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常项目主体监管的基本内涵
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外汇和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经常项目主体监管是指以经常项下交易主体作为监测对象，全口径采集交易主体的经常项下外汇收支信息，对其经常项下不同性质的外汇业务进行集中管理，通过对交易主体外汇资金交易的系统评价和综合分析，判断其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合理，是否存在违规和异常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对市场微观主体分类管理，进而实现对外汇市场的有效监管。
二、建立经常项目主体监管机制
（一）完善法规体系，优化组织结构
为适应主体监管的需要，现行的经常项下政策法规需要作一定的修订和完善，应尽量细化操作规程，减少操作误区和监管盲区，提高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使主体监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同时，经常项目主体监管要求打破现有项目界限，合理地进行人员安排。经常项下可设立前台业务组、非现场监测组、现场核查组。前台业务组主要负责经常项下所有需要现场办理的柜台业务，包括货物贸易辅导期报告、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信息备案等业务；非现场监测组负责经常项下的非现场监测和政策调研；现场核查组负责对主体实施现场核查及考核分类。
（二）整合系统资源，理顺业务流程
将经常项下的各系统进行整合，统一数据来源，统一数据采集标准，建立经常项目综合信息平台（见图1），对同一交易做到统计口径一致，采集数据可比，以实现外汇交易的关联分析。
一是将原有的货物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扩充为包括服务贸易的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主要包括主体管理、企业报告、非现场监测、现场核查、分类管理等业务模块。主体管理业务模块中融入服务贸易企业主体管理的功能；企业报告模块增加服务贸易企业需要主动报告的内容；非现场监测模块将主体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汇账户等信息进行综合比对，根据相关预警指标进行非现场监测，设立贸易重点企业库。同一企业可根据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分别提示异常，贸易重点企业库下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重点企业子库。二是在原外汇账户系统的“客户电子台账”基础上将外汇账户监测系统分为按主体监管模块和按账户类别监管模块及其他账户管理功能模块，进入主体监管模块可以对全市所有企业的账户余额、账户数、外汇收入、支出等按一定的条件进行单个查询或批量查询。三是将原个人结售汇系统与个人非现场监测辅助系统整合为个人外汇监测系统。
这样，经常项目综合信息平台就以国际收支系统为依托，以贸易监测系统为重心，以外汇账户系统为辅助，形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业务处理监测体系，同时，外汇账户系统既服务于贸易监测系统，又具有和个人外汇监测系统一样的独立处理业务的功能。
（三）科学设定预警指标，合理进行主体分类管理
预警指标的设置，应按照可量化、易监测、相关性的原则，建议在原有货物贸易监测指标外，增设服务贸易单项监测指标和与其他业务相关指标。
通过设定临界值和逻辑关系判断，系统自动提取大额或高频外汇收支、结售汇、账户资金变动信息。经过对这些信息监测分析后确定现场核查对象，根据现场核查结果好、中、差，将企业分为A、B、C三类。企业分类后，建议对于A类企业，其服务贸易收支完成国际收支申报后只需凭合同或发票实现资金的收结汇和售付汇；对于B类企业，系统指标提示服务贸易异常的，外汇局对其服务贸易外汇收支采取限额管理，外汇局可根据其上年度服务贸易收支总额（或以前多年的平均值）的一定比例设置其服务贸易外汇收支额度，企业在年度限额内办理服务贸易项下收结汇和售付汇。对于C类企业，其服务贸易收支须向外汇局逐笔登记，凭外汇局“登记表”办理资金的收结汇和售付汇。
（一）实行以非现场监测为主导的外汇管理
目前日常服务贸易业务完全交由银行按规定办理，外汇局主要实施非现场监测。基层外汇局对非现场监测核查的相关工作内容、方法、流程、内部管理等方面制定相关内控制度。
（二）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系统功能日益完备
该系统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收支申报和外汇账户等系统，增设了大量预警监测指标、趋势变化图表和灵敏分析等功能，涵盖了货物贸易、资本和金融项目涉外收支数据，实现了非现场监测数据全口径采集和分析，可通过单笔大额、高频累计、异常波动、交易种类异常凸现等预警指标进行数据筛查，对筛查出的企业进行重点监测核查，预警监测能力和信息共享程度大幅度提高。
（三）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核查相结合查处违规问题
目前基层外汇局非现场检查基本能够做到实时监测，对当期超过预警值的全部跨境收支业务进行非现场核查，要求各外汇指定银行提交相关业务材料，外汇局对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格审查，并与外汇指定银行进行逐一核对，以及时发现及查处违规问题。
二、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服务贸易系统非现场监测指标有待完善
一是服务贸易监测指标阈值设置欠灵活。目前服务贸易监测指标阈值由省分局统一设置，而各地涉外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涉外收支规模存在较大差异，统一的筛选标准未能充分体现地区差异；另外由于不同服务贸易行业的企业外汇收支存在较大差异，譬如无形资产与艺术品拍卖个体金额差距较大，如果大额交易预警指标阈值设置过大，则筛选出的结果往往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如果阈值设置过小，则筛选出的结果过多，失去了预警的意义，同时给业务监管带来了困难。二是缺乏分拆交易预警指标。目前等值5万美元以下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原则上可不审单，部分企业通过分拆将大额资金混入服务贸易渠道，对此缺乏相关的监测预警指标。三是缺乏纵向和横向比对指标。服务贸易种类多、定价灵活，现行的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主要有监测预警指标、趋势预警指标和主题分析指标，缺乏如服务贸易与外汇账户收支、货物贸易和资本项目收付汇等动态比对预警指标，服务贸易本外币比较、与海关和商务部门服务贸易的比较等横向指标和分拆校验、关联交易核对等纵向指标。
（二）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预警能力偏弱
一是违规定价转移难以监测，主要包括无形资产和劳务定价转移等。由于无形资产既无可比对象，又无市场标准价做参考，且收费标准高低不同，境内外关联企业易通过抬高或降低管理费、专利和商标使用费等方式调整跨境资金流出入；对于劳务定价，境内外关联公司可通过提供背离市场价格的劳务进行跨境资金转移。二是部分交易合规性难以判定。如违约赔偿金流出入，现行货物贸易政策只涉及货物贸易赔偿中的退汇部分，而对于货款未转移或超出转移货款部分发生的违约赔偿存在管理空白，企业可利用服务贸易项下违约赔偿证明材料缺乏统一要求、发生真实原因难以认定等特点实现变通解决。三是借艺术品拍卖转移资金行为难以监测。艺术品出入境尽管涉及货物流，符合货物贸易特性，但部分拍卖品的体积和数量较小，达不到报关标准，加之艺术品价格真实性难以判定，难以从非现场监测分析中发现违规问题。
（三）非现场监测岗位设置和工作流程有待规范
一是缺乏职责清晰、程序规范、控制有效的非现场监管工作制度。按业务种类设置岗位的模式，如服务贸易管理岗、货物贸易管理岗和资本项目管理岗等岗位，不利于对同一交易主体的非现场综合监管，加之监管重点主要依照个人经验确定，监管效果依赖监管人员素质和责任意识，且非现场监管缺乏有效的控制和评价机制，不利于非现场监测工作效率的提高。二是缺乏非现场延伸监管流程。服务贸易项下利润汇出等项目与直接投资项下数据可交叉印证，以此判断服务贸易交易的真实性。但目前未实现与其他外汇业务系统数据的关联，对预警信息和可疑交易延伸检查往往较少，对企业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核查深度不够。三是外汇业务系统综合利用程度较低。目前外汇业务系统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项目监测系统等不同系统，由于每个工作人员授权不同，往往不能同时使用上述系统，且人员转型不足，无法实现数据综合利用，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四）部门间信息共享程度有待提升
一是缺乏服务贸易本外币联合监管有效机制。目前外汇局与人民银行尚未实现数据共享，实际工作中针对某些重点企业的服务贸易非现场核查需查询征信、反洗钱等人民银行部门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但由于相关信息在部门之间未共享，导致查询流程烦琐，无法形成监管合力。二是外汇局与海关、税务、商务等部门业务系统信息共享有限。如服务贸易改革后，税务机关当场无须对纳税事项进行审核，只需在《备案表》上盖章，而《备案表》中并不体现有关纳税事项的内容，这样虽然保证了企业的对外付汇效率，但客观上造成相关部门间信息和政策沟通弱化，为不法分子骗汇、逃税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异地主体本地外汇交易监管难度较大
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及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不少企业因业务需要在异地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故存在异地主体服务贸易收支交易本地化和本地企业服务贸易收支交易异地化的情况。尤其是异地主体在本地金融机构发生服务贸易异常或违规交易后，由于异地主体流动性较强，服务贸易违规调查取证等核查环节都存在较大难度，对违规主体无法有效监管。
三、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体系构建
（一）总体思路
按照“五个转变”的工作思路，将现有的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定位为综合监管系统。按照主体监管和均衡监管理念对系统进行优化和完善，通过增加监测指标、制定企业交易异常类标准、改进监测分析方法、提高全口径预警监测和风险防控能力、完善工作流程、加快人员转型等途径提升非现场监管效能，构建贸易便利化和风险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监测分析体系。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层次监测指标体系
遵循科学性、可比性和实用性原则，依托现有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将非现场监测指标扩充为“总量类”、“样本类”和“个体类”3大类7小类指标（见表1）。
（三）建立全面系统的统计分析方法
一是完善服务贸易真实性审核和审价体系。充分利用各部门统计数据，建立不同模式的服务贸易样本审价指标，进行时间序列与交叉比对审价预警提示，对借服务贸易进行定价转移、阴阳合同和虚高报价等行为进行早期预警，同时对超过一定金额或企业信息等级较差的服务贸易收入，要求企业提供其他材料进行引证。二是建立外汇局定期统计分析报表制度。定期从总体上分析服务贸易各项目外汇收支的变动情况，同时对行业中影响较大的企业采用问卷调查等方式不定期了解其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以及生产经营情况，从点和面上对服务贸易收支进行监测。三是建立整体趋势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制度，根据外汇收支形势和监管目标，对外汇业务和资金流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风险研判，加强趋势性预测，开展延伸监测，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和差异化管理的分类监管模式。四是建立科学的核查方法。主要包括：（1）对比分析核查法。主要是外汇局各系统数据相互核对，外汇业务与企业财务数据相互核对。（2）趋势分析核查法。主要根据行业与个体一定时间段内跨境收支走势发现异常情况。（3）关联信息核查法。主要是利用海关、商务、税务等部门监管信息佐证服务贸易真实性和异常情况。
（四）建立规范有效的监测工作流程
一是建立职责清晰、程序规范、控制有效的监管工作制度，明确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管理的工作职责、日常监测管理内容及目标、工作方法、程序及考核管理等，使基层外汇局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核查工作有据可依。二是建立重点企业定期走访制度。通过定期走访对外汇收支状况有重要影响且内部管理较为完善的大型企业和各行业龙头企业，及时掌握其生产经营变动情况，预测分析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总体运行形势，为非现场监管建立起一个连续的、有规律的监测数据库。三是建立集体审议制度，对指标设置、样本组建立、非现场和现场核查名单确定及形成现场核查结论等重点工作进行集体审议。
（五）优化岗位设置，加快人员转型
一是依据主体监管理念核定岗位人员职数，每个岗位人员可对全部外汇业务进行非现场监管。二是明确监管人员工作职责和主要工作内容，建立分级授权的内控制度，明晰各级监管责任，实行监管责任追究制度。三是加大对外汇人员的业务培训，强化非现场监测核查方法的研究交流，尽快培养一批专家型、研究型外汇人才。
（六）加快信息共享，形成监测合力
一是通过账户信息采集一体化满足本币管理与外币管理相结合的监管要求。通过构建本外币一体化非现场监测平台，将现有外汇和人民币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整合，从分散于结算、征信、反洗钱等各部门的系统中提取人民币明细交易，并以交易主体为索引，与外汇结汇数据进行关联，增强本外币一体化监测分析能力。二是与关联政府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加大与商务、海关、税务等其他服务贸易监管部门的协调力度，建立企业分类管理信息交换机制，通过数据交换与监管合作发挥协同效应。
