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生要和现代教育技术融合。在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课堂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对于计算机终端的操控能力和对于网络教学的熟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文课程教学能否顺利的进行。所以，在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设计中，必须要参考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发挥学生在语文课程学习中的主导作用，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学生进行课堂互动，增强对于语文课堂教学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提升。
2、现代教育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整合要追求最佳效果。现代教育技术和语文学科教学的整合目的在于提升语文课程的教学效果。所以，在开展语文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要寻找学生、老师和教材之间的契合点，使得现代教育技术和小学语文之间的整合能够产生最佳的效果。在教学的过程中，要依据语文课程教学的内容，选择恰当的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学。通过各种恰当的途径，运用有效的语文教学的方式，使得教学的内容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呈现，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要参考小学生的特点和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的具体情况，选择学生乐于接受的现代教育技术开展语文课程教学，提升学生语文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在教学的过程中，同时也要依据小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学，这样才能够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促进语文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
3、现代教育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整合要开展长期的探索。现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要求老师要不断地进行知识学习，以便能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学。小学语文课程和现代技术之间的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和更新，掌握知识需要老师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另一方面学生所处的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学生的状态和精神面貌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只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知识的更新，才能够提高语文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结语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育政策；《课标》；教育实践；衔接性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高考英语将实行社会化考试，这一决策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现阶段高中英语教育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等原因，外语教学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外语教育政策的评估与调整刻不容缓［1］。实际上，外语教育政策最终要落实到外语课程政策上，高中英语课程政策主要由《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教材政策及高考英语政策组成，其中《课标》是核心［2］202［6］。但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实践的衔接还关注不够。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衔接性研究是以问题驱动的，基于语言教育实践并以政策为指向的研究，中国当前以语言教育规划为核心的衔接性研究正当其时。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分支［3］28。公共政策过程包括议程设定、政策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终结，其中实施过程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最关键环节［4］8，而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在于其对于外语教育的目标是否实现，这又依赖于政策的上传下达及政策目标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衔接效果［3］125。鉴于此，文章主要以《课标》为政策对象，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3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反思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研究
（一）教师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的认识与评价
中国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由中国教育部基础一司和二司制定［5］248。2003年，教育部颁布《课标》，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它的形成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上。李娅玲指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内输入”模式，缺少自下而上的意志上传［3］176－183。教师是《课标》客体的重要组成，是将政策转化为教学实践的关键群体［6］，同时，教师也会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教学实践，对此进行考察对政策的落实尤为关键。从既有文献来看，此方面的成果还比较少。罗桂秀通过问卷考察了40位教师对高中英语课程政策的态度与认识［6］，研究发现：在《课标》方面，大多数教师认为《课标》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过高，最难实现的课程子目标是语言技能目标与文化意识目标，《课标》的制定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60％的教师认为《课标》中最难操作的实施建议是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在教材方面，多数教师认为教材存在缺陷，教材内容和课后练习并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在高考英语方面，多数教师认为选择题题型并不能有效考察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高考试题与教材的课后练习并未有效衔接，也没有很好地体现《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徐冠兴调查发现，天津市部分参与课改的高中英语教师对《课标》理念的贯彻存在偏差［7］，对其规定的课程目标认识不足。张曦元也发现，教师对《课标》认识不足［8］。不过陈芳发现，教师理解和实施《课标》的能力自评在多个方面与所在学校学生的英语能力无显著关系［9］。这些研究显示，尽管《课标》政策引导着课程教学，但大多数高中英语教师对此教育政策的认识相对不足，评价褒贬不一，进而可能影响政策在教学中的实践。
（二）教师的教育实践
