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学生；电信诈骗；困境与出路
一、当代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困境
电信诈骗，其含义是通过电话、网络等现代通信手段，对特定对象通过虚构事实、冒用名义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资金的诈骗方式。这一类诈骗手段，由于不必与受害者直接接触，同时事后追查的难度较高，成了近年来犯罪的主要手段［1］。2016年8月21日，大学生徐某被电信诈骗骗取9900元学费后，陷入了深深自责而离世。而仅仅两天后，大学生宋某也因为电信诈骗受到刺激而心脏骤停［2］。短短的几天内，发生了数起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而身亡的案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现象背后，是长期以来大学生由于自身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不足，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盘中餐和首选对象。伴随着互联网和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电信诈骗分子的手段愈加隐蔽而隐晦，使得更多的大学生陷入了电信诈骗的深渊。当代大学生成为电信诈骗的首选对象，不仅是因为其缺乏预防电信诈骗的意识，而且当代大学生浏览网络的时间相对于其他人会长一点，所以他们接触不同形式的电信诈骗也最多，例如被盗号，借用该号向其朋友借钱，学校的各种转账缴税，特定政府机构跟其沟通等等。对这些事大学生相较其他人有更多的接触，所以当面临这一系列的电信诈骗时，不会识别，当骗子把自己的话术说得很具体时，学生自然而然就上当了。因此，本文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教育和法学的角度，探究当代大学生面临的电信诈骗困境与出路，是极为有必要的。
二、当代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困境的原因
（一）大学生缺乏足够的防范意识
当代大学生只关注于自己的文化课成绩，不重视法律意识的养成，因此对法律知识、法律常识的掌握不足，导致大学生面对现代诈骗手段非常陌生，一旦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猎物，因缺乏警惕意识很容易掉进诈骗分子布置的陷阱，成为诈骗分子的盘中餐，损失自己的财产，有些心理素质和经济条件差的同学很难承受这种打击。所以当代大学生不能忽视对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法律知识。大学生作为接触网络最多的群体，反而导致防范意识不足，甚至会对提醒自己提高防范意识的父母或朋友嗤之以鼻。而随着智能化和互联网的不断推进，大学生借助网络的便捷从事生活与娱乐的程度也不断提高，几乎将自身的学习、工作以及购物都放在网上，这就使得大学生很容易接触到各种网络电信诈骗形式。而近年来大学生遭受电信诈骗从而承担严重后果的案例数不胜数。有研究指出，由于大学生自身缺乏足够的防范意识，例如经常将自己网络购物的包裹随手扔掉抑或是在网络上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这就会导致有许多漏洞被网络不法分子利用。在漫长的互联网络使用的过程中，许多学生实际上已经接触了许多低级的电信诈骗手段，这会给予他们一种电信诈骗防范的错觉，那就是自己已经在该领域具备一定的抵抗能力，然而电信诈骗的手段日新月异，连公安和网警对于电信诈骗的追查都需要耗费巨量的时间和精力，更遑论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了，这就会导致大学生虽然拥有更广的互联网络接触经历以及知识水平，反倒成了社会上电信诈骗的主要对象。
（二）部分大学生存在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
大学生群体虽然消费意愿较强，但大多数本身不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当现实与欲望发生冲突，就很容易对许多中奖、秒杀以及各种轻松快捷得钱的兼职轻信。虽然大学生面临这一类骗局，总会保持最基本的防范意识，但由于此类电信诈骗骗局大多为大学生刻意准备，因此也会准备一些例如截图以及刻意打造朋友圈的诱惑，使得一些大学生心存侥幸心理，最终落入陷阱无法自拔［3］。部分大学生很容易单纯相信他人，欠缺对电信诈骗的辨识能力，再加上有心的不法分子一步步引诱，使得“高薪”“暴富”以及“中奖”成为诱骗大学生进入深渊的鱼饵。这里必须提到贪图小利和侥幸的心理人皆有之，但是成年人往往会因为自己的社会阅历以及遭受过其他诈骗，所以在电信诈骗时候留更多的心眼。大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本身做事与赚钱都会偏向于风险更大的选择，这样不免正中不法分子的下怀。同时，许多大学生第一时间接触到许多新事物。例如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型货币，很多成年人直接将其视为诈骗，但许多年轻人是知道其存在的，当面临这一系列的问询或者探讨的时候，他们不会将它作为一种诈骗手段，反而会陷入盲从从而受到电信诈骗。
（三）大学生缺乏足够的识骗防骗能力
倘若说大学生缺乏足够的防范意识是造成其深陷电信诈骗的原因的话，那么缺乏足够的防骗能力就是导致其遇见诈骗难以自救的根本原因。大学生自身涉世未深，但电信诈骗在多年的演变和发展之后，俨然已有层出不穷、层层陷阱的特点。互联网时代，经由网络进行的电信诈骗，其特殊性和隐蔽性给公安机关造成了极大的烦恼，对于大学生本身而言，更没有一定的能力去对抗电信诈骗。例如许多商人在遭受电信诈骗后，都会选择冻结银行账号以减少损失的手段，但许多大学生遭受电信诈骗后，在束手无策之后更多选择报警或者联系家人，这样白白地浪费了第一时间挽回损失的机会。大学生不具备足够的识别能力，有部分原因也在于大学生本身有一种逆反心理，所有大学生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违反过校园管理制度以及校规校纪。许多预防电信诈骗的手段在校规校纪中很明确，甚至学校食堂或者是小广场中间的海报和宣传都有相关内容，很多大学生几乎都熟视无睹。遇见这一类事情时候也不会多思考，直接就落入电信诈骗的深渊。
（四）防范电信诈骗教育的实时性、实效性欠佳
教育是行为的准则，从小到大任何人学会一件事情都要受到来自外界的教育，电信诈骗预防的能力与手段并不是上天赋予的，而需要自己在漫长的生活当中通过学习从而提高。对于大学生而言，电信诈骗这一种社会危害较强的欺诈手段，需要学校对其进行专门的教育。从我国现有教育而言，针对电信诈骗的高校大学生教育基本流于表面。因为，电信诈骗虽然每年都有，而且学生深受其害，但相比其数量庞大的学生群体而言，遭受电信诈骗的始终是其中一小部分，这样就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电信诈骗防范教育的欲望和意图。让少部分缺乏一定电信诈骗防范能力的大学生成了这样教育缺失下的牺牲品，不免令人唏嘘。大学生缺乏足够的防范意识、贪图小利的特点，其本质原因都是大学生涉世未深，同时缺乏有时效性、实时性的防诈骗教育。高校大学生作为年轻人中的高知群体，在知识和学术方面的能力自然不用多说，但几乎没有一门专门的课程或者讲座来教导大学生防范电信诈骗［4］。班主任抑或是学校文职老师的教育，又用的是几年前的信息或PPT，不但使得安全教育与电信防范诈骗的工作滞后，更无法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特别是近年来电信诈骗手段更新速度频繁，甚至一些借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和行程码等的电信诈骗手段，更是需要非常时效性和实时性的电信诈骗教育来教导大学生。
三、当代大学生防范电信诈骗的出路所在
（一）国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
目前，我国面对电信诈骗，有很多法律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般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分别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而且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酌情从重处罚。虽然规定了诈骗公私财务的价值和数额，但是远远不足以对电信诈骗分子进行约束，司法解释针对电信诈骗行为查处难、取证难，并且往往很难查清实际诈骗数额。所以导致无法给出具体的犯罪行为定性，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也间接导致了犯罪行为的猖獗。因此国家必须要重视相关立法，弥补相关的法律漏洞，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二）提升学生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
目前部分大学生沉迷网络，欠缺应有的思想防范意识，同时又贪图小利，异想天开希望赚大钱的现象普遍。高校应当借此机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同电信诈骗防范教育相结合。借助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理论武装大学生，开展一系列有意义的电信防范诈骗的思想政治教育。倘若大学生能够脚踏实地、珍惜光阴、不负韶华，又怎会落入区区电信诈骗的陷阱。思想政治道德水平不但可以帮助中国大学生提高自身防范网络诈骗的意识，同样也是对于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而言，用知识武装自身，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欺诈手段以及由于自身涉世未深而遭受的骗局都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大学生本身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扎根于高校思想政治课这个主阵地，本质上还是以中国特色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通过展开各种主题式的教育，真正引导学生认识到自身时代的使命和指引。
（三）营造防范电信诈骗的校园文化氛围
一所学校的氛围，对于身在其中的学生学习、生活都有极大的影响。当学校真正对电信诈骗引起重视。在学生公寓、教师课堂、实习地点等多个集中场合展开电信诈骗防范的集中教育；在学生入学之前、学习之中以及毕业之前都反复进行防范电信诈骗的宣传［5］。实现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方式多样、形式互补的宣传局面。校园安保人员、教学老师、班主任、教导员等全体教师都共同负责对学生的教育，将电信诈骗同学生实习课堂相联系，对电信诈骗防范的典型案例以多种形式进行展现，共同营造全民防骗的校园风气。学校电信诈骗防范的校园文化氛围，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由于电信诈骗的防范同学生的学业以及学校学术水平无关，因此很大程度上，学校都难以主动营造校园防范的氛围。但须知，学校更多的是教书育人，而育人最关键的就是要育人以德，学生提高自身的网络防范诈骗水平也正是符合这样的时代要求。学校应当主动以各种方法营造防范电信诈骗的浓厚氛围。
（四）创新法制宣传形式，提升法制宣传教育效果
电信诈骗防范的宣传，对于大学生提高自身电信诈骗防范的能力极为重要。在这一点上，学校保卫科和管理部门身上的责任重大。他们不但要负责将现阶段电信诈骗的新手段、新型变化趋势进行总结与把握，通过广播、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向学生进行预警和预防；同时，还要更为细致地关注警方的案例通报，这样才能够做好自身电信诈骗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现阶段高校宣传教育手段下，学校一方面要巩固已有的讲座、班会等传统电信诈骗防范宣传手段，让班主任、辅导员同学生更为亲密地进行面对面深入地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注重新媒体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通过学校自媒体平台以及新媒体技术，让学生能够获得更快更全面的信息，也能够通过高新技术来增强学生的兴趣，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四、结束语