一、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从浙江省服务贸易的规模看，浙江近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推动了浙江的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
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浙江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14、5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5亿美元，增长了5倍。其中，2000年浙江服务出口额为5、5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出口额的1、12%；到2006年，浙江服务出口额增长到52、0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出口额的4%。其年均增速达到30%以上。
2、从浙江省服务贸易结构看，浙江省服务贸易结构发展不均衡，其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具有比较优势
从浙江服务贸易出口的行业结构看，出口是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主，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所占的出口份额虽然有所上升，但仍偏低，处于比较劣势状态。出口份额较大的是商业服务、运输服务、旅游及建筑安装和工程承包，上述项的服务贸易出口额约占浙江省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80％以上。而金融保险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通讯邮电服务、咨询服务等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服务出口额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10%。
二、浙江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在分析了浙江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下从服务贸易总体和部门两个层次上，运用服务贸易的开放度指标体系、出口优势变差指数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对浙江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
（一）浙江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总体分析
1、服务贸易的开放度分析。开放度是指一国（或地区）国际经济进入程度和国内经济准入程度的总和，服务贸易的贸易开放度反映了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的程度，也体现了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对国际服务业市场的依赖程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服务贸易的开放度提出了相关的计算公式，它是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即
ODS=（Si+Sx）/GDP
其中ODS（OPEN DEGREE SYSTEM 开放指标体系）表示服务贸易的贸易开放度，Si、Sx分别表示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
根据1999~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可以计算出有关年份浙江服务贸易总体及其内部各行业的ODS指数（表1）。
从表1可看出，1999~2006年，浙江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和贸易开放度（ODS）均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中，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从1999年的8、51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75亿美元。同期，贸易开放度从1、64%上升到3、82%。贸易开放度在1999~2006年连续上升，说明浙江服务贸易开放度正处于上升趋势。浙江是中国对外开放度较高的沿海省份之一，浙江十分重视涉外管理和涉外服务，适时修改和完善了涉外经济法规和政策，加快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海关、商检、金融、税务等部门依法行政。在中国的国际环境下，浙江的政策应对得当，所以对外开放发展势头良好，目前正处于稳定的上升阶段。
尽管贸易开放度日趋增大，但是浙江服务贸易的发展规模和开放度依然偏小。1999~2006年浙江服务贸易总额年均规模仅为 26亿多美元，年均水平仅占浙江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的13%，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28、7%以上的水平；同期，浙江货物贸易开放度达到25%~35%。说明浙江服务贸易开放度还是偏小，制约了浙江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出口优势变差指数分析。出口优势变差指数是用来分析主要出口商品类别比较优势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出口商品未来动态优势的走向及存在的问题。该指数是将各类商品出口增长率与出口总额增长率进行比较，以确定一定时期内何种商品具有更强或更弱的出口竞争力。
l种产品的出口优势变差指数为：p= （Gj-Go） * 100
其中：Gj为某国（或地区）J种产品出口增长率；Go为某国（或地区）出口总额增长率。根据p的数值，可以区分为4类：第1类：p＞10，为强竞争优势；第2类：0＜p＜10，为弱竞争优势；第3类：-10＜p＜0，为弱竞争劣势；第4类：p＜-10，为强竞争劣势。
根据1999~2006年的《浙江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可以计算出有关年份浙江服务贸易出口优势变差指数。
从总体上看，p 值属于竞争优势的行业不多且数值不高，说明浙江总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其中，有一些出口贸易变差指数为p＞10，即强竞争优势的行业，如旅游、建筑安装和劳务承包、其他商业服务行业；有的出口贸易变差指数为0＜p＜10，有通讯、邮电、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电影、政府服务行业为弱竞争优势；有的出口贸易变差指数为-10＜p＜0，有运输、金融、广告宣传服务为弱竞争劣势；p＜-10，有保险、专有技术和特许费为强竞争劣势。由此可知，从服务贸易结构看，浙江省服务贸易结构发展不均衡，其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所占的出口份额虽然有所上升，但仍偏低，处于比较劣势状态。
3、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析。竞争优势指数，又称为贸易专业化系数（Trade Special Coefficient，TSC），表示一国（或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有国外学者将这一指标描述为：可比净出口指数（Normalized Trade Balance，NTB）。TSC指数又称比较优势指数或净出口比率，是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分析的一种有力工具，总体上能够反映出计算对象的比较优势状况。借助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可对服务贸易总体及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
其计算公式为：Nij＝（Xij－Mij） /（Xij ＋Mij）
其中，Nij为比较优势指数；Xij为i国家（或地区）第j种商品的出口额；Mij为i国家（或地区）第j种商品的进口额。在服务贸易中，Xij为i国（或地区）服务贸易出口额，Mij为i国（或地区）服务贸易进口额。比较优势指数取值范围为（-1，1），当其值接近0时，说明比较优势接均水平；大于0时，说明比较优势大，且越接近1越大，竞争力也越强；反之，则说明比较优势小，竞争力也小；如果Nij＝ -1，意味着该国（或地区）第j种商品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如果Nij＝1，意味着该国（或地区）第j种商品只有出口而没有进口。
根据TSC指数计算公式，浙江服务贸易TSC指数在逐年上升，且浙江的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快于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速度。表明浙江的服务贸易总体情况比全国平均的服务贸易总体状况要好，但仍属于比较劣势，浙江的总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三、提升浙江省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若干对策
1、加快培养精通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人才。高度重视并迅速培养国际服务贸易所需的各层次和各部门的专业人才，可以通过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有步骤的开发；通过某些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引进人才和技术；同时，要使服务贸易获得快速发展，必须加快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在现有浙江各高校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专业中加开国际服务贸易课程，有条件的院校、科研所要积极筹建服务贸易专业，培养熟悉国际贸易的复合型人才，让他们了解和熟悉《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开发人力资源优势，为浙江服务贸易的发展不断输入新生力量，提高浙江国际服务贸易的市场竞争力。
2、不同性质的服务行业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对于生产者服务，应当优先发展，产业政策的着眼点应是：积极扶持、引进竞争，以产业化为导向、促进市场发育以及扶持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对于消费服务，如旅游、房地产等，它们的特征是与居民生活需求密切联系，进入退出的壁垒相对较低，产业政策的重点应是强调市场调节，政府的功能主要是改进和协调市场管理；对于具有公益性质的服务行业，要改变政府包揽做法，实现“政府主办、政府参与、政府指导”的分层次的供给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除少部分具有特殊性质的公共服务以外的其他公共服务业，促进浙江服务业健康发展。
3、坚持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制造业的相互促进。浙江作为一个制造业大省，目前正着手建设先进制造贸易基地，实现“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的新飞跃。但制造贸易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而应与服务业形成良性的互动。事实上，未来制造业的“制造”指的是为用户创造和提品的全过程，包括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等各方面，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将越来越多地融入制造业，而制造业企业活动的外置又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高度相关、双向互动。因此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将其放到与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协同共生发展，形成整体合力，进而保持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竞争优势。
4、利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辐射效应。上海提出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四个中心”战略，对浙江发展现代服务业有着积极影响。首先要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其次借助上海现代服务业优势，用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水平的服务，一方面发展浙江本地的现代服务业，另一方面形成与上海等长三角地区服务业的互补关系；第三要吸引优秀人才来浙江创业，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吸引人、留住人，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潜能。
由于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状况不同，在服务贸易管理中也各有侧重，形成了不同的管理特色。根据服务贸易管理方式、方法的不同，我们将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管理体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核心管理型、分工协调型和服务推进型。
1、核心管理型
