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关键词：儒家；优秀道德精神；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3-0008-04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义理宏深，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过无比巨大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大力发掘、认真研习、好好汲取。
儒家思想“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修身正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体现了我们民族创造精神文明的智慧，且经历了长期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1］。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一些优秀道德精神，如“仁者爱人”的博爱大众精神、“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见利思义”的以义制利精神、“反省内求”的严以律己精神，以及“威武不屈”的人格独立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在古代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使在今天，对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仁者爱人”的博爱大众精神
“仁”是儒家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范畴，《论语》一书中共有109次提到“仁”（其中一处“仁”作“人”讲，另有三处系重复）。“仁”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爱人”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内涵。《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里，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仁”即“爱人”的思想内涵，并且明确赋予“仁”以“泛爱众”的思想品格和准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孔子曾公开指责用俑殉葬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坚决反对把奴隶当作工具和牛马的传统观念。他不但把同情和关爱人看作重要的道德准则，而且主张将这种爱人的精神推行于政治方面，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泛爱众而亲仁”（同上）的政治主张。孟子将“仁”定义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无不爱人”（《孟子•尽心上》），他认为“仁”的首义是爱自己的亲人，即“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基础上，孟子将仁爱精神推而广之，要求人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荀子继承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将“仁”定义为“爱人”，他说：“仁，爱也，故亲”（《荀子•大略》），要求统治者“爱民利民”（《荀子•君道》），《礼记•礼运》篇中也要求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上述儒家贤哲的论述都旨在弘扬博爱大众精神。
二、“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
“天下为公”一语，最先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相传，它是孔子的思想。实际上在孔子之前，儒家就形成了“公”的思想观念。如《诗经》中三次出现“夙夜在公”（意为白天黑夜都为办公事而操劳）一语。孔子之后，孟子也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则强调：“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荀子•君道》），要求人们做到：“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这些论述，表达了儒家贤哲“尚公去私”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在于提倡公德胜私欲，要求人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共同事业并为之献身，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现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从汉代贾谊的“国耳（而）忘家，公耳（而）忘私”（《治安策》），到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岳飞的“精忠报国”，再到明清时期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等，都是“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的千古绝唱。
三、“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一语，出自《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梁启超先生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刚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可见，“自强不息”就是要求人们具备像天那样的坚忍刚毅、永不停息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强不息”精神。人们把志存高远、奋发向上、多难兴邦、不屈不挠、励精图治等，都视为“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表现，自觉地培养自尊自信的品格、不卑不亢的人格，以及不安于小成、不诱于小利的精神风貌，努力将“自强不息”精神发扬光大。从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以及司马迁本人虽身受宫刑，但忍辱负重、发奋著书，终成《史记》；再到司马光从48岁到60岁时，一直政治上被贬，但不断刻苦勤勉，终成《资治通鉴》；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楫”；蒲松龄落第不落志，以“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为自勉联，终成《聊斋志异》；曹雪芹虽生活十分穷困，靠朋友接济和卖画以维持生计，但仍坚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成《红楼梦》等，这些事例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贯穿着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之始终。
四、“见利思义”的以义制利精神
