而无力承受，容易放任自己的情绪，甚至产生自卑心态，进而引发偏差行为。按照社会心理学理论，决定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学习。青少年是有选择地在那些符合父母期望的道德行为上得到强化的。道德行为反映了青少年道德学习经验的积累，当孩子的某种罪错行为得到父母和其他长辈的鼓励、宽容，他就有可能在今后重复，以致发展这一行为。相反，当通过教育使孩子产生内疚时，他就不太可能去重复了（关颖，2004）。
3.家庭结构的变化
对于家庭结构的研究，根据赵忠心的《家庭教育学》上的分析，普遍采用传统家庭、核心家庭、单亲家庭以及组合家庭来划分，传统家庭指的是那些几代同堂的家庭。传统家庭中的成员多，他们对教育青少年的看法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会产生矛盾，使得教育相互抵消。核心家庭是由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是当今社会的最主要的家庭模式。总体来说我国核心家庭的父母工作较为紧张，家务负担重，这样他们对孩子的全面情况了解不深，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更谈不上对孩子活动和交往范围的控制，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引起家长的注意，但为时已晚。如果他们的这些心理上的障碍得不到及时矫正，不仅会影响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而且对社会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三、社会工作介入城市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具体运用由上述的原因分析可知，从家庭功能这一视角出发对青少年偏差行为进行探究和介入是可行并必要的。针对上述原因，我们可以尝试运用社会工作里的个案、小组、社区等社会工作手法探索缓解城市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途径和方法。
（一）个案工作
在个案工作过程中，个案社会工作者采取分别约谈以及共同约谈青少年本人及其父母的方式，在会谈过程中观察他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及思考方式，从中发现问题的关键，找出问题的介入点。发现问题后的下一步，个案社会工作者可以在良好的气氛中与青少年的父母进行沟通，使其了解孩子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心理特点以及需求，认识到父母陪伴及关爱对青少年的重要作用。对于教育不当的家庭，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问题反映，让父母认识到他们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不当，然后引导他们学习正当的教育方式。对于过于溺爱及缺乏爱的家庭，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导青少年的父母采取正当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交流，掌控关怀爱护孩子的度，从而改善亲子间的依恋关系，使其健康成长。对于青少年来说，认同自己的过程也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过程。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在青春期阶段的身体特征有着很大的变化，而心理发展却稍微滞后。对于处在生理发育过程中的尴尬阶段，青少年会出现不能认同自己，又羞于表达的现象。个案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一对一的介入方式使青少年更容易接受和配合，帮助他们正确认识青少年生理发育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协助他们适应其身体变化，促使他们正确认识并认同自己。
（二）小组工作
对于行为偏差青少年来说，他们正处于青春期，有着好胜心强、叛逆的特性，他们往往不认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常与同辈群体发生争执。对于这样的青少年群体，小组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组建亲子关系协调小组、亲子面对面小组、亲子旅行小组等，让青少年与父母有机会共同参加到小组活动中，通过小组活动中的互动，增进相互间的理解，重建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纽带，从而减少由于教育不当及亲子沟通不当的家庭模式而引发的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其次，可以在学校或社区通过组建同辈群体交友小组、人际关系协调小组等，让青少年共同探讨与同伴和平相处的方式，发展良好的同辈群体，帮助他们远离不法团体。对于行为偏差青少年家庭来说，孩子的忤逆往往会让家长头痛及伤心。对于这些家长，社会工作者可以成立行为偏差少年家长情绪支持小组、家庭教育技巧小组、家庭结构变化支持小组等，以提供家长应对孩子成长问题的技巧学习、情绪发泄等机会，帮助他们寻找问题解决的途径，提高他们解决子女问题及家庭问题的能力，促使家庭功能得以恢复正常。
（三）社区工作
通过社区工作方法介入，整合社区现有资源，为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而举办诸如科普知识展览、绘画作品展，普法知识讲座等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增加青少年对社区的凝聚力。此外还可以通过成立义勇军、支教队等志愿组织，将社区青少年组织起来，动员他们参与社区活动，让他们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提高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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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的缺失
