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刑事诉讼法在实施过程中，当出现特定类型的法律漏洞时，基于司法者不得拒绝裁判以及类推适用的结构合理性，可以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填补，这是顺利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必然要求。类推适用有授权式类推、个别类推和整体类推几种具体方式。在进行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时，必须遵循合宪性原则、不得作不利于当事人的类推原则以及必要的司法克制原则。
与其它实体法律法规一样，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在适用过程中，必然会有漏洞存在。在我国，当刑事诉讼法存在法律漏洞时，能否采取类推适用的方式进行漏洞填补？在学术界，基于对1997年以前刑法类推制度的反感和恐惧，鲜有人提及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问题。而在实务界，遇有明显的法律漏洞时，则通常通过案件请示制度解决问题，由上级司法机关以批复等形式进行解释，甚或直接否定当事人的诉求。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前辈和同仁。
一、刑事诉讼法能否进行类推适用
（一）司法者不得拒绝裁判（注：此处的司法机关不得拒绝裁判并非仅指司法机关不得以实体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对案件作出实体裁判，更重要的是意指司法机关同样不得以程序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作出程序上的处理，也即此处所指的是一种广义的法律适用，包括实体法及程序法的适用。）
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法官不得因法无明文规定为由而拒绝裁判，或者说法官“禁止拒绝权利”。wWw、133229、cOm[1]（p247）在法律没有对争议的事实情况进行相应的规定时，法院依然有义务对管辖范围内的待决法律案件作出判决。因此，禁止拒绝裁判成为法院在漏洞领域进行“立法”的依据，[2]（p1441）在实体法上是如此，在程序法上也同样如此。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规定极其简单，对许多问题没有规定，典型的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问题。但若当事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的申请，法官也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断然拒绝。法院必须裁判诉至公堂的法律纠纷，无权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并让当事人自己找立法者解决。因此对于法院来说，不存在无法判决的问题。人们期待法院和法律信条学对一切法律纠纷作出判决，对所有问题给出答案。换言之，必须尽可能的在诉讼中找到答案。这就是法学和其它科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因此对于法学、尤其对司法而言，不允许遗留任何无法解决的问题。[3]在刑事诉讼中，审判者同样不得因刑事诉讼法有漏洞而拒绝裁判，而只能通过类推适用等手段进行弥补，最终发现规则并作出裁判。如在上述情况中，虽刑诉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未明文规定，但从本质上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依然是一种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遵循同样的审判原理，依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此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中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的相关规定，而不能对当事人的请求直接驳回或不予理睬。（注：法律适用及漏洞填补的主要主体是法官，但基于检察官本身的司法属性，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独立的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权，也属于本文所指的“司法者”，同样也面临法律漏洞问题；另外，我国警察在刑事诉讼中也要适用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阶段也会面临法律漏洞问题，故本文中的论述也适用于检察官和警察。当然检察官与警察的法律适用在效力层级上低于法官，而在应然上，检察官的法律适用效力层级高于警察。详见万毅：《检察官法律解释权研究》，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3期。）
（二）类推适用的结构
类推适用的结构可分为两个层面，逻辑结构层面与价值评价层面。从逻辑结构上看，类推适用是指将法律针对某构成要件a或多数彼此相类似的构成要件而赋予之规则，转用于法律所未规定而与前述构成要件相类似的要件b。转用的基础在于两种构成要件在与法律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上彼此相类似，因此，二者应作相同的评价，也即是说，基于正义的要求，同类事物应作相同处理。[1]（p258）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但如果自诉人的主要证据是言词证据，且该证据是通过极其不人道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该如何处理呢？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虽然在诉讼法理上，对于私人的一般违法证据并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对于极其严重的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依然应当予以排除。[4]所以，对于这种情形，既然自诉人的证据应予以排除，无法采用，自然等同于缺乏证据，也应当说服其撤诉或驳回。此例中，缺乏罪证与罪证因严重违法而被排除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类似性，最终都产生证据不足的评价，因此可以类推适用。
然而，类推适用的逻辑结构仅仅是一个形式，其实质却是建立于规范目的基础上的价值评价，在进行类推适用时，必须进行有说服力的说明，即为何将某个法律价值标准适用于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这就是类推适用的价值评价层面的结构。类推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的形式逻辑，本来在逻辑上就疑窦重重，即为何要将对某特殊情况的规定适用于另一特殊情况。因此，在类推适用时，要从个案的情形、法律漏洞的产生原因、法律规定的文义、规范目的等多个方面进行衡量。[2]（p1452）法学上的类推适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评价性的思考过程，而非仅形式逻辑的思考操作。[1]（p258）只有同时符合逻辑结构和价值评价的要求，才是合理、圆满的类推适用。
综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进行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似乎已无疑问，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理论与实践也早已证明这一点。在德国，基于“禁止拒绝权利”的观点，由法院填补法律漏洞的必要性，在19世纪原则上已被承认。[1]（p247）如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在刑罚执行程序或自由刑之执行程序中并未规定必要的律师辩护问题，较好的见解是可以进行类推适用第140条第2项之必要的律师辩护规定，以充分保障被执行者的合法权益。[5]（p154）在日本，类推适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常见的漏洞弥补方式。如其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对询问证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主要是关于交叉询问的顺序、主询问的事项、反询问的事项、询问的方法、诱导询问等等，但对于询问鉴定人和翻译人等却没有详细规定，因此询问鉴定人和翻译人时类推适用上述询问证人的规定。[6]（p236）再如其刑事诉讼中关于送达起诉书的事项，除适用刑事诉讼规则的情况以外，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有关法令的规定。但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不能公开送达。[6]（p130）在我国台湾地区，理论上认为，类推适用的前提乃存在法律漏洞，一般而言，刑事诉讼法并不禁止类推适用，如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对于第二审上诉明文规定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但第三审中却无相应条文。从规范目的上判断，这并非立法者有意排除，而是立法漏洞，因此得在第三审中直接类推适用上述不利益变更禁止条文。基于宪法优位性的积极意义，有时不但不能禁止，反而应当类推适用刑事诉讼法。[7]（p21）
二、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漏洞情形
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类推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刑事诉讼法漏洞，漏洞绝非一个简单的形式概念，而是需要进行形式与实质的综合判断才能得出的结论。故在此对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漏洞进行简单梳理，以明确刑事诉讼法可以进行类推适用的漏洞情形。
（一）无意识的漏洞和有意识的漏洞
只有当法律对其规整范围中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也即对此“保持沉默”时，才有法律漏洞可言。然而，这种沉默可分为“有意识的沉默”和“无意识的沉默”，前者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针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设立如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而仅仅赋予被害人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和提起自诉的权利，以及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的权利，[8]这显然是立法者根本就不愿设立强制起诉制度，而并非无意识的疏忽。后者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4条规定，判决书应当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并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上诉的法院。却并未明确裁定是否应当由上述人员署名以及是否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法院，这显然是立法者的疏忽造成的，并非故意的沉默。
对于无意识的漏洞，需要进行类推适用等漏洞填补方法。如上述的裁定是否需要合议庭人员署名以及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的问题，若不署名，就无法判断审判组织的合法性，若不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就无法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因此实践中裁定都是署名的，也均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这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一漏洞的类推适用。而对于有意识的漏洞，通常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漏洞，立法者对要规范的事项故意保持沉默有两种可能，一是或许立法者根本就不想进行此种规范，如上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设立强制起诉制度是立法者本无此意；二是立法者故意留给司法者作出决定，这种情况大多是一些不明确用语的问题，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何谓“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是立法者留给司法者判断的问题。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需进行漏洞填补。
（二）开放的漏洞和隐藏的漏洞
所谓开放的漏洞，也可称之为明显的漏洞，即就特定类型事件，法律欠缺依其目的本应包含的适用规则。大多数的漏洞都属于开放的漏洞，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证人作证，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但并未明确规定鉴定人、翻译出庭作证时，是否要向他们进行上述告知，这就是明显的漏洞。对于开放的漏洞，通常是通过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弥补。
而当就某类事件，法律虽然含有得以适用的规则，但该规则在评价上并未考虑此类事件的特质，因此，依其意义及目的而言对此类事件并不合适，这便是所谓隐藏的漏洞。这种漏洞的产生原因在于范围过广的规范条文没有包含应有的限制，致使在同一规定之下出现了“不同情况，作相同处理”的情形。此时就需要将不符合立法意图的内容排除出去，保留符合立法意图的部分。这种漏洞的处理方法称之为“目的论的限缩”，其方法论基础就在于“不同类的事件应作不同处理”。[1]（p268）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但这一条文若适用范围过宽，就容易滋生侦查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弊端。因此，为防止这一弊端出现，国家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这就是目的论的限缩。从形式上看，其与类推适用是相反的方向，但二者遵循的却是同样的法理，即同类事物同样对待原则。
（三）规范漏洞和规整漏洞
所谓规范漏洞，即某个法律规定的规范结构不完整，缺少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漏洞，此时规范本身是不圆满的，缺少的必要部分导致规范根本无法适用，[2]（p1425）审慎制定出来的法律很少会有规范漏洞，但粗线条的法律规定往往规范漏洞较多，这实际上属于法律错误的一种。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但这种控告向何机关提出、处理的程序以及对结果不服如何救济等都没有规定，因此根本无法真正适用。对于规范漏洞，在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弥补的，而必须由立法机关对缺少的必要组成部分进行填补，或者由司法者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使规范圆满之后才能适用。
大部分的法律漏洞并非涉及个别法条自身的不圆满性，而是整个规整的不圆满性，也就是说，依根本的规整意向，应予规整的问题欠缺适当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规整漏洞。对于规整漏洞，司法者必须以合于法律的规整意向和目的之方式，填补法律规整的漏洞。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整漏洞也是占绝大多数的漏洞情形，例如上文中所举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问题。再如在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证据有灭失、隐匿的危险，因此当事人应当有权申请司法机关进行证据保全。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起诉前、起诉后的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问题作出规定，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证据保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我国《民事诉讼法》都已在第74条规定了证据保全制度，这显然是刑事诉讼法在此方面的规整漏洞。因为规整漏洞本身属于“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也即和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因此对于规整漏洞，司法者必须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弥补后才能作出裁判。所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若申请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证据保全，则可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证据保全的规定。
三、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几种方式
