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村由原昌锋、毓秀桥、铸铺岙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记者发现,有些家庭拥有多套住房,在网上了出租信息。目前,这里的市场价位在每平米三四千元。郦银仙等新市民通过宅基地置换,不仅拥有了产权,并可进入市场化流通。据介绍,绍兴市根据统筹区位优势和块状经济特点,在尊重农民意愿、兼顾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多种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和具体建房模式,培育和发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农村住宅集聚建造后,对宅基地外的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采用出让、转让等多种方式有偿使用和流转,将收益归村集体所有或补偿给农户。村级集体经济通过股份制合作改造,集体收益纳入利庄公共建设基金,专项用于本村公共设施建设。这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条件,而且还增加了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提高了农民幸福指数。
八种典型模式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理念,绍兴市顺应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快的新形势,创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积极实施社区股份制改造;以市场为导向,走以物业经济为主的多元发展之路;建立健全城乡结对帮扶机制,村级集体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逐年增强,资产总量持续扩大,收入构成日益多元。具体来说,绍兴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大致有以下八种典型模式:
物业经营型。综合利用本地或外地区域经济优势,通过新建、改造和购髓标准厂房、营业用房、三产设施、专业市场、民工公寓等物业设施,获得长期稳定的物业租赁收入。如绍兴县平水副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为扶持南部山区平水、王坛、稽东三镇的48个经济薄弱村,在规划建设区划出60亩土地异地集中建物业用房,按绍兴县、平水副城建管会、乡镇、村“各出四分之一”的原则分摊土地出让及建设费用,厂房所有权及收益归各行政村所有,目前经济薄弱村年收入全部超过10万元。
资源开发型。发挥当地的农业、水利、矿山、旅游等资源优势,采取股份制开发,合作联合开发、产权转让、经营使用权转让、租赁等多种形式,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如新昌县巧英乡溪口村利用丰富的毛竹资源优势,实施毛竹低产林改造和毛竹林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引进竹制品加工企业,使资源转化增值,实现利级集体经济发展。
产业发展型。通过资源整合、区位辐射、龙头带动等途径,推进产业发展,加快创业增收,形成适合自身特点、符合市场要求的发展模式。如越城区东湖镇水产村依托大昌水产市场,发展水产养殖业,水产村及周边村村民800多人从事水产品产销经营,外拓湖面近15万亩,成为远近闻名的渔业专业村,2009年市场成交额达14.58亿元。村集体年收入达800.48万元。
存量盘活型。通过对村属集体厂房、土地、电力设施、校舍、旧办公楼、沿街店面等实物资产的改造利用,发掘存积闲置资产潜力,使之成为能给集体带来长期因定租金收入的资产。如上虞市东关街道高泾村利用宅基地整治的有利时机,投入60余万元。拆迁改造村属闲置畜牧场,新建标准厂房2300平方米,村级集体经济每年新增租赁收入约14万元。
资本经营型。对集体现金资金总量较大的村,引导其通过投资入股等方式,将村级资金直接投人效益稳定的各类投资平台,获取固定投资回报如绍兴县柯桥街道双梅、中泽等10个村共同投资入股绍兴县中国轻纺城柯东仓储有限公司6400万元,占总股本的40%,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480万元
服务配套型。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需要,通过提供仓储,运销、信息中介、设备、集散场地、水电供应等有偿服务,实现服务增收,如上虞市道墟镇称海村充分发掘农户种植蔬菜的传统优势,由村集体投资建设钢棚出租给菜农,发展大棚蔬菜126亩,每年收取稳定的租赁费6.3万元,农户种植蔬菜收益每亩提高了1000多元,实现了双赢。
股份合作型。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支持和鼓励近郊村、城中村、同中村实施股份制改革,建立起适应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要求、充满活力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为集体经济发展打造“产权明晰,权责明确,运行规范,管理高效”的全新运作平台。如睹暨市店口镇店口社区由原先7个村和1个居委会合并而成,2007年社区将4400多万元集体资产量化到人,实行股份制改造,2009年可分配收益达222.77万元。
结对帮扶型。通过资金、项目、人才等的帮扶,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提高经济薄弱村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如嵊州市下王镇的9个经济薄弱村和通源乡的4个经济薄弱村,分别在市县有关部门和市级结对帮扶部门(单位)的支持下,以村集体入股的形式,共同参与水电站的建设和经营,预计建成后每村每年可增收5万元以上。同时,建立“村企结对”有效机制,为搭建“企业回报社会,城市反哺农村”搭建平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建,实现农民群众实际利益和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之举。2000年,浙江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爱莲主动提出与新昌县渡皇山村建立村企结对关系。结对以来,万丰集团已累计资助渡皇山村70余万元,帮助建造了村完全小学教学楼、通往东坞自然村的公路,安装了村自来水工程等,还为村解决了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让村民优先得到工作机会。
提升运行质量
围绕“强村富民”的目标,绍兴市抓好经济薄弱村发展,“造血”与“输血”并举、重抓“造血”功能培育,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增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后盾。特别是以发展集体物业经济为主要形式,以激活农村土地资源为基本动力的创新模式,推进村级集体经济主要增收途径由资源经营为主向资产经营为主转变、集体资产产权由主体模糊向主体清晰转变、发展模式由分散发展向集聚发展转变,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活力。
据统计,2003年以来,绍兴市共投入村庄整治资金99.84亿元,其中村级集体投入25.75亿元,占25.79%。通过多轮的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活动,经济薄弱村逐步消除。2005年全市5万元以下的经济薄弱村有1358个,占总村数的32.9%。到2009年底,全市5万元以下经济薄弱村减少到392个,占总村数的16.5%,比重比2005年下降了16.4个百分点。
绍兴市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的新途径、新机制,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村级集体经济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一是基础更实。开展了行政村规模调整,全市行政村数量由5102个撤并为2241个,缩减了56%,逐步实现了“规模并大,实力并强,班子并优,布局合理”的目标。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十大网络”建设,促进了农村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夯实了村级经济的发展基础。二是力度更大。近年来绍兴市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从2008年起,又实施了全市欠发达乡村和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加大了对村级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三是机制更活。创新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农村集聚发展机制和城乡结对帮扶机制,加大“三资”管理力度,使村级集体经济驶上了健康快速发展轨道、为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问题,绍兴各县市不断探索。2009年2月27日,新昌县小康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这是绍兴市成立的首家新农村建设投融资公司。目前,绍兴市已建立了多家新农村建设公司,通过“像经营城市一样去经营农村”。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有效解决当前农村建设用地难和融资紧的矛盾,加快农村住房改造建设、中心村建设步伐。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民营经济优势发展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正在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在世界的产业中占领制高点，是我国发展需要首先考虑和率先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是决定我国从大国转变为强国的必经阶段。而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作为当前重要的改革的方向，是我国主要的产业转变的方向，而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中主要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构成，而民营经济同国有经济相比在变化的市场中反应更加迅捷，相应的机制改变也更加的灵活，因而需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优势，来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对保持我们经济高效持续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民营经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支持
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必须以民营资本的投入为基础
