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早已存在， 从城市诞生之日起城乡之间就存在着差距， 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也急剧扩大， 以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赵人伟，2006）；城乡差距的周期性变化主要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 政府的长期目标应该是推进要素市场发育（蔡P， 2004）。通过分析已有研究成果， 共同特点是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进行描述多而深入剖析不够， 对其与经济增长特别是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更少， 基于此，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探讨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力， 从而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关键词：居民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一、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农业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波动递减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人均农业产值的响应路径和人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LRD）的方差分解结果说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呈现波动递减的趋势。经济发展的前中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较大， 后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递减。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人均农业产值（LPA）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业经济增长只有微弱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90― 2007 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农业经济发展是自然、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是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方面， 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小。
3、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互为双方的Granger 原因，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也互为双方的Granger 成因，经济增长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 成因，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是经济增长的成因。
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1、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分析
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在各产业迅速发展、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但是，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未达到收入差距的拐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本文选取1978 - 2011 年的数据，根据指标数值变动情况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状况进行考察。
1978 年至2011 年，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蛋糕，伴随而来的却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加速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也由1978 年的209、83 元扩大到2011 年的14832、49 元，收入差距年均增长13、77%。按1978 年价格计算， 1978 年至1991年间，农民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城镇人均收入的50% 左右， 1992 年至1999 年间这一比例下降到42% 以下，2011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历史最高水平6977、3 元，但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1809、8 元的32%。
三、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1、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分配调控机制，完善再分配手段
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分配调控机制，完善再分配手段。建立新型分配制度，体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发挥分配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和催化作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提高收入来源的透明度，调节过高收入。再分配手段包括税收和转移支付，而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即“抽肥补瘦”的作用。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理顺分配关系。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增长的推进器， 也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安全阀。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深化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必须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积极推进医疗保险体制改革，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现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较好地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符合我国国情。要进一步扩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 将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都逐步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 适当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 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同时要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
四、结语
由此可见，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保证我国经济和谐增长的必要前提。尽管实证表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其深层次的原因有待于挖掘，但从长远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会引发社会不稳定、社会分化及社会投资与需求环境的恶化，可能对未来的持续增长不利，因此控制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是非常有必要的。为此，我们应着手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确保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
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化，使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此外，合理调整国家分配制度，加大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措施。再者，建立公共财政，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构建完善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最有效的缩小城乡差距举措。
参考文献：
[1]刘小伟、 苏南、苏北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比较研究[J]、 特区经济， 2012，（ 5） 、
论文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收入差距，消费需求
我国目前所呈现出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总体态势，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所造成的居民消费能力的制约，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在正常条件下，消费需求数量变化首要的受制因素是收入水平。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整体收入水平低下造成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在不断扩大（详见图1、图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图1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图(19782009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图2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1】图(19782009年)
