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舞蹈科学；素质教育；价值
舞蹈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先秦的乐舞还是古希腊的舞蹈，先哲们都重视舞蹈的教化功能，认为舞蹈对于人格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著、论述等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笔者不再赘述。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作为教育手段的舞蹈会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与教育使命，这就要求作为教育的舞蹈要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如我国周代的“六小舞”、“五四”时期的“儿童歌舞”等。当前，我国的舞蹈教育正经历从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的阶段，舞蹈学习者的范围之大、层次之多，前所未有。这就使得如何更新以往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众多舞蹈艺术教育者也都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理论。如我国舞蹈教育家吕艺生曾多次提出“大舞蹈观”的概念，强调生活感受与艺术感受相结合的素质舞蹈教育新观念。只是这些理念都在关注舞蹈的形式与内容对舞蹈学习的影响，而如何通过一种科学实证的手段来对舞蹈者进行肢体与心灵的研究，从而促进舞蹈者全面素质的发展，成为舞蹈教育者需要面对的新课题。2014年10月17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2014全国舞蹈科学学术会议”上，一系列舞蹈科学研究方法被展示。面对这个新课题，吕艺生在大会上提倡，在舞蹈教育、科研过程中要拓展眼界、深入发掘，让舞蹈艺术“跨艺、跨界、跨文化”地多元发展。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教育研究所所长温柔提出舞蹈科学研究的交叉性、融合性，认为应该以身体为核心来探索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这次会议总结了刚刚起步的舞蹈科学研究所取得的经验，标志着舞蹈科学研究正逐步渗透于舞蹈教育之中，并使传统的舞蹈教育焕发出新的光彩，为提升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前提。舞蹈科学是一门在国际上刚刚有十几年发展历史的新兴学科，是将相关科学原理应用到舞蹈实践中的新兴研究方法，除了与运动科学有相似，同时还涉及到诸如创造力和身心训练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方法。舞蹈科学打破了以往舞蹈教育单纯注重舞蹈表现形式的格局，把人体生理结构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生理和心理对身体动作的影响入手，关注运动损伤、运动康适、营养与体重控制、科学训练、动作技术原理、心理医疗等方面对舞蹈教学和训练效率影响的研究方法。舞蹈科学涵盖丰富，涉及解剖学、生理学、力学、机能学、医学、心理学、生物力学等多个学科方向。较之以往仅从动作形式上对“舞蹈训练方法”“舞蹈学习内容”进行研究的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更多地关注于人的身心协调与健康发展，凸显了舞蹈艺术的身心合一性，显然更具科学性、合理性。运用舞蹈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人类素质的全面提升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增加体能、塑造形态，提升审美素质
舞蹈训练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它与人体生理学、解剖学等科学知识有血缘关系。舞蹈科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通过实证科学研究的方法，来提升学习者的审美素质。
（一）增加体能
研究发现，科学化、规范化的舞蹈训练有助于青少年学习者形体的改变和完善，特别是在促进身高和身体围度两个方面有着明显的效果。如沈阳体育学院等单位曾对18932名中小学生和20所业余体校的5711名学生做了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同样年龄和性别的学生相比，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比少参加体育运动的，身长要高4至7厘米，最高的达10厘米。这表明肢体的训练与锻炼可以加快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从而改善机构和骨骼系统的营养，还可以增强对骨端骺板的刺激，长骨两端的骨骺软骨就会经常地挤压摩擦，加快了骨细胞的增殖，从而促进骨骼的增长。作为有着和体育运动同样原理的舞蹈训练，还可以调节人的神经和内分泌功能，刺激脑垂体分泌生长素，增加血液中雄性激素的浓度，这些都会帮助学习者塑造更好的形体。
（二）塑造形态
舞蹈动作形态角度测量法是舞蹈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在训练过程中，学习者成为舞动之人和观舞之人的结合体，并用数字量化所有舞蹈动作，进而应用角度测量知识自觉地进行动作调适，以符合审美要求。这种把自然形态转变成舞蹈形态的转化过程，较之传统的口传身授模仿法，可以使学习者在建立舞姿造型时不仅有自我意识，还能关照他人视角、使舞蹈形态美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进而提升其对舞蹈艺术形态的审美判断。美国舞蹈教育家格拉伯特曾说：“一个有责任感的舞蹈教师应具备解剖学的基础知识，并对人体这种肉体机器的限度与能力有所认识。”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舞蹈科学对舞蹈教育者的重要作用，一个合格的舞蹈教师必须了解学习者的心理、生理特点以及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并关注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损伤预防、康复训练，加强身体素质
以往的舞蹈教育通常关注如何完成舞蹈技术，而舞蹈科学研究中的许多关注点则在于如何保护舞蹈学习者的身体健康，从而使舞蹈学习更加安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加强身体素质。
（一）损伤预防
舞蹈作为一项韧带、骨骼、肌肉协调参与的肢体运动，如果认识不够透彻，把握不够深入，将不可避免产生一系列的损伤问题。如在排演与训练中，或许因为舞蹈动作不正确而导致损伤，而运用舞蹈科学中有关人体解剖学、训练学的研究成果，则可以避免这些损伤。如课前热身活动可以提高肌肉的温度，进而有助于使肌肉变得放松、柔软并更具韧性。热身动作还可以加快心率和呼吸的频率，进而加快血液流动，促进氧气和营养物质向工作肌的运送。这些都可以使舞蹈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达到最佳，可以使损伤的发生率降到最低，从而保护舞蹈者的身体健康。
（二）康复训练
舞蹈能治伤祛病，古已有之。《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通过舞蹈训练，可以促进人体神经传递、增强身体肌肉力量、提高身体协调能力。神经系统科学研究发现，通过神经过程的兴奋与抑制、相互配合与协同，中枢神经疾病患者在舞蹈表演过程中不断改变姿态、稳定平衡、移动身体、变换方向、转动身体来适应各种突然变换的空间位置和运动方向，这会促使有机体各部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配合，实现大小肌群的协调运作。可见，有舞蹈科学研究方法参与的舞蹈训练，能够使肌体发生有益的共振，促进各器官的功能协调一致，刺激生理机能，改善内部结构，进而使舞蹈者最大限度避免伤害，大大增强个人的身体素质。
三、身心一元、唤醒灵性，提升智力素质
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观察到了一种“树枝状小棘”结构的形成。在人体运动条件下，椎体神经元中的树枝状小棘会和其他的神经细胞形成突触，通过这些突触，椎体神经元能接收到从其他大脑区域（与运动记忆和肌肉活动有关）获得的信息。这个发现说明，人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新的舞蹈动作，并在动作学习中使大脑连接快速形成，从而建立丰富的身心记忆。这一研究成果与舞蹈艺术所强调的“身心一元”特性不谋而合，在这一原理的基础上开展恰当的舞蹈训练，可以唤醒学习者潜在的灵性，并提升他们的智力素质。
（一）身心一元
“身心一元”是舞蹈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要求舞者对自己的身体与艺术表现之间有一个科学、理性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相对合理的舞蹈训练方法，进而解决舞者训练中的共性问题。现代舞蹈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认为，舞蹈是与心灵直接沟通的媒介，儿童与原始时代的人都拥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大脑”。这些处于初始状态的人们都将动作看作生命，他们以身体而直觉到世界。这些动作在人类与社会演进中具有独到的训导功能，这种训导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舞蹈教育的功能。这是舞蹈学习者肢体与心灵相联系的成果，能大大提升学习者的智力素质。
（二）唤醒灵性
现代舞蹈家提出“恢复我们的感觉”，即恢复人类被现代文明理性忽视与压抑的感觉，解放人类发现世界、改造世界的本能。这说明舞蹈是一种不仅关注自己，而且关注他人、关注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舞蹈以动觉感觉的方式训练身体，提高人的智慧和能力；以审美的方式解放身体，发掘人的创造潜能；以身心协调的运动开发身体，塑造完美人格。舞蹈科学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不仅教会学习者跳舞，还要透过身体动作的学习来启发其心智，拓展其理解能力，进而帮助其心理发展，丰富其内心体验，优化其智力素质。
结语
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指出：“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必包含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缺其一便不能成为完全之人。舞蹈教育作为达到这一目最为直接的手段，仅仅关注舞蹈形式与内容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正在呼唤一种兼顾身体科学与心智启发的训练方法，舞蹈科学研究应运而生，且正在飞速发展。本文对内容丰富的舞蹈科学研究只能做粗浅的介绍，意在说明其如何为素质教育的舞蹈教育提供知识与工具，如何为促进舞蹈教育的科学化、高效化提供依据，希望为优化素质教育的结构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77、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色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关键词］ 优化；阅读材料；教学；数学文化；渗透
新课程基本理念指出：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文化是人类传播思想的一种基本方式、 南开大学的顾沛教授认为其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内涵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内涵是指除上述内涵以外，还包括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及数学教育、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和文化的关系、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它有着自己丰厚的文化渊源、 然而多少年来，在学生的心目中，数学总是与符号、定理、法则、运算等联系在一起，难学难教、枯燥乏味、 以往我们的数学教学都是强化知识，过分注重知识的传递、数学技巧的训练，过分强调数学的工具作用，而漠视数学本身所蕴涵的鲜活的文化背景，很少将其教学内容当作一种文化来对待、 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借助苏科版数学教材的教学，加强数学文化的渗透教育、
以数学史料为载体，渗透数学文化
数学文化的内涵不仅表现在其知识本身，还存在于它的历史之中、 苏科版教材中的数学史料较为丰富，内容涉及数学家的生平及成就、数学事件和成果、重要数学方法的起源、经典的历史名题、数学家的轶闻趣事等，力求使数学学习过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传播过程、
案例1?摇 在八年级（上）第三章第1节“勾股定理”的教学中，我们可以把课后的阅读材料《外星人的语言》作为创设情境的素材，以阅读的形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会产生“探索勾股定理”的欲望，如此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使课堂氛围充满生机活力、
当我引导学生阅读“勾股定理”后，学生了解了勾股定理的历史、 通过学习让学生知道了我国是最早了解勾股定理的国家之一，古代著名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对三千多年前数学家商高掌握勾股定理的情况作了详细记载，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也让学生了解了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勾股定理方面作出的辉煌成就，同时感受到了来自古巴比伦最古老的勾股文化，从而培养学生一种正视历史、客观全面对待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精神、
以数学应用为触角，渗透数学文化
初中生的活动空间比第一、二学段有较大的扩展，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已拓展到客观世界的许多方面，他们逐渐关注来源于自然、社会与其他学科中更为广泛的现象和问题，对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内容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这就要求教材所选择的素材应尽量来源于自然、社会与科学中的现象和问题，反映一定的数学价值、
案例2?摇 教学“反比例函数”后，我说：同学们，我的家在农村，小时候我经常看到叔叔们在比较湿、烂的稻田里挑担时先要铺一块木板，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是为了减小压强、 ”早有学生在下面嘀咕着、 “能不能说具体点？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老师，我们在科学里学过、 当人和木板对湿地的压力一定时，增大受力面积可以减小压强、 ”“能和科学联系起来，真不错！假如现在人和木板对湿地的压力为600 N，随着木板面积S（m 2）的变化，人和木板对地面的压强P（Pa）将如何变化？”
（1）你能用含S的代数式表示P吗？
（2）利用写出的关系式完成下表：
当S越来越大时，P怎样变化？当S越来越小呢？
（3）变量P是S的函数吗？为什么？
从上面的实际例子中概括出反比例函数的概念，能及时巩固反比例函数、 我又问：“谁能再举出一些反比例函数的实际例子？”于是学生举出了许多符合反比例函数的实际例子：当路程一定时，速度v与时间t成反比例；当电压U一定时，电流I与电阻R成反比例等、 我趁机再问：“电阻R会随电流I的增大而减小吗？”对此，有些学生说“会”，也有学生说“不会”，感觉非常模糊、 于是我又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学生听后豁然开朗，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以数学游戏为形式，渗透数学文化
强调主体参与是“情知性”教学的基本目标，让学生参与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平等、和谐、热烈的教学气氛，宗旨是要变传统的、被动的接受式学习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式和探究式学习，变重结果的学习为重过程和方法的学习、 教师在设计课程内容时也会考虑到不同层面学生的实际水平，创造条件，通过游戏的形式，使得人人参与，组组得分、
案例3?摇“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教学片断
教师宣布游戏规则：每个同学看作一个点，以第五组第三个同学为原点，他所在的行为横轴，列为纵轴，向右、向前为正方向， 规定前后左右相邻同学间的距离为一个单位长度，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原点同学戴红色帽子，其余横轴和纵轴上的同学分别戴蓝帽子和黄帽子、 报坐标时，请坐在该位置的同学迅速起立、
每个同学花半分钟时间思考后写下自己的坐标和所在的象限、
（游戏1开始）请第一象限的学生起立，位置在x轴上的学生起立，横坐标是3的学生起立……请坐标是（2，4）的同学起立、（此时没有人起立，原来班级人数有限，这个点上无人坐）
多次的思维碰撞后，师生共同得出结论：坐标平面内的点与坐标一一对应、
（游戏2开始）变换坐标系，横轴向后平移一排，纵轴向右平移一列，请同学交换帽子、
蓝帽子和黄帽子很快被移交出去，可原来戴红帽子的同学不知道该将帽子交给谁，犹豫较长时间后才找到新原点的同学（蓝、黄帽子队伍的交叉点）、
老师让同学们写下自己的新坐标，半分钟后，游戏继续进行、 一位同学报坐标，相关同学起立，后一位同学接着报坐标，有人起立……一个个接龙下去、
在游戏中，有的学生该站起来时没有站起来，不该站起来时却站了起来，都会马上被发现，老师和同学就会热情地帮他纠错，让他找出自己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因为每位学生都随时可能被点到，所以大家都很专心、很投入，没有人开小差、 特别是原来对如何确定点的坐标不太清楚的同学，在前面几位同学出错后大家的帮助纠错中，慢慢地弄懂了方法，他把自己原来写错的坐标悄悄地改了过来、
把教室里的学生和座位利用起来作为教学资源，成本低，效果好、 安排人人参与的活动，特别是全班同学先动手写坐标这一环节，参与率达到100％，提高了每一位学生的课堂有效学习时间、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渗透数学文化
计算机不仅改变了数学领域中什么是重要的，而且也改变了数学应当如何教、 它们把困难变成容易，把不可行变为可行、《课标》指出：“有条件的地区，教学中要尽可能地使用函数计算器、计算机以及有关软件，这种现代教育手段和技术手段将有效地改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率、 如利用计算机展示函数图形、几何图形及其变换过程，并研究其性质……”
案例4?摇九年级上册“利用计算机求方差与标准差”