国家应该重视有关针对电信诈骗的立法，完善有关的法律程序，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得到保护，让不法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通过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锻炼大学生法律能力、普及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所以我们始终要有信心，一定能够增强大学生自身的免疫能力，在电信诈骗违法犯罪行为面前树立坚强的保护墙，抵御电信诈骗违法犯罪；同时大学生通过践行守法、护法配合公安司法机关惩治违法犯罪，通过国家、社会、高校和大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电信诈骗在大学生中的危害得到控制，最终成为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校园建设的坚强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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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民间借贷；定性分析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对备受舆论关注的吴英集资诈骗案案于 2012年5月21日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轰动全国的吴英集资诈骗案终于尘埃落定，但关于该案的定性至今仍存在争论，部分学者对法院的判决观点并不信服。
1 法院定性理由
法院判决书对吴英案定性为集资诈骗罪，其理由为：
其一，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吴英在已负巨额债务条件下，其后又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大量高息集资，对巨额集资款又无账目、记录，绝大部分集资款未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大量购买高档轿车、珠宝及肆意挥霍；案发前吴英四处躲债，根本不具偿还能力。其二，吴英为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一次性大批购入房产、买断东义路广告位集中推出本色宣传广告、将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在做期货严重亏损情况下仍以赚了大钱为由用集资款进行高利分红等方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用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的欺骗方法集资。其三，吴英案虽然直接受害人仅为11人，但其中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杨卫江四人的集资对象就有120多人，大量的是普通群众，且吴英也明知这些人的款项是从社会公众吸收而来，吴英显属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有公众性。因此，法院认为吴英非法集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故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2 学界对吴英案的定性有着不同观点
2、1 观点一：认为该案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其理由：第一，吴英的集资行为不能成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吴英并非“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也并非“肆意挥霍骗取资金”，她本意或在“精心投资”，而不是“随意”给付。第二，吴英的集资行为没有使用诈骗方法。1、吴英所吸引的是高利贷资金，这些资金提供方是主动直接追求高回报率，而不是吴英通过高息来引诱这些资金，高息是资金的供求双方达成一致的条件，而不是资金需求方特意设置的诈骗方法。2、注册多家公司本身是一个事实，吴英没有虚构事实，并非欺诈3、用非法集资款购置房产、投资、捐款，本身也并不构成欺诈或 “虚假宣传”。第三，非法集资的对象是社会公众，而吴英直接集资的对象全部只涉及11人，且资金提供方多是高利贷经营者。故综上，吴英不应构成集资诈骗罪。
2、2 观点二：认为该案也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其理由是：吴英集资行为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其借款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生产经营，而非直接作为资本运作盈利，并且资金来源也不是公众存款，而是高利贷经营者的借款，故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3 对吴英集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的分析
我国《刑法》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笔者赞同法院判决的观点，分析如下：
3、1 集资之初应当作为“非法占有故意”的起算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来看，任何一种情形都可以归类到非法占有故意就在于集资之初。从集资诈骗案件特点来看，非法占有的故意时点也应确定在集资之初。吴英集资诈骗案中，正是由于吴英“将非法集资所得的资金除少部分用于注册传统微利行业的公司以掩盖真相外，绝大部分集资款未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大量购买高档轿车、珠宝及肆意挥霍”、“案发前吴英四处躲债，根本不具偿还能力”，可以认定为吴英在集资之初即以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而学者认为吴英没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观点，主要是由于对“非法占有故意”的形成时点把握不当。
3、2 对诈骗手段的认定应基于是否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从本质来看，所谓诈骗方法，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骗取他人财物的方式。那么吴英集资诈骗案中，吴英是否采用诈骗手段骗取集资款？部分学者观点认为，吴英并非利用虚构集资用途、高回报率作为诱饵骗取集资款，而是因为资金的提供方本身就是以高息为条件才给予，因此高息是资金供求方达成一致的条件，而不是资金需求方特意设定的诈骗方法；此外，吴英设立公司、购置房产、捐款是事实，并非虚构；故吴英并未使用诈骗方法骗取集资款。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诈骗行为割裂来看，忽视了资金提供方提供资金的前提背景。作为一个理性人，在缔约前多少会考察一下缔约方的履行能力。而吴英正是通过“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经常用集资款一次向一个房产公司购买大批房产、签订大额购房协议；买断东义路广告位集中推出本色宣传广告，制作本色宣传册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将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在做期货严重亏损情况下仍以赚了大钱为由用集资款进行高利分红”等方式，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欺骗资金提供者作出错误决策，提供资金供其适用，故可以认定吴英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的欺骗方法集资。
3、3 对非法集资的认定应包含以间接故意的方式吸收公众存款
201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非法集资概念的特征条件予以具体细化，明确成立非法集资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四个特征，即：（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同时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学界有观点认为，吴英集资诈骗案不符合“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特征，故不能认为构成非法集资。其理由是，吴英仅向11人借款，至于这11人有无向社会公众借款，有无造成公司财产损失，则是另一层面的法律问题，与吴英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笔者对此不能认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集资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违反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集资对象是否特定的判断，既要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仅向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又要考察其客观上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可控。如果行为人对集资行为的辐射面事先不加以限制、事中不作控制，或者在蔓延至社会后听之任之，不设法加以阻止的，应当认定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吴英虽只向11人借款，但对11人向社会公众集资的行为是明知而放任的，尤其是其中仅林卫平放贷给吴英共计4、6亿元，而林卫平本身就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吴英对他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不加阻止，故可以认定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3、4 关于犯罪数额的规定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吴英非法集资77339、5万元，至案发前有384265万元未能归还，显然符合“数额特别巨大”要件。
4 结束语
总之，吴英非法集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法院定罪恰当，对今后审理此类案件也具有借鉴意义。从吴英案的定性之争，可以总结出一些关于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方法：对“非法占有故意”时点的认定应确定在集资之初，对诈骗手段的认定应基于是否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对非法集资的认定应包含以间接故意的方式吸收公众存款。
参考文献
[1]钟瑞庆著：“集资诈骗案件刑事管制的逻辑与现实”，载于《法治研究》2011年第9期第9页至15页。
[2]王建勋著：“法治原则下的‘吴英案’”，载于《理论视野》第2012年第4期第34页至35页。
[3]陈兴良著：“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载《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618-619页。
[关键词]金融诈骗，非法占有目的，利用处分说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犯罪是指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至二百条规定的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自刑法修订以来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议焦点集中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以及对“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的理解等两个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尽管法律条文中只有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其他金融诈骗犯罪没有此种目的的规定，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主张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犯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的看法，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1]