可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已经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收入曲线都在迅速上升，但城镇居民收入曲线上升的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收入曲线上升的速度。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致经历了一个缩小-扩大-缩小-扩大的演变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态势。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1984年，城乡差距逐步缩小。这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几次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有了较快较大的增加，其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经济论文，城乡差距在逐步缩小。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高达2、57，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1978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到198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1、82，是1978-1984年期间最小的一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时期，我国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而在农村，由于联产承包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量释放完毕，再加之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农产品带来的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很快越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1985-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到1994年达到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86。
1995-1997年，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缩小。缩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城镇中下岗职工增加，他们的收入减少所致。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86，到1997年缩小到2、47。1995-1997年期间，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差距仍然偏大，且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缩小的趋势。
1998年至今，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1998年的自然灾害和1999年城镇职工的普遍加薪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的主要原因，且在这一时期由于教育、医疗、保障等各种福利方面的差距显露出来，进一步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自1998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略有起伏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一路攀升，由1998年的2、51扩大到2001年的2、90，2007年更是上升到了3、33，为历年之最，2009年仍保持在3、33。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比较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收入阶层，也因此形成了城乡两种不同的消费阶层和消费市场，从而造成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也经过了缩小、扩大，短暂的缩小后进一步扩大的过程。图3表明，1978年，城乡消费水平比【2】是2、9，1983、1984、1985年缩小到2、2经济论文，1995年扩大到3、8，短暂的缩小后，199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一直维持在3、6以上，2003年和2004年更是高达3、8。2009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为4021元，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5025元，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3、7个农民的消费水平。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水平，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大约落后15年左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图3 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比率图(19782009年)
2、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还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都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199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585元，2008年增加到3661元，2008年比199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了3076元；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79元，2008年增加到11243元，2008年比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了9964元。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在扩大。1985年城镇消费支出是农村消费支出的2、3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此后，城乡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逐渐加大，到2008年城乡之间的支出比高达3、6，即目前我国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相当于3、6个农民的消费支出。三个农民抵一个市民;是当前农村低消费的真实写照。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较大。首先，城镇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比农村居民相对比例小，并随收入增加呈下降趋势，即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已从以食品类消费为主的生存性消费加速向质量型消费过渡。其次，衣着、家庭设备用品等的支出，在城市基本趋于饱和，但因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未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当城镇居民消费向空调、摄像机、家用电脑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转移的时候，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为主的消费水准上。再次，城镇居民用于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的支出有增长趋势，城镇居民将来的消费热点将是住房、汽车、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及教育，但城市新消费热点产品在农村的消费量还相当少，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拥用量仅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见表1)。
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比 单位：%
指标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7年
2009年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食品
58、80
54、25
58、62
50、09
49、13
39、44
43、08
36、29
41、0
36、5
衣着
7、77
13、36
6、85
13、55
5、75
10、01
6、00
10、42
5、8
10、5
居住
17、34
6、98
13、91
8、02
15、47
11、31
17、80
9、83
20、2
10、0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29
10、14
5、23
7、44
4、52
7、49
4、63
6、02
5、1
6、4
医疗保健
3、25
2、01
3、24
3、11
5、24
6、36
6、52
6、99
7、2
7、0
交通通信
1、44
1、20
2、58
5、18
5、58
8、54
10、19
13、58
10、1
13、7
教育文化
娱乐服务
5、37
11、12
7、81
9、36
11、18
13、40
9、48
13、29
8、5
12、0
其他商品
及服务
0、74
0、94
1、76
3、25
3、14
3、44
2、30