（一）授权式类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存在法律明文授权类推适用的规定，如依《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关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回避原因、回避程序的规定类推适用第28、29、30条的规定；第195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或者抗诉案件的程序，除本章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授权式类推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繁琐重复的规定，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可以类推的事项作出规定。因此，司法者在进行授权式类推时，过程较为简单，只需将被授权的法律规范直接类推适用至未具体规范的事项之中，甚至不需要进行二者在逻辑结构和价值评价上是否相似的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授权式类推究竟是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在其不明了的地方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解决的，不属于漏洞填补的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个别规范的授权类推还是整体的授权类推，授权式类推从本质上看，依然是类推适用的一种，只不过是法律明文允许的类推适用。因此，在进行授权式类推时，依然要遵循一般非授权式类推适用的原则，而不得以法律明文规定为由任意类推。
（二）个别类推
个别类推即将针对一构成要件而定之规则转用于类似的案件事实上，因为是把一个法律规范准用在一个它未曾规整的案件事实上，所以称之为个别类推。[1]（p260）个别类推是最常见的类推适用方式，其根据在于不同的案件事实彼此“相类似”，也即二者在若干观点上一致，其余则否，但不一致之处不足以排斥“相类似”的法律评价。上文中所举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漏洞及填补事例，几乎都属于这种个别类推。此外还有若干其它事例。如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的财产刑执行阶段，极有可能出现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权属异议的情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出现这种情形时如何处理并未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对民事案件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情形作出了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因此，在财产刑执行中出现上述情况时，基于财产刑执行与民事案件执行之间的“类似性”，可以直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整体类推
在许多情况下，类推适用并非仅仅把一个法律规范准用在一个它未曾规整的案件事实上，而是将由多数针对不同的构成要件赋予相同法效果的法律规定得出“一般的法律原则”，该原则在评价上也可同样适用到法律并未规整的案件事实上，这就是“整体类推”。[1]（p260）整体类推的原理在于通过对诸多法律规范的归纳，总结出法律所包含的原则，并将该原则适用于法律未明白规整的事实，在该事实中，不存在例外不得适用该原则的理由。如关于不公开审判，国外的立法通常以较为灵活宽泛的词语进行规范，将裁量权交由法官行使，如在日本，法律规定全体法官认为审理可能有危害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时，可不公开审判。[6]（p159）但我国则是明文列举了不公开审判的几种原因，依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1条规定，审判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未成年被告人案件的审理，适用相关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法庭应当决定不公开审理。综合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法律原则，即通过价值权衡，若公开审判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大于公开审判所带来的益处，审判就可以不公开。因此，当实践中出现以上情形时，法院可以依此原则决定不公开审判。
四、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应遵循的原则
（一）合宪性原则
在法律解释准则的许多法伦理原则中，其享有宪法位阶者更显重要，尤以宪法基本权部分中之原则及价值决定为然。例如，人性尊严的优越地位、对人的自由范围之广泛保护、平等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相对于其它将使规定违宪的解释，应优先选择依其余解释标准仍属可能，且并不抵触宪法原则的解答，以此种方式被解释的规定是有效的规定，由此推得：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1]（p217）类推适用作为一种漏洞填补方式，属于广义上的法律解释，因此同样要遵循合宪性原则，不得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尤其是禁止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类推适用，也就是说，对于干预基本权之强制处分，必须有法律事先的明文授权为依据，若予类推适用，则直接违反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保留原则。[7]（p21）
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和第117条从字面上分别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扣押和存款、汇款的查询、冻结，而并未规定对其他人的邮件、电报可以扣押，也未规定对其他人的存款和汇款可进行查询和冻结。从体系和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此处的“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存款、汇款”应解释为“犯罪嫌疑人享有所有权的邮件、电报、存款、汇款”。因为第141条是关于扣押的一般规定，该条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在此并未对物品和文件加以“犯罪嫌疑人的”的限定。而第116条和第117条是关于扣押邮件、电报和查询、冻结存款、汇款的特别规定，在这两条中均加上了“犯罪嫌疑人的”这一限定语。因此综合以上条款，根据立法前后一致的体系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这里的“犯罪嫌疑人的”应理解为“犯罪嫌疑人所有”，而不是“犯罪嫌疑人占有”。据此侦查机关只能扣押犯罪嫌疑人所有的邮件、电报，包括犯罪嫌疑人寄给他人以及他人寄给犯罪嫌疑人的邮件和电报，甚或他人寄给犯罪嫌疑人转交其他人的邮件、电报，也只能查询和冻结犯罪嫌疑人所有的存款和汇款，包括以真名、化名存入的存款和汇款，或者以他人名义存入的款项。但是侦查机关不得在办案过程中以类推适用第116、117条为借口对明知是属于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人，如被害人、证人或其他任何第三人所有的邮件、电报进行扣押，也不得对他们所有的存款和汇款进行查询、冻结，即使邮件、电报为犯罪嫌疑人占有，或存款、汇款是以犯罪嫌疑人的名义。因为扣押邮件、电报和查询、冻结存款是对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这类宪法位阶的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强制性措施，必须由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才可以实施，而不得由侦查机关任意类推适用于犯罪嫌疑人以外的其他人。
（二）不得作不利于当事人的类推原则
司法者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时，不得任意缩减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得因类推适用而使当事人的地位更为不利。类推适用毕竟是一种突破法律规范文义的漏洞填补手段，若因类推的适用而使当事人受损，就难以说明其具有正当性。实际上，这项原则也是合宪性原则的必然延伸。宪政主义要求以明确的权利体系保障公民的人身、政治、经济、社会等诸项权利，并要对政府行为的边界进行划分，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对公民的财产、自由等权利若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就不得随意限制或剥夺。程序性权利，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权利，对于公民来说也同样重要，若得不到完善的保障，就等于是间接对财产、自由等实体性权利的侵害。因此，司法者不得借类推适用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随意缩减、限制，使其比不适用类推时更为不利，否则就是对现代法治精神及宪政主义的背弃。
以德国刑事诉讼法为例，基于刑事诉讼的无罪推定原则，其刑事诉讼法中并无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缺席判决程序。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不出庭，不得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缺席判决程序，也不得因此认定被告已承认有罪或主张被告有罪。[5]（p115）因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同，在民事诉讼中基于效率的考虑，对于当事人的处分权给予相当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其实体和程序权利。但刑事诉讼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重大权益，因此他们始终受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的保护，对他们的辩护权、沉默权、会见权、调查证据申请权等要给予严格的保障，而对其处分权却有诸多限制，如犯罪嫌疑人不得同意被羁押或逮捕。故综合上述理由，对于不出庭的被告人不得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缺席判决程序认定其有罪，否则就是对其辩护权等程序性权利的缩减。
（三）必要的司法克制原则
如上所述，司法者在刑事诉讼中采取类推适用等漏洞填补手段时，其目的在于寻找可供利用的规范以解决纠纷，即使可称之为“法律内法的续造”，类推适用也是和法官造法不同的。司法者以解决法律争议为天职，其职责是将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当有现成的法律规范时，司法者要予以适用，当现有法律的规定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时，司法者要进行解释，在没有可适用于案件的法律依据时，就必须进行漏洞的填补。因此，对于司法者来说，类推适用手段已经是裁决案件的辅助手段，或者说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即当现行的实在法渊源或非实在法渊源不能给他以任何指导时或当有必要废除某个过时的先例时他所必须诉诸的一个最后手段。因此，类推适用等漏洞填补手段与所谓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或称法领域漏洞的填补这种纯粹的法官造法是显然不同的。“首次以类推适用或目的论限缩的方式填补法律漏洞，这是一种有创意的认识行为，假使其被追随，它也就扩充了可供适用规范的库存，虽然如此，它仍旧与公布法律那样的立法行为不同。为漏洞填补者仍然认其为认识行为，而非意志决定。借此发现的法命题，其嗣后被适用的原因，不在于它是由有权立法者所制定，而是因法院认其正确而予适用。”[1]（p278）
目前我国一些学者倡导我国也应实行司法能动主义，认为在我国实行司法能动主义能够在适用法律时实现社会价值、公共政策、公平效率等因素的有效整合，克服立法的局限性和司法的有限性，最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9]本文的主旨是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是一种刑事诉讼的方法论探讨，它要解决的问题始终是如何发现适当的规则以做出案件的裁判，而不是追求法官过于积极的造法以改变现有法律秩序，司法者的类推适用固然也是一种能动，或称之为“积极司法”更为恰当些，但和司法能动主义的要旨是显不相同的。所以在进行类推适用时，司法者必须保持必要的克制，分清漏洞填补与法官造法的界限，不宜对立法者基于各种考虑而无意确立的法律制度进行所谓“领域漏洞”的填补，否则不仅无助于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反而会导致整体改革的秩序更加混乱。
注释:
[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孔祥俊、法律方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3][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44、
[4]万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操作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3）：78、
[5][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7]林钰雄、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类似性，最终都产生证据不足的评价，因此可以类推适用。 然而，类推适用的逻辑结构仅仅是一个形式，其实质却是建立于规范目的基础上的价值评价，在进行类推适用时，必须进行有说服力的说明，即为何将某个法律价值标准适用于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这就是类推适用的价值评价层面的结构。类推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的形式逻辑，本来在逻辑上就疑窦重重，即为何要将对某特殊情况的规定适用于另一特殊情况。因此，在类推适用时，要从个案的情形、法律漏洞的产生原因、法律规定的文义、规范目的等多个方面进行衡量。[2]（p1452）法学上的类推适用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评价性的思考过程，而非仅形式逻辑的思考操作。[1]（p258）只有同时符合逻辑结构和价值评价的要求，才是合理、圆满的类推适用。 综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进行刑事诉讼法的类推适用似乎已无疑问，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理论与实践也早已证明这一点。在德国，基于“禁止拒绝权利”的观点，由法院填补法律漏洞的必要性，在19世纪原则上已被承认。[1]（p247）如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在刑罚执行程序或自由刑之执行程序中并未规定必要的律师辩护问题，较好的见解是可以进行类推适用第140条第2项之必要的律师辩护规定，以充分保障被执行者的合法权益。[5]（p154）在日本，类推适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常见的漏洞弥补方式。如其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对询问证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主要是关于交叉询问的顺序、主询问的事项、反询问的事项、询问的方法、诱导询问等等，但对于询问鉴定人和翻译人等却没有详细规定，因此询问鉴定人和翻译人时类推适用上述询问证人的规定。[6]（p236）再如其刑事诉讼中关于送达起诉书的事项，除适用刑事诉讼规则的情况以外，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有关法令的规定。但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不能公开送达。[6]（p130）在我国台湾地区，理论上认为，类推适用的前提乃存在法律漏洞，一般而言，刑事诉讼法并不禁止类推适用，如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对于第二审上诉明文规定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但第三审中却无相应条文。从规范目的上判断，这并非立法者有意排除，而是立法漏洞，因此得在第三审中直接类推适用上述不利益变更禁止条文。基于宪法优位性的积极意义，有时不但不能禁止，反而应当类推适用刑事诉讼法。[7]（p21） 二、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漏洞情形 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类推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刑事诉讼法漏洞，漏洞绝非一个简单的形式概念，而是需要进行形式与实质的综合判断才能得出的结论。故在此对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漏洞进行简单梳理，以明确刑事诉讼法可以进行类推适用的漏洞情形。 （一）无意识的漏洞和有意识的漏洞 只有当法律对其规整范围中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也即对此“保持沉默”时，才有法律漏洞可言。然而，这种沉默可分为“有意识的沉默”和“无意识的沉默”，前者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针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设立如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而仅仅赋予被害人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和提起自诉的权利，以及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的权利，[8]这显然是立法者根本就不愿设立强制起诉制度，而并非无意识的疏忽。后者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4条规定，判决书应当由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并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上诉的法院。却并未明确裁定是否应当由上述人员署名以及是否应写明上诉的期限和法院，这显然是立法者的疏忽造成的，并非故意的沉默。 对于无意识的漏洞，需要进行类推适用等漏洞填补方法。如上述的裁定是否需要合议庭人员署名以及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的问题，若不署名，就无法判断审判组织的合法性，若不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就无法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因此实践中裁定都是署名的，也均写明上诉期限和法院，这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一漏洞的类推适用。而对于有意识的漏洞，通常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漏洞，立法者对要规范的事项故意保持沉默有两种可能，一是或许立法者根本就不想进行此种规范，如上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设立强制起诉制度是立法者本无此意；二是立法者故意留给司法者作出决定，这种情况大多是一些不明确用语的问题，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项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何谓“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是立法者留给司法者判断的问题。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需进行漏洞填补。 （二）开放的漏洞和隐藏的漏洞 所谓开放的漏洞，也可称之为明显的漏洞，即就特定类型事件，法律欠缺依其目的本应包含的适用规则。大多数的漏洞都属于开放的漏洞，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5条规定，证人作证，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但并未明确规定鉴定人、翻译出庭作证时，是否要向他们进行上述告知，这就是明显的漏洞。对于开放的漏洞，通常是
通过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弥补。 而当就某类事件，法律虽然含有得以适用的规则，但该规则在评价上并未考虑此类事件的特质，因此，依其意义及目的而言对此类事件并不合适，这便是所谓隐藏的漏洞。这种漏洞的产生原因在于范围过广的规范条文没有包含应有的限制，致使在同一规定之下出现了“不同情况，作相同处理”的情形。此时就需要将不符合立法意图的内容排除出去，保留符合立法意图的部分。这种漏洞的处理方法称之为“目的论的限缩”，其方法论基础就在于“不同类的事件应作不同处理”。[1]（p268）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但这一条文若适用范围过宽，就容易滋生侦查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弊端。因此，为防止这一弊端出现，国家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这就是目的论的限缩。从形式上看，其与类推适用是相反的方向，但二者遵循的却是同样的法理，即同类事物同样对待原则。 （三）规范漏洞和规整漏洞 所谓规范漏洞，即某个法律规定的规范结构不完整，缺少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漏洞，此时规范本身是不圆满的，缺少的必要部分导致规范根本无法适用，[2]（p1425）审慎制定出来的法律很少会有规范漏洞，但粗线条的法律规定往往规范漏洞较多，这实际上属于法律错误的一种。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但这种控告向何机关提出、处理的程序以及对结果不服如何救济等都没有规定，因此根本无法真正适用。对于规范漏洞，在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弥补的，而必须由立法机关对缺少的必要组成部分进行填补，或者由司法者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使规范圆满之后才能适用。 大部分的法律漏洞并非涉及个别法条自身的不圆满性，而是整个规整的不圆满性，也就是说，依根本的规整意向，应予规整的问题欠缺适当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规整漏洞。对于规整漏洞，司法者必须以合于法律的规整意向和目的之方式，填补法律规整的漏洞。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整漏洞也是占绝大多数的漏洞情形，例如上文中所举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先予执行、财产保全问题。再如在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证据有灭失、隐匿的危险，因此当事人应当有权申请司法机关进行证据保全。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对起诉前、起诉后的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问题作出规定，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证据保全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我国《民事诉讼法》都已在第74条规定了证据保全制度，这显然是刑事诉讼法在此方面的规整漏洞。因为规整漏洞本身属于“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也即和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因此对于规整漏洞，司法者必须以类推适用等方式进行漏洞弥补后才能作出裁判。所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若申请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进行证据保全，则可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证据保全的规定。 三、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的几种方式 （一）授权式类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存在法律明文授权类推适用的规定，如依《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关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回避原因、回避程序的规定类推适用第28、29、30条的规定；第195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或者抗诉案件的程序，除本章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授权式类推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繁琐重复的规定，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可以类推的事项作出规定。因此，司法者在进行授权式类推时，过程较为简单，只需将被授权的法律规范直接类推适用至未具体规范的事项之中，甚至不需要进行二者在逻辑结构和价值评价上是否相似的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授权式类推究竟是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在其不明了的地方是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解决的，不属于漏洞填补的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个别规范的授权类推还是整体的授权类推，授权式类推从本质上看，依然是类推适用的一种，只不过是法律明文允许的类推适用。因此，在进行授权式类推时，依然要遵循一般非授权式类推适用的原则，而不得以法律明文规定为由任意类推。 （二）个别类推 个别类推即将针对一构成要件而定之规则转用于类似的案件事实上，因为是把一个法律规范准用在一个它未曾规整的案件事实上，所以称之为个别类推。[1]（p260）个别类推是最常见的类
推适用方式，其根据在于不同的案件事实彼此“相类似”，也即二者在若干观点上一致，其余则否，但不一致之处不足以排斥“相类似”的法律评价。上文中所举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漏洞及填补事例，几乎都属于这种个别类推。此外还有若干其它事例。如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的财产刑执行阶段，极有可能出现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权属异议的情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出现这种情形时如何处理并未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对民事案件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情形作出了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因此，在财产刑执行中出现上述情况时，基于财产刑执行与民事案件执行之间的“类似性”，可以直接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整体类推 在许多情况下，类推适用并非仅仅把一个法律规范准用在一个它未曾规整的案件事实上，而是将由多数针对不同的构成要件赋予相同法效果的法律规定得出“一般的法律原则”，该原则在评价上也可同样适用到法律并未规整的案件事实上，这就是“整体类推”。[1]（p260）整体类推的原理在于通过对诸多法律规范的归纳，总结出法律所包含的原则，并将该原则适用于法律未明白规整的事实，在该事实中，不存在例外不得适用该原则的理由。如关于不公开审判，国外的立法通常以较为灵活宽泛的词语进行规范，将裁量权交由法官行使，如在日本，法律规定全体法官认为审理可能有危害公共秩序和社会良俗时，可不公开审判。[6]（p159）但我国则是明文列举了不公开审判的几种原因，依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1条规定，审判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未成年被告人案件的审理，适用相关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法庭应当决定不公开审理。综合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法律原则，即通过价值权衡，若公开审判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大于公开审判所带来的益处，审判就可以不公开。因此，当实践中出现以上情形时，法院可以依此原则决定不公开审判。 四、刑事诉讼法类推适用应遵循的原则 （一）合宪性原则 在法律解释准则的许多法伦理原则中，其享有宪法位阶者更显重要，尤以宪法基本权部分中之原则及价值决定为然。例如，人性尊严的优越地位、对人的自由范围之广泛保护、平等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相对于其它将使规定违宪的解释，应优先选择依其余解释标准仍属可能，且并不抵触宪法原则的解答，以此种方式被解释的规定是有效的规定，由此推得：在多数可能的解释中，应始终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原则者。[1]（p217）类推适用作为一种漏洞填补方式，属于广义上的法律解释，因此同样要遵循合宪性原则，不得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尤其是禁止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类推适用，也就是说，对于干预基本权之强制处分，必须有法律事先的明文授权为依据，若予类推适用，则直接违反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保留原则。[7]（p21） 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和第117条从字面上分别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的扣押和存款、汇款的查询、冻结，而并未规定对其他人的邮件、电报可以扣押，也未规定对其他人的存款和汇款可进行查询和冻结。从体系和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此处的“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报、存款、汇款”应解释为“犯罪嫌疑人享有所有权的邮件、电报、存款、汇款”。因为第141条是关于扣押的一般规定，该条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在此并未对物品和文件加以“犯罪嫌疑人的”的限定。而第116条和第117条是关于扣押邮件、电报和查询、冻结存款、汇款的特别规定，在这两条中均加上了“犯罪嫌疑人的”这一限定语。因此综合以上条款，根据立法前后一致的体系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这里的“犯罪嫌疑人的”应理解为“犯罪嫌疑人所有”，而不是“犯罪嫌疑人占有”。据此侦查机关只能扣押犯罪嫌疑人所有的邮件、电报，包括犯罪嫌疑人寄给他人以及他人寄给犯罪嫌疑人的邮件和电报，甚或他人寄给犯罪嫌疑人转交其他人的邮件、电报，也只能查询和冻结犯罪嫌疑人所有的存款和汇款，包括以真名、化名存入的存款和汇款，或者以他人名义存入的款项。但是侦查机关不得在办案过程中以类推适用第116、117条为借口对明知是属于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人，如被害人、证人或其他任何第三人所有的邮件、电报进行扣押，也不得对他们所有的存款和汇款进行查询、冻结，即使邮件、电报为犯罪嫌疑人占有，或存款、汇款是以犯罪嫌疑人的名义。因为扣押邮件、电报和查询、冻结存款是对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反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种种理由，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刑罚的安抚功能已经使被害人得到了精神抚慰，而且如果允许提起精神赔偿，就构成了对被告人的双重处罚，使得犯罪人承担的责任后果过重，有违公平。作者认为，设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完全必要的，它与刑罚的并用并不构成双重处罚。它们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发生竞合时不应该厚此薄彼。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
精神损害系指行为人侵害他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身权利，给受害人在人格、尊严、精神、信誉等方面造成的损害[1]。这种损害对人会造成心理上甚至生理上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无形的，很难用物质来衡量。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侵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立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层次来理解：
首先，精神损害赔偿是仅适用于民事侵权案件。公民的人格权受到非法侵害，随之产生对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自然人依据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权利受到侵害为由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该受理。
其次，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法律后果，是一种侵权人因侵害他人的人格权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这种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在人格权侵害案件中，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只要加害人的加害行为符合侵权要件，则民事侵权成立，就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