科学与价值问题，是国外科学哲学界近年来议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价值?关于科学，虽然学术界至今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是人们对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内涵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至于价值，可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一、什么是价值
在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哲学中，在谈论人生的意义、目的和理想以及人的行为的评价标准时，就已经涉及价值问题。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被看作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和归宿。例如，圣•奥古斯丁就告诉人们，价值应该建立在上帝意志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其他东西。近代西方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则是随着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18世纪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已开始探讨价值本身。戴维•休谟认为，价值判断以人性为基础，以利己的同情心为基础；伊曼努尔•康德强调，价值是或者应该是借助于他所谓的“绝对命令”而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杰米里•边沁则指出，价值以其在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的有用性的计算结果为基础。19世纪，在一些思想家的努力下，价值的意义被延伸至哲学方面更为广阔的领域。
真正的价值哲学(axio1ogy，或译为“价值学”)，即对价值概念的深入阐述和对价值理论(valuetheory)的系统探讨，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形成的。一批哲学家和研究者对价值的含义，基础和性质，各执一词。他们或者认为价值是愿望的满足，是快乐，是引人感兴趣的任何东西，是经过选择的所好，是以某种方式被享受或可享受的质；或者认为价值是有助于提高生活的任何经验，是人格统一体的对照经验；或者认为价值是纯粹理性的意志，是手段和实际达到目的之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里，价值被看作是客体的属性和主体的需要之间的特定关系。马克思主义强调价值的客观性(价值的客观基础和源泉在于客体的属性)、实践性(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发现价值和实现价值)和历史性(价值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人们的价值标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如果细究一下价值概念，我们不难发现价值除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和历史性外,似乎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性质。
潜在性：价值虽然必须有客体(事物和现象)作为它的载体，但它并非实存地或实在地存在于客体之中，而具有潜存的、非实在的性质。也就是说，价值并不像洛克意义上的“第一性的质”(广延、形状、动静、不可入性等可以用数量方式来表示的质)和“第二性的质”(颜色，声音、气味等并非物所固有的质)一样实际地构成事物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只是潜存于事物的属性之中。主体的需要或兴趣，才能使它从潜存性转化为实存性。
关系性：价值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得以显现；二者不发生关系，也就无所谓价值。尤其是伦理价值，正是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关系中获得其丰富性的。没有这种关系，则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的鲁滨逊，无所谓道德价值。
目的性：价值是人的每一个有目的的活动中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价值能够被看作是兴趣、需要、偏爱、期望、下意识倾向的理性化。价值指导我们在设定目标、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估计风险中做出决定。正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决定了我们计划、行动、完成和悔恨的方式。价值还具有劝告和说服的性质。
价值这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手，伸到道德、宗教、艺术、科学、经济、政治、法律和习俗等各个领域。我们在本文仅涉及科学与价值的某些相关性。
二、科学与价值之关系的几个方面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有以下三个值得探讨的方面：科学的价值；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念的互动；科学中的价值。
先谈科学的价值。科学的价值即科学本身的社会价值，也就是科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属性对人的需要的有用性。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尽管不时有人诅咒科学是恶魔的附庸和进步的敌人，但科学以其辉煌的成就毕竟赢得了多数人对它的价值的首肯。
科学以其所导致的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增进了社会福利，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科学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但这只是技术的被恶用，或被误用所致，并非科学本身之过。这种副作用只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技术或社会工程(socialtechnologyorsocialengineering)，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消除。要求中止和暂禁科学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的迅速衰落，这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因此，因噎废食的轻率之举显然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
科学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且也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这是科学的精神价值之所在。如果说科学所具有的物质价值是间接的话(因为它必须以技术为中介才能体现出来)，那么科学的精神价值就是直接的了(因为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精神的成就，而非物质技术的成品)。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具有信念价值、解释价值、预见价值、认知价值、增殖价值和审美价值。作为研究活动的科学有其研究的目的(认知)和达到这一目的的科学方法(实证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它们不仅保证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而且它们所体现的求实、尚理、爱美的品格，无疑有助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和文明的进步。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精神价值是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的，这就是R、K、默顿所谓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不仅与人类社会理想的道德准则相通，而且也为与其一体化的民主秩序提供了健全的发展机会。
再谈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念的互动。科学和社会价值观念都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科学主要是以其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潜移默化人的思想，影响人的行为规范，从而逐渐变革社会价值观念的。近代科学革命，客观上打破了神为自然界立法的教义，确立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信念，把社会价值观念从神性转移到人性，从虚幻的来世转移到世俗的现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价值观念提供了理论根据，农业社会中那种安贫克己、自足自给、与世无争、不求进取的伦理观念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
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的作用或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与科学的价值观念合拍，则可以引导社会给科学以物质上的或道义上的支持，激励人们献身科学事业，潜心从事研究工作；反之，则抑制或阻碍科学的发展。17世纪英国的清教主义所促成的正统价值观念无意之中推动了近代科学的进展。相反地，中国古代某些传统价值观念，诸如重人事轻自然、重玄思轻实践，重故纸轻创新以及绝巧弃利、艺成而下、读书做官等等，则严重地妨害了当时科学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价值观念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对科学的影响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在近代科学诞生时期，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大大支持了科学，使科学在社会中赢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今天，功利主义(尤其是它的极端形式)则有害于科学的正常发展，因为它反对给不能取得“立竿见影”功利之效的基础研究以支持，驱使科学家抛开具有内在重要性韵科学课题，限制了科学潜在生长的可能方向，威胁到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另需指出，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变迁，有时能以一种微妙而不容忽视的形式改变该社会的科学形态，影响到科学的取向和进程。然而这一事实并不一定能证明起作用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如德国纳粹时期的科学也许完全依赖于纳粹的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则是有害于社会的。
最后谈科学中的价值。科学中的价值意指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不仅在科学活动中脱离不开价值判断，而且价值和价值判断因素也或多或少地渗透在科学知识体系之中。也就是说，科学家及其共同体并不是以无个性、无感情的方式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是人的事业，是由朝气蓬勃，有血有肉的人完成的，科学活动及其结果必不可免地显示出某些与价值、与伦理有关的东西。真正的科学并非仅仅处理“是什么”，而且也涉及“应该是什么”。一句话，科学中的价值是隐含在科学本身结构中的价值，这是科学认识真实过程的组成部分。
三、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价值
科学家是社会的分子，处于社会的文化氛围之中，因而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无不打上社会价值观念的烙印。科学家也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包含有价值因素在内的共同体的“范式”或“研究纲领”也不可避免地引导着科学家的探索活动。科学研究是一项高度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的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得到充分的发挥，以主观偏爱为基本特征的价值判断会无意识地渗入到科学的精神产品即科学知识中去，而社会价值观念则通过理性思维的渠道有意识地溶入其中。因此，在科学知识体系中包含有价值成分是顺理成章的事。
先从宏观上考察。科学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科学知识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它表征了我们人性的品质与才能。尽管科学家力图按照宇宙的尺度，而不是按照人的尺度面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但是科学知识仍然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地球中心和人类中心的印记。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人类学特征是难以抹掉的，古希腊智者普罗塔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因此，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科学知识像哲学、宗教、艺术诸文化形式一样，也把价值作为自己的构成要素，只不过价值因素在科学知识中不那么集中、直接、明显而已。
真善美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的、终极的价值，人们是通过各种途径逼近这一理想境界的，科学活动是途径之一，作为科学活动结果的知识体系，本身就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统一体。科学知识之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科学就是以求真为目的的事业。科学知识也是至善的，是一种自我包含的善，因为科学知识与迷信和教条势不两立，与愚昧和偏见水火不相容。也就是说，科学的客观知识在任何情况下都比迷信、教条、愚昧、偏见更有意义。科学知识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美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这是因为科学也是一种为求美所激发的活动，科学家在科学创造中力图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己的理论。其实，科学知识的真善美本性本来就是科学家借助科学方法(实证方法、理性方法，臻美方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由上述宏观考察不难看出，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自身包含着价值成分，而且也是人类最高价值的体现。从微观上考察，也同样可以洞察到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价值的蛛丝马迹。
1、科学基础中的价值因素
在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中，为数不多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或曰基本公理、基本原理)构成了科学的基础或逻辑前提。价值因素通过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引入而渗入科学知识之中。
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多属隐喻概念,或者说具有隐喻的性质。所谓隐喻概念，是指那些不仅依据其自身术语，而且要借助于其他概念术语才能得以构造和理解的术语。在科学中，抽象概念多用一个以上的具体概念以隐喻的方式普遍地加以定义。每一个隐喻只定义抽象概念的几个方面，我们用许多隐喻定义来理解抽象概念，每一个隐喻定义只包含该概念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抽象概念是在概念系统中以一个相关的隐喻系统定义的。另一方面，隐喻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科学理论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科学理论通过对某些隐喻概念前后一致的推敲，试图对某类现象提供一种理解。当科学理论的基本隐喻成为我们日常概念系统中基本隐喻的延伸时，我们就会觉得这种理论是“直观的”或“自然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多数科学概念不仅直接从经验中产生，而且也是由主导文化的隐喻构造的；理解隐喻概念既是人的经验史问题，又是人的文化遗产问题。价值与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显然有关。
正如彭加勒早就注意到的，科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既不是先验综合判断，也不是经验事实，它们实际上是约定(convention)。约定是科学家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其选择要出于方便、简单、经济的考虑，尽管也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因此，科学知识在比人们通常想像的还要大的程度上是人为的，是由科学家的思想结构或图式(这是一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背景的产物)部分决定的。在科学创造活动中，科学家并不是世界所发生的现象的被动的记录员，他不仅利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脑，而且也利用自己的想像、情感和意志。因此，与对物理世界的描述相比，科学基础中的约定更多地表达了人的心理和人的关系。而且，科学知识中的约定元素并不是孤立的约定，而是紧密联系的语言概念系统。这些概念系统是可以相互翻译的，但必须以共同的人性和逻辑为基础。不同的约定的概念系统的互译不仅是知识的交流和思想的沟通，而且也是人性和情感的通融。这样一来，价值通过约定的形成，选择和互译便“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溶入到科学知识之中。