3、58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 城乡差距 城市化 经济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显著增加，但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对经济增长究竟有怎样确切的影响？很多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有利，但是单纯的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以减小贫富差距，是否真的能反过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如今大规模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经济增长有利？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来调节城乡收入差距并最终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否能把政策的作用量化？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对现有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及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再建立回归方程，用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解决以上问题。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很多学者开始着眼于中国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并且发现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分解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本身也与各地区城乡人口构成比重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关。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Sicular T、，Yue Ximing，Shi Li & Bjorn Gustafsson，2005；陈建东，2006）。而中国如此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积累差距和生产能力差距以及政府的政策差异所致。很多实证研究还发现，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中国不断加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政府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有很大关系（陆明，2004；2006）。中国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是多维的，主要表现在持续减少的对农业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截，政府对农产品的限价，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向城市倾斜的金融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区别待遇等。针对这一系列城市倾斜的政策体系，很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He & Louis（2007）指出1993年~2005年间，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低于服务部门；建议政府取消现有的对服务产业发展的制约并且放松劳动力地区迁徙的限制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实证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达成一致。有些学者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如Alesina & Rodrik(1994)、Clarke（1995）等。有些则发现此两者间是正相关关系,如Forbes（2000）认为很多之前的研究之所以得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间的负相关关系都是用的外生的解释变量，或者简单地把解释变量认为具有外生性。如果加上一些其他变量，或者地区虚拟变量，所得结果就有可能不显著。他使用初始不平等指数、收入水平、男性和女性资本以及地区和时间地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到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没有就两者关系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如Barro(2000)的研究结果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相关，而发展中国家则为负相关。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对于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都没有完全明确。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证实收入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利作用，但是实践中两者的确切关系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结论究竟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减少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如通过再分配政策给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补贴、推进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等，但是这些政策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同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一致？或者说是否都对经济增长有利？下文将用实证的方法加以分析，得出确切的答案。
二、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了全国31个省从2000年～2010年这10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在计量模型中，本文将选取“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基尼系数”这三个指标来作为本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中，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由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来衡量。既然是相对收入水平，本模型中将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来代表这一指标。而城市化水平我们则用在城市中各部门工作的农业人口数量来代表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剩余劳动力情况，也即代表城市化水平。另外，由于我们的计量模型中的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分别测量全国范围内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而各省内部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则没有考量，所以本模型还选取了基尼系数，来作为整个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控制导致省内收入不平等且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至此，本计量模型的主要回归方程如下：
Growthit =β1+β2·dit +β3·ruralempit+β4·giniit +μi +ξit（1）
其中，Growth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省际GDP增长；d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giniit 是i省在t时期的省内基尼系数值；ruralempit 代表i省在t时期有多少农业人口工作在城市的各个部门中；模型中的误差项μi 和ξit 分别是省际时间不变随机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时间、省际混合影响。
如果对回归方程右边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视而不见，将会导致严重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偏离。而对于本模型，政府的决策以及其财政支出是完全独立于模型之外的，可以作为很好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本回归方程中的dit ，代表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不能被简单的看作是外生变量，我们选用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由农村人口的转移性收入来反映,在回归模型中用trsincit来表示）作为其工具变量；而对于本模型中反应城市化水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各部门的迁徙，我们也选用了政府的几项有代表性的花费，包括政府对农业（在回归模型中用agriexpit来表示）、教育（在回归模型中用eduexpit来表示）、医疗（在回归模型中用healthexpit来表示）的财政开支，代表政府的“城市化政策”联合作为工具变量；同样，省际基尼系数也不能简单地视作外生变量，我们将政府的总花费，去除在“城市化政策”中涉及的部分，所剩部分（在回归模型中用otherexpit来表示），来反映政府对其他资源的控制。于是有了如下工具变量回归方程：
dit＝a1＋a2·redistribution policyit + eit（2）
ruralempit＝b1＋b2·urbanization policyit + eit （3）
giniit＝ c1＋c2·other government expenditureit + eit（4）
根据2000年到2010年的数据（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1》、《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01－2011》中所列的相关原始数据计算得出，限于篇幅不单独列出），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2SLS回归法，并在2SLS的第二阶段运用固定效应回归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dit（hat)＝24、7232＋0、9928trsincit（2）
（21、89）（9、49)
R2 = 0、2877
ruralempit（hat)＝－8、9930－0、3830agriexpit＋0、5278eduexpit＋
(－2、97) (-3、27)(6、22)
0、5608healthexpit （3）
(2、15)
R2 = 0、7059 F = 170、44
giniit（hat) ＝34、1438＋0、2507otherexpit （4）
(46、16) （5、44)
R2 = 0、1170
Growthit = －7、3408－0、0153dit（hat)＋0、0592ruralempit（hat)＋
(-0、93) (-0、34) (8、17)
0、4468giniit（hat) （1）
(2、21)
R2 = 0、2583
其中，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可以看出在方程（2）、（3）、（4）中的所有T检验值的绝对值都较大，各系数的显著性较高。方程（1）中，ruralempit（hat)和giniit（hat)的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但dit（hat)系数不显著。方程（1）的拟合优度有0、2583,说明经济增长的变化中有25、83%可由该模型右侧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三、计量结果与结论