另外，它是一种赔偿责任，是立法上一种侵权受害人的法律救济方式，具有补偿的性质。它不是对被害人的惩罚，而是为了填平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失而使用的补偿措施。因为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无法用物质来直接准确量化损失。要求侵权人给于一定数量的金钱给予被害人精神抚慰，这是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实质目的。
（二）禁止双重处罚的含义
禁止双重处罚，也称不重复处罚，是指行为人因一个违法行为已受到行政制裁或刑事制裁，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给予同一类型的处罚。[2]实质上，它是要求对违法者进行处罚要做到罚当其过，不能重复处罚，但它的适用一般是仅限于同一法律部门之内。
在行政法上，它体现为“一事不二罚”原则，即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不得根据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但我国并没有完全建立行政法上的一事不二罚，《行政处罚法》第24 条表述略有不同：“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在刑法上，它在禁止双重评价原则中有所体现。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禁止对与被告人刑事责任有关的要素作多次评价[3]。因此，在想象竞合犯中，虽然同一行为体现了同一不法内涵和罪责内涵，但在定罪量刑中，不能对一个犯罪行为做罪名上的重复宣告和量刑上的重复考量，只能从一重罪处罚。
在刑事诉讼中判处刑罚的同时，能否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法律部门间不同责任竞合的问题，与同一法律部门中的双重处罚完全相异。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禁止双重处罚原则加以否定，这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
（三）双重处罚与法律责任竞合
1、法律责任竞合的产生原因
法律责任是指，根据法律规范，某种类的行为所导致的、对行为主体不利的后果[4]。如果行为人的某个行为同时符合不同法律规范中的法律责任构成要件，就产生了不同的法律责任，责任竞合由此产生。
这种客观竞合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发生在同一法律部门中的同类法律责任竞合；另一类是发生在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不同类法律责任竞合。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处理的，就是一种典型的法律部门间的法律责任竞合，即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竞合。
2、双重处罚与法律责任竞合的区别
从法理上分析，“双重处罚”禁止的是，不得基于“同样事实”、“同样理由”给予同类性质的处罚。对于同一行为，国家不能用同类法律重复考量，而且它适用的前提是在同一法律部门内。比如甲深夜纵火烧毁了乙的房屋，并致乙重伤，甲被判处放火罪后，就不能再以甲放火烧伤乙而判处其故意伤害罪的刑罚。
而法律责任竞合处理的不限于同一法律部门，相反大多数是法律部门间的竞合情形。这是法律责任竞合不同于双重处罚情形的最大特点。
3、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可以在竞合中并存
对于法律责任竞合如何处理，法理学界多数认为，法律责任类别之间是完全可以交叉存在的，竞合的情形是必然存在而且应当允许的。行为主体承担一种法律责任后，不当然免除其他法律责任，有时恰恰应该同时承担其他类型的责任。这并不是双重处罚，因为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的功能、性质不相同，不能简单地以此代彼。
行政刑法中的行政犯罪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当行政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而转化为犯罪的，即可称之为行政犯罪[5]。换而言之，构成行政犯罪，前提必须是刑事和行政的双重违法性。而理论界和实务中，对此类犯罪采取的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科的态度，并没有因为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而豁免行政责任。比如，《森林法》第35 条对于“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越职权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不单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如果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187 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从竞合角度分析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被告人对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与自身承担的刑事责任，也是一种双重违法性导致的不同类法律责任竞合。从法律责任竞合的角度出发，刑事程序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性质上不是两次处罚，更不是双重处罚，应该得到刑事诉讼法的支持保护。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理解：
第一，精神损害赔偿是从民事法角度对犯罪人施加的民事赔偿责任，判决执行的刑罚是从刑事法角度对犯罪人科以的刑事责任。前者是因为犯罪人实施犯罪时侵害了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利，符合侵权之债的构成要件，从而对被害人负有的损害赔偿责任，旨在恢复私法的法律关系；后者是因为犯罪人违反刑事法规范，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旨在恢复公法上的法律关系。两者是民事与刑事责任的竞合关系，并非同一法律部门中的双重处罚情形。而且，犯罪人由于自身行为使公法和私法的法律关系均受到侵害，理应承担两种法律责任使两者都得到恢复。
第二，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是补偿性，是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抚慰，这在前文已经论述的比较详尽了。这种民事责任是为了保障被害人的精神权益，实现私法意义上的公平而产生的，并没有刑事责任所强烈体现的惩罚性、报复性。因此，即使两者并用也不是民法和刑法上的两次处罚。两者在法律调整上的功能是不同的，不能彼此替代。
第三，民事侵权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其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该是地位等同的，只是前者针对的是精神上的损害，后者针对的是物质上的损害。两者的请求权基础是类似的，只是损害表现的情况有所不同而已，在民事法上是平等受保护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 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然物质上的损失要赔偿，精神上的损失也应该赔偿，没有理由把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外。
（五）国外关于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国外多数国家均认为，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求偿权不能因为公权力的介入而遭到剥夺，应允许刑事被害人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获得精神赔偿。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 条明确规定：“民事诉讼可以与公诉同时在同一法院进行”，“民事诉讼可以包括作为对象的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及精神的全部损失。”[6]英国《1970 年刑事审判法》规定，可以命令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也负赔偿责任，并将人为伤害分为人为攻击、胁迫、精神折磨等。美国和日本的立法都允许被害人通过单独提起民事程序，对犯罪人提起全面的损害赔偿。
相比之下，中国在精神损害赔偿上显得过于保守，迟迟不肯迈出这一步，有点赶不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其实，在某些类别的犯罪中，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得到了间接的认可。比如交通肇事犯罪中，被害人已经死亡的，可以要求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并不是物质损失，而是带有对死者家属精神抚慰的性质。综上所述，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是一种民事侵权的损害表现形式，精神损害赔偿的自然人基于对自身民事权利的救济而应当享有的。它与刑事责任的并用完全是一种部门法之间的竞合情形，各自功能不同，并不是对刑事被告人的双重处罚。而且，出于立法体系统一的考虑，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该与民法保持一致，保障被害人完全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
注释:
[1]张文志、 “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06,(4)、
[2]沈文星,马天乐、试谈对法律责任适用中竞合问题的处理、林业经济问题、2000,(4)、
[3]刘为军,郭泽强、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研究、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2)、
[4]刘作翔、法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30、
关键词：罪犯 监狱 工伤 医疗纠纷
近两年来，笔者先后处理了两起因罪犯服刑期间发生工伤、医疗纠纷引起的诉讼案件，深切感受到罪犯及其亲属乃至社会上法律工作者和监狱民警，对罪犯与监狱工伤、医疗纠纷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及现行法律规定尚有模糊认识。一些新闻媒体甚至部级法律专业性报刊在进行法律宣传时，对此类问题的咨询和解释亦不乏偏颇和错误之处，如2002年某一天的《法制日报》，刊登北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一读者为一名在押罪犯发生工伤问题的法律咨询文章，该律师援引《监狱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认为服刑人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此观点违反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在监内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作用，以至于引起不必要的讼累。虽然罪犯与监狱之间的医疗、工伤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在目前法律制度下罪犯难免败诉的结果，但却使我国对罪犯人权保护程度相对较低的现状充分暴露，势必影响我国监狱在国际上的形象，且容易授人以柄，为西方国家和国外敌对分子攻击我国人权保障留下口实，亟需学界准确确定该类案件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进一步加深对罪犯法制教育特别是罪犯司法救济途径教育，加深对监狱法的理解，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监狱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为罪犯创设作为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权利——诉权，使我国罪犯人权保护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罪犯与监狱医疗、工伤纠纷案件的性质
考察法律问题，首先要确定存在不存在法律关系？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各个构成要素是什么？首先要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的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三段论的适用以准确适用法律，做出正确的判决。①
（一）罪犯与监狱之间的医疗、工伤纠纷，究竟存在不存在法律关系？社会规范系统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很多生活关系由道德、风俗、习惯、宗教等社会规范调整，法律并不介入，如民法学说上所谓的“好意施惠关系”、“自然债务”等多种社会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也不能形成法律关系，不能通过法律渠道予以救济。罪犯与监狱之间的医疗、工伤纠纷，究竟存在不存在法律关系？答案显而易见是肯定的。目前，无论是社会上普通公民的医疗卫生、劳动保险、劳动保护，还是监狱内罪犯的医疗卫生和劳动保险、劳动保护，均有国家法律予以调整。有关社会上普通公民的医疗卫生和劳动保险、劳动保护，我国《宪法》、《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均已作了规定，而且基本上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关于罪犯的医疗卫生和劳动保险、劳动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分别作了规定。因此罪犯与监狱之间的医疗、工伤纠纷，已经纳入国家法律调整的范围。
（二）罪犯与监狱医疗、工伤纠纷容易出现的争议点即核心法律关系及与其相关联的法律关系
罪犯与监狱医疗、工伤纠纷引发的诉讼案件，从案件受理时间来看，多发生在罪犯刑满释放后，或虽刑罚未执行完毕但罪犯因病、工伤或医疗事故死亡之后，此时罪犯已经不再接受刑罚惩罚；从诉讼当事人来看，原告或为发生争执的法律关系主体——刑满释放后已经获得人身自由的普通公民，或非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为保护已经死亡的罪犯的权利而提起诉讼的罪犯近亲属，在押罪犯很少提起该类诉讼。从表面上看，该类案件是普通百姓因医疗纠纷或工伤引发的民事纠纷，或容易被人认为是行政管理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监狱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罪犯之间的行政管理纠纷，以至于现实中，有的原告以医疗事故纠纷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起诉至法院，有的原告以工伤诉至劳动仲裁委员会直至起诉至法院，有的原告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有些地方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混淆不清，加之利益驱动，盲目受理该类案件并加以审理，而且象审理其他案件一样，不管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首先进行法庭调查，查明案件事实，给刑罚执行机关徒增了不必要的麻烦，浪费了大量时间、人力、物力。究竟该类案件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或属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法律关系，或属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亦或属刑罚执行机关与罪犯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是处理该类案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只有全面地把握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适用法律。而要全面地把握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首先考察该类案件法律关系的要素。
（三）罪犯与监狱医疗、工伤纠纷案件法律关系的要素分析
主体、客体和内容，是任何法律关系都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罪犯与监狱医疗、工伤纠纷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没有明确之前，笔者对该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姑且不论，首先对该法律关系发生的时间、地点特别是该法律关系的主体及其变动情况作浅显分析。
1、 从法律关系发生时间来看，发生争议的事实不管是工伤，还是罪犯的疾病和监狱的医疗行为均发生在罪犯接受刑罚期间。监狱收押罪犯之前或罪犯刑满释放之后发生的工伤和医疗纠纷当然与监狱无关。
2、3、 从法律关系发生地来看，发生争议的事实发生在大墙之内，为刑罚执行场所。即使发生在大墙之外的劳动改造场所和押解途中的囚车之内，亦应视为刑罚执行场所或刑罚执行场所的延伸。因监狱组织罪犯在大墙之外为社会上提供劳务发生的工伤，除非定作方有明显过错，罪犯向定作方主张权利，否则，仍为罪犯与监狱之间的关系。