任何产业兴起和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不例外，民间资本的投入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09年的时候我国推出了振兴十大产业的规划，这主要是为了保证我国飞速增长的势头，而这战略性经济中新兴产业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与十大振兴产业的重点产业：钢铁、装备制造以及石化等国有经济为主不同，其主要努力发展的方向是新兴的信息产业、新型的能源、节能环保以及高端的装备和材料制造等七大领域，这些领域范围内的产业就目前而言主要具有的特点就是，一方面科技含量比较高，另一方面就是产业的规模尚且很小，需要很大的投入和发展，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因而其不仅需要政府政策上的支持，更加需要的是集思广益，不可以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的投入，必须加大民间资本的投入，甚至外资也无不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前景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其必将是市场主要需求方向，而且能够聚集社会资本。因而目前为了能够使得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需要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来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而投入的民间资本也可以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中利用其对市场的精确把握和快速的反应能力从而形成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2.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同民营经济相互配套
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主要特点就是拥有良好的前景效益，并且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反过来，其发展也必须依赖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条整体的产业链上必须相互依存着来发展，配套的来完成阶段性的目标，这样方可使得其能够迅速得到发展，因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之中，民营企业在配套的方面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就是由于这种新兴的产业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上的，因而国有资本在其发展中也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国有企业通常具有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资本，因而如果能够很好的把握住机遇，加大相关研发的投入，使得企业能够持续的发展，一定可以成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主心骨，在市场中拥有抢占制高点。但是在国有企业的核心下，必须加强整体产业链间的协同工作，否则会使得整体新兴产业出现发展中的滞后，民营经济在市场中的灵活、快速的适应能力正好可以与产业链核心的国有企业形成互补，在国有企业完成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之后，民营经济会迅速的根据市场的需求走向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做出配套的服务，而且由于其对利润的高效把握会将配套产品的成本控制到最低，这样会使得核心产品和配套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加强，从而为整体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联动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3.民营企业的在自主创新方面的优势
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新”主要体现在商业模式和技术上的创新上，民营企业在这两方面都拥有非常强大的创新能力，就拿技术方面的创新来说，高新的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企业决定了创新的方向和水平，是创新的推动者，国有企业由于具有资本、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其重点主要是围绕核心技术进行创新，民营企业由于规模相对较小，在创新中承担的压力也相对较小，即使创新失败了，所承受的损失也相对较小，而反过来说，其灵敏的反应机制以及对市场需求的有效把握，使得其商业模式的在创新方面成功的概率很高。因而，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无论是在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方面都拥有非常强大的优势。
二、更好民营经济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优势的相关建议
1.正确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
我国新型产业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在初级阶段，在发展中存在着不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所以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应当给予科学有效的方向引导，在政策的宣传和引导下，使新兴产业能够呈现清晰的发展方向，并以政策上的优惠引导民营经济积极参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
2.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土壤，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配套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在改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工作中，需要完成几个方面的任务。首先要解决投资环境的优化问题，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发展和要求作为依据，提供宽松的投资政策，将民营经济市场的进入标准开放化，进一步吸引民间投资，扩大民间经济的投资领域，将法律不限制的领域开放给民营资本。其次是政务环境的优化，以经济发展的进步作为工作质量的评判标准，将传统的政府干预转为服务，将上级领导的混乱管理转变为帮助发展，将传统工作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转变为有利的方面，深入管理和服务工作改善民营投资的政府环境。最后要加强投资的法制化建设，在努力推进民营经济的法律法规完善进程的过程中，强化投资的法律环境，让经营过程在完善的法律环境下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一、经济超预期复苏回升,个别领域出现下行迹象
(一)印度经济强劲增长,但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去年印度经济增速放缓至5.7%。今年以来,随着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效果的进一步显现,印度经济呈增长向上态势,1、2季度分别增长8.6%和8.8%。制造业和采掘业增长迅速,2季度增速高达12.4%和8.9%,带动了整体经济增长,但农业依然疲弱,仅增长2.8%。受外部需求放缓影响,出口增速逐月下滑,7月增长13.2%,而进口增速高达34.3%,当月贸易逆差超过130亿美元,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高。受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影响,工业生产增速大幅放缓,6月增长7.1%,而前5个月增速均超过10%。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财政收入大幅增加,2季度间接税(关税、消费税和服务税)同比增长43%,但今年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仍超过10%,未来削减赤字压力依然较大。高通胀是当前印度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核心风险,今年以来虽然消费价格指数呈逐月下降态势,但7月仍超过10%,受农业增速低、农产品供应不足影响,食品价格上涨尤为明显,居住价格涨幅也较大,加之外需不稳、出口和工业生产呈下行趋势,印度未来能否维持高增长态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二)巴西经济摆脱衰退,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
去年巴西经济下滑0.2%,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衰退程度较轻。今年1季度,巴西经济增长9%,复苏速度大大快于全球平均水平,2季度经济虽有所降温,但增速仍高达8.8%。巴西是内需主导型经济,今年以来,内需的持续增长是经济迅速摆脱衰退的重要原因,上半年零售额同比增长11.5%,投资同比增长26.2%,1―7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8.5%。尽管2季度后欧美市场需求减缓,但受新兴市场国家需求强劲影响,7月出口增速仍达25.0%。工业生产增速放缓,由3月的18.9%下降到7月的8.7%。通胀形势比较平稳,1―7月平均涨幅5%左右,4月后呈逐步下降趋势。就业形势稳步好转,至7月失业率已降至7%以下。近期巴西宣布将削减相当于GDP1%的财政支出,逐步退出财政性刺激政策,受此影响国内需求可能有所放缓,但由于巴西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大力发展新能源等绿色新兴产业,其经济发展前景依然良好。
(三)俄罗斯经济恢复增长,但内生性增长动力尚显不足
去年俄罗斯经济下降7.9%,是苏联解体以来的最高跌幅。今年1、2季度,受外贸盈余大幅增长影响,俄罗斯经济分别增长2.9%和5.2%。出口快速增长,2、3月增速超过60%;但受石油等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4月后出口增速大幅下滑,至7月已降至23.2%。进口增速逐月加快,其中7月增长31.2%,年初以来首次明显超过出口增速。工业生产恢复较快,今年前6个月平均增长10%左右,但受出口放缓等影响,7月增速大幅放缓至5.7%,连续2月呈下滑趋势,加工工业和采掘业增速下滑最为明显。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失业率由年初的9.2%降至6月的6.8%,但7月反弹至7.0%,当月失业人数自1月以来首次增长。消费价格指数涨幅逐步趋缓,由1月的8.0%降至7月的5.5%,仍存在一定通胀压力;食品价格上涨较快,1―7月累计同比上涨5.9%,远高于同期欧盟国家的1.4%。2010年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5.4%,较上年的6.2%有所改善。俄罗斯经济增长受外需和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影响较大,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投资长期处于负增长或微弱正增长状态,出口和工业生产下行趋势明显,加之出现严重自然灾害,今明两年经济复苏形势仍不容乐观,不排除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
二、采取措施力保经济继续复苏,积极促进中长期经济增长
(一)大力推动绿色新兴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主要新兴大国也顺应国际产业发展潮流,大力推动绿色新兴产