从模型所得各系数的正负值可知：增进城市化水平，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部门工作，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单纯的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这个结果很有趣，无论是增进城市化水平还是增加农村人口收入，都可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截然相反。而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当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年内每增加1个单位，将促使当年的经济增长0、45个单位。这个结果同样很有趣。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倾向于显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本模型的结果却显示2000年～2010年的这10年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却促使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试图去阐释收入不平等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作用，但由于使用的样本数据和统计方法不同，仍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幸运的是，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确切关系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也不会影响到本文的主要结论——用不同的方法缩小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相径庭，只有不断地增进城市化进程，才能长久地促进经济增长。
结合模型的4个方程来看，地方政府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花费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相反，农村人口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增加，长期来看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也通过对具体政策的作用量化，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Alesina,A、&Rodrik,D、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65-490
[2]Forbes,K、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4)869,887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城镇化；FDI；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5-00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态势，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取得了突破性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取得显著提高。然而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城乡二元制经济体制仍未得到彻底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仍是制约部分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2014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区域内城乡收入差异也较大。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沿线9省2市区2002-2013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厘清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机制，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建言献策。
二、变量选择
对于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包括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在绝对指标中，大多数学者选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之差来计算。很显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包括城镇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等福利，低估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农村居民纯收入并没有扣除农村居民用于生产投入的成本，高估了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相对指标主要包括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等。相对于这两个指标，泰尔指数（TL）能更好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代数表达式为：
其中，TLit表示i地区t年的的泰尔指数，incij、t是i地区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当j=1时表示城镇、j=2时表示农村），incit表示i地区t时期的总收入；相应的pij、t是i地区城镇和农村的人口（当j=1时表示城镇、j=2时表示农村），pit表示i地区t时期的总人口。
衡量城镇化的指标有很多，如城镇面积比重、城镇人口比重以及非农人口的比重，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采用城镇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UR）。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也有很多，我们用外商直接投资按照当年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比上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方法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
三、模型建立和实证分析
选取长江经济带沿线9省2市区2002-2013年的面板数据，以城乡收入差距的自然对数LnTLit作为解释变量，来度量i横截面上的城乡收入差距。选取城镇化的自然对数LnURit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解释变量，来度量城镇化水平。以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LnFDIit作为另一个关键解释变量，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由于城镇化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共同的影响，则定义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之一。考虑到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完全线性的，这里引入两个关键变量的平方项。建立如下面板协整模型：
其中，a0代表固定效应，LnTLit表示i地区t年泰尔指数的对数，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对数，Lnurit表示i地区t年城镇化的对数，Lnfdiit表示i地区t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εit为残差项。
1、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由于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往往表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而这些序列见本身不一定有一定的关联，若果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可能出现较高的R平方，但结果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伪回归问题，需要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我们采用四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即LLC、IPS、ADF-Fisher、PP-Fisher检验方法。
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LNTL、LNFDI及其平方项和LNUR*LNFDI均不能较好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LNUR的IPS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各变量的水平值都是非平稳的。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的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四种检验方法中都是平稳的。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面板协整关系检验
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根据协整理论可知，若果两个非平稳序列式是同阶单整且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序列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里进一步进行面板协整关系检验。我们采用面板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该检验包括7个统计量，其中Panel v、Panel rho、Panel PP、Panel ADF统计量为组内统计量；Group rho、Group PP和Group ADF为组间统计量。（表1）
Pedroni（1997）指出，当样本时期较短时（T