“见利思义”一语，出自《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其意是说，见到财利，要以“义”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合乎“义”则取，不合乎“义”则舍“利”取“义”。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八佾》）。这些论述，反映了孔子以义制利的义利观，旨在要求人们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等利益之间的关系，以防止一些人见利忘义、利令智昏。
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他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孟子•滕文公下》），意即若不合于“义”，即使“一箪食”的小“利”也“不可受于人”。又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最大的“利”，但若“生”和“利”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孟子认为人们应该舍“生”取“义”，其以义制利思想是十分鲜明的。
荀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孟的以义制利思想。他坚决反对“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荀子•不苟》）的“小人”行为，大力倡导“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荀子•荣辱》）的“士君子”风范，要求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应该做到“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荀子•不苟》）、“畏患而不避义死”（《荀子•修身》）。也就是说，当面临“利”时，应以“义”为标准，来决定“利”之取舍。
五、“反省内求”的严以律己精神
“反省内求”是儒家贤哲所提出的重要修身方法，“所谓‘反省内求’，就是主张把‘反省’和‘内求’结合起来。‘反省’，就是运用反思的方法去领悟某种道理；‘内求’，就是从自身求取善良美德的本性。即：一方面，通过反思去领悟某种道理；另一方面，以领悟到的道理为指导，到自身寻找善良美德的本性，以发扬光大。”［2］“反省内求”的修身方法是儒家贤哲严以律己精神的集中体现，从孔子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同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内自讼”（《论语•公冶长》），孟子的“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荀子的“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然必以自恶也”（《荀子•修身》）、“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荀子•劝学》）、“慎其独者”（《荀子•不苟》），《礼记•中庸》中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到张载的“以责人之心责己”（《张载集•正蒙•中正》），王守仁的“省察克治”（《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与滁阳诸生书并问答语》）、“学须反己”（《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朱熹的“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朱子语类•卷七十三》）等，都反映了儒家贤哲“反省内求”的严以律己精神。
六、“威武不屈”的人格独立精神
“威武不屈”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大丈夫”精神，表达了孟子保持独立人格的高尚价值取向，是儒家贤哲追求高风亮节的集中体现。后来荀子的“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的坚定宣言，《礼记•儒行》中的“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的刚毅之词，北宋诗人梅尧臣的“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古意》）的惊天壮语，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的壮丽诗篇等，都是这种精神的豪迈书写。
上述儒家贤哲所倡导的这六个方面的高尚道德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从中可以窥见儒家贤哲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十分重大的理论贡献。因此，今天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就一定要高度重视儒家贤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取精去糟，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创新，实现其现代转化。
综述：儒家优秀道德精神的现代价值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不仅不对人民奉献爱心，不但不能为人民谋利益，反而给人民制造灾难、传播苦难。如有些干部、钱权交易、骄奢淫逸、贪赃枉法，有些不法之徒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拐卖妇女儿童、贩卖等。这些不法勾当，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同儒家贤哲所弘扬的博爱大众精神是完全背离的。因此，今天仍很有必要继承和发扬儒家贤哲所倡导的博爱大众精神，推动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通过创造性劳动，为人民做出贡献、对人民奉献爱心，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等思想落到实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并非都是商品交换关系。无私奉献精神，反映和体现了社会成员对国家、集体和其他需要帮助者的一种纯洁高尚的道德义务关系，对于人们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人更应当首先发扬这种精神。正如同志所说：“要宣传和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中装着人民，心中装着党的事业，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3］因此，应当大胆借鉴儒家贤哲所倡导的无私奉献精神，以丰富和拓宽人们的社会主义尚公观念，增强人们献身于祖国和民族共同事业的道德情感，教育、引导和激励人们自觉地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千锤百炼而愈加坚韧，不仅顽强生存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自强不息精神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无论条件如何变化，我们都必须保持和发扬这种自强不息精神。近年来，我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夺取了抗击“非典”瘟疫的胜利之后，又夺取了“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升天并返回的胜利。这些都与自强不息精神的支撑是分不开的。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各方面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失败。只有努力发扬自强不息精神，磨练意志、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进取意识，知难而上，知难而进，不屈不挠，开拓进取，才能最终战胜挫折和失败而走向成功和胜利。