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这是人类知识门类和学科划分史上的伟大创举。对于一门一级学科的建设，既要有从“学科逻样”出发的“外在建设”，又要有从“真理逻辑”出发的“内在建设”。前者不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仅仅从形式上给出“学科规定”或“指导原则”，因而是“外在建设，’;后者则通过学术研究直接探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人类生存中的命运，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内在建设”。
一、伟大创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前被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2005年被国家提升为一级学科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去思考两个问题:(1)什么是一级学科;(2)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思考，让我们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寻找一种“学科逻辑”本身的客观性。从人类知识发展史上看，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学科体系具有很长的历史，多数学科都可以被追溯到古代，如哲学、文学等。那么，为什么某一学科能够被确立为一级学科?按照学科逻辑本身，它一定是由人类的知识能力决定的。而知识能力恰好对应的客观对象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位置。也就是说，一级学科一定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殊领域，因而具有被广泛认同的客观性。它代表着一个“知识门类”。“门类”就是人类全部知识体系内部的客观性的逻辑区分。这个逻辑区分也可以被看做是“学科逻辑”。所以，严格说，学科逻辑是人类的知识门类天然固有的内在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几千年的人类知识发展史已经决定，我们不可能在知识门类的意义上“人为”地确立一门“一级学科”。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能否构成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门类”?显然不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卡尔·马克思”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这无疑意味着已经打上了马克思个人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学说”或“观点”，因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学科门类。否则，我们可以把诸多的某个学者的思想体系作为“学科”来对待了。比如，“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亚当·斯密经济学”等岂不都可以成为一级学科了吗?而实际上，它们不过是“哲学”或“经济学”这一“一级学科”中的一个特殊的“个体”，因而，在知识门类上没有客观性。但是，需要指明的是，在知识门类上没有客观性，并不等于该门学问、观点或学说本身没有理论上的客观性。比如，我们不能因为康德哲学是“康德”的哲学而否认其为哲学中的“真理”。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马克思”的理论，但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没有真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学科，才得以可能。这就是，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知识门类上的客观性，但却具有理论上的客观性，凭此，我们同样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门“学科”。
最后，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在人类知识门类的客观性意义上被确立为一级学科的，那么，肯定有另外原因。这个原因肯定不是按照人类知识能力所形成的“学科逻辑”来决定的，而是由我们“人”根据自己的“生存需要”来决定的。这样，就必然导致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显然是由于这一理论对人类说来的“重大意义”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是因为这一理论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不是因为它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门类”，乃是因为这一理论具有重大的人类性意义，乃至我们必须把它“提升”为一级学科。当然，这里需要明确强调的有三点:
1、根据人类的生存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并不等于该门学科的确立没有客观必然性。而且，它可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补充了从前形成的“学科逻辑”，这就是，改变从前单纯从“客观知识”的意义上去确立学科的做法。尤其是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种从人类本身的生存需要出发来确立学科，可能更符合人文学科的本性。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的做法，可能填补了“学科逻辑”中的一个空白。
2、“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恰好说明了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掌控能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不但不表明人类违背了学科逻辑，反而却证明了人类的一种理性力量。从自身的生存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可能是当代中国人类生存的自我意识的一次觉醒。它的力量绝对不低于西方“启蒙运动”。它表明人类对自身命运负责的伟大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为地提升为一级学科，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说，还是对于人类历史来说，都是伟大的创举。
3、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不是按照“学科逻辑”本身的要求被确立为一级学科的，但是，一旦我们把它提升为一级学科，就应该按照学科逻辑的内在要求对其进行“建设”了。这也是我们当代为什么要极力去“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的原因。所以要“建设”，就是因为这一一级学科不是从人类知识史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根据自身的需要“建设”起来的。换句话说，是因为它“重要”，我们才把它作为“一级学科”的。这样，我们必须要按照学科逻辑本身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为一级学科。这其中应该包括“外在建设”和“内在建设”两个方面。
二、“外在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初始环节
1、“外在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初始阶段。由于我们是“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的，因而必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还尚未对作为“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形成学术研究，就首先进人了对这一学科发展的种种“规划”和“指导”的研究。这种先于学术研究而确立学科的“性质”和“结构”的做法，笔者称之为对该门学科的“外在建设”。作为一种人为提升的一级学科，最初我们不可能直接进人理论本身。我们仅仅是在对该理论的整体直观的基础上，看到了该理论的重要性，因而才把它提升为一级学科的。这样，与传统的学科形成就具有了不同的特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其“建设”为学科而不是自然形成为一级学科。这里说的学科“建设”是原始的创立，而不是完善的意思。通常说的学科建设，是在教育教学方面对每个既定的学科在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科研队伍等方面的“完善”，即它不是对该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给以何重程度上的丰富和发展，至多是通过该门学科中的专业设置的调整而加深学科内部的优化结构，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而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则是一种根本性的创造性建设。正因为是人为的创造性建设，我们才有机会在最初的环节上去主动地给出它所具有的学科规定和指导原则。这也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来说，“外在建设”是一个必然经历的初始环节。
2、“外在建设”所遵循的是前文提到的“学科逻辑”而不是“真理逻辑”。“学科逻辑”是指任何一门学科所以能够成为学科，必然有其基本的规定。因此，目前还仅仅是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科的意义上，去寻求该理论作为学科的种种规定。这种对使学科能够作为学科而存在的规定，就是对该学科的“外在建设”。因此，所谓“外在建设”就是指，在没有对该门一级学科的整体理论内容有所研究之前，事先根据“学科逻辑”去规范该门学科的“发展规划”和“指导原则”。如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价值定位的三个原则:“一是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成为一门学理性较强的基础理论学科;二是坚持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以学术性为动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综合剑新;三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以实践为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价值目的。”这里，我们仅仅遇到的就是“学科逻辑”所提出的种种弃求。再比如，我们要按照学科逻辑的要求组建相关的“二级学科”。没有“二级学科”的支撑，一级学科就成为空中楼阁。此外，对学科性质的定位、对课程体系的建设、对师资队伍的建设等等，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纳人到一级学科所做的“外在建设”工作。
3、“外在建设”的特点就是，它不去研究“理论问题”，而是研究种种学科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学科发展的“指导原则”。这样，“外在建设”不是从该理论本身的“真理逻辑”出发去建设这种理论，而是研究它作为学科所应该具有的种种规定。比如，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的“关系”问题作为“外在建设”的总体规划: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和其他一级学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课程之间的关系。此外，“外在建设”所提供的就是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原则”，如科学性原则、实效性原则、学术性原则、革命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等。应该说，所有这些“外在建设”都是指导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必要环节。在学科创立之初，这些“外在建”设工作鼻然是十分必要的，它使我们对这一学科有了一个整体的宏观的学科把握，从而在形式上树立了学科观念。但问题是，“外在建设”却也仅仅是学科建设的初步环节，其更加重要的任务是:必须通过对该学科的理论问题的学术研究，进人实质性的“内在建设”环节。否则，这门学科将因为没有内容而流于空泛。
三、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内在建设”
1、何谓“内在建设”