而后一个问题，由于学者对“非法占有”理解上仍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司法实践在证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比如，行为人用欺骗手段获取金融机构资金后任意支配使用，其目的是非法占用还是非法所有；刑法中“非法占有”是否包括非法占用的行为方式，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由于受到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特征的影响，致使法院在审理金融诈骗犯罪时面对控辩双方对法律的理解分歧巨大、对抗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准确判决，以致有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却因行为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被认为不齐备），司法机关只能以不构成犯罪、不符合起诉条件处理或宣告其无罪，放纵了犯罪分子。因而，分析我国当前金融诈骗犯罪的现实情况，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界定我国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观点论争及缘起
（一）观点的论争
在我国，关于“非法占有”的内涵众说纷纭，主要有“排除权利说”、“利用处分说”、“非法控制说”以及“非法获利说”等，其中对刑事司法影响较大的是“排除权利说”和“利用处分说”。
1、排除权利说（或称非法所有说）。该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者行使所有权的内容，由行为人自己作为财物所有者而行动的意思。台湾学者赵琛认为：“意图不法所有，指欲不法领得其物，排除他人对物之监督权，而行使其所有权内容之意思而言，换言之，行为人之主观上有于法律上取得所有权之故意。”[2]在大陆，刑法教科书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释为“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3]这也是在我国刑法学界占据主流的观点。
2、利用处分说。该说认为借鉴民法上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划分，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就是指上述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具体而言，就是按照财物经济的用法利用、处分的意思。持该说的论者认为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既可以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也可以是通过非法控制以骗用、获取其他不法利益。
（二）争议的缘起
原因之一：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罪关系之争
一般认为，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的，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各有不同的主张。
持普通诈骗犯罪与金融诈骗犯罪包容关系的论者认为，随着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人们对诈骗行为方式的认识也日趋深入，在97年刑法修订时，除将1979年刑法中诈骗罪（在新修订的刑法中，为与其他诈骗犯罪区别，学界称之为普通诈骗犯罪）继续保留之外，还在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用专门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8个罪名以及以及在第24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这种立法方式可称之为成为“堵截型立法”，即对于某种多发性且在行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立法者尽可能明确而详尽地列举其某种具体的犯罪构成，以涵盖那些已明确列举的具体犯罪构成以外的其他需要予以刑法规制的行为。由此分析，该论者主张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犯罪与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犯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而是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明显的包容关系。由于在刑法理论中，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含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基于此，该论者认为金融犯罪作为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别犯罪，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4]
但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主张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并列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非仅仅因为其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所致，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金融诈骗犯罪而要保护的客体与普通诈骗犯罪的差异，金融诈骗犯罪保护的客体主要是国家金融运行秩序的安全。在亲眼目睹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沉重打击后，世界各国普遍强化了本国在金融领域的安全措施，在经济上将刑法上的防御战线往前推移的已成为大势所趋，而我国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修订刑法的，因此，金融诈骗犯罪侵犯的客体自然不能为普通诈骗之构成拘束之。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那些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明显的非法所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
原因之二：“占有”的内涵之争
在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犯罪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决定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上，传统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民法意义上的“占有”仅仅是指对物的直接控制，而刑法意义上的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持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简言之，就是行为人意图获得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但也有学者提出，基于法制统一原则，刑法中的“占有”应与民法中的“占有”为同一概念，其外延也应当相同。他们并以我国刑法规定予以论证，指出刑法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中第三项规定了“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在实践中行为人主观意图无论是“非法所有”还是“非法占用”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5]
笔者认为，以上争论不仅反映出学界对金融诈骗犯罪理解的差异（如对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究竟是包容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以及金融诈骗犯罪侧重保护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还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困惑），而且也折射出主张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的思维与主张金融欺诈行为犯罪化观点的冲突。
三、司法实践的做法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的金融诈骗案件因为认识上的分歧不能定罪或随意定罪的现象屡屡发生。由于拘泥于对“非法占有目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要求诉讼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其结果无非只能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推定其主观目的，抑或罪与非罪取决于行为人“运气”的好坏，导致判定犯罪失去了客观标准。[6]为此，最高审判机关尝试采用司法推定方法，通过列举若干行为表现方式以此推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就有提及，将行为人具有下列行为的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违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2000年9月长沙会议形成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肯定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列举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几种情形，据此，实务部门的专家将其细化为以下十一种：（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将至今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带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盈利的生产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
学界对上述规定评价褒贬兼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应当说，这些情形对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非常关键的，其认定的标准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又不能不怀疑其公正性，抛开司法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仅就我国当今司法人员素质的整体不高，学界对此类犯罪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纪要’极可能导致法官们在审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只注意那些教条化的客观事实，而忽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考察和判断。”[7]我们认为，学界的担忧是客观、实事求是的，它向司法部门提出了关于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难题的思考；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分析“纪要”的内容，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从上述规定中看出行为人主观上意图获得财物所有权的情形有之，行为人欲非法占用财物以获得财产上的利益的情形亦有之。比如，“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就不一定具有“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主观目的，如走私犯为大规模走私向银行骗贷，其走私成功后，即将贷款悉数归还，其并不想将银行资金据为己有，而只是非法的控制、使用。按照这种分析，上述十一种情形中，至少第（1）、（2）、（5）、（6）、（10）、（11）的规定金融诈骗犯罪行为表现中包含了行为人非法占用的主观目的。
