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必然抉择
(一)统筹城乡发展是工业化规律使然
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当今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二元结构”提出来的。1954年，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点，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部门：二是现代部门。从而构成一种“二元经济结构”。他以此提出要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化导向战略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式。但经过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不可能正确解决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问题，而且导致了城市问题突出、农村萧条。与刘易斯相反，斯多尔和泰勒等则提出：为使发展公平，必须推动城市工业化和乡村工业化相结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但这种模式存在城乡争夺资源、市场、资金等多方面的矛盾，形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最终也不能合理地解决城乡的发展问题。此后。对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许多不同理论。如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尽管有其偏颇，但是这些理论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但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最终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并且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加大国家的干预。这些见解对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发展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出发点在于城市与乡村两方面都要发展，并非只强调乡村向城市靠拢，城与乡是“统筹城乡”中的两个方面。以城带乡或以乡补城都是必需的，同时，还必须双管齐下。双方合作，形成互补，共同发展。这种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涵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强调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把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形成城乡的协调发展：这种发展是注重把城市发展与农村各类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利用与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条件
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居民化趋势明显，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创造了条件。一是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推动了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型。二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三是随着新产业的成长，推动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相互融合。四是城乡一体化在我国城市经济结构中已经具备了条件和基础，一些城市已经朝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五是随着社会管理创新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进一步消除了城乡一体化的体制障碍。为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提供了条件。六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为加快推进建立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提供了条件，
二、城乡之间的差距
由于一系列的城市偏向政策，农村改革以后，中国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与变化趋势
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39、1元和397、6元，到2006年该值分别为11760元和3587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二者的实际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1％和4、5％，相差2、6个百分点。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1990年为2、20倍，2000年为2、79倍。2006年为3、28倍。收入决定消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差距扩大。自1985年以来，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变化与收入差距的变化是高度一致的。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673元、1990年为1279元、2000年为4998元、2006年为8697元、分别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2、12倍、2、19倍、2、99倍和3、07倍。
(二)城乡教育差距的状况与变化趋势
1990-2002年，城乡间成人识字率的变化均呈平滑上升的趋势，而且由于农村成人识字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其城乡差别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1990年城镇和农村的成人识字率分别为88、03％和73、77％，相差14、26个百分点：到2002年城镇和农村的识字率分别为94、58％和87、13％，相差7、45个百分点。就小学教育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毛入学率还是净入学率，城乡之间的差距都不大。就初中教育而言，自1990年以来，城市初中的毛入学率基本上维持在90％以上。在农村，1990年初中的毛入学率为61、46％，2002年上升到80、34％，上升了19、21个百分点。城乡差距由1990年的35、61个百分点，缩小到2002年的18、10个百分点。就高中教育而言，尽管城乡的高中毛入学率都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城市提高的幅度大大高于农村提高的幅度，导致城乡间的绝对差距扩大。1990年，城市的高中毛入学率比农村高30、03个百分点，2002年高55、54个百分点。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以后的阶段。
(三)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状况
从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覆盖率来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除部分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尚未覆盖进来以外，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2002年全国农村养老覆盖率为2、3％，多数农村地区没有实行养老保险。城市失业保险覆盖率目前已达到71、7％，农村几乎为零。2002年，全国城市居民实际领取低保的人数已达2064、7万人，低保支出为112、3亿元，2006年，实际领取低保的人数为2240、1万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除部分省、直辖市外。多数农村地区目前尚未建立低保制度，只有传统的五保供养。
三、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和途径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而统筹城乡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城乡统筹的主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核心是保持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任务是打破城
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目标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措施
1 加强城乡交通和通信网络建设
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搞好城乡公路网和通讯网规划的修编和调整，完善高速公路网和通讯网，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着力抓好县(市、区)和区域中心镇的公路网建设，拓展县、乡、村公路的通达深度和广度，全面提高通行能力。通过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各类经济要素的顺畅流动，保证城乡关联渠道的畅通。
2 加强城乡生态建设
建立城乡一体的污染防治监控管理体系，加大对各类污染源的治理力度：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搞好天然林保护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着力发展城市林业、近郊林业、远郊林业。建立农村环境卫生保洁员长效机制，乡乡都有垃圾中转站，村村都设垃圾集中清收点，社社都有环境卫生保洁员。突出乡村特色、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改造旧村，建设新村，进一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全面提高城乡整体环境质量。
(二)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1 建立健全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切实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各级政府都要认真促进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服务的平等化。让每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子女都能上得起学，让每个患病的农民都能得到治疗。同时，重视教育、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
2 加快建立城市人才对农村的支持制度
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对口支援机制。通过行政协调、政策引导，形成城市教育卫生系统对口支援农村、农村教育卫生资源富裕地区对口支援资源匮乏地区的良性关系。鼓励高校毕业生和城市的教育、卫生、文化工作者到农村服务。