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所从事的“外在建设”固然具有重大意义。就是因为，我们是“人为”地建设一门学科，因而，就有它所特有的“人为”的方式。然而，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停留在这种外在建设的层面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性质定位好了，却不等于我们真正确立了作为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了，却不等于我们从整体性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原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规定好了，却不等于我们对每个领域的理论研究结束了。这也就是说，如果单纯在“外在建设”的意义上，似乎单凭那些熟悉“学科建设”的学者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为一级学科。仿佛我们可以在不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作为一级学科的重大原理的前提下，就可以把该学科最终确立起来似的。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在“外在建设”的意义上，“学科建设者”甚至可以不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问题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因为他仅仅需要按照“学科逻辑”来构建就可以了。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建设，都可以在没有该学科的具体理论的参与下，独自提出学科建设的形式要求，如学科的整体性、学科的科学性、学科逻辑性等。在这个意义上，“外在建设”还仅仅是该门学科的形式的建设。至于该门学科的实质性建设，则是那些理论家们的事业了。因此，严格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才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者”。因为他们是在理论本身从事“内在建设”的。同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乃至后来的所有的伟大的哲学家，才是哲学这一一级学科的建设者。总之，在“内在建设”的意义上，学术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中具有优先地位。
进一步，所谓“内在建设”就是要发现当代人类生存中的重大问题以及这一问题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的严峻挑战。正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成为可能。这也就是说，作为一级学科的“内在建设”工作，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去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研究是最有力的“内在建设”。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总是伴随这一知识门类的学术研究实现的。也就是说，最好的学科建设实际上不过是人类知识史(这里包括自然知识史和思想史两个方面)上的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学术研究中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唯当我们能够成熟地按照马克思所开辟的“基本原理”来回答当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时候，可能恰好是这个学科成熟的时候。当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问题上已经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从毛泽东思想，经过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这些都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命运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理应有“资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
目前，国内学者已经看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供科学支撑;有利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持”。然而，仅仅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意义，显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厚重。因为没有人类性维度，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类性本性。马克思曾经在《提纲》中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解放全人类的理论。因此，一定要着眼于全人类的生存利益来理解和判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重大意义。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是当代中国为人类解放事业所作的一项伟大贡献。而且，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显然处在“低潮”，世界范围内的资本逻辑的秩序仍然处在主导地位。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何处去”的问题自然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当代中国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时刻，毅然决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自然显得勇敢而悲壮。
2、从“分门别类”到“三位一体”
学术研究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同时，为了确立“一级学科”，必须突破从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模式。在对具体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从总体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逻辑结构。这样，在“内在建设”的意义上，学术研究就具有了双重使命。它既要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个最高问题，同时还要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是什么”。后者从前一直被忽略了，因而似乎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目前的学术研究，主要的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出发，把这一理论的整体逻辑梳理出来，从而形成一门统一的学科。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就不同于从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说到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逻辑就是一个关于人类生存命运和理想的从“哲学”经过“科学”到“实践”的“三位一体”的伟大行动。这样一个行动所蕴涵的统一的灵魂就是“共产主义”。这样，当我们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是要为确立共产主义提供哲学上的论证，因而不再是一种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当我们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看到，马克思要为通向共产主义找到经济学规律上的必然性，而不是古典经济学那样“教人发财致富”;当我们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看到，马克思要为通向共产主义找到社会发展规律上的必然性，而不是直观的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等等。这样，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终都被统摄在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共产主义”理论之下了。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统一性或整体性，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关键。这样，必然要在马克思主义从前的“分门别类”的各个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逻辑关系，这个整体性不是把原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完全抛弃，而不过是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着的理论对客观世界的整体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上述三者的“三位一体”。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逻辑结构搭建起来，才能形成统一的一门学科。
3、从“学科逻辑”到“真理逻辑”
作为一级学科表明这一学科必须具有独立性。独立性何以可能?这种独立性意味着这一学科所要回答的全部理论问题，不再从它所属的更高的学科当中获得根基，而是自己本身就具有了最高的理论根基。于是，我们必须问道: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研究什么的一门学科?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必须要从“真理逻辑”出发，即必须要从对“重大问题”的学术研究出发。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占安认为:“学科建设的实质是开展对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要通过对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和阐述推动学科建设。”
既然是从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那么，首要的“内在建设”就不仅要研究该学科的理论内容，而且要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的重大意义。这可以被概括为如下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遭遇了怎样的命运;为何促使当代中国把这一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作为关注人类生存命运的一门学科，一定是因为人类生存命运遇到了新的时代的挑战，否则，我们不会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看，马克思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在当代仍然没有被解决。如果一个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却也没有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某种灾难，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能因此被看做是必然的。而相反，如果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却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灾难的时候，就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性。对于资本逻辑来说，它是否加剧了人类生存困境呢?如果说资本逻辑的膨胀并没有给人类生存带来灾难，那么，这或许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可能是无聊的。然而，如果说资本逻辑仍然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灾难的话，那么，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就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也就仍然具有合法性。
（一）关于劳动价值论在批判资本主义上的“局限性”问题
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两个标志，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剩余价值理论又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劳动价值论是基本武器，现在怎么变成有局限性了呢？