四、解决的思路
我们认为，要解决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内涵的争议，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延展思维向度：
一是以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即目的犯模式来套用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无法满足保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
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主要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其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维护市场交易以外的财产的安全，而并非以整个社会市场交易安全为保护对象。而金融诈骗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却与此不同，它以保护国家金融秩序交易安全为己任。如果我们可以将法律对权利主体市场交易外个人所有的财产安全的保护，看作是法律对“静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的话；那么市场主体的交易安全的保护，就可以看作是法律对“动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由此，我们认为刑法中的普通诈骗犯罪承担着保护权利人“静态”财产权利的任务，而金融诈骗犯罪则主要起着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功能。对此，从现时域外立法的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一特征，以贷款诈骗罪为例，英美法系国家对贷款诈骗罪的处罚并不限于不法所有的情形，实际上行为人既可以是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也可以是骗取财产上的利益。在英国，刑法理论认为，当用欺诈手段获得一笔贷款时，贷款诈骗罪即已成立，因为在这笔交易中，所贷出的钱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到借款人的手中，尽管借款人以后可能偿还这笔贷款，但犯罪已经成立。[8]无独有偶，大陆法系国家通说也认为，当行为人是骗取财产三的利益时，不要求主观上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仍然成立诈骗犯罪。[9]
因而，我们认为随着我国金融活动的日益频繁，对社会的影响日渐重要，与此相适应，法律不再仅仅是从侵权法角度关注交易结果的公平性，而应当更加注重从法律行为制度上亦即交易过程上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在此指导下，刑法理论理应突破原有传统观念的束缚，考虑刑法在经济方面的防御战线往前推进，以有效遏制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不能认为普通诈骗之犯罪构成“放之四海而皆准”。
关于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之间的关系而言，存在包容关系论和并列关系论之争（上文已有阐述）。我们认为就立法先后而言，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其基本特征自然应与普通诈骗犯罪相似；但来源于普通诈骗犯罪并非意味着与其完全等同，事实上，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普通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是因为其侵犯的客体、行为方式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具体来说，行为人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10]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的涵义应当采纳“利用处分说”，理由在于：
第一，行为人以非法获得公私财产所有权为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符合金融诈骗犯罪构成，同样的，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金融欺诈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金融诈骗犯罪中极少有行为人赤裸裸地将金融资金直接据为己有，多数是通过所谓的违规融资、资金周转等借口为之。如果固执坚持必须证明行为具有非法所有的主观目的，其后果无非有二：要么某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因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认为不齐备）而放纵犯罪者；要么在司法实践中作出与理论主张相悖的判例。[11]为此，已经有学者指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客观表现也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不法利益。[12]
第二，是适应有效应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金融诈骗犯罪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犯罪类型，自1995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犯罪案件上升的幅度远远高于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上升的幅度，成为重大案件唯一只增不减、有起无落的犯罪类型。[13]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将逐步开放银行、证券、外汇等市场，面临新旧体制的转轨，这些领域往往因为制度不够健全、操作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能及时适应新金融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受到金融诈骗犯罪的侵害，为此，更需要刑法的体系为保护金融资产安全编织起一张严密的法网。在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要件中采纳“非法占有说”，不仅有利于预防、打击金融诈骗犯罪，而且还有利于及时挽回经济损失，维护国家金融领域的安全。
第三，当前经济全球化早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领域内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和重要，而作为我国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律规范也不可能固步自封，而应当密切注意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近年来，为了适应对经济犯罪作出积极反映，提升刑法在抗制经济犯罪效能的需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金融诈骗犯罪立法规定中，不仅将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打击，而且对包括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也列为犯罪予以制裁。对此，我国刑事立法应当跟踪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新的发展趋势，完善立法、加强司法，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安全，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注释：
[1]2000年9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座谈会明确指出，金融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2]马克昌：“论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01年第1期。
[3]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4页。
[4]参见刘宪权、卢勤忠：《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537页。
[5]徐新励、沈丙友：“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的诉讼证明困境与出路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10卷。
[6]比如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人采用金融诈欺手段骗取金融机构资金，进行风险经营，若经营成功后将资金返还的，则一般认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不构成犯罪；若经营失败不能返还的，则一般以金融诈骗犯罪处理。这种“唯后果论”的做法不仅使得犯罪判定失去了客观标准，而且也不利于保障金融安全。
[7]吴亿萍：“论金融诈骗罪的特点及法律完善”，载《河北法学》第20卷第5期
[8][英]特纳：《肯尼刑法原理》，王国庆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393页。
[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1999年版，第637页。
[10]同[5]、
[11]宣东：“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载《法制日报》，2000年8月27日。