业发展。印度计划到2022年将太阳能装机容量扩大到2万兆瓦,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近期对外公布了离网及屋顶太阳能应用新规则,并于8月签订了100兆瓦的太阳能电力购买协议,以加速推动太阳能发电的应用。巴西近期成立了推动电动汽车发展的政府工作小组,并将电动汽车的工业产品税由25%降至7%,巴西政策性银行也计划为电动汽车的研发和销售提供贷款支持;此外,巴西还积极推动汽车使用生物乙醇等清洁燃料。这些政策措施有助于拉动投资和解决就业,促进主要新兴大国经济继续复苏,并为其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打下基础。
(二)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创造有效需求,世界各国普遍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俄罗斯将组建总价约合6.7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为电力、公共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并计划3年内将基金规模扩大一倍;同时,俄还将通过提高汽油消费税的方式组建联邦道路基金,计划到2015年前将俄85%的道路进行维修,并新修1.4万公里公路。为筹备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巴西将投资约30亿美元用于机场建设,并积极筹建圣保罗等节点城市间的高速铁路。相对于发达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潜力巨大,当前开展的大规模建设不但会助推其经济稳定复苏,而且有利于中长期经济发展。
(三)更加积极吸引外商投资
受欧洲爆发债务危机、新兴大国利率较高和经济实现超预期复苏等因素影响,新兴大国的外资流入大幅增加;上半年俄、印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达210亿美元、43.9亿美元,均是上年同期的数倍。近期主要新兴大国积极采取措施为未来引资做准备,例如今年以来印度大幅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允许外商在印设立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外国航空公司增持其在印国内航空公司的股份、外国散户投资印股市等。由于外国投资者日益看重新兴大国市场加之国内软硬环境不断改善,相信外资将为其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更大支撑。但也应看到,当前流入新兴大国的资金带有一定的避险性质,不但会因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反向出逃,而且易诱发本币升值,从而对其未来经济稳定运行构成潜在威胁。
(四)延长部分刺激经济政策期限
今年以来,主要新兴大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陆续到期,加之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巨大、国内通胀形势严峻,各国已开始退出部分财政和货币刺激经济措施。然而,今年2季度以来,受外需增速放缓影响,主要新兴大国出口及相关的工业生产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减速迹象,对此,各国纷纷延长刺激经济政策期限,力保经济继续复苏和防止二次探底。印度将延长出口刺激政策,重点支持纺织品、手工制品和皮革等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具体措施包括出口退税、出口手续简化、进口生产资料优惠贷款和利率等。巴西政策性银行也将继续加大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信贷支持力度。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助于主要新兴大国保持经济复苏的连续性,但也有可能导致长期利率上升,加之未来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都将抑制消费和投资增长。
三、经济进一步企稳复苏仍面临诸多因素制约,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
(一)刺激经济政策退出时机较难把握
目前,主要新兴大国经济已开始出现下行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刺激经济政策过早退出有关。印度等新兴大国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巨大,加之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治理通货膨胀间寻找平衡,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出刺激经济政策以及政策退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各国如在刺激政策退出方面协调不力,特别是若在利率政策上缺乏协调,就有可能引发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和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影响主要新兴大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二)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依然存在
当前,虽然国际金融市场逐步企稳,但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损失、流动性紧缺和偿付能力不足问题依然严重,多数发达国家金融机构仍有大量不良贷款和坏账有待剥离处理。就发展趋势看,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与欧洲债务危机相类似的事件还有可能继续出现,不但会造成个别国家经济减速,影响主要新兴大国的外需,而且易引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以及国际汇市大幅波动和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干扰主要新兴大国经济的进一步企稳回升。近期欧美均宣布继续实施金融救援计划和刺激经济政策,但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及后续影响不确定。
(三)能源资源价格存在剧烈波动风险
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增长受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影响较大。今年年初,部分欧洲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导致美元汇率走强、流动性紧张,石油等能源资源产品价格随之大幅走低,至7、8月间大多已低于年初价格。短期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也出现减速迹象,能源资源产品价格难以再度高企,对主要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趋于减弱。同时,考虑到地缘政治、美元汇率、市场投机等因素的不稳定性,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依然存在暴涨暴跌风险,这将增加主要新兴大国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中长期看,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能源资源产品价格还将走高,但何时以何种程度走高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迫切要求主要新兴大国更加积极地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增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滥用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等贸易救济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也针对他国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近期,巴西通过反规避贸易决议,试图加大贸易救济措施的执行力度,7月,巴西针对自中国进口的无色平面玻璃启动了反倾销调查。可以预见,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摩擦还会进一步增多。
四、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看好,能否维持当前高速回升态势尚待进一步观察
1.在新一轮发展机遇面前，各地都存在“抢先发展、先行先试”的思想，投资冲动强烈。去年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还没出台，就已经有18个省提出打造新能源基地，近百个城市把太阳能、风能作为支柱产业，有的市立即提出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实施1D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等，从全局来看存在出现新的布局雷同、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隐患，需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框架。
2.长远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广阔，但目前国内这方面市场需求还存在不明显、不确定、不主动的情况，市场发育程度较差，有效需求不足，不少新兴产业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市场。比如光伏产业，90％以上的市场在国外，一半以上的原料需要进口，“两头在外”，生产中产生的污染却留在了国内，产业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很难保障。
3.科技支撑体制机制不完善。现在我国科技资源归属不同，难以整合，综合利用效率低，科技成果产权、科技经纪人等科技市场体制不完善。有些企业和产品技术起点不低，但迟迟不能产业化，本来站在技术领跑线上，最终却丧失了领先优势。有的地方科技资源丰富，研发成果相当可观，在当地转化成产品的却不多，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突出。
4.产业投资体制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国家现在还没有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完整、具体的投融资政策。目前我国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比重不足1％，与发达国家平均2，2％的水平相差很远，甚至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对有技术、有活力、有创业激情的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小、渠道少，资金问题仍是这些企业发展初期的最大瓶颈，创业创新投资环境亟需改善。
5.企业缺乏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很多企业规模偏小，研发能力不足，力量分散。企业经常单打独斗，恶性竞争的局面时有发生。
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的关系，我们建议：