政策的实施是政策过程的最关键环节，事关政策成效的达成。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就体现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衔接好坏体现在教师是否按照政策规定的目标进行教学。在外语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是政策的主体，但教师才是真正把政策转化为教学实践的主体，没有教师的实践，政策就只是文本而已，如果忽视教师作为教育实践者的角色，忽略外语教育实践本身，无疑会为外语教育践行制造障碍［2］126。对教师的教育实践状况进行实证调查至关重要。从既有文献来看，涉及教育实践的研究较少，主要从教育实践（即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及教师的教学实践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第一，教育实践（即政策实施）面临的困境。目前政策实施还面临诸多障碍，如政策脱离实际、经费投入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应试教育制度影响严重等［3］193－196。整体上，实施《课标》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对学生评价难、评价方式单一、老师负担过重［10］；某些课程目标前后矛盾，要求过高，不易实施；对《课标》的理论基础的可靠性的疑问造成的困难；现存的高中英语测试体系对其实施带来的阻力；其他因素如师资缺乏、课程资源不足、教师接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少等［11］；《课标》未兼顾阶段性、地域性差别和城乡差异，缺乏相关部门的支持，应当贯彻多模态教学，解决教学的费时低效问题［12］；教材使用期限问题；还有一些学校擅自更改课程时数，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13］。因此相关部门应针对以上问题制定相应方案，为教师的教学实践与《课标》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第二，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师的课堂教学是否遵从《课标》规定的5个方面的目标，是检验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好坏的依据。语言技能方面。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语言技能的训练厚此薄彼，对于学生听力、阅读技能的训练远超对口语、写作技能的训练［7］。申丽调查发现长沙3所高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听说读写4项技能均存在一定问题，如阅读理解水平不高、阅读速度慢等，原因在于教师仍侧重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科学阅读与学习习惯的引导，学习动机不强［14］。张曦元发现，应试教育的影响导致教师过多注重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阅读能力低下等［8］。邓兆红发现英语教师对跨文化交际知识的了解程度不高，未遵循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基本原则，未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高中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普遍较低［15］。语言知识方面。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存在一定弊端，很多教师仍采用填鸭式教学，未能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探究等方式自己发现语法和词汇规则，因此学生并不能做到学以致用［7］。情感态度方面。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忽视了人文素养教学，学生也缺乏情感态度学习的积极性，情感态度目标与教学实践脱节［16］。学习策略方面。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学习策略缺乏深入、系统地引导［7］。文化意识方面。学生和教师文化意识目标缺失，实施难度大。教师自身文化知识欠缺，对文化教学不重视且教法单一，学生对文化学习动力不足，教师应加强自身文化素养，正确引导学生，培养其文化意识及批判思维能力［6］［17］。既有研究显示，《课标》规定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较低，教师教学实践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教育规划与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教师课堂对《课标》政策的实践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三）学生对教师教育实践的反馈
作为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客体，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实践的评价与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教学实践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学习目标与需求。如果教师并未按照政策规定的目标进行教学，反而却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说明学生的学习目标与教育政策的目标相背离［2］127，间接表明政策目标的不合理。而涉及该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不足。罗桂秀调查发现，约50％的学生认为学习英语最主要的目的是掌握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约30％的学生是为了应付高考，而60％的教师秉持“一切以高考为中心”的思想；多数学生认为，未来学习和工作所需的英语能力与高中阶段学习和考核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不相符［6］，这说明语言教育规划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郎雪调查了高中英语课堂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情况，发现多数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很少能设置符合学生需求的教学活动，很少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条件，平时不会记录学生的课堂发言等课堂活动情况，期末成绩仅由考试分数构成［18］，可见，学生在形成性评价中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实现，评价方式仍以传统的终结性评价为主。孙勇发现，高中生对目前传统的英语写作教学兴趣不高，认为写作训练的有效性低，希望教师采用符合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创造思维的教学方式［19］。研究表明，学生对教师英语课堂教学实践的反馈状况不容乐观。学生作为政策的接受者，其态度对评估政策的有效性尤为重要，在学习需求、方式和手段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亟待得到充分重视，这方面成果也需加强，以进一步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二、主要不足与反思
既有研究对促进高中英语教学改革意义重大，也丰富了中国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但成果仍比较有限，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从理论支撑来看，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单薄，理论建构不足。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是以语言政策和规划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语言政策和规划理论的不完整性，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3］27。因此，如何从理论高度构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体系，还需更多的关注。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诸多研究对外语教育政策（如《课标》）的内容介绍和描述居多，但缺乏深入的探讨；而教师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的态度和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状况、以及学生对教师教育实践的反馈是探究教育政策与实践衔接状况从而进一步检验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这三方面的整合研究却鲜有见及。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政策的有效性如何、传达者传达效度如何、接收者学习需求的达成度如何，每个环节都紧密相关，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此领域实证研究成果较少。邹为诚指出，研究外语教育政策，应采取定性调查、补充式定量调查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手段［20］。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好坏与政策的有效性直接相关，建议各学者加强此领域的实证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既要有理论的分析，又要有实践的探讨，关注课堂教学，通过记录教师的教学实践以及测试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来反观政策的有效性。此外，由于外语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可借助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第四，探索新的研究视角。总体来看，中国的外语教育，缺乏战略层面的整体思考和规划［21］。长期以来，中国高中英语教育实践深受“费时低效”的困扰。从外语教育政策发展角度来看，“费时低效”是对外语教育政策最为核心的价值问题的判断，主要是对外语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提出质疑［22］208。而政策的有效性又与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因此外语教育的“费时低效”不应仅仅归结于外语教师的教学问题，而应当审视中国整个外语教育政策制度。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不足并不能简单归于教学方法或课程设置问题，更关涉到语言政策问题，涉及政策制定、实施、评价和调整环节，更牵涉到国家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大局。需关注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实施和评估环节，从公共政策分析视角探究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状况，在研究政策本体的同时，更要关注政策主体及客体，并探析影响其衔接性的各种因素，以期进一步提高中国高中英语教学的质量，促进政策制定和落实的科学化。