核心管理型是指服务贸易的管理权限相对集中于某一政府部门的类型。美国是核心管理型的典型代表。由于服务贸易种类的繁多，各国和地区的服务贸易管理机构往往分散在不同的管理机构和部门。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相对集中，形成了以美国商务部为核心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因此，我们称之为核心管理型。
美国商务部承担着服务贸易战略的制定、日常管理、统计以及服务出口促进和贸易救济的具体工作。美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管理局设有服务业司，负责美国服务业的管理工作。其对服务业的主要管理职能是：与私人企业和其他政府部分共同为美国企业提供出口帮助和更有利的海外市场准入条件，参与和推进双边和多边服务贸易谈判(包括与WTO、NAFTA、APEC的谈判和双边协议)，促进谈判协议的落实；为美国服务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信息及其他服务；进行美国服务贸易市场环境与竞争力的统计分析，并为国会及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其下设服务业办公室、金融办公室和旅游业办公室分别负责各服务贸易领域的出口促进、谈判与执行、政策指定与咨询以及项目设立与管理等。同时，美国商务部还负责制定推动服务出口发展战略；为服务企业对外出口提供全方位服务。此外，为更好地实施服务贸易管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小企业发展局、国家电信与信息委员会、专利与商标办公室以及国际贸易管理局下属的贸易促进与商业服务管理司、进口管理司及市场准入与执行司也分别参与服务贸易的出口促进、贸易谈判、标准制定和贸易救济与援助等管理和服务工作。服务贸易的统计分析则主要由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完成。
可见，美国商务部在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实施，服务贸易谈判、服务贸易促进以及服务贸易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美国管理服务贸易的核心管理机构。
2、分工协调型
分工协调型的管理体制以日本为代表。日本政府的贸易管理机构分工明确。具体可分为立法机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构、统计机构及服务贸易咨询及促进机构四大部分。主要涉及国会、内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财务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政府机构和组织。
日本国会是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立法机构。通常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议由服务贸易的促进和咨询机构，或者由主管的政府机构根据服务贸易发展的状况提出。上报内阁府得到认可之后，由主管的政府机构的相关政策制定部门组织产、官、学共同研究商讨制定，然后上报内阁府。经过内阁府审查通过后，报国会批准、立法。
日本“内阁会议”是制定政策，协调各省厅之间关系的最高官僚机构。内阁会议的议长一般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其成员主要包括财务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重点省大臣、日本银行及进出口银行总裁等。在日本内阁会议中，与服务贸易相关的会议有“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和“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措施也必须经由该会议审议通过。
日本外务省经济局负责对外签署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多边条约和协定，处理国际贸易纠纷。同时，作为日本政府的对外联络窗口，外务省也向相关的省厅提出制定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建议。经济产业省是日本服务贸易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也主要由经济产业省负责。国土交通省综合政策局是日本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部门。日本银行是日本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由于服务贸易管理部门相对分散，因此协调部门的作用就很重要。日本内阁府的“内阁会议”制度，很好地解决了日本各省厅之间的协调问题。同时，日本政府在制定和颁布一项贸易政策或者法律的过程中，通常会广泛地吸收社会各界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以实现科学决策的目的，突出体现在官产学一体的政策决策过程。上至内阁会议，下至经济产业省的专业小委员会，都是官产学结合的最好典范。因此，分工协调成为日本服务贸易管理的重要特色。3、服务促进型
服务促进型是指以服务贸易促进为主、服务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除美国、日本以外的其他本文考察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归为这种模式。加拿大政府对服务贸易不进行直接的管理，而主要是通过贸易促进来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外交与国际贸易部是加拿大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部门。其核心服务包括：一对一的出口帮助；提供市场与产业信息；提出出口融资建议；推荐贸易交易会、举办研讨会。如果企业希望实地考察目标市场，办事处可以推荐符合要求的国际贸易展会；举办学习研讨会，帮助出口商了解海外商业环境及机会等等。
在欧洲设有欧洲服务论坛ESF，这是一个由欧洲服务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论坛机构，旨在有效地提高欧洲服务业的利润，以及推进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所倡导的世界服务业市场自由开放的进程。ESF支持并鼓励服务市场的自由化，帮助消除欧洲服务部门的贸易与投资壁垒，特别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作为一个欧盟服务业的促进机构，欧洲服务论坛由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75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20个服务业部门，36家世界知名的专业服务公司以及39个欧洲服务业联合会。
关键词:新常态;服务贸易;发展路径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支持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和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三个文件，决定在天津、上海、深圳等10个省市和哈尔滨新区等5个部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逐步完善服务贸易支持政策。商务部高虎城讲话中谈到“十二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高达14、5%，超过世界年增长速度的一倍多。在2015年，据海关总局的数据显示，服务总额(包括进口额和出口额)合计共7130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增加值34万亿元，同比增长14、6%，位于世界第二位，并预言到2020年，中国服务总额将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既为世界各国带来商机，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①。在国务院最近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首次将发展服务业上升到国家层面。因此，研究新常态下服务贸易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服务贸易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且服务贸易的总额规模逐年递增，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出锐不可当的势头，显现出如下特点。
(一)规模不断增大，外贸占比进一步提高
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三产业逐渐取代第二产业，进而演变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我国服务贸易抓住机遇，不断发展壮大，服务出口、进口和服务贸易总额(按国际收支口径，不含政府服务，下同)分别从1982年的25亿美元、19亿美元和44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882亿美元、4248亿美元和7130亿美元②，占我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总额的15、7%，较上年提高约2、7个百分点。整体来看，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基本上一直保持持续上升趋势，尽管受到了金融危机影响，但总量迅速反弹并回增长状态。
(二)服务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呈“剪刀口式”增长
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服务贸易逆差却呈现“剪刀口式”增长。1991年之前，中国服务贸易保持顺差，1992服务贸易进口开始大于服务贸易出口，逆差规模不断扩大(1994年是轻微顺差)，旅游服务贸易在保持长时向顺差后2009年首次出现逆差。2014年服务贸易逆差增至1599亿美元，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一大逆差国，其中运输服务的贸易逆差为579亿美元，旅游贸易逆差高达1078、9亿美元，是我国前两大服务贸易逆差来源领域。2015年逆差额相对2014年减少至1366亿美元。
(三)服务贸易不断优化，但传统服务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近十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不仅在规模上(2001年的719亿美元到2015年7130亿美元)实现量的飞跃，而且贸易结构也在不断的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从，同时贸易结构相应的得到改善。2005年我国传统服务贸易旅游、运输和建筑服务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为63、1%，而在2014年，三者服务出口额占服务出口总额旳50、4%，下降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仍占据服务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相对于传统领域，新兴服务业(如咨询和广告宣传、计算机服务等)在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较2006年增加近20个百分点。(四)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于货物贸易1982年至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快速增长，由1982年的44亿美元上涨到2015年的7130亿美元，增长了161倍。尽管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绝对量在快速增长，但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仍然较小，维持在8%－15%左右，2015年首次超过15%，达到1982年以来历史上最高点17%。而货物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则高达86%－92%，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服务贸易整体发展水平较为滞后，落后于货物贸易。
三、对策与建议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仍然在迅速推进，推动贸易发展不能脱离我国实际国情，既要紧追世界发展潮流，又要考虑国内经济现状，据此，现对我国服务贸易的改革与深入提出如下建议:
(一)以教育为中心，增强资本投放力度
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知识的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在劳务中人作为知识的唯一载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才的培养又时时刻刻依附于教育，因此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决定我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我国现状来看，在服务贸易领域里，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急需培养大批外向型复合人才。因此，关于此类人才的培养方针和政策就需要早日提上日程，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培养不同类型和能力的专门人才;通过对外途径引入先进的人力和知识体系;依据行业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各高校专业设置;从根本上实现多方人才的开源，为服务贸易的发展不断地更新新的血液以保证整个行业的活力和稳定性，同时采用优惠政策积极引进海外留学生和外国专业人才。
(二)优化进出口业务的配置与结构，加强对优势行业的支持与投入