例如，在哥白尼的日心假说中，作为宇宙间架的天球静止不动，太阳居于宇宙中心，众行星环绕它作完美的圆运动。哥白尼在论述他的体系时说：在这极美丽的庙堂中，太阳唯有位于宇宙中心才能把它的光明普照到整个体系。太阳是宇宙之灯，宇宙之心，可见的神，宇宙的统治者。太阳坐在皇帝的宝座上，管理着众星之家。在这样有秩序的安排下，宇宙就呈现出奇妙的对称与和谐的关系。在哥白尼的假说中,不是明白地展示了中世纪社会等级制度的贵贱观念以及他本人的唯美思想吗？牛顿在力学中引入固实、有质、坚硬、不可贯穿而可活动的质点概念，固然是基于日常经验和数学计算的考虑，但是他也认为这样的质点最适合于上帝创造它们时所要达到的目的。神学价值观念就这样渗入到牛顿的科学概念中。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等概念，显然是隐喻概念，它们隐喻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伦理观念。作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逻辑前提之一的相对性原理，其精神实质在于：一切坐标系都是平权的，不存在一个优越的参考系。玻尔的互补性概念多少带有中西先哲思想的一些影子，其思想要旨在于：当某种情况具有明显不相容的两个方面，要想对它做出全面的描述，就必须平等地承认它们，并结合不同的条件而适当地使用它们；但是，这两个不相容的方面却不会碰面而结合成一体，从而在实际上不会处于正面冲突之中。相对性原理和互补性概念是否溶入并进而张扬了现代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呢?
2、科学陈述中的价值因素
正如格姆(P、Grim)已经证明的，科学陈述中蕴含着价值判断。他指出，像“吸烟有害于健康”、“处置核废料的现行方式是不安全的”这样的陈述，涉及健康、安全、有害和风险概念，这类陈述仅在参照于一般性的价值背景时才有意义。像“水在摄氏零度结冰”、“氢原子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构成”这类陈述，由于它们是确立于“有力的证据”或“足够高的概率”上为科学共同体所公认，因而也都反映出一般性价值背景。
由此可见，科学陈述或多或少都具有价值取向，任何一种背景价值都要参与这种取向。因为一个陈述是否具有科学上的可接受性，将取决于我们对接受它与否抱有何种期望，取决于我们赋予这些期望的相对价值。而且，几乎任何一种价值都与此类可供选择的期望的相对价值有关，同时都具有被选择的可能性。因此，科学陈述反映出对背景价值的承诺，或者说科学陈述“负荷”着背景价值。科学陈述所具有的背景价值因素称为科学的非本质价值。
另外，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从科学的陈述句虽然不能逻辑地推出伦理意义上的命令句，但是从某些科学陈述却可以推出反价值。所谓反价值，就是带有劝诱或告诫人们不要去相信或去做的意思。例如，“吸烟有害于健康”的科学陈述就隐含着“请勿吸烟”的劝诱。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陈述也隐含着告诫人们不要去相信所谓的“永动机”，不要挖空心思、白费气力去制造第一类和第二类永动机。
3、科学说明中的价值因素
当代科学哲学的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知识的目的之一就是用来进行科学说明。对科学说明的标准看法，是将经验事实纳入到一个普遍概括中或将经验规律纳入到更高的理论系统中。科学陈述仅告诉我们事实或定律是什么，而科学说明则更进一步，它包括了隐藏在被描述事实背后的某种机制(目的的、因果的、协同的机制等)。
我曾在《科学说明的历史变迁》一文中阐述历史上的科学说明有古代的拟人说、近代的机械说和现代的嵌入说。所谓拟人说，是通过人格化的神和神格化的人来进行“科学”说明的。借助物和力的机械说则是从自然本身寻求现象和规律的内在机制的，它把神和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使说明成为真正的科学说明；但与此同时，它却把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和说明的客体截然分开，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同盟关系。嵌入说的科学说明才使人与自然真正融为一体：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的自然；人将自己对象化于科学之中，把自己的精神赋予世界，并在创造新世界中体现自己的本质。（诚如马克思所说）这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真正觉醒，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不难看出，科学说明中的价值因素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科学说明的历史变迁事实上折射出人的价值观念韵变迁。
四、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价值
人类的任何一种有目的的活动都包括着价值，科学研究活动也不例外。一般而言，人类活动大体上有三个取向：其实践取向旨在实际改造客体以达到实用目的；其认识取向旨在使思维内容与客体内容保持一致；其价值取向体现在人们尽可能地以理想的或完美的方式充分表现出人类所珍视的各种特征。下面，我们分几点论述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价值或价值取向，主要拟以科学家个人为焦点而展开。
1、探索的动机
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价值首先体现在科学探索的动机方面。也就是说，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是出于什么动机爱好科学和从事科学的?是什么动因促使他选择科学家职业而不选择其他?在爱因斯坦看来，住在科学庙堂里的人真是各式各样，他们去那里的动机也五花八门。有人觉得科学能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科学是他们的特殊娱乐，他们从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有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有人是为了逃避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默，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而遁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有的则是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以自己的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庙堂如果只有前两类人，那就决不会有科学。因为这两类人只要有机会，他们什么事情都会去干。第三种动机是消极的，最后一种才是积极的。由此不难看出，价值观念深深嵌入到科学探索的动机之中。
2、活动的目的
科学是以追求真理(或真知)为价值导向的。法国分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说得好：科学家的唯一目的和至高无上的品德，既不是他的世俗权力和舒适，也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了解自己”，而是客观知识本身。这是一条严格的，有约束力的规矩，这条规矩尊重作为知识负荷者的人，同时规定了高于人本身的价值。彭加勒在《科学的价值》一书中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真理的探索应当是我们活动的目标，这才是活动的唯一价值。他大力倡导“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价值观念。
当代的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莫尔教授把为知识而知识视为科学态度的最高本质。P、格姆在前引的论文中把追求真理看作科学的第一个基本价值。他指出：科学的目标就在于分辨陈述的真伪，此外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其他能与之相媲美的第二种划分标准，不论是宗教箴言还是政治信仰。罗斯扎克甚至认为：“自由地探究真知毕竟是最高的价值，是精神的紧迫需要，其程度就像身体对食物的紧迫需要一样。”科学的这一基本价值是科学持续进步的动力和科学生命的真正源泉之所在。
3、方法的认定
科学方法的一个总的原则是必须诉诸证明，这主要包括经验的归纳证明和理性的演绎证明。任何科学命题都必须提交到经验和理性的最高法庭加以审查，才能决定其存在是否“合法”，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对此无能为力。真正的科学命题或迟或早总会得到大量的证据和论据的支持。当我们发现了具有更恰当的证明、更充分的证据、更有力的论证所支持的命题时，我们便毫不犹豫地取代旧有的命题。对于大多数表现为宗教教义或文化传说的陈述体系来说，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格姆把诉诸证明也视为科学区别于非科学的基本价值之一。他认为这一价值非但不是科学的致命弱点，反倒是科学的真正优越性之所在。
科学方法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体系。所谓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特别是指在经验领域中对证据、论证和假设相互作用可能(或确实)起调节作用的规则和评价的理论；有时则指规则体系本身。这样的规则体系名目繁多，诸如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的，证伪主义的，约定主义的、操作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方法论等。尽管所有的方法论都一致认为不能无视不利的证据，但是它们在主导思想和精神实质方面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影响到方向的选定、事实的收集、理论的建构及结果的评价等具体科学活动。方法论的认定无疑与科学家本人的偏爱和社会时尚有关，价值因素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
尽管方法论形形，但是各种方法论所主张的具体方法却大同小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对方法本身的运用也深受其喜好的影响。比如，在科学史上，欧洲大陆的物理学家偏爱抽象、概括和逻辑，总是力图用方程表示他们的理论，使之服从简单的、对称的定律，而且要使精神对数学美的爱恋得到满足。而英国物理学家则喜欢全力以赴地构造模型，用我们粗糙的、无其他仪器帮助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实体来构造模型。在构造这种力学模型时，他们既不受任何宇宙论原理的困扰，也不受任何逻辑必然性的限制。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创造一个形象的、直观的抽象定律的图像。没有这个图像或模型的帮助，他们就无法把握和理解这个抽象的定律。
此外，还需指出，在一些涉及动物尤其是人的学科中，试验和实验方法、方式的选取和实施，都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伦理学问题，包含着科学家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因素在内。
4、事实的选择
科学家在着手研究时，面对的自然界的事实是不计其数的，而且事实又是瞬息万变的，于是他们不得不面临事实的选择问题。当然，这种选择可以取决于好奇心的纯粹任性，也可受实用的指导，即受我们实际需要、尤其是道德需要的指导。但是在彭加勒看来，我们应该选择有趣的事实，也就是可以多次运用、具有一再复现机会的事实。有趣的事实似乎是简单的事实，而简单的事实将更容易被机遇恢复。于是，科学家在两种极端情况下找到了简单的事实，其一是无穷大，其二是无穷小；天文学家在宇观对象中找到了它们，物理学家在基元对象中找到了它们。彭加勒认为，以规则的事实开始是合适的。但是，当规则牢固建立之后，当它变得毫无疑问之后，与它完全一致的事实此后就没有意义了。于是，例外变得重要起来。我们此时不去寻求相似，我们尤其要全力找出差别，这不仅因为它们最为引人注目，而且因为它们最富有引导作用。彭加勒进而指出，自然是和谐的、美的。正是对这种特殊美，即对宇宙和谐意义的追求，才使科学家选择那些最适合于为这种和谐起一分作用的事实，正如艺术家在他的模特儿的特征中选择那些使图画完美并赋予它以个性和生机的事实。因此，科学家宁可寻求简单的事实、壮观的事实，因为简单和壮观都是美的。显而易见，在事实选择中渗透着科学家本能的和未公开承认的偏好，这实际上就是在作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会不会使科学家偏离对真理的追求呢?不会的!因为这种判断属于格姆所说的科学的非基本价值，即使这类价值为其他价值取代，科学依旧是科学。而科学的基本价值(追求真理和诉诸证明)则是科学固有的、根本的价值属性，失去基本价值的“科学”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学了。
5、体系的建构
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方法的认定有较密切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方法论的选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形式。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单一的、毫无歧义的联系，即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相对独立于方法的认定的特征。而且，理论体系的建构蓝图确定之后，可以用数种方法论达到预定的目标。在确定这一蓝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进了科学家的价值判断。爱因斯坦把物理学中的理论分为两大类。其中大多数是构造性的，它们企图从简单的形式体系出发，并以此为材料，对比较复杂的现象构造出一幅图像。气体分子运动论就是这样力图把机械的、热的和扩散的过程都归结为分子运动，即用分子假设来构造这些过程。另一类是原理理论，它们使用的是分析方法，而不是综合方法。形成它们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元素，是在经验事实的弓[导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而得到的。它们是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这些原理给出了各个过程或者它们的理论表述所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热力学和相对论就是这样的原理性理论。构造性理论的优点是完备，有适应性和明确；原理性理论的优点则是逻辑上完整和基础巩固。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之所以选定原理性理论作为其建构的蓝图，固然主要出于科学的考虑，但不容否认也和他看重原理性理论逻辑完整性的价值有关。爱因斯坦从建构狭义相对论体系中进一步认识到原理性理论的优越性，从而更加偏爱这一理论建构的蓝图。他后来创立广义相对论和探索统一场论都是在这一价值判断引导下进行的。他进而认为建构原理性理论是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
6、理论的评价
众所周知，对理论的显而易见的要求是“符合事实”。自古希腊以来，“拯救现象”一直是科学的中心论题。时至今日，它仍然是科学家们信守的准则。爱因斯坦对科学理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外部的确认”，即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它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来确认理论基础。
外部确认不用说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它并不充分。因为人们常常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使理论与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在某些情况下，面对同样的经验材料，可以建立起几种形式不同的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洛伦兹的电子论、彭加勒的电子动力学)，这就有必要在它们之中做出评价与选择。尤为复杂的是，理论一般不能由证据直接推出，因而在证据与理论之间存在着裂缝，此时必须用价值来缩小证据与未确定的理论之间的裂缝。更何况我们的语言是有理论偏向的，观察是渗透理论的，这就不免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估价描述世界的理论本身充斥着价值评价。
爱因斯坦用“内在的完美”作为理论评价的价值标准，它指的是理论基础的“自然性”和“逻辑简单性”。对此的确切表述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这是在不可通约的性质间作出权衡的问题。库恩提出了理论评价是否充分的标准规则，即精确性(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观察实验的结果相符)、一致性(不仅内部自我一致，而且与现有适合自然界一定方面的公认理论相一致)、广泛性(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它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简单性(理论应当简单，给现象以秩序)和有效性(理论应揭示新的现象或已知现象之间的前所未知的关系)。但恰如库恩所注意到的，这类准则并不精确，个别用于具体事例时并不一样。当它们一起展开时，则一再表明彼此有矛盾。更为棘手的是，即使两个科学家用同一张选择准则表来评价同样的两个竞争的理论，他们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反映了理论的价值评价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它是价值判断的固有性质。
五、科学社会建制中的价值
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建制，这种社会建制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科学共同体。所谓共同体，通常是指共同拥有一个确定的物质空间或地理区域的群体；具有共同的特质、归属感以及维持着形成社会实体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互动的群体。科学共同体或科学的社会建制则意谓着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构成中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如科学院、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室、课题组等)和职业部类(科学家以及其他科学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在科学的社会部门和职业部类中，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通过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和互动，通过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交往，逐渐形成了约束和引导科学家行为的价值规范或所谓的科学的精神气质。