三、结语
文章聚焦国内近年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衔接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现状，从教师对政策的认识与评价、教师的教育实践、学生对教学实践的反馈三个方面对高中英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反思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学界目前对外语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衔接性研究关注还比较不足，需构建科学的研究体系，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角与方法。
作者:杨荣华 董云云 单位:河海大学
［参考文献］
［1］赵蓉晖、中国外语规划与外语政策的基本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1）、
［2］鲁子问，等、外语政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李娅玲、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陶学荣、公共政策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5］张治国、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罗桂秀、语言教育规划视角下中国高中英语课程政策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7］徐冠兴、关于天津市高中英语新课程标准实施的调查与思考［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2）、
［8］张曦元、新课标在普通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9］陈芳、教育评估中的情境效应分析———以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评估为例［J］、全球教育展望，2015（5）、
［10］陈琳、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与课程改革实验中的有关问题［N］、中国教育报，2005－07－29、
［11］何旭良、实施《英语课程标准（实验）》困难面面观［J］、琼州大学学报，2006（6）、
［12］杨家勤，刘金菊，金仁慧、浅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与多模态教学［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4）、
［13］孙书京、当代中国高中英语课程问题研究———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学时等问题的历史比较［D］、聊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4］申丽、《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语言技能目标在长沙市区实现状况研究———基于课堂教学［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15］邓兆红、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视野下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实证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6］林丽香、高中英语教学中人文素养教育现状调查与改进策略［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7］刘社奇、高中英语文化教学调查研究———一项基于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教材的调查［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8］郎雪、高中英语课堂形成性评价实施情况调查［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9］孙勇、高中英语写作教学问题及对策［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0］邹为诚、《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评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课程•教材•教法，2013（6）、
小学语文教育作为小学阶段的重要教育内容，其在小学阶段的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小学生能够在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获取更多的知识，培养更多的能力。可见，语文教育必须做出创新，才能确保语文教育的效果，从而使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提高。一旦小学语文教育实现创新，小学生所具备的素质便会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展现，使小学语文教育的创新更加契合小学教育规划及教育目标的内在要求。不难看出，小学语文创新教育就是以小学生为教育对象，并在创新理念的前提下，运用创新的教学手段，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小学语文创新教育的原则
小学语文创新教育对小学生的学习成长大有益处。然而，创新教育也要针对小学生的特点，合理开展，确保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当然，小学语文创新教育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使创新教育的方向更加正确。
1、尊重个性化特点原则小学生的心理还不够成熟，他们的各方面素质还不是很高。因此，在开展语文创新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完全忽略小学生的自身特点，尤其是个性化元素，而是要充分尊重小学生的学习状况，重视他们的年龄、心理、爱好等因素，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让他们快乐地投入语文教学过程中，积极配合老师进行活动。可见，重视小学生的个性化因素，能够有效推进小学语文创新教育的进程。
2、与时俱进原则小学生的变化日益明显，因此，小学语文创新教育不能陷入僵局一成不变，而是要根据小学生的变化及教育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转变，这就是与时俱进原则的内涵所在。如此，才能将新的教育理念及时融入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保障小学语文教育的成效。可见，与时俱进原则要求对语文教育实行动态的推进，使教育过程在充分尊重变量的前提下开展，达成小学阶段语文教育的目标。
三、开展学习语文创新教育的积极策略
在推行小学生语文创新教育过程中，必须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得当的措施，以此保障语文创新教育的成效。
1、重视语文创新教育的价值，有效夯实教育基础小学语文老师要以学习为渠道，充实自身的教育管理知识，放长小学语文创新教育的眼光。老师要通过学习认清小学生这个群体的特点及创新教育的现实意义，并考虑小学生今后的学习生活，认真分析语文创新教育与他们未来学业的深层关系。如此，才能针对小学生这个特殊群体更好地开展语文创新教育，保障预期教育目标的实现，巩固预期的教育成果，语文作为工具型学科的价值才能得以呈现。
2、从教材资源中加以挖掘，有效提升学生文学素养小学语文教育内容相对简单，却传达了很多重要的人生哲理。小学语文教材是一项优质的资源，教材里面含有很多优美的诗文。老师要适时运用这些诗文，提升小学生人文素养，这无疑是语文创新教育的应有之义。
3、拓展学生课外阅读能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原有的语文教学更注重课内内容的传达。然而，这并不能满足语文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因此，在现代的教育理念下，小学语文教育也要适当注重小学生课外阅读能力的培养。老师可以鼓励小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慢慢适应课外阅读，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如此，小学生会在课外作品中逐渐形成独立的思维，从小就培养作品鉴赏能力。
4、强化作文训练，让创新教育化为有形小学生的语文教育非常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小学语文创新教育还要体现在对作文的重视上。因此，语文老师要重视小学生的写作能力，鼓励他们合理运用书中学到的经典词句，使自身的语言能力得以提升，提高写作水平。当然，老师要学会表扬学生，让他们适应写作，逐渐喜欢上写作。
四、结语
一、教学中用激情感染学生，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提高教育教学效果的策略很多，教师要会教，学生要乐学，达到学生乐学，这就需要教师讲课有感染力，而感染力来自激情。讲课没有激情，必然乏而无味，无法吸引和征服学生，也就不能感染学生，不能使学生引起共鸣，那么教学效果必然不佳。老师讲课最忌平淡乏味，语文教师要向演讲家学习，学习他们的演讲艺术。把每堂课当成一次演讲，演讲家面对的是观众，教师面对的使学生。每个演讲家在演讲前无不做精心准备，教师讲课面对自己的观众――学生更应该投入巨大的热情，认真对待，决不可糊弄学生，要把课讲得生机勃勃、引人入胜。