改善整个服务业的贸易结构，上至国家，下到各类中小企业，都要从自身实际出发进行阶段性自适应性的调整与改善。既要保证原有优势不削弱，还有加强整个服务贸易的拓展力度，增加各类优惠政策的的扶持力度，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姿态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三)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法规体系
我国服务业相对于西方国家起步较晚，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如覆盖面狭窄、内容相互冲突等。因此，为使服务贸易快速健康发展，要加强对GATT、GATS、WTO等有关条款的深入研究，同时要加快制定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又与世界服务规则相适应的制度。在研究国际条款的过程中，要懂得巧用WTO有关条款和“灰色区域”，抓住时机尽快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不仅可以在减轻国外服务产业冲击，还可以避免服务摩擦的出现，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步伐。
(四)借鉴钻石模型建立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
新常态下，制定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可以把迈克•波特的钻石模型作为理论指导，迈克•波特的钻石模型中主要有四个主要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当前的形式下，我们要重视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因素为服务贸易指明方向。在分析现状的过程中，我国的稚嫩服务业、高新技术服务业等缺乏保护，对此政府应该限制国外服务业竞争者的进入，避免对我国服务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局面。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培养比较优势，为自身跻身于世界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戴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数量、价格及种类分解［J］、国际贸易问题2013(9):101－110、
（一）我国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服务业是我国相对落后和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我国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未来GDP的增长、就业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相当程度上要靠服务业，服务业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已成为增长最快的部门，成为新的增长点。而在我国，服务业产业发展的滞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制约了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制约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制约了市场的有效开拓。
（二）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商务工作的重要内容
商务服务业（CommercialServiceIndustry），又称“商业服务业”，是与WTO关于服务贸易12大类分类中的商业相对应的一类服务产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在乌拉圭回合中期审评会议后，在对以商品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服务贸易统计和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的要求，提出了以部门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方法，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WTO成立后，继承了这一分类标准。商务服务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主要指在商业活动中涉及的服务交换活动，既包括个人消费的服务，也包括企业和政府消费的服务。具体细类分为：专业性（包括咨询）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不动产服务、设备租赁服务、展览管理等其他服务。目前商务部所主管的服务业主要是与商务直接相关的服务，这些服务业可以统称为“商务服务业”。
实际上，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无论对外贸易行业还是国内贸易行业也，都属于服务业或第三产业范畴。虽然由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但WTO对服务贸易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公认的一种分类办法，国内由国家统计局最新修订的行业分类标准，对第三产业的分类虽然仍有计划经济色彩，但也比较接近WTO的服务分类标准。鉴于上述服务业特别是一些新兴的服务业需要大力发展，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性，从体制上看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府主管，需要政府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实施管理，因此，商务部应该是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行业主管部门。
（三）会展业等商务服务业既是商务促进的重要载体，更应被看作是重要的服务产业
长期以来，由于会展业、信息服务业、研究与咨询业等商务服务产业本身的功能与商务促进的宗旨有很强的同一性，一直被作为重要的商务促进载体。这些商务服务业不仅自身在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创造产值与效益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且由于它直接为商业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活动提供服务，直接促进商品流通与服务交换，并且有着很大的“乘数效应”，客观上对促进商务发展发挥着特殊作用，因而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普遍介入。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这些服务业首先应当被当服务产业来看待。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这类商务服务业在被作为载体开展商务促进时引入市场机制，既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商务促进的效率和水平……
（四）商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赖于相关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能否有效开拓市场也是经济快速增长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无论是开拓国内市场，还是开拓国际市场，都需要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而我国物流产业落后，信息系统不发达，严重制约了市场的开拓。
当前，服务业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已经快于实物贸易的增长。1997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1980～1995年，服务贸易年均增长8、4%，而同期实物贸易年均仅增长5、2%、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竞争正在从产品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将逐步开放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的开放将对国内服务产业提出严峻的挑战，大力发展服务业，也是迎接这种挑战的需要。
二、改革基本思路
（一）改革理顺商贸、商务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加快商务服务业发展，关键是要按照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从管理体制、法律环境、人才战略、市场机制等方面加快改革进程，为商务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1、推进产业化——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是国家要把信息咨询、管理咨询、研究与开发、翻译服务、展览管理服务、会议服务、广告服务、市场及公众观点调查、公共关系服务等发展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作为独立的产业来对待，进一步明确商务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应根据不同服务产业的不同情况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包括拟订行业发展规划，做好相关统计工作；加强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向企业及时提供相关行业与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适当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探索政府资金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商务服务业投资机制；制定商务服务业在用电、用水、土地使用、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等等。
三是要支持建立商务服务业行业同业商协会组织，制定相关商务服务业行业服务指标体系、规范和标准。
2、推进市场化—完善市场机制，增加竞争主体，鼓励公平竞争
一是要加快立法进程，重点完善展览业、物流业、旅馆业等商务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规范政府行为，另一方面规范市场行为，形成有序、有效的竞争环境，解决市场无序、恶性竞争等问题，建立有利于商务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的公平经营环境。
二是加快培育研究顾问服务、会议展览服务、翻译服务公共关系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市场研究及公众观点调查等新兴服务服务行业的市场主体，特别是要大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以多种形式参与商务服务业各行业的发展。
三是要把发展商务服务业与政府职能转变及事业单位改制结合起来，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培育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竞争需要的微观主体。营利性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非营利性机构也要面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政府商务促进体系中面向促进对象提供的信息咨询、市场调查、贸易展览、专业培训、技术辅导等许多服务项目，可由政府直接推荐有良好经营资质的研究机构、市场调查事务、会议展览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商务服务机构进行商业化服务（如服务市场较成熟，政府也可不必做任何推荐，由企业直接面市场即可），服务项目完成后再由政府对相关企业予以认定资助。
四是要加快形成统一的适用于内外资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
3、推进国际化—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努力扩大服务出口
加大商务服务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应与国际化配合起来，相互促进、互动发展。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服务业体制改革，促进传统服务产业的改组改造，提高技术含量，形成新的科学的营销方式和业态；二是要大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引进先进管理和优秀人才，带动服务业水平提高，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要废除或调整那些与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商务服务业走向国际的规定和做法，制定鼓励服务出口发展的相关政策，规范服务业出口的法律、法规。考虑对服务业出口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三是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支持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并购等方式扩大服务业对外投资；