一、合理布局，实事求是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切实考虑东中西部各地区的产业基础、现有条件、市场前景等差异，引导地方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发展符合自身经济规律的行业，避免一哄而起、急于求成，重走部分制造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近年来，国家相继批复了多个区域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充分配合国家区域建设，联动发展。
首先，全国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就大会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徐冠华主任指出：全球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科技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快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重大技术突破，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要想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相关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目前，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来，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相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加大政策支持，合力推动产业发展。
我们只要目光远大，把握机遇，在这场竞争中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展望未来，我们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信心依旧，这源于全体人民对中国发展前景高度认同，也基于中国发展新兴产业所具有的潜在优势，并且优势诸如中国多元化市场资源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有利于形成大批量生产，低流通成本优势。对于国情和本土市场需求，以及中国文化内生和民族精神深刻理解，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文化基础。我国科技的积累以及中国特有高智力劳动密集优势，以及低成本研发，低成本复杂制造形成的新的国家竞争优势，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优势，和由此形成技术溢出，都是我们重要的发展基础。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些优势，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徐冠华主任最后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紧接着中国开发区协会会长、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师荣耀代表第十五届科博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论坛主办单位也发表了如下讲话：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以知识经济密集，绿色低碳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日益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为应对新挑战，构建新优势，主要发达国家在认真反思自身增长模式，推进再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创新和新产业的投入力度，努力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美国的制造业促进方案，美国创新战略，欧盟2022战略，日本的新增长战略，产业结构调整展望等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已经清晰的反映出这种战略意图。由此可见，新兴产业将推动全球经济和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革。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快部署并积极促进新兴产业发展，这不仅是抓住机遇，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动力。今后开发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的有关要求，以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以加快推进经济社会信息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目标，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有效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为目标，着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奋力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贡献。
第十五届科博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的另一家主办单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科技部原党组成员张景安在这里也做了精彩发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极大，自主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我认为有一个是需要注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要遵循他自身的规律，也要遵循创新方法，要有创新的文化做支撑，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中国政府决定走创新之路，只有自主创新，我们经济大国才能成经济强国，我们中国制造才能走向中国创造。所以，自主创新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节能环保，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
我们国家现在要融入全球化发展道路，要高度重视依靠自主创新来提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确保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不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若干传统产业掌握核心技术和核心的能力，我们就有可能被外国人主宰，这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长期低端制造，长期消耗资源，长期不走生态环境之路，是要出问题的，绝对不可持续。如果这样下去，早晚要出问题，只有坚持自主创新，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结构调整之路才可能成功。
最后，增强危机意识，开发意识，培养创新型人才，我们要有一个超前意识。现在我们创新，30年改革开放是学人家，学的快，学的好。但是，现在创新要求别人没做过的我们做，不能山寨。这就需要我们弘扬敢于超越别人的自信心和创新强国这种亮剑精神，我们既要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视创新，更要重视文化，是文化促进或者带动创新，文化氛围能够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支撑我们走向未来。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伦理学；工程学
一、前言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它不仅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和现象根本上都属于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科的更合适名称。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国家干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正是基于这种狭隘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目前的经济学两大体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发财致富之术，从而用“经济学”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从而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起源上，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只是自边际革命以来这两方面内容才开始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了两大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发生了分裂，并逐渐局限于工程学内容的研究。
然而，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它把人的需求局限于在物质层次上，从而把人的行为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但是，这种研究无法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探究资源的创造问题，也无法理解丰富多样的人类行为。特别是，随着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逐渐饱和，人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此时，人类所追求的“经济”之内涵也从物质涵义拓展为一般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而福利的内含本身是非常广泛的，叶坦就指出：“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正因如此，在现代学科中，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已经很难划分了，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重新以“政治经济学”来代替“经济学”。