(三)深化农村改革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1 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抵押、转租、转让、互换。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建立“依法、自愿、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不断完善土地流转办法，促进规模经营。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的约束和用途管制，改非公益用地征用为征购；健全和完善补偿机制，依法、合理制定征地综合补偿标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征地补偿款发放到被征地农民手中，依法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推行办理保险、土地入股、安排劳力等行之有效的安置方式，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2 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的新型制度框架
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现象，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要坚决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就业和待遇不平等问题。
关键词：城乡商贸 协调度 主成分分析 对策
协调度是系统之间和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定量表述，通过研究协调度可以很好揭示隐藏在系统之间及其内部要素之间深层次的作用规律（张仲伍等，2010）。协调度这一指标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定量探讨城乡协调发展状况，众多学者结合自己对城乡协调发展的认识从资源、经济、社会、人口等多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城乡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王富喜等，2009；高新才，2010；薛红霞，2010）。将协调度引入商贸发展，探索城乡商贸协调度演变在城乡统筹研究和城乡商贸发展研究中均尚属首次。
本文以河北省为例，系统探讨2003年～2012年河北省城乡商贸协调度变化，定性和定量研究商贸资源在河北省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和共享，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市场一体化，推动河北省城乡互动发展等创造条件。
河北省城乡商贸发展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直接影响着购买能力，从而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近年来，河北省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不断提升，增幅较大。2012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突破2万元，达到20543元；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81元。2003年～2012年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状况表明，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河北省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不断增加，城镇平均涨幅为12、30%，农村平均涨幅为12、31%，城乡涨动幅度基本持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城乡统筹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城乡市场发展迅速
近年来，河北省城乡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河北省商品交易市场4011个，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摊位306369个，成交额4430、60亿元。大型商业市场由中心城市不断通过连锁方式向周围郊县转移。2012年，农村地区专业批发市场达到127个，市场销售额达到了199、5亿元。消费品市场十分繁荣活跃。2012年，河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9154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完成7001、4亿元，增长 15、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完成2152、6亿元，增长 14、7%。此外，在商贸流通领域开展的“家电下乡工程”、“万村千乡工程”等多种举措使得城乡市场规模，尤其是农村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城乡商贸一体化的发展。
（三）商业流通方式和交易手段多元化
河北省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重点，大力推行现代流通方式。鼓励有实力、有条件的市级、县级商业企业利用货源和管理优势，采取合资、合作、加盟等形式，建立分店、连锁店、批发点，通过发展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多种方式，将经营触角向农村市场延伸，提升和带动农村市场管理水平和层次。目前，河北省已初步确定了武安等56个试点县（市）及河北好日子集团等98家试点企业。在商品交易手段上，目前在河北城乡已形成批零兼营，经销、代销、包销兼产销一体经营，市场内交易、市场外交易兼营，期货交易与现货交易兼营等方式。
城乡商贸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一）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北省经济年鉴（2004～2013）》、《河北省统计年鉴（2004～2013）》、《中国商业年鉴》以及河北省统计信息网、河北省商务厅信息网，此外还有大量数据分别来自河北省各级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的官方网站、政府及民间学者的研究分析报告、抽样调查数据、专题年鉴等。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
城乡商贸统筹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一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并能采用量化手段进行量化的指标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依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系统性等主要原则（王君，2012），选取2003年～2012年反映河北省商业发展环境和发展规模的数据资料建立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城乡人口数量（X1，Y1）、消费品零售总额（X2，Y2）、居民人均纯收入（X3，Y3）、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X4，Y4）、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X5，Y5）、电话用户数量（X6，Y6）、固定资产投资（X7，Y7）、消费价格水平上涨率（X8，Y8）、邮电处所个数（X9，Y9）、通车里程（X10，Y10）、商服就业人员（X11，Y11）等11个指标。依据上述指标分别建立城镇和乡村两个体系，用以确定城乡商贸协调度。
（三）研究方法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城镇和乡村子系统的综合发展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城乡商贸协调发展指数模型，对河北省城乡商贸发展协调程度进行测算。
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评价体系中的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方法（张萍等，2006）。这种方法可剔除多指标间的相关性和信息重叠，便于对城镇、乡村子系统进行综合实力评价。利用SPSS软件分别对两个系统10年的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量纲影响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系统相关矩阵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积贡献率和初始因子载荷矩阵。选取特征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的前k个因子作为主因子。依据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测算出前k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Ak1、Ak2……Akk，将标准化后的数据与主成分的特征向量代入以下公式，求得各主成分（或主因子）得分fk：
fk=Ak1 X1+Ak2 X2+Ak3 X3+……+Akp Xp （1）
式中Ak1、Ak2……Akk表示第k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X1，X2……Xp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根据主成分的贡献率和各主成分得分运用以下公式计算系统综合分值Fi：
（2）
参考诸多系统协调度的测算模型，依据经济学中效益理论和平衡理论，构建系统协调发展指数模型如下：
（3）
I为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指数。
河北省城乡商贸协调发展水平评价
（一）计算过程
依据上述研究方法，将搜集整理的数据资料输入SPS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2003年～2012年城镇与乡村各主成分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如表1。
从表1中选取特征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的前三个因子作为主因子，它们分别以91、559%和88、986%的精度体现了原始指标体系。因此，针对城乡两个子系统，分别选取城镇人口数量（X1）、城镇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X2）、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X3）、乡村人口数量（Y1）、乡村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Y2）、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Y3）作为两个系统的主成分。各指标的特征向量如表2所示。
将两个子系统中主成分的特征向量和标准化后的指标代入公式（1）中可得城镇商贸子系统和乡村商贸子系统中各主因子的得分fx和fy。以各主因子的贡献率作为系数，和主因子得分一起代入公式（2），即得到城镇商贸子系统和乡村商贸子系统的综合得分FX和FY（见表3）。依据计算出的综合分值绘制10年间的分值变化图，如图1所示。
图1中显示出，城镇商贸和农村商贸综合分值在近十年内总的趋势均为上升，但从上升趋势上看，城镇商贸子系统十年间的变化值基本随直线变动，而农村商贸子系统十年间的变化幅度较大，说明城镇商贸子系统各指标内部发展变化较农村更为协调。为了更加明确城乡商贸发展的协调状况，将测算出的城镇商贸子系统综合分值与农村商贸子系统综合分值分别代入公式（3），测算两个系统的协调度指数I （见表3）。依据表3中河北省2003年～2012年城乡商贸协调发展指数绘制城乡商贸协调指数变化图，如图2所示。
（二）协调度结果分析
协调度的变化区间一般为[-1、414，1、414]，它的大小是由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决定的。参阅相关文献资料（张晓东等，2001），根据协调度指数的变化，把协调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为协调类型，协调度指数I在[0，1、414]，且综合发展指数都大于0，表明两系统都在优化发展，呈现总体最优。二为调和类型，协调指数I在[0，1、414]，且综合发展指数中有一个值小于等于0，表示该系统发展水平下降，由于协调指数还为正值，说明衰退系统短期内还可以接受，如果长期有可能阻碍系统发展。三为不协调类型，协调度指数在[-1、414，0]，综合发展指数都小于0，或者有一个小于0，前者为严重不协调，整个系统处于衰退状态，后者是由于一个系统衰退时间较长造成的。