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获取利润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追求目标，求利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时期，人们往往较易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人片面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甚至否认他人和社会利益。他们主张“自己设计自己”、“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固然，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持功利主义思想，过分强调和追求个人利益，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他人和社会利益，则不仅极其错误，而且极其有害。因为，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依赖于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因此，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而高喊个人利益，则必然既会危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也会使自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成为一种空想。也有人在“义”和“利”之间，不但做不到“以义制利”，而且连“义利并举”也做不到，甚至“见利忘义”，不惜制造假冒伪劣产品，采取坑蒙拐骗等手段，坑害顾客，以牟取暴利等。可见，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以义制利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科学全面的利益观，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他人、社会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对于一个认真自我修养的共产党员来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刘少奇在这里所讲的“慎独”，就是在个人独处时，也照样能注意操行，表里如一，实质上是对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严以律己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当前，我国青少年和政府官员的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未能做到严以律己：有些青少年抱着“只要不犯法，犯点小错没关系”的生活态度，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导致“免疫力”下降，由逃课、旷课、沉湎于网络游戏、贪图生活享受，逐渐发展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有些政府官员忘记了的“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教诲，由大吃大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逐渐发展为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这说明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严以律己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完善自身道德品质，仍然十分重要。
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人格独立精神，对于张扬人间正气，树立高尚道德情操，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值得永远继承。今天，我们的一些同胞越来越看重自身的物质利益，越来越看轻自身伟大的民族。所以仍有必要大力弘扬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人格独立精神，教育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做到不向恶势力低头，不被小恩小惠所收买，做自觉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勇士；在国际交往中，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荣誉感，自觉维护民族尊严，敢于顶住来自敌对方面的种种压力，使国格不受侵犯。
参考文献：
［1］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
【关键词】孝思想；内涵；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儒家孝思想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其主要内涵上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养体”和“养志”。
1.儒家孝思想的“养体”
孝之“养体”，就是指以尊敬的态度、愉悦的心情来奉养父母，使其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达到满意。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做，何以别乎？”①儒家的经典《礼记》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比如：“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②即儿女尽孝，应该按照礼的要求来做，冬天要让父母生活的温暖，夏天要让父母生活得清凉，晚上要让父母休息的舒服，早上要向父母请安。这也就是说，对待父母不仅仅是物质供养，关键在于要有对父母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没有这种爱，不仅谈不上对父母孝敬，而且和饲养犬马没有什么两样。另外，奉养父母，尽孝子之心，要有愉悦的神情。《礼记・祭义》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③意思是如果某个人是孝子，他必然会以虔诚的态度，一心一意的奉养父母，把这件事当做自己人生中幸福和快乐的事情。这就是孝的最高境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赡养父母的人，要深爱父母，并把孝敬父母看成是一种很幸福和享受的事情，而不是把父母当成累赘和负担。
自古以来，普天下的孝子都有一种遗憾，那就是让他们有所成就的时候，父母已经离世了。古云：“椎牛而飨墓，不若鸡豚之逮存。”④意思是说，与其到父母的坟上杀牛献祭，不如让父母在活着的时候能让他们吃上鸡肉、猪肉。中国传统孝道的物质基础就是要从物质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生则养”，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纲领。儒家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如果有肉，要首先让老年人吃。这一点非常重要，孝道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老年人年老体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把“侍疾”作为重要内容。侍疾就是要是父母生病，就要及时诊治，精心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