在现实教学中大多数语文教师讲课缺乏激情，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丝毫也得不到触动，也就别说被感染并产生共鸣了。教师讲课特别需要有感情投入，该释放激情时绝不可吝啬。就应该尽情释放，像水银泻地；像狂风暴雨；像涓涓细流。都不为过。教师讲课情绪是否饱满，精神是否振奋，感情是否诚挚、浓烈，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假定有两个教师知识水平和其他素养相当，讲课时一个感情淡薄，而另一个善于动用感情，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精神状态下去上课，效果是明显有别的。例如：前一段时间我校组织学生观看中国之声演讲团邹越教授的演讲《让生命充满爱》会场上多数同学都被邹越老师的演讲所感染并流下了眼泪。事后的观后感写的真实而又充满感情。这就是讲课有激情，有感染力的真正作用。
二、爱是提高语文课教育教学效果的原动力。
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教师只有热爱自己的职业，以当教师为荣，才能以这种自豪感去感染自己的学生，才能以饱满的激情去培养学生丰润的语文情感。教师的激情，源于对真理的热爱，源于对职业的自豪感和工作责任心，源于对工作的执著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爱憎态度。源于对学生的挚爱。三尺讲台是神圣的，
教师要有爱心，一个内心充满爱心的教师对待工作就充满热情，会将眼前的工作看成是神圣的天职，并怀有深切的兴趣。不论工作有多困难都会始终如一的坚持下去。教师只有全心全意、满腔热忱地倾注于教学工作，才能体味到教育教学带来的快慰与满足，就会爱岗敬业。从而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北京某中学教师孙刚（现已是校长）40名学生39名考入清华、北大。孙老师生病住院15天期间，40位家长为陪护孙老师争得不亦乐乎。这是为什么？因为孙老师对学生付出的爱。没有对学生的挚爱，他怎能对教学倾注那么多得热情，怎能教出那么好的学生。他所在的学校由一所普通中学变成学生们争相前往的理想学校。因为能在中学给孙刚老师当学生，几乎等于将自由的一只脚迈向了重点大学的门槛。学生选择了教师，教师就应该不会辜负学生，不会让学生失望，而是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真本领，为学生排忧解难，付出真爱。用真爱打开学生“尊其师，重其道”渴求知识的心门。即使教师生活或工作遇挫或不如意，也不要把情绪带到课堂上，因为学生是无辜的。
教师的爱体现在对自于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把握上。如果教师平常注意主动学习教育教学理论，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讲究教学艺术 ，并且精心准备教学内容，讲讲课自然而然生动感人。学生不油然而生敬意。相反，则很难打动学生。教学中，一旦失去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怎能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教师要有良好的心态，工作中难免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和问题，要正确对待。教师豁达大度，“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笑对人生。魏书生老师在一次报告中讲到：有个别教师心态不平衡，抱怨自己没当校长、局长等。魏书生老师的解答是：只要你踏实工作，在工作中展现出自己的才能，当不当校长、局长一样快乐、幸福、自豪。教师要具备审时度势、笑对人生的平常心，要能理解学生、尊重学生、宽容学生，不要在学生面前大发雷霆、影响情绪，不要因自己的工作或家庭琐事的影响而导致心态失衡，甚至厌教。教师要始终迫使自己乐教、善教的忘我工作者。
教师该如何调节情绪呢？方法有很多，例如，暂时回避，学会宣泄，培养幽默感，善于从光明的一面看问题。在教学中，特别是在语文课上，教师有一颗平常心。这样在讲授文学作品时，才能不掺杂个人情绪，才能更好的把握作品思路。根据内容的需要，或张或弛收放自如。
总之，教师讲课是用爱心打动学生，用平常心看待学生，不但要教会学生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做人，用自己的人格感染学生。即用崇高的人格魅力和渊博的知识擦亮学生渴求知识、探索人生的眼睛。
三、联系实际，加强教育教学的真对性。
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年级的学生，心理特点不同，知识状况也不同。教学中，我们要紧密联系学生实际，设计组织整个教学过程，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以加强教育的针对性。
联系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实际，我们选择的教学方法也要与之相适应。给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直观形象、化难为易，化抽象为具体，让学生愿学、乐学，从而使学生在兴趣盎然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教育。
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增强教育的时代性。在教学中我们要充分使用好教材，挖掘其中蕴含的教育内涵，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将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信息、新观点、新现象新人物补充到课堂教学中，以使教学内容更鲜活，从而增强教育的时代性。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教师必须要下一番功夫。
联系社会实践活动，增强教育的实践性。思想品德教育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在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中间“有一条小小的鸿沟，需要用实践把这条鸿沟填满。”也就是说，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只有在反复的实践中才能形成。因此，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加强教育的实践性，是语文课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课前开展调查活动，课后开展实践活动，让学生把课堂上学到的道理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消化、理解、提高。
[关键词]青年文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4-0060-04
[作者简介]蔡伟红，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硕士（山东济南 250022）
话语效果的形成和改变往往源于不同的语境，它对话语活动起着解释或制约的作用。话语参与者一方面受到语境要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能够借助一些语言手段来“操纵”语境要素，以有效地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因此，不同的语境中，话语表达、话语效果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自然也不例外，在教育客体主要指向青年学生的背景下，作为反映青年群体存在方式和思维状态的社会意识形式，青年文化便构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语境，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有效性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青年文化与青年话语
青年文化一般都被界定为一种反主流文化，如社会学家施瓦茨和默顿认为：“按照反文化的模式，假如青年在实际中接受成人的核心角色和价值观，那么青年文化在本质上只是一种附属物。但是如果他们怀疑合法的或社会的价值，那么青年文化便是一种以真正反叛姿态而出现的反文化。把青年文化看作一种反文化，强调的是青年对成人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反叛。但青年文化结构的多层次性及其与社会主流文化偏离的非对称性，说明青年文化既有反抗性也包含接受性和继承性，因此也有学者倾向于将其看作一种亚文化，认为青年文化不仅有反叛的姿态，还有与成人社会共享的观点。“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亚文化只会自发地肯定那些被广播媒体排除在外的封闭式‘解读’（从属地位的意识、社会的冲突模式等）……他们不仅和工人阶级的化有着许多共享的意识形态观点，与主导文化（至少在比较民主和可接近的形式中）也是如此”。当然，其抵抗的姿态不会改变，这也正是成人社会对青年文化保持警惕态度的原因。不管如何定性，青年文化都是青年在生理、心理、社会等共同条件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是对不同的历史形式和特殊情境的具体回应。这种回应是青年对时代困惑的想象性解决，其中既有消极的、反叛的因素，也有呈现积极的、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姿态。而伴随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变迁，青年文化对一代人的影响也许会成为过去，“他们会把他们松垮下垂的西装或脚踏车收起来，定下心过体面的平静生活，把孩子抚养长大，衷心期盼他们决不会介入任何糟糕的朋克事件。同时，文化是一个符号的世界，它特别容易在不同系统中传播，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交流、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如果以话语权掌握和实际影响力的大小为依据分析文化的强弱与否，青年文化对大学生可以说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一般认为强大而重要的主流文化则处于边缘状态。因此，对青年文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一味地批评和指责、否认它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不科学的。