二、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及向新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自边际革命兴起，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盛，而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则日渐式微。究其原因，古典主义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重新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复活和壮大。有的学者曾指出，以自然科学的模型为基础的，侧重于搜集资料、寻找相关性并推演出可验证的假设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如果说哲学在政治研究中还能发挥一点儿作用的话，它的作用仅限于分析政治话语中词语的运用，并且消除可能会阻碍政治科学之发展的含混语词。当然。由于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逐渐集中于对物质财富的研究，而这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最最明显的反映。事实上，经济学发展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兴起，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基本上已经没有哲学的遗痕。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真的
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研究特定内容的经济学范式能够具有长期而普遍的意义吗?赛亚·伯林指出，将政治研究强行塞入自然科学框架之中的企图扭曲并遮蔽了我们在理解政治生活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许多因素，而且，如果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实际上最终胜出了，这也并不代表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胜利，而只是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化信念的胜利。显然，柏林的评论同样适合于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识形态。
其实，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利，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集中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方面，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运用自然主义的思维；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之社会偏好和行为机理。也就是说，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源配置和物质福利上，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结果，没有揭示人类福利的全面内涵，也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迁。所以，福山就指出，经济学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实际上反映出作为该学科核心的人类行为模型已经慢慢窄化，因此，“现在的经济理论需要做新古典经济学派反对的事：重新恢复古典经济理论中某些丰富的内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种重要的形式塑造人类行为的一切层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
当然，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去伦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适应性、现实性。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学就逐渐演化为一门对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实证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也逐渐隐退。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并逐渐把其研究范畴集中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于是，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扭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而关键或瓶颈的生产要素也是物质资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还
处于持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在各种压力下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正是由于自然是被动的，工具理性也是单向的，因而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的经济人就比较适用这一状况。事实上，即使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危机，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投资来扩大需求，这些都是停留在如何配置或创造物质资源的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偏好于在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技术分析，讨论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人行为，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同时，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就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越来越不相适应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关键或瓶颈生产要素已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到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工具理性加以任意配置，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显然，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类的需求不再是生理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人们更加重视由人们互动所形成的联合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不是源于人处理自然的单向理性和个体理性。正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和人类需求的转换。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也日益重要。这样，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学重新从人对物进行配置的私人领域逐渐向涉及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公共领域复归了，此时就出现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内在要求。
其实，经济现象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其他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的行为也往往是由于“经济”行为的结果。因此，韦伯说：“一方面，‘经济’现象的范围是一个易变的、无法清晰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个现象的‘经济’方面当然决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者仅仅是‘起经济作用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事实上，“典型经济的动机——即在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特性方面与那个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的动机——在一种完全非物质的需求的满足与有限的外部条件的运用相联系的地方，到处都在起作用。因此，它们的力量不仅到处决定和改变满足的形式，而且也决定和改变最内在方式的文化需求的内容。受‘物质’利益支配的社会关系、制度和人群的划分的间接影响，毫无例外地扩及到所有的文化领域，直至审美情感和宗教的最细微的差别……是‘受经济制约的’。另一方面，一种历史地既定文化的所有生活现象和生活条件的总体，影响到物质需求的形成，影响到满足的方式，影响到物质利益集团的构成，影响到其权力手段的类型，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进程’……成为‘经济相关的’。”
然而，由于工程学内容和伦理学内容的分离，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始片面强调抽象化研究，逐渐走上了数理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些人士的智力游戏，使经济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显然，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也是那些经济学大师的重要特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重商主义逐渐专注于经济问题的思考以及斯密开创出经济科学或经济学体系开始，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努力用经济理论来解决形形的公共政策问题，他们对那些脱离具体政策的经济学往往缺乏兴趣。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都是针对当时重商主义措施和极端乐观主义而分别进行的政策探讨，李嘉图则热衷于与马尔萨斯等人争论当时的谷物法和济贫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发展路向在于它能否真正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然，实际中的经济活动必然与社会关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充分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