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话来说，“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或者人们如果愿意用现代术语的话，也可以说形成了他的超我。”在默顿看来，有五种作为惯例的规则——公有性(munism，科学是公共的知识，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利用的)、普遍性(universalism，科学知识不存在特殊权益的根源)、非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为科学而科学)、独创性(originality，科学是对未知的发现)、有组织的怀疑性(organizedskepticism，科学家们对已有的科学理论总是有根据持怀疑批判态度)——构成了科学的精神气质。
科学的精神气质不仅内化而形成科学家的科学良心，而且也通过科学家或多或少外化在知识产品和研究活动中，从而使这两个方面也带有科学精神气质的价值因素。与此同时，科学精神气质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人类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大有裨益的，从而构成“科学的价值”。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与社会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它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产生、发展、强固、变化等等，则构成了“科学与社会价值观念互动”的探讨对象。至于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中的价值，也是以科学的规范结构或精神气质为中心展开的：在科学共同体内它通过约束和协调科学家群体的行为显现出来，对外则引导科学共同体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科学社会建制中的价值以科学家群体所构成的科学共同体而展开，在共同体内的人际关系中，在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中，都渗透着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因素。下面，我们拟以科学共同体活动的若干方面分而述之。
1、维护科学的自主性
科学共同体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共同体在社会中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客观知识，又有自身固有的发展逻辑。科学的自主性指的是：科学对其社会环境的依赖与科学独立的核心能够自我决定和自我发展这样两种因素之间的斗争或张力。
科学不可能作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世外桃源”而存在。社会对科学的影响既可能构成对科学的支持，从而促进科学进步；也可能构成对科学的控制，从而导致对科学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科学自主性并不要求科学共同体建立一个绝对独立的、自足自给的“小社会”，它只是要求科学共同体设法调整科学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关系，使科学不致被它们完全控制，维持科学的相对独立性，把社会的影响尽可能引向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渠道。
2、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
科学是一项具有高度独创性的事业，它向社会提供的是前所未有的精神产品——科学知识。在这里，唯有创造出新知识才有意义，复制、模仿等在物质生产中惯用的方法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中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促进学术繁荣和科学发展，科学共同体必须保证科学家学术研究的自由，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这一点一般都载入了文明国家的宪法之中。学术自由包括毫无顾忌地探索真理的自由，对已有的成果进行怀疑和审查的自由，对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公开讲授或发表学术见解的自由，学术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以及要求排除学术界内外的各种权威的干涉和统治的自由等等。学术自由是科学研究的生命，是学术繁荣的守护神，科学共同体都把保证学术自由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和神圣的使命。
3、对研究后果的意识
科学的精神气质尽管是科学共同体恪守的价值规范，但它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科学远非那么纯粹、那么圣洁，它已被打上了政治化、商业化，军事化、秘密化等印记。然而，这一切不仅不能成为科学共同体放弃科学的精神气质的理由，反而更应增强对科学研究后果的意识。
日本学术会议第79次全体会议在1980年4月24日通过的《科学家》中，把这一点作为科学家应该遵守的五点之一记载下来：“明确自己研究的意义和目的，为人类的福利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要求科学共同体监督自己的成员，正确审视自己的研究，时时注意价值判断，使科学研究导致的结果能在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提高生活水平，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克服人性危机和尊重人性、确立人的尊严、确保世界和平和民主秩序等方面做出贡献。与此同时，要警惕对科学成果的误用和滥用，努力排除由此造成的危险。
4、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均衡
真正的科学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部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是以增进科学知识为目的所进行的研究，不以特定的直接应用为目的，其价值导向是所谓的“好奇取向”(curiosity—oriented)；而应用研究则是以特定的实际应用为直接目的，其价值导向是所谓的“任务取向”(mission—oriented)。这两种研究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本身的进步都是必不可少的，使二者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协调进行，是科学共同体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经常呈现扭曲状态。发达国家由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一般都倾向于向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和商业利润的应用研究投资。发展中国家苦于资金短缺，往往也冷落了“远水不解近渴”的基础研究。而且，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或显示政绩，也往往对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应用研究倍加青睐。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应用研究势必要排斥基础研究，从而妨碍科学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社会未来的持续繁荣。鉴于既要考虑到人类的长远利益，又要照顾社会眼下的需求和复杂的现实状况，科学共同体便不得不面临相当棘手的价值抉择。
5、科学资源的分配与调整
科学共同体需要从社会获取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并加以合理的分配和有效的调整，以作为科学知识生产的投入，保证科学知识高效率的产出。这不仅是当下的知识生产的前提条件，而且对于研究机构长远的发展和稳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获取什么样的资源?从哪里获得这些资源?这里就有一个选择标准和来源渠道的问题。例如，就人才而言，不同的研究机构和工作对人才的学历、专长、德行、素质等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对不同层次的人才要求的比例也有区别。就资金而言，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组织往往十分注意从多方面募集资金，而不过分依赖一两个施主，以免受其操纵而失去自己的自主性。其次是科学资源在从整个共同体到课题组的各个层级的分配与调控。这既要处理好共同体内部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重点课题与一般题目、眼前利益与长远计划的关系，也不能不考虑来自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最后还要协调好共同体内部各个部门、成员之间的关系，理顺彼此沟通的渠道。也要协调好共同体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关系，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里所讲的一切，实际是科学共同体组织的结构问题，而一种组织的结构必定有它的组织的价值模式。价值模式决定组织对其所在的情境采取的基本取向，从而引导个人的参与活动。
6、科学发现的传播
按照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家有权利、而且也有责任把他的发现通告科学共同体，公开发表他的发现结果，以便在科学知识的“市场”上自由竞争(也许在危及国家安全的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是例外)。近代科学在这方面极不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那时的研究者只与他的信徒及追随者分享他的发现，仅以密记的形式把它公布于众。
于是，伦理和价值问题便在科学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中突现出来了。尽管科学家一般都发表他们的科学发现，但在发现和公开发表之间一般要耗费6个月乃至3年的时间。因此，正式或非正式地预先通报发现(私下交谈、会议演讲、打印简报等)就成为惯常的作法。这样一来，既为行为不轨的人提供了掠美或剽窃他人成果的机会，也为某些人以共谋的方式优惠交换研究情报从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条件。
在科学发现的传播问题上，新闻界有时也起劲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挑起关于科学发现和科学研究问题的争端。这不仅对科学共同体内部有所影响，而且往往对社会上受过教育的公众的观点起导向作用，乃至发展到形成科学压力集团的危险，从而对政府、基金会、科学组织者和领导人的合理决策起到妨害作用。科学共同体的职责就是要把科学传播和交流纳入正常的轨道，于是便不得不面临许多伦理选择和价值判断问题。
7、控制科学的“误传”
在科学信息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的另一职责是要慎重地对科学传播进行控制、审查和查禁，以免对公众和社会造成损害和危险。尤其是像在医学、药学和营养学等与人类健康和福利直接相关的领域，更要小心从事才对。科学家有义务使他们的专业文献和出版物在内容和质量上达到高水平，编辑和评论人员有责任剔除那些事实有误和思想浅薄的低劣之作和平庸之作。科学出版物的守门人既要严格把关，又要对具有不熟悉的、新奇的、一时难以断定其价值的思想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以兔把真正的上乘之作拒之门外，从而埋没人才和延误科学的进展。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科学共同体本身对有背于传统的新奇和变革的东西往往也采取抵制态度，从而使控制科学“误传”的作法大大复杂化了。
更为棘手的伦理和价值判断在于，如何在合理性的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划界。谁也不否认这样一个抽象的原则：存在着伪科学，它应该受到人们的控制和抵制。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是伪科学？什么不是？科学在何处终结？伪科学又是在何处开始？曾被认为是科学的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学说最后遭到了否定，轰动一时的、并受到奖赏的N射线的发现原来是一场骗局。另一方面，在苏联一度被视为伪科学的遗传学、共振论和数理逻辑等，却是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科学。至今，人们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还有争议，至于灵学和特异功能的归属问题，更是吵得不可开交。这既牵涉到对奇异事物本身的价值选择，也牵涉到对科学何以为科学的价值判断。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科学共同体有责任和义务预防错误和误解的扩散，以深思熟虑的告诫去行动。另一方面，要充分相信，真理在自由交流思想的“市场”上有战胜谬误的能力。
8、科学成果的承认和科学荣誉的分配
科学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价值规范和组织结构，其中包括它的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奖励系统。科学奖励系统是根据科学家们对增进科学知识的贡献大小来给予承认和分配荣誉的，或者说是按照他们扮演其科学家角色的好坏来实施奖励的。科学家在做出了独创性的科学发现即创造出确凿无误的新知识后，他除了企望博得同行的承认外则一无所得。即使在今天，当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职业时，对科学的追求一般还被看作是对真理的无私探求，而并非主要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在科学共同体内，承认是科学王国的唯一硬通货，荣誉是科学劳作的最大报偿。科学的奖励系统不仅能激发科学家做出开创性的成果，而且也能在科学的社会控制方面发挥作用，约束科学家按共同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办事。当科学建制卓有成效时，知识的增长与个人名望的提高是同步的，共同体的目标与个人得到的奖励是匹配的，此时科学生机勃勃、兴旺发达。反之，当科学建制部门失去控制时，欺骗、诡辩、夸夸其谈和自我吹嘘、滥用专家权威、炮制伪科学等就应运而生，尽管这类不轨行为比其他行业要少些。
在科学共同体内，围绕承认和荣誉的纷争莫过于“优先权之争”了，这在科学发展史上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插曲”。按照默顿的研究，优先权之争并不是人类天性或科学家个人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而是科学建制的规范的产物。科学建制把独创性定义为一种最高的价值，从而使得对优先权的承认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因此，正是这些规范对科学家施加了无形的压力，使得他们把对独创性和优先权的关心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当今的所谓“大科学”时代，优先权之争就变得更为激烈、更为复杂了。优先权之争极大地刺激了知识生产者的积极性，并使知识产品处于科学同行和社会的监督之下。但是，它也有明显的副作用：它容易使当事人丧失理智，陷入无休止的论争乃至刻毒的人身攻击，转移科学的大方向。在这方面，科学共同体要公正地实施行之有效的奖励系统，论功行赏、赏罚分明，最大限度地限制优先权之争的副作用。对科学家来说，则要在独创性的价值观念和谦逊的价值观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又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为优先权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固不足取，但是把本属自己的优先权无原则地拱手让人亦不足为训，因为这对他人和共同体均有百害而无一利。
9、对科学界的分层因势利导
科学共同体内的成员远非是平等的，而是存在着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科学金字塔的顶端是为数甚少的科学权威，底部则是为数众多的默默无闻的普通成员。一般而言，科学权威和较高阶层的成员并不是靠财产和权力获得其高位的，而是靠自己的科学成果和科学贡献所赢得的同行承认和社会声望步步晋升的。而且，处于高位的成员并不比其下的成员拥有更多的组织上的权力(除非他成为行政官员，否则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无权指挥其他教授)，他们只能通过科学共同体的非正式关系施加较大的个人影响。这是科学中的分层与社会中的分层显著不同的两个方面。
科学界的分层显然有其积极意义。它促使那些步入科学殿堂的年轻人和后进者刻苦钻研、顽强奋斗，以出色的科学成就在竞争得同行的承认，从而成为科学界的精英。处于顶端的科学权威由于具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敏锐的眼力，无疑会通过他们的影响，对科学共同体的建设和科学的发展起推动作用。而且，他们的超人的智慧和高尚的人格也被视为楷模，成为后继者效仿的理想化身和价值标准。这无疑有助于在科学共同体内形成一个你追我赶、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与此同时，科学界的分层也有其消极作用。尤其是，科学中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穷者更穷”，给科学权威头上挂满了荣誉头衔乃至套上了神圣的光环，使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科学权威若无自知之明，便会助长其极度的虚荣心，乃至发展到滥用专家权威(乱挂名、乱签名、乱署名等)，压制新生力量的地步。科学权威的这些不良作用固然能够依靠共同体内部公开的、充分的讨论以及精英人物之间的自由竞争加以消除，但是共同体有责任事先因势利导，发挥分层的积极因素，限制其消极因素，创造一个生动活泼的知识生产的环境和气氛。
六、科学和人的价值
“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正因为如此，世界史里假如没有科学史，就象独眼巨人普莱费莫斯少了一只眼睛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许可以斗胆断言：科学价值(sciencevalues)即是人的价值(humanvalues)。