在社会生活中，“话语”是一个使用广泛的术语，其意义和功能的不断扩充已经使其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领域，成为一个多元综合的复杂概念，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所说：“话语是一个棘手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他们来自各种理论的和学科的立场。”在文学研究领域，话语就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表达，“……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借用此种观点，我们可以将青年话语理解为青年群体的思想、观念的自我表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青年群体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并且越来越多的以其自身的价值观为基础，而不仅仅以父母或者其他权威人物传授下来的价值体系为基础，不管是口头话语、书面话语或者更为隐蔽的行为话语都表现出个性化、自主化等特征，而对网络用语的极度热爱，更构成了青年话语主要的当前形态，这既是青年有意区别于社会大众，不断寻找归属感的心理需求，也是青年对现实世界既表达又同步消解的态度。毫无疑问，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青年文化所具有的挑战姿态便赋予了青年话语颠覆性、叛逆性，使其更容易与其他的社会话语系统发生碰撞和冲突。
二、青年话语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冲突
一般来讲，话语冲突是指围绕着话语所在的语境，言说者与受话者的观点立场、文化背景、习俗传统等差异所带来的在思想意识、表达方式等方面造成的不和谐的话语行为。其形式既可以表现为语言使用不当而引发的诸如争吵、反驳、质问等，也可以表现为漠视、回避等消极行为。青年话语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冲突多以后者的形式出现。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惯性使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保持一贯的规范性、严肃性和稳定性，意识形态痕迹明显，对青年学生社会心理变化及其所带来的青年话语的变迁缺乏敏感，并以主流话语的身份对其保持警惕甚至排斥。而青年话语在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则趋于多元化、网络化和娱乐化，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与自身的真实需求相关性较低，对之缺乏现实关切与人本关怀，因而对后者产生逆反心理，并采取了冷漠的回避方式与冲突的对抗方式。
表面上看来，青年话语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冲突是由于语言使用不当而引发的沟通困境，但在深层意义上，它更多反映的是个体或群体在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趋异性，虽然“话语变化、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介入其中的人来说，一般情况下并非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过程却时刻发生。因此，青年话语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冲突。
主文化与亚文化。在任何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都是复杂的，主文化与亚文化不过是人为划分的结果。主文化被看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内核，它在精神层面上积淀了长期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的成果，体现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群体趋向等特质”。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项普遍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用以构建国家意识与社会理想、传播政治思想、加强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其目标在于培养受教育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素养，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大政方略，形成科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学科话语的角度看，它主要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并表现为文本话语形式的教育理论研究及话语分析。从实践话语来看，它展示的是语言作为教育的工具和媒介，以此既实现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一般教育的终极价值，又实现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特殊教育的现实意义。这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了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主导话语的地位。相对的，亚文化则作为副文化、次文化而存在。不同国家、社会的主文化尽管不尽相同，但青年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在现代社会却是普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青年文化所具有的反叛性和挑战姿态是一致的，它往往“使人联想到反叛、疏离、激进、异议、不满……”，因此，它与主文化之间的摩擦、排斥和冲突既不可避免又更容易受到关注。
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基于文化传承的视角（文化的代际传播）提出了著名的“三喻文化论”，即后喻文化（长辈教化晚辈）、并喻文化（同辈之间相互学习）和前喻文化（长辈向晚辈学习）。米德认为前喻文化就是青年文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的传递和影响模式正从“后喻文化”时代转为“前喻文化”时代，前喻文化会逐渐成为现在和未来社会文化传承的趋势。其中，“年轻人按照自己的首创精神自由行动，他们能在未知的方向中为长者引路。”正如美国著名电脑专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所说。在青少年霸占了全球信息资源的时代，需要勤奋刻苦学习、与时俱进的是成人，而不是我们的青少年。青年文化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个体性、源源不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经常让成年人感叹不已，也让成年人的教育过程显得捉襟见肘。青年文化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却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它历经各种国家形态的变迁，内化于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浓郁的时代性。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散发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现代性的维度，但在教化方式上却体现着后喻文化的价值理念。比如，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一客体”模式的框架和思维下，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话语权是极为不对称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处于话语支配地位，教育对象的话语空间受到挤压。尤其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话语往往是左右、决定学生话语形式的因素，甚至起统摄地位；而学生的话语却往往处在从属地位，成为被统摄的对象。这种教化方式自然不会轻易获得在多元化、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的认可，隐匿其中的抗拒性，便极易构成二者的冲突并首先外显为话语冲突。
三、彰显效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自我更新
青年文化与青年话语所呈现的颠覆性及其在大学校园中的影响力，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承受了极大压力，使其话语效果大打折扣。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用于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促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沟通的意义系统”，那么，在青年文化的语境下，这一“意义系统”要克服低效化的困扰，彰显效果，就必须承受挑战，不断自我更新。