据吴文研究，这个局限性首先来自“道德批判上”。因为据说全部“问题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道德层面”，在于论证“劳动价值论的政治与社会道德意义”；在于论证它的“崇高地位”和“正义性和合法性”，而不是“一场经济学的争论。”这种侧重从政治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评价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观点，不是发展、而是公然抛弃科学的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后者只承认：是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伦理、哲学等等上层建筑，承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承认：“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愤怒，无论多么人情人理，经济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愤怒出诗人”，但不能出科学；承认：“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因而无法‘对付’资本主义。”（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3,425,189,424页）。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追求者，马克思主义的崇信者，怎么能不顾这些明确论证，硬要颠倒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采取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实际立场、开倒车呢？其次，吴文在论证劳动价值论何以其政治与道德意义“不明显”，何以不具“崇高地位”，何以缺少“正义和合法性”，因而不具有“批判力”上，又是很特别的，其实质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经济学上的运用的。
吴文的论证是这样的：由于劳动价值论“论证的是‘劳动创造交换价值’，再由此来证明劳动的崇高地位，这么一来，也就隐含着承认交换价值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然而，所谓交换价值，恰恰是仅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生产品互相交换的比例量，这个比例量恰恰反映着资本主义等私有制度下的交换秩序。换句话说，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及笋他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劳动创造交换价值’这个命题才能成立。那么，这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力岂不是要大打折扣吗？＂
这一段文字不长的论述确实令人有晦涩难懂的感觉，窥其本意或许包含下面二者之一，或者是指：劳动创造交换价值这个命题包含着承认劳动的“祟高地位”和交换价值的“正义性合法性”，但由于劳动价值论本身产生（“成立”）于私有制，又作为维护“交换秩序”的工具服务于私有制，而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样，劳动就不那么祟高了，价值也不那么“正义”、“合法”了，因而，利用它来反对私有制就缺乏基本前提和基础，当然就缺少“批判力”；或者是指：人们本来是从论证劳动崇高地位，交换价值的正义性、合法性人手，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性（由于私有制妨碍了劳动价值的崇高地位及正义性合法性的实现，所以必须破除私有制），但是事实又是：交换价值既产生于私有制又服务于私有制，是私有制使它“成立”，又为它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场所，这样，劳动价值与私有制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需求的关系，怎么能利用它来反对私有制？你不能既主张私有制妨碍了它，又承认私有制有惠于它，搞自相矛盾。这是吴文的逻辑。
如果这样理解大体不差的话，我们的看法就会不同。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其成熟的著作中（《资本论》、《反杜林论》），从来都没有在劳动的“崇高地位”和“交换价值”等问题上论证过其正义性和合法性。恰恰相反，他们反对在商品交换中用“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来说明来评价“经济关系”。马克思举例说，“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反‘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见《马克思全集》第23卷第102页及注(38)〕。
但这也是事实，马克思主义也确有这个意思：交换价值是产生于私有制、又服务于私有制。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立起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论体系的理由。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恩全集》第23卷第24页）私有制和交换价值也不例外。
恩格斯指出，“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下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也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了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行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么他会深切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在商品超过所需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或者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商品的真正价值能实现。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商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49页）。这是对如何运用劳动价值建立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体系的比较简要的概括。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阶级对立、失业和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不探本溯源，从劳动价值论人手，又从何处？
马克思《资本论》特别是其中第一卷详尽地作了这个论证。他从商品两因素、劳动两重性论证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开始，然后论证价值形式如何发展到货币；在市场上出现劳动力商品时货币又如何转化资本、资本增值如何带来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质，是对工人劳动无偿的占有；剩余价值率在生产技术逐次提高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三个历史时期中如何不断增长；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价值量为一定时，劳动力价值（工资）与剩余价值（利润）如何发生对立运动；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当中，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呈现出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工人贫困的积累，无限扩大的生产力与相对狭小的消费能力发生严重冲突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毁坏了世代形成的社会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并“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必然打破这个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侄桔”，“炸毁”那个“资本主义外壳”。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马恩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这一论证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规律的历史巨著，其逻辑体系的严密性，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者面前，除了用绝对贫困化的减轻来掩盖相对贫困化的加剧，用世界工业“中心”地区的繁荣掩盖世界广大地区的贫困外，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萨缪尔森）。这样，怎么能说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体系有“局限性”，其“批判力”在“大打折扣”呢？
最后，吴文用对劳动“意义”、“作用”的三层次划分中的所谓“最高层次”劳动来替代创造价值的劳动，是难以成立的主观编造。
吴文提出“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包括三个层次，其所涉及的对象一个比一个高级”。所谓三层次是，最低的层次是就“劳动与使用价值的关系”而言，这里的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某种需求，基本上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朴实”型的；其次，则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里，“劳动的作用已经突现出来，即创造着全部交换价值”；而“最高的层次乃是关于人类之本质层次，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劳动的意义才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因为此种劳动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它使人“从狭义的动物界提升出来”，实现人的自我创造；同时，这种劳动能把自然力量从支配人类变成受人控制的东西，这种劳动能把它从对人是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这种划分若说是根据马克思学说，那可能是参照了人类历史上有三种经济时期（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不同时期劳动性质的作用会有所不同。但是呆文据此而作出眼下这种三层次划分，那确实不伦不类。且不说这里划分的依据标志到底是什么，是依据劳动的必要性程度（可以缺少和不可缺少），还是依据劳动的社会性大小，还是依据劳动的对象的性质（使用品、价值物和人类本身），还是依据劳动的政治与社会道义，如此等等，很难让人明白。就假定联系前后文，是依据最后一条：政治和社会道德意义，那也很难说通：难道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就没有其政治与社会道德的意义，其意义就低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在饥饿年代，一碗饭可以救人一命，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这不是有道德意义吗？退一步讲，就假定按政治与道德标准可以这样划分，但是就能够分得这样开，而不是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吗？难道最低层次劳动在劳动使人“从狭义的动物界提升出来”这一点上，不同时又变成最高劳动？“最高级劳动”在生产“使用物品”，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即在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上不同时又是最低级劳动？而中层的劳动同时又会是最低层劳动和最高层劳动。因为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其生产结果，必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只是从不同侧面来观察。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其具体形式的劳动会从创造使用价值和使人提升于动物界这两点上又变成最低和最高层劳动了。
正由于这里分类基础的任意性、杂乱性，就决定了吴文对高级劳动本身构想不能不是空想，也决定了吴文对雇佣劳动制度的批判不能不是放空炮。