3、面板协整方程估计以及结果分析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nTLit与变量Lnurit、Lnfdiit、Lnurit^2、Lnfdiit^2和变量Lnurit*Lnfdiit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模型回归残差是平稳的，排出了伪回归的可能，从而可以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通过Hausman检验和F检验发现，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表2）
从结果上看，城镇化Lnurit的估计系数的符号是负值，为-0、999536，这一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表明，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的城镇化每增加1%，这些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就相应地减少0、999536%。这是由于城镇化促进了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的二次方项也是负值，同样说明了城镇化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 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也是负值，为-0、481435，并且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也为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城乡居民收入平均减少0、481435%。这说明引进外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Lnurit*Lnfdiit的估计系数的符号是正直，为0、503599，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每增加1%，城乡收入差距则增加0、503599%。
四、结论和建议
单独地城镇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单独地外商直接投资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共同作用下，城乡收入差距呈相反的变动趋势，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要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促使生产要素和资本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为农村居民提供较为均等的就业机会。
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该区域深化对外开放和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借助国家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大政策红利，加快推进长江干线航道系统治理，整治浚深下游航道，有效缓解中上游瓶颈，改善支流通航条件，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外资合理分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深化城乡体制机制改革，创造城乡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逐步改善城乡分割的二元制经济体制，同时加大财政政策向农村的倾斜力度。创造机会使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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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 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世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我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在自身发展进程中，也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对中国的经济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重视并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动经济增长必要手段。
一、城l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一）影响城乡消费结构，不利于扩大内需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民的消费水平和需求倾向偏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的输入增长缓慢，而物价的上涨以及货币购买力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农民的消费结构无法得到提升，仍然在低层次的消费品之间徘徊，对奢侈品及高档耐用品的消费能力则相对较低，对于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内需的拉动都产生了阻碍，使得投资――生产――消费三驾马车协同带动的经济发展结构受到冲击。而且由于社会需求向低消费倾向倾斜，对社会有效需求也有所抑制。
（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变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正面临着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阶段，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人口流动与城乡经济结构等的矛盾，使得人力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受到影响，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进行受到影响，最终对经济结构的转变产生不利影响。
（三）与协调各类产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冲突
我国目前的发展着眼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三类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进行调整，尤其是协调工农业发展关系是重要内容。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投入无法适应，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降低了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力度，对工农业的协调发展阻碍严重。
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是不符合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落后的经济结构，提倡“效率优先”的原则，从制度上决定了农村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在发展经济时难免会“重工轻农”，由于此种制度长期存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
（二）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不科学
当前我国经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未达到现代化水平，依然是比较倚重与工业的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薄弱，农业产业化进程进展缓慢，使得农村劳动力资源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没能实现农业的附加值，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提高缓慢。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进行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主要由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有限，多数乡镇居民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相对的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这反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措施
（一）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要求，而统筹城乡发展是其中的重要内核，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首先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还要注意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质量，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与就业能力，为自身发展和提高收入提供基础。
（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工农协调发展
主要是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水平，加快实现农村产业化发展步伐，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农业生产管理，使农业发展与工业生产相对接，实践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加强公共事业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要切实采取措施强化农村的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合理调整，使社会保障能够惠及广大农村居民，这可以很大程度降低农民的生存和生活压力，就会使得他们能在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使得自身发展所需的各项素质得到提升，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也能提升效率，增加农业产值。另一方面，这也能更易实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他们的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有更多的机会去创造财富。
四、结束语
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通过影响社会消费和社会结构等方面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从而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应该注意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的高速高质发展。