以尊敬之心赡养父母，不仅体现在儒家学说的大力倡导上，还体现在进行制度建设时的严密操作。儒家在宗法制的基础上进而把孝的思想注入，强调了孝在政治生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思想层面的垄断。从汉代开始的选官制度以是否行孝为标准，到清代明确规定的各种礼仪、孝制；从最初的制度设想和模型开始，到最后的制度定型和规范。孝的思想渗透到了制度和意识的最深处，成为了儒家思想的内核之一。孝的“养体”就暗合了人的本性和制度设计的要求，从而成为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并一以贯之的行为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当代，这种思想或多或少还起着作用。
2.儒家孝思想的“养志”
孝之“养志”，就是指让父母生活得快乐舒心，心满意足，无忧无虑，这主要是指精神方面。做到这一点，要比“养体”困难。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诺的需要层次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养体”自然就归属第一层，而“养志”就比较高，归于第三层。
关于“养志”，中国传统道德有很多具体规定。
2.1强健自己的体魄，珍爱自己的生命，不让父母担忧。《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⑤《孟子・离娄下》说：“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⑥这些都指的是作为子女要强健自己身体，珍爱自己，不做没必要的牺牲，不让父母挂念，担忧，这作为孝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并不提倡无原则的惜命，而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2.2遵纪守法、明礼诚信、积善成德、维护公德。好事要从小事做起，积小成大，也可成大事；坏事也要从小事开始防范，否则积少成多，也会坏大事。所以，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为不好的事小而去做。小善积多了就成为利天下的大善，而小恶积多了则“足以乱国家”。鲁国的一个人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⑦为子女者要想想自己生病时，父母那种忧愁、担心的心情。言外之意，不言自明。这句话的深意还在于：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担忧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要让父母操心，如安全、守法等,做子女的要是能够做到这点，这就是尽孝了。
2.3顺从父母，要以父母的言行规范为前提。如果父母的行为不合乎规范，不合乎道义，做子女的就应敢于直言，敢于谏劝，避免父母陷于不义。《荀子・子道》曰：“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⑧这段话说的很有道理，听不听君主的话取决于他有道无道，听不听父亲的话取决于他符不符合社会公德，这才是做人首要的原则。
2.4子承父志，实现长辈未竟的遗志。长辈生前有一些远大的志向，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实现，做儿女的要接过这些艰巨的任务，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并且发扬光大。孔子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也。”⑨因此，历史上许多人都践行了这一传统道德。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父亲的愿望，而班固也是因为继承父志而写成了《汉书》。也正是这一传统美德，使得中华文明更加源远流长，更加灿烂。
2.5为人处世，慎言慎行。能够让自己“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从而使祖辈光耀，声名远播。一个人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友好相处，重视荣誉，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珍爱，也是对父母声名的珍爱。这也是养志里的一个重要内容。
2.6精忠报国，建功立业，为祖辈争光，也是孝的具体体现。人常言“忠”“孝”两难全，认为忠国与孝敬父母是难以兼顾的事情。其实，在土家孝道思想里，他们是统一的。曾子在孔子孝道思想的基础上，由事亲至孝扩充为五伦之孝，认为除了尊敬，供奉长辈外，还要积极进取，尽忠报国，爱人以德。否则，“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⑩儒家的孝思想，不仅有利于家庭和谐，更有利于国家发展，确实有益于世道。
3.儒家孝思想的当代价值
当前，中国正步入“老年社会，但是社会上关于子女”儒家孝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孝道在当今社会仍然是重要的道德规范，在中国人心目中仍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应尽的义务。其次孝敬老人是晚辈回报长辈养育之恩和亲子之情的表现，反映的是人类反报恩的人性特点，这种情感的需求有深厚的亲情做基础。侍候双亲、与双亲共同享受生活，符合现代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观。再者从我国目前的家庭结构来看，无论是“三代同堂”还是所谓的“核心家庭”代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老年人依然为家庭为社会发挥着余热。尽管老年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传承文化、传授经验、道德监督、家庭美德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有助于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最后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迫近，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不够完备的条件下，家庭孝道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形式，其对老人的精神满足和心灵慰藉的功能是社会赡养不可替代的。
注释：
①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为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9.
②崔高维.礼记・曲礼上第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③崔高维.礼记・祭仪[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58.
④陈确.陈确集（养生送死论二首丙申）[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156.
⑤曾参,于忠伟.孝经名家讲解[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⑥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离娄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78.
⑦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论语・为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9.