诚然，吴文从人类自由、解放、快乐的角度来描述的劳动是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看来属矛未来社会的劳动，从发展的程度看（不是从政治和社会道德看）是最高级的。其前提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社会财产的共产主义公有制。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个境界？人类祖先曾面对的是一个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属于自然经济的原始公社制度。这个制度，不经过私有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经过价值规律的利益激励作用、信息传递作用、社会分化作用，不经过由这些作用带来的一百年超过过去一切时代总和的生产力，和代表先进生产力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就无从产生，而由这个制度所孕育的高级劳动，就纯属幻想。
至于用这种劳动来“对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提出彻底的批判”的许诺，那是兑现不了的。面对资产阶级学者散布的，在劳动力的买卖领域乃是“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充满“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精神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马克思全集》第23卷第199页）的谎言，除非运用劳动价值论，揭露“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即用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彻底批判，而靠“人性”论来说教，重复“不劳而获”、“剥削”、“可耻”这类话语千万遍，也仍然象以往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是用“义愤”代替科学，根本不会明白“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也“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而用所谓“解放”人类包括资产阶级自身来论证资产阶级理应放弃雇佣劳动制，那更不是什么彻底“批判”。恩格斯指出，“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这种人类“解放”理论就纯属“一句自作多情的空话”。（《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76～277页）
（二）关于所谓劳动价值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适用”和“困难”问题
吴文认为，“在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构想中”，劳动价值论中不是“不适用”，就是“面临着很大困难”。所谓不适用，是讲共产主义不存在价值，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讲过的。所谓“困难”按他解释是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按劳动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有矛盾。为什么？据说是由于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量，不仅进人消费资料中，也进人生产资料中，（确也如此—引者）而“唯有消费资料才进人交换”，所以“劳动者持有的表示自己贡献的证书（社会主义货币），其总量（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中的劳动量），便会大大超过可交换的总交换价值（消费资料的总交换价值）”，而剩余下的货币只能用于投资、“变成资产者”。按劳分配没有物质基础，等价交换也等价不成。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价值，价值能否区分为生产领域中的价值和交换领域中的价值，我国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曾提出共产主义价值论。这个问题的争论留待几百年后去解决。我们现在只注重社会主义社会。吴文关于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困难”的论证，也是一段奇文，想要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连马克思的劳动两重性，社会简单再生产的规律都未研究。
事实上，没有多余的货币使人成为资产者的可能；不是只有消费资料才进人交换，而是生产资料也要进人交换；不是劳动量即劳动者持有的劳动量证书（货币）大于消费资料总价值，而是恰好等于它。这个道理，只要解释一下简单再生产公式，就十分清楚。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可以在物质形态上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I、I）。每一部类的价值由C,V,M所组成，其中C代表生产资料消耗后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V代表劳动者劳动报酬,M代表资本家占有的用于购买消费资料的剩余价值。I式中的V + M ,在价值上是要用于消费的，但在实物形式上是生产资料。l式中的C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是应该用同等价值的生产资料来补偿，才能维持互部类的简单再生产。但其实物形式却是与生产资料不同的消费资料。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两部类相互需求的情况：I（V十M）要变成消费资料，l（C)要变成生产资料。“一个要寻锅补，一个要补锅。”一拍即合。两部类相交换。当I（V+M)= ff（C），交换就成立。两方的矛盾得到解决，两方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整个社会再生产继续进行下去。没有一分钱的多余的货币。投人两部类的劳动总量所体现的总价值等于I (V-I-M）十兀（V＋M),恰好等于消费资料的总价值It「(C+ V -I- M )〕。假定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剩余价值（M），它都被并人劳动报酬(V),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没有积累，那么，两部类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恰好都能买到所需要的消费资料。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生产资料部类的劳动报酬总是与消费资料部类中用于补偿生产资料消费的价值额相等，即l（C）二I（V）。这样，不仅按劳分配，等价交换问题也解决了。这个被吴文认为会令劳动价值论拥护者“吃惊”，但却是“客观”的理论“困难”，原来不过如此，只是吴文真正“没有注意到”。
（三）关于“用新的价值理论取代原有理论，从而更科学地服务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问题
吴文认为，由于劳动价值论在批判资本主义上的“局限性”和对共产主义的“不适用”和“困难”，讲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把劳动价值论作为“包袱”抛掉，而用“效用价值论，一般均衡论”，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这些在“解释控制客观经济现象方面，比劳动价值论有效得多，‘科学’得多”的新价值理论，来取而代之。
价值论是各种经济学纯洁性的试金石，既然吴文否认劳动价值论，而认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比劳动价值论“有效得多”、“科学得多”，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服务于所谓的“共产主义”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不过是恩格斯早已批判的“在杰文斯—门格尔的使用价值和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庸俗社会主义”和“费边社教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14页）而已。这种理论核心是从富人手中转移货币（或物品）到穷人手中，会使边际效用由小变大，从而增加总效用、总价值。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在于可以缓解一下社会矛盾，但它决不能用来批判资本主义，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度。边际效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它的发明越到后来越被利用于对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共产主义。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书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用边际效用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立，那也不会取得“有效”成果。边际效用论在学术上遇到挑战难题一大堆，连西方学者也承认无法“解释”。比如，效用的根据问题、度量问题、比较问题。餐前与餐后面包的边际效用会不同，为什么卖者会索要同一价格、买者会支付同一价格？为什么面包与衣着在同一时期价格相差不是更大，也不是更小，而是恰恰这么多？为什么同样的边际效用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的情况下，其平均价格表现一定会下降一半？诸如此类问题作不出回答，只是众口一词地肯定，专靠假定来替代判断，根本谈不上一点“科学”。
均衡价格论有一半是边际效用论。边际效用论毛病有多少，均衡价格也便有多少。
西方科学哲学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由科学知识的逻辑模型到科学理论的历史模型的转变。代表这种历史发展的三个主要流派是：以孔德为创始人的实证主义；以波普尔为创始人的证伪主义和以库恩为创始人的历史主义。
（一）实证主义的缘起与演进
实证主义是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的一种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以经验论传统为认识基础，反对形而上学，并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代实证主义：孔德继承了17世纪以来欧洲哲学中一直存在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贝克莱、休谟的主观经验论和牛顿的机械论哲学，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上。”
第二代实证主义：19世纪末，物理学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马赫接受并改造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进一步反对形而上学。把“科学的任务看作是对事实的概要性描述而非理解和解释，并把人的经验看成中立的感觉要素，一切研究都是探知这些要素的联结方式，强调除感觉经验之外的存在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第三代实证主义：20世纪初，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经验论传统与数理逻辑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一方面，继承了马赫的经验论原则，更为彻底的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认为：“只有数学和逻辑的命题、经验科学的命题才算有意义的，而形而上学的命题是一些无认识意义的伪命题。”另一方面，提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断通过归纳逻辑，得到被经验证实而具有较高概率的命题和理论。这种累进式积累的机制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者归化到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
（二）证伪主义的批判与继承
1、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超越。证伪主义，又称“批判理性主义”，是在同逻辑实证主义争论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哲学流派。它的创始人波普尔主张以“证伪”取代“证实”，以“试错法”取代“归纳法”。证伪主义还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从命题的意义标准转向科学知识的增长，把科学的方法论从逻辑的证明转向猜测和反驳。同时，用证伪主义的科学动态发展模式（问题――猜测――反驳――新的问题）来代替证实主义的科学知识积累模式（经验――理论――经验的证实――理论的扩充）。此外，批判理性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拒斥本体论问题的态度，提出了“突现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为科学哲学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过渡性哲学。