可见，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关注经济学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从而也无法为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正因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60～70年代滞胀所促动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就开始逐步向着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有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流研究路线。此时，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分成了几个相对争论的流派，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正日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术的基石，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如西蒙、布坎南、森乃至威廉姆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仍然是经济学界的基本术语，它与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而言，目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是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契合的新兴交叉科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取向及其基本特征
就西方近来盛行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指“一定政治与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研究”，强调经济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考虑因素的某种补充和修正，并主要体现为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制等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二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它将研究对象和课题集中在传统政治学的领域，如选举问题、集体决策问题、政治交易问题、政党轮替中的政治周期问题等，尤其集中在宪法制度形成的层次上，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即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的拓延。显然，这两个分支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涉及“大众之事”的运行分析。由于它们形成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因而常常被冠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国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经济的政治分析，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经济行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政治的经济分析。二者，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都强调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基于成本一收益框架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但似乎都没有拓延到更广泛的人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同时，它们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而没有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正因如此，经济思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思维在此领域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理论体系，甚至反而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狭窄化了。例如，m.鲍曼就指出：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标题下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同法律制度产生与存在的经验条件的社会学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或只有极少关系。通常并不涉及法律制度的解释，而是涉及对其所作的评价及其功能。人们研究的是在所有参与者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哪些法律制度和调节是有利和有益的”。。
因此，目前西方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工程学内容，或者仅仅是对工程学内容的表面修正。例如，布坎南就写道：“个人，不论是独自还是集体地都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益作出决定，人们至少可以以两种身份这样做：首先，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其次，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经济学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解释第二种决策过程的个体行为。集体决策中的个体参与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分散的私人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社会’或‘集体’结果的，也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而严肃的研究。”正因如此，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阶段，甚至还没有形成对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统一定义，更不用说对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的一致了。例如，森就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其理论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变量并进而探究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他们只考察了制度的效率维度而从未考虑制度的伦理维度，这导致了科斯世界所反照出来的理论图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形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尽管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研究与现实更为贴近，但韦森却认为：“科斯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
其实，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一词并不是传统理解的“政府管理”之义，而是指有关对大众之事的管理；同时，任何大众之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指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正因如此，恩格斯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个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历史演化中观察社会规律，而离开历史思维的抽象化分析根本就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样，按照韦伯的看法，社会学是指“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而且，这里的社会行为就是指“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显然，就这一点而言，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对象以及思路是与社会学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事实上，早先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几乎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通家，他们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更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马克思就是如此，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伦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为此，目前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另一路径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更全面地综合了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学科，从而形成一个交叉性学科，并以此来广泛分析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冯克利就指出，在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的眼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做法；专业化对于我们是学有所成的前提，而对他们，却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樊篱，因此他们要尽力打破知识体系壁垒分明的界线”。当然，根据结合的重点不同，基于具体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也常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其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方向的重要分支，也是涉猎最广的分支。显然，根据上面的理解，这个思路代表了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向，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要求，因而蕴含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和广阔前景。