关于科学和人的价值问题，布罗诺乌斯基作过专门的研究。按照他的观点，科学活动预先就假定，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最高的价值。追求真理既是科学的最终目标，也是科学的持续动力。但是，真理不是教条，而是过程。因此，追求真理的人必须是独立的，必须在观察中和思维中保持独立性，而尊重真理韵社会则应该保护这样的独立性。
科学把对独创性的热爱作为独立性的标志，而独创性则是做出科学发现的工具。尽管独创性只是一种工具，但它对社会的进化是必不可少的。科学赋予独创性如此之高的价值，以致远远超过了艺术赋予传统的价值。
独立性和独创性对于科学的意义，要求我们把价值放在异议上。真正的高度异议的要素在人类文化中都是纪念碑式的，异议作为一种价值在我们文明的智力结构中已被接受了。它是从科学实践中得到的价值。在科学史中，只有当已被公认和接受的概念受到异议的公开挑战(例如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发起的挑战)时，进步才会到来。异议是智力进化的工具，是科学家天生的活动。没有异议就没有科学，没有异议的人根本不会成为科学家。
异议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更深刻的价值即自由的标志，就像独创性是精神独立的标志一样。如果说独立性和独创性是科学存在的个人需要的话，异议和自由则是科学存在的公共需要。
学术自由必然会导致观点的差异和看法的分歧。但是，一个稳定的进步的社会又必须把观点和看法各异的人粘合在一起，一个持续发展的科学又必须把历史传统与未来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宽容则成为科学上须臾不可或缺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宽容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消极的价值，而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宽容的精神实质在于，承认给他人的观点以权利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为他人的观点本身是有趣的，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尊重的，即使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在科学中，我们常常认为他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从来不因此认为他人是邪恶的。因为我们了解：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冒险事业；科学家在探索中必须大胆猜测和假设，而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击中目标；一代科学家所犯的错误，比下一代人对它们的校正要多得多。在科学中，犯错误并不是丢面子的事情，这是由科学的本性和人的本性(用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话说：“犯错误和抛弃错误是上帝设计的一部分”)所决定的。
科学家之间的宽容不是以无差异为基础，而必须以尊重为基础。尊重作为一种个人价值在任何社会都意味着公众对公正和应得荣誉的承认。科学使一个人的工作与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的工作相互关联和衔接，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公正和尊重，科学就无法存在下去。假若这些价值不存在了，科学共同体便不得不创造它们，从而使科学实践有可能进行。
总而言之，科学共同体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具有直接的共同目标——探索真理。它必须促使单个科学家是独立的，促使科学家群体是宽容的。从这些基本前提——它们)形成了最初的价值——逐步得出了一系列的价值：异议、思想和言论自由、公正、荣誉、人的尊严和自重。这就是科学所塑造的人的价值，而且有这种价值观念的人又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而使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科学和人正是在这种张力和互动中丰富起来、完善起来的。
参考文献
参见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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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系统科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人类长期进行科学实践的结晶，它是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而充实、丰富、提高的，每当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总会伴随着产生新的方法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科学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系统科学于20世纪40年代末崛起，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在60～70年代基本形成了由许多学科分支构成了学科群体。不仅如此，“系统及系统科学已经成为当代最具有综合行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基础概念和科学。”讨论系统科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方法论价值问题，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要求的必然结果，很少涉及到方法论的范畴。本文就尝试以叶澜教授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关于“系统科学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一部分为基础，进一步探讨系统科学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问题。
1 提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观的新视角
系统科学的首要贡献在于它以复杂的开放系统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揭示复杂系统的结构、特征。
内部运作机制，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原理及其在不同状态下的特征，系统的演变与发展等一系列以往未被重视和深入研究过的重要问题，为人类的认识开辟了新的领域。对于复杂事物，系统科学在方法论上对“原子论”和“还原论”突破，使其冲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框架，形成了以“整体”为研究对象与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一突破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影响，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中的互动，把一定社会的政治准则、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心理要求，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素质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的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作为整个教育工作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并行系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又服从和服务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和功能，而且贯穿在其他系统之中，从而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关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不同层次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广泛的系统。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我们知道系统是一个整体功能和属性大于局部功能和属性之和的有机动作集合体，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它本身的研究，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子系统的母系统，全面的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和相关性，最终把研究对象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就如同系统科学的新思路一样，使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面临着重新确定和拓展研究域的新问题，对于新的问题域，我们应该在整体的关联中重新认识它。
2 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
系统科学没有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现成的新结论，但确实提供了从整体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新思维原则。“整体性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它为人们从整体上研究客观事物提供了有效方法。他们始终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过程不是孤立的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由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整体的性质与规律只存在于组成其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而且各组成部分的总和，不能反映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因此，以“三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所提供的方法突破了以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它要求人们如实地把对象作为有机整体来考察，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系统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系统内部动态相互作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传统科学思维的局限性。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在对整体性原则的把握上。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曾经过于强调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把大学生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没有足够重视其主体地位，以致出现过分强调灌输的片面倾向。我们在道理上是能够接受整体性原则的，但是已成为潜意识的习惯思维方法，依然会不自然的遵循“还原论”的方法。
3 提供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复杂开放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必须与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交流，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并发挥功能。系统科学中“结构――功能”的关系就成为一组新的范畴进入到人类的思维空间，成为人们研究、认识事物的一种工具。有关“黑箱”与“白箱”研究，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间接研究教育影响在学生内部发生变化过程和机制的手段，也提供了同一教育影响可能产生不同效果的模拟研究手段，这对在微观层次上研究教育活动承担者双方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人为系统的发展中，新的目的和功能要求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和推动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行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这样一个人为的系统，从社会和学生的角度看，都以未来作为时间维度，以发展作为目标，任何一个既成的教育事实都不可避免地与价值追求和选择相关。我们都知道，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把大学生培养成“四有新人”，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面临经济主体多元化、主体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实环境，能够坚持自己应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我们应该根据目标的实现状况对于施教方法进行修正，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同时更关注整体的协调性，以保证系统整体功能的发展。此外，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要通过系统对社会提供的物质、能量、信息做出合目的的选择，再内化为自身的结构，及通过结构的改变，进而实现。
4 提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变革过程的新思维
系统科学把系统存在状态分为“平衡态”――“非平衡态”――“远离平衡态”三大类。分类的标准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现有结构的稳定性。普里戈金关于远离平衡态系统发生、演变的耗散理论具有突出的方法论价值。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复杂系统，非平衡态是常态，演化是绝对的，稳定却是相对的，要全面认识教育系统及其发展，就一定要研究它的非平衡态与远离平衡态。
平衡状态打破、熵的持续增加，使原有系统的一体化能力逐渐削弱，个体呈现越来越大的自由态，进入非平衡态，再向前发
展，就达到远离平衡态。对于原系统而言，系统不再存在回复到原有状态的可能，那么这一阶段研究的要点就是新系统的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演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非平衡态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这样一种方法论，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一种无序的，把这样一种无序当作一种常态，在动态中把握对它的研究，从有序到无序然后再到更高一级的有序，呈现螺旋上升这样一种形式，在大系统中使它能够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新时期的，充斥着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利益观等等各种纷繁复杂的因素，在这样一个时期，更要坚决避免使思想政治教育僵化，灵活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外部因素的变化，及时控制干扰因素，促进新的、积极的因素的发展，最终使得新系统形成。5提供多学科综合研究复杂对象的方法范式
系统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仅决定了要有思维方式、理论工具的变化，而且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工具，此外，还决定了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这些研究方法在服从于对象特征和研究任务的需要中实现综合。
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是系统科学研究体系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系统科学方法论处于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应该属于第二层次的地位、具有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它是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系统科学的桥梁，它与其他许多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可以从具体科学中提炼出一般科学方法，又可以为丰富、发展哲学方法提供素材，但它本身并不是哲学方法。我们既不能用系统科学方法论代替哲学方法论，也不能用哲学方法论代替系统科学方法论，从而抹杀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方法论中应有地位。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系统理论的出现为实现这种转变创造了条件，同时为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精确化创造了条件。系统概念与一切哲学范畴一样具有最广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阶级性，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一定要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指导之下进行，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是系统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系统科学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范例。此外，系统科学还提供了用系统的观点认识教育的一系列新观念。