参考文献：
[1]钞小静，任保平、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J]、财贸研究， 2014（5）：1-9
城乡差距与城乡差别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集历史现象与社会现象于一体的城乡差距是一个国家基本社会制度框架内城乡关系走向的表现形式。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决定财富的分配原则，建立在城乡利益对立基础上的城乡差距扩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但对已有的城市与乡村而言，他们各自能够产出多少财富则是由各自的主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代表城乡主业生产力水平的是城乡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达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状态，而且工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同样高的水平，此时，源自生产关系方面与源自生产力方面的城乡差距都消灭了，但城乡差别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城乡差别另有自己的特定内涵。
所谓城乡差别是指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城乡生态景观、城乡主产业劳动方式、城乡居民的集聚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方面的客观区别，它存在于任何阶级社会的各个国家中。各个国家正在努力消灭的是城乡差距，但不能消灭城乡差别。自城市诞生以来，城乡差别就存在，以后还将存在。以往我们常常讲的“消灭三大差别”，其实指的是“消灭三大差距”，或者说是在对城乡差别有误解的情况下喊出的口号。城乡差距是指在基本社会制度及其一系列衍生制度约束下由城乡主产业生产方式而决定的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通过这个界定可以看出，要消灭城乡差距，就必须既要消灭使城乡差距扩大的基本社会制度，又要使城乡主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步提高。
在对待城乡差距问题方面，还存在一个误区，即人们往往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并力图消灭城乡差距，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在资本主义初期，城乡差距扩大的速度的确很快，城乡对立关系十分突出。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触角逐渐伸入到农村与农业，尽管主观上获取剩余价值，但客观上却缩小了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缩小城乡差距的行为是被动的，是因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了落后农村、农业阻碍时才不得不去发展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城乡差距的行为是主动的，是受基本社会制度价值取向影响而进行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行为。即使是这样，并不能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消灭城乡差距问题上不存在失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需要不断完善，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仍然会出现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以至于今天我们用“统筹城乡发展”来纠正过去城乡差距方面出现的失误。
二、城乡差距问题的层次性分析
分析城乡差距问题应从三个方面人手：一是系统的研究不同层次的城乡差距，二是揭示城乡差距的本质，三是明确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的历史责任主体。
中国城乡差距包括城乡政治差距、城乡经济差距和城乡社会差距。城乡政治差距是最深层次的城乡差距，它决定着中间层次的城乡经济差距与表层次的城乡社会差距。通常状况下，人们只重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城乡社会差距的研究，很少能从城乡经济差距与城乡社会差距背后挖掘出城乡政治差距。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压力型政治体制在城市与农村的表现形式是命令式的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在压力型政治体制约束下由任命型城乡权力资源配置制度支撑的城乡治理差距越来越大，而这种城乡治理差距的产生原因恰恰是由于权力资源本身在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衡配置，权力资源的不平衡又导致城乡之间经济资源的不平衡与社会公共产品资源的不平衡。这表明，城乡政治差距是城乡经济差距和城乡社会差距的根源。
政府在城乡差距扩大问题方面负有直接责任。政府是校正“市场失灵”的最后控制者，政府是战略政策与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就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言，城乡差距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无疑是越来越大，政府校正市场机制的结果体现了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和政府的统筹能力。就政府制定的战略而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政府提出的，控制大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方针是政府提出的；就政策与制度而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政府推出的，不平等的城乡产品交换制度、差别化城乡教育制度、不同的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城市优先的资源配置制度等也都是政府制定并加以实施的。而这些战略的实施与制度的出台恰恰是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三、从多维度统筹城乡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乡差距问题是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形式，而化解这些深层次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进行体制改革。为此，针对上述三个层次的城乡差距，提出了相应的三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
为从根本上剔除产生城乡差距的深层政治体制阻碍性因素，我们需要确定城乡治理体制变革的价值取向，该价值取向是变压力型治理体制为激励型治理体制；变权利约束型治理为权利给予型治理；变人治型治理为法治型治理。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令人民群众满意的成绩后，城乡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公正决策、公平决策才会在城市与农村的协同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才能在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城乡整体规划与城乡政府管制方面有所作为。面对日益严重的城乡环境污染问题，城乡各级政府应联合起来为城乡生态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面对城市的单纯空间扩张与农村耕地的不断减少之间的问题，迫切需要政府突破过去仅规划城市而不规划农村、仅规划工业布局而不规划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布局的工作思路，实现粮食安全前提下城乡规模结构与城乡空间结构之间的整体协调增长。
城乡政治体制改革引领下的城乡治理绩效的提高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而深层经济体制改革则是统筹城乡协同发展的最核心内容。市场机制惯性作用下优质生产要素不断流出农村问题，需要统筹主体的政府干预机制在一定激励机制作用下强制性的实现优质生产要素流入农村，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优质生产要素短缺问题。统筹主体政府还要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在农业生产成为工业化整个链条中一个环节的基础上，发展精细农业、订单农业、生态农业、标准化农业。
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核心是缩小工农业发展差距，财政支农、工业反哺农业与城市支持农村只是发展农业的外部措施，农业要想真正成长为现代农业还必须有一系列新土地制度安排促进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其中，动态土地承包权确认制度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为解决农村新生代农民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问题，为适应农业规模经营的要求，我们主张改革以往政府单方面固定期限下的土地承包制度，代之以动态土地承包权确认制度和柔性土地承包权流转制度。所谓动态土地承包权确认制度是指为适应农村新增人口组成的家庭也有土地供其承包而言的增量性动态土地承包权的确认制度。该制度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在农村的生存问题而提出的，是化解新生代农民与老一代农民代际矛盾的新型制度安排。所谓柔性土地承包权流转制度是在合法、合理、自愿前提下，规范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非农户之间以及农户与集体组织之间发生的土地承包权流转的制度。该制度解决了初始土地总承包权与后来土地分承包权之间的流转问题，它既可以使土地走向规模化经营，也可以因地制宜使土地走向分散化经营。