四是要加强人才培训。通过举办学习班、辅导班、研究班等加强培训，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二）改革理顺服务贸易的管理促进体制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而加快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有效的措施，因此，要抓紧理顺服务贸易管理与促进体制。
1、明确服务贸易主管部门
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贸易大国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宏观管理都是明确由同一个政府部门负责，如美国商务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德国经济部等。而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已经高达800亿美元，但是服务贸易的主管部门实际上一直未完全明确（本届政府商务部的“三定方案”仍没有明确这方面的内容）。当前的体制是，商务部主要负责服务贸易的国际多边谈判、对外事务协调、服务业利用外资政策等事务，以及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的管理，其余服务贸易事务分属几十个相关部门。相应地，服务贸易战略发展规划、服务贸易立法、服务贸易业态划分标准、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等涉及服务贸易发展的重大事项，一直未能得到研究落实。因此，尽快明确商务部作为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与发展的归口部门已是当务之急。目前商务部外资司、WTO司和合作司虽然各有一个服务贸易处，但都分管具体事务，尚不足以形成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宏观管理。服务贸易管理部门明确后，建议商务部组建服务贸易管理司，加强对服务贸易的宏观管理。
2、建立部级服务贸易发展协调机制
商务部对服务贸易的宏观管理主要是负责发展战略、出台进出口促进和管理政策、协调各产业在进出口环节的利益关系，参与谈判。由于服务贸易涉及的部门较多，因此，商务部的宏观管理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建议成立由国务院主管副总理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服务贸易协调小组”，统筹全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政策。协调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商务部服务贸易司，以便推动相关工作的进展。
3、建立国家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战略
发展出口导向产业，谋求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扩大出口、进而实现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发展，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服务贸易的主体是企业，要推动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范围内、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为指导、进行全球范围的资源组合和配置。因此，部级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建立后，首先应围绕这个方向，抓紧研究制定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在合理科学的战略指导下推动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促进服务业出口，不仅仅是贸易问题，更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为实现重点行业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在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企业竞争力提高、国外市场开放等方面应制定相关政策，发挥促进作用。
4、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律和制度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逐步加快。“十一五”期间服务贸易开放的深度和广大还将进一步加大。按《服务贸易总协定》实施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制定一部统一的《服务业外商投资法》，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并据此对国内服务业造成重大损害或损害威胁时，及时采取相关的救济手段，如服务进口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例外等，非常必要。
摘要：国外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始于2002年，国内研究则起步稍晚，至2009年方有学者致力于此类研究。从使用数据和实证模型两方面看，现有研究都有可进一步拓展的潜力。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识别与测算。本文在实证部分采用了基本引力模型，使用4种计量方法。结果显示：贸易双方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物理距离和自由贸易区对总服务贸易额和分部门贸易额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显著性。
关键词：引力模型；服务贸易；贸易潜力；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60-15
服务业是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比重最大的部门，并且可以预计将持续增长。根据wto的统计数字，服务业约占世界gdp的2/3左右；在工业化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来自于服务业。基于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是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服务品生产能力转变为可贸易的“无形商品”或“无形资产”，转变为贸易的价值形态，以获得增值价值的贸易形式，是占用较少资源实现更多财富的贸易途径。
然而，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比重明显滞后。wto估计，服务仅占全球贸易流量的20%左右。尽管因为以下原因——和货物贸易的有形性相比以及考虑到服务与fdi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服务贸易的无形性使得其贸易流量测算具有难度，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但是，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增长的重要性，导致了1995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产生，gats规定了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持续十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正被期望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谈判中的若干目标直接指向减少限制服务贸易的壁垒。
国内使用引力模型对贸易流量的研究主要是货物贸易方面，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成果总结如表1。2009年开始，国内有学者开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服务贸易。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对象的采集还是偏重截面数据，从理论角度来说，这一数据样本显得片面，非观测效应在此情况下可能相当显著；其次，使用的方法也以最小二乘法居多，当然，受制于数据来源，使用这一回归方法并无不妥，但为使结果更加可靠，应当使用更为完善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本文在以上所述两方面，较之现有研究均有所创新。在其后对模型结果的拓展应用和分析方面时，本文与已有研究虽目标相似，方法和角度均有不同。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及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大多使用定性方法，本文也从这一点开始着手，阐述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及影响因素，随后从若干角度对我国服务贸易进行比较分析，分别是进出口及行业比较、国别比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对比，为进一步定性分析寻找立足点。
（一）服务贸易影响因素
近年来，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在货物贸易的促进中作用显著，许多货物得以自由贸易，但鲜有提及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自由贸易区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将在后文阐述。在向wto通报的自由贸易区中，欧盟在2000年便明确提出制定减少服务贸易壁垒的政策，截至2010年，服务业已占其全部经济活动70%（european，2010），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前进中的步伐显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直接考量存在于欧盟内部的服务贸易壁垒更具有效性。
欧盟委员会在2002年调查了欧盟内部市场中服务贸易壁垒（2002），结果显示，立法约束已替代物质和技术成为欧盟内部服务贸易的最大障碍。除了文化和语言障碍在特定国家间的障碍，立法约束在欧盟15国（2002年）间非常普遍：建立障碍（资格审查或要求）、输入使用限制（对工人的雇佣和设备的使用）、服务推广障碍（商业通信控制）、销售障碍（立法约束和价格管控）和售后服务要求。看上去这些限制大部分对应于hoekman和braga的4种分类。在大多数行业或者国家中，服务供应商面对来自无论进口国或出口国的监管时，“原产地规则”（rule of origin）或者“目的地规则”并不管用。总之，欧盟认为目前在对待服务供应商时存在强烈的国别偏见，对于贸易壁垒的进一步削减仍然任重道远。
（二）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1、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对比 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884、96亿元，比上年下降5、73%，这主要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全球贸易均有下滑。具体到进出口额我们发现，造成这一下降的全部原因在于出口下滑，进口额反而有所上升。这一变化也恰好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在2009年飞速上升，总体而言，此前10年进出口差额稳中有升，大致保持平稳。
将造成2009年服务贸易巨大逆差的原因深入至分部门层次探讨，发现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在2009年表现显著不同。对比2008年和2009年数据，两个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运输和旅游逆差扩大或由顺差转为逆差。而在其他服务贸易部门，虽然总体也呈现贸易逆差，但是较2008年逆差额甚至由43、2亿美元降至214、8亿美元。可见，金融危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主要在出口方面，且传统部门受影响尤其大，而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则表现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服务贸易主要经济体国别比较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服务贸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的数据，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分别为第四、第五位，占比分别为5、0%、3、8%。但是对比我国2009年货物贸易进口第二、出口第一不难发现，服务贸易显然滞后。世界服务贸易的85%以上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美国、德国和英国是排名前三的服务贸易经济体。与货物贸易类似，服务贸易中也存在传统部门和高技术、高投入的部门，但不同的是服务贸易中的新兴部门包含更多的附加值，并且其生产具有环保、高效、可再生等特点，发达国家对其非常重视。
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是一国外向经济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表3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结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仅占11、5%，货物贸易达到88、5%，对外经济中对货物贸易依赖程度最大。