⑧高长山.荀子译注荀子子道篇第二十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⑨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中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⑩崔高维.礼记・祭仪[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参考文献
[1]朱熹,金良年.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史，虽然经历不同朝代更迭，但是中华文明却得以延续，并形成了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自强不息、乐善好施、谦恭守礼以及仁爱精神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源源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今天所大力提倡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流价值观的核心体现。这与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仁义不谋而合，两者相辅相成，从本质上都是强调维护国家的统一，讲究天下为公、人人平等，仁爱他人、爱好和平。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首先注重对人格品德的教育，儒家文化的代表之作《论语》提倡的舍生取义、临危受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恰恰符合了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人品德的要求。可以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循的主流价值观，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可供借鉴的素材以及可参考的理论依据。
二、儒家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方法论”问题
我们今天强调公民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都是属于中华民族文化中积淀的道德品质精华。但当前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贪图享受、个人利益至上、鼓吹个人绝对自由而弱化国家集体的理论，也延伸到我国社会生活中，对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消极影响和严重冲击，一些自私自利、贪图享受的现象频频发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何有效化解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增强民众对消极思想的抵御能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当代的教育，往往是只重视理论上的口头说教，把具体文化知识的培养普及列为第一要务，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品德教育，导致培养出的人，虽然有很高的知识水平，有很精湛的理论技能，但是道德水平严重低下，且对究竟什么是道德、怎么培养道德，莫衷一是。可以说，当代教育在解决民众道德摆脱消极影响方面，缺乏有效的方法。而儒家文化，则是首推道德教育。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
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敬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也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而另一个儒学大家孟子的性善论提出四种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不论是孝道”，还是心性论”，儒家思想教育对民众仁义道德的推崇可见一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儒家文化认为人”品质的培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在长期潜移默化中，才能真正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一方面注重道德品质、一方面又注重要循序渐进，长期教化，这恰恰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短板之所在。而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与现代教育中的填鸭式”有所不同，儒家讲究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现实生活中引出理论，让受教育者受到深深的感染。而当代教育的方法则是以灌输知识为主，受教育者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能主动地思考，且因缺乏实际来源和身体力行的感受，导致受教育者的思想活跃度和主观能动性受到大大的限制，只会机械地吸收，这与教育上育人的最终目标是完全相背离的。因此，适当地吸收借鉴儒家文化教育思想，可以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效的方法参考。
三、儒家文化注重个人修养，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人是社会的人，人在社会交往中，与他人发生关系，难免会发生冲突，出现了冲突怎么化解？是进行激烈的冲突，为了追求谁才是过错方的真理”，还是宽容大义，不与之计较？儒家文化在促进和谐人际关系方面，明确提出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思想，主张在矛盾面前首先加强对个人品德的修养，从而赢得对方的尊重和谅解，而不是在出现矛盾冲突时，首先想着怎么把过错推向另一方，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无疑只会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扩大，造成更大的矛盾冲突。这在个人利益日益盛行的今天，表现尤其明显。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对于营造思想政治教育良好氛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首先注重的是传教式教育，而对自我修养重视不够，这是目前道德教育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漏洞。而儒家文化注重对个人的修养，将大大有利于个人道德培养，提升个人思想境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保证。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鼓励人们的逐利行为，个人私有利益不断增加，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的发展往往导致人类的贪婪和私欲极度膨胀，后果就是导致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甚至置所有道德于不顾。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注重正心修身”，在亲友之间、长幼之间，相识的与不相识的人之间，彼此尊重彼此友善，而在利益面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真正的君子更是深明大义，而不是为了蝇头小利就不顾一切。儒家文化有利于培养人们正确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观念，从道德层面上加强对人的培养，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素质，有效化解追求经济利益与和谐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氛围。
四、儒家文化有助于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类道德教育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在于人类的道德教育，在于解决道德上的问题。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曾长期作为封建统治者用来蒙蔽民众思想使其服从统治的工具而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作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文化，可与现代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并加以继承，而对其中有些内容可抽去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比如儒家思想在规范社会秩序方面，注重实施对民众实施仁政，讲究对民众的教化，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同时讲究以德治国”，用道德的力量约束人民的行为，而不是单纯地靠残酷的吏治”、法制”。