关键词： 金融犯罪，诈骗罪，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银行业、证券保险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 银行机构已由原来的“钱库”职能，逐步转化为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杠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各种金融、信贷、证券机构应运而生。过去主要的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整的职能，已逐步由金融机构来承担。然而在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加重，金融机构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器和稳定器的同时，围绕金融活动的各种经济犯罪也在不断增加。为了有效地打击和制止犯罪，保障社会主义金融秩序，保障《保险法》、《银行法》、《票据法》等法规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7年3月14日审议通过的新刑法，增加了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本文就金融诈骗罪的有关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的金融诈骗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法规，进行欺诈，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金融秩序、致使国家、社会或公民的利益遭受重大危害的行为。金融诈骗罪与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的基本特征。（1）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切犯罪行为，之所以要被界定为犯罪，首先是因为严重的危害了社会。金融诈骗罪所危害的是国家的金融秩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担负着调整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使命，金融秩序如果遭到破坏，对我 国市场经济来说，无疑等于釜底抽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会从根本上被动摇，进而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付之东流。（2）刑事违法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所有具备刑事文化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因为犯罪行为在严重的上社会危害性之外，还应当具备刑事违法性的特征。刑事违法性是指违反刑法规范，具体到金融诈骗罪，不仅严重违反了《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金融法规，也直接触犯了刑法，是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3）应受刑事处罚性。犯罪与刑罚具有必然的联系，刑法法规对于犯罪的调整手段即刑事处罚。同对待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刑事处罚将依法适用于金融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金融诈骗罪除了具备一般刑事犯罪的基本的特征外，金融诈骗罪具有很强的第一行业特征。金融诈骗罪发生在金融活动中 ，几乎在金融行为的各个领域，如货币、证券、信贷、票据、保险等，都有金融诈骗罪的发生。第二欺诈性。各种金融诈骗罪尽管变化多端，表现各异，但其本质上都离不开一个“骗”字。第三复杂性。金融诈骗罪属于智力型犯罪。犯罪人除了利用金融方面的知识之外，还利用高技术、高科技作案。作案手段、方式较一般刑事犯罪更为复杂。
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
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金融诈骗也和其他刑事犯罪一样，由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构成，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1、金融诈骗罪的主体。金容诈骗罪的主体较一般犯罪的主体要复杂些，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国刑法中大部分金融诈骗罪都是有一般主体构成，例如贷款、集资诈骗罪等。任何自然人，只要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都可以构成这类犯罪。在金融诈骗罪的个罪中，只有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由特殊主体构成，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且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修订后的刑法在三个条文中规定了单位犯罪，它们分别是第192条，金融票据诈骗罪、第193条，集资诈骗罪，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
2、金融诈骗罪的客体。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大多是单一客体，如贷款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如集资诈骗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出资人的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
3、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有直接故意，具有获取钱财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才构成犯罪，而过失不能成为金融诈骗罪的罪过形式，也就是说过失不可能构成犯罪。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要有两个条文：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其他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4、金融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金融诈骗罪的行为都是以作为方式上实施的，都是以“骗”为其实资内容的。“骗”是描述金融诈骗犯罪现象的结论，也是解释诈骗犯罪原因的起点。
三、金融诈骗罪的种类及其认定
金融诈骗罪是一类犯罪的总称。为了在司法实践中便于区分金融诈骗罪各罪之间的界线，正确地定罪量刑，更好地突出各罪的特征。据修订后的刑法中有关金融诈骗罪的规定，我国现行的金融诈骗罪可以分为以下七个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使用诈骗罪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3条，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4条，金融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行为。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是指利用伪造、作废或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的方法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7条，证券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它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第198条，保险诈骗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为了准确打击金融诈骗罪，在司法工作中做到不枉不纵，必须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金融诈骗罪概念是区分犯罪与非罪的总标准，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特征是区分金融诈骗罪与其他刑事犯罪标准却是看是否符合金融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既侵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罪与非罪可以从以下几中情况说明：（1）从行为方式看罪与非罪。在金融诈骗罪中，特定的行为方法是其构成特征的必要条件。例如，集资诈骗罪必须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情节严重的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2）从行为主体看罪与非罪。有的金融诈骗罪是由特殊主体构成，非特定的人不能构成。例如，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且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3）从行为人是否有特定目的看罪与非罪。金融诈骗罪都是以特定目的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如贷款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中都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不能构成金融诈骗罪。（4）从犯罪情节是否严重看罪与非罪。修订后的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了犯罪的定义，其中还规定了“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在金融诈骗罪中，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是否构成犯罪，明确规定“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才会处以刑罚。
各种金融诈骗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是相同的，都是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它门之间的界限主要表现在客观形式方面。行为是任何犯罪构成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行为方式、特点的差异也是各种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不同点。例如，信用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界限也主要是行为的方式不同。信用证是指开证银行应进口商的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开给受益人的一种在其具备了约定的条件以后，即可得到由开证银行或支付银行支付约定的金额的保证付款的凭证。信用卡是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发给用户用于购买商品、取得服务或者提取现金的信用品凭证。利用信用证诈骗的危害性往往大一些。
金融诈骗罪与其他经济犯罪的界限主要是看侵犯的客体。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虽然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且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但前者侵犯的客体是投资者的公私财物所有权。例如，长城公司集资诈骗案中，虽然身沈太福也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骗钱，但他打出的旗子是集资，即以集资作幌子，行诈骗之实，其后果主要是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区别金融诈骗罪中的重罪预防轻罪的界限，有利于准确量刑。只有在定罪正确的基础上进而量刑适，才能使罪行相适应原则得到最终贯彻。金融诈骗罪的重罪、轻罪区别，主要反映在犯罪数额问题上，其次反映在犯罪情节方面。犯罪数额是区别金融诈骗罪中重罪与轻罪界限的主要依据。刑法中关于金融诈骗罪的条文对数额做了明确规定。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条文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种标准，同时还规定了“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两种标准；不同标准处以不同的法定刑。
四、金融诈骗罪产生的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通过政府经济体制正在逐渐为由市场进行资源基础配置的新经济体制所取代。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内金融市场一度出现了混乱和无序，金融违法、违规现象丛生，金融诈骗罪突出，严重地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缺乏公开性、规范性。（2）金融法制建设缓慢，金融市场无法可依的现象普遍。（3）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金融诈骗罪防范能力薄弱。（4）惩治金融诈骗罪的刑事司法工作滞后，打击力度不够。
五、预防金融犯罪的对策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传动带，是市场经济的“造血机”，一旦犯罪活动渗入，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必须重视金融诈骗罪的预防。