首先，教育观念的更新是话语更新的前提。话语外在表现为语言形式，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语言形式，它以语言的方式存在，涉及到的是广泛的社会生活。正如巴赫金所言，“话语是一种par excel-lence（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观念、意识，是相对于语言的纯粹性、抽象性和工具性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更新不仅是外在语言形式的更新，更是话语所蕴涵的思想观念的更新。而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更新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观念更新是基本前提。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历经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阶段，长期以来，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显在特征，这既源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也渗透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为此，在青年文化的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树立理解和尊重青年文化的意识，尊重那些和成年人的理念格格不入的思想和行为，将青年文化的有益内容纳入教育理念中。今天的教师应该避免先入为主，真正摆脱多少带有居高临下意味的“主文化”和“亚文化”的二元思维方式，在教育活动中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方式，充分重视与大学生的平等交流和沟通，积极引导他们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结合中发展进步。
语文教育 “功利化” 困境 对策 探究
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片面追求短期效益，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文化建构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当下教育改革呈现“功利化”趋向。受此影响，语文教育发展亦遭遇前所未有的“功利化”发展困境，表现出语言教学枯燥乏味、人文教育严重缺失、内在教育规律被漠视、教学效果无法保证等瓶颈性问题，已与当前的教育改革精神背离。从宏观文化层面讲，语文作为一门综合性社会学科，将关系到国家现代文明的建构和个体公民人格的重塑，亦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及传统文化的传承息息相关。鉴于此，为顺应素质教育发展的要求，语文教育改革必须着力于“功利化”困境的破解，重新确立其中心统领地位，才能真正起到传承和发展华夏文化的作用。
一、语文教育遭遇的“功利化”发展困境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语文教育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通常要借助听、说、读、写的训练，着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收集能力、知识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1]除此之外，在素质教育改革体系中，语文教育实际上还承载着统筹人才全面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地应居于现代教育模式的中心地位。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语文教育的发展却遭遇诸多发展困境，甚至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
1、语文教育整体地位的没落和边缘化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语文教育都必然承载着母语传承的重任，应系统地贯穿于各类人才教育的始末。但是，在片面追求应试效益的形势下，我们的语文教育则遭遇不同程度的地位没落和边缘化。在中小学，语文教育虽然形式上位居主干课程之首，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已经成了“没落的贵族”。我们知道，语文成绩的提升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与英语、数学等课程相比，其教学投入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为了短期提升综合成绩，实现阶段性的升学考试目标，很少学生会主动加大语文的学习投入。受学生理念的影响，特别是在最后的备考阶段，应试主导下的语文教育则一步步陷入“听天由命”的边缘化状态，根本无法保证语文知识的传授效果。
更为尴尬的是，在完成高考教育之后，语文教育本应在高校发挥人文教育功能，力主国民的人格建构和民族精神塑造。而事实却是，在“功利化”教育的影响下，高校的语文教育彻底走向了边缘，完败于“外国语文”――大学英语。比如，高校非中文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两门公共必考科目是英语和政治，几乎所有重要的考试和资格认证都与语文教育毫无关系。于是，语文教育在非中文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几乎消失，备受非中文专业课程的排挤和冷落，最终成了高校中文专业的“特权”。很显然，语文教育地位的没落以及边缘化态势，与其所应承担的教育责任严重不符，也不符合教育部倡导素质教育的精神。
2、语文教育重“工具”轻“人文”的痼疾
语文教育兼具两个特性：一是工具性，侧重语言知识及言语技能传授，其教学过程可操控性较强，可在较短时间内出效果；一是人文性，侧重人文精神的建构与民族性格的培育，成果显现较为隐性、且周期较长，短时间内很难出效果。因此，在“功利化”的课堂教学中，为达到短期内提升成绩的效果，多数语文教师会侧重语言教学，而忽视或摒弃人文教育。事实上，语文教育一贯重“工具”轻“人文”的教育模式，完全割裂了语文教学内在的联系，课堂教学的执行存在舍本逐末的问题。而且，语文教育中由来已久的课程教学偏见，过于强化语言教学的工具性、抽象性、枯燥性等特征，而淡化了文学教育的人文性、形象性、生动性等特性，直接导致学生对语文课程的反感和讨厌，致使语文教学效率较低、教育发展趋势每况愈下。
3、语文教育中写作教学环节的淡化
写作行为是一个复杂的、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行为，是语文教育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写作能力既可体现学生对语言知识、技能的掌握，亦可体现其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人文性建构。基于语文学科的综合，语文教育若想实现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就必须强化以写作能力培养为中心的实践教学环节。但是，“功利化”评价体系的影响下，中小学应试写作能力培养模式，抹杀了学生的写作个性、情感需求及创新意识，最终导致学生渐渐对写作失去兴趣。另外，高校的写作教学多为中文类专业开设，其他专业几乎不会涉及写作教学，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无从谈起。就是中文类专业，其写作实践教学课时设置也是少之又少，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应用型需求。而且，写作训练是要下苦功夫、坐冷板凳，多数教师及学生很容易会对写作教学失去耐心，写作能力的培养很难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目前，语文教育中写作实践教学环节被漠视，其课堂教学很难达到预期的写作训练效果，学生写作能力普遍低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语文教育破解“功利化”困境的对策分析
当下，语文教育遭遇“功利化”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整体态势和风气的影响，也有教育既定思维和模式的制约，亦有语文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问题。总体上讲，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评价“功利化”态势，应是导致语文教育陷入发展困境的直接因素。因此，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提升语文教育的社会效益，发挥其传承母语文化、构建人文环境的作用，就必须针对症结进行“去功利化”对策的探索与实践。
1、切实确立语文教育的中心地位
素质教育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全面培养与提高受教育者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社会素质与创新素质”[2]，服务于中国经济文化的建设发展，服务于民族精神及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据此，无论是汉语言的言语技能，还是汉语言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素养，都应是现代社会综合性人才所应首先具备的能力。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语文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语言知识，培养学生较高的言语技能，引导学生用好母语；还应当着力于建构学生的精神世界，科学培养学生的人文观、创新观与整体观，这是其他任何课程都无法取代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语文都应处于各课程、各学科的统领地位，语文教育也必须处于各级、各类课程教育的中心位置。在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的趋势下，学校教育只有摆脱“功利化”教育对语文课程的威压，真正确立语文教育的中心地位，才能从教育层面上把国家规范汉语发展、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落到实处。