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讲究大一统思想，天下为公，中国”观念深入民众之心，提高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而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除了前文提到的孝道，对君主、亲族、长辈的忠孝，还有讲究仁和义，为人要正直诚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我们当前提倡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不谋而合。其实不仅局限于此，当代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儒学在当代中国政治理念中的新体现，对于我国当前建设多元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儒家的民贵君轻”、庶人安政”等重民、富民、爱民思想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历史发展证明重民、富民、爱民的执政思想是社会和谐、安宁与稳定的重要基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党和国家把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放在为民谋利上，并实行一系列的重民、富民、爱民政策的结果；儒家的正人正己、修己以安百姓、政自廉始、勤政为民的官德建设，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精华，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官德建设应汲取的积极因素。此外，儒家文化还注重个人心性的修养，注重精神与品德的培养，弘扬真善美，要多善行，少小人所为，在利益面前保持淡泊，在欲望方面加以克制，实现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和谐统一。不难看出，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不仅从社会主义荣辱观”、亲民爱民的施政思想，还是从个人的自我修养品德提高，在儒家文化中都能找到结合点。抓住了道德教育，也就抓住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要想抓好道德教育，就要从倡导儒家文化开始。
五、总结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学校德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293-02
我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历来重视德育，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的儒家德育思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于培养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培育国民的美好品行，具有永不磨灭的重大价值。当前我国学校德育虽然培育了诸多德才兼备的人才，但是，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由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和深入挖掘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以期我国学校德育工作得以改进和提高。
一、当代学校德育存在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深入发展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我国当代学校德育既面临着契机，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青少年道德滑坡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与我国当前学校德育中存在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一）学校德育地位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学校德育在学校整体教育中举足轻重，对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由此可见，正确认识道德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关系到教育方针的贯彻和落实，也影响着整个教育目标的实现。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受到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在青少年中逐渐出现了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急功近利和拜金主义等现象。在当今社会，由于受到以上不正常道德现象和我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道德规范尚不定型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处于关键期的青少年学生，并且使学校德育建设面临一系列新课题[1]。此外，青少年犯罪也有所增长。以上种种，都不可否认地是与我国德育地位的弱化有很大的关系。
（二）学校德育目标存在的问题
德育目标是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规定了德育的方向和任务，决定德育的内容，影响着德育的途径和方法，甚至贯穿于整个德育全过程。但是，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目标仍差强人意。
当前，我国的学校德育目标过于模式化、理想化，缺乏具体、现实的德育目标。在制定德育目标时，往往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和青少年的接受水平等，并试图将学生的思想品德跨越式地提高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由此，使得我国学校的德育目标比较抽象，且不易接受。此外，我国学校的德育目标不是循序渐进地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的，没有形成自成一体、完整有效的体系，使得学校的德育目标缺乏针对性和层次性。
（三）德育内容存在的问题
德育内容指的是用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来教育年轻一代。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德育的内容必须符合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必须具备迎接当代新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对人的挑战，要注重培养与市场经济和未来社会相适应的新观念[2]。就当代学校德育的内容而言，比较空洞，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学生成长的规律和思想发展的特点，并且比较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缺乏可操作性。且国内外形势巨大的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都受到较大冲击，尤其是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青少年已经产生了唯我独尊，过分注重功利和物质利益的倾向；并且，就整个社会而言，人情以及社会公德淡漠、环境道德观念匮乏等也成了社会转型期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
为了贯彻和落实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我国目前学校的德育方法看，太过单一化和形式化，往往偏重于道德规范的填鸭。从而使得当前的学校德育存在着重道德理论灌输，轻道德选择能力培养；重道德规范约束，轻道德人格培养；重道德榜样示范，轻个体自觉的倾向，使得学生盲目接受道德信条而不能形成高尚的道德信念，个人道德选择和实践能力大为削弱[3]。可见，采用的德育方法不当，也是造成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
（一）对德育地位的价值