4、3、从法律关系主体要素来看，原告向监狱主张权利，监狱作为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勿容置疑。但另一方主体是否即为原告需进一步讨论。判断法律关系主体，应以法律关系发生之时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为准。罪犯在监狱发生的工伤和医疗纠纷，只能以罪犯作为法律关系主体适用有关监狱与罪犯的法律规范确定其权利义务，罪犯方为发生争执的权利义务主体。虽然是已经死亡的罪犯近亲属作为案件当事人参加诉讼，向监狱主张权利，但并非是由于他们本人的权益发生了纠纷，他们只是依据法律规定履行保护死者权益的职责并依法继承其财产。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不能以罪犯近亲属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确定其与监狱的权利义务。同理，亦不能因罪犯已刑满释放，以刑满释放的社会普通公民作为该类案件法律关系主体，按照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其与监狱的权利义务。
4、从法律关系要素的变动情况来看，虽然对方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或因刑满释放这一法律事实，业已从在押罪犯变为恢复自由的普通公民；或因病死亡，无法享受权利，承受义务，但罪犯与监狱医疗、工伤纠纷案件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是发生了变动，并没有因此变更，并没有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后果。
（四）罪犯与监狱医疗、工伤纠纷案件法律关系的性质
笔者认为，该类案件其法律关系，既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亦非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法律关系，也不是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而应撩开原告起诉时间和起诉时原告身份的面纱，从医疗、工伤纠纷发生之时双方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考察，将该类案件确定为刑罚执行机关与罪犯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
1、该类案件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监狱为刑罚执行机关。争议发生时罪犯系监狱在押服刑人员，双方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因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发生的工伤和医疗争议，原告以民事案件提起诉讼，监狱非该民事案件的适格主体。罪犯因工伤或因其它疾病被送往监狱医院，监狱负有救死扶伤的职责，但监狱医院与罪犯之间的关系仍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医患关系。主要表现在：
（1）从医疗合同是否成立来看，双方不存在医疗合同关系。合同为双方法律行为，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才告成立。这是诺成合同成立亦即一般合同成立的规则。医疗合同具有诺成性特征，医患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医患合同方才成立。合同当事人达成合意的过程区分为两个阶段，即要约和承诺。医疗合同的订立过程一般表现为患者前往医疗机构挂号就诊，医疗机构接受患者就诊，因此确立合同关系。然而，无论学界对于医疗合同成立过程中哪一方为要约人，哪一方为承诺人如何争论，都改变不了双方要经过要约、承诺两个阶段，最终双方要意思表示一致的根本原则。②然而，罪犯在监狱医院根本不具有诺成的特征，由于罪犯是在监狱接受刑罚惩罚的服刑人员这一根本性质以及刑罚的强制性特征，决定了罪犯疾病治疗也带有强制性的特征：罪犯疾病必须首先经监狱内部医院救治或审核，特殊情况下只有监狱同意方可到监狱外医院治疗，罪犯没有选择医院的权利，只能由监狱根据病情确定送往治疗的医院，无须罪犯的承诺。所有这些进一步印证了：即使是监狱对罪犯的疾病治疗，也明显不同于社会医患关系，不属于医疗合同关系，仍然具有鲜明的刑罚强制性的色彩，仍然属于刑事法律关系。
（2）罪犯的医疗经费为国家预算内行政事业经费，非罪犯个人经费，监狱医院不收任何医疗费用，不存在丝毫的经营性质。和社会医院明显不同。虽然部分社会医院被列为事业单位，但也具有一定的经营性质，均存在以药养医的现象。为什么社会公民医疗经费享受不到国家拨款，罪犯反而能够享有，根本原因还在于罪犯是在监狱内接受刑罚惩罚的服刑人员，与监狱存在刑事法律关系。因此，从罪犯的医疗经费亦可印证监狱对罪犯的疾病治疗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医患关系。
（3）从救治医师来看，和社会医院也不相同，监狱医院内部医师，均为监狱人民警察。
（4）从医疗服务的性质来看，社会上医疗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监狱医疗服务的对象仅为在押罪犯，不具有公共性质。从这一点来讲，亦说明监狱和罪犯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医患关系。
（5）从医疗主体来看，监狱医院不符合法定医疗机构的标准。1994年2月26日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规定：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2）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3）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4）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5）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6）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监狱医院为监狱内部的一个卫生管理部门，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不具备医疗机构资格。仅类似工厂内部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卫生室。而工厂内部卫生室和工厂员工因疾病治疗发生的争议，我们认为非医疗合同关系，应为企业内部劳动关系。
因此，虽然同为救死扶伤，但监狱医院对罪犯的医疗行为和社会医院有着本质的区别。罪犯或其人如果认识不到监狱医院的性质，认识不到监狱医院和社会医院医疗行为存在的本质区别，认识不到罪犯为什么到监狱医院治疗，仅以监狱医院对罪犯有医疗行为，片面认为双方之间的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医患关系，这就混淆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
2、 该类案件非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法律关系3、实践中，不少同志依据监狱法第七十二条关于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第七十三条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的规定，认为一旦罪犯与监狱发生工伤争议，就应该按劳动法律关系处理。近几年来，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和司法部先后出台了关于罪犯工伤处理的规范性文件，个别地区法院认为该规范性文件不符合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或劳动规章的规定，直接援用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罪犯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决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因此，监狱与罪犯之间的关系决不等同于劳动法律关系。何况监狱法第七十三条“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只是要求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何谓参照？参照即参考，参照的规定不同于可以直接援引用于判决的法律依据。既是参照，并不必然依照，既可选择适用，亦可选择不适用。因此，不能因为监狱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将该类案件认定为劳动法律关系。
4、 该类案件非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5、虽然监狱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监狱人民警察已经被列为公务员序列，但作为管理者的监狱与被管理者罪犯，并非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不是行政行为，而是刑事司法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刑事司法行为的主体，只限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海关、军队保卫部门，行政行为的主体范围比较广泛，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委托的人以及法律授权行使行政权的单位。刑事司法行为必须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如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通缉、搜查、收押、监外执行、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释放监狱服刑人员等。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将刑事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区分开来，将刑事司法行为列为不可诉行为。我国国家赔偿法将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承担的赔偿责任列入刑事赔偿范围，和行政赔偿明确区分开来。因此该类案件不为行政法律关系调整。
二、该类案件应适用的法律
1、因工伤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应适用我国《监狱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我国《监狱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罪犯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 ，该条法律规范意谓：该类争议只能由监狱参照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争议处理机关为刑罚执行机关，既不适用劳动仲裁程序，亦排除了人民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审判权、罪犯对监狱的诉权。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只是参照，并不要求必然依照。监狱管理机关据此完全有权制定本系统处理该类案件的规范性文件用以指导基层监狱处理该类纠纷。这样并不有悖于上位法的规定。同是工伤，为什么社会上职工按民事案件劳动法律关系处理，而对罪犯只能按照监狱法处理？根本原因就在于监狱和罪犯之间最本质的法律关系，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与罪犯之间的关系。如罪犯一味坚持双方的医患关系，将陷入本末倒置、混淆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境地。
2、其它因病死亡的，应适用监狱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我国监狱法对罪犯因病死亡罪犯家属发生的争议专门作了规范，规定了特别的处理程序，应适用其特别规定。《监狱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死亡的，监狱应当立即通知罪犯家属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罪犯因病死亡的，由监狱做出医疗鉴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的医疗鉴定有疑义的，可以重新对死亡原因做出鉴定。罪犯家属有疑义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罪犯非正常死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检验，对死亡原因做出鉴定。”此程序，与社会上医患纠纷处理程序有两点完全不同：一是罪犯家属有疑义的，只能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罪犯家属有疑义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中的“可以”两字貌似可选择性法律规范的字样，但在此法律规范中，只有一个选项，没有第二个选项，因此仍属强制性法律规范。原告寻求的司法救济途径只能向人民检察院反映，由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刑罚执行监督权力，解除原告的疑虑。二是罪犯因病死亡和非正常死亡的医疗鉴定单位只有两种单位：监狱和人民检察院，截然不同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如果人民检察院对罪犯非正常死亡已经做出法医鉴定，在与监狱的争议中，刑释人员或其亲属则无权申请其它单位再次进行医疗鉴定。
三、罪犯司法救济途径即诉权的建立与完善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监狱不仅不是该类民事案件的适格主体，而且按照应适用的法律规定，罪犯在与监狱的工伤和医疗纠纷中依法根本不享有诉权。这将凸显出我国对罪犯人权保障程度的低下，严重影响我国监狱在世界上的形象。诉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的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为实现诉讼目的，必须向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宪法化”，是现代宪政发展趋势之一，而且这一趋势日益呈现出普遍性来。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诉权上升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国民享有诉权，尽管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之。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国民享有诉权及其保护性规定，从而明确和昭显诉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罪犯虽然是触犯刑律接受刑罚的人，但仍是我国公民的一部分，亦应象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享受诉权。然而，当罪犯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监狱内受到侵犯而又不构成刑事案件时，他们像被刑事拘留、逮捕等其他刑事司法行为相对人一样，按目前法律规定享受不到诉权，只能向人民检察院反映或按《国家赔偿法》寻求国家刑事赔偿。然而国家刑事赔偿中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最终解决和确定刑事赔偿问题的最终决定程序，只是一种非讼特别程序，并不能因此说明罪犯有权寻求国家刑事偿而享有诉权。
给予刑事司法行为相对人包括罪犯以诉讼权利，以便其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侵犯时，能够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能够享受到国家审判权对国民给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应该尽快列入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建议监狱法修改时，将第七十三条修改为：“在劳动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参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监狱法》第五十五条后亦相应增加：“对人民检察院鉴定结论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以赋予罪犯真正的诉权，进一步拓宽罪犯司法救济权，提高我国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水平，树立我国监狱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
注：
① 王利明 2003年中国民商法网《法律关系方法论》
关键词：民办高校；法律问题；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事业单位；法人
中图分类号：D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025—03
一、民办高校的法律规定及其分类
（一）民办高校的法律规定
我国《宪法》（1982）第19条第4款明确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是民办教育立法的根本根据。