与城乡政治差距和城乡经济差距相比，城乡社会差距更突出也更复杂。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社会差距的集中表现形式，城乡收入差距又直接表现为城乡消费差距和城乡储蓄差距，间接表现为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和城乡社会保险差距。在这些形式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中，除城乡储蓄差距外，其余几个方面的城乡社会差距也都是关系着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然而，从农村居民的生存安全角度讲，消除城乡消费差距、培养城乡生态消费是缩小城乡社会差距的首要目标。城乡生态消费不仅是城乡循环经济的理性延伸与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基本体现形式。所谓城乡生态消费是指良好的消费环境下基于自然人意义上的安全消费、适度消费与无污染性消费和基于法人意义上的节约型消费与可再利用型消费等的总称。消费水平的提高只是城乡居民在生活方面的福利改善结果，教育质量的提高与教育机会的均等才是城乡公民福利增进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志。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其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及医疗保障等其他社会福利状况。因此，实现城乡教育均等化显得格外重要。平衡城乡教育就要从彻底转变教育观念与科学评价教育绩效人手，在城乡基础教育投资体制下，实现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实现就业最大化指向下的城乡职业教育均衡，实现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为更好保障农民的健康，要在广大农村的县、乡、村充实或新建卫生院、卫生所，并配置一定数量的优质医疗资源，以缓解农村就医难的问题。
依据共享型经济增长的分配原则，城乡居民获得一致的社会保障特别是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险是统筹城乡社会协同发展的应有内容之一。面对中国“未富先老”的挑战，从现有国情出发，构建城乡统一的、较低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险是切合实际的选择。为此，建议推行三层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第一层为中央政府为城乡居民缴纳的社会养老基金，第二层是省级政府或家庭为老年人缴纳的社会养老基金，第三层的缴费主体是个人。鉴于当前的严重失业问题，建立涵盖农村体力型失业者、城镇知识型失业者与国企下岗型失业者在内的双层失业保险制度，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对此，要在《失业保险条例》基础上出台《失业保险法》，要明确法定失业保险缴费主体，要成立专门的“失业保险与创业指导所”，促进就业与再就业工作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孔子 经济思想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整
一、孔子经济思想
孔子弟子，虽达三千，其有著述传诸后世，立有经济学说者，甚不多观，《论语》所述，惟有子阻止哀公的重税主张，与孔子赞许子贡善于经商，“亿则屡中”。惜此二人学说不传，若于经济理论稍有发挥者，则仅曾子一人，曾子名参，其重要著作为《大学》与《孝经》二书。《大学》论修身治国之本，直接传授孔子经济理论，全书以明德为发凡，以经济为结束，以私利为非，极言理财的重要。孔子民生思想主要主张，大量生产以致富，合理分配以均富。国家富有是要人人都有钱，要做到均富。而孔子的经济思想，亦是致富与均富。《大学》上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无论是孔子的语录即《论语》，还是孔子的著作如《春秋》、《易》、《礼》、《乐》、《诗》、《书》等，无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国唯均富方安兴”。其意思是说，只有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相对平均富裕了，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兴旺。这是屡试不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四海千秋定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概莫能外。
孔子的致富和均富思想辩证统一，致富是均富的前提，均富是致富的目标。其致富与均富思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与意义。
二、孔子民生思想对民生建设的启示
（一）致富思想对民生建设的现代启示
民生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民生问题归根结底也要靠发展来解决。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平等，发展和致富是前提。党中央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中，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就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基本点在和平时期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党的十七大确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仍然是发展，可见发展的重要地位不可动摇。但也应该明确，如何发展问题，它涉及中国的发展能否可持续下去的问题，所以，目前中国的发展正在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从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从重在规模扩张走向重在提高质量效益，从又快又好发展走向又好又快发展。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落实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方针，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通过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减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进一步消除贫困现象，使国内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使改善民生成为推动经济繁荣的基础动力；另一方面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清醒的认识，改善民生的要求要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注意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和福利增长刚性上升的特点，防止不切实际的福利倾向，坚决杜绝铺张浪费现象。
（二）均富思想对民生建设的现代启示
均富思想不是绝对平均，而是相对平均，是在共富基础上，实现财富的相对平均，才能实现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孔子说过：“不患寡（弱小）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篇》），其意思是说，国家的祸患不是源于弱小，而是源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贫富不均；不是源于国家的贫穷，而是源于边境的不安全、社会的不安定，只要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相对均富了，社会也就和谐起来了，国家也就不会显得那么弱小了，反而会显得特别强大起来了，也就会非常安全、安定了，不会出现倒阁、灭亡的厄运。
共富与均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之所以叫做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相对均富起来，而不是使之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均富”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奴隶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剥削和压迫社会最根本的特性和最神圣的使命，古今中外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一直梦寐以求地对其神往和前仆后继地为之拼搏。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与把握，也曾借鉴了孔子均富思想。马克思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孔子的均富理论，其本质即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性和最神圣的使命即均富，不均富不是社会主义。‘国唯均富方安兴’是屡试不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四海千秋定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概莫能外。”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我们从中可以深刻地领会到，孔子所倡导的不是均贫之和、均贫之安，而是均富之和、均富之安。孔子认为，只有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相对均富了，社会才能和谐，国家才能安定。国家之所以时而不安，但因源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贫富不均。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甚至导致国家分裂、灭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即因于此。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贫富不均，是社会动乱、政局动荡的“导火索”，甚至是国家衰亡的“定时炸弹”，因为，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贫富不均是社会和国家的“万恶之源”。国家无论多么繁荣、昌盛、兴旺、发达，但是，如果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不相对均富，也是不会长治久安、继之以续的。