儒家学派历来重视道德教育，他们认为德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之一，在办学的过程中，更是把德育放在首位。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范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应该先履行道德义务，有余力再学习文化知识。孟子则明确提出，“设立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荀子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吴安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可以看出，一个人要有端正的行为，必须要有礼，要有礼，就必须有师，没有师怎么会知道礼是什么呢？师要正确解释礼的各种规定，即要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总之，他们能够从人的发展及社会需要的角度，看到德育的作用，对我们今天认识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二）对德育目标的价值
儒家的德育目标是有章可循的。《大学》中指出道德学习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正义·大学》）可见，在儒家的德育目标中，认为道德学习，应以道德认知为起点，以提高自身修为为中心，以道德信念的建立和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的目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德育思想不仅连贯，而且完整。
由此，在当今学校德育目标的确定上，需要借鉴和吸收儒家德育的层次性，在此基础上，要充分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和时期，设置与学生发展相适应的德育规范和目标，使这些目标贴近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实际，并将学校德育目标具体化，使得德育目标具有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德育目标具有连贯性的特点，在学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由浅显到深刻、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教导学生什么样的事情是应当做的和正确的事情，再逐步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培养学生要具有远见卓识，并肩负起国家复兴的历史重任。这些对我们当前的学校德育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对德育内容的价值
虽然大儒们对德育内容的认识各有千秋，如孔子强调仁、礼，提出忠、孝、信、义等道德要求；孟子强调仁、义，以仁、义为最高道德标准；荀子则强调礼，以礼为道德生活的最高原则。其中，不乏进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注意对义利关系、人我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因素。
在义利关系方面，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原则。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并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先儒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对于批判个人主义和重物欲轻人性的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我们认为，这种道德意识对于我们当代学校德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有着重要的价值[4]。
在人我关系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儒家思想值得借鉴。诸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公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5]。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儒家提倡天人合一观，主张天人和谐的观点。孟子曾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6]可见，儒家遵循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也集中表现了儒家热爱万物，珍爱生命的淳朴感情，这在当今中国整体环境恶化、局部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有必要遵从先人们天人一体的思想，加强学生环境道德的培育。
（四）对德育方法的价值
我们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效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德育的内容是否适当，与道德教育的方法也密切相关。对于德育方法而言，儒家先儒为我们当今的学校德育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和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张身体力行，知行结合
孔子提出：“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他认为行比学重要。明清之际的颜元，很重视行，他认为，“心中醒，口中说，纸上做，不从身边习过，皆无用也。”（《存学编》卷二）他注重实习力行及劳动，主张先行后知，强调说和做一至起来。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对我们当前的德育工作也有启发作用。
2.重视潜移默化，防微杜渐
我国古代有些教育家认为，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是在交往中，受到外界影响而潜移默化的形成的。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肄，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7]从孔子的教导中可见，应当重视潜移默化对学生成长的影响，要想办法杜绝一切不良的影响来源，以此做到防微杜渐。由于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影响，所以应该注意防微杜渐，以防止孩子形成恶习。古代教育家的这种真知灼见，也是我国德育理论中的宝贵财富。
3.注重有针对性地教育
注意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教育，注意观察学生的个性特点，并且有针对地进行启发性的教育，做到因材施教。比如孔子就比较了解弟子的特点，他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唁。”（《论语·先进》）他不仅注意观察学生，同时还注重根据学生自身特点来进行启发性的教导。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值得我们在德育过程中予以借鉴和吸收。
总之，儒家德育思想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吴奇程,袁元.社会转型与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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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和国家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起源于本国的某一传统文化资质与资源，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与需求，逐步扩大、改进、改造，以成为一个新的、适合当下人们需要的价值体系。”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强调传统道德文明，弘扬人文道德精神。我们应有效借鉴儒家思想之精华，与时俱进，将理想与信念建立在对社会和他人的关爱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塑人们的精神家园。
一、功能定位：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儒家思想是追求和实现中国政治和谐的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在21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上，体现在追求以“和谐”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德治国等方面，这体现了中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构建社会民众的共同价值观和凝聚人们对国家的向心力。
(二)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基石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被统治者加以过滤使用，并将其推行于社会，形成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随着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行，儒家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