【关键词】艺术教育 工作室制教学 教育模式创新 价值论 舞蹈教学
近年来，高校艺术教育的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模式逐渐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教育从业者有责任变换教学方法与手段，培养符合实际需求的、具有全面素质的艺术人才。目前，高校艺术教育中仍存在着人才培养方向不明确、学生欠缺职业技能等问题。实践证明，采用以就业为导向、推广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育策略，开展“工作室制”教学模式是解决高校本科艺术教育同社会需求相脱节的有效方法。
一、新形势下艺术教育价值的重新认知
在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显著转变，艺术教育的价值同样需要被重新认知。伴随着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及其后一系列政策文件，我国教育界的各个领域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学改革运动，今天仍备受关注与争议，其意义深远，并将对未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艺术教育不仅是本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文化的传承，对道德的教化，对科学思维、心理健康、创新和美育的教育，但当前我国艺术教育主要集中于知识价值这一领域而忽略了其他价值。为改善这一现状，本文提出将“工作室制”教育模式引进到本科艺术教育课堂教学中。现代教育从业者应以“人本化”教育理念为基础，丰富艺术教育教学方法，拓展艺术教育课程的新素材，完善艺术教育工作的实践环节，最终为塑造学生对道德价值、经济价值、审美价值、人本价值等多元价值的认知起到重要作用。
二、艺术教育教学模式的重新构建
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要求在高校艺术教育中始终贯彻艺术与技术相结合、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实行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教育模式，致力于培养技能与专业理论知识兼备的人才。“工作室制”教育模式的出现是为了给学生模拟以及创造工作实践的岗位，进一步拉近学校教育和职业工作之间的距离。在这种教育模式中，由教师引入社会实践项目或是模拟实践类别的活动项目，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进而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竞争能力的目的。
（一）实践教学――集中转向分散
首先，应从建立导师制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在艺术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建立中实现由集中转向分散，可行的办法是以导师为核心，成立各个专业的“艺术团”或“工作室”等实践教学机构。工作室制的教学团队由学科带头人和所属专业的优秀教师构成。教学团队承担部分课程的项目化教学，带领学生共同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及时地从工作室了解到新的艺术动态，掌握新的艺术创作技巧，熟悉职业工作的形式和过程。各教师将依据自身所长参与到相应的实践教学指导环节中来，从而真正实现“教师主导、学生自主、实践为主、教学为辅”的双方结合、师生互动的实践教学模式。
其次，应从时间变化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如何在艺术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建立中实现由集中转向分散。以往的艺术实践活动通常集中在学生毕业实习阶段，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管理。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更新的速度飞跃，三年一次的实践活动远远无法满足学生掌握艺术技能的要求。艺术活动应该贯穿于学生学习的整个过程。
为了保证学生从入学开始一直可以得到实践活动的锻炼，教师有必要在考虑各年级学习进度和学生知识技能掌握的水平之后组织学生开展艺术实践活动。以舞蹈教学为例，在大一到大二阶段，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任务较重，这时教师应把实践教学的重心放在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两方面，通过设置课堂知识竞赛、民间文艺采风、剧场舞蹈剧目欣赏和各艺术院系学习成果交流展览等活动启发学生对美的感知。在大三以后，学生同社会的距离更接近了，此时的教学重心应转移到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意识这两方面，教师要从宏观上理解不断发展的教育理念，控制专业发展方向，通过组织社区文化辅导、社会文艺调查、舞蹈团队下乡和社会实践成果交流会等活动实现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
（二）教学理念――单一转向全面
传统的艺术教育定位于艺术知识的认知与训练，在教学过程中，只关注学生的技能掌握，忽略学生对艺术活动全面、立体的理解和认知，也忽略了艺术教育的主旨与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全面、立体的艺术教育应包括对学生几个方面能力的培养――组织能力、与社会各种团体的合作能力、艺术教学的职业能力、艺术产品的营销能力，以及艺术活动的策划能力、艺术活动的报道及写作能力等。
以舞蹈教学为例，为提高学生组织能力，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学生会以及舞蹈类的学生社团。从培养合作能力的方面出发，教师可以负责联系校内或校外的学生团体，让学习编导的学生应委托方要求，结合各种舞蹈类型的比赛设计编导出相应的作品。为了培养学生艺术教学的职业能力，教师可以在课程中设置专门课程，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进行模拟教学活动。当学生中出现了出色的编导人才和优秀的舞蹈作品，可以由教师引导工作室内的学生形成小组对学生的创作进行宣传和推广，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营销能力、策划能力和写作能力等方面技能的目的。
（三）教育目标――“实践能力+理论掌握”
教学应确立人文视域中的艺术教育实践观，不再仅视技能展现为唯一的教学活动，而是把与艺术有关的一切组织策划活动都纳入课程教学的体系，如艺术教学、比赛、策划与营销活动等。让学生通过提高动手能力引导性平台，在宽松、自由的思维环境中扩大想象空间，达成“实践能力+理论掌握”的教学目标。同样以舞蹈教学为例，教师不应只重视肢体技巧和舞蹈理论的教学，而是应该在课后积极开展以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等不同类型的舞蹈为主的舞台表演或比赛。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从宏观的活动布局出发设计各种创新环节，从局部节目的板块出发，把握细节的提升和优化。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浸染在艺术舞蹈创作的自由氛围里，不仅能提高自身的舞蹈水平，还能在整体的表演中将课堂中学来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从而实现全面发展。
（四）教学方案――“多元、自主、一体”
艺术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塑造和传递情感。通过艺术实践课有效的组织，单一而枯燥的课堂教学可转变为充满挑战性的技能训练，不仅能丰富教师的教学手段，还能在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信息搜集和心态调整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全面的艺术素养，使高校艺术人才更容易得到社会认可。
主张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强调自由艺术精神的工作室制教育模式是艺术实践课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在具体构建工作室制艺术教育模式时，“小课题”的研究战略更符合课程多元化，学习自主化、管理一体化的原则。在操作中，我们可以实行分级分流、规定学分、自主选课、发展个性的教学方案。下面，同样以舞蹈教学为例，具体说明如何应用“工作室制”模式开展高校的艺术实践课。
教师舞蹈工作室在建立之初，根据当代舞、现代舞等分支设置不同的群组，由学生根据自己的专长自由选择。在课堂实践中，教师不仅要讲授舞台表演元素的运用，还应该讲解节目设计方面的知识，鼓励学生根据由易到难的顺序编排独舞、双人舞和舞剧等各种类型的舞蹈节目。在期末考核中，为学生提供舞台实践的机会，并以此为基础延伸到校内的舞台实践。通过制定相关教学政策作为总方针，明确规定每个学生参加校内艺术实践的次数，组织学生参与到由个人、组合和学生团体形成的不同级别的艺术活动。
由校内到校外，社会艺术实践是“工作室”制艺术教育模式的重要构成部分。主张“多元、自主、一体”的工作室制教学模式为学生搭建适应社会发展的桥梁。学生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找到更多锻炼和工作的机会，不仅能在表演中发现自身学习的不足，还增长了见识，为未来职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工作室制”教育模式的教学意义――实用有效、可持续发展
基于对教育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2002年9月1日）的理解与执行，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高校本科艺术教育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对传统的艺术教育框架进行突破。工作室制教育模式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为宗旨，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具体方法和实施过程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了可操作性。
（一）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精”而“博”的专业技能
因为个体所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和心理特点等因素差异的共同影响，每个学生在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存在着不同表现。在工作室制艺术教育模式中，教育工作者可以运用因材施教的思想，根据学生在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学习能力进行更加全面评价。教师能够主动保护学生身上所带有的宝贵特色，使用相对应的教学手段，进而培养出适应于艺术求新、求变、求独创要求的保持自身优秀特质的人才。
工作室制教学模式的理念，紧跟时代价值观的变化，其教学内容达到了基础知识和动态变化相结合的要求，突破了教科书和教学大纲的限制。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一体化，使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从而实现了培养学生“精”而“博”的专业技能的目的。
（二）因“需”施教，解决“毕业即失业”的就业难问题
当前社会需要具备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和竞争意识的人才。工作室制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学习、团队协作、信息分析和执行等方面的能力，学生有更多可供自己支配的学习时间。可以说，工作室成为了学生接触社会、体验生活的窗口。同社会各团体组织的交流，使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成果能够面对市场和大众的考验，从而减少了学校教育与职业工作之间的距离，有利于缩短学生的职业适应期，提高就业率。
（三）因“势”施教，提升艺术教育价值空间
工作室制艺术教学模式的出现，从几个方面提升了艺术教育价值的空间。首先，工作室制模式把优质的社会资源引进课堂，为学生提供了多样的观察、感悟、思考、实践和表现的机会，激发了学生学习的激情。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充分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及创造美想象力及有关思维能力得到了充分锻炼;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过程能够调节学生的情绪，不仅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也能够促进其个性心理素质的提高;最后，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高校艺术工作室的出现有助于传承和发展优良的传统文化。
结语
当今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因此，艺术教育必须更有包容性和实践性。工作室制模式是高校本科艺术教育的创新。在艺术工作室里，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兼有学习者和创作者两种身份。学生通过完成任务，可以熟悉职业工作流程，增强责任意识和职业意识，有利于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只有坚持“人本化”的教育理念，积极探索艺术教育课程教学的新模式，才能逐步形成职业型、开放性、立体化的艺术教育格局，才能更好地培养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兼备、具有就业竞争力的新型高校艺术人才。
（注：本文为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价值论下高校本科艺术教育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以舞蹈教学为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24004110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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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丽、构建有专业特色的工作室制教学群[J]、黑龙江教育，2007（5）、
[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价值情感说
[作者简介]罗爱武，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7－0033－05
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曾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传统政治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又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其“革命性”的总特征是强调政治学研究要摆脱传统政治学“哲学化”的研究方式，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价值中立”是行为主义实现其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诉求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其相对于传统政治学研究途径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一主张既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在二战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这一戏剧性的发展轨迹，就必须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及其合理性和内在缺陷。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
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主张是建立在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理论基础上的。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又称“是”与“应该”问题、“实然”与“应然”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他认为在以往的道德学体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跃迁，即从以“是”或“不是”为连系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连系词的伦理命题(价值命题)的跃迁，而这种思想跃迁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方式既缺乏相应的说明，也缺乏逻辑上的根据和论证。这个有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以及价值判断不可能独立地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主张就是休谟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根据意义证实标准，即一个命题是否有明确的证实真伪的方法，进一步指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别所在：有无认识意义。逻辑经验主义据此将所有命题分为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和没有认识意义仅有情感意义的价值判断两类。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对客观事实有所断定，命题本身有真假可言，这类命题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它根据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号的定义判断其真假；一类是综合命题，它根据经验事实判断其真假。而无认识意义的价值判断本身对客观事实没有做出断定，它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命题本身无真假可言，“只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是没有说出任何东西的。它们纯粹是情感的表达，并且因此就不归入真与假的范畴之下”。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这一观点认为价值判断纯粹只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既不真也不假，是无认识意义的命题。