（一）宏观预防对策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转换金融机构职能。我国一度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失范、金融犯罪活动激增，其深层原因在于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陈旧。因此，首先，积极转换人民银行职能，真正发挥其执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督的作用，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其次，加强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实现商业银行的灵活经营、规范运作；再次，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业的有序、公平竞争。
2、加快金融法制建设，依法规范金融市场。一方面要加强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提高各级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检查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加大对于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从而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规范，使金融市场活动法律化。
3、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金融意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之初所出现的紊乱和无序，金融犯罪的高发律，正是在人们模糊、脆弱，甚至错误的金融意识的诱导和推动下发生的。因此，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金融意识刻不容缓，积极正确地引导人们参与金融市场，以市场来教育人们促使人们形成健全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其他金融意识。
（二）微观预防对策
金融诈骗罪是有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宏观预防对策只能从总量上控制金融诈骗罪的增长率，而卓有成效的减少、杜绝金融诈骗罪必须同时加强微观预防。
1、建立金融机构的内部制约、防范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组织机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审计、监察、纪检、保卫等专门的内部监督职能部门；加强金融机构领导人员的防范意识；改革用人制度、严把进人关等途径形成。
2、识别犯罪手段，加强技术防范。针对金融诈骗中犯罪分子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智力方法，运用有关的技术防伪，技术监控、技术鉴定、技术查询识别手段和方法，在犯罪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及时阻止犯罪。
3、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是指金融监管职能部门、社会监督机构以及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对金融市场实施的监督和管理，其中金融职能部门监管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法律建设进程的加快，全民金融意识的提高，我国的金融诈骗罪在宏观总量上得到控制。金融市场的不段壮大，金融市场的日益激烈，使金融犯罪领域随之扩大，犯罪类型增加，犯罪手段翻新。因此，与金融诈骗罪作有效斗争，必须同时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相配合，在金融监管中预防犯罪、消灭犯罪。
（三）特殊预防对策
严厉打击、惩罚犯罪是遏制犯罪的极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犯罪猖獗之时尤其如此。着种特殊预防措施是通过惩罚教育已犯者，警戒有犯罪倾向的未犯者，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1、提高司法机关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和审判能力。金融诈骗是一种新型犯罪，而且都是智力型和技术型的犯罪，许多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实施犯罪。侦察、起诉、审判机关必须相应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审判能力，加强相关的业务培训，从而揭露犯罪、惩治犯罪。
2、建立金融招诈骗案举报制度。金融诈骗罪作案隐蔽、痕迹鲜少，司法机关不易察觉。建立举报制度，可以帮助司法机关获取线索，发现案源，捕获犯罪人，彻底惩治金融诈骗罪。
3、从严执法。金融诈骗罪危害巨大，唯有从严从重打击，才能威慑罪犯，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为此，要坚决纠正侦察、起诉、审判工作中“以情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刑”等违法现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司法监督清除司法腐败，切实做到从严执法。起到震慑犯罪，减少犯罪，从而杜绝犯罪效果和目的。
参考书目：
1陈兴良主编的《中国刑法全书》（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社会公众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间金融浮出水面。然我国现有民间金融管制模式尚不健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制约了民间金融的发展。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这一事件，重新引来对依赖刑法规制民间金融合理性的新一轮的争议。
一、对“非法集资”中“非法”的理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来界定“非法”是否会引人误解为非法就等同于未获得有权机关的批准，而合法即为获得有权机关的批准呢？是否合法与是否获得有权机关批准在刑法评价范围内是否处于同一评价层级呢？
而针对“非法集资”中非法性的理解，有学说认为，“非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违反法律法规，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向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1]根据此观点，对于没有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请，或者虽然提出申请但没有有权机关批准，以及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越权批准而集资的，才应属于非法集资。笔者认为，此观点完全建立在《解释》基础之上，只是对《解释》的内容作出明确和简要补充。按照有权机关的批准程序，没有申请当然是不会获得批准；经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越权批准，表面形式上获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准，但这样的批准相对于有权限部门的批准则是无效的，亦可归纳到对“未经有权机关批准”理解范围之内。另外上述观点还将骗取有权机关批准进行集资的，或者违反批准内容进行集资的，以及通过非法手段拉拢、收买、胁迫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使得不符合条件的集资申请得到批准并进行集资的等诸多类似情形，排除在集资诈骗罪之外，理由是基于已经获得有权机关的批准。认为获得有权机关批准之后所进行的集资行为在刑法上不能作非法评价，而应为合法。通过分析，上述观点仅仅是围绕《解释》的规定而对《解释》所作的具体解释，核心就是合法等同于获得有权机关的批准，非法等同于未获得有权机关批准，以是否获得有权机关批准作为标准来界定集资诈骗罪的成立范围，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另有学说认为，“非法”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有关集资的实体规定或者程序规定，而不应限于“未经有权机关批准”。换言之，即使获得了有权机关的批准，但如果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关于集资的实体规定，也具有“非法性”。[2]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明确指出，对“未经有权机关批准”不能作狭义解释。没有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请，或者虽然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请但没有获得批准而集资的，当然属于非法集资。但除此之外，骗取有权机关批准①、违反批准内容集资的②，以及基于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行为也属于非法集资。此种观点相比前者观点明显摆脱囿于程序规定范围的缺陷，而将注意力并行集中于程序与实体上，使二者不可偏重其一。《解释》难以避免人们将“非法”理解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是建立在民众普遍信任国家有权机关，国家有权机关也会按照法律规定依法履职的基础之上，是以“有权机关”为天使为前提的。但是，当国家机关缺乏公信力，人们不再相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时候，有权机关完全有可能会实施违法行为，当然包括非法集资。所以，需明确一点，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国民生活在法的统治之下，而不是生活在有权机关的统治之下，即使是有权机关也需要依照法律履行相关职责。所以，将“非法”等同“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合法”等同“获得有权机关批准”的观点有失偏颇。
二、对“非法集资”中集资行为的理解
根据《解释》的规定，集资是指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对此，主要涉及“集资”与“社会公众”两个问题。
（一）关于“集资”的理解
对于集资的“资”应理解为“资金”，还是应理解为“资本”？如果是前者，就只能限于市场上可供流通的货币，如果是后者，则还应包括除货币之外的其他财产形式。笔者认为，集资的“资”应限于货币。从刑法体系上看，集资诈骗罪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一节中，这显然表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旨在保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判断“资”的含义，我们还可以考虑聚集资金以外财物的行为是否与金融有关，如若不然，则不能认定为聚集资金之外的财物属于金融诈骗罪的集资诈骗罪。
（二）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标准
1、对“社会公众”的理解
根据《解释》，集资的对象为“社会公众”，而我国刑法理论大多认为“社会公众”是指不特定且多数人即不特定的多数人。但是，不特定多数人的表述意味着多数人以及不特定人，都不是社会公众，这似乎缩小了社会公众的范围。社会公众要求具有“社会性”和“公众性”，重在强调“多数”。换言之，“多数”是“公共”概念的核心，“少数”的情形应当排斥在外[3]。