(三)儒家思想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强大力量
文化传统深植于生活在其文化圈内的人的心中和行为中，使其不自觉地表现出该文化的烙印，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客观事实。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无论其精华还是糟粕均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深深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直接间接地或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
二、精神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一)以和为用：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取向
“和”是儒学传统的一个重要价值。孔子将“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意即，礼制最为可贵的作用是营造和谐有序的秩序。他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也曾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而不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
“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
从孔子生活的年代去考察孔子的“和”思想，“和”者，止息纷争，没有战争之乱。“和”的思想透露出对人的关怀和“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和”的践行需要妥协的精神，以“仁爱之心”行“和”之行为，也是社会走向和谐与文明的必由之路，这给人们提供了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启示。
(二)以仁为体：人类思想观念的道德基础
“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也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孔子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在儒家看来，“仁”是血缘亲情的显发和推广，由爱父母兄弟推及社会其他人。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自爱;二是爱人。孔子认为，仅仅洁身自好还不足以构成“仁”，只有走向“爱人”，才算是“仁”。同时，从“爱人”出发，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儒家所有的其他品德都是“仁”这个核心的发端。温家宝总理曾谈到道德的两层含义：一个就是仁者爱人;一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实际上都是儒家的仁爱思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道德生命的根本。
(三)以中为本：自我管理范畴的道德标准
“中庸”是中国儒家道德智慧之精髓。在儒家思想中，“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中庸是最完美的道德，是一种最高的德性，言行符合中庸之道，才能真正把握“道”，才能进入圣贤之列。如果人能够呵护好自己的德性，能够慎独，能够恪守中道，那么天地万物就能各归其道。
儒家的中庸即致“中和”。“中”者，即合理适度，是事物的自然法则。“中和”之德使万物各得其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中”强调不可走极端，适中即可，“中”也是相对于过与不及而言的尺度的适中，中也强调矛盾的调和。对人而言，中庸思想要求人的任何思想言行都要随时处中、要适度。
三、本质超越：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一)弘扬儒家“和孝悌”的思想，加强家庭美德建设
儒家十分重视家庭的建构，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生产的最小单位，所以规范家庭秩序，形成和谐的家庭秩序至关重要。《礼记·大学》中“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从中可以看出家庭的重要性，孔子提倡“夫妇和”“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兄友弟恭”等。构成了家庭秩序基本的准则，并且这些准则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人们。
传统伦理规范非常重视孝的地位。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经·开宗明义章》也说：“夫孝，德之本也。”今天，中国人的传统家庭美德和孝悌，已大打折扣或被遗忘——父母娇惯子女，子女不能独立，甚至有些人虐待父母亲。
“百善孝为先”。儒家对于家庭关系问题的理论构成我们对家庭认识的主要渊源，“和孝悌”有利于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良好的社会风气的营造。“和孝悌”也有当个人与他人发生矛盾时应采取宽容、谦让态度的涵义，这样不但有利于形成和睦的家庭关系，也有利于建立和谐协调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更有助于使我们家庭和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我们应积极借鉴儒家“和孝悌”的思想，构建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帮的家庭美德。
(二)汲取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当前，传统道德面临严峻挑战，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落后的价值观有所泛滥，并且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急需合理借鉴包含着平衡和谐思想与智慧的“中庸之道”，提升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我修养，实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我完善，妥善化解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道德危机。
儒家思想明确地把“中庸”看作最高的道德准则，所倡导的“处中道”“致中和”“行中庸”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属于自我管理范畴的道德修养准则方法，不仅提示人们为人处世要不偏激、不保守，要持中而立、中道而行，而且是对自我和世界的一种反思和超越。
(三)遵循儒家“讲信修睦”的思想，深化职业道德建设
人无诚信则无以立足，行事则无以通达。在当前社会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推行“讲信修睦”的思想。在2012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中，将“诚实信用”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儒家伦理中，诚实守信是“立身之本”“立政之本”“进德修业之本”。孔子提倡“言忠信，行笃敬”，还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
诚实守信，是当今社会人们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谷建恩教授曾指出：积极倡导“诚信”的价值取向，把传统文化的“信”、市场经济的“诚信”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之中，将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精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规范结合起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四)汲取儒家“仁者爱人”思想，强化社会公德建设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仁德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归纳和概括起来就是人们要有友善、宽容、助人之心，不可过分强求别人，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儒家的这些思想，闪耀着人性、正义和公正的光芒。将儒家的“仁爱”精神作为社会道德予以推广，培养人们之间互相关爱、同情他人的恻隐之心，从而保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目标，形成文明礼貌、奉公守法、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的美好社会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