3、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对比 对货物贸易的过度依赖值得深思。我国货物贸易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飞速发展，服务贸易虽然也于大致相当的时间内进入高速发展，但两者差额却在越拉越大。1994年之前，我国服务贸易相对货物贸易而言增长更快，这一形势在随后迅速转变；1995年，货物贸易出口额1281、1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191、3亿美元，两者比值6、69，而到2009年这一比值已扩大到9、29，最高曾在2006年达到10、54。进口方面这一比值同样由5、78升至6、00，最高达7、49。
从图2～图5进出口增长率对比发现，除最近3年，货物贸易增长率一般高于服务贸易增长率。服务贸易在1995～2005年之间的滞后发展，导致和货物贸易差额的急速扩大，使得我国对外经济中货物贸易依赖程度过高。如
前所述，服务贸易中的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更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引力方程用于货物贸易估算已无异议，而当服务贸易采用与货物贸易类似的统计口径时，模型应当是有效的，并有坚固的理论基础。鉴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质，设置若干解释变量，使方程更加适用。对于可能产生的非观测效应的处理，采用若干种回归模型比对分析，以尽量减少此类影响。找出最优模型后，将进一步应用于分行业统计。
因变量mijt代表j国从i国在时间t时进口的服务流量，其来源为oecd数据库，包含34个oecd国家及其贸易伙伴，总共60个国家12年间（1999-2010）的服务贸易流量数据。引力模型在5个方面进行了估计，分别是总服务贸易流量、运输服务、旅行服务、政府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
解释变量共8个，包含5个连续变量和3个假设变量。在关于引力模型的研究中，一般把gdp、人均gdp、人口作为描述国家特性的变量。显然，此3个变量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不会同时出现。本文选取的是后两者——人均gdp和人口。当一国较富裕时，自然倾向于消费更多的服务，而较之于gdp，人均gdp更加与此相关。选择人口而非gdp同样有助于模型结果的解释。
5个连续变量中的前两个分别是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的人均gdp，系数b1和b2预期为正。如前所述，较富裕的进口国很有可能显示对服务的更多需求，无论相应的供给来自国内或进口，而较富裕的国家同样被认为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以供出口。
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时间t时人口解释变量的系数，预期正负皆有可能。在关于货物贸易的研究中，出口国或许因为人口规模变大而减少出口，也或者因为达到规模经济，在人口增长时出口更多的货物。对于进口国同样可能有如此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般对于货物贸易来讲，距离作为解释变量时其前的系数为负，但距离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此。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商品未必需要从一国运输至另一国，当然在某些时候需要人员的流动，但在其他时候可能仅需要通讯联系。所以，距离在引力模型中的作用可能降低，甚至不显著。
本文所使用的距离度量方法，为引力模型中的标准法，即测算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这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它假设海运、陆运或空运无差别；二是首都未必是一国的经济中心或者某些国家可能有数个经济中心。为克服以上问题，度量距离的其他方法已被运用于研究中，如贸易加权距离法（trade-weighted distances）和相对于所有贸易伙伴的距离测量法。但是，考虑到距离和服务贸易流量未必相关，本文依然使用标准距离法。
最后3个虚拟变量，分别用于描述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是否有共同国界、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此三变量前的系数均预期为正。此外，θ1作为年份变量用来控制任何时间趋势对数据的影响。
在货物贸易中，语言就被认为是影响贸易流量的变量，对于服务贸易，预期语言的影响会更加重要，毕竟共同语言下交换服务变得很容易。共同的语言还应当被认为包含了国家之间相似的文化或体制等方面特征。
最后一个变量用于描述两国是否同为欧盟成员国。在研究货物贸易的引力模型中，这一变量往往用两国是否为自由贸易区替代，但如前所述，此情况可能并不适用于本文。大多数自由贸易区致力于减少货物贸易壁垒，而对服务贸易鲜有提及。本文中仅考虑的自由贸易区为欧盟，但即使在欧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依然阻力巨大。
2、数据来源
（1）服务贸易进口额。本文搜集自经合组织（oecd）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alance of payments—trade in services。该库提供了34个oecd成员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在原始数据库中有上万个体（进口一出口国家对），但与非经合组织国家间的贸易数据大量缺失或者时常间断。由于已记录2010年。贸易数据的个体覆盖面不足1/3，且部分数据明显异常（根据预估所得），所以本文截取时间跨度为2002年至2009年。剔除重复及丢失数据后，选取包含69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数据，共915个个体，综合8年共7 321个观测值。
（2）分类别服务贸易数据来自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数据库。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口。人均gdp以美元计，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4）距离。收集相应国家间首都的距离，以公里计，使用distance calculator between cities（http：//maperow、info/）。
（5）虚拟变量。边界虚拟变量以1表示两国之间有共同边界，其余计为0，共有60个国家相邻。欧盟虚拟变量以某年度两国均为欧盟成员国时作为1，其余为0。语言虚拟变量对于使用官方语言中含相同语言的个体设为1，其余为0，共有65个个体此参数为1。
解释变量的综合统计情况见表4。
为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除距离及欧盟虚拟变量相关系数在0、54（考虑到数据中经合组织国家及欧洲国家为主要统计对象，这一点应算作正常），其余最大相关系数不超过0、34，可以认为无证明多重共线性存在的证据。
三、回归方法与结果
1、回归方法 本文使用数种计量模型，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的计量方法，如表格所示。最初，由于所用的数据是8年混合数据，第一个采用的方法是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但是，若模型中遗漏了某些解释变量，这些未被观测到的解释变量又对服务贸易流量有重要影响，该影响就被包含在随机误差项中，使得随机误差的方差变动呈现异方差性，从而导致参数估计量不是有效估计量。
使用面板数据处理方法可以有效控制存在于残差中的遗漏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常用的两种面板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传统认为，若截距项为各个截面或个体（本文中体现为进口-出口国家对）所特有的固定参数，并且不随时间变化，则模型为fem；如果截距随机分布则视为rem。然而这一定义并不十分严谨，而且一个非常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是似乎固定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因遗漏解释变量产生）是随时间不变的，是固定的，而随机效应模型中的非观测效应则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
一个逻辑上比较一致和严谨，并且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的假设是mundlak（1978）提出的：不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都是随机的，都是概括了那些没有观测到的、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但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非观测效应究竟应假设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关键看这部分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对应的因素是否与模型中控制的观测到的解释变量相关，如果这个效应与可观测的解释变量不相关，则这个效应成为随机效应。这也正是hausman检验所需要检验的假说。
但是，本文中使用fem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存在时不变变量（距离、共同语言、欧盟），它们在使用fem估计时会被舍弃。一个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个辅助方程，将时不变变量包含到使用fem模型估计所得截距项中并进行ols回归。
以上介绍的3种模型均在本文中使用并进行比较。首先，breusch-pagan检验被用于比较rem和pooled ols估计。结果显示，零假设被拒绝，表明rem优于ols。其次，考虑到rem和ols都可能受异方差性和外生解释变量的影响，还需比较rem和fem的有效性，为此使用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系数为5、21，与4自由度下的0、2667水平的卡方临界值5、207相当，所以接受零假设，即随机效应较固定效应效果更优。
egger（2002）提出用hausman-yaylormodel（htm）作为rem和fem的替代模型。htm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可以仅从模型内部的数据来消除rem中可能存在的非观测效应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htm作为引力模型中的估计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货物贸易领域使用，而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鲜有所闻。
htm中选为外生的工具变量的是时不变变量，包括距离、共同语言和边界。这些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并作为其辅助。此外，时不变变量还可以直接在模型中得出结果，这也是优于fem的所在。
为检验htm的有效性，过度识别检验（over-identification）被用于比较rem和htm。检验系数为3、49，小于6自由度下1%水平的卡方分布临界值。所以接受零假设——非观测效应与其余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表明htm更加有效。所有测试的结果均和预期相符，即htm不仅是货物贸易时测算引力方程时最恰当的模型，也适用于服务贸易。这一结论对于总服务贸易流量和分类别服务贸易流量同样适用，所以分类别服务贸易的模型重点将集中在htm上。
在对计量结果进行说明之前，有必要对运用htm使得系数相对于ols估计发生的变化做一尝试性解释。在ols估计中，出门国人均gdp前的系数很有可能因为某些非观测因素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被高估，如技术原因或资金存量。同样地，共同边界和共用语言在ols估计中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区域内国家的贸易便利所致（欧洲地区相对范围较小及语言相通性较高）。距离因素在ols估计中被认为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而使用htm控制非观测效应后则变为不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很多国家的不同体制所致。
2、结果：总服务贸易 结果如表6所列，当采用pooled ols回归时，所有变量均显著相关，并且它们的系数正负均如通过货物贸易标准引力模型预期的那样。进口国和出口国的人均gdp、共同语言、边界、同为欧盟成员国均正面影响贸易流量，而人口变量则显示越大的国家生产更多的服务产品，同时对服务的进口需求也越多，距离是唯一一个与贸易流量负相关的变量。
在htm中，仍然显著有意义的变量是进出口围的人均gdp、进口国人口以及同为欧盟成员国。如上文所述，htm是所有统计方法中最适合引力方程的模型，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中若干有趣的结论。
首先，人口在进口国比人均gdp更决定其需要消费的服务，1%的人口增长伴随着2%的服务进口增加，同时1%的人均gdp增长导致1、1%的服务进口增加。这可以被理解为规模越大的国家消费更多的服务，同时其国民更富裕时也需要更多的进口服务。但在出口国这一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富裕的国家有能力生产更多的服务并且出口，但是它的规模并不影响其出口，表明规模经济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未必有效。这一结论显然与强调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古典贸易理论并不兼容。虽然如此，但引力模型中考虑的若干因素，的确可以有力解释古典贸易理论中一些与服务贸易现实不符的现象，这为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比如，能否将古典贸易理论与引力模型结合研究经济规模大的国家之间贸易互补性是否更强？