总之，调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另外调整的前提是发展，只有在发展中求稳定，逐渐实践社会收入的均富，才有真正意义和价值。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共富与均富思想对于我们城乡居民收入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2006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20、94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GDP的增长速度达到10、7%，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从全国来看，2004年我国居民个人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进入收入分配的绝对不平均阶段。20%的高收入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是5倍，《社会蓝皮书》的主编李培林教授在中科院作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报告时指出，实际上，这个差距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就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我国来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是构成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贫富差距过大，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一方面致使内需不足，消费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明显，由于消费需求的不足，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从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另一方面，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适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曲靖地区属于我国的西部地区，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自然资源禀赋较差，人力资源稀缺，科技水平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加上“少、山、边、贫”等山区的客观现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显著，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曲靖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从而引起足够重视，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缩小城乡差距，对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曲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分析
经过多年的努力，曲靖市经济建设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2005年的经济总量达到441亿元，居云南省第二位，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06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达到9497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296元。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曲靖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与社会、收入与分配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农民收入、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却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加之曲靖地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尚有一些贫穷、落后的山区仅仅解决温饱问题，曲靖地区城乡差距就更为显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也是导致城乡差距的基础和重要因素。在此，以曲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为基础作一些统计分析。
1、曲靖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现状
从表1可知，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曲靖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都在逐步拉大。从绝对数看，1984年曲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为243元，到1992年收入差距突破1000元，达到1057元，增长了4、35倍，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增长更快，到2005年，收入差距已达到6800元，年平均增幅为8、1%。从相对数来看，曲靖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由1984年的1、8倍，扩大到2005年4、27倍，以上数据说明，曲靖城乡二元差距较为显著。这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也受到制约。
2、曲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2000年以前，曲靖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从相对数看，差距悬殊不大，均在3倍以内，2000年后，曲靖农民收入增长更慢，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更快，从而收入差距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22倍，曲靖的则为4、27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曲靖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更为显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曲靖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不能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从而致使农民增收的渠道狭窄，收入增速慢；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是政府对农民、农村支持和辅助的力度还不够。
三、曲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根源剖析
由于城市居民收入基数大、增速快，使得曲靖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年收入的比率逐渐拉大。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还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医疗、教育、保险等福利收入，实际差距更大。导致目前城乡居民收入落差巨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增收渠道狭窄，收入增速慢。曲靖地区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1、41亩，只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农村劳动力200多万，还有130万剩余劳动力需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由于劳动力总量远远供过于求，毫无技能的农民进城打工，受到了明显不平等的待遇，工资被压得非常低，无任何社会保障。
2、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低下，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2000年，云南省农村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仅为6、85年，曲靖山区还有大量的农民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农业的科技含量和生产率较低下。农民收入提高慢，农民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就会越来越少，导致农村教育落后，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反过来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迟缓，从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
3、缺乏合理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农民进城打工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待遇。同时，农村目前没有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大量农民又外出打工，就出现了大量土地闲置和荒废的现象，农业也无法实现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缩小曲靖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几点思考
要缩小曲靖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途径还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应该从“输血”和“造血”两方面措施入手，并且从“输血”逐步向“造血”过度，实现农村经济的自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1、在财税政策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给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2005年,由于市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向农民的倾斜，农民获得了很多好处，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了l9、5％，是自1997年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78元,并全面免征农业税。这些措施将非常有助于解决巨大的城乡差距问题。
2、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和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在户籍制度管理上，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消除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二元性。国家必须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发挥目前土地制度的优势，使在非农领域就业的农民可以主动地把自己的耕地流转出去，改变目前大面积土地被撂荒或粗放式管理而未被充分利用的局面，充分发挥耕地应有的效益。从而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