民办高校是一种民办学校，因此，《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自然也就是调整民办高校的最直接法律依据。
由于民办学校通常被归入民办非企业单位，因此，也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的调整。另外，民办高校的性质决定了，《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也适用于民办高校。
（二）民办高校的分类
第一，根据其教育类型，可以分为文化教育类和职业培训类（或者分为普通教育类和职业教育类）两类。
第二，根据其是否取得合理回报，可以分为取得合理回报类和不取得合理回报类两类。
第三，根据举办时资产的来源，可以分为投资类和捐资类两类。
第四，根据是否从事经营，可以分为经营性类和非经营性类两类。
第五，根据是否取得学历，可以分为学历教育类和非学历教育类。
二、民办高校的法律性质
（一）民办高校有别于公办高校
1997年，国务院制定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2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与取代该条例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2条的规定，在措辞上不太相同，而内容却是一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2条所规定的“社会力量”是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这里的社会力量其实就是指社会组织；该条规定明确了社会组织的范围。从《民办教育促进法》第2条的规定可知，民办高校与其他民办学校一样，是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区别仅仅在于，其举办是否利用了国家财政性经费：利用了则属于公办，反之则属于民办。
（二）民办高校与法人
1。民办高校是否属于法人？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9条规定，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举办民办学校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第35条又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该法规定了举办者的“法人资格”、民办学校的“法人条件”和“法人财产权”，却没有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属于法人。本文认为，既然法律要求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以上法定条件，那么民办学校自然也就应当具备法人资格、属于法人，否则就无法正常开展教育事业，无法正常进行经营。本文建议，在今后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时必须予以明确民办高校的法人资格，这样规定可以避免引起歧义和不必要的法律难题。
2。民办高校属于什么类型的法人？
严格来说，《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无法整体归类在《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法人范围之内的。因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性质较为复杂，难以整齐划一，需要予以区别对待。民办高校也同样是这样。《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类型有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虽然法律要求举办民办学校的主体应当具有法人资格，但这不意味着民办学校自然成为举办法人单位的一部分，也不意味着民办学校从属于举办主体的法人性质，而分别成为了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或者社会团体法人。
首先，需要区分民办非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可知，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资产的来源不同：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是事业单位；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 条中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这说明了，目前的民办高校不属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事业单位范围。
其次，需要区分事业与事业单位。一方面，《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条中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民政部制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1999）第4条列举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9种类型，教育事业为其中之一，这样，民办高校自然也是一种民办非企业单位。由此进一步说明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民办高校的教育固然属于教育事业，而民办高校却不属于事业单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关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介绍,指出了其存在的诸多弊端。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亦有相关规定,笔者对此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最后本文提出了对于我国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效力界定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 内容违法 民事行为 效力 改进
法律行为(我国称之为民事行为)概念滥觞于德国,乃《德国民法典》总则概念之一,与意思自治密切相连,并且是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主要事实,被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广泛关注。然而,意思自治并非无所限制。在当下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频现,法律对意思自治限制颇多。民事行为内容如果出现违法,其效力如何,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探讨该问题前,必须先明确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中“内容”二字所谓何意。按照目前通说,民事行为内容即民事行为的标的。民事行为的生效要件之一即为“标的须合法[1]”。
一、我国法律关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及弊端
(一)我国法律关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
我国法律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颁行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司法解释之中。以下具体阐述之。
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7条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经济合同无效”。该法于1993年被修订,同条内容改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经济合同无效”。
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第9条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合同中的条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当事人协商同意予以取消或者改正后,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1986年《民法通则》第58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
1999年《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另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综上观之,我国长久以来受计划经济、统制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律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基本持否定其效力的态度,甚至出现合同违反国家政策归于无效的情形。但法律也在对民事行为违反的法律范围逐渐附加限制,此可见于《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释(一)》中的相关规定。
值得深思的是,从《涉外经济合同法》第9条之规定可以看出,对于违法的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补救措施使合同免于无效。而当时《经济合同法》并没有该补救措施,《合同法》生效后亦未有相关规定。
(二)我国法律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的弊端
对于民事行为违反法律即归无效的影响,可由合同领域一窥究竟。1999年《合同法》颁行之前,“违反法律”的界定不明晰,因而在实践中违法性的概念被赋予了无限的延伸性。因此,几乎所有的“红头文件”,都可以用来置合同于死地。这种状况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法力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的局面[2]。《合同法》对此问题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回应,即将违法限制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然而,即便是将民事行为的内容违法限定于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仍显苛刻、笼统,其弊端如下:
1、违反经济效益要求。民事行为本以追求私法效果为目的,而在市场经济下,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民事行为屡见不鲜,如果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一概界定为无效,则必将损害民事主体的利益,违反经济效益的要求,破坏经济的繁荣发展。
2、背离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进行私法自治,是依法律行为来自我决定法律关系的内容。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3]。假如民事主体能够在一定限度内通过一定方式通过修正法律行为等予以补救,则法律承认其为有效有何不可?若强行宣布无效,显是对民事主体私法自治的干涉。
3、破坏民事主体间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在民事活动中,民法要求民事主体秉持公平、诚实信用为民事行为。然而,实践中民事主体常为己身利益出尔反尔而要求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假如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不加区分即定为无效,反而会滋长投机取巧者的侥幸心理,会危及诚实信用的褒扬。
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地区)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及评价
法律行为概念并不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虽然英美法系国家亦有合同内容违法的规定,然而终与本文所探讨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有别,因而,以下仅介绍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或地区)对于该类行为的效力界定。
(一)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地区)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
1、德国
德国一直坚持把法律行为违法的一般范畴,界定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34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禁止者,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德国对134条的解释,有两要点:(1)违反法律上的禁止性或强制性规定,才构成所谓违法。德国法排除了违法概念的笼统化,也排除了法官任意裁量的可能性。(2)并非一切违反法律禁止规定的皆为无效,法律有相反规定的不在其限。第134条但书规定,法律有相反规定的不在此限。学理认为,但书规定是要给予法官一项解释权,使法官有权阐明某一禁止性规定是否有一经违反即适用无效制裁的用意,如认为无此用意,可以排除违法性的规定。德国学理把禁止性规定分为取缔规定和效力规定两类。取缔规定,仅旨在制裁违反行为,并不否认违反行为仍可以在民法上发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行政法上的多数管理规定,应理解为取缔规定。效力规定,则以直接否认违反行为可在民法上发生预期法律效果为结果[4]。
2、日本
日本对待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有一个从严格界定为无效到相对放宽的过程。《日本民法典》规定:“法律行为的当事人,表示了与法令中无关公共秩序的规定相异的意思,则从其意思。” “以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事项为标的的法律行为,为无效。”在《日本民法典》颁布之初,日本的判例的立场认为强行性规定全部体现着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所以日本学者同时认为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原则上无效。可是,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学说和判例都认为违反取缔性法规的行为虽然要受到行政制裁,但在原则上并不影响其在私法上的效力。而且,判例至今仍然坚持这种立场[5]。
战后稍晚一些时期,以川井健和矶村保为代表的履行阶段论形成:认为违反法令契约的履行前后的当事人所处的状况有很大不同。在履行之前,由于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不会带来恢复原状的问题,所以对交易安全的破坏程度较低,当事人之间的信义、公平这一点上也不易产生不当的后果;而履行后,交易安全、当事人之间的信义和公平的分量加重了,与履行之前相比,更注重保护法律行为的稳定性。到了90年代,一方面福利国家思潮的影响存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复权也日趋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大村理论将取缔法规区分为警察法令和经济法令。违反警察法令的行为原则上有效,而经济法令又进一步被区分为“交易保护法令”和“经济秩序维持法令”,违反前者的行为无效,对于违反后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牺牲当事人的利益。山本理论则认为公法和私法都是国家为保护或支援个人基本权而制定的措施和装置,既然国家制定了取缔法规,法院就必须为实现该取缔法规的目的积极适用公序良俗条款,朝着否定违反行为效力的方向分析,但为了保护私益,必须按照由均衡性原则、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组成的比例原则来判断[6]。
3、台湾地区
台湾“民法”第71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者无效。但其规定并不以之为无效者,不在此限。”第71条规定的规范功能在于经由与强制或禁止规范的结合,而使法律行为行为无效。然而,台湾地区的判例和学说并不对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轻易作出无效之判定。台湾“最高法院”1979年台上字第879号判例提出了一项关于违反第71条禁止规定效力的判断基准,即将禁止规定区分为取缔规定及效力规定:违反前者,法律行为仍为有效;违反后者,法律行为无效。王泽鉴认为,应综合法规的意旨,权衡相冲突的利益加以认定[7]。
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亦有相类似的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418条规定:“与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契约无效,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68条规定:“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法律行为自始无效,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这样的法律行为具有争议。”