第二，同为欧盟成员国是除此之外唯一显著相关的变量。这表明欧盟在致力于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已取得若干成效？正如大部分货物贸易研究中自由贸易区的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如前所述，这一结论难以推广至其余自由贸易区。
第三，距离和共同边界变量在htm中并不非常显著。尽管如此，在10%显著性水平上，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依然存在，影响系数为-0、4，较ols和rem有所减弱。使用引力模型对货物贸易的研究中，这一系数一般在-0、953和-0、76之间，通常的解释是，空间距离代表运输成本、信息交流和文化差异，从而距离越大越限制贸易往来。而通过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强烈的约束因素对于服务贸易可能的影响较小，货物是因为服务产品的本性使其对于物理距离或者实际边界的要求较小，和预期相符。
最后，共同语言和服务贸易流量并不表示出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掌握其他国家的语言。特别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一向和经济交流同步发展，而服务贸易往往注定要依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也表明文化或者相关因素对服务贸易的阻碍作用没有预期强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服务在贸易中的比重有上升的空间并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3、分行业计量 不仅在我国，世界范围内，传统服务贸易（运输和旅游）占比有下降趋势，而新兴服务部门比重逐渐上升。21世纪的服务贸易早已不同于以往，虽同为服务贸易，贸易方式各有特点，影响因素也必然不同。因此，本小节采用上述模型，将服务贸易分为3类进行回归统计，分别为运输业、旅游业和其他所有商业服务。数据采用自wto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7～2009），样本数分别为56、66、72个，包括2006～2008年三年间贸易流量数据。其余数据来源同上一小节，并去除同为欧盟成员国这一虚拟变量（因该数据库将欧盟算作一整体）。所用计量模型均为htm。
（1）运输业。结果如表7第一列所示，进出口国家的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和贸易流量正相关，其余变量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
在货物贸易领域，普遍被认为显著影响货物贸易的因素之一就是运输距离，而在对于运输业的估算中，发现距离对于运输行业贸易流量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距离增大时，运输货物的成本上升，产生的成本在服务中恰好计为贸易往来。这表明货物贸易随距离上升而减小，服务贸易并不被此显著影响。鉴于此，应鼓励有能力的运输企业形成规模效应，着力发展远洋或远程国际运输市场。远洋能力自古以来便是一国经济实力之象征，这一情况在今天也未曾改变。
（2）旅游业。结果如表7第二列所示，进口国人均gdp和人口有显著影响，同时语言也是一影响因素。
共同语言对旅游业贸易的影响系数为正这一点符合预期。进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系数为正（人均gdp显著为正，1%的人口规模扩大伴随7%的进口额增加），表明富裕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总是有更多的旅游者，并且消费更多的旅游服务（旅游者至旅游目的国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计入该国旅游服务出口额，旅游者本国为进口国）。因此，我国致力发展旅游业的地方经济有能力的话应当扩大国际宣传
，努力开拓发达国家旅游市场，并加强地方配套服务，如提供相应语言的标识或翻译服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出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但从模型结果来看，和总服务贸易不同的是，这一系数明显为负（总服务贸易中出口国人口系数也为负，但绝对值在0、1之内），这可能表明贫穷和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对外国旅游者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人口密度稀的国家（地区）或许更受欢迎（如斐济、马耳他）。
（3）其他商业服务。结果如表7第三列所示，进出口同的人均gdp和出口国人口和贸易流量有正相关关系。
相比其他服务行业而言，这一类商业服务和财富的关系更加接近（包括金融、保险、教育等），人均gdp的正相关系数符合预期。此外，出口国的人口因素可以作以下解释：该类服务和出口国投资环境关系密切。从当今世界局势来看，除非洲地区外，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往往有更好的投资环境，因此人口（并联系人均gdp）代表了良好的出口环境。研究还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比如在模型中加入表征经济自由或制度的变量，更加全面考察一国该类商业服务的出口能力。
基于以上判断，笔者认为，实行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一些列减少贸易壁垒的政策将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非常有利。
四、中国服务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本节专门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对上一节模型所得结果进行拓展，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实证了中国对25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和进口潜力。
1、出口潜力 对出口贸易潜力的估算，是运用引力模型模拟“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出口额，然后将中国的实际出口水平与该模拟值进行比较。若实际值低于模拟值，就称之为“贸易不足”，相反则属于“贸易过度”。
为了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借助于以上构建的引力模型，估算中国对各国的出口量，并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实际出口量（按2009年数据）与根据模型测算的出口量之间的比值，如果该比值在1左右，说明该模型拟合较好，该比值越小说明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说明贸易潜力较小。把中国与25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数据带入模型，可以算出中国对这25个国家出口贸易量的预测值，然后再用实际值除以预测值，计算结果如表8。
总体而言，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属于“过度贸易”状况，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1、07。对25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际值/理论值）的排名中，最高为丹麦（2、40），其次为捷克（2、26），最低为挪威（0、08）。
2、进口潜力 与出口潜力估算方法类似，当把中国作为进口国时，可测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结果如表9。
本文使用2009年数据计算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潜力，因为在当年全球贸易下滑严重的背景下中国进口额反而增加，会使所得数据偏大。总体而言，实际值与模拟值的比率的期望值为2、55。进口潜力的排名中，最高为爱尔兰（9、42），其次为丹麦（6、20），最低为斯洛伐克（0、04）（考虑到对进口能力的描述，使用进口潜力这一指标反映现实——进口往往根据需求产生——具有局限，本文关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讨论侧重关于国别的相对分析。所以采用2009年数据研究进口潜力进行国别比较时并无不妥）。
我们注意到，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如前所述，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同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同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同时，与日本的潜力比值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但仍为1、15，表明进口自日本的服务仍有很大潜力。
五、结语与建议
将实际出口额与预测出口额相比较，再依据两者的吻合程度把2009年中国与25位贸易伙伴分为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潜力再造型。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大于1、20则属于此种类型，这类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潜力，按模型分析已经用完。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并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有丹麦、捷克、芬兰、韩国和荷兰共计5个国家，巩固这些市场对我国的外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这类型中的某些贸易伙伴还有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可能，比如芬兰，虽然实际出口是预测出口额的1、86倍，但与贸易条件类似的丹麦（2、40）相比，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说明芬兰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市场。我国服务出口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前3名中有两个是北欧国家，而排名最后的挪威也是北欧国家，这一差异值得引起重视，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种类型是潜力开拓型，以实际值与预测值比例在1、20到0、80之间。中国对这些贸易伙伴出口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出口贸易的空间。与该类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思路主要是借鉴处理与第一类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同时注意开拓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法国、瑞典、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和美国8个国家
通过比较发现，美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事的第三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而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占有比较优势，因此我国与美国的贸易结构存在很大互补性，应该更容易开展对外贸易。但通过测算可知，我国与美国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例仅为0、81，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第三种类型是潜力巨大型，实际值与预测值小于或等于0、80。按模型分析，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非常大，有英国、意大利、日本等12个国家。其中，中国与挪威的贸易水平是25个贸易伙伴中最低的一个，实际出口额只有预测出口额的0、08。中国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
同时注意到，日本作为贸易伙伴也在第三类中，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又是我国在东亚地区的近邻，它与我国的经济关系应当不亚于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但是测算比例仅为0、56，潜力巨大。
在进口方面，美国进口潜力比值在4、27，排名第四。美国作为高端服务业的代表国家，和中国在服务领域的密切经济关系说明我国对于高端技术的需求非常大（法国和英国分别排第五和第六）；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出口水平排名靠前的地区也同时是世界主要旅游国，这与我国境外旅游、消费和教育需求近几年不断增长有关，同时部分解释了我国进口水平高于出口水平，且未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这一情况。此外，与日本的潜力比值由出口排名的第十九也上升至进口排名的第十四，表明我国对日本的进口比对其出口扮演更重要角色。
综上所述，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对象集中于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进出日市场的过度集中会给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还是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时间的贸易顺差会恶化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进而引发贸易摩擦和争端。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必须有针对性地改善贸易国别的构成，加强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协调配合与经贸合作，努力
