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央视播出的《西安事变》，感触颇深，不禁为张杨两位将军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所折服。
发生在x多年前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在形势危急、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了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
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全国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南京国民政府受亲日派控制准备进攻西安，各地军阀也是蠢蠢欲动，而国际上更是一致反对强烈谴责，甚至连苏联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背信弃义，只有中共为了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军事形势，张杨二位将军审时度势，提出了八项主张，并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系，力求通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最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难，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遗憾的是，张杨二人一被终身软禁，一被残酷杀害，没能实现征战沙场、收复失地的心愿。两位将军在危难关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必将名垂千古、万世流芳，为后人所景仰！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
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起，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明天是12月12日历史上的明天，是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纪念的日子。1936年的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促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79年前的今天，中国古都西安那划破凄冷夜空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也震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深感民族危机，决心抗日。
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抗日均遭失败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以逼其“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
“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抗日战争的巨大转折，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大联合的壮阔阵营中，艰苦卓绝、贡献巨大。从此，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割据实现了团结统一，一致抗日。
中国人的万众义勇，砸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做出了卓越贡献。
西安事变凸显了中华儿女伟大的精神——她让一个民族汇聚成一股力量。这是一种舍身救国，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直起民族脊梁的精神！这是一种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赤胆忠诚精神！
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因为“西安事变”精神的浇灌，更加浩明于天地，“西安事变”精神永垂不朽！让我们向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诚挚致敬，让我们永远铭记“双十二精神”！
剧中表述：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后，被蒋介石封为陆海空军的副总司令。不料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命带兵撤出东北，使东北沦陷。在北平休养期间张学良得知自我被民众称为“不抵抗将军”，决定觐见蒋介石并提出抗日的请求，但狡猾的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避抗日不谈……
1935年，革命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首领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蒋介石对张、杨围剿红军很不放心。他除了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意飞到西安催逼张、扬二人围剿红军。12月4日再次飞到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加以拒绝。张、扬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卫队交火。蒋介石听到枪声，在卫士护卫下仓皇越后窗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与此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顿时，全国形势十分紧张。国内亲日派活动上蹿下跳，美英派则进取斡旋，战与和命系一悬。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共产党和张、扬爱国将领的进取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遭软禁而结束。此后，国共内战大体停止，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初步构成。所以张、杨二人的功劳天地可鉴，共产党的民族大局眼光也值得肯定，蒋介石当时的态度转变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有了内部的团结，才有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多年以后，张学良曾说过：“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我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说我是：‘两面人’。我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时，张学良还重提当年日本人想挟他做“东北土皇帝”。他对日本人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张学良一再表示：“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分裂。”同时，张学良也在这次谈话中强烈地表达了反内战的立场。他说：“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在西安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向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当被枪毙；可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也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了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总理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世代功与过，自有民众论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功绩不可泯灭！
跨过了一个春节，才把《西安事变》完完整整看了一遍，她谈不上是鸿篇巨制，但却真实再现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
我之所以喜欢看，一是因为演员演得都很好，我最欣赏的还是郑玉演的蒋介石形象，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演得最好的蒋介石了，很多细节都拿捏到位；二是剧本写得真实，甚至一些对白都是按照史料来得；三是剧中揭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特别是张学良和宋氏兄妹，以及青帮头子杜月笙之间的关系，另外事变之前西安城内各方的间谍活动也有所涉及，事变之前西安城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也在剧中充分表现出来。剧中揭露的很多史料多数人并不了解，但却对事变的成功或失败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这个过程中一个细节的变化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事变前一天早上戴笠给蒋孝先发的电报，以及钱大均无意中向张学良透露了蒋的离陕时间等。
美中不足的是，剧中对张杨两位将军在事变之后的情况说得过于简单，包括张学良跟随蒋介石回南京的路上以及被审判的过程，都没有涉及，杨虎城的狱中生活和被害过程也没有谈到，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史料对于充分认识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器量狭小是非常重要的。
我给这部剧打了五星力荐，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看这部电视剧，去了解那段历史。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www、xiezuowen、net←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