综合上述划分原则，河北省城乡商贸在2003年～2005年间，协调指数为负数，城镇和乡村商贸综合发展指数均小于0，表明在这几年整体协调度不高，甚至出现一度失调的状况。2006年协调度指数>0，城镇综合分值
从统计数据上分析，2003年～2005年间，虽然河北省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在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但居民收入的增长以较大形式转化为银行存款，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购买力在这几年间显著偏低是影响农民消费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因此城乡商贸综合协调程度偏低。2006年伊始，围绕解决农民买难、卖难问题，河北省全面推进“农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双百”市场工程建设，对农村市场按“农家店”建设规范，发展连锁经营、统一配送，进一步促进了农村流通网络建设和改善消费环境。在2006年一年间，河北省新建和改造农家店1万家，有3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和3家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得到商务部重点扶持。2007年以后，河北省城乡市场均衡发展态势更加明显，特别是随着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农村市场发展不断提速，有力地拉动了消费的扩大，与城市市场发展差距逐步缩小，进一步推动了城乡商贸协调发展。
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综上所述，在研究期内，河北省城乡商贸协调度呈“S”型发展态势。受政策调整、居民消费观念转变、收入水平提高、市场工程建设等多方面影响，河北省城乡商贸发展协调度在2003年～2005年间曾一度失调，2006年进入初步协调阶段，2007年以后基本进入协调发展阶段。
（二）具体对策
1、增加农业投入，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具体做法如下：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建立农户贷款激励机制，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加大农民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商贸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增强经济发展能力。
2、统筹城乡商贸规划，优化农村商业网点布局。商业网点是发展农村商贸业的基础设施，以连锁为主要形式的完善的商业网点体系是发展河北省农村商贸业的前提。为进一步优化农村商业网点布局，可采取发展与城市商业对接乡村连锁商业网点（易开刚，2010），在坚持新型农家店建设标准不降低、经营管理不走样的同时，放开对新型农家店数量和布点的限制，让有能力、有意愿的农村小卖部通过改造成为新型农家店。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能从整体上改善农村环境面貌、提升农村消费环境质量和市场档次。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产品流通。城乡基础设施要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加快城乡交通、通信等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积极发展水运交通和航空港建设，加快区域内交通联络线、县及农村社区城乡公路网络建设，为物流、商流、信息流提速，形成城乡互通、方便快捷的交通体系，不仅方便城乡居民的沟通和交流，有力地促进城乡居民融合，而且也为农村物流、商流、信息流顺畅流动提供交通通信网络。交通的现代化渠道保障，大大促进农产品流通。其他设施配套应将城乡作为整体，发展城乡统一的供水、排水、能源、通讯和环卫等基础设施网络，统一配套教育、卫生、文体、商贸、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并适当向新型农村社区倾斜。
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规划和建设一批商贸购物中心，合理规划建设商业中心区，专业商品市场，逐步形成功能齐全，特色突出，具有较大区域性影响的新型商业中心，形成通畅的双向流通渠道。
4、将城市零售网络和批发网络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流通网络的整合。城乡零售网络体系的整合需要在“农村与城市零售网络共享消费品采购与配送系统，实现消费品进入农村市场”的同时，使“城市消费品与农村产品共享采购与配送系统，实现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 积极倡导大型连锁超市、商场等到农村安家落户，将统一配送，连锁经营的销售模式引入农村商贸建设中（张玉双，2011）。城乡批发市场体系的整合，一方面需要引导城市批发企业通过发展自由连锁建立农村零售网络，通过消费品采购和配送系统将消费品送到农村市场；另一方面批发企业也可以通过采购和配送系统将优质农产品送到城市市场。通过城乡零售网络体系、批发市场体系的整合实现城乡市场互动融合协同 发展、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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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乡村旅游是一种区域性的综合性旅游，带有很强的地方性和乡土性，也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在农村地区特色的前提下，以农村的自然环境等旅游资源为依托，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对各种自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提高乡村旅游竞争力的目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乡村旅游的特征。从乡村旅游的兴起和发展来看，因为其各地的自然环境等的不同，乡村旅游的特征也具有了以下方面。(1)乡村旅游的地域特色明显。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环境、人文气息不尽相同，所以才有了现在乡村旅游的地域特色明显的特征，是因为每一地域都有其独特的或山河或景观或生活方式的特点。才吸引了更多的城市人们为了休闲，逐渐发展起了乡村旅游，这也是乡村旅游的优势条件。(2)乡村旅游的参与性较高。重在参与，在实践中收获开心和放松，是乡村旅游为城市人们带来的最切身的心里体验，乡村旅游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放松享受的地方，同时也极大的调动人们的参与性，在体验中享受劳动，收获成功，是一种身体上、心理上的双重休闲。(3)乡村旅游的消费群体是城市人们。城市作为乡村旅游的客源地，为乡村旅游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力，这主要是因为城市中狭小的生活、工作空间，给城市的居民和工作人员带了极大的压力和紧张感，而乡村旅游产生与发展，正好为城市人们提够了一个休闲放松的地方，同时也相互满足了彼此的需要。
二、乡村旅游的市场营销状况和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产业作为发展最迅猛，规模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不断地完善着发展的模式。乡村旅游产业作为异军突起的一只，是一种全新的旅游发展模式，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市场营销状况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也明显的暴露出一些问题。
1、缺乏应有的营销观念。作为一种产业，也可以说是特殊的商品，乡村旅游产业应该具有成熟的营销观念，而事实是，现在的乡村旅游市场营销不具有成熟的营销观念，主要体现在，旅游内容的过于单一，方式过于简单，市场规范过于混乱，这就造成了，客源的不断流失，竞争不断的缺少公平，更多的乡村旅游市场萎缩，以至于逐渐地消失，同时可能带来的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农业生产受到不好影响。这是现阶段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的一大状况和问题。
2、地域特色表现不突出，竞争力不足。突出的地域特色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特征，应该是保障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的有力手段，而现实的发展是，更多的乡村旅游地呈现的是相互的复制和模仿，盲目的借鉴和采用已有的成功案例，却忽视了本身的地域特色，这恰恰是最为致命的问题。盲目的复制和借鉴，在短时间内能收获一定的效果和成绩，但从长远来开，这种成绩是建立在不断消耗消费者耐心的基础上的，随着新鲜感的消失和疲劳的体验，会从根本上削弱乡村旅游的竞争力，以至于在后来会消失在进步的历史中。
三、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乡村旅游的认识与思考，如何更好地进行乡村旅游市场营销，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总结的过程，与此之中必然会出现明显的发展趋势。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的观念必然要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相结合。这是行业能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时代的要求和前进的趋势。以乡村自然资源为依托，充分发挥其独特特征，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重视乡村旅游的服务质量，给消费者带来舒适放松的感受，重视乡村旅游整体形象的构建与宣传，明确开发与利用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带来经济上的进步，更是为了能更好地保护当地乡村资源和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重视旅游管理和服务的建设，强调优质服务的不断完善，这是适应以人为本的要求，建立良好的管理服务人员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给乡村旅游带来持久消费的重要途径。营销组合策略及营销模式的延伸。以培养乡村旅游品牌为最终目的，以树立良好的乡村形象为目标，除了对营销组合“4Ps”，即产品、价格、销售渠道和促销进行整合和运用之外，还将公共关系的手法运用到营销组合中，最终实现目的与目标。
四、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策略
在进入了市场营销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业，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必须结合营销方面的理论知识与研究，本文通过对乡村旅游的认识与思考，以及结合相关市场营销理论知识，就此提出一些解决现存的乡村旅游市场营销问题的策略，并希望能凭此探索出一条可实现乡村旅游市场营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创造优良的营销环境，充分发挥政府、区域、各部门以及乡村的重要作用。只有提供优良的营销环境，才能为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基础，这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规定，以及支持政策，从发展上游为进行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提供政府保障。进行资源整合与利用，对自然资源相对集中、特色突出的乡村旅游基地，进行良性引导和帮助，逐渐建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发展模式，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有破坏原有自然资源的旅游企业进行整改和取缔。