2、科学界定语文教育的社会功能
根据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理念，任何教育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利性。目前，语文教育表现出的社会效益不明显，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科学界定清楚语文教育的“功利”目标。事实上，在素质教育体系中，语文教育的“功利”目标具有多维性，既强调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性教育，还要凸显作为人的德育、美育等精神建构；从服务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讲，语文教育应该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3]。依此看，语文教育的功能涉及个体的精神培育和社会文明体系的建构，可为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民族的复兴提供强力的精神支撑，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影响力。语文教育的过程可能仅限于课堂教学，但其效果却会波及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的发展，可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撑。因此，科学界定清楚语文教的“功利”目标，并树立其在教育层面的权威影响力，才能真正发挥出语文教育的核心性社会功能。
3、树立并传承好大语文教育理念
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涅斯曾说，“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社会生活的外延相等”。也就是说，语文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它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与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与运用，又为社会生活服务”[4]。因此，为摆脱当前“功利化”教育的制约，语文教育必须立足社会发展，树立并传承好大语文教育理念，应从启蒙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系统、不间断地推进语文教学。大语文教育理念强调“联系社会生活，着眼全面育人，坚持整体结构，实行教学民主，着力培养自学能力和习惯，重视训练效率”[4]，旨在倡导贯穿国民一生发展的、全方位的母语及母语文化教育工程。因此，语文教育改革必须依据其“非功利”的发展规律，立足于国民教育和文化传承发展，改变短期“功利化”的教育理念，结合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学生的特点，从语言教学至人文教育分解出不同教育环节，实施系统的、分阶段、目标明确的语文教学实践改革，从而实现语文教育全面服务社会发展的目标。
三、语文教育应积极与现代社会发展接轨
当下语文教育改革的推进，除了需要宏观层面的调控政策支撑之外，还需要微观上进行内部的改变和创新。目前，按照素质教育培养综合性、应用性人才的目标，语文教育自身发展也存在考评体系单一、直接服务社会领域功能不突出的问题。因此，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语文教育改革应依据学生的多元需要，积极推行内部微观上的结构调整和教学改革。
1、语言教学应体现时代性和生动性
根据语文教学的内在规律，语文教育的第一阶段是语言教学，传授母语的语言知识，从最简单的字词拼写到复杂的句、段、篇的构造逐步推进，最终落脚到言语技能的培养。在传统语文教学中，语言教学侧重书面语教学，强调语言符号系统的概念和运用知识，过分依赖既定文本而显得相对枯燥乏味。而随着文化的多元发展，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体的盛行，语言的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介于传统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又衍生出了一种特殊语言形式――网络语言。据此，为体现语言教学的时代性和生动性，语文教育可将网络语言纳入课堂教学，尝试改变传统文本教学的枯燥乏味，凸显新媒体下语言教学的时代性和生动性。事实证明，网络语特别是网络流行语的纳入，既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可以通过诸多表现形态间文化内涵的比较，彰显母语发展的时代性和生命力，进而实现了语文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有效对接。
2、借助阅读弘扬民族文化及人文精神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及文化素养的积淀，是要通过语文教育的阅读训练来实现。但是，传统语文教育的阅读训练多服务于应试的需要，侧重教材特定篇目的课堂阅读，而忽视课外多元信息的阅读训练，很容易与社会发展脱节，也无法实现弘扬民族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功能。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语文教育对于学生的阅读训练应体现多元性和系统性，既要有课堂阅读的针对性训练，还必须鼓励学生积极涉猎课堂以外的优秀文本。从训练的目标分析，语文阅读训练不但要立足于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的提升，还应着力强化人文精神的培育功能。因此，为弘扬民族文化及人文精神，语文教学应正确引导学生尝试多元阅读，阅读内容应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常识等材料，阅读形式应采用课内与课外结合、包括适当的网络信息的涉猎，阅读目的应兼顾感知能力和精神熏陶，如此才能培养出人格健全的高素质人才。
3、写作训练应体现语文教育的社会应用性
写作能力是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着力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也是语文教育服务社会的最直接功能之一。一直以来，社会对于语文教育的写作教学存在偏见，片面地认为写作就是文学写作，也有将其当作苦差事而搁置一边的。而且，多年来应试教育影响下，中小学的写作教学片面地立足于文学写作或议论文写作，缺乏与社会接轨的应用文写作的引导和训练。事实上，写作是各类知识信息的记载和传递，是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传递信息和知识的必备技能。另外，根据当下大学生就业现状分析，大学生写作技能的缺失已经成用人单位颇为无奈的事情，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语文教育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忽视。在此情况下，语文教育改革就应该立足社会实际需求，明确语文教育写作实践教学的作用，注重学生多元写作能力的培育。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应该推行多文体的写作训练，分阶段涉及文学写作、新闻写作、论文写作、应用文写作等多类型引导，并结合不同学生的特长及专业特色尝试专项写作训练，切实体现语文教育的社会应用。
――――――――
参考文献
[1] 张瑾，黄晓玲、大学生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改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9）、
[2] 燕国材、素质教育的回溯、成就与思考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3] 冉小平、略论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管理、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一、更新语文教学观念，牢固树立语文素质意识，突出能力培养不放松。
传统的语文教学观念就是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主要是知识型、模仿型。现代的语文教育，则要求培养出智能型、创造型的学生，要能适应时展的需要。现代教育应该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广阔的胸怀、丰富的知识、聪敏的智慧、开拓的精神、创新的能力、高尚的道德、完善的人格。这一切却不是仅仅听老师讲，从书本上就可以学到的，教育传授知识仅仅是一个基础，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个性，培养能力，完善人格。
语文学科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这方面则负有更多的责任。学生学习语文，不能只是单一地学点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语文素质。语文素质是知识、能力、修养和习惯的综合体，其别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和运用语文文字的能力，这是语文素质的核心。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必须在老师的引导和点拨下，经过学生的听、说、读、写的实践训练，才能逐步实现。因此，语文教师如果不更新教育观念，不牢固树立素质教育意识，不全面地把握语文素质的内涵，就难以把语文素质教育落到实处，使其更好地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