通过集资诈骗罪罪状描述可知，其为数额犯，没有达到一定的犯罪数额就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定性要求。再者，基于刑法体系考虑，集资诈骗罪在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其侵害的主要法益应理解为公私财产所有权。因此，有人认为在集资诈骗罪中，“诈骗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集资到的数额也往往更大，因而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更为明显；但是对象是特定的多数人，集资到的数额达到了入罪的标准，同样是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持此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集资的数额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程度，而集资数额的大小主要是由投资人的‘多数’而不是‘不特定性’决定的。”[4]由此得出，集资诈骗罪对象特定与否与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是没有必然联系。
更有学者从此罪与彼罪的视角入手，来分析之所以将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的理由。持此观点的学者在论述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主要区别时，基于对社会公众的理解，认为二者侵害的对象不同，集资诈骗罪侵害的是社会不特定的公众的资金，而普通诈骗罪侵害的对象往往是特定人的财物。[5]不可否认，一般而言普通诈骗罪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和少属性，但是也存在诸多例外情形，即普通诈骗罪的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如行为人通过互联网向社会散布腾讯周年庆中奖信息，尽管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但其显然属于普通的诈骗行为。而从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关系来看，属于特殊法条与普通法条关系，而且这种法条之间又重合部分，即“特别法条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原本完全包含在普通法条规定的犯罪之中，特别法条只是将普通法条中的某一方面或者几个方面的因素进行特别限定，导致适用特别法条的条件比适用普通法条的条件更为严格，因而特别法条的适用范围比普通法条的适用范围更为狭小。[6]”因此，特殊法条的适用以行为完全符合普通法条为前提。这说明，作为集资诈骗罪犯罪对象的多数人，也必须完全符合诈骗罪对象的规定。由此可看出，受骗对象特定与否不能成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别。
因此，笔者较为赞成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为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而不是“不特定多数人”。
2、“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特殊类型的认定
“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典型表现形式就是实施集资诈骗的行为人向社会公众进行集资。但在司法实践认定中，因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各地掌握不一，致使认定难度较大。笔者主要探讨集资诈骗案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两种特殊类型：
（1）集资对象大多为亲朋好友
当行为人意在指向社会不特定人，而向他人发出想吸取资金的要约邀请（书面或口头），任何人只要依据这一要约邀请向行为人发出欲提供资金的要约，行为人均会与其建立资金借贷关系的行为。基于此，无论提供资金的人是否与行为人相识，均可被认定为“社会不特定对象”。反之，如果行为人无要约邀请行为，而是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单独去协商借款，就不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取资金。因为原来的“社会不特定对象”由于行为人的要约行为而转变为特定对象。也就是说，只有行为人有要约邀请的行为才可能构成本罪。因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主要是依据行为人集资诈骗的方式来判断的，所以，集资对象大多数为亲朋好友也有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
（2）通过特定人（熟人或职业介绍人）介绍进行集资
此种情况下，根据行为人是否委托特定人帮其介绍可分为有委托的介绍和无委托的介绍。其一，在有委托的介绍中，行为人主观故意是基于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即希望募集到不特定或多数人所提供的资金。委托人在其委托下，为其介绍集资对象而帮助其进行募集资金，虽然行为人没有亲自实施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但是却委托特定人通过口口相传或书面要约邀请的方式帮其向不特定多数人募集，募集资金行为及后果则完全在其故意范围之内，所以理应将通过委托特定人而介绍的集资对象当作社会公众来认定。其二，在无委托的介绍中，行为人只是向特定人（熟人或职业介绍人）募集资金。在这一过程中，特定的熟人抑或职业介绍人往往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帮助行为人介绍集资对象，而根据行为人是否知晓特定人帮助其宣传介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探讨，即①明知特定的熟人或职业介绍人帮助自己介绍集资对象而不加以制止，当所介绍的集资对象慕名前来提供资金而予以接受的，应当认定为提供资金的集资对象为社会公众。因为在此情况下，行为人主观故意已悄然发生变化。起初行为人向特定人集资，不具有诈骗不特定多数人资金的主观故意，理所当然所谓的特定人也就不会认定为是社会公众；而后当其知晓特定人帮其宣传介绍集资对象时却不加以制止，而是对此种情况持放任的心理态度，表明其对特定人口口相传的宣传方式予以承认。况且当集资对象提供资金时又明确表示予以接受，主观上就由向特定人集资而变为向不特定人或多数人集资，理应将介绍的集资对象认定为是社会公众。②行为人根本就无从知道特定人在帮其介绍集资对象，然当所介绍的集资对象提供资金给行为人时，行为人不问集资对象提供资金缘由而予以接受且来者不拒。这种情况下则不能认定为集资对象为社会公众。因为行为人主观只是向特定的人募集资金，并没有通过口头或书面邀约邀请抑或其他方式向不特定人或多数人募集资金的故意。而当集资对象主动提供资金且行为人不知是特定人帮其介绍的前提下而予以接受，不能将集资对象主动提供资金的行为归于行为人主观上故意所能认识的范围，所以，不能将这种情况下的集资对象认定为是社会公众。但行为人如若明了他人提供给自己资金的缘由而来者不拒，定性则可能全然不同。
注释：
①骗取有权机关批准主要是指，无资格提出申请的单位或个人，通过伪造虚假证明文件、虚报经营资本或隐瞒与获得批准有关的重要事实，使具有审批权限的机关工作人员陷入错误认识，批准其集资申请的行为。
②违反批准内容主要是指，获得批准的具有集资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不按已经审批的集资方案集资的行为，即集资目的、范围、金额、利率和方式等与有权机关批准的内容不符。参见许士友《试论集资诈骗罪的认定》，载赵秉志、张军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3年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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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论文关键词 经济犯罪 经济纠纷 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论文关键词 动拆迁 合同诈骗 诈骗手段
一、问题提出
案例一：被告人赵某、王某某为非法获取钱财，合谋通过冒充动迁户至房产中介机构挂牌出售动迁所得期房的方法行骗，并共同找人伪造了动迁协议书、身份证、户口本。2009年12月下旬，被告人赵某化名“庄某某”至上海某房地产经纪事务所，谎称欲出售动迁所得的一幢期房。后通过该房地产经纪事务所介绍联系购房人张某，赵某以上述伪造材料骗取被害人张某的信任后，于2010年1月某日，与张某签订总价为人民币142万元的购房协议，张某当场给付定金5万元。同月28日，张某再次给付购房款66万元。事后，被告人赵某将所获71万元赃款与王某某平分，并共同潜逃至外地。
案例二：被告人袁某某、潘某某、陆某利用某市某某村将开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信息，明知该村还未列入动拆迁计划，在没有获得任何政府批文或意向书内的情况下，成立北京甲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袁某某，总经理潘某某，副总经理陆某，然后对外宣称有某某村拆迁工程可发包，通过与近十名个体工程队签订拆迁协议、合同，共收取定金人民币37万余元。
案例三：被告人汤某某获悉上海市某区某镇因开发农业园区旅游项目，计划对某村的农宅进行动拆迁。为骗取他人钱财，2009年10月，汤某某虚构该村16余万平方米的动拆迁房工程，以共同承包为名，与被害单位上海某技术工程联合有限公司的陈某某签订了总标的为人民币170万余元的拆迁工程合同，并盖上私刻的“农业发展园区”公章，同时请刻章人假冒该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签名。随后以承包工程要请客送礼为由，先后向陈某某骗取人民币8万元挥霍花用。之后，汤某某为骗取更多的钱财，以虚构的拆迁房工程转包的形式，提供变造的上海某技术工程联合有限公司法人委托书，以该公司全权代表的身份将拆迁房工程以总标的260万余元转包给吴某某，并以承接上述工程需向有关领导请客送礼及预收工程款为由，伪造一份房屋抵押承诺书，先后向被害人吴某某骗取人民币27万元，用于还债、支付中介费、购置房产、日常开销等。
二、三起合同诈骗案所呈现的特点
（一）行为人主观上的欺诈性
在三起案例中，行为人主观上都具有欺诈性，即行为人都利用动迁房或拆迁工程来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要么虚构单位，要么冒用他人名义，或者伪造一些虚假的文件，来签订合同，使被害人产生错觉，从而骗取钱财。
（二）诈骗行为的隐蔽性
在三起案例中，都存在动拆迁或土地开发的事实或者意向，使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与一定的客观事实相联系，更容易让被害人上当受骗。如在案例一中，被告人王某某自己确实是动迁户，手上有动迁房，赵某和王某某合谋后，是利用王某某真实的动迁协议书为范本，请人作假，同时伪造了假的户口本、身份证。被害人在买房过程中，被告人赵某还带被害人至工地，告知被害人房子已经造好，并在数月后交房，这些都是事实。由于在伪造动迁协议中的房子为9楼，电梯还未安装好，被告人赵某还带被害人至2楼看房。因此，被害人轻易受骗，在看完房子后，当天就签订了购房协议并支付了定金。
在案例二中，尽管该村未列入动拆迁计划内，但该村确实要开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并在进行计划及筹备过程中；案例三则是该镇因开发农业园区旅游项目，计划对某村的农宅进行动拆迁。被害人如根据拆迁合同中的工程所在地打听，也确实有拆迁工程存在或者将有可能存在，加上行为人为了使被害人相信，也主动带被害人到工程现场查看，再拿出一些真实或者伪造的书面文件，更容易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正因为该类合同诈骗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往往能给行为人带来较高的成功率，从而进一步增加行为人实施这种犯罪的诱惑性。
另外，在这三起合同诈骗中，诈骗行为完全被形式合法的合同所掩盖，方式上不用制造假象，都是利用动拆迁与被害人或者被害单位签订合同的方式，再要求签订合同的对方支付定金（案例一和案例二），或者以承包工程要请客送礼以及预收工程款为由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案例三）。这种利用动拆迁签订合同的作案方式，使得该类合同诈骗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三）严重性的社会危害性