(二)对上述国家或地区规定的评价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考虑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即将社会利益、国家意志、法律尊严与市民社会意思自治、公平效率、私人利益等加以综合权衡,规定内容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但却都有例外情形。
2、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不仅规定了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的例外情形,并且在实践中越来越严格限制将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宣布为无效的情形,除非能通过法律或立法意图找寻到明确的依据。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纵使某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遭受其他法律上的制裁,其却亦能发生民法上的预期法律效果。无论学说和判例,对禁止性规定的解释更加宽泛。
3、为了限制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无效情形,学者和法官提出了诸多理论。不过其中大多是对强行性规定的划分以指导对这类规定的理解,且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清晰令人信服的划分标准。而法官的自由裁量往往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我们要注意另外一种理论,即不是从强行性规定的内容划分上去考虑,而是从民事行为履行与否上考虑,即以履行时间作为判断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有效与否的重要标准。
4、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其实是不甚明确的,只不过有一个大概趋向于尽量认可民事行为效力的态度。在实践中,由于立法的模糊,学说理论的不统一,在不同的时期,各国或地区的司法实践在认定该类行为效力的标准上,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三、我国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的改进
诚如上文所述,我国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存在诸多弊端,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虽不完美,但仍有助于克服上述弊端。由于界定该类行为的效力本身带有模糊性,因此笔者基于公平效率、诚实信用、意思自治等民法原则,对我国关于内容违法民事行为的效力界定提出改善建议:
1、秉持公私利益均衡,规定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的例外情形
诚然,公共利益的维护关涉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强行性规定是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善良风俗等的考虑而设,对于内容违反强行性规定的民事行为理应界定其为无效。比如杀人、买卖人口的约定等。但是,民事行为的内容违法情形颇多,比如,有时法律对其并不是完全禁止而只是限制,有时是违背行政法等其他法律的某种限制,若通过其他途径对行为内容予以修正,或者以承受其他法律之不利后果而发生民法上的效果,应予以认可。因而,必须根据具体情形综合考量,不能一概认定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无效。这就要求在立法中明确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存在例外情形。
2、保障交易稳定,限制内容违法民事行为的具体违法范畴
我国《合同法》已将违法的具体范畴限定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强制性规定种类繁多,如果民事行为内容违反强制性规定即归于无效太过宽泛。可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作法,将强行性规定作出更进一步的划分,以此细化违法范畴。另外必须提及的是,我国行政法规数量庞大繁杂,且经常限制上位法律,因此,对于内容违反行政法规的民事行为,实践中应更加谨慎处理。
3、尊重民事主体地位,给予其对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意思自治是民事主体地位的集中体现,假如民事主体本属善良,并没有注意到其行为内容违法,事后要求予以修正或取消违法内容,则对该类民事行为应认定为有效。这样才更能保障民事主体的利益,才能维护交易效率。关于这一点,已被废除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可作参考。
4、鼓励诚实守信,区分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中民事主体的主观心理
民法注重保护善意人的权利,对于恶意方的请求多持排斥态度。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有时常有一方因情况变化,为己身利益考虑,借口民事行为内容违法而请求法院认定其为无效,此时其请求如若得到满足,则另一善意方的利益势必受到损害。对于这种情形,法院不能支持前者的请求。
5、赋予法官在裁断该类民事行为效力时的自由裁量权
虽然说对于民事行为内容违法无效的例外情形可以在立法中予以规定,然而,这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和需要。法官在处理该类民事行为的效力时,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具体的案件不同,也不可能有统一的适用标准。上述的改进建议中,无疑已经有法官自由裁量时所应考虑之原则。此外,日本理论界的“履行阶段论”亦可作为我司法中之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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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已于20*年10月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38次会议讨论通过，自20*年4月1日起施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法发〔20*〕26号）同时废止。现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我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自20*年1月1日起试行以来，在方便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规范人民法院民事立案、审判和司法统计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一批新的民事法律的施行，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类型民事案件，需要对民事案由进行细化、补充和完善。特别是物权法施行后，迫切需要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进行修订，增补物权类纠纷案件案由。根据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现就各级人民法院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要认真学习掌握《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高度重视民事案件案由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建立科学、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有利于当事人准确选择诉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和审判中准确确定案件诉讼争点和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提高民事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从而更好地为审判规范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二、要坚持统一的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标准
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鉴于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焦点可能有多个，争议的标的也可能是两个以上，为保证案由的高度概括和简洁明了，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则上确定为“法律关系性质”加“纠纷”，一般不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另外，考虑到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具有复杂性，为了更准确地体现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和便于司法统计，《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在坚持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案由的确定标准的同时，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确定。
对适用民事特别程序等规定的特殊民事案件案由，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表述。
三、关于民事案件案由编排体系的几个问题
1、《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以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为基础，结合现行立法及审判实践，将案由的编排体系划分为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知识产权、海事海商、与铁路运输有关的民事纠纷以及与公司、证券、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等共十大部分，作为第一级案由。为保持体系的相对完整，并考虑规范民事审判业务分工，对某些案由进行了合并和拆分。如知识产权纠纷类中，既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合同纠纷案件，也包括知识产权权属和侵权纠纷案件。在第一级案由项下，细分为三十类案由，作为第二级案由（以大写数字表示）；在第二级案由项下列出了三百六十多种案由，作为第三级案由（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第三级案由是实践中最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案由。基于审判工作指导、调研和司法统计的需要，在部分第三级案由项下列出了部分第四级案由（以阿拉伯数字加（）表示）。
2、关于侵权纠纷案件案由的编排。《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未将侵权纠纷案件单独列为第一级案由，而是分别作了规定。第一，一般民事侵权案件，依民事权利的类型，分别规定在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等第一级案由项下，根据需要列为第二级或者第三级案由，或者隐含在第三级案由之下。第二，对于一些同时侵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侵权纠纷案件，以及适用特殊侵权规则的侵权纠纷案件，则单独列在债权纠纷案件案由项下，作为第二级案由，以下列出若干第三级案由。
3、关于物权纠纷案由和合同纠纷案由适用的问题。《民事案由规定》按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对于因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即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应适用债权纠纷部分的案由，如物权设立原因关系方面的担保合同纠纷，物权转移原因关系方面的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因物权成立、归属、效力、使用、收益等物权关系产生的纠纷，则应适用物权纠纷部分的案由，如担保物权纠纷。对此，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查明该法律关系涉及的是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还是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以正确确定案由。
4、关于第三部分中“物权保护纠纷”与“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的协调问题。物权法第三章“物权的保护”所规定的物权请求权或者债权请求权保护方法，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规定的每个物权类型（第三级案由）项下可能部分或者全部适用，多数可以作为第四级案由规定，但为避免使整个案由体系冗长繁杂，在各第三级案由下并未一一列出，在适用时可以按照保护的权利种类，分别适用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项下的第三级案由。如果一个纠纷中同时涉及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中两种以上的物权，或者在物权纠纷案由其他部分找不到可以适用的第三级案由时，则可以适用“物权保护纠纷”项下的具体案由。
四、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首先应适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则适用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中没有规定的，则可以直接适用相应的第二级案由或者第一级案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审判中出现的可以作为新的第三级民事案由或者应当规定为第四级民事案由的纠纷类型，可以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将定期收集、整理、筛选，及时细化、补充相关案由。
2、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但当事人仅以从法律关系的，则以从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关系的，则以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3、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