2、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继承。虽然“证伪原则”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的，但是证伪主义仍然是以“经验”作为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的。因此暴露了从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先天缺陷：（1）从纯逻辑、纯理性的科学“内部”方面去探讨科学的发展，企图为具体科学理论寻求一种普适的理想模式。（2）认为经验和观察是稳定、客观、可靠的，是对科学理论做出评价的唯一基础。由于这两点根本缺陷，当历史主义兴起的时候，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一起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三）历史主义的融合与创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历史主义反对逻辑主义只注重从“内部”来研究科学本身的倾向，主张要从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个“外部”来研究科学本身，强调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整体，必须研究这个系统的构成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克服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库恩主张尊重历史，用历史的方法从动态角度来考察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强调社会学和历史学对于研究发展问题的重要作用，主张深入到科学史之中，对科学发展的事例进行研究，以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为评判尺度来探讨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等问题，而不是对科学的发展过程进行简单的逻辑重建，为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的规范方法论。基于此，提出了一个既包含有常规科学的量的进化，又包含有科学革命的质的飞跃的科学发展模式和一个带有综合性和总体性的“范式”概念。
二、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逻辑
（一）从评价标准的“逻辑基础”到“历史整体性”的转变
自从库恩开始的历史主义，明确反对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寻求一个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的企图，并且反对它们以经验与逻辑为唯一标准，静态地分析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或科学发展的模式，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应从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都将科学发现及科学理论的基础归结为单一的逻辑，或者是归纳的，或者是演绎的。认为从这最基础的逻辑原理出发，我们能够解决科学及其理论面临的一切问题。而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或者至少对这个历史学家来说，理论在某些本质方面是整体性的，就他所能讲的，理论总是存在的，因而总是覆盖着可设想的全部自然现象。”作为历史视域下的科学哲学，它的基础是受到它所处时代的各种条件所限定的，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基础不是唯一的。逻辑主义者们的逻辑原理，不过是科学的发现方法，作为方法，也不是唯一的。因此，历史主义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也是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强调应到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克服了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和科学实践相距甚远的缺陷，将西方科学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从科学发展模式的静态积累到动态飞跃的辩证考察
传统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发展的“积累进步模式”相比，认为科学进步是科学命题及理论的单纯积累过程，是单纯量的增加；波普尔的“证伪模式”是否定型的模式，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理论对旧理论的不断否定而实现的，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反对科学发展的知识积累过程。
到了历史主义这里，库恩综合了以上两种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成分。他认为，科学发展模式既不是实证主义只注重持续性的积累，也不是证伪主义只注重理论的“质变”，他用“科学的常规阶段”、“科学的危机阶段”、“科学的革命阶段”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做是范式不断更迭的发展过程，在科学发展的“量”和“质”的把握上，库恩的观点更好的做到了二者的结合。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充分展现了哲学特有的辨证思维：将整个科学的发展看为一个过程不同的整体，保留了科学结构的完整性。与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的质量互变规律不谋而合，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科学初期阶段，与量的积累相同；到了危机阶段，表明己经做好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准备；到了科学革命阶段，表明出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库恩也强调范式的新旧交替不会终结，总是旧的范式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巡回往复以致无穷。
（三）从科学视野“纯理论”的推演到注重 “非理性”的研究
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对“经验理性”的片面强调，到对“非理性”因素的逐渐承认与重视的这一过程。
在实证主义者们那里，建构科学理论的是逻辑中的归纳方法，而科学本身是对真理的无限逼近，真理是对客观经验的真实反映，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必然不包括非理性的方面。所以，持逻辑模式思维的哲学家们，对非理性因素都不够重视，甚至是采取一种摒弃的态度，认为非理性因素应该排除在科学之外，非理性因素将会干扰科学理论的纯洁性。尽管波普尔在其理论中提出了 “期望”这个概念，但是从对科学本质的解释中，波普尔本人还是坚持理性因素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期望”概念的提出只是为了解释他理论中“理论在先”的矛盾。
然而，库恩认为科学不仅是已经存在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人类在各种时间活动中探索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是科学共同体、科学范式和特定客观对象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活动。
三、科学哲学演变的评价与反思
（一）对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演变的评价
1、科学哲学本性应当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对科学哲学理论本性的全面把握经历了一个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科学哲学理论割裂了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或脱离历史片面强调逻辑分析；或脱离逻辑片面强调历史描述，两者都违背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要求。
逻辑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对既定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语义和 逻辑分析，“合理重建”科学理论，清除语义和逻辑疑难，测定理论的事实支持程度，提出接受科学主张的明显准则，并应用这些准则对科学理论作评价。并且把据以接受或评价理论的标准和准则视为对一切时代的科学都是普遍有效的，从而把逻辑分析绝对化；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科学模型应该同实际科学及其历史符合。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过程；科学的目的、方法、问题和内容的变化；科学理论、假说的发现与辩护等等，都是科学哲学所要研究的。然而，他们却往往陷入科学史的具体事件中，只是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方法的变化，却不去揭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对一切方法论原则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
综上所述，逻辑主义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横向”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强调对科学发展的“纵向”历史分析，两者都从一个侧面丰富了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但又走向极端。无论是逻辑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理论上的片面都阻碍了科学哲学理论的深化。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现代科学哲学理论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
2、科学哲学发展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融合。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类认识不能割裂的两个要素，建立在人类认识之上的科学同样同时包含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逻辑主义侧重于进行科学“内部”建构的研究，注重实践和理性因素在科学和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经验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除经验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则将研究视角从科学“内部”结构扩展到了社会历史范畴，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条件的外在研究。这两种思想一个研究科学的认识本性，另一个研究科学的社会本性；它们互补的探讨了科学活动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二）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迪