2、细分乡村旅游市场，准确进行市场定位。乡村旅游市场主要是选择城市区域或者经济发达地区中由于生存、工作压力较大，想要回归自然，享受自然的城市年轻人作为主要的旅游消费者。事实上，由于乡村旅游产品所处的地位位置的不同，会有环境的差异，旅游资源特性的不同，当然也包括知名度的高低，所具有的服务内容不一样，以及可提供休闲的时间有所差异，更包括经营者的能力有多不同，所以在具体选择目标市场时一定是不一样的，采取的策略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说，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自然要根据各地方的经济状况、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交通状况等来确定目标消费者区域和所需要开拓的相关市场之间的顺序问题。我们可以将与乡村旅游产品距离近的市场和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人群都作为潜在目标市场。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
一、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三、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基于上述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结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认识，提出新农村规划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统筹。在宏观层面需要结合广州城市总体城市规划，进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规划法已经颁布实施，在落实广州城乡规划中，需要重视将新农村规划统一进来。广州城市区域不能无限制的蔓延，基于我国可利用土地较少的现状，采取有机聚集发展是可行的方式。这样边缘区的新农村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社区，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边缘绿带界限中的聚落，自然景观得以保持而不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淹没。
2、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产业发展。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与广州市毗邻，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广州正处在产业转型期，新农村社区需要结合自己特色，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在特色农业、第三产业发展中拓展空间。在社区规划建设中，预留产业发展空间，根据不同产业类型，结合居住社区建设综合性的新农村社区。例如，南村镇的新基村紧邻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华南新城，新基村发展必然要受到华南新城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变被动为主动，走一条房地产商、村民集体和政府三赢的道路。
3、特色保留。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各具特色，构成了广州城乡景观的重要部分。过去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不少建设性破坏工作，有些农村聚落的空间组织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保护社区环境中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必须合理的保护具有明显空间结构肌理的农村聚落，创造有特色的新农村场所景观。
4、规模合理。社区建设可以与村庄行政区域、基层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为了保证社区建设与地域居住环境和基层社会组织相配合，社区应该具有合理的规模，这样有利于形成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现在的农村社区正在不断的异质化，原有的共同心理文化特征还没有被彻底改变，一些新的变化也在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空间环境的规划应该注意按照社区规模确定地理范围界限。并运用多种手法，在不割裂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整合，这对于城乡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5、渐进发展。城市边缘区新农村规划建设存在各种问题，也有很多机遇，在当前条件下，更容易采取的建设方式应该是小规模改造。一方面，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量大面广，相关利益复杂。建设资金缺口也较大；另一方面，采取变革性的彻底改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关照各方利益，实行渐进式的小规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每个新农村社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由点带面，展开滚动式发展。
6、空间有序。参照国外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城乡规划方法必然是综合性规划，而不是简单的环境规划。综合性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实体规划与社会结构发展相结合，建设有序的空间环境。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意义，有序的空间环境也会影响人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针对规划对象的社会结构具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对新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传统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人们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进行探索，并落实到新农村空间实体环境的规划中，形成有序发展的新农村社区环境。
7、可持续利用。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国家允许集体所有制农民土地进行流转的新政策，考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采用生态的规划方法与建设科技，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创新新农村社区的管理模式，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不断融合进城市社区的特点，达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区域，而新农村社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如何进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是城乡规划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践。在广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尝试以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进行规划设计。抛砖引玉，珠三角地区的新农村具有自身特点，考虑地域特征条件下的新农村社区规划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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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李绍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天津市；汉族；学生；身高；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G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2―0145―03
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天津市汉族学生2005年体质调研的数据资料，按照《2005年全国体质健康状况调查研究实施方案》的要求和规定，确定天津市6～22岁汉族城乡学生身高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分为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各16个年龄组，城市5431名学生（男生2619人，女生2812人），乡村4871名学生（男生2478人，女生2393人）。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有目的地参阅了大量有关6～22岁学生身体形态的文献资料。查阅相关论文50余篇，并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分析、借鉴和使用。
1、2、2 比较研究法
对天津市6～22岁汉族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的身高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
1、2、3 数理统计法
对天津市6～22岁汉族学生身高调查数据运用Excel 2007进行分类整理，然后运用SPSS17、0 for windows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天津市6～22岁汉族学生城乡男生身高对比分析
表1显示，天津市城乡男生身高指标发育符合人体生长发育规律，即身高的均值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生长曲线呈上升趋势，青春发育突增期身高明显增加。依据表1可知，男生身高生长发育快速增长期为6～15岁。依次类推分别是13～14岁（6、8cm）、6～8岁（6、1cm）、12～13岁（5、9cm）、10～11岁（5、6cm）。在此年龄段内平均每年以大于5cm的速度增长，尤其是13～14岁，均值增长值为6、8cm，因此在6～15岁男生身高快速增长期内，生长发育水平的好坏是直接影响身高增长的关键期。依据表1分析，城乡男生15～22岁进入缓慢增长期，平均以每年1cm左右的速度增长。
2005年天津市6～22岁城市男生身高均明显优于乡村男生。从各年龄阶段的身高幅度来看，差异性依次主要表现在：12岁城市男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男生5、4cm；13岁城市男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男生4、8cm；9岁城市男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男生4、2cm；8岁城市男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男生4、1cm；11岁城市
表1 天津市6～22岁汉族城乡男生身高的相关统计指标数据
男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男生3、8cm；22岁城市男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男生2、6cm；16岁城市男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男生2、1cm；19和20岁城市男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男生2cm；城乡男生进入20岁以后，身高差异性逐渐减小。可见，城乡男生身高形成较大差距的年龄在青春突增期。乡村经济发展落后，居民人均收入低，居民消费水平低，青春突增期乡村学生营养饮食不良，乡村体育基础设施缺乏，学生体育锻炼受限制，这些都是导致乡村学生身高低于城市男学生的主要因素。