二、改革语文教材，提供更多更好的适合素质教育的内容，让学生全面受益
语文教材应当文质兼美，适合学生阅读学习，课文应当是学习字、词、句、篇的范例，也是进行听、说、读、写练习的最好的教材。选文也要切近时代和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实际，让学生学得有兴趣，潜移默化，长远受益。
现行统编教材中确有一些课文已不适合时代要求，不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不理想。这是应当改革的。我们应使教材能跟上时展的需要，符合现代教育要求，特别是要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语文教材编写部门应该根据培养和提高学生语文素质的教学任务编选课文和组织教材体系，使之与语文素质的内涵配套，以求得语文素质教育的最佳效果。
三、改革语文教法，优化教学过程，使之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发展和提高
传统教育中弊病很多，如以教师讲授为中心，以书本知识为中心，只注重课堂讲授，集中地表现为课堂上先生讲，学生听，满堂灌等。这种陈旧的教法在语文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直至今天，尤为教学过程中仍然是讲风过盛，灌得太多，这是一大顽症。教语文，只顾教师讲，不让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练习；只让学生死记硬背字、词、句、篇的知识，不引导和点拨他们理解、消化、吸收、运用，这怎么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呢？
为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语文教学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了导读法、点拨法等许多新的语文教法，这是很好的。也只有改革旧的教法，教学过程才得以优化，教学效率才得以提高，从而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发展和提高。
四、革除“应试教育”弊端，改变标准化语文高考命题，引导学生全面提高语文素质
“应试教育”以升学应试为目的，死抠书本，死记硬背，死追分数，它只着眼于挑选学生；素质教育则要求致力于学生的发展，要求全面提高全体许文胜的基本素质，二者的目的与功能完全不同。近些年来，由于高考在语文学科也大量采用标准化命题，搞死记硬背，钻牛角尖，出偏题、怪题、难题、搞烦琐哲学，玩文字游戏，搞猜谜押宝，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引进了死胡同。
在语文教学中落实素质教育，就必须改革语文高考的命题内容与方式，要使命题朝着有利于学生语文素质全面提高和发展的方向转变，让高考这根指挥棒能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地练好语文的基本功，学好真本领，练就硬功夫，从而真正促进语文素质的发展和提高。这是当务之急，这也是引导语文教学真正走向素质教育的一个突破口。如果语文的标准化考试不改革，大家仍然围着标准化这根指挥棒转，学生的语文素质教育无论如何也是搞不好的。
五、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使其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素质服务
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传统教育的教学过程三要素是教师、学生和教材，而现代教育则增加了一个要素，这就是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这将改变课程教学的原有模式，是一个极大的变革。现代教育技术包括三种技术：意识现代媒体技术，即教育教学中应用的现代技术手段，这是一种硬技术；二是现代传媒技术，即运用现代媒体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工作方法，这是一种软技术；三是现代教学设计技术，即优化教学过程的系统方法，这也是一种应用广发的软技术。这三种技术结合起来，就是现代教育技术。
一、双语教育的认知论基础
对儿童双语现象的系统调查和探索始于近100多年前。典型的当属Ronjat(1913)的研究。但多数早期研究都是由门外汉完成的，而且往往将自己的孩子及其语言习的经历作为对象Meisel(2004)。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由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主导形成的双语研究成果才真正面世。近25年来的研究证明，儿童完全可以同时学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且质量不亚于母语学习。双语儿童在学习每一种语言的时候，都可以同样的进程获得该语言的语法能力，这和单语儿童学习母语的情形相同。换言之，双语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与单语儿童习得母语相比没有本质区别。至于两种语言是否相互影响，目前尚无定论，但Meisel初步认定，如果儿童分别在不同环境学习两种语言，那么，他们对特定语言结构的掌握就可能加速或者延迟，或者说就可能增加或者减少特定语言结构的使用频率。
Perl 和 Lambert(1962)指出，先前一系列有关双语教育的研究在方法上欠妥，比如：研究人员对参试双语者和用于测试的语言心存偏见。在修正了研究方法以后，他们发现在双语和智力发育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自此以后，关于双语能力对儿童在语言和非语言方面的认知和元认知的正面影响得到反复确认。在得出双语能力对儿童认知具有正面影响的研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选择两种语言能力比较均衡的双语者作为测试对象。只要一个双语者具有均衡的双语能力，那么，比起单语者来，他在学习方面获得的优势就更大。
与双语教育认知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母语对第二语言(外语)的影响。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学习就是语言习惯的形成过程。行为主义语言学家假设，学习者的母语习惯会妨碍其第二语言(外语)习惯的培养。学习过程中所犯错误反映了学习者母语的语言结构。但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者的观点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们似乎觉得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很多第二语言错误难以用母语习惯迁移加以解释。但即便这样，也不能断定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完全没有影响。
Lessow-Hurley (2000)在总结双语教育理论和实践成果时指出，就添加性双语教育(母语+第二语言)来说，基础研究已经证明，双语教育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1、学生在一种语言里学会的概念和技能会迁移到另一种语言之中；2、学生母语能力的发展有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3、学生认知性语言能力会得到正常发展；4、两种语言能力为学生成才创造了更好的机会。
二、双语教育有效论
讨论双语教育效果，必须厘清两个基本概念，一是双语计划实施的成败，二是双语教育的教学效果。二者虽然关系密切，但前者侧重点在双语计划的管理，后者则强调双语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这里所说双语教育效果，指的是后者。一些美国的研究者总是喜欢将二者混为一谈，在一系列双语计划失败之后，他们匆忙作出结论，认为双语教育在实践中是无效的。这种看法显然失之偏颇。美国有关双语教学效果的研究仍然没有取得最后结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效果研究总是与政治、文化问题纠缠在一起。双语教育效果研究至今未能获得突破的另一个原因是技术难度太大，变量太多。尽管如此，稍加浏览最近几年的从众多研究，还是能够从中看出某些端倪。
首先一些学者建议准确定义“成功”的概念。成功的双语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引导他们取得学业进步，并培养其社会文化整体意识。每一种语言提高的水平，由双语教育的目标决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学校要么仅仅以标准化测试，要么以学生在真实生活中的表现来检验双语教育效果。社会文化整体意识涉及到学生在主流社会和非主流社会发挥作用的能力，可是，双语教育效果测试基本不考虑学生在少数民族社区的生活状况，这个因素甚至连变量都不算。如果把学校的作用再做一点延伸，双语教育效果还应该包括这种教育对学生家庭的影响程度。公正和准确性是衡量双语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国外双语教育，特别是美国双语教育的理论研究比较成熟，一些理论研究方法和具有共性的研究成果值得参考和借鉴。但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语言教育涉及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基于不同国情的双语教育实践及其理论是不可能照搬的。我国在实施双语教育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双语教育理论。
参考文献：
[1]、Brisk，M、E、(1998)、Bilingual education：from pensatory to quality schooling(A)，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Hamers，J、F、and Blanc，M、H、(2000)、Bilinguality and Bilingualism (M)、2nd ed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