与传统型的诈骗犯罪相比，利用动拆迁实施合同诈骗的犯罪活动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要严重得多。一方面，行为人在利用土地开发中的动拆迁工程来实施诈骗行为时，往往需要数人一起行骗，形成多人实施的共同犯罪，有组织，有分工，甚至还出现一些中介人，为犯罪嫌疑人合同诈骗寻找被害人。另外，行为人还经常会为了诈骗成立一个形式合法的公司，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钱财，如案例一。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尤其在动拆迁领域，存在大量的个体工程队，这些个体工程队有时就是一个独立个人，一般都挂靠在一些工程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是以工程公司的名义来签订，但这些工程队往往没有实施拆迁的资金和实力，他们签订合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将工程转让给他人来赚取差价，所以，这些工程队在签订合同后或者意识到被骗后，利用形式合法的动拆迁合同和合同内容上所谓的高额利润，再次转包，以赚取转让差价，从而也扩大了诈骗的范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防范和遏制此类犯罪的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动拆迁随处可见，如何防范和遏制利用动拆迁实施犯罪，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加强对动拆迁及土地开发领域的管理，增加透明度
由于在土地开发、工程建设领域，权力相对集中、资源比较紧缺、竞争也相当激烈、商业利润空间又大，往往容易成为诈骗犯罪的高发领域，亟须深入整顿和规范工程领域的违规操作和竞争秩序，加强土地开发和工程建设的全程监管，同时，还应加强对土地开发和工程项目的透明度，可专门将土地开发的范围、开发商，以及工程进展的程度等内容以一定的方式公开，让相对人知晓，或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确保相对人可以查询，避免“黑箱操作”，防止因该领域各种环节的不公开性，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二）强化市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并完善监督管理部门的内部管理
在上述案例二和案例三中，动拆迁办公室等相关管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是知道行为人利用动拆迁工程在实施诈骗的。如在案例二中，一名被害人因感觉自己有可能上当受骗的前提下，找到该村招商办去调查了解，招商办的人讲根本就没有拆迁这个事情，招商办的人还反问该被害人：“是不是北京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签的合同？”当被害人回答是肯定后，招商办的人告知其上当受骗了。另外，行为人还在该村村委会门口等地拉了横幅，称自己公司是投资开发商，为此，该村管委会还就此事向派出所、工商所等部门反映，这些横幅后来因为工商局的阻止而被撤走，但工商、派出所也没有对该公司进行处理。另外，在这两则案例中，行为人都与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关系。如在案例一中，袁某某就通过村里拆迁办公室姚某某提供信息，并弄来《土地梳理表》等骗取工程队的信任。
为了有效制止这种利用动拆迁合同实施欺诈或者诈骗的行为，应强化市场监管，赋予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一定的行政处罚权，并督促这些部门严格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在严重的刑事犯罪产生之前就给予有效制止。同时，应加强对动拆迁相关部门的内部管理，可通过制定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设定奖惩规则，使管理部门真正发挥有效监管的作用。
（三）加强法制宣传，提高经营者的守法意识
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并可以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如制作法制宣传片、用典型案例通过电视、报刊等媒体广泛宣传，或者深入企业、社区等进行普法教育等方式，让广大群众了解诈骗分子如何利用动拆迁工程实施诈骗的手段、方式及其危害结果，开展警示教育。一方面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蠢蠢欲动的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和群众的法律意识、防范意识，提高警惕性，防止为贪利而被骗，同时，通过法制宣传，让经营者了解相关法规政策，鼓励、引导他们通过合法、正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从源头上减少该类合同诈骗的发生。
隆回县委、县政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和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国、省、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标本兼治为导向，一手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整治，一手抓“断卡”（银行卡、手机卡）行动，依法严厉惩处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活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现将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方位强化组织保障。一是坚持高位推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将之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落实，坚持以打开路，打防并举，综合施策，全力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势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2021年4月13日全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推进会专题研究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整治工作。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任总召集人，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任第一召集人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县财政从2021年起，每年预算100万元工作经费。各乡镇街道、各成员单位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明确“一把手”负总责，保障人员和经费。二是充实队伍力量。依托县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成立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县公安局成立了一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专业队伍。三是强化制度保障。制定《隆回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实施方案》，为全县打击治理电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今年3月18日，组织县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赴邵东市专题学习反电诈工作经验，借鉴邵东市经验，初步出台了隆回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考核办法，和规范银行、三大运营商办理相关业务的规章制度。四是落实挂牌整治。将电诈外流犯罪比较严重的乡镇列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乡镇进行挂牌整治，由县直政法单位主要负责人联系督导。五是压实基层责任。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成效纳入全县年度平安建设考评内容。对工作成效不佳的，取消评先资格，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今年以来，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先后组织开展专项督导5次，不断压实乡、村、组三级工作责任。
（二）坚持重拳出击，全天候保持凌厉攻势。一是加强重点管控。全县共摸排重点人员220人，管控列入法定不准出境人员220名，列控中共作废护照76本，从源头减少电信网络违法犯罪的发生。二是深入核查线索。2020年公安机关共核查线索143条，逐条核查并及时回复，有涉电诈嫌疑的一人一档，在家见面的逐人询问制作笔录，按要求补充采集信息。三是依法严厉打击。深入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重点整治、“断卡”（银行卡、手机卡）行动。2021年破案70余起，打掉电诈窝点1个、黑灰产团伙2个，目标串案6起，收缴GOIP设备1台、银行卡113张、电话卡100余张、营业执照5余本，抓获违法犯罪嫌疑71人。
（三）强化宣传教育，全县域构筑防骗防线。一是集中宣传。县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领导小组下发集中宣传方案，组织政法机关及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反电诈集中宣传活动，集中宣传活动统一印发宣传画册、手册近20万份。二是载体推进。全县各级各部门积极通过主题党日活动、举办反电信网络诈骗培训班等方式加强本单位干部职工及其亲属宣传教育。三是全面防范。组织县直各职能部门协调动员沿街商铺、辖区企业、建筑工地等利用其自身的宣传介质进行反诈公益宣传，制作宣传栏3000余块、宣传牌4000余块、宣传标语10万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万份，通过宣传车、“村村响”等开展经常性宣传，全县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有效提高。四是政网互动。县委通过召开政网互动会，与辖区各大主流自媒体深入交流，提供典型素材给予自媒体编剧本，然后再由自媒体拍摄成让老百姓易懂易接受的短视频，让老百姓不会办理银行卡、手机卡卖给不法分子，也让老百姓了解真正电信诈骗内幕，防骗意识大大增强。
二、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我县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还任重道远。一是属地责任落实不够。个别乡镇街道认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是公安机关的事，与其关系不大，对涉诈前科、高危人员摸排管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二是重点人员管控不够。因历史原因，我县在景洪、瑞丽、普洱等边境地区居住生活的隆回籍人数多，经商、务工、探亲、旅游人数不在少数。公安部下发的涉缅北回流人员中，很多隆回籍人长期在云南和境外生活，且涉诈重点人员大部分常年在外务工，部分人员为“空挂户”，根本无法联系，无法核查管控。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涉诈重点人员核查管控困难较大。同时，部分群众防范反诈意识仍需进一步提升，事先防范还有差距。
三、下阶段工作打算
我们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本次督导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决打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攻坚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进一步深化宣传教育。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创新反诈、防诈宣传方式，动员全县群众积极投身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行动，不断提高防范意识和举报网络电信诈骗的主动性、积极性。
（二）进一步落实源头管控。严格落实乡镇街道对涉诈重点人员摸排管控的主体责任，组织联合工作组深入集中摸排本地涉诈重点人员，落细落实拉网式补采补录和数据清理工作。深入摸准摸实涉诈重点人员，点对点的开展帮扶、教育、引导、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