2、2 天津市6～22岁汉族学生城乡女生身高对比分析
表2显示，2005年天津市汉族6～22岁城乡女生身高指标均值总体变化符合人体生长发育规律，即身高的均值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生长曲线呈上升趋势，青春发育突增期身高明显增加。天津市城乡女生身高生长可以划分为快速增长期、缓慢增长期两个阶段。依据表2可知，女生身高生长发育快速增长期为6～13岁。在此年龄段内平均每年以大于3、4cm速度增长，尤其是10～11岁，均值增长值为6、2cm。女生14岁进入缓慢增长期，平均以每年0、1cm左右的速度增长，呈现增长幅度减缓的趋势。
2005年天津市6～22岁城市女生身高均优于乡村女生。从各年龄阶段的身高幅度来看，差异性依次主要表现在：9岁城市女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女生4、6cm；8岁城市女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女生3、3cm；10岁城市女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女生2、7cm；12岁城市女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女生2、5cm；11和13岁城市女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女生2、2cm；15岁城市女生身高平均高出乡村女生1、8cm；城乡女生进入16岁以后身高差异性逐渐减小。可见，城乡女生身高形成较大差距的年龄在身高快速增长期。女生生理和心理特点，青春期的到来，以及乡村经济发展落后，学生营养饮食不良等，可能是导致乡村女生身高低于城市女生的主要原因。
2、3 天津市6～22岁汉族学生城乡男女生身高对比分析
从天津市城乡男女学生身高生长发育比较分析：（1）天津市男生身高生长发育快速增长期在6～15岁，女生主要集中在6～13岁，男生身高增长比女生长2年；男女学生身高生长快速增长期的年龄是不相同的，身高生长发育水平的快速增长期在不同的年龄段明显地表现出了性别特征。（2）天津市女生身高生长发育快速增长的关键期在8～10岁，男生主要集中在10～13岁，女生身高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要明显地早于男生2～3年。（3）天津市汉族6～22岁汉族男女生身高在6～8岁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这可能是女生身高青春突增期的发展所造成的。从13岁开始，男女生身高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P
表2 天津市6～22岁汉族城乡女生身高的相关统计指标数据
年龄城市乡村城乡合并样本数均值标准差样本数均值标准差样本数均值标准差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天津市城乡汉族男生在6～15岁年龄段身高总体均值水平快速增长态势，15～22岁增长幅度趋缓，17～22岁增长幅度趋于完善。
天津市城乡汉族女生在6～13岁年龄段进入身高生长发育快速增长期，城市女生8～9岁进入身高增长的关键期，乡村女生9～10岁进入身高增长的关键期；13岁以后，天津市城乡女生身高生长发育缓慢，逐渐进入缓慢增长期，到19岁以后增长幅度趋于完善。
天津市汉族城市6～22岁男生身高水平总体优于乡村学生，但城乡的差距在进一步地缩小，尤其是女生在个别年龄阶段，乡村女生身高超过了城市女生。
天津市汉族6～22岁男女生身高在6～8岁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9～11岁男女生身高几乎没有差异；从13～22岁男女生身高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这个年龄段男学生身高呈快速增长趋势。
3、2 建议
建议全社会和家庭应该关注学生的身高发育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加大对农村地区学校体育经费与器材的投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工作，使学生掌握自我保健知识，从而增强自我保健意识，改变不良的饮食结构与习惯，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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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自然的、纯朴的、最具乡土气息的聚居地，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劳动人民智慧的创造性成果。村落公共空间是根植于乡村中的公共交往场所，能够反映村落空间规划形态和人们的交往程度，对乡村来说，公共空间的选址、尺度、设计手法和风格都会影响它的使用甚至景观价值。伴随着快节奏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村落的空间结构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创性改变，尤其是对村落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中，忽略了村落乡土性特征，空间设计拼凑凌乱、模拟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现象突出，与村落环境严重脱节。探究村落公共空间的合理化设计，必需立足乡村特有的景观风貌，深挖每一村落的乡土性特征，建设出既符合现代人生活需要又具本土文化传承的公共空间。
关键词：
村落 公共空间 乡土性设计
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乡村聚落表现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特征，因山就势、择水而居是村落选址的首要条件。依托村落地理位置的优势，加之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限，人们不能对基址作很大调整改造，这使得村庄的规划建设与自然联系紧密、相得益彰，衍生出一派宁静和谐的村落空间。村落公共空间是村落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乡村聚落之中，展现出千奇百态的空间形态，鲜明的地方性使它呈现出与周围环境共融共生的乡土性特征。
一、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类型及特征
1、村落公共空间的原始类型
“公共空间”这个词大多数情况下使用在城市里的公共空间中，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共同使用的街道、广场和公园等室外空间以及城市公共建筑的室内空间等。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不同，传统村落中的乡村公共空间一般是随着居民的生活习惯而慢慢形成的。“这里所指的公共空间更多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例如寺庙、戏台、祠堂，甚至水井附近、小河边、场院、碾盘周围等。”
在中国北方的乡村聚落中，被视作公共空间的一般是街巷内部供休憩聊天的门前场地、道路交叉口形成的小尺度空间、有麦场、碾盘等实用功能的场所、村委会所在的大院等，这些村落的公共空间没有统一的形式、功能、尺度，甚至也不曾被准确设计。除了像村委会、卫生院、中小学、商店等这样有建筑体量和功能明确的公共场所外，村落中其他的公共场所空间都缺少设计美感等要求。一些公共空间大都是自发而成，因所处位置、尺度大小、村民参与多寡来决定空间的使用频率和重要性。
2、村落公共空间乡土性特征突出
乡村公共空间没有明确的功能形式和体量，往往给人散乱、无秩序的印象。但正是这种宛若天成、不拘一格的空间结构，给乡村景观增添了趣味性、自然的美感和回归本真的蕴味，使村落公共空间具有强烈的乡土性特征。村落公共空间的乡土性特征，还与其空间形成过程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空间具有自发性、偶然性，与场地环境联系紧密。从景观设计的角度讲，自发形成的空间往往符合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需求。正如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设计美国迪斯尼乐园的路径时，他并没有先将道路规划设计好，而是等绿草长出来覆盖掉整个公园之后，由游客在草坪上踩出一条条的道路痕迹，再根据所踩出的痕迹将道路铺设出来，这才是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乡村公共空间同样如此，它的自发形成的空间特性，恰恰说明了这些空间筵席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和乡土记忆，是用实践和时间证明了的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需求的公共空间。
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由于各村落经济的发展和价值取向的不同，村落公共空间设计趋同性越来越明显，乡土性特征也在快速发展变化中慢慢消失。“当前建设实践中普遍存在推倒重建、攀洋比新的不良风气，割裂了乡土记忆的延续性，认知与归属感被解构，造成乡村人普遍的落寞感与失落感。”因此，需要对乡土性特征的消失作详尽的分析，有针对l生地解决存在的问题，找到延续“乡土性设计”的最佳方法。
二、村落公共空间乡土特质逐渐消失的两大类型
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形势下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是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综合性措施。并指出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主要有两大类型的村落发展模式：一类是经济上发展较快，相对富裕的大的村落被改建成新的社区；另一类是经济水平较差面积较小且较为落后的村落继续在原基址上发展。伴随着新农村的发展，传统村落中的乡村公共空间正在面临着改造和重新设计，原有的村落公共空间的形式将被打破，而新的公共空间形式将会形成。
1、新建社区型公共空间――乡土性完全消失
在新建的社区里，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老旧的平房瓦房被拆除，原来存在于村落当中的街道、巷弄不复存在，打破了原来的“胡同文化”。随之而来的是旧有的合理存在的乡村公共空间完全被毁灭，取而代之的是社区里的公共休闲广场。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中说：“街道是当地居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建造起来的，其建造方式同自然条件和人有关。因此，世界上现有的街道与当地人们对时间、空间的理解方式有着密切关系。”街道巷弄是乡村聚落中原始的典型性公共空间，具有合理性、历史感，是村民密切交往的最佳场所。然而，这些新的社区型公共空间是在新开辟的一块场地上模仿城市中的公共场所形式而建，有些甚至是完全照搬的模式。空间表现出大而空旷、较少的人员参与、硬质面积非常大、与环境结合度极差、园路设置零散，其设计理念违背了乡村聚落中公共空间的形成原理，其设计手法是强硬的，因而居民使用的频率较低，其设计目的和设计初衷不能很好地实现。（图1，图2）杨・盖尔说到：“室外空间大而无当，失去了人的尺度，由于规划的间距很大，户外经历索然无味。即使有少量的活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也被分隔开了。”村落公共空间在新建的社区中，追求占地面积广、宏伟壮阔，形式感很强但参与性极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和设计上的无知。这样的社区公共空间虽然地处乡村聚落的边缘，但乡土性特征荡然无存，是对本土文化和乡村记忆裸地蔑视。
社区型公共空间所代表的是村落公共空间建设中乡土性完全消失的一类，它们既不属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范畴，也不可能是原来乡村公共空间的样式。其设计理应本着遵循村落乡土性特征的基础上加以建造，并充分结合场地环境，最终建成既有历史传承又具现代设计感的社区型公共空间才是符合现代人生活要求的户外交往场所。
2、原村落基址上增建的公共空间――乡土性部分消失