在现今冷漠的都市里，一些家长只关注子女的学业情况，与子女间的情感沟通少之又少，使得家庭的情感沟通
收稿日期：2014-11-20
关键词：失独家庭;家庭结构理论;解决途径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03-02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发挥了显著的成效，总人口得到控制，然而，独生子女家庭数量激增，人口的家庭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其是被简化到极致的高风险的家庭结构――核心家庭，成为失独家庭的概率更大;而受各种因素影响，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愈加突显。在2012年6月5日下午，80多位失独者聚集在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民来访办公室小院内，希望国家部门能为其解决“老无所依”的困境，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
一、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概述及其理论基础
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是由米纽秦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务经验总结提出的，逐渐成为家庭治疗领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模式。而在实际运用中，家庭治疗涉及的领域主要有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和人格障碍的治疗[1]，运用于失独群体的较少。
（一）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概述
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是视家庭为基本治疗单位，假设家庭的动力和组织方式与个人的问题密切有关，通过家庭动力和结构的改变来解决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该模式认为家庭中个人的问题是家庭中的问题，当家庭现有结构和交互模式不能有效地应对家庭目前面临的问题、压力或变化，且不能适当地调节时，就会引发危机。由于子女亡故而导致失独家庭固有的亲子关系互动模式改变，失独者养老没有保障，而当前的家庭结构与互动模式又不能有效地应对失独群体的心理健康、养老等问题，便会产生困境。另外，受后现代建构主义的影响，家庭结构治疗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辅导思想和模式，例如叙事治疗模式。该模式认为，个体的心理问题就是当事人用以描述生活的叙事方式，原来的叙事方式限制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情境形成新的想法或产生新的追求的可能性[2];该模式打破传统家庭治疗的机械方式，对失独群体的自我界定和情绪宣泄也有一定助益。
（二）家庭结构治疗模式的理论基础
1.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的是家庭过程的阶段性、在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转折事件对家庭结构和生活的影响。失独家庭多为核心家庭，家庭结构单一，子女的突然亡故导致家庭结构更为单调、亲子系统的断层以及亲子互动失调，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
2.系统论。在结构家庭治疗中，系统论强调家庭结构中的整体性，家庭的层级组织和子系统的相互依存功能[3]。一个合理的家庭结构应该包含夫妻系统、亲子系统等次系统，当某个次系统断层就会对家庭整体造成影响。由此可见，独生子女的伤亡会对失独家庭整体产生严重影响;并且该理论也启发社会工作者，可站在宏观视角尝试建立更为广阔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替代亲子系统。
二、西安市失独家庭养老困境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一）资料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西安市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研究》，受访者是户籍为非农人口、49岁以上的女性或其配偶。调查样本选取6个失独家庭较为集中的区作为调查区域（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灞桥区和未央区），最终收回了561份问卷（一般家庭367份，失独家庭194份）。
（二）养老困境的主要表现
1.生理健康情况：据相关调查统计，在失独者中，约50%的人患有慢性疾病，其中患重大疾病的约占15%;普遍存在着孤独、自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其中60%以上的人还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2.生活状态：在生活满意度情况的比较数据中可以看到：失独家庭的年收入总体情况远低于一般家庭，且年收入阶梯等级越高，差距越大。在健康程度方面，失独家庭的状态也不如一般家庭。由此，我们可了解到失独家庭的生活状态是不尽如人意的。
3.社会支持网络：从下表可以看到亲属是失独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主要来源;并且在接触过程中了解到，多半失独家庭在失去子女之后会产生“低人一等”的心理，不愿被同情，不愿被慰问，不愿与他人互动，封锁自身的社会交往网络。
（三）原因分析