首先，当代科学与哲学日益紧密的联系，要求我们科学看待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科学哲学对某一种特定科学的概念、含义、论证，都是由于在这个科学及其领域产生突破，并对这个科学有了理论要求而言的。另一方面，无论是一个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理论，还是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的假说，他们的目标和宗旨都在理解科学和促进科学的向上发展。因此，无论是哪个思想流派盛行和高调的时期，它的思维模式总是来源于科学实际，又要返回到科学实际之中。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并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遵循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进入到对高级认识运动基本规律的较好把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括，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特点、地位和作用及其科学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并深刻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首要的理论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及其对它的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原则进行了描述。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成功，反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重新的认识，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或者教条式地理解他们的相关论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提出了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等有益的思想。遗憾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反而走向了反面，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开启了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一般事物的认识一样，包含着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到底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认识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定量分析。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lJ1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思想淹没在随之而来的错误思想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些新政策虽然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在理论上却同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冲突，有些人怀疑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否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必要性。为了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进行正确分析的同时，邓小平思考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还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滞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1986年9月，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致富光荣的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990年12月，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春南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着名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外交战略和祖国完全统一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系统的论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遵循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都进入到对高级认识运动基本规律的较好把握
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问题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坚持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问题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也需要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建构和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也不能超越阶段；在坚持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根据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的相关论述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邓小平“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强调协同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针对新形势下公民思想道德状况，提出了要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在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为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来进行建设。正如******所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回答，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有了一个更深入更科学的认识。2003年1O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内容。2007年l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他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 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 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 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 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 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 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 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 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 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 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 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 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 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 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 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 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 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 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 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 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 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2] [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 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 [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11、
[10] l、 laudan, science and val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295、
[12] [13] [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关键词：物理主义 科学的客观性 形式的说话方式 记录句子
一、物理主义产生的背景
科学只有具备了客观性才能有对物理世界提供正确的解释可能，但科学客观性通过可证实原则来维护显然已经不可能。虽然逻辑经验主义者仍然设法在继续改造这个意义标准中，保持这个从维也纳学派流传下来的传统观点，但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其内部一些人的不满。这其中包括维也纳学派中的代表人物纽拉特和卡尔纳普。他们认为，“可证实原则”还含有部分“形而上学”的残余，这些与科学所必需的客观性是不相容的。他们重新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所谓基本命题，从而提出了记录命题。所谓“记录命题”，或者称记录句子，是指一种对于直接经验的给予的陈述。纽拉特认识到如果不在主体间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改造就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因此，他在提出的记录命题的公式中，排除一切主观的因素，如“我”、“现在”、“这里”和“这个”等等，而代之以“记录者N・N”、“地点O”、“时间T”以及“被观察的对象X”。[1]其意义在于排除一切主观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去维护其作为科学基础的客观性。
卡尔纳普基本赞成纽拉特的记录命题，亦表达出了这种排除命题主观性的倾向。卡尔纳普把它理解来一种“物理语言”，即将所有的命题都可转换成具有一定时空的物理学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最简单形式的陈述，把物理状态的一种特定的值或者一系列的值归属于一套特别的坐标，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物理语言的特点就在于它所表达的是有时间、空间、数量和物理状态的对象。[2]这种语言从时空、定量方面来描述它的对象。纽拉特的记录命题和卡尔纳普的物理语言构成了“物理主义”的主要思想。任何科学命题都可以还原于为记录命题并确定于具体的时空坐标中，这在最大程度上排除了人的主观性，给与科学命题充分的客观。
二、物理主义对确立科学的客观性分析
所谓的物理主义，总的来说，就是以物理学为基础，应用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方法，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3]而形式的说话方式（或者说物理语言）和记录命题是物理主义的两大主要内容，物理主义是否就能凭借两者，让科学走向客观性呢？
（1）形式的说话方式
早期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人的主观思想出发，试图为科学寻求一种客观性。但彻底的经验主义又将世界、经验的实在理解为“我的体验”、我的感觉资料。经验只是内心体验的别名，并不具有客观基础。由此建立起来的认识（命题）仅仅是一大堆表示感觉数据之间的结构联系或规律性，这里命题就与事实发生脱节。命题只与内心体验中的感觉有关而与事实没必然关系。
为了避免命题与事实相脱节的问题，形式的说话方式就变得尤其重要。当人们说，“这朵花是红色”。将这个实质的说话方式转换为形式的说话方式就是说，“这个东西人们已经普遍将其命名并分类为花，而且它的颜色经过相关仪器的色谱测试确定为属于红系。”这样一来，就不会存在着因为不同的人，如色弱或色盲的人对其的不同理解。通过强大的物理学理论保证了科学命题的客观性。
然而，这种由实质的说话方式向形式的说话方式的转换是否有其固定的原则或方式。不然，同一实质的说话方式也会有产生多种形式的说话方式的可能。因为，在转换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一些其他因素，如人们的普遍约定、物理学自身的发展等。因此，他们采用了逻辑主义的方式，将形式的说话方式转化为纯粹的语言模式。研究的内容由原来的经验命题转变成对科学命题的结构，也就是科学语言（这里理解为物理语言）的研究。从经验内容走向了逻辑形式，这时科学命题已经离最初力图去确立的客观性的目的越来越远了。