在还不足以新建一个社区的小型乡村聚落中，公共空间也在发生着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在村落的某一个局部地块增建新的公共空间。由于是在原村落基址上的改造重建，空间面积较小并且受到住宅、道路、植被、基础设施等村落原有环境要素的影响，反而与场地周边景观能够紧密结合，达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设计效果。但也不容忽视的是这些空间虽不像新建的社区型公共空间那样大而无当极具城市公共空间特征，却也在设计手法上模仿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建造特点，没有极大地映射出村落的乡土特色，属于乡土性部分消失的一类。散落在村落中增建的公共空间，功能、设计形式单一，大多建在村落中十分显眼的位置，带有标志性的景观设施过于突兀，形式主义或形象工程显而易见。加之各村落之间互相模仿学习，致使村落公共空间大同小异，乡土性特征整体上在逐渐消失。（图3图4）
三、恢复乡土性设计的必要性
1、恢复乡土性设计的历史必要l生
村落是在慢慢的历史发展脉络中逐步改变形成的，是具有传承性、文化积淀性的人居环境聚落。人们的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受当地环境的影响较大，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的可能性很小，而人为环境却时常因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在改变。村落公共空间设计属于人为环境改造中的关键一环，对它的设计应将顺应历史脉络和重现乡土文明为首要原则。
回想儿时的乡村总是湛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地、青青的河水，一派洁净优美的自然风光，这是留给现代人儿时的乡村记忆，是乡村聚落的景观符号。乡村景观记忆深深烙刻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在整个乡村聚落发展的历史中都一直保存着这样的景观记忆，那么有什么理由在接下来的人为环境的改造中不继续秉承乡土的景观记忆呢。延续聚落公共空间的乡土性设计就是对祖祖辈辈的先辈们劳动和改造成果的尊重，是站在他们的改造设计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诠释乡村聚落形态的最优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魅力。“乡土”含有“根”的情节，含有对祖先、对祖国古老文化的深深敬意。任何的发展策略都不应以抹去“本土特质”为代价，只有在尊重本土文化一“根”的前提下，才能做出正确的、历久弥新的设计。因此，从历史传承上来讲，村落公共空间应以尽量保持原本真实的形态来构思设计，充分饱含乡村的记忆特征，演绎这片土地上的自然、人居、历史、文化状态，使人们有足够的热情积极主动地加入到保护乡村聚落景观的行列中来。
2、恢复乡土性设计的当前必要性
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传统村落和新建的社区型公共空间正在被重新规划设计在这个过程中突出的问题就是模仿性设计太强，乡土性设计严重被忽略。事实上，搬入新社区里的居民仍然以土地为中心，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变化不大，这就决定了居民仍是农民大众，公共空间服务的群体没有改变。在农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是全身心地暴露在大自然中的，他们与大自然的联系更加紧密和不容分开，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较强烈。居民对田野土地的深深眷恋，加上村落基址以农田和原野为自然设计背景，作为乡村整体景观面貌一部分的村落公共空间，其设计就应当展现出趋向自然的设计手法和融入本土的设计特征。即使中国的城市化是要将部分村落改变为城市，但在村落还未真正形成城市之前，使用城市中的空间设计手法安置在乡村都是倍觉不合理的，有矫揉造作、故弄玄虚、追求形式主义的表现。
新农村建设是将现在的乡村聚落变成符合现代人生活的聚落空间，而不是将现在的乡村景观变成现有的城市景观，更不需要既不像城市又不似乡村那样的蹩脚景观设计。设计应当为当前和明天而设计，不是设计未来，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 新型城市化;空间功能;发展路径
快速城市化发展背后显现的“城市病”、“农村衰落”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和政界对城市化的重新思考，认为：城市化不应该只注重城市规模无休止地扩充，而忽略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农村也不应该单方面向城市无休止地提供资源，而忽略自身的功能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空间概念的农村和乡村都简单表示为与城市相对应的“尚未城市化的地区”，经常被混用而不加以区别。正是如此，既相区别又相依存的孪生概念农村和乡村的界定含混不清，直接导致对城市和农（乡）村发展的定位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没能明晰。基于此，本文从非城市地区的界定为出发点，重新定位城市化，并在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下确定非城市空间农村和乡村的定位和功能变迁，从而为新型城市化发展路径提供依据。
一、非城市地区界定
1、地区属性界定标志
目前，对于地区属性的界定主要是通过单一的行政区划标准明确的，然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一个地区的属性往往与最初的定位发生了严重的分离，主要表现在经济水平、人员结构、空间功能等方面。因此，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属性应该是围绕社会经济特征并通过空间大小、人口和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水平、空间联接能力和作用范围（资金流、商流、人流，信息流）等多个方面综合反映和区别的。基于此，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明确：一是法律地位。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限定一个地区的司法权、中心职能以及在管理中的地位等因素，从而明确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之间的界限，这是最传统也最公认的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唯一标准。二是居民区的大小和人口密度。人口总数量和面积区域的相对比值差异是突出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的主要特点，可以通过人口总人口/总面积的算术密度、总人口/居住和生产面积的人口生理学密度、总人口/（农业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供养密度、总人口/总居住面积的居住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的农业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土地使用密度、农业经营者总数/农用地面积的人地比、住房总数/计划建筑用地面积的建筑密度来反映。三是就业密度。目前，我国城市化研究中尚不多见用就业密度反映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的区别，但实际上这是区域发展研究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因此，就业密度可以通过每平方米的就业人数来表示。一般城市空间到非城市空间的就业密度会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规律。四是农业份额。农业份额是标注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最传统和最基本的指标。高农业份额是农村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而高工业份额是城市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五是结构弱化。非城市空间也被称为结构弱化的地区。一般来说，结构弱化很难通过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可以依照人口统计（人口密度、净迁移）与经济（地区产值、工农比例、税收）对比综合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数量、距离）构建一个指数反映非城市空间的结构差异。
2、农村和乡村的特点与差异
基于以上对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综合测定，农村和乡村在其发展定位和功能上其实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首先，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而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人类活动，这就决定了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农村对空间的依赖性要远远超过城市，具有鲜明的地域标签。其次，在一般解释中，乡村与农村概念没有本质差异，或和村落、乡村聚落等概念相联系。本文认为，乡村是指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农业产业相联系的农村概念相比，乡村更强调从文学性的角度表达空间概念，更具有人文情怀。总之，农业这个生产活动或产业部门是农村所指向的空间所依托的基础，而脱离了不论工业还是农业的产业依赖性的纯粹意义上的居民区才是乡村的实质。基于工业化的城市快速发展，为城市营造了楼房林立、车流不息、人流如织的外在繁荣形象，但也引发了厂房和烟囱浓烟滚滚、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等的斑斑病症，这些无不唤醒了人们对风景宜人、空气清新、民风淳朴的乡村的思念之情，催生了农业和乡村浪漫主义。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乡村的概念范畴创建的是一种与过度发展的城市景象完全不同的和谐理想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亲密而直接，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是乡村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人与人之间打破城市钢筋混凝土的冰冷，以非常熟络的情感进行“家长里短”式的密切交往。可见，农村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乡村所彰显的是与城市和传统农村都截然不同的理想生活方式。
二、新型城市化的定位
从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新型城市化包含两个过程，即外在的以人口机械迁移为特征的物理过程，以及内在的以人口迁移为载体的城农（乡）文化经过矛盾碰撞而融合、升华最终统一为新型城市文明的化学反应过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两个空间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一方面，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城市建设需要的物资和人员;另一方面，城市不断通过辐射带动作用将先进、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向农（乡）村渗透。伴随着物理迁移和化学融合，城市和农（乡）村矛盾不断得以调和，功能分工不断得以深化，从而逐渐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区域功能的不同需求，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划分。可见，一般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指标单一衡量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是存在问题的，城市化进程衡量的指标也不应该是人口从农（乡）村向城市迁移的简单等同，它涉及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和环境等的一系列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变迁，甚至还会受到如自然灾害、历史变革等地方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城市体系的动态和特征在政府决策、法律法规、城市规划和管理作用下发生巨大变化。