依据“价值情感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以客观地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只能解答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只有事实问题才是科学研究可能解答的问题，回答事实问题的事实判断对经验事实有所断定，其真假可以由经验证据加以检验；而价值问题是科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它的回答对经验事实无所断定，只表达了某种情感和态度，无法用经验证据来进行检验。“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只能回答事实问题，作出事实判断，哲学和伦理学才试图回答价值问题，作出价值判断。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的具体内容
根据休谟“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价值情感说”，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该进行“价值祛除”、保持“价值中立”。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研究对象看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现象的因果联系等经验事实问题，不应该研究好坏善恶等规范价值问题；从研究过程来看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将个人的情感、价值观等混入到研究过程中去；从研究结果来看研究者应只对结论作出因果事实判断，不要作出善恶价值判断。
第一，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所谓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在研究对象上政治科学应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应当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应当研究价值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价值祛除’的……科学关心的是的问题，不是应该的问题；是经验的问题，不是规范的问题”。
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着重关注的是诸如正义、善、自然法、自然权利、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相对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从而削弱了政治学的应用价值。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批判了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从传统的角度看，政治理论可以说就是政治哲学，它坚持并鼓吹自己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对此问题的看法。高踞于理论之特权等级巅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严格的经验世界的分析”。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传统政治学局限于探讨一些抽象的“应然”问题，忽视研究现实政治的“实然”问题，这一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脱离了社会现实，对政治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今天政治学方面可以用来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识非常不够，这种不足主要倒不是指显而易见的理想知识，而是指那种可以用手头的分析和研究工具来获取的知识”。行为主义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有效之举在于实现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转向：从执着于“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的探讨转向关注“实然”问题的政治科学的研究。
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让政治学从传统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学研究“实然”的事实问题，把“应然”的价值问题留给政治哲学。卡特林(George・Caflin)认为政治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从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区分开来，但同时政治理论本身又可以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部分。在区分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行为主义认为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学应放弃对价值问题研究，转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事实问题。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也纷纷提出了他们各自认定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拉斯韦尔认为，从研究对象看“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伊斯顿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怀特(William・Whyte)主
张“政治学家应该对政治学感兴趣。他们应该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他们自己首要关心的应该是政治行为的描述与分析”。罗伯特・达尔则将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关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他们各自的主张显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他们的共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即都主张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机构等转向非正式结构和政策实施过程，通过对可观察的政治行为的研究来解释现实的政治现象。
第二，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祛除价值”或“道德上中立”，避免夹杂个人的政治倾向、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以免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样去理解善与恶，他们在善与恶的冲突中要保持中立。对所有政治科学家来说，他们据以进行调查和讨论的共同基础，只能通过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也就是说，道德上的价值中立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
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是研究“是”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是”的问题，是研究“实然”的问题而不是“应然”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政治现象客观中立地观察研究以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客观的政治现象是研究的对象，客观的观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观的政治规律是研究的结果。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志)，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带人到研究中去，不应当去从事为特定人或社会服务的价值判断研究。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带入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个人的情感、价值倾向就可能会造成对研究结果的歪曲，这将有损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能做到“价值中立”的话，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就会认为这个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问题进行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在做伦理学的探讨了。“政治学的任务在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行为主义认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陈述种种条件，政治哲学才会为各种价值进行辩护。换句话说，“实然”的研究不同于“应然”的学习，分析政治冲突的过程不同于评价政治冲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可引入个人的价值判断。早期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经指出，政治学是一种纯粹的科学，除了出于严格的假设外，它绝不应涉及价值判断。政治学家不但必须区别价值判断与政治研究间的差异，而且必须注意价值判断闯入政治研究的危险。政治学家的任务在于不动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够实现特定目的的条件并且客观地检验这些条件。研究过程价值判断的介入将使研究结果也成为一个价值判断，从而破坏研究的客观性要求。
第三，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政治学家对研究结果应只作因果事实判断而不应做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有逻辑上的区别的，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有经验意义，可以凭借经验和事实来断定其真伪性；而价值判断没有认识意义，仅仅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其真伪性是无法通过经验研究来确定的，它们既不真也不假。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只有事实的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事情，价值判断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作为“科学家”，严谨的政治学家应避免作出价值判断，也不宜对价值判断发表意见，对一切重要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政治哲学家才总是试图作出决定、提出建议、阐发道德标准、提出价值判断来估计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卡特林明确提出政治学关心手段，政治哲学才关心目的。不管我们大家的选择或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愿望就是要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就必须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为有利，提供适当的有助于实现社会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识是政治科学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学才能做到这一点。奥本海姆(Felix・E・Oppenheim)同样指出政治学研究应该限于作出能够由可观察证据证实的客观事实陈述，价值判断仅仅表达政治学家个人的主观偏好，它不需要也不应该介入政治学研究中来。
三、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简要评论
作为当代西方曾经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快速兴起和最终衰落都与其“价值中立”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价值中立”主张提出以来围绕它的争论就没完全停止过，这一争议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学这一学科范围内，而是围绕另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展开的，即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能够做到“价值中立”、是否应该做到“价值中立”。详细解答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主旨，仅就方法论这一层次而言，笔者认为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应该说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问题就在于它把这一主张的适用范围过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导致这一主张又丧失了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行为主义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事实上，不仅对于政治科学，而且对于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来说，要完全做到“价值中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提出这一主张，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对象局限于价值问题、忽视对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如果长期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现实社会问题既不能指出理论上的解释之道，也不能提出实践中的解决之法，长此以往必将会危及该学科的“合法性”。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主张让政治科学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现实政治问题，不容否认是合理的。同时，“价值中立”主张也开拓了政治学的视野，为政治学研究开辟出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行为主义影响下，政治学的新交叉学科、新理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角色理论、团体理论、决策理论、精英理论等纷纷涌现，客观地说在促进政治学学科发展上行为主义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但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是现实社会问题，而现实社会问题往往是既包含事实问题也包含价值问题。虽然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明确地对这两种问题做出区分，但在现实中这两类性质的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因此，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既研究事实问题也关注价值问题。如果说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强调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的话，那么行
为主义政治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强调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却又忽视了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的偏颇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主张在研究实践中也带来了另一种与传统政治学相似的困境：在“价值中立”的旗号下，行为主义者往往过份关注细枝末节的政治行为，而忽视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学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的问题，这也是行为主义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内部针对研究对象“价值中立”的主张，不同的声音也从没停止过，当怀特(William・Whyte)提出政治学家应对政治学感兴趣，而要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时，阿尔蒙德就曾批评说，对政治学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据，在对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学家的职责是要判断一种已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将会导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讨论这些“伦理”问题时，哲学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的，而政治学家只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就完全具有这种能力。因此，他认为政治学家不应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在公共政策领域实际判别“善与恶”是政治学家的特殊职责。