（2） 记录句子
马赫要素论的基本意义就是，如果一个命题不能还原为仅仅只有感觉名词作为谓词的命，便不能由经验来检查，便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这样，科学中就只剩下同一类句子，即观察句子。这种要素论同样是具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这是后来纽拉特所提出的记录命题的先驱。前面提到过，记录命题就是指一种对于直接经验的给予的陈述。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看，逻辑经验主义者将记录句子（或者叫记录命题）当作是绝对确定的一类句子，因为它们是直接经验所证实的，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
后来物理主义者却认为，这类记录句子也是一些假说，因为它们的每一瞬间都有被修改的可能（卡尔纳普），或者认为记录句子自身的证明也必须要依靠其他句子的证明，找不到不需要别的句子来证明而靠直接经验来确立的基本句子（纽拉特），或者认为任何句子都被选择做记录句子，这得看人们的目的而定（波普尔）。[4]如此，科学失去了其原来作为确定出发点的记录命题。依照卡尔纳普的意思，记录句子自身都不具有确定性，只是一种暂时的存在状态，随便都有被修必的可能，不可能作为一种客观真理的尺度。从纽拉特的理解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它们的真理性是靠彼此互相来证明的，语言的无矛盾性者是使句子的真理性得到检验的最后标准。物理主义所需要的只是把句子和句子相比较，而不是把经验事实和句子相比较。这也就意味着，指示经验事实的句子并不构成科学理论的系统的基础，主要的问题在于保持句子之间的一贯性。波普尔更进一步指出，这只是出于不同目的的语言选择问题，更谈不上任何客观性。
为了确立科学的客观性甚至想以此来完成“科学的统一”的任务而提出来的物理主义遇到的困难远多于其所解决的问题。形式的说话方式最终放弃了经验主义的立场，发展成一种没有具体经验内容的抽象逻辑形式。而记录句子一步步不断的后退，最走向了“相对主义”。“约定主义”最终成了记录句子最后的保护伞。这也是石里克等传统逻辑经验主义者不愿看到的。
参考文献：
[1]洪谦著、范岱年，梁存秀编、论逻辑经验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2012
[2]舒炜光、 物理主义[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3， （01）
[3][4]江天骥、 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剖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有学者将其症结大致归结为六点:“一是教育内容有点动荡化;二是工作内容失之泛化;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手段有些僵化;四是思想工作管理出现简单化趋势;五是有些人和地方弱化思想工作的阶级性,以纯学科建设来冲击本学科建设;六是思想政治工作有些市场化倾向。”有学者认为,这一学科建设中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着“杂、散、疑、平、虚等问题一。
应该说,立足于宏观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整体性研究,学界所列举的上述问题已经触及到了这一学科的某些症结,但当我们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时,又会发现这些观点尚缺乏实质性的解释,有待于进一步细化和深化。鉴于此,本着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笔者认为这一学科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学科定位与归属认识混乱。过去在学科编排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但在现实中,却未取得一致认识,较难操作。有人认为它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有人认为它的重心在思想政治教育,应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甚至可归为教育学一级学科。归属上的混乱导致了人们关于学科名称的争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重心的人认为,此学科应改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而主张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重点的人主张改名为思想教育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上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政治学学科和教育学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应当正名为‘思想政治教育学’,至于划归哪一个门类,是法学还是教育学,可以讨论。将之划归教育学门类,它可以是一个一级学科,也可以是一个二级学科。”
第二,专业方向缺乏明确性、稳定性。与其它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向相当繁杂,可谓“杂而泛”,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政治、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科技进步与现代文明、舆论与宣传等研究方向。也有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实践、宪法与宪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等研究方向。由于研究方向包罗万象,特色因此而消失,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把既非马克思主义又非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硬挂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名义之下;二是研究方向虽与马克思主义或思想政治教育有关联,但到底研究什么,单从专业方向名称上不能判断;三是内容不实,研究范围之大不着边际;四是同一个人的两个研究方向差异较大,大到人类社会发展,小到具体个案研究;五是有的研究方向直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这与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社研究划分不明显。
第三,学科课程设置混乱。在部分院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课程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内容,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却只字未提,该学科已演化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单一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文化史、革命史、党史等专业与学科。有的学校考虑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等课程,却只讲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只字不提,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学校课程设置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表面看起来设置合理,但仔细深究,则空而不实。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定位
现今,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需要,国家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将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行分离,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两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一学科不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区别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其实质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与灌输。它注重的是如何让群众、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属于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应用学科。这既需突出政治性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也要考虑如何让群众接受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突出它的教育功能,教育的始终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足点,关注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等问题。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发展阶段。不论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称谓如何不同,它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是途径,是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从教育的规律;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要以教育为手段,更要以思想教育为渠道,把人的思想作为教育的对象,从转变人的思想着手开展工作;其三,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中,必须把受政治限定的阶级思想,即一定阶级主要的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成员,以期改变人们的思想,维护或实现阶级的统治。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实施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手段。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着时代精神,不断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虽然由来已久,但这一概念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率先明确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建立之后,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上的各个阶级有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观点,却不存在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不同、学科本身具有科学性,而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早在1987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必须有专职人员作为骨干,并且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家。”‘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通知中也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内涵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内容指向性。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本理论基础、充分体现党性和政治性的学科。它虽然在专业知识构成上借鉴了多学科的知识,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都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有所体现和渗透,但其研究对象与主旨相当明确,这一学科主要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教育培养人的规律问题。