2013年6月21日海峡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是两岸继2010年6月29日签署ECFA后经贸合作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ECFA的延伸，台湾开放服务64项，大陆开放服务80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提高了两岸经贸自由化，增强了两岸之间的互信，扩大了两岸经贸全面交流空间，提升了ECFA的经贸效益。对于中国大陆的服务贸易而言，《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体现在我们的企业将会拥有更多的贸易机会和更好的贸易环境，而挑战则来自于台湾的服务贸易总体实力要强于大陆，且大陆开放的服务市场更大。在这样的贸易机会面前，大陆的服务贸易要想在这场互惠双赢的贸易中取得良好的效益，认真分析我们的贸易竞争优势与劣势，从而采取相应的贸易策略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大陆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大陆服务贸易在世界排名逐步上升
中央政府把“加快服务业发展”写进“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努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经过近五年的大力发展，中国大陆的服务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在保持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大比重不变的前提下，金融、保险、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宣传、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兴服务贸易得到了较快发展。到2013年底，中国大陆的服务贸易总额在世界排名已超过英国、法国、日本，连续二年稳居世界第三名，位于美国和德国之后。2009-2013中国大陆服务贸易进出口世界排名详见表1。
（二）大陆服务贸易增长较快
近五年来，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快速发展。除了2009年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负增长外，其余四年的服务贸易规模都以2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货物贸易。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286、1亿美元，2013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却达到了2105、9亿美元，是2009年的1、64倍；服务贸易进口额增长更快，2013年达到3290、5亿美元，是2009年的2、08倍。2009-2013中国大陆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详见表2。
（三）大陆服务贸易逆差持续增加
在大量财税、土地、价格政策的倾注下，近五年中国大陆的服务贸易不管是世界地位还是贸易规模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毫无疑问，服务贸易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增长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服务贸易将会和货物贸易一起齐头并进、互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在服务贸易大规模、高增长的外衣下中国大陆服务贸易逆差正在持续增加，逆差金额由2009年的295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1184、6亿美元，五年间扩大了4倍多，成为我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成因。2009-2013中国大陆服务贸易逆差情况详见表3。
二、大陆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服务贸易总体结构失衡
WTO对服务贸易定义为一国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其境内或进入他国境内提供服务的贸易行为，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提供方式； 共12大类，分别是运输服务、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咨询、广告和宣传、电影和音像、其他商业服务。从2009年到2012年的统计数据上看出，大陆四年间12大类服务贸易发展极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1）运输服务、旅游、其他商业服务长期占据服务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贸易份额。2009-2012，这三大类服务贸易额与当年服务贸易额的比例分别为：68、7%，69、2%，68、6%和69%。（2）新兴服务贸易发展不足，包括通讯、金融、广告与宣传等新兴现代服务贸易发展严重不足，占当年服务贸易额的比例极低。（3）运输服务和旅游既是服务贸易的主要进出口项目，也是构成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项目。2009-2012年，两大贸易的逆差额分别为：270、4亿美元，381、2亿美元，689、9亿美元和989亿美元，超过或与当年逆差金额齐平。（4）服务贸易额与当年对外贸易额之比偏低，据统计2009-2012服务贸易额与当年对外贸易额之比分别为：13%，12、2%，11、5%和10、8%，低于世界平均值20%；以2012年为例，这一比值的世界平均值为18、7%，中国大陆为10、8%，台湾为13、7%。2009-2012中国大陆12大类服务贸易情况详见表4。
（二）传统服务贸易竞争处于劣势
一个国家或一个行业或一个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来分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是指一国（或一个行业、一个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英文表示为Trade Competitive Index，简称TC，用公式表示为：TC=（Xi-Mi）/（Xi+Mi）。X、M分别表示出口额和进口额，i表示某一国家或某一产业、某一产品。TC取值区间是（-1，1），取值越大说明竞争力越大，有六种不同的取值，详见表六。
运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析大陆2009年到2012年的12大类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发现大陆服务贸易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四年间都是处于“有微弱竞争劣势”，而传统服务贸易的贸易竞争力更低，运输服务有较大竞争劣势，旅游服务的竞争力从“有微弱竞争劣势”向“有较大竞争劣势”发展。2009-2012大陆12大类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详见表6。
三、大陆发展ECFA服务贸易的对策
从以上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中可知，大陆服务贸易近些年快速发展，在贸易总量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国际竞争力不如台湾。2012年，台湾的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0、073，国际竞争力具有微弱的竞争优势；大陆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0、19，国际竞争力具有微弱的竞争劣势。2013年，大陆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下降为-0、22，国际竞争力比2012年更弱。另外，虽然两岸在2013年6月21日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但目前岛内在野势力“逢中必反”，导致ECFA《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正式实施尚未最终尘埃落定。在这样的贸易背景下，大陆要积极寻找良策，尽快提高对台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一）按ECFA具体承诺表平衡发展各大类服务贸易
为了改变目前大陆传统服务贸易和新兴服务贸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建议按ECFA具体承诺表平衡发展各大类服务贸易。ECFA《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附件一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和第二批减让表所开放的服务项目比较全面，其中台湾对大陆开放的服务项目有64项，详见表八。大陆服务贸易企业首先要在熟悉相关政策和文件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大陆方面非金融服务部门的开放承诺”、“大陆方面金融服务部门的开放承诺”、“台湾方面金融服务部门的开放承诺”、“台湾方面金融服务部门的开放承诺”以及“中方第二批具体承诺减让表”，特别是要关注承诺表中的“市场开放承诺”和“其他承诺”栏目中的各项限制条款，充分利用好政策，同时利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析行业的优势，结合企业的竞争优势情况选择开展相关服务业务。
（二）提升传统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近四年来大陆的运输、旅游这两项传统服务业占比超过50%，但通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析，这两类服务项目的优势指数从2009年到2012年间都是负数，特别是2012年，两项服务业的优势指数都跌破-0、3，分别为-0、376和-0、342，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大竞争劣势（详见表5和表6）。目前，大陆的运输和旅游都是人力密集型服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提升国际竞争力。
1、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运输和旅游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提供的服务水平，优质服务来源于高文化素养。台湾的运输和旅游业发展相当成熟，企业可以通过派送一线员工到台湾亲自体验培训，感受那里的人文气息，从而提高运输和旅游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
2、改革管理理念，提高企业员工的敬业精神。作为人力密集型服务，运输和旅游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非常重要。敬业的人提供的服务是发自内心的，会时时处处为服务接受方着想，因而提供的服务是优质的。而企业员工的敬业精神与该企业的管理理念密切相关，因此，企业要改革陈旧的管理理念，为企业员工设计科学的职业提升空间，留住人才。
3、加大科技元素投入，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是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核心所在，运输服务更加需要依赖科学技术的因素来提高效率和减少风险。企业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物流管理技术，让客户能随时查询、跟踪物流的进程，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和满意度。
（三）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
新兴服务贸易能促进大陆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避免传统服务贸易发展过多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和损耗，是今后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所趋。通过前面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析可知，虽然大陆的新兴服务贸易占比较低，但像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咨询、广告和宣传等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和台湾相关服务项目“同台竞技”。建议这些服务项目的企业敢于“走出去”，通过投资合作、合资或独资的方式到台湾设立企业，吸纳当地的劳动力，吸收台湾先进的管理经验，获取当地先进技术的溢出效益，为大陆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积攒实力。此外，《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对两岸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制定专门的承诺表，开放程度较高，对相互间进入的门槛和设立程序都提供了较多的便利政策，大陆金融业应该抓住这次发展机遇，将台湾金融业的挑战转化为提升自我的推动力，顺势提高大陆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大陆货物贸易总量提升、质量提高、竞争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