民法问题，大致有价值判断问题、事实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以及立法技术问题之分。物权法的规范设计(1)属于民法上的立法技术问题。在现代社会诸多的治理工具中，法律是较为重要和有效的一种，属于所谓的“规则的治理”。因此，所有民法问题的思考，最终都应落脚在民法规范的设计上。惟有如此，所谓民法问题的思考才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所谓的思考，也才有资格被称为是民法的思考。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物权法。本文意图从两种法律规范类型划分的角度，对物权法的规范设计(1)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类型划分。 将法律规范区分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是一种常见的划分方法。其中所谓行为规范，“乃是作为人民行为之准则”，①“法条或法律规定之意旨，若在要求受规范之人取向于它们而为行为，则它们便是行为规范”。②可见，规范民事主体行为的规范，即所谓的行为规范。民事主体的行为，在民事法律事实制度中有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表示行为和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事实行为之分。③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表示行为又可分为民事行为和准民事行为。民法对于表示行为和事实行为的调整，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对于前者，系采取意思主义的调整方式。即在符合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尊重民事主体的自主决定并赋予其法律上的效力。对于后者，则采取法定主义的调整方式，不考虑民事主体的自由意志，由法律直接确认特定事实行为的发生所引致的法律效果。这种调整方式上的差异，使物权法上行为规范的设计也受到了影响。以表示行为作为规范对象，就会在法律上直接设置相应的行为规则，使民事主体在做出自主决定时，知其所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④（以下简称《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为例，第125条“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即属此类。以事实行为作为规范对象，如果直接着眼于事实行为所引致的法律效果，则无须在法律上设置行为规范，如《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36条“任何人造成他人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是通过对于事实行为所引致的法律效果的规定，约束民事主体的行为。但该项规定所对应的法律规范并非行为规范。如果着眼于对事实行为的调整，民法上所设置的行为规范常带有提示或警戒性质，提示或告诫民事主体不得为特定的行为或应当为特定的行为，如《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6条“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物权”。 所谓裁判规范，“非作为人民行为之准则是作为法院裁判案件之准则”，⑤“法条或法律规定之意旨，若在要求裁判法律上争端之人或机关，以它们为裁判之标准进行裁判，则它们便是裁判规范。”⑥可见，裁判机构据以做出裁决的法律规范就是裁判规范。如《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5条“物权的取得以及行使，应当遵守法律。违反法律规定的，不能取得物权……”。第35条“任何人无权占有他人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其返还原物”即是裁判规范。 那么，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之间是何关系？有学者认为“民法为市民社会之行为准则，以不特定之一般人为规范对象。因此，性质上为行为规范。惟此种行为规范，系以国家强制力为其保障。如不遵守此行为规范，则个人间发生纠纷，当然得向法院诉请裁判。此时，法院即应以民法规定作为裁判之基准。因此，民法亦为法官裁判案件之裁判规范。所以，民法兼具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双重性格。”⑦这一论述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判断：第一，民法规范皆为行为规范；第二，民法上的行为规范皆为裁判规范。 下面，本文谨以物权法为例，检验上述结论的妥当性。就第一点而言，关键是看物权法上是否存在仅具裁判规范之功并无行为规范之能的法律规范。仍以《物权法征求意见稿》 作为分析的对象，不难发现，类似第32条“因建造住房等事实行为导致物权设立和消灭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的规定其所对应的法律规范即属于单纯的裁判规范，而非行为规范。类似的法律规范还有不少。可见，并非所有的民法规范都是行为规范。就第二点而言，关键是看是否有物权法上的规范，仅是行为规范，并非裁判规范。这种规范并不难找，例如《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6条规定：“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物权。”该条规定尽管对应着一项行为规范，但该项行为规范却无法用来解决民事主体间发生的实际纠纷。如果特定的民事主体侵害了物权，非结合物权法上关于物权请求权的规定或侵权法上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裁判机构无法据此做出裁判。可见，尽管该条规定对应着一项行为规范，但就其作为裁判依据而言，该条文属于不完全法条，并不对应着一个完整的裁判规范。再如第77条“不动产相邻的各权利人应当依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尽管该条规定对应着一项行为规范，使不动产相邻的各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有所遵从，但该项规范仍无法发挥裁判规范的功用。可见，行为规范并非都是裁判规范。就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之间的关系，应作更加具体的分析。 其次是任意性规范、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的规范以及强行性规范的类型划分。 任意性规范、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的规范以及强行性规范是对于法律规范的另一类划分方法。所谓任意性规范，又称补充性规范，即可以经由民事主体的特约甚至交易习惯排除其适用的法律规范。所谓倡导性规范，即提倡和诱导民事主体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法律规范。所谓授权第三人的规范，即授予交易关系以外的特定第三人以相应的权限，以保护受到交易关系不利影响的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规范。所谓强行性规范，即民事主体在为特定行为时必须遵行的法律规范。 在合同法上，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交易主要有可能引发四组冲突的利益关系，即：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与特定第三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针对这四组冲突的利益关系，合同法将法律规范进一步类型化，其中任意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用以调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用以协调合同当事人与特定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行性规范用以调整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法律规范的类型划分在物权法上是否仍然有效？有学者做出丁否定的回答，认为“物权法区别，于债权法的首要特征，在于物权法的强行法规性，即全部物权法规范均属于强行性规范。此与债权法大部属于任意性规范不同。”⑧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有进一步分析、讨论的余地。 物权法的内容，大致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确认各种物权类型及其内容以及对物权进行保护的法律规范；二是对物权变动进行调整、确认的法律规范。物权变动依据其发生原因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和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物权法在对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进行调整时，邵设置了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此时，任意性规范、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以及强行性规范的区分仍有存在的余地。 仍以《物权法征求意见稿》为例进行说明。其第25条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让……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 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可见，就动产所有权的移转规则而言，考虑到其仅涉及物权变动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允许当事人以特约排除法律规定的适用，该条规定所对应的规范即属于任意性规范。再如第 200条“典权人应当妥善维护出典的住房以及其他附着物。典权人未履行该义务造成出典的住房以及其他附着物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条规定有关出典住房以及其他附着物维护义务的规定，仅关涉典权人和出典人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应当允许当事人做出不同的约定，其所对应的法律规范理应属于任意性规范。再如第247条“物权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物权的费用。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也明显对应着一项任意性规范。物权法上的任意性规范在被适用时，与合同法上的任意性规范一样，为贯彻私法自治原则，须遵循以下步骤：当事人已有特别约定的，依照特别约定；当事人虽未作特别约定，但愿意协议补充的，依照补充协议；当事人不愿协议补充，或虽经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依照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进行体系解释得出的结论；无法得出体系解释的结论，但当事人之间存在有特殊的交易习惯的，依照其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没有特殊交易习惯的，依照物权法上的任意性规定。 倡导性规范在物权法上也有存在余地。如《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26条“船舶、飞行器和汽车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不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条规定是关于船舶、飞行器和汽车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采登记对抗主义的规定。根据该项规定，当事人自然不能通过特约或交易习惯排除其适用，但同时也并非在进行此类交易时，必须遵守该项规定。在登记对抗主义的法制之下，是否办理登记手续的决定权掌握在当事人的手中。当事人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受让人的物权即具有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当事人不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既不影响当事人之间交易行为的效力，又不影响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但物权法之所以确立该项规定，意在提倡和诱导当事人采用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因为采用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可以降低受让物权人的风险。原因在于未办登记手续，受让人的物权即无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一旦善意第三人出现，受让人有丧失物权的危险。当然如果受让人自愿承受丧失物权的风险，法律也无须做出强制性的要求。不难看出，该条规定所对应的法律规范即属于倡导性规范。类似的规定还有第126条“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订立后，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登记机构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181条第2款“邻地利用权自邻地利用合同生效时取得。当事人要求登记的，邻地利用权人应当向县级以上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等。合同法上的倡导性规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该规范一般仅为行为规范，而非裁判规范。物权法上的倡导性规范是否具有同样的特点？答案是否定的。仅举一例说明：甲与乙之间订立汽车买卖合同，合同订立后，出卖人甲即将汽车交付于乙，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此时，尽管乙已经取得汽车的所有权，但其所有权并无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假设甲在将汽车交付于乙后，又将同一辆汽车出卖给丙。丙在与甲订立买卖合同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该汽车已由乙取得所有权，甲随即为丙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在判断汽车所有权的最终归属时，前引第26条的规定尽管对应着一项倡导性规范，该倡导性规范却同时能发挥裁判规范的功能。 至于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在物权法上也不能忽视。《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95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在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中享有的份额。按份共有人转让其在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中享有的份额的，其他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从裁判规范的角度分析，该条文属于一不完全法条。因为它并未明示转让共有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未给其他共有人提供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时，如何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试举一例：甲和乙按份共有一财产，甲欲转让自己的共有份额，遂直接与丙订立转让合同。此时甲和丙之间的交易就损害了交易关系以外的特定第三人乙的利益，如何保护乙的利益？物权法上理应设置一项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允许利益受损的特定第三人享有确认交易行为相对无效或得撤销相应交易行为的权利。这一 规范即属授权第三人的法律规范。 相较于合同法，物权法上的强行性规范自然是比较重要的一类法律规范。《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9条第2款“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国家、集体、私人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不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第258条“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移转为债权人所有。”类似规定所对应的规范即为强行性规范。物权法上的强行性规范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制约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发生的强行性规范。一旦违反此类强行性规范，并不影响交易行为的效力，但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即不能发生。前引第9条第2款就属于此类。此外，《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17条“异议登记后，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人在异议登记期间不得处分该不动产。”该条规定亦对应着此类强行性规范。如果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人在异议期间处分了该不动产，例如将不动产出卖给他人，即使异议登记人的异议成立，也不影响不动产买卖合同的效力。再如第19条第2款即明文规定“预告登记后，债务人违背预告登记对该不动产作出的处分，不发生物权效力。”其所对应的法律规范也是此类强行性规范。另一类强行性规范则制约交易行为的效力。如前引第258条的规定所对应的规范。再如第214条第1款“居住权不得转让……”，依据该项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转让居住权的合同应属无效。 以上分析，只是以物权法上对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进行调整的部分作为对象。物权法的其他部分，也并非强行性规范一统天下。例如《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82条规定：“建造建筑物，应当与相邻建筑物保持适当距离并且适当限制其高度，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表面上看起来，该条规定对应着一项强行性规范，民事主体似乎必须予以遵循，但实际上，如果相邻建筑物的权利人愿意在获得相应补偿的背景下，放弃自己通风、采光和日照的权利，建筑物的建造者完全可以不再遵循该条的规定，法律并无强制当事人必须遵循之理。物权法上还有不少类似的规定，意在确定特定利益的归属，但此类规定并不肩负着确保权利人一定实现特定利益的使命。它只是使获得特定利益的民事主体取得了与其他民事主体讨价还价的资本，从而使其在放弃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时，能够获得相应的对价。此类规范，都非所谓强行性规范。 注释： ①⑤⑦粱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②⑥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11页，第111页。 ③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5页。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02年1月28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⑧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