第二，从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来看，行为主义提出“价值中立”是为了维护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尽量做到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结果客观性的必要条件。但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研究活动是研究者在自己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选择，而每一种选择背后实质上都有一种价值判断：研究方法的选择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只有具有某种确定的方法论才能开展研究，这本身就涉及到认为这个方法是好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要实现“价值中立”，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另外，研究对象的选择也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种学说必须把取材于有关社会生活的某些事实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这种取材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性就不重要，研究过程就不要做到价值中立、不能做到价值中立。关于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如何做到“价值中立”，贝蒂・H・齐斯克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他将整个政治学研究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课题的系统化；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资料的搜集；对资料的分析和阐释。他认为在课题系统化阶段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那些最可能对自身的价值有所推动的问题，但“课题一旦选定(我们希望这一抉择既是在相应的价值基础上又是在理论重要性的基础上作出的)，其后的两个研究阶段的结果若要令人信服，就应该完全不抱成见”。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者介入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一旦进人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在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以及资料的搜集阶段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客观科学地收集数据，用这些数据来客观地检验理论假设，而不应带有研究者的偏见。如果研究者在这些过程中仍带有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他的结论可能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科学的研究结论要求经得起经验证据的重复检验，那种通过选择性证据得出的有偏见的结论是经不起重复性检验的。这两阶段的“价值中立”是研究客观性的必然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须做到的。但是如果要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就排除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则是不现实的。
［关键词］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
哲学上对问题的探究总是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逻辑思维。对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论述也依照此法，首先，阐明为什么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具有当代价值;其次，论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是什么;最后，对实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可能路径作一简要探讨。
一、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当代命运之追问
对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在经历了一段蛰伏期后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近些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发展的意义。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如下:
(一)当代教育面临的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于科学教育的“视域”之中
理论的产生总是扎根于一定的问题，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也不例外。斯宾塞所处的时代，英国率先实现了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生产力较之先前有了质的飞跃。生产力的进步，一方面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求教育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为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英国当时学校的情况却是另一番场面，学校中传授的是以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缺乏实用自然科学的传授，这样就造成了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的需求相脱节。正是在此背景下，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应运而生。21世纪，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联系日益密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大程度是由科技决定，是由掌握科技的人才决定的，这就要求学校培养能够掌握这些先进技术的人才。而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大多数人的科学素养远没有达到基本标准，我国科学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社会发展要求。此外，在教育与社会密切联系的今天，教育与课程改革、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如何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宾塞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现如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可以说斯宾塞的教育思想仍然具有当代价值，并没有过时。
(二)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对现代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斯宾塞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教育论》一书中，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人们的大加赞赏。此外，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为现代教育家所吸收，成为现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可为我们今天实现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如斯宾塞认为在教育中应该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这是一条教育实践的真理，他还认为教课应该从具体开始而以抽象结束。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教学要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任何形式的超越或是压抑都不会有预期的结果。斯宾塞在几百年前就能看到教育教学的真谛，可谓是有“先见之明”。此外，在具体的科学教育中，斯宾塞提出了实物教学，这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教育是一个重要启发。这表明，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是有其生命力的。
二、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之审视
(一)为我们确立正确的科学教育目标提供了思想源泉
我国科学教育的目标可以归纳为:“1、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原理。2、培养科学的兴趣和态度，学习科学的方法。3、了解科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4、应用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12从科学教育的实施情况来看，这些目标并没有达成。大多数中小学校认为，科学教育就是科学知识的教育，就是单纯的科学知识的传授。这就造成了科学教育目标的其他方面，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能力的教育被忽略，影响了科学教育目标的全面实现。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提到了应该比较知识的使用价值，选择最有利于人们的知识学习，以此引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结论。很明显，斯宾塞主张学习科学知识的使用价值，必然是要发挥其在完满生活中的作用，而不是单纯地“为科学知识而教”。所以，科学教育不仅仅是要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诸如科学符号、科学概念之类的，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如探究精神、实证方法等。因此，科学教育不但要根据国家的需要传授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发挥其教育功能，使学生树立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敢于批判的创新精神。
(二)为我们践行科学的教学方法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目前科学教育的实施情况来看，在教学中主要还是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方法，注重科学知识的灌输，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学习兴趣，造成学生在接受科学教育的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科学教育的目标难以达成。斯宾塞曾经说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强调两个最重要而最被忽视的一般原则。一个是:在青年期同在儿童早期与成年期一样，整个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连带的原则是:所引起的心智活动应该一直是内心乐意接受的”［2］80。此外他还讲道:“在教育中应该尽量鼓励自我教育的过程。应该引导儿童自己进行探讨，自己去推论。给他们讲的应该尽量少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2］63其意思显而易见，在教学中应该重视学生的主动性，把引起学生的兴趣为目标，而这也是探究性教学的本质。故此，科学教育也应该把探究性教学作为基本的教学方法。要真正实现培养科学素养的目标，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求知。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如果采用一些单纯的知识传授的方法，往往会抑制学生的主动性，与学生的兴趣需要发生冲突。理想的做法是把科学教育教学直观化、实验化、生活化，以此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达到预期目标。
(三)为我们开展“文理沟通”的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
新世纪，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于是，人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在客观上成为“推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日趋结合的理性力量”［3］。而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依靠科技方面的力量远远不能解决，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尽管相关的环保技术已经十分先进，但如果人们的环保意识依然薄弱，环保工作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就呼吁我们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然而，我国在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使中国教育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过于狭窄和片面。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注意还有一门与生产成就直接有关的科学，社会科学。那些每天看金融市场情况，了解当时行情……估计战争的可能性，而从这些材料决定他们经商措施的人们都是社会科学的学生。”［2］22斯宾塞还讲道:“让我们从父母的职责转到公民的职责。这儿我们要问，一个人要尽这些职责需要什么知识?我们不能说，尽这些职责所需的知识完全都被忽视;因为我们学校某些科目至少在名义上是同政治社会责任有关。此中唯一占重要地位的是历史。”［2］29从此可以看到，斯宾塞在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比较价值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并把它们看作生产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科学教育中不应该对自然科学课程和人文课程扬此抑彼，而应该兼顾两者。故此，我们应该尝试采用综合化的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综合文理学科的教学。例如美国在1989年推出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报告强调，精选课程内容，而每门课程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知识及必要的技能训练，打破以往人为的学科界限，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通过这种尝试既考虑到了学生全面发展，又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爱好，这对我们沟通文理方面不得不说是一个好的参考与借鉴。
(四)为我们进行科学的教育评价提供了指导原则
“教育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用科学的方法，对教育活动中有关要素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1］265对中小学科学教育进行评价是判断科学教育实施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纵观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历史发展轨迹，“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贯穿始终，在对科学教育的态度上，也更看重科学教育功利性的一面，“使得我国的中小学科学教育长期徘徊在工具理性的阴影之下”［3］。这势必会造成科学教育的评价以分数定优劣，忽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结果导致学生对科学的学习只局限于科学知识的掌握，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能力的养成，致使科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偏离了科学教育的目标。斯宾塞认为:“作为评价任何培养计划的最后考验，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否在学生中间造成一种愉快的兴奋……尽管从理论上看，某个做法似乎最好，但如果它不引起兴趣或比其他方法引起较少的兴趣，我们就应该放弃它。”［2］64对于科学教育来说，一方面应该努力促成学生在科学知识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应该像斯宾塞所说的那样，看科学教学是否在学生中间形成了一种兴趣倾向，这是衡量科学教学成功与否的另一个重要标准。人是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媒介，“人既是掌握理论的主体而成为理论的载体，又是实践的主体。理论与实践便统一在这个中介‘人’身上”［4］。没有人这个最活跃的因素沟通其中，理论和实践只能是“两张皮”。所以，在实现斯宾塞科学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方法上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科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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