然而。由于构建一个契合理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该方向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分析还是零碎的，而且，该方向的文献主要是结构性的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往往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因此，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却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批判者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在当前的中国，有关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辜鸿铭在比较传统的东西方教育时曾指出，西洋人人学读书所学的目的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而中国人人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然而，就目前经济学的现状而言似乎完全反了过来：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和知识的广博的同时，中国却在一味盲目模仿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知识”，而将人文性的内容全然遗弃了。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学术气氛越来越为一些肤浅的海归学者所主导，这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模子训练出来的，并且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有较短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因而对非主流的东西看得不多”。而且，即使国内那些控制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人士在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往往是试图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试图用数理来装扮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观点以使它显得更为科学客
观。于是，就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这样的研究课题，似乎一冠以“工程”之名就成为科学了。显然，这些做法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点，没有真正重视它对事物本质的关注以及探究的途径，从而不但误解了它的精髓所在，而且抹杀了它的批判性精神；相反，却形式主义地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而利用数学符号把政治经济学装扮成一门工艺学。
可见，随着对经济学理论现实性要求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思潮，它们各有利弊并相互补充，从而有助于更全面的经济学体系之建立。例如，布罗姆利就在反思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背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斯密强调的是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为此，他试图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又充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将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显然，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正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一个整体协作系统下探究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途径，因此它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单纯地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物质间的关系。如果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必然是静态的，仅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
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前面指出，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的内容，不但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内化了具体社会伦理的人性假设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也早就指出，“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正因如此，早期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它们的分裂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物质偏盛的结果，是经济学逐渐集中于物质经济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学科的分化，经济学越来越走上抽象化研究之路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人不是抽象的原子而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生命体，从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自主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便于对个体展开分析，片面地将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与其他行为动机分裂开来，从而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在一个极端抽象的理性概念上分析经济现象。譬如，巴斯夏就写道：“倘若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发明，而人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卢梭曾说，它的感情和意志、活动和生命应该由天才的人物赋予，那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有一些数量不确定的可能的和随意的安排。”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其所设立的经济人假设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被“经济学”所取代了。
然而，随着人类需求重新朝多元化方面发展，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一词又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再停留在新古典时期的“物质”或“金钱”的涵义上，而是进一步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效用”的意义。显然，追求效用问题不但与更为广泛的人类需求联系在一起，因而追求效用的“经济”行为与其他“非经济”行为是分不开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无法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相分离，从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新契合的内在动力。霍尔瓦特就写道：“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只是在最近，古典的政治一经济方法和经济社会学一起，再度令西方产生兴趣”。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供求的市场交换，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伦理基础之上；而这种伦理包含了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因为人类的理性本来就不是冷酷和不带情感的理性。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曾基于抽象的理性对人的物质追求行为进行分析，但却越来越难以分析人类的非物质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人的行为重新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日益显现以及经济学思想的日趋苍白，这种取向有加速的趋势。汪丁丁写道：“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一刀切开：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凸显，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察觉了原先研究路线的缺陷并开始试图加以修正；特别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新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纳入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却还在学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研究路线以及具体的观点、理论，正如叶航写道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狗拿耗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独立思索之学术精神日益丧失，近来在海归们的鼓吹下这种学术的被殖民心态尤其严重了；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学子总是力图照搬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式、框架和结论，而这种学问必然是滞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甚至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模仿了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之行为，就需要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思路以及具体知识的苗头，社会科学也正在走交叉和契合之路；但是，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对经济学各领域的知识尚且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了。