三、新型城市化主导的非城市空间功能变迁
1、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农村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由于城市一直是政治中心，是权力者集中和政令形成的地方，城市和农村表现出明显的角色差异：城市是先进、文明的标志，城市人决定什么是社会发展应该提倡鼓励的文明趋势;农村则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是城市压制和征服的对象，农村人只能处于弱势被动接受城市的“游戏规则”。具体表现为：在城市生活的农村人被称为 “乡下人”，传达出城市人对农村人行为和生活习惯的轻蔑与偏见情绪;如果要肯定农村人的诚实、质朴、深明大义，则对其作出“做派不像乡下人”的肯定，而 “跟城市人一样”的评价则显现出农村人对城市人的极度羡慕。可见，城市人和农村人在相互评价和认同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然而随着“城市病”的爆发，农村人对城市人的羡慕在城市对农村的不断掠夺与歧视中逐渐被磨灭，农村人开始对城市人表示出排斥，甚至嘲讽和不满。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因素严重冲击了农村的传统等级观念、伦理价值，从而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秩序和农村人安然接受生活方式;并且，农村人积极向往先进文明城市的追求常常被城市人“不平常”或不对等的待遇而打破，而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钟摆式颠沛生活的初期让农村人羡慕的“走出农村的优秀农村人”失去得到的落差更是让其充满不平衡感。即便是现在，城市居民对“城市病”表现出的不满，往往归罪于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太多，破坏了城市良好的“规矩”，却忽略了城市管理和资源的优化问题。显然，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从工业文明和社会及产业分工中生发而出的新型文明以扬弃的方式取代了源自传统农业的价值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
作为工业化派生物和经济发展集聚效应产物的城市化，决定了农业部门和农村对于工业和城市的意义。无论任何体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都带来了农业对工业无偿的资本积累贡献，而这种贡献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牺牲”，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出路也根本在于工业化。
2、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与乡村的概念已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发生了质的改变。乡村成为城市重要的附属功能区之一，即通过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乡村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农业逐渐脱离了依存关系。[3]在此阶段，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到城乡差别已经基本消除的现代社会，城市和乡村在社会有机整体中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至此，乡村成为了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农村，是经过城市文化改造了的农村，即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3、农村到乡村的过渡
工业化进程呈现出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城市快速发展与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将农业劳动力不断挤出农业和农村呈现出以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同时下降的“农村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在此阶段，与农村相对应的区域空间概念是工业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工业发展所主导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机械迁移的物理过程是该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点。其次，城市优越外壳铸造的“城市梦”导致城市规模效益下降乃至出现负效益，呈现出工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发展。在此阶段，农村受到各种城市因素不断地渗透，并与当地因素实现融合升华;农业渐渐脱离对农村空间的依赖，成为现代农场，工业渐渐退出城市而迁入城市近郊的工业聚集区。[4]至此，城市与农村的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并逐渐形成差异化格局。上升为纯粹生活居住型社区的农村成为拥有与城市社区住房、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基本功能对等但拥有环境元素（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不同的乡村;从工业生产功能中解放出来的城市空间则逐渐成为商业、金融、娱乐休闲等服务业的中心。
四、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从理论和国际发展经验上，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乡）村功能的不同要求造就了农村和乡村不同的特征。新型城市化打破了原有城市化的以造城运动、城市圈、城市带建设为典型特征的发展老路。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不再是城市与农（乡）村的相互割裂，而是通过明晰农（乡）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关系和发展方式，以农（乡）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化、以居住地为身份标签的身份认证打破为基本表征，实现城市与农（乡）村居民无差异价值认同的城农（乡）一体化，即城市与农（乡）村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保证了城市和农（乡）村同时具有充足的发展动力。
1、统筹城乡发展
无论何种体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都会对一国的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呈现出农业要素向城市的净流出;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形成小农破产、农村凋敝的“农村衰落”，最终出现城农（乡）两极分化。但无成本“城市养料”的供给地和“泛城市化”的无序之基都不是农（乡）村的长期发展定位，农业和农（乡）村需要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与城市统筹发展，并在宏观战略层面上重构户籍制度、调整土地制度、完善保障制度，在中观管理层面实现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城农（乡）均等化、微观操作层面创建农村社区，最终实现城农（乡）一体化。
2、注重功能分工次序
通过非城市空间功能的变迁，城市和农（乡）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有一定的优先次序，才能保证城市和农（乡）村的发展不会或重复发展。作为对农（乡）村人口同化和空间扩张的城市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农（乡）村的渗透和功能演变有着不同的要求，即农（乡）村担负的功能应该由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确定，农（乡）村建设的目标应该由城市发展的能力来定位。
3、脱离模式固化
不论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还是农（乡）村的建设发展，都不应该是政策性的固定模式。因为城市和非城市空间的发展都不是孤立事件，两个空间的发展在目标和任务方面的进程设计，在具体建设模式及其实现路径等方面，都需要与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相契合，即根据一个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的阶段性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为依据，针对性设计该地区城市和农（乡）村的适应性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 陈建娜、拉住即将消失的城市记忆[J]、城市问题，2013（4）2-6、
[2] 王家庭，赵丽、快速城市化时期我国城市蔓延的动力[J]、财经科学，2013（5）67-76、
首先，征地范围缩小与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征地制度改革重点是缩小征地范围，而一旦严格按照公益性需要限定征地范围，城市新增的非公益性用地需要就只能通过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来满足。可见，缩小征地范围与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又是此消彼长的过程。
其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农村宅基地流转密切相关。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必然涉及到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和相应的集体建设用地结构的调整，因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70%以上是宅基地，如果将农村集体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仅限于农村集体成员之间，从而只允许仅占10%的存量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那就不可能形成城乡统一的竞争性建设用地市场，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也就必然功败垂成。
第三，农地入市必然引致城市土地所有制结构变化。
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形成不仅涉及到征地制度的改革，而且涉及到城市土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宪法第10条规定的城市土地单一公有制，必须转变为国有与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并存。所以，欲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必须调整城市土地所有制结构。 试点割裂了“三块地”
201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县级行政区域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涉及征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即俗称的“三块地”改革。然而细读国务院的试点方案，我们不难发现，所谓“三块地”的改革是被割裂开来，各自孤立进行的。33个试点中，严格限定其中3个只能试点征地制度改革，15个只能试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15个只能试点农村宅基地在集体所有制内部流转。
先来看看征地制度改革，如果只着眼于征地补偿，实际上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三块地”改革中，征地制度改革是核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都强调，“要缩小土地征收范围，探索制定土地征收目录，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而目前的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却回避了公共利益征地原则和征地范围的确定，只是在征地补偿标准上做文章。