1.中国传统养老模式的影响――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儒家孝文化与传统小农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家庭养老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养老也一直被视为是我国养老的主要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0条、第11条中有具体体现。然而，失独父母在财富创造时期将大量的心血、财力在子女身上，却在老年期面临子女亡故的境况，失去了“子女养老”这最后一道防线，加之社会养老体系不完善、机构养老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失独家庭养老问题愈加严重。
2.社会保障制度滞后，政府的财政支持不足。2014年国家五部委发出《通知》提出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要加大经济扶助力度，通知指出自2014年起，将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金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伤残）、340（死亡），农村每人每月150元（伤残）、170元（死亡），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中央财政按照不同比例对东、中、西部地区予以补助。尽管如此，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均消费水平，政府所提供的扶助金也只是杯水车薪。
3.生理机能老化而无依，心理打击沉重难以愈合。中国人一向以亲情为重，家庭观念浓厚。对于父母来说，养老成了其次，关键是老来无依，没有了心灵上的慰藉;并且老年人退休后不能较好融入社会，在家庭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都坍塌的时候，孤独感、无依感才是最可怕和无奈的。
三、在家庭结构治疗模式视角下的可行性介入
本文中家庭结构治疗模式是作为清晰的分析工具的角色，最大的特点便是强调家庭的结构形态，问题的解决并非致力于家庭某位成员的个人问题，而是重建家庭结构。因此本文将贯穿这一理念，结合其他手法，尝试探究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
（一）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着重针对个案的哀伤辅导和情绪宣泄，保持失独者的心理健康;家庭结构治疗模式认为：家庭结构并非自动呈现，而是表现在家庭成员的交互方式上，所以想要了解家庭的互动方式，社会工作者就必须站在中立的角色位置上进入家庭观察，澄清家庭中不合理关系、了解家庭系统的弹性以及回馈;在与失独家庭接触过程中，会观察到此类场景：每到吃饭时，失独父母会将子女的遗像放在座位上，面前摆好碗筷，说“孩子，吃饭了！”从中不难发现，失独者会臆想出一段已不存在的亲子关系以逃避内心中的伤痛和寂寞，这样畸形的互动方式使家庭的适应和转变能力更加脆弱。因此，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叙事治疗疗法对其进行哀伤辅导和情绪宣泄，重塑失独者的心理健康，恢复家庭的弹性。叙事治疗疗法技巧如下：
1.故事外化，即讲故事。开始时，与案主建立舒服的交谈关系，引导失独者叙说生命故事，包括经历的所有生活事件及个人感受，收集失独者的相关背景资料及过往经历，和案主一起重新编写另外的、对案主更有益的故事。
2.情感支持和问题外化。情感支持指社会工作者对失独者叙说的问题给予支持;“问题外化”强调将问题与人分开，即人不等于问题，问题才是问题。一般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把问题内化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从而产生消极的自我认同[4]。而问题外化是让失独者感受到“本身”意识，看到自己的效能和优势等，以此来对抗问题，重新生活，这一点与“增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3.探索及重塑故事。即收集失独者的支线故事，通过丰厚支线故事，挖掘失独者的特殊意义事件。通过不同时空的见证和丰厚的问话，把特殊意义事件串联起来，使失独者的故事产生新的意义，重新建构积极的自我认同，并将积极正向的力量和自我认同迁移到现实生活当中[5]。
（二）宏观层面
总体思路为基于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视角，重建家庭结构和社会支持系统，通过家庭动力来缓解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
1.建议大幅放宽收养政策，为失独家庭收养子女开辟绿色通道，创造各种制度便利，打破“不允许收养成年人”的法律障碍，失独家庭能通过“收养”重新保持家庭的完整性，以彻底摆脱“失独”的孤寂状态。
2.在面对社区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可尝试开创社区+社工/志愿者模式，即社区购买服务，社工机构为社区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人力支持，社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困境，二者通力合作，互利共赢。
3.尝试以失独家庭现有住房做基金担保，为其提供养老保险。对失独家庭的现有住房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所提供的养老保险划分等级，为其提供养老保障金，但在其终老后，住房不归失独家庭所有，但此做法还有待商议。
参考文献：
[1]杨建中，赵旭东，康传媛.家庭治疗在精神障碍治疗中应用[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2（2）.
[2]姚进忠.国内家庭治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13（6）.
[3]祝涵.结构式家庭治疗的理论及其应用评析[J].社会心理科学，2007（2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