它一方面要从受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遵从教育规律,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方向,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培养人。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又具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表现,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之处。任何一个阶级都注重意识形态教育,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根本内容。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群众。具体到学科建设,就是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学科体系,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这一学科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而在实践中,为强调意识形态性而无视科学理论性、学术规律性的情形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几年“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呼声渐高,这都是极端错误的做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的特点,是对这一学科功能、作用,甚至归属的界定和说明,科学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意识形态性则是目的和保证。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更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特点,使思想政治教育学成为一门治党治国的学问,政治性明显,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学原理的研究,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接受问题的研究。
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摘 要： 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到发展的的历程中，科学社会主义不断的被人们加深完善，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体系有着严谨的逻辑性、科学性。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贯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全过程，所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科学性到充实、发展和开创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认知；研究
要想保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发展，就需要和时代相结合，与时俱进。要想促进中国的综合发展，需要结合社会主义和现在社会发展，考虑全球经济文化发展潮流和社会主义要义的实际方法。
一、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社会主义如果从根源上进行考究的化，在16世纪已经有萌芽的出现，欧洲的文学家、政治家托马斯？莫尔在著作中对社会主义有所提及了，因社会环境的影响，理论最终无法得到实践证明，最后不断的进行演变成为了空想社会主义。在19实际，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进行总结，通过对空想主义的借鉴和改进，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其可以真正地进行实践，不再只是幻想[1]。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根本依据是科学性。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根本依据是科学性。社会主义从思想空想发展到实际中，历经了非常多的困难。苏联解体就是非常深刻的教训，再生产发展中，以领导者的相当让作为主要的指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刻板僵硬，忽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失败的例子告诫我们，不从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实际的生活质量，最终只会走向消亡。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从而对社会主义进行认可和接受。这样的骄人成绩，是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领导和决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党紧抓社会发展客观存在的规律，抓住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从而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骄人成绩，让我们能够对于社会主义发展有着更加强烈的信心，同时，我们也要坚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想要发展社会主义，使其能够稳定健康的前进，关键是要遵循科学的自然定律。科学执政是我党和国家进行执政的主要方向，能够提高党和国家的持证能力。
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的体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依据。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叙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在研究社会科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将辩证法和唯物论金向结合、统一，贯穿社会历史领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在研究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时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使其具有了精确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空想到科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共同努力作用[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汲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髓。社会主义的从理论发展到工人运动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成立出现，理念到实际发展；从一个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到如今全球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通过社会主义让我们中国从艰难困苦任人欺凌情况到成为东方雄狮的发展，这些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如果不能够遵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那么就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的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现实的例子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警示的意义。
科学社会主理论是有着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检验一种理论的科学性需要看到这一理论是否系统，是否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对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经行了详细的解释和回答。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多领域的阐述了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发展、建设和改革规律。科学社会主包括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运动和制度。三者之间有着个各自独立的作用，又有个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一整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际的社会活动才能够检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从早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到中国共产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社会的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人跟随时代的步伐，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断的创新发展，无论是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或者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无不显示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四、科学性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
科学社会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我国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从结合时代的情况，在时代大思潮下产生的。因此创新发展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离不开科学性原则。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根据国家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总结经验，分析得失，从而进行理论的创新[3]。
在社会主义的认知过程中，区分科学社会主义和非科学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科学性原则。社会主义并不仅仅只是有一种，在历史中出现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进行认知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非科学社会主义最终会检测出问题所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科学性的原则使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科学性的指引就如一盏明灯，照亮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前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没有科学原则的指导，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对前车之鉴要引以为戒。
总结：科学性设是我们认知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把握的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的科学性能够检测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和不足，从而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且不要将社会主义的美好脆弱的理念直接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赖泽源、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认识[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48-56、
[2]纪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理解[J]、才智，2015，（07）：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