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凡是工商业开发和城市建设涉及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都一律由政府征收为国有土地才能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公共利益征地原则。如果把征地行为严格限定在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内，那么，大量非公共利益用地就需要通过市场加以配置，相对于这个征地制度改革的根本问题来说，对少量的公益性征地的补偿就成为次要问题了。而目前征地制度改革试点不可能达到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目标。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之所以只关注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根本原因是把征地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割裂开了。对试点地区来说，如果要求征地范围只限定在公共利益需要，同时又不允许进行农地入市试点，那么非公共利益需要的土地就无从获得，当然也就没有动机和可能去缩小征地范围了。
如果禁止农村宅基地入市，城乡统一的竞争性建设用地市场恐怕难以形成。
试点方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做了狭义的、片面的和静态的理解，只允许数量有限的农村存量乡镇企业用地入市（并禁止用于房地产开发），而主要以宅基地形式存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由于新农村建设和旧村改造、农民进城节省出来和闲置的宅基地）以及村村合并节省出来的公共设施用地不能入市，又何以构建城乡统一的竞争性建设用地市场？
宅基地只限于集体内部流转，实际上堵塞了农民获取土地财产收益的渠道。
试点方案只允许“进城落户农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这对于绝大多数已经拥有宅基地，并只允许一户一宅的集体经济组织来说，宅基地的流转就是一句空话，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担保、转让就更谈不上了。 如何推进新？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调整试点方案，将“三块地”相互割裂的改革试点调整为“三位一体”“城乡互动”的改革试点。
首先要把缩小征地范围与集体土地入市结合起来。
一方面，试点地区要按照宪法的规定，把政府的征地行为严格限定在公共利益范围之内，并具体探讨公共利益的范围如何界定；另一方面，对于在公共利益范围之外需要占用农村土地的，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一律通过农村土地入市交易的渠道来获得。
其次是赋予城乡土地同等的权能。
根据《决定》有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精神，应将城乡土地统一划分为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城市非公益性用地中，除了划拨的保障房用地，其他土地都可作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非公益性用地中，除了农民自住房宅基地外，其他建设用地（包括农民个体或集体兴建的非自住房宅基地）均可视为经营性建设用地。
而只要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关键是在制定城乡统一规划和实行用途管制时，不要对集体土地所有制加以歧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可以用于商业和房地产开发。
按照这种划分标准，所谓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就是城乡统一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非自住性宅基地）应该与城市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再有，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要做动态调整。
一是允许农民的宅基地用于抵押担保融资，并将满足自住需要以外的宅基地使用权出租或转让，要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赋予其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出租、担保、抵押和转让的完整产权，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民用宅基地使用权换房（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对于符合享受公租房条件的农民工，不能强迫其无偿放弃原宅基地的使用权。
二是允许村集体将节省或闲置的公益性建设用地调整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并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三是取消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或租地建房的规定。城市居民的宅基地，所有权虽然是国家的，但是其使用权可以出租、抵押、继承和转让，而农村居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却既不能出租、抵押，又不能继承转让，城市居民的住宅可以卖给出价高的任何人，而农村居民的住宅不能卖给出价更高的城市居民，只允许卖给本集体土地所有制成员，这是明显的所有制歧视。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或购买宅基地建房，既限制了城镇居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又堵塞了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还遏制了土地资源在城乡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也不利于城乡居民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
四是农村集体之间直接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允许偏远地区的农民（集体）在将其节省的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复垦后得到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城市周边的农民（集体），后者可以直接将其相应的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或自主开发利用，或通过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进行交易。
五是城中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在不改变集体土地产权归属的情况下推进城中村改造。城中村和部分棚户区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在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过程中，这些农民集体的土地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征收为国有，而应该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符合城乡统一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从而让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平等参与城镇化进程，公平分享城镇化成果。
六是列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农地，只要不是用于公共利益，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非征收为国有土地不可，而应该允许这部分农地作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最后，即使是公共利益用地也未必一定要征收为国有土地：公共利益只是征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如果非征不可，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公共事业未必一定要使用国有土地，在集体土地上同样可以兴办公共事业。
土地修法的顶层设计尤其重要。建议将《宪法》第10条第1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修改为“城市的土地实行两种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有这样，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城市，从而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才有宪法依据。
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做了相应修改后，才可能修改《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任何单位和个人搞建设，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规定以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允许非公益性建设项目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条件下可以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时也才有可能修改《物权法》和《担保法》的相关条款，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转让。 改革不会突破三条底线
中央深改组2014年12月2日召开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土地制度改革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
首先，前述所有建议都是以坚持土地公有制为前提的，丝毫不会改变土地公有制性质。
其次，前述所有建议都是以优化城乡存量建设用地配置为宗旨的，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近19万平方公里，以其中三分之一的闲置或低效配置的土地入市，就可以使城市建设用地增加50%，足以满足相当时期内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根本不必占用耕地；不仅如此，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和健康的城镇化进程，本质上会减少耕地的占用。
最后，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某课题组估计，农村127万亿元净资产中，土地资产88、81万亿元，占了近70%，而宅基地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占比最大、价值最高的部分，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做动态调整，特别是允许宅基地出租转让抵押，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得到实现，从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从根本上说是保护和增加了农民的利益。而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名限制农民宅基地的流转，则堵塞了农民获得财产收入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