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才能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才得以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建议，这涉及到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等各个领域，并关注长期分配公平等问题。哈德利就写道：“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较为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显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期：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也面临着相似的任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个人领域，根本上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考察人们如何最大化使用既定的资源上。而提高福利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显然，现代经济学这些方面的缺失恰恰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吸取营养：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这更为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今中国之情形。其实，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识到，即使财富增长很快但分配极不平均，那么由于社会的不和谐而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这不但不是帕雷托改进，而且，即使是那些富裕阶层，其福利也会受到抑制，因为他们需要时刻提防贫困阶层的反抗。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的改良，他们一直在为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而努力；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大力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最终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来。为此，笔者强烈主张，中国经济学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中国经济学应该向重视公共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学者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很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但这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由“问题意识”所促发的，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例如，正是由于森、迪克西特等出生于欠发达的印度，深刻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巨大影响，而西方经济学却越来越注重于逻辑推理方面，因而他们对越来越抽象的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譬如，森指出，基于功利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或主流福利经济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忽略分配，假如两个状态具有相等的总福利水平，a状态下甲占了99％，而其余人分享1％，b状态下所有人平均分享总福利，那么如何评价两种状态的优劣?二是忽视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因素，因为权利、自由只是简洁地、按其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而进入福利测度的，因而又如何处理“幸福的奴隶”和“不幸福的自由人”呢?为此，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重新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对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和分配以及贫困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再次把经济学引向了古典经济学。
随着主流的象牙塔经济学的弊端日益凸显，西方学术界的反思风气也已经逐渐兴起，当前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开始渗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在国内，“问题意识”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也产生了积极反应，甚至出现了经济学范式危机。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
觉醒”。然而，尽管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森这种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但由于西方学者总体上都是从它们所处的环境出发，从而没有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仍旧被西方学者所主导。迄今为止，经济学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融和契合的取向还只是个开头，还局限于一些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而主流经济学还在热衷于数量化的经济模型构建。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依旧为西方的主流倾向所牵引，不但没有充分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以及当前的回归苗头，反而极端化地壮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西方的“主流”宣扬成“唯一”准确的方向，导致了国内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现状。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内那一群“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狭隘和片面，从而也就不愿意花少许的精力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相反，却片面地接受那种建立在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之上的当前主流经济学，并把它极端地应用到类似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结果就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是西方社会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下的产物，因而它在提供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由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标尺，而显然，这些经验事实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相反，需要重新探索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经济学。一般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儒家传统的文化伦理，要将积极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二是中国经济学还应该关注当今的国内现实问题，要关心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的社会异化、分配不公、外部负差效应严重、福利畸形化等问题。为此，我们就需要充分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契合起来，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探究当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方式。这就需要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五、简短结语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经济现象都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经济学必须探究内在于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必然会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经济学必须重新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重新关注具体社会中人的理性问题。其实，从经济学学说史的发展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经济学都是全部经济学的历史名称；而且，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不是什么截然对立的，两者只是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以及由此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差异。基于对经济学性质的理解，西方经济学界也往往存在两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一是注重哲学思辨，二是主张数理实证。前者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派别所注重，后者则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即使如此，西方目前依然有许多主流的学者也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而批判那种象牙塔里的数字游戏。当然，尽管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学科交融的苗头，但掌握话语权的两派人士却往往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学科体系。其实，如果真心求学问的话，本该奉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更不要说这两个分支本身都存在非常严重的片面性。一方面，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使得其研究出发点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缺乏从人类基于互动而产生的社会性来探讨人类行为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考虑了行为的社会关系，但却因将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关系甚至财产关系方面而同样缺少对人类的微观行为机理的研究。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更完整